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与信仰
① 十八大四中全会理解依法治国,如何弘扬法治精神,法治信仰
法治精神和法来治信仰是法治的灵源魂，人们缺乏法治精神、没有法治信仰，社会也就不会有法治风尚，法治只能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只有当遵纪守法成为一种自觉、依法办事成为一种习惯、恪守法律规则成为一种自然，才能使法治释放更多的规则正能量真正的法律，从来都不是铭刻在铜表上，更不是印刷于华美的书卷中，而是驻守在每个公民的灵魂深处。
建设法治中国，不仅体现在公正高效权威法律制度的表面，而且彰显于法治精神、法治信仰已经渗入每个公民的内心。只有当全体社会成员都把法治精神和法治信仰理所当然的作为一种重要的生活方式的时候，法治中国也就悄然而至。执政党依法治国、政府依法行政、民众自觉守法，法治精神和法治信仰也就会被自觉融入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之中，纾解矛盾靠法、解决问题用法的良好法治氛围也就水到渠成。
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制度是建成法治中国的硬指标，而法治精神和法治信仰是建成法治中国的真内涵。建设法治中国必须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维护人民权益。建设法治中国的嘹亮号角已经吹响。 建设法治中国绝对不会一蹴而就，但是只要我们大力弘扬法治精神、努力树立法治信仰，建成法治中国将不再遥远。
② 法律信仰和法治意识的区别
美国法学家伯尔曼说过一句话：“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许多人都知道这句话，都认同这句话。有人据此论证，若要建设一个法治社会，必须建立法律至高无上的权威，使法律成为人们的信仰。
③ 如何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治信仰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法治精神”是两个内容互相衔接的科学命题。前者的关键在于强调法治的社会主义方向和基本原则，诸如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等；后者的关键在于强调全面实施依法治国方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战略思想和法治的普适精神。
实行法治，没有完全相同的模式，在中国实行法治，也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完全照搬。在遵循法治建设一般规律的基础上，迫切需要研究和探索中国特色法治建设的途径和方式。我国封建社会历史较长，“人治”等封建思想有一定影响，注重纲常伦理使中国社会具有“关系社会”、“人情社会”的色彩，这都成为了法治建设的历史和文化障碍。要从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传统的实际出发，继续寻找建设法治的可行途径和方式，实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唯有如此，在中国厉行法治，才能保持经济、社会的长期稳定发展，才能维护社会安定与和谐，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
我们所说的弘扬法治精神，就是要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现代法治思想内涵全面落实到立法、行政、司法、法律监督、公民行为和党对法治建设的领导等各个方面、各个环节上，协调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制社会建设，全面促进社会文明进步和谐。
我们所说的法治精神就是以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核心，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突出以人为本、人民主体、执政为民、社会和谐；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为实现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而奋斗。
总之，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弘扬法治精神，就是要把作为普适价值的法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实际有机地结合起来，深刻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充分认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性、长期性、艰巨性，既要坚持法治的一般原则和观念，又要根据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实际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坚持和有效地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全面落实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探索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崭新道路。
④ 如何强化法治信仰和法治思维，带头学法尊法用法
1、要坚持带头学法，不断提高法治素养。把学习宪法和党章作为首要任务，原原本本地学，逐条逐章地看。把学习做好领导工作必需的法律法规作为关键所在，既要学习刑法、民法等基本法律，也要本着“干什么、学什么”的原则，有针对性地学习与履行职责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坚持勤学、真学、善学，带着问题学习，联系实际思考，在实践中灵活运用，推动学法常态化、制度化。
2、要坚持带头尊法，发自内心信仰法治。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切实增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自觉性坚定性，增强在党的领导下全面推进依法治省的自觉性坚定性，牢牢把握人民在法治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坚持宪法法律至上，大力弘扬宪法精神，切实增强宪法意识，带头抓好宪法实施，坚决维护宪法法律权威。把加强道德修养作为坚守法治的思想基础，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弘扬中华传统美德，以自己的人格魅力和道德品行引领社会风尚、培育法治文化。
3、要坚持带头守法，切实做到依法用权。把握权力边界，按照“法定职权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的要求，对已经明确的权力边界，要严格贯彻执行；对权力边界不清晰的，要抓紧依法界定清楚。坚持秉公用权，处理好情与法、利与法、权与法的关系，切实做到公正用权、公平处事。主动接受监督，习惯于在“聚光灯”下行使权力，在“放大镜”下开展工作，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规范运行。充分发挥制度的监督约束作用，有针对性地立制度、建平台、定规矩，带头强化制度执行，主动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4、要坚持带头用法，严格依法依规办事。善于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想问题作决策，把合不合法、合不合规作为决策的前置审查条件，最大限度防止决策不当、决策失误。善于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改革发展，自觉在法治基础上凝聚改革共识，用法治方式化解改革风险，确保改革于法有据、蹄疾步稳。善于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从严管党治党，把党章作为管党治党的根本依据，与时俱进加强党内法规建设，落实主体责任，严守政治规矩，不断提高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⑤ 如何让法治成为信仰”征文
大学，作为青年进入成人社会的预备阶段，大学生经常在校园内、社会上看到与法治背离的情形。对此，不少大学生感叹，法律的实践效果与他们内心中的效果存在较大的差异，甚至存在以情代法、执法不严的现象，冲击着青年人的法律信仰。
值得注意的是，当下的青年正处于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传统的文化思想，加之，在教育体系内，法治教育并不充分，青年的法治信仰存在一定的“缺位”。在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已经有这样一种共识，“法治中国”是重要的途径之一，也是保障的支柱。因而，作为未来国家建设的主力军，如何让法治成为青年的信仰就显得至关重要。
美国法学家伯尔曼说过一段脍炙人口的话：“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他将形同虚设。”对于法的重要性，一千个人就会有一千种解释，各有侧重。但可以肯定的是，让青年具备法治信仰，一定是将法治从法律条文，内化为一种约束、一种责任感。绝不会逾越法律的底线，这是一种将感性与理性相结合的信仰。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提出：“一切法律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们的内心里。”当下的青年，虽然在中学、大学阶段，学习了一定的法律知识，但是对于法治的认同还远远不够。相对于冷冰冰的法条如何因势利导，让法制观念直击青年的内心深处就显得至关重要。
目前，大学已经开设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课程，以增强大学的法律意识，同时也是德育课程的重要阵地。可是，在教学实践过程中，不少老师对这门课并没有“精耕细作”，有的学生甚至觉得上课有些“无聊”。作为教师，要在课程上下功夫，既不能对内容泛泛而谈，也不能只讲重点。试着运用理论＋案例的方式，让课程成为法律常识课程的同时，也进行法治信仰教育。
毕竟，法治不是远离现实生活的空中楼阁，法律条文也不能唤起人们的尊重。对于青年，只有让法治的实践与内心的标准产生“共振”，法治的魅力才能释放出来，让更多的人信仰。因此，让法治成为青年的信仰，就不妨为青年提供具体的情景。比如，中学阶段，学校完全可以征求学生的意见制定校规，让学生组织监督校规的执行。正如有人所言，法律就是解决纷争、创造合作关系的程序。对于青年而言，让法治要成为信仰，并非只是个别法律条文的理解，而恰恰是一种质疑。如此，在实践中完善法治、理解法治、尊重法治，最终才能激起青年对法治的认同感，才能走出将法治等同于工具的误区。
⑥ 法治信仰为什么要根植于人民心中
因为目前我们国家是法治社会，国家推行全面依法治国。
⑦ 法律能否被信仰，是否应该被信仰
依法治国是我国的基本方略，它是人类在历史进程中经过共同努力和不断摸索所取得的文明成果，也是全人类共同的崇高理想，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必然是一个法治国家，市场经济首先是法治经济。我国要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现代化，就必须向法治国家的目标迈进，法治国家要求国民对法律具有虔诚的信仰。当苏格拉底被指控违反城邦宗教、渎神和腐化青年等罪被判处死刑时，他虽然有机会逃脱，但仍然坚持一个公民必须遵守法律的信念，最终以身殉法。
法律不仅仅是一种规则、一种秩序和一种统治的工具，更重要的是，法律本身隐含着一种公平正义的价值，代表着一种理想信念。法律是公平、正义、道德、伦理的化身，是人类对理想境界和美好生活向往和追求的具体体现。法律虽然是生硬死板的文字条文，它生杀予夺、冷酷无情；但它冰冷之中包含着温情，严厉背后充满着仁慈；它惩罚是为了更好的保护，它限制是为了更多的自由。法律像阳光一样普照着大地，像春雨一样滋润着万物，它是人类真正的守望者和保护神，人类应当崇尚它，景仰它。我们需要对法律有信仰，法律才能给人们以正义、秩序、自由和福利。作为一名司法工作者，首先要有法律信仰，用法律赋予自己的职权为社会输送公平和正义，化解社会的矛盾和纠纷。当公共权力受到法律全方位的监督制约、公民权利受到法律父爱般的呵护、人们合理的诉求得到充分的考虑和解决，法律的信仰将深入人心。
⑧ 为什么要树立社会主义法制信仰
要实现法治,必须让公民和政府都信仰法律,而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公民的民主政治参与。只有让公民充分参与立法,法律才能切实反映不同社会阶层的需要,才能迫使政府带头守法并成为公民的表率,才能促进反对者对法律的尊重和认同 □张千帆 理性人面临的“囚犯困境” 众所周知,法治要求我们不仅制定和执行法律,而且也得信仰法律；否则,法律规定得再好,也只是停留在纸上的“画饼充饥”,法治还是实现不了,我们也得不到良法所许诺的种种实惠。没有信仰,制度实践就无法展开；纵然是良法,人们也有N种理由规避其执行,因为良法虽然对社会最有利,但是在具体适用过程中规避很可能会给特定当事人带来更大的好处。环境保护法不是对社会很好吗?事实上,良好的环境即便对于污染企业的老板来说也是好的,谁不愿意呼吸更新鲜的空气、饮用更纯净的水呢?问题是如果老板要为环保埋单,那么他在权衡个人得失之后很可能就不干了。更何况环保不只是他一个人的事情,许许多多的污染企业都同样处在一种“囚犯困境”之中:如果只是他一个人不污染,那么他的工厂要花大成本更新生产设备,但是大家还是照样排污,环境质量并没有改善；反之,如果大家都不污染,那么他一家企业污染也不足以破坏环境,那样的话他又何不“搭便车”——免费享受别人自觉守法的成果,自己继续维持低成本生产和排污?因此,无论别人怎么做,规避法律对于自己都是最有利的；所有老板都这么想,自然就没有人愿意做自觉守法的“傻瓜”,个个都想方设法规避法律实施所带来的成本。 不错,我们是有执法的,纳税人供养政府执法部门的目的也正在于强制执行那些个人不愿意自觉遵守的法律。然而,“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环保部门前来执法,污染企业自有全身而退之道。老板请客美餐一顿,再送上一定数量的“红包”,很可能就能“摆平”执法者。要知道,执法者也不是铁面无私的机器,而是有七情六欲的人,他为什么要一丝不苟地秉公执法?只要单位不知道、领导不追究,他经办的事情不出引起社会关注的大事,他又何不多得一点好处,对执法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即便上升到职业道德层次,执法者多少也处于和老板同样的“囚犯困境”:大家都这么做,难道靠你一个人就能把社会管好吗?既然一次秉公执法救不了环境,一次不执法也毁不了环境,那么又何必跟别人和自己较真呢? 由此可见,纯粹的理性人是不会自觉守法或执法的,法律信仰正是让我们变成不那么“理性”的守法者或执法者。如果我们的企业老板信仰法律,那么环境保护和劳工保护问题自然都迎刃而解了；如果我们的执法者信仰法律,那么即便理性自私的老板们不自觉守法,也可以通过严厉惩罚使违法变得不“理性”,从而迫使他们就范。非理性的信仰帮助我们打破理性人面临的“囚犯困境”,最后实现环境保护、食品安全、劳工保障、禁用童工等理性的社会价值。 如何培育法律信仰 问题在于,如何才能让我们这些理性人信仰法律呢?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就和宗教一样,信仰几乎是“天生”的,我们从小受过的教育、目睹的环境乃至家庭传统都对我们的信仰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每个人逐渐形成了可能伴随自己终身的价值观念。一旦形成,价值观是很难改变的。因此,一个法治环境显然更有利于培养守法习惯,人治传统则正好相反。但是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鸡和蛋谁先谁后的两难问题:在一个人治传统深厚的社会向法治转型的时候,法治环境还不存在,公民还没有养成自觉守法的习惯,自私逃避的行为普遍存在,每个人都套牢在不守法的“囚犯困境”中；法治环境需要守法的公民去缔造,而守法的公民则需要在法治土壤里培育出来。这是否意味着人治社会将永远停留在人治,不可能过渡到法治时代?我们当然也没有必要那么悲观。 如果存在先天的法治环境,法治信仰固然获得了得天独厚的土壤,但是即便这种信仰先天不存在,也不是说后天不可能培养出来；否则,世界上第一个法治社会是如何产生的呢?如果我们不接受“血统论”、“宿命论”或“上帝选民论”的话,那么我们就得探讨如何培育法律信仰。为此,我们首先要问法律信仰是如何形成的。既然已经脱离了信仰形成阶段,成年人是不会因为思想政治教育而改变基本成型的价值观的；无论在道德上如何强调守法的重要性,每个理性人在轮到自己的时候还是照样感受到规避法律的自然冲动。要克服这种冲动,只有依靠每个人内在的道德力量,让守法成为个人道德戒条的一部分,让个人在面临违法冲动的时候产生愧疚、耻辱和不安。久之,个人在面临法律成本的时候就不会在守法和违法之间摇摆不定；只要法律并不违背自己认同的基本价值与原则,那么即便法律对自己不利,每个人还是会义无反顾地遵守法律。 然而,我们呢?或者说,在什么条件下,我们才可能信仰法律?我们会信仰纳粹时期通过的迫害犹太人的法律吗?当然不会,因为这些法律在我们看来是非正义的；既然我们的道德观念从根本上排斥这类不合法的“法律”,信仰自然也就无从谈起了。因此,法律信仰的第一个基本条件是法律本身的实质正义,也只有公正的法律才值得信仰。如果不公正的法律规定并不是偶然个案,而是国家法律体系中的常见现象,那么公民压根不会对整个法律体系产生信任和信仰,我们也没有理由信仰或要求别人信仰这样的法律。 更重要的是,实体正义是以程序正义为前提的,不公正的立法程序往往产生不公正的法律。如果立法机构不是经过选举产生的,或选举过程存在致命缺陷,或候选人和选民之间不能进行自由和充分的交流,以至立法者不能代表选民的基本利益、不知道选民需要他做什么或因为欠缺合理机制而不能有效发挥作用,那么这样的“立法机构”所制定的法律往往不符合社会需要,而社会需要它制定的法律则往往不能及时出台。这样的法律体系也很难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尊重、服从和信仰,法律条文将形同虚设,违法和规避行为比比皆是、防不胜防。 公正的程序本身就带有巨大的道德威力,而这种力量远超过政府的强制执行力；一旦法律有广泛的民意和舆论作为后盾,其道德正当性是任何自上而下的政府命令所不能比拟的。 最后需要有公正的民主立法程序,也就意味着政府的其他权力也受到人民的有效约束。代表民意的立法机构不仅会更有效地制定符合社会需要的法律,而且也会更卖力地监督行政执法。在民意监督下,政府的任何部门都不敢贪赃枉法、为所欲为,而争先恐后地抢着做依法守法的表率,为人民树立了良好的榜样。中国老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其实在任何国家,政府都发挥着一种表率作用。如果负责立法、执法和司法的政府本身都不守法,普通公民对政府行为乃至重要法律缺乏基本信任,那么我们又如何让公民信仰法律呢? 总之,要实现法治,必须让公民和政府都信仰法律,而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公民的民主政治参与。只有让公民充分参与立法,法律才能切实反映不同社会阶层的需要,才能迫使政府带头守法并成为公民的表率,才能促进反对者对法律的尊重和认同——一言以蔽之,才能使法律成为我们尊重和信仰的对象。改革开放三十年后,中国立法进步不小,但是法治进步却因为执法不力、司法不公而遇到了瓶颈。原因在于我们并不真正信仰法律,而根源则在于民主政治参与仍然受制于种种制度局限。只有消除制度障碍,中国法治才能进步,我们才会真正信仰法律。
⑨ 如何让法治成为国民信仰
伯尔曼有句名言：“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亚里士多德认为，构成法治要素的“法律”必须是“良法”，而且这种“良法”必须被国民所信奉，所遵循。“我们应该注意到邦国虽有良法，要是人民不能全都遵循，依然不能实现法治。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 “一种不可能唤起民众对法律不可动摇的忠诚的东西，怎么可能又有能力使民众普遍愿意遵循法律”？显然，伯尔曼所主张的对法律的信仰实际上是指对良法的信仰。综上观点，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一个法治国家，法律必须被国民信仰，且被国民信仰的法律只能是良法。而一个国家的国民有良法可依、可循，且国民都信仰良法，遵循良法，这个国家就是法治国家了。既然作为国民信仰的法律只能且必然是良法，而国民普遍信仰和遵循良法就构成法治，那么，国民对法律的信仰实际上就是对法治的信仰。
国民为什么要信仰法治，因为法治优于人治，法治能限制公权力的膨胀、滥用、腐败，为国民提供民主、权利和自由的保障，提供平等、安定、可预期的秩序，提供环境、生态保护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机制。没有法治，人们就要面临和经受很多苦难、灾难。过去人类在几千年的社会里，受人治之苦、之难已经是够多的了。人类从自己的经历、经验里应该深深感受到法治对自己的意义、价值，人们信仰法治应该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然而，现实并非如此。我们的许多国民，包括一些担任国家公职并不信仰法治：有法不依，以言代法，以权压法，信访不信法。有些国民，虽然在一些时候、一些场合也依法、守法，遇事通过法律途径、法律方式解决问题，但他们并非相信和信仰法治，他们依法、守法，走法律途径、循法律方式办事，只是在一定时候、一定场合迫不得已做出的选择，或仅将之作为一种博弈的策略。只要有非法律途径、非法律方式可选择，并可能给他们带来更大的利益，他们会首选其办事和解决他们的问题。
⑩ 如何让法治成为信仰
如何让法治成为信仰?在人治传统根深蒂固的中国，这的确是个难题。信仰法治，关键是要消除人治。因为法治的对立面是人治以及人治背后的封建文化，正是人治封建传统阻碍了法治。破除封建人治意味着，不仅要破除封建特权的思想，还要触动某些特权者的利益，不仅要建立平等民主的文化制度，还要清除封建等级制的思想基础。应该看到，社会不会自动接受法治，特别是当法治与人们的传统观念和自身利益发生冲突时，人们自然会选择已经习惯了的人治，故而法治之路依然漫长。
虽然法治信仰的形成过程异常艰难，但不是没有希望。只要我们调动全社会的力量，全力推进法治宣传教育，努力建设法治国家，营造法治氛围，法治的种子总有一天会在中华大地生根发芽，法治信仰必将形成。具体而言，离不开以下几个前提：
首先是领导干部率先垂范。如果执政者意识不到法治的重要性，不能够率先垂范的话，整个社会的法治氛围很难形成。政府是老百姓的楷模，政府官员的一举一动影响着整个社会。所以政府依法行政、司法机关公正司法、立法机关科学立法，这些都是影响法治信仰的重要因素。比如上访就是封建人治文化的产物，消除此类现象，就必须使领导者意识到这种人治方式的弊端，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
其次是媒体要理性传播。媒体是信息的传播者，是培育法治文化树立法治信仰的关键一环。媒体的理性和规则意识、自律和责任担当，对整个社会形成法治信仰具有重要作用。特别是在新兴媒体快速发展的今天，其影响力不可小觑。媒体的导向很重要，现在有些媒体对明星八卦过度热衷，但对关系民众基本权益，关系社会正义与良知的社会问题无动于衷。只有当媒体展示真相、客观表达、严守规则、维护公义的时候，社会才能恢复理性、尊崇法治，我们期待的法治信仰才会形成。
三是学校要承担起教育责任。文化的养成不可能速成，必须从小灌输、教育、训练。法治信仰涉及三观，只有通过家庭的耳濡目染，教育机构的长期努力，全社会的共同推进，才可能逐渐形成。尤其学校教育是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现在所有学校都开政治公共课，但是最需要的法治课却迟迟开不起来。学校应该把法治课作为必修课，让每个学生从小接受法治教育，增强规则意识、程序意识、责任意识和诚信意识，在法治文化的熏陶下健康成长。
四是民众要理性表达和行动。形成法治信仰的基础在广大民众。当“中国式过马路”、“信访不信法”、“走关系”强于“走程序”大行其道时，我们就必须反思，是什么力量让规则失效，是什么力量让理性缺位?为什么人们不愿理性地表达自己的意见，按照法律渠道解决问题呢?为什么人们遇到热点问题就无视规则竞相从众?如何才能保持理性按规则行事?这值得我们认真思考，也是法治信仰形成过程中每个公民的责任。
五是法治信仰还需制度保障。比如美国的信用体系是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号是全国统一的公民唯一的证明记录，考试作弊可能就是一个污点，商场偷东西也成为污点，人一生中不断累积的这些污点不仅影响着缴纳保险金额的高低，还影响未来的职业选择，影响政治前途。社会信用制度对人的行为和习惯有明显的规范作用，其后又有强大的威慑力保障。由于信用体系不健全，执法者和相对人都缺乏有效约束，甚至可以说生产销售假冒伪劣产品是执法随意和腐败造成的。社会信用缺失本质上还是制度缺失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形成法治信仰还有赖健全并落实各项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