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立法权力边界

1. 当前要完善什么的立法工作格局

完善党委领导、人大主导、政府依托、各方参与的立法工作格局，立改废释并举，不断提高立法质量和效率；强调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重要领域立法，加快我国法域外适用的法律体系建设，以良法保障善治。

这是我们党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目标出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的新的历史起点上对立法工作提出的新要求，对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加快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发挥立法在全面依法治国中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完善人大在立法中的主导作用的体制机制

立法是宪法赋予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一项重要职权。应把人大在立法中的主导作用机制化、程序化，体现在法律法规的立项、起草、审议、修改、表决等各个环节。

起草综合性、全局性、基础性等重要法律草案，由全国人大相关专门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组织有关部门参与，并形成常态化制度。

依法建立健全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立法专家顾问制度。明确立法权力边界，从体制机制和工作程序上有效防止将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法律化。加强法律解释工作，及时明确法律规定含义和适用法律依据。明确地方立法权限和范围，依法赋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

2. 依法行使权力的法律界限是什么

1、国家权力限度的第一条基本原则；即国家权力只限于法律明确赋予的范围，法律无明确规定的权力，国家机关不得行使。
2、国家权力限度的第二条原则，即实质性原则国家权力的行使不得违背人民的意志和利益。
因此，国家的权力必须由法律来规定，而法律必须由人民来制定！从理论上讲，我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的权力机关，一切重要的法律，包括宪法，必须由其制定或修改。
国家对公民的权力限度
任何称为民主的国家都承认国家权力来自该社会成员，即由人民赋予的。人民把权力赋予国家的最基本的方式是人民通过选出的代表机关进行立法，用法律确定国家机关的职权，使国家权力取得合法性。据此，可以得出确立国家权力限度的第一条基本原则；即国家权力只限于法律明确赋予的范围，法律无明确规定的权力，国家机关不得行使。
鉴于国家权力来自人民这一原理，国家只能行使法律明确赋予的权力，而不能行使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给它的权力；法律没有明确赋予给国家的权力，原则上由人民保留。与此相反，公民不得行使法律明文禁止的权利；凡法律未加明文禁止的，原则上公民都有权利行使。根据这一原则，产生两个不同的违法概念：对国家机关来说，违法则是指做了法律没有明确授权给它做的事，而对公民来说，违法是指做了法律明文禁止做的事。
坚持国家只能行使法律赋予的职权和法律明文禁止之外的权力属于人民，是现代民主制度的一条重要原则，也是建立法制社会的基本出发点。坚持这一原则，尽管存在国家权力缺乏灵活性和公民有滥用权利的危险，但正是这点促使人们去完善法制——通过旧家机关的立法，把国家机关的职权规定得更完备；通过对公民权利的立法，尽量禁止那些不应当由公民行使的权利。
然而，那些推定为公民自由支配的权利，有些也可能会造成危害社会的后果。对此法制国家都有一条 重要原则：“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公民犯罪行为唯有根据事先明确公布的法律才能认定。要打击法无规定的新的危害社会行为，只有通过新的立法。但这同时还要接受另一条法制原则的限制：“法不溯及既往”。新法律不能追溯立法前危害社会的行为。确立上述法制原则，显然以一定的社会牺牲为代价，但也是权衡利弊的结果。因为，人们害怕司法机关滥用权力（掌握法律无明文规定可随意治人之罪的权力） 远远胜过害怕公民个人滥用权利。
有一种流行的错误观念是，公民的权利只是法律明确规定的权利，除此以外的权利公民是不能行使的。据此，有人常常指责公民行使宪法以外，但并没有其他法律禁止的权利为非法。他们不懂得，宪法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决不意味着公民只能享有这些权利，而仅意味着这些权利如此重要，它涉及到公民的生命 、财产、自由和安全，以至需要国家特别加以保护。除此以外的权利，只要法无禁止，公民也可以行使，只是国家没有保障义务。上述错误观念的实质，就是国家权力本位思想，认为公民的权利都源于国家。显然这种观点与权利属于人民的民主原则相悖。
根据确立国家权力限度的第一条原则——或称法定权限原则，只能从形式上判断国家机关的行为是否越权、违法，即看它行使的权力是否有法律根据。仅有这一原则是不够的。因为有些行为，国家机关虽然也依法采取，但它却可能损害公民利益。因此，就需要提出确定国家权力限度的第二条原则，即实质性原则国家权力的行使不得违背人民的意志和利益。立法机关不得制定有损于人民利益的法律，政府机关及其官员不得做有悖于人民利益的事，国家权力运用的唯一目的是人民的福利。
判断国家权力的运用是否有悖于人民利益的最简单的方法，是看国家的法律和政府官员行为是否符合宪法原则精神。宪法是人民意志和利益的集中表现。为了判断法律和行为是否符合宪法，产生了现代宪法监督制度。其次看法律、政策和政府行为是否得到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如果人民通过某种方式对法律、政策和行为表示不满或反对，则说明国家权力的运用不符合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国家机关就没有理由去行使这些权力。
确定国家权力限度还有一些其它原则，如权力行使的法定方式和程序原则；不得随意放弃或转让权力原则等等，但最主要的原则是上述两项。

3. 如何发挥人大在立法中的主导作用 推动科学立法民主

一、要注重发挥人大在立法选项中的主导作用
法律法规立项工作是体现人大立法主导作用的关键，是立法主导性的第一道关口；制定立法规划，选择确定好立法项目，决定着地方立法的价值取向，关系着立法工作的成败得失。一般法规立项要经过立法预测、立法征集、调查研究、分析比较和科学论证。在立法选项阶段，地方人大一定要牢牢把握主动权，不断健全立法项目公开征集制度，坚持立法公开、开门立法。首先要通过各种媒体，向社会广泛征求立法项目，积极引导公众提出立法项目，广纳民声民意，克服以往那种以行政部门申报为主、受制于行政部门立法积极性的不良现象。其次立法选项要体现人民意志。立法选项涉及具体应该立什么法？需要立什么法？要根据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的需求，按照轻重缓急、成熟与否的原则进行逐项论证。应注意坚持问题导向，从服从服务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考量、且急需解决的事项中选取立法项目，而对那些涉及有关行政执法方面的立法项目、或一些立法条件不成熟、条件不具备、需要不迫切的问题，坚持能不立就不立，能缓立的就缓立，要加强重点领域立法，把保障公民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保障公民人身权、财产权、基本政治权利，保障公民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权利作为立法重点，实现公民权利保障法治化。再次要做好立法项目的统筹协调，做好立法选项的审查工作。一方面应积极探索立法协商的方式、方法和途径，建立健全立法决策咨询制度，加强人大及其常委会与政府的整体协调，通过召开立法征集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充分听取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对初选立法议题进行逐一筛选，从而使立法选项既能充分反映民意，又能体现各方利益平衡；另一方面立法计划编制要注重长远规划和年度计划相结合，长远规划要进行预测和顶层设计，注重前瞻性、战略性，注重法律法规体系的科学性和完整性。年度计划要以问题为导向，注重解决社会生活中的实际问题，防止受部门提议立法权的诱导，努力改变“政府提什么，人大立什么”的传统惯例，从而为立法决策更加充分体现各方面、各领域对立法引领和推动作用的呼声和期盼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要注重发挥人大在立法起草中的主导作用
立法的起草工作直接关系到法律的质量，也决定着立法工作的成败。因此，立法计划由谁来编制? 法规草案由谁来起草?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立法的质量和水平。目前，关键是加强人大的主导作用，明确立法权力边界，切实改变过去那种法律法规草案文本由政府部门起草、再提交人大审查，向社会征求意见提请人大审议通过的错误做法，从体制机制和工作程序上有效防止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法律化。地方人大在具体的立法实践中，不能当“甩手掌柜”，要敢于勇于挑起立法计划编制和主导法规草案起草的重担，推进立法主体多元化，一些立法事项，既可以聘请相关法律顾问、由人大专门委员会或常委会相关工作机构负责起草法规草案，也可以委托大专院校、专家学者、社会团体、科研机构或者公民起草，还可委托市辖区（县、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广泛征集民意、认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地方性法规草案的建议稿。对综合性、全局性、基础性等重要法律草案，应当成立由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关专门（工作）委员会牵头、政府法制办和有关部门、人大代表及专家学者共同组成的专项立法起草小组，积极探索立法机关主导、社会各方有序参与的立法途径和方式，拓宽公民有序参与立法途径，充分汲取各方智慧，广泛凝聚社会共识；对部门间争议较大的重要立法事项，由决策机关引入第三方评估，通过座谈、咨询和分析论证，并将法规规章草案向社会公开，充分听取各方意见，最后协调决定。同时要建立健全法律法规集中起草制度，积极探索开放式、多元性的起草机制，建立健全立法专家顾问制度、征求人大代表意见制度、向下级人大征询立法意见机制、社会公众沟通机制，发挥好人大在立法起草过程中的统筹协调作用。
三、要注重发挥人大在立法审议中的主导作用
立法审议是立法的重要环节，法律法规草案的审议工作也是立法工作的最后一道关口，必须精雕细琢，细之又细,充分发挥常委会组成人员、人大代表的作用。首先，要严格遵守立法程序，依法行使立法权。立法审议法规草案是一项政治性、法律性、程序性很强的工作，决不能简单省事走过场，必须严格按照法定的立法程序进行。提交人大审议的法规草案应有提案人、依法向本级人大提出法规案，先由专门委员会对法规草案进行审查，并向大会作出说明；列入大会议程的法规案印发会议，由人大及其常委会组织进行讨论，提出修改意见，法规案在审议中有重大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可授权常委会相关机构根据代表的意见做出修改，提请下一次会议进一步审议；对法规草案涉及的一些重要问题意见分岐较大、争执不下时，可暂缓审议。这里需要说明和强调的是审议法规案，应尽量采用“二审三表决”（即经过两次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后不提交第二次会议表决，在召开第三次人大常委会会议时不再进行审议，直接提交第三次会议表决）或“三审”（即经过三次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后提交第三次会议表决）的审议模式。目前最常用的“二审”（即经过二次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后提交第二次会议表决）方式，普遍存在以下缺憾：草案在第二次会议期间审议提出来的许多意见，由于马上要提交表决，时间紧迫，人大法制机构来不及仔细推敲，难于充分研究吸收。“二审三表决”的审议方式可以充分利用第二次和第三次人大常委会会议间隔的两个月时间，解决以上缺憾。其次要保证充分的审议时间，充分汲取各方智慧。一方面，要克服直到人大常委会会议召开前一天才拿到法律法规草案的现象，敦促有关议案提前提交并送到审议者--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和有关人大代表手上，让他们有足够的时间进行审议前的研究、分析和论证，这是决定草案审议工作质量的前提。另一方面，在人大常委会会议期间，审议时间也要给足，让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有充足的时间逐条甚至逐句审议草案条文，同时也给人大法制机构留足时间研究吸收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在审议中提出的修改意见。对立法中的重大问题和分歧意见，需要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把握好各方利益诉求，平衡好各种利益关系，防止部门利益法制化，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第三，要明确各审次的审议重心，提高表决程序科学性和民主化水平。一审着重审议草案的体例、框架、结构和重点、焦点问题。二审要对草案的条文进行逐条逐句审议；三审重点看吸纳公众意见进行立法修改情况。同时应探索法规草案条文单独表决机制，对经过修改后仍有重大分歧的个别条款，先实行单独表决，然后才进行整体表决，从而真实反映审议者的意见。对涉及面广、综合性强，事关区域改革发展稳定和人民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作出规定的法规草案，建议事先进行立法评估，进行科学论证分析，提请人代会审议通过，发挥好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功能作用，从而使地方立法上合国家法律政策规定，下合人民群众的心愿和要求，真正实现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精准立法，推动全面实施依法治国的进程。

4. 行使法律权利的界限是什么

权利和义务都有明确的界限。权利和义务所体现的利益以及为追求这 种利益而采取的行动，是被限制在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和社会普遍利益之中的，是 受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社会文化发展水平所制约的，即以社会承受能力为限度的。 权利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超越社会经济结构以及由它决定的其他制度所产生的制 约。权利义务界限确定得适当，符合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提供的可能，可以带来社 会的稳定和发展；反之，就会引发政治上的动荡、迟滞甚至破坏社会的发展。权利 和义务的界限可从两方面观之。一方面是指立法时的界限，即哪些权利应当有，哪 些权利不应有，哪些权利能够有，哪些权利不能有。另一方面，权利界限是指权利 被法概括出来之后在现实生活中运行的界限，即权利在什么时间、在什么范围内、 对什么人能够实现的界限，即法律上的保护力在多大程度上与人的价值相统一的界 限。首先，权利具有时间性。一些权利可供人终生享有，而有些权利却只是一时的。其次，权利具有空间性。有些权利的空间是固定的或绝对的，而有些权利的空 间是不固定或相对的。最后，权利具有对人性。权利对人的范围一般应分为普通对 人范围和特殊对人范围两种界限。普通范围又称一般范围，它是指向所有人的范 围，具有对世性。特殊范围是指向特定人的范围，即权利的效力表现在只有特定的 人才承认的义务上，这个范围是极其有限的。权利的对人界限主要是相对权的界

5. 如何完善立法体制

（一）发挥人大在立法中的主导作用
立法是宪法赋予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一项重要职权。在党的领导下，发挥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中的主导作用，是新形势下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的应有之义。立法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工作，人大的主导作用应当体现在法律法规的立项、起草、审议、修改、表决等各个环节。《决定》要求，健全有立法权的人大主导立法工作的体制机制，发挥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一是，通过每届任期的立法规划、年度立法计划，加强对立法工作的统筹安排。人大常委会在编制立法规划和立法工作计划时，应当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着力通过立法推动落实党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加强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要领域立法，广泛征求意见，科学论证评估，对各方面提出的立法需求进行通盘考虑、总体设计，增强立法的针对性、及时性和系统性。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工作机构应当积极督促、推动有关方面落实立法规划和年度立法工作计划。二是，加强和改进法律起草机制。《决定》指出，对涉及综合性、全局性、基础性等重要法律草案的起草，由全国人大相关专门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组织有关部门参与起草，并建立相应的机制。探索和逐步形成立法机关主导，有关部门参加，专家学者、企事业单位、人大代表和人民群众共同参与起草法律法规草案的工作机制，有利于使各方面的意见和关切得到充分表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广泛凝聚社会共识，防止部门利益，也有利于加快立法进度、提高立法质量。同时，由有关部门起草的法律草案，全国人大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常委会工作机构可以提前参与法律草案的起草工作。对专业性较强的法律，还可以探索委托有关专业单位研究提出方案。三是，努力建设一支适应新形势新要求的立法工作队伍。《决定》对建设高素质法治专门队伍，包括立法工作队伍建设提出了要求。立法是一项政治性、实践性、专业性都很强的工作，高素质的立法工作队伍是党领导人民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力量。面临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要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战略高度，切实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下大气力在思想政治素质、业务工作能力、职业道德水准等方面加强立法工作队伍建设，完善立法工作人才选拔任用、激励保障等机制，积极推进干部交流，为优秀立法工作人才脱颖而出创造有利制度环境。
《决定》提出，增加有法治实践经验的专职常委比例。这是加强人大及其常委会履职能力建设的重要组织举措，也是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的客观要求。《决定》还提出，依法建立健全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立法专家顾问制度。这也是加强立法队伍建设、增强立法能力的重要措施，全国人大组织法对此作了专门规定，第六届、第七届和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曾任命了若干专门委员会的顾问，对专门委员会更好地履行职责发挥了重要作用。发挥人大在立法中的作用，还要增加代表大会审议法律案的次数，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职能，要创新和完善各级人大代表参与立法工作的机制，充分发挥人大代表在立法中的作用。
（二）加强和改进政府立法制度建设
一是，完善行政法规、规章制定程序，完善公民参与政府立法机制。行政法规、规章是保证法律正确实施的重要方面。我国立法法对制定行政法规和规章的权限和程序作了原则性规定，国务院制定了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和规章制定程序条例。要按照《决定》要求，不断完善有关程序。要完善公众参与政府立法的制度和机制，增强政府立法的公开性、透明性，行政法规和规章草案一般要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并以适当方式反馈意见采纳情况。加强政府法制机构在政府立法中的主导和协调作用，涉及重大意见分歧、达不成一致意见的，要及时报请本级人民政府决定。积极探索开展政府立法成本效益分析、社会风险评估、实施情况后评估工作。二是，建立由专门的法制机构组织起草法律法规的工作机制。《决定》提出，重要行政管理法律法规由政府法制机构组织起草。起草过程中，应当把握和处理好权力与权利、权力与责任的关系，既要注意赋予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的必要的权力和手段，又要明晰法定责任，防止部门争权推责，加强对行政权力的规范、制约和监督，促使行政机关依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正确行使权力，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不受非法侵害。
（三）明确立法权力边界，从体制机制和工作程序上防止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法律化
为了防止立法工作中存在的部门利益法制化、地方保护法律化的问题，《决定》提出要明确立法权力边界。法律法规以及规章的起草制定，要严格依照立法法规定的立法原则和立法权限进行，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科学合理地规定国家机关的权力和责任。下一步，还要通过立法法的修改。进一步明确不同立法主体的立法权限。国务院部门制定规章，没有法律、行政法规依据，不得增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义务，不得扩大本部门的权力、减少本部门的法定职责；还要完善授权立法制度，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授权决定应当明确授权的目的、事项、范围、期限、被授权机关实施授权决定的方式和应当遵循的原则。
（四）完善立法协调沟通机制
立法涉及权利利益关系的调整，立法过程也是不同利益群体间的博弈过程，不同部门、行业、群体都会以不同方式参与和影响立法。因此，必须加强立法协调沟通，理顺各部门、各工作环节之间的关系，及时解决立法中的重大分歧。在法律的立项、起草和审议的各环节，起草单位和立法机关要广泛听取并认真研究各方面的意见。对于立法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和部门间分歧意见较大的重要立法事项，牵头起草单位要在深人研究、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加强与有关方面的协商沟通，共同研究解决，努力取得共识；必要时，由决策机关邀请有关专家或者委托社会机构对有关问题进行第三方评估，也可以对一些有重大分歧意见的问题，提出若干解决方案，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后及时作出决定，不能为部门之间的分歧所掣肘而久拖不决。
（五）加强法律解释工作
《决定》要求，加强法律解释工作，及时明确法律规定含义和适用法律依据。解释法律是宪法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重要职权，也是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保证法律有效实施的重要内容。制定、修改、解释、废止法律，是立法机关行使立法权的不同形式。法律解释具有针对性强、反应及时、便于操作的特点，可以根据改革要求和法律实施的实际情况，及时对法律规定的含义和适用予以明确，保证重大改革依法有序进行。例如，2014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司法实践中的情况和改革的需要，通过了关于刑法、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的7个法律解释，对有关法律适用问题予以明确。法律解释出台后，各方面普遍给予好评，取得了良好的法律和社会效果。
（六）明确地方立法权限和范围
立法权限划分是立法体制的核心内容。对立法权限进行划分，明确立法权力边界，目的是为了科学合理地确定立法事项的范围及不同归属，明确各立法主体在立法体制中的地位及相互关系，以及各自制定的法律文件的效力等级。我国宪法、地方组织法和立法法规定，有关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具体包括：为执行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需要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作出具体规定的事项；属于地方事务需要制定地方性法规的事项；国家专属立法权之外的事项，在法律、行政法规尚未制定的情况下，可以先行制定地方性法规。同时，我国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和行政强制法对地方立法的相关设定权也作了规定。近年来，一些地方提出赋予地方更大的立法权。对此，要总结经验，认真研究。总的精神是，要进一步明确地方立法权限，地方立法要确保中央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在本地区的有效实施，加强对本地区事务的统筹协调，强化执行和执法监管职责，做好面向基层和群众的服务管理，维护市场秩序和社会安定，促进本地区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
（七）依法赋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
随着各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城镇化建设的推进，设区的市在城市建设、市容卫生、环境保护等方面普遍有制定地方性法规的客观需求。近年来，一些全国人大代表多次提出议案、建议，要求增加具有地方立法权的较大的市的数量。一些设区的市向国务院提出申请，要求批准为较大的市，享有地方性法规制定权。实际情况是，目前我国除了立法法规定的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和国务院己经批准的较大的市以外，还有233个其他设区的市没有地方立法权。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逐步增加有地方立法权的较大的市数量。《决定》进一步明确提出依法赋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这就要求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主动性和积极性的原则，通过修改立法法赋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同时，这项工作政治性强，涉及面广，需要积极稳妥推进。可以考虑在界定地方立法权限和范围、加强立法监督的前提下，有步骤地实施。具体步骤和时间可由省、自治区的人大常委会根据所辖设区的市的人口数量、地域面积、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及其立法工作机构能力等因素确定。

6. 如何理解深化依法治国实践的重点任务

深化依法治国实践的重点任务有：
1、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提高立法质量。立法是为国家定规矩、为社会定方圆的神圣工作。要按照党的十九大部署，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做好立改废释工作。科学立法的关键在于把握和遵循立法规律，确保所立之法遵法理、合事理、通情理。把公正、公开、公平原则贯穿于立法全过程，认真研究法律的调整范围、调整方式，科学评估法律的实施效果、社会影响。更加注重适应法治实践需要进行立改废释，从法治实践经验中提炼立法政策。民主立法的关键在于坚持立法为了人民、依靠人民，使立法反映人民意志、得到人民拥护。坚持人民有所呼、立法有所应，加强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关系密切领域的立法。拓宽公民有序参与立法途径，健全立法机关与社会公众沟通机制，做到广察民情、广纳民意、广聚民智。完善基层立法联系点制度，让立法直通群众。依法立法的关键在于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立法，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进一步明确立法权力边界，完善立法工作程序，坚决克服立法部门化、地方化倾向，切实防范立法中的利益输送和利益集团干扰。
2、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做到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要按照党的十九大部署，推进依法行政，推动政府工作全面纳入法治轨道，确保2020年基本建成法治政府。全面推行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负面清单制度，让行政机关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让行政相对人法无禁止即可为。推进行政程序法治化，用严密的程序遏制权力的任性。牢固树立执法为民理念，加大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点领域执法力度，让生命更安全，让生活更美好。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坚决杜绝粗暴执法、选择性执法、钓鱼执法现象，有效解决乱执法、不执法问题。推进政务公开法治化，扩大和保障人民群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健全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有机衔接的行政纠纷解决机制，确保行政纠纷解决渠道更方便、更有效。
3、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政法机关按照党中央部署，深入推进以司法责任制为重点的司法体制改革，司法质量、效率和公信力持续提升，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获得感增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要按照党的十九大部署，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
4、在司法体制改革主体框架确立后，深化综合配套改革，是提高改革整体效能、防止改革走回头路的重大举措。进一步优化司法职权配置，深化法官检察官员额管理，统筹推进内设机构改革和新型办案团队建设，加快构建司法管理监督新机制，全面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努力让司法更公正。健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深入推进案件繁简分流，运用现代科技提高办案效率，努力让司法更高效。落实干预、过问案件的记录和追责制度，维护司法裁判的终局性，增强司法判决的执行力，加强对司法人员依法履职的保护，努力让司法更有权威。
5、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是司法工作的崇高目标。对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推进庭审实质化，做到有证举在庭上、有理说在庭上。积极运用大数据技术汇集推送以往类似案例，让法官以同类案件同样处理的方式办案，让当事人对裁判结果形成理性预期、对司法公正增强内心确信。深入推进审判公开、检务公开、警务公开、狱务公开，让司法权在阳光下运行，做到以公开促公正。
6、加大全民普法力度，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在一个有13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实现人人尊法信法守法，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要按照党的十九大部署，加大全民普法力度，真正把法律交给亿万群众。创新普法工作方式方法，加强新媒体新技术的深度运用，落实好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的普法责任制，推行法官、检察官、行政执法人员等以案释法制度，让典型案件依法公开处理成为全民法治教育课。
7、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是提高公民法治素养、培养全民法治信仰的基础性工作。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宪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理念深入人心，让法治成为全社会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汲取中华传统法律文化精华，弘扬家国相通的大局观、仁义诚信的价值观、天人合一的和谐观、礼法结合的秩序观、情理法融合的正义观，让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光彩。创作有正能量、有感染力的法治文化作品，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法治蕴涵。

7. 什么是防止立法部门化和地方化，维护法治统一的重要手段

重要手段：一是建立立法损害赔偿制度；二是合理配置立法权。
在探讨防止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法律化的时候，应当对二者进行分别讨论。要防止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法律化，是因为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行为损害了其他部门、其他地方的利益，并对社会整体利益造成了损害，即产生了负外部效应。根据这些原理，解决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法律化，可以采取两种法律方法：一是建立立法损害赔偿制度；二是合理配置立法权。
立法损害赔偿在理论上属于国家赔偿的范围。我国也有国家赔偿制度，但目前只适用于行政赔偿与司法赔偿。从防止部门利益、地方保护主义法律化的视角看，有必要将国家赔偿法的适用范围扩大至立法损害赔偿，当然，其前提条件是立法权在各立法机构之间的配置要合理。
立法权的合理配置涉及的范围较广，情形也较为复杂。从立法技术层面考察，解决立法外部性问题的重要方法就是完善立法程序，让立法涉及的各方利益主体有机会参与立法过程，健全法律法规规章草案公开征求意见和公众意见采纳情况反馈机制”。完善的立法程序，能将受立法影响的各个利益主体组织到一起就影响其切身利益的法案公开发表意见，既使各利益主体的权利得到尊重，又使各利益主体通过谈判最大限度地将立法外部性内在化。目前，我国的《立法法》《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等对立法程序都有较明确、具体的规定，对防止部门利益法律化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这些法律规范只能约束行政法规、行政规章的制定程序，对现实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政府内部文件的制定难以发挥有效的约束力。因此，在法律层面上对政府内部文件的效力做出限制性规定是非常重要的。让立法涉及的各方利益主体参与立法过程，对于防止部门利益法律化能够发挥积极作用，但对于防止地方保护主义法律化却不易达到预期目标。这是因为，地方立法的适用范围只限于本行政区域，与此紧密相连的是，参与地方立法的成员，也只能是本地居民，外地居民无权参与。所以，防止地方保护主义法律化比防止部门利益法律化的难度要大得多。虽然人们强调防止地方保护主义法律化是为了防止地方政府追求非正当的地方利益，但地方利益的正当性与非正当性往往难以区分。显然，对地方保护主义法律化的防止需要有一套完善的制度对合法地方利益与非法地方利益进行界定划分。此外，理顺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使政府主动减少对市场的干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也是防止地方保护法律化的良好方法。还要将有关部署落实到位，并建立有效的制度保障，切实发挥好法治在防止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法律化中的作用。

8. 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深化依法治国实践的措施有哪些

1、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提高立法质量。

依法立法的关键在于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立法，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进一步明确立法权力边界，完善立法工作程序，坚决克服立法部门化、地方化倾向，切实防范立法中的利益输送和利益集团干扰。

2、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做到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要按照党的十九大部署，推进依法行政，推动政府工作全面纳入法治轨道，确保2020年基本建成法治政府。全面推行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负面清单制度，让行政机关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让行政相对人法无禁止即可为。推进行政程序法治化，用严密的程序遏制权力的任性。

3、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政法机关按照党中央部署，深入推进以司法责任制为重点的司法体制改革，司法质量、效率和公信力持续提升，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获得感增强。

(8)什么是立法权力边界扩展阅读：

充分认识深化依法治国实践的时代意义

1、深化依法治国实践是推动全面依法治国向纵深发展的必然要求。

全面依法治国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综观世界近现代史，一些国家虽然也强调法治的重要性，但并没有坚持厉行法治，导致法治不彰、法治乏力，影响了国家现代化进程。

2、深化依法治国实践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迫切需要。

只有深化依法治国实践，发挥好法治的经济发展助推器、社会运行调节器作用，才能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任务如期完成。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迫切要求建立健全加强产权保护、维护契约自由、保障交易安全、促进公平竞争的法律制度，发挥法治在稳定预期、激励创新上的重要功能。

9.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要坚持什么主导立法

《决定》提出要完善立法体制机制，强调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完善党委领导、人大主导、政府依托、各方参与的立法工作格局，立改废释并举，不断提高立法质量和效率；强调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重要领域立法，加快我国法域外适用的法律体系建设，以良法保障善治。这是我们党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目标出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的新的历史起点上对立法工作提出的新要求，对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加快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发挥立法在全面依法治国中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具有重要意义。从《决定》阐述的具体内容看，完善立法体制机制主要有以下5个方面要求。

第一，健全党对立法工作领导的体制。坚持和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完善党对立法工作中重大问题决策的程序。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实践，我们党在这方面已形成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制度机制，必须继续坚持和不断完善。凡立法涉及重大体制和重大政策调整的，必须报党中央讨论决定。党中央向全国人大提出宪法修改建议，依照宪法规定的程序进行宪法修改。法律制定和修改的重大问题须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向党中央报告，全国人大常委会依法将有关法律案列入立法程序。

第二，完善人大在立法中的主导作用的体制机制。立法是宪法赋予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一项重要职权。应把人大在立法中的主导作用机制化、程序化，体现在法律法规的立项、起草、审议、修改、表决等各个环节。起草综合性、全局性、基础性等重要法律草案，由全国人大相关专门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组织有关部门参与，并形成常态化制度。依法建立健全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立法专家顾问制度。明确立法权力边界，从体制机制和工作程序上有效防止将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法律化。加强法律解释工作，及时明确法律规定含义和适用法律依据。明确地方立法权限和范围，依法赋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

第三，加强和改进政府立法制度建设。应认真落实立法法关于制定行政法规和规章的权限、程序的原则要求，完善行政法规规章的制定程序。拓宽公民参与政府立法途径，增强政府立法的公开性、透明性。加强政府立法机构的审查和协调作用。建立由政府立法机构组织起草法律法规的工作机制，既要注意赋予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的必要权力和手段，又要加强对行政权力的规范、制约和监督。

第四，完善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机制和程序。应健全人大对立法工作的组织协调机制，完善立法机关主导、社会各方有序参与立法的途径和方式。健全立法起草、论证、协调、审议机制，完善立法项目征集和论证制度。推进立法精细化，增强法律法规的及时性、系统性、针对性、有效性。健全法律法规草案征求人大代表意见制度，更多发挥人大代表参与起草和修改法律的作用。健全立法机关和社会公众沟通机制，开展立法协商，探索建立有关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专家学者对立法中涉及的重大利益调整的论证咨询机制。完善公民有序参与立法制度，健全法律法规草案公开征求意见和公众意见采纳情况反馈机制。完善法律草案表决程序，对重要条款可以单独表决。
第五，加强重要领域立法。及时反映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要求、人民群众关切期待，对涉及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经济发展、完善社会治理、保障人民生活、维护国家安全等方面的法律法规抓紧制定、及时修改，并根据形势发展需要加快我国法域外适用的法律体系建设，不断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切实做到以良法保障善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