明朝立法

㈠ 明代立法思想包括

明代立法思想和法律形式 一：明初立法指导思想 二：明代的法律形式 一：明初立法指导思想 （一）刑乱国用重典 （二）明礼以导民 （三）法贵简当 刑乱国用重典的表现一：重典治吏（以重刑维护统治集团内部的纪律和统一）明太祖曾借胡党之狱，空印案，郭恒案，蓝玉案等重案大肆诛杀“谋反”官员，严惩腐化官吏。明初法制虽然号称恢复汉唐传统，却不曾恢复唐律中的“官当”制度，并且制颁了重惩贪赃官吏的《明大诰》 刑乱国用重典的表现二：重典治民（严厉镇压民间犯上作乱的行为）明太祖认为汉族人民在元朝统治时受到“胡俗”的污染，而且元末大乱，民风奸猾，所以要重典治理旧习污染，矫治民风。 二：明代的法律形式 二：令《大明令》 四：条例《问刑条例》 * 明初重典的原因 （1）明初的确处于乱世 （2）元亡殷鉴不远 （3）朱元璋生于贫贱，长于乱世，知民疾苦。 明代立法继承和发展了唐宋成就，法律体系更趋完善，其法律形式主要有律、令、诰、例、典、榜文等。其中律是主要法律形式，其他形式是律的补充。 一：律：《大明律》 《大明律》是明代的基本法典。定型后的《大明律》共有七篇三十门四百六十条。包括《名例律》《吏律》《户律》《礼律》《兵律》《刑律》《工律》。 意义：大明律的制定和颁布，扭转了明朝的法制混乱落后状况，重新回归了中华法系的立法统治。大明律无论是体例上还是内容上，都较唐宋律有所突破和发展。 《大明令》是唯一一部完整保存至今的中国古代令典，也是中国发展史上最后一部以令为名的法典。 三：大诰《明大诰》 《明大诰》是明初的重要法律规范，因其为御制圣书，故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其主要内容包括明太祖亲自审判、自认为有典型意义的案例，皇帝就重大案件的判决批示，钦定的特别刑事规定皇帝对臣民的特别训导告诫，等等。明大诰与明大律的最大不同主要在于《大诰》更加严厉的惩治贪赃官吏和害民强豪，把“重典治国”推向极致。 五：会典：《明会典》

㈡ 请教明朝法律制度~~~

一、历史概况
元朝末年，统治腐朽，经济崩溃，黄河决口，灾难连年。农民无法生存，掀起了大规模的反抗斗争。出生佃农的朱元璋率领的一支红巾军，不久在江南地区迅速崛起。朱元璋是濠州人，家道极为贫寒，从小给地主放牧牛羊，岁时旱蝗大饥，父母兄弟相继饿死，朱元璋无所依照，投奔寺庙当了云游和尚。当元军围剿义军，滥杀无辜，和尚也做不下去的时候，不得已，17岁那年，投奔郭子兴的农民起义军，他作战勇敢，富有才干，足智多谋,受到郭子兴的器重,被召为女婿。后来，这支起义军就由朱元璋领导。他善于用人，1368年，朱元璋以应天为京城，称皇帝，建立明朝，朱元璋就是明太祖。在重新统一封建国家之后，采取了奖励垦荒，减轻赋税，加强封建法制，整顿吏制等政策，使封建经济又呈现出暂时的复兴景象。为巩固明朝天下，明太祖把儿子分封到各地做藩王。藩王势力日益膨胀，封在北平的燕王朱棣势力尤其强大.明太祖死后,朱棣为争夺帝位与建文帝发生了“靖难之役”，1402年，朱棣夺取帝位，就是明成祖，1421年，从南京迁都到北京。明朝中期以后，皇帝经常不上朝，大权由宦官掌握。统治阶级内部斗争激烈，预示着明王朝的衰败。明朝末年，困苦不堪的百姓又遇到天灾。1628年，明末农民战争爆发。1644年，李自成进入北京，后被清军打败。明朝灭亡。

二、立法思想

明代统治阶级的立法指导思想，主要是掌握立法、司法、行政最高权力的皇帝和参与立法的大臣的立法观点。当然主要是朱元璋的思想，他不仅将大权集于一身，还以他个人的思想统一全国，立法思想与他的出身相关。他崇尚法家的君主专制主义、暴力镇压主义，主张急功近利，不择手段。他的法制思想其实是以法家为主，儒家为辅，以严刑酷法为主，德礼教化为辅，法儒结合，刑礼并用。这是中国法制思想史上的一大变化，适应了极端专制统治的需要。

1．立法因时制宜

明代的皇帝从朱元璋开始到明神宗，都主张法律要适应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根据社会治安的实际需要确定刑罚的轻重。朱元璋对皇位继承人太孙朱允炆所说“吾治乱世，刑不得不重；汝治平世，刑自当轻，所谓刑罚世轻世重也。”即虽然他本人把刑用重典作为一时的权宜，并要求子孙们适时而变，采用轻刑，但从总体趋势上看，随着专制政治的日趋腐朽、社会矛盾的不断激化，刑罚不断加重。朱元璋认为元朝的败亡，在于中央昏暗不明,软弱无力,各级官员作威作福，纲纪败坏，法纪无存。宋元以来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刺激，地主豪绅盘剥兼并，贪官污吏巧取豪夺，均达到疯狂局面，只有采用重刑，威慑臣民，才能巩固极端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统治。

2．立法必须礼律结合

朱元璋在洪武三十年颁行《大明律》时明确指出：“朕有天下，仿古为治，明礼以导民，定律以绳顽，刊著为令，行之已久。”明礼和定律相结合，从而治理天下，这是朱元璋一贯思想。他的继承者建文帝进一步宣传崇礼赦疑，礼重于刑的思想，其用意也是礼律结合，巧妙使用。这是从历代的经验教训中认识到的，独刑罚可以压服人，但不能使人心服，可以取一时之效，但并非长治久安之策。就是说，刑事镇压和德礼教化双管齐下，缺一不可。

三、明朝的立法

1．《大明律》

是朱元璋亲自主持制定的明朝正式法典。从起草、修改到颁布，共历时三十余年。说明朱元璋十分重视封建法制建设，他不仅把个人的意志上升为全国的法律，而且使其定型化、永久化。明太祖命令子孙代代遵守，“群臣稍议更改，即坐以变乱祖制之罪。”《大明律》于是成为明最重要的法典,也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具有代表性的律典，共三十卷，7篇，460条。后世的法律学者评议说《大明律》比唐代的《永徽律》更为复杂，又新设许多篇目，虽说条数减少，而内容体裁非常精密，很有科学的律学的楷模。后来的《大清律》也都是大部分沿袭这部更定的《大明律》，是极端专制主义统治在立法上的体现。

2．《明大诰》

朱元璋亲自编辑的四篇：《大诰一篇》、《大诰续篇》、《大诰三篇》、《大诰武臣》，是由案例、峻令和朱元璋的训斥等组成的。其中主要是有关严惩官民过犯的案例汇编和带有特别法性质的重刑法令。由于《大诰》是御制圣书，故具有最高法律效力。

朱元璋还以权力为后盾，采用各种各样的宣传手段对大诰进行强制性的宣传普及。他要求家家户户都要有《大诰》，如果有，犯笞杖徒流则减等处刑；若没有，则加重处刑。并命令各类学校讲授大诰，科举考试考 《大诰》 ，命乡民集会宣讲大诰。结果全国上下购买大诰，讲读成风。有十九万的宣传队伍。

3．编例

明朝的例又称条例，是皇帝就某一具体案件的判决所下的诏令，因而具有较强的针对性、灵活性和最高的法律效力。例弥补常法的不足，防止法外遗奸。但总体而言，因为例是君主因人因事随时作出的判决，它往往是君主意志随意性的体现，因此汇编的例也不能保障法的健康发展。它不仅能补律，也能破律、代律,使律成具文,而且数量太多，导致“人不知律”。可见，统治者的意志变化，不能不破坏法的统一。

4．明会典

它是行政法规。取材于官藏档案史册，内容广博，记述详备，可称得上明朝行政法规全书。体例上，与《唐六典》有相同之处，它采取官统其事、事归于职的编制方法，即以官职分卷，卷下记载有关的律令、事例。但《明会典》以六部为纲，在六部中分司科，司科下标明种种条目，这是与《唐六典》不同的地方，说明它更适应了明朝绝对专制主义统治的需要。

㈢ 明朝颁布了哪两部法律

一、《大明律》 ，是朱元璋亲自主持制定的明朝正式法典，是明朝最重要的内法典,也是我国封建社会容后期具有代表性的律典，共三十卷，7篇，460条。
二、《明大诰》 ，由案例、峻令和朱元璋的训斥等组成的，其中主要是有关严惩官民过犯的案例汇编和带有特别法性质的重刑法令，为御制圣书，故具有最高法律效力。

㈣ 明朝时期的主要立法活动及评析

明朝处于我国封建社会的后期，为了维持政治、经济不遭受严重的破坏，君主专制统治更加强化，并发展到极端化的程序。这一时期的立法指导思想是开国皇帝朱元璋确立的，对整个明朝的立法活动都有深刻的影响。
一是重典治乱世。具体体现在重典治吏和重典治民两方面。朱元璋认为，国家的稳定，首先取决于封建国家能否实行对于各级官吏的有效管理。他试图通过重典治吏，来达到更好的治民、治国，强化中央集权。
二是礼刑并用。朱元璋也从历史中意识到，一味强调镇压，仅靠严刑峻法，虽可以取得一时之效，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主张礼法并用，将礼的预防犯罪的职能同法的镇压的职能有机地结合起来。既坚持严刑酷法，又强调德礼教化，儒法结合，礼刑并用。
三是加强法制宣传。朱元璋将立法与法制宣传结合起来，要求老百姓知晓法律是如何规定的，用实际案例来教育老百姓。

㈤ 《大明律》与明朝的主要立法有哪些

（一）《大明律》

明太祖朱元璋是一个非常重视立法的君主，他总结前朝历史经验，本着“法贵简当，使人易晓”的原则制定法令，早在吴元年冬十月平定武昌以后，即命人制定基本律令，这是明朝立法的开端。律文按唐律取舍编订，依《元典章》体例按六部顺序编定，为以后的《大明律》奠定了基础。此后，经过洪武六年、洪武二十二年重新修订，不断损益，基本完成了《大明律》的体例。至洪武三十年，最后完成《大明律》的编撰工作，并颁行全国。

《大明律》共三十卷四百六十条，体系结构与唐律稍有不同，即将唐律的十二篇合为七篇，以名例律冠于篇首。具体篇目为：名例律、吏律、户律、礼律、兵律、刑律、工律。五刑之外，流徒增加充军，死刑增加凌迟。十恶、八议之外，又增加六种贪墨赃：监守盗、常人盗、窃盗、枉法、不枉法、坐赃。

从明律的篇章内容看，其脱胎于唐律，但又不同唐律，总结了唐宋以来特别是明初三十年间的封建统治与司法镇压经验，增加和充实了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内容，有人评价，《大明律》的精神严于宋，条文简于唐。

（二）《明大诰》

明初，太祖在制订大明律的同时，还于洪武十八年至二十年之间，采辑案例，连续编制了四编《大诰》。朱元璋编制大诰，主要是为了进行法制宣传，用严惩官民犯罪的具体案例，树立善恶、祸福的标准，使人“趋吉避凶”，以预防和减少犯罪，从而达到巩固封建统治的目的。

《明大诰》共四编，即《大诰一编》、《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和《大诰武臣》，共二百三十六条。从其内容上看，基本都是用严刑峻法惩治官民犯罪的案例汇编，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惩治贪官污吏的。从这些案例中可以看出《明大诏》的特点：一是法律以皇帝意志为转移，法外用刑，轻罪重判。由于明朝君主专制制度的高度发展，皇帝的个人意志超出于法律之上。朱元璋统治时期，仕意更改法律，断罪判刑完全以个人的好恶为转移。四编大诰中所列举的许多案例，用大明律来衡量，绝大部分都是属于轻罪重判的，还有一些是无罪错判、更有甚者，还有一些行为根本不构成犯罪，只是因为不合朱元璋的心意或被认为侵犯了他的权威，也被判以重刑。这说明《明大诰》的内容比明律更加严酷；二是《明大诰》重点打击贪官豪强，其内容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惩治贪官污吏和豪强作恶的案例。如《大诰续编》共八十七条，属于这两类案件有七十条左右。朱元璋之所以打击贪官与豪强，固有其改善吏治，缓和阶级矛盾，减轻人民负担的作用。但从根本上来看，还在于维护地主阶级的长远统治。

朱元璋对自己所编制的四编大诰非常重视，竟采用法律手段在民间强制推行。要求每户一本，命令各级学校讲授大诰，科举要考试大诰内容，一时间天下讲读大诰成风。所以大浩的制定与宣传，对于保证封建法律的实行，确实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朱元璋死后，四编大诰就逐渐被他的臣民所遗忘，这说明单靠政权强制力量而推行的“御制圣书”，终究要被人民所遗弃。

（三）明例

明朝的例是作为判案根据的判例或事例。明朝判决案件除以明律及大诰为根据外，仍然采用唐宋以来以例断案的传统。以例断案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法外遗奸”，因而例的作用在于补律之不足，“律者万世之常法，例者一时之旨意”，这是律与例的基本区别。

由于例是皇帝对某一具体案例如何判决的诏令，因而经年日久历朝积累的例便不断地增加，并且逐渐由具体案例演变成为通行的条例。至孝宗弘治十三年，仅问刑条例经久可行者，就有二百九十七条。万历年间编辑嘉靖三十四年以后诏令及宗藩军政条例、捕盗条格、漕运议单与刑名相关者，律为正文，例为附注，共三百八十二条。到了明代末年，例的数目几乎与律相等，结果“人不依律，妄意律举大纲，不足以尽情伪之变，理因律起例，因例生例，例愈纷而弊愈无穷”。对于律，则“因循日久，视为具文”了”。

例的盛行，对于封建法律制度来说，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以例代律或以例破律的结果，使得奸吏因缘为市，任意出入人罪。这也是明朝冤狱泛滥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大明会典》

明代的主要立法，除了《大明律》与《明大诰》之外，还仿照《唐六典》的体例编制了《大明会典》。《大明会典》于明英宗正统年间开始修纂，至孝宗弘治十五年成书。《大明会典》的编纂完成，是明代行政立法的重要成果。

明洪武十三年废除中书省以后，行政管理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为了调整日益复杂化的行政关系，统治者注意用法律的形式确认新体制。明英宗以前，曾颁布过《功臣死罪减禄例》、《王府禁例六条》、《宗藩军政条例》等行政性法规。《大明会典》仿效《唐六典》的体例，全书以六部官制为纲，按宗人府六部、都察院、六科、各寺、府、监、司的次序，分述各行政机关的职权和事例，是规定国家机关活动规则的行政性法典。明代以《会典》为行政立法的总汇，辅以单行的例，形成了颇具规模的行政法律体系。

㈥ 明初的立法指导思想是什么

自称“淮右布衣”、“起自寒微”的明太祖朱元璋，以元代灭亡为鉴，十分注意总结历代的统治经验，对封建法律制度的建设非常重视。他总结元朝失败的原因，在于“朝廷暗弱，威福下移”，因而纲纪废弛，官吏放纵，激化阶级矛盾，更激发了农民大起义。所以朱元璋极力主张“立国之初，当先正纲纪”，用重典惩治“奸顽”，使大权归于朝廷，用法律手段来维护极端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所以明朝建立以后，在立法上确立“刑乱国用重典”的指导思想。

（一）重典治国，明确重刑主义

正由于以朱元璋为首的明初统治者立法的指导思想，主要是“刑乱国用重典”，所以在编制大明律时，朱元璋虽然表示同意丞相李善长等人的建议“今制宜遵唐旧”，但实际上是用重刑思想来指导他们的立法工作。《明史·刑法志》说：“‘始，太祖惩元纵驰之后，刑用重典。’”在重刑思想指导下制定的大明律，其所规定的刑罚在许多地方都比唐律要严刻得多，而且在实践中还经常“法外用刑”，造成了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明时大臣常因小过而招致杀身之祸，结果弄得“时京宫每旦入朝，必与妻子诀，及幕无事，则相庆以为又活一日”。朱元璋对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用刑尚如此严厉，其对人民镇压的残酷，就可想而知了。

明初的统治者为什么要采用重刑思想呢？明太祖在《大明律序》中说：“出五刑酷法以治之，欲民畏而不论”，统治者企图用恐怖屠杀来镇压人民的反抗，以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明太祖晚年曾为其重刑原则进行辩护，认为明初采用重刑是一时的权宜之计，是治乱世不得不采取的措施，而非永久性的原则，如治平世，刑罚自然应当轻缓。实际上，明太祖的重刑思想在明朝的立法和司法活动中是贯彻始终的。大明律制定以后，各朝皇帝根据阶级斗争的需要采用颁发皇帝诏令的办法作过某些变通，但基本原则与精神实质并无更改。

（二）“明礼以导民”，强调礼义教化的作用

明初虽然采用重典来镇压被压迫者的反抗，但并不放弃礼义教化的欺骗手段。在颁布大明律时，朱元璋明确指出“仿古为治，明礼以导民，定律以绳顽”。这就是说，对一般人民用儒家的礼义来教化，使之放弃反抗斗争，自觉地遵守封建社会秩序。对不听教化而决意反抗的“顽民”，则用法律强制手段来镇压，以消除对封建政权的威胁。统治者认识到专用刑罚只能取得一时的社会稳定，教化才能达到长治永安。为体现这一思想，《大明律》卷首增列“八礼图”和“五刑图”，律文中规定了“存留养亲”、“同居相隐”等体现礼法结合原则的内容。

基于上述认识，明初统治者根据阶级斗争的发展，巧妙地运用礼义与刑罚这两个统治工具，把教化与镇压结合起来。具体到法律规定上，则表现为：明律一方面加重了对直接触犯封建统治行为的镇压，另一方面减轻了对非直接触犯封建统治行为的刑罚。例如，闻父母丧匿不举哀，唐律流二千里，明律减为杖六十，徒一年。大明律的“轻其所轻，重其所重”的办法，自然是以封建统治阶级的阶级利益为转移的，这表明了封建统治与刑事镇压经验的充分积累。

㈦ 明朝有哪些法律典章

明朝的立法

1．《大明律》

是朱元璋亲自主持制定的明朝正式法典。从起草、修改到颁布，共历时三十余年。说明朱元璋十分重视封建法制建设，他不仅把个人的意志上升为全国的法律，而且使其定型化、永久化。明太祖命令子孙代代遵守，“群臣稍议更改，即坐以变乱祖制之罪。”《大明律》于是成为明最重要的法典,也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具有代表性的律典，共三十卷，7篇，460条。后世的法律学者评议说《大明律》比唐代的《永徽律》更为复杂，又新设许多篇目，虽说条数减少，而内容体裁非常精密，很有科学的律学的楷模。后来的《大清律》也都是大部分沿袭这部更定的《大明律》，是极端专制主义统治在立法上的体现。

2．《明大诰》

朱元璋亲自编辑的四篇：《大诰一篇》、《大诰续篇》、《大诰三篇》、《大诰武臣》，是由案例、峻令和朱元璋的训斥等组成的。其中主要是有关严惩官民过犯的案例汇编和带有特别法性质的重刑法令。由于《大诰》是御制圣书，故具有最高法律效力。

朱元璋还以权力为后盾，采用各种各样的宣传手段对大诰进行强制性的宣传普及。他要求家家户户都要有《大诰》，如果有，犯笞杖徒流则减等处刑；若没有，则加重处刑。并命令各类学校讲授大诰，科举考试考 《大诰》 ，命乡民集会宣讲大诰。结果全国上下购买大诰，讲读成风。有十九万的宣传队伍。

3．编例

明朝的例又称条例，是皇帝就某一具体案件的判决所下的诏令，因而具有较强的针对性、灵活性和最高的法律效力。例弥补常法的不足，防止法外遗奸。但总体而言，因为例是君主因人因事随时作出的判决，它往往是君主意志随意性的体现，因此汇编的例也不能保障法的健康发展。它不仅能补律，也能破律、代律,使律成具文,而且数量太多，导致“人不知律”。可见，统治者的意志变化，不能不破坏法的统一。

4．明会典

它是行政法规。取材于官藏档案史册，内容广博，记述详备，可称得上明朝行政法规全书。体例上，与《唐六典》有相同之处，它采取官统其事、事归于职的编制方法，即以官职分卷，卷下记载有关的律令、事例。但《明会典》以六部为纲，在六部中分司科，司科下标明种种条目，这是与《唐六典》不同的地方，说明它更适应了明朝绝对专制主义统治的需要。

㈧ 明朝主要的民事法律规范有哪些

（一）所有权的规定

明朝从保护君主专制所赖以发展的经济基础出发，保护官僚、贵族、地主的土地所有权。从宋元以来，土地国有制打破，土地自由买卖，也不再实行均田制，所以明律废除了唐律以来的“占田过限”的条款。这是封建社会后期地主经济发展的结果，但也致使明代的土地兼并更加严重。目洪武至孝宗一百四十年间，自耕农士地亩数减少一半。

明初，通过核实田亩编造“黄册”和“鱼鳞册”，确认了各种形式的上地所有权。明律禁止盗种、强种土地，以此保护土地的所有权。不论官田还是民田，都在保护范围之内。“凡盗种他人田者，一亩以下答三十，每亩加一等，罪止杖八十。荒田，减一等，强者，各加一等。系官者，又各加二等。花利归官、主”。另外，明律规定，盗卖、换易、冒认及侵犯他人田宅者，分别答五十至徒二年。为保护土地、房屋交易的合法性，以及双方的权利，又规定，典卖四宅应税契，不税契者，分别笞杖，罚没一半价钱人官。

明律有关土地所有权的法律规定，比唐律明显要宽得多。

（二）婚姻家庭制度

明律关于婚姻方面的法律规定，基本沿袭唐宋旧律。如父母的婚姻决定权，婚姻缔结的要件，离婚条件的“七出”等。但明律所确认的婚姻家庭制度，也基于时代的演进而有所发展。

其一，定婚时，有“残疾老幼、庶出、过房乞养者”，要明确告知，然后再立婚书，依礼聘嫁。

第二，府州县长官不得于任内娶所辖地区民女为妻、妾。

第三，不得收留在逃女囚为妻妾，否则治罪。

第四，不得强占良家妻女为妻妾，如强夺、奸占、或卖与他人为妻均处重刑。

明律在继承方面强调嫡长子继承制，立嫡违法者，杖八十。对财产的继承，不论嫡庶，诸子平分。只有对户绝财产，才由所生亲女承受。寡妻无子守志者，继承属于亡夫份额。明继承法较前朝详密，反映了封建社会后期，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所带来的财产关系上的复杂性。

四、明朝主要的经济法律规范有哪些？

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安生养息”，恢复和发展生产，采取了一系列重要的经济措施，如严禁略卖良民为奴，解放劳动力；招诱流亡，移民开荒；兴修水利，疏通河道；实行屯田；开发边疆等等，由于得到法律的强制保证，这些措施推行得比较顺利，封建经济也因此得到了显著的发展。与此相应，明代的商品经济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制订了许多相关立法，以加强对经济关系的法律调整。富有特色的如下：

（一）工商禁榷制度

明朝继承前代传统，对盐、茶采取买卖控制原则，《大明律》中规定有明确的《盐法》、《茶法》。

盐法的基本内容是：国家统销，须专卖许可贩售，严禁私盐，不但禁私煎（制）、私贩，买者亦有罪，罪止杖一百。特别注意惩办监临官吏等参与破坏盐法的行为。

明中叶后制定的禁私茶的条例、比照私盐条例处理。

（二）金融税收制度

明律中专列有“钱法”和“钞法”，以保证货币正常流通。

明政府为了增加国库的收入，对投入流通的产品都依法征税，并对匿税者规定了刑事责任。明律中还对外贸往来的税收有明确的“十税一”的规定，这表明了维护国家税主权的严正立场。

此外，明律对借贷、买卖及市场管理都有具体规定，并且大体内容与唐律基本相同。

明朝的经济立法，反映了统治者力图运用法律调整手工业和商业的意愿，这对于明初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明初经济立法的指导思想，是为中央集权制度造就雄厚的物质基础，具体表现为削弱和打击足以构成地方割据势力的经济力量，同时也贯彻了传统的重农抑商的政策，使商人不可能形成举足轻重的社会政治力量。在明朝的经济立法中，还经常以刑罚的手段处理违反经济法规的行为，这也反映了中国封建专制时代的法制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