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文化论文
『壹』 怎么写法制论文
现行流浪乞讨人员治理的价值困境及改革对策
【内容提要】流浪乞讨人员的大量涌现是近年来一个比较引人关注的问题，为了更好的实现对流浪乞讨人员的管理，各地政府先后制定了相关的规章，同时也采用了一些救助管理的办法。这些管理行为在存在正当性的同时，也面临着一些法律和价值方面的困境。笔者试图从整体上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通过对流浪乞讨人员相关治理历史、政府治理原因、现行治理中的价值困境的分析，得出政府应该坚持法治原则，通过多方面的努力来解决这一问题的结论。
【关键词】流浪乞讨人员 政府管理 迁徙自由 法治原则 公民权利 社会保障
2003年《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正式生效，为了更好的贯彻相关法规，落实对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管理工作，各地先后出台了一些地方性规章。其中以北京率先将流浪乞讨等行为定义为“禁止性行为”为标志，新一轮针对流浪乞讨人员治理的行动宣告开始[1]。然而在实际治理过程中却出现了一些问题，这种问题集中表现在政府治理流浪乞讨人员方面存在着一些价值困境，同时政府现行的管理办法也有一定的弊端,笔者试图对这一价值困境展开分析,并给出相应的解决办法.
一、现阶段政府治理流浪乞讨人员的价值困境。
目前政府的治理行为，主要源于流浪乞讨人员爆炸性的增长对城市的管理已经构成了现实的重大影响，而且各地制定相关的救助管理实施办法也是为了更好的贯彻国务院和民政部新的《救助管理办法》及其细则，为了更好的落实对城市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的管理，加强社会救助维护社会正常秩序。从各地出台的相关规定来看，对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分工和适当限制也相对合理。【2】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政府在相关法规的制定上，无论是程序，还是规章的内容都具有很大的正当性。而且其中对救助管理具体实施过程中的详细规定，也使相关法规能够得到较好的执行（例如：各地都区分了对不同救助对象的具体救助办法，以及相关部门，人员之间的分工和协调问题）。应该说，如果认真的贯彻各地的相关规定，对城市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无疑会取得实质性和建设性的进展。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规章的实际执行中，这种合理性却发生了岐变——即规章自身文字层面上的正当性和规章实际隐含的目的以及规章具体实践层面产生了巨大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很大程度上是现阶段流浪乞讨人员治理中价值危机产生的原因。
笔者试图从其隐含目的和实践操作两方面对这一价值困境进行分析。
（1）、救助管理中将流浪乞讨人员遣送回原籍实际上是阻止流浪乞讨人员迁徙自由的行为，这一行为的正当性有待商榷。
现行《救助管理办法》于2003年开始实施，其实施标志着中国对流浪乞讨人员的治理实现了从“收容遣送”到“救助管理”的重大转变。从立法上来看，《救助管理办法》的立法宗旨主要在于对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实行救助，保障其基本生活权益，完善社会救助。在具体操作上，也比原有的《收容遣送办法》有了较大的改进。然而其依然秉承了原有法规对流浪乞讨人员治理的临时性，遣返性的特点。尤其是其中遣返性的特点涉及到限制公民迁徙自由这一基本宪法性权利。尽管现行宪法没有明确提到“迁徙自由”，但依据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可以推出迁徙自由这一宪法性权利。而且各国的宪政实践也证明迁徙自由是国家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它直接关系到公民的生存权利和发展权利。对流浪乞讨人员进行遣送，无疑妨碍了公民迁徙的自由，也自然是违背宪法的。政府在治理流浪乞讨人员的过程中，可以有相应的规范和限制，但这种限制必须在宪法和法律允许的框架内进行。由于中国目前经济、社会状况的限制，要求政府对所有的流浪乞讨人员进行妥善的安置存在困难，但政府在制定相关的规定时必须考虑到宪法赋予公民权利以及保障迁徙自由对一个统一的法治国家所具有的重大意义。“宪法为国家的政治统一提供了法律框架，而迁徙自由是政治统一的必然结果，它将不同地区联合起来形成一个统一的民族。在这个意义上，迁徙自由不仅是一项个人权利，而且对国家统一具有重要意义，国家宪法必须保证体现于公民权和迁徙自由的国家统一不会被形形色色的地方限制所割裂”【3】
“在我的国家我可以自由行走”不仅是一种话语上的宣昭，也是公民认可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一部统一的宪法的行动体现，这是一个法治国家公民所享有的最基本的权利，也是政府所应为的最起码责任。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即便地方为了实现这种权利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但这种代价如果是为了国家的统一，宪法的统一，那么这种付出无论多少都是合理的。
（2）、救助管理实施过程中划定禁讨区的行为其正当性有待商榷。
从各地的规章来看，绝大多数地方没有划定禁止乞讨区域的文字规定。【4】但在实践过程中，对流浪乞讨人员进行行为上或者区域上的限制却相当普遍。笔者将从三个方面对这一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分析。
1、禁止乞讨区域或者对合法乞讨行为进行限制是对法律、法规的一种违背，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违法行为。
《宪法》第四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划定禁止乞讨区域或者是从行为上对流浪乞讨人员限制是对公民这一宪法区权利的侵犯，也是对流浪乞讨人员行使宪法赋予权利的一种阻却。因为流浪乞讨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老年或者残疾、以及没有劳动能力的儿童，对其进行限制自然构成对宪法的违背。《救助管理办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国家鼓励、支持社会组织和个人救助流浪乞讨人员”，政府对流浪乞讨人员划定禁讨区，或者限制乞讨行为明显与该条鼓励救助流浪乞讨人员的立法精神不符，而且也实际上妨碍了他人救助流浪乞讨人员的合法权利。第三、由于行政行为自身的特点决定了行政行为必须符合合法性原则。也就是任何一种行政行为必须在法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行使才能具有合法的效力。既然各地在制订流浪乞讨人员管理办法时没有规定划定禁讨区或者对合法乞讨行为一概禁止，那么行政主体所做的限制行为因法无明文规定而自然无效，而其实施对流浪乞讨人员权利的侵犯因无效也构成了违法。
2、划定禁止乞讨区域或者对合法乞讨行为进行限制存在着法理上的不足。
在一个重视和保障人权以及自由的法治国家里，任何公民都享有其所应有的权利。这种权利不仅限于法律规定，而且部分来自道德范畴。法治国家的精神使人民有理由相信，任何限制公民权利的规定都有可能违背法律。政府在制定规则时可以基于其自身判断确定那些权利应该受法律保护，那些权利应该被法律限制。但对公民权利的限制应该遵守两个基本原则：（1）、只有社会其他成员的个人权利才是与公民享有的权利足以对抗的权利。（2）、只有将要发生的普遍公共利益，而不是可能发生的普遍公共利益才是阻却公民权利的充分理由。【5】因此政府对流浪乞讨人员进项限制必须至少具备两个理由：（1）流浪乞讨的行为已经对社会其他成员的合法权利造成损害或者构成威胁；（2）流浪乞讨人员的行为已经危害到公共安全或者是普遍公共利益。事实上，至今政府没有足够的理由证明流浪乞讨人员进行乞讨的行为已经对公民的财产权利或者人身自由造成侵害。在现实生活中，施舍者基于同情而施舍的财产显然是一种自愿行为而不是对其财产权益的侵犯，而公民在公共场合、主要街道依然享有自由行走，自由购物、休闲的权利，而并非因乞讨者的乞讨而构成了限制。当然对于乞讨中的非法讨要、抢夺、偷窃等行为已经构成了对他人合法权利的侵犯，自然应该坚决打击。这也体现了各地政府制定法规时的合理性。
那么能否以流浪乞讨行为中存在诸如非法讨要、抢夺、偷窃、欺骗等非法行为便禁止所有的乞讨行为呢？答案显然是不能，因为假如按照这种逻辑那么社会上的几乎所有行为都应该被禁止了。我们必须注意的是，某种行为中的部分违法因素并不足以影响到整体行为的效力，除非这种非法的比例已经达到足以颠覆整体行为合法性的地步。自然我们也不能因为流浪乞讨中的部分非法因素而应然的推断这一行为整体非法。目前政府划定禁止乞讨区域的理由主要是此类行为有碍城市形象，影响社会治安，或者是违法乞讨行为屡禁不绝（可以参见各地制定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的根据）。但这种理由只是一种推断或者说是一种猜测，而不是具体的实证分析。也就是说还是可能发生的事情而不是将要发生的事情。在政府不能充分论证流浪乞讨行为的危害性之前，流浪乞讨行为可能发生的后果还处于未知状态，我们自然没有理由去推崇流浪乞讨这种行为，但同时也没有理由宣布这种行为为非法而予以禁止。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断然的认为流浪乞讨行为为禁止行为至少缺乏足以令人信服的理由。
3、划定禁止乞讨区域或者对合法乞讨行为进行限制存在着道义上的不足。
我们无法否认的是，现阶段政府加强对流浪乞讨人员的治理部分源于社会整体排斥心理的影响。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员的排斥（包括流浪乞讨人员）很大一部分源于城市就业的压力，社会保障水平等现实因素的影响。这种歧视从城市居民对贫困的态度就可以看出，据调查，有69.1%的被调查者认为贫困问题时自身造成的，只有22.4%的人认为贫困是社会原因造成的。在涉及政府是否应该对此类人员救助时，约40%的被调查者认为不是政府的义务，而是政府出于社会稳定的考虑，甚至还有少部分人认为政府不应该救助。【6】
正因为政府对流浪乞讨人员进行限制部分是顺应社会整体排斥心理的结果，政府颁布对流浪乞讨人员进行治理的规章大大降低了政府所承担的风险。现阶段，司法对政府制定的各种规章或者条例还没有审查的权力，依据行政法的规定，对于政府抽象行政行为，公民没有起诉的权利。事实证明，假如司法对规章之类的规范性文件没有审查的权力，而依靠人大备案只是一种事后监督，依靠上级和人大以及群众监督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的情况下，那么政府制定侵犯一部分人合法权利的规章所需要付出的成本便仅仅是道德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将绝大多数民众带有歧变色彩的社会排斥心理以立法的形式加以强化，政府的道德风险便会降到最低点。而且以一个庞大的政府和一个绝对多数人对法律还缺乏必要的热情的社会氛围来分析，这种道德压力又进一步得到了分解。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制定这类法规的原动力便会得到强化，因为这几乎是一种超利润的行为——既防止了地方福利的流失，又不需承担本身应该承担的风险。这也是各地禁止乞讨如火如荼的原因之一， 同时这种彼此的学习效应和承担风险的一体化也降低了原来就少的可怜的风险，或者是压力。
在一个没有多元对抗文化的社会中，流浪乞讨人员几乎没有话语权，也没有可以为其辩护的代言人。也许有学者可能会辩解：宪法以及法律规定了公民享有监督政府、发表自身言论的权利，但事实上，法律的规定与实际的存在向来都会有巨大的差距。试想：一个经济上毫无地位，而生活上又依靠他人的救济消极生存，道德上承担着巨大压力的群体，有多少动力去声明自己的权利，即使声明又有多大的话语力量？
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是政府承担风险的降低，另一方面是流浪乞讨人员话语权力的丧失，政府在制定相关法规或者是实际执行过程中几乎不承担风险。但这种不承担自身应有的风险的行为本身便是不道德的。作为社会权力的集中实行者，政府有责任维护其每一个成员的合法权益，而不论其经济社会地位如何。在资源的配置上，政府更应该讲求公平和公正。在引导社会意识上，政府应该做到善良和理性。民众可以依据其无知而对流浪乞讨人员进行歧视，但政府不能顺应这种无知，相反，却是应该通过制定规则，通过实际的行动来削弱这种歧视，达到社会公平，维护社会正义。这是一个有为政府最基本的责任。
二、对流浪乞讨人员治理的建议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得出一个结论，政府在规章层面上做到了应有的公正，但谑导手葱兄腥匆蛭�髦衷�蚨�薹ㄊ迪止����闭��谧龇ㄉ隙粤骼似蛱秩嗽钡南拗剖遣缓鲜实男形�R虼擞斜匾�韵衷谥钊缍粤骼似蛱秩嗽苯�星菜突蛘呋�ń�蛊蛱智�虻刃形��泄嬷疲��备ㄒ云渌�侄我匀繁6粤骼似蛱秩嗽钡闹卫砟芄蛔龅胶戏ā⒐��⒂行А1收呷衔�梢源右韵录阜矫孀銎穑?
1、坚持依法行政原则,认真贯彻相关法规规章的规定.
法治国家的最基本原则之一便是要求行政主体做到依法行政。在具体实践中,政府的一切行政行为应该依法而为,受法之约束.对流浪乞讨人员进行管理是政府行使其行政管理职能的一个体现,这一行政行为自然应该坚持依法行政原则。既然国家和各个地方都有相关的法规或者规章，而且这些规章自身基本符合法治精神，那么行政主体在具体管理中便应该遵守这些规定，而不能做出法规或者规章规定之外的行为——例如划定禁止乞讨区域，或者类似的限制性规定。
行政主体在实施行政行为时，不仅应该遵守依法行政原则，也应该坚持行政便民原则和行政公开原则。目前，各地限制流浪乞讨人员实际上使用的是一种“潜规则”——即以救助管理为名而实际上限制流浪乞讨人员。这种潜规则的使用尽管是部分的，不足以影响目前治理工作整体的良好状况，但也对各地规章或者立法宗旨构成了现实性的威胁。这种潜规则的使用，违反了行政公开原则，应该引起各级政府主管部门以及相关监督部门的重视。在治理流浪乞讨人员时，相关职能部门应该认真贯彻相关法规、规章的规定，坚持自愿、合理、便民的一些基本原则。只有这样才能使各地的规章落到实处，真正起到对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和管理。
2、司法权力应该为流浪乞讨人员提供必要的司法救济。
正如前文所言，地方规章整体上体现了对流浪乞讨人员进行救助管理的立法宗旨，而在实际执行中部分发生了歧变。在这种情况下，不仅行政机关应该对此类行为加强监督，而且司法机关应该在流浪乞讨人员合法权利遭到侵害时为其提供必要的救济。具体做法可以主要包含两个方面：（1）司法权力对地方规章涉及违反法律、法规宗旨或者规定的享有审查的权力。（2）对行政主体的侵犯流浪乞讨人员合法权利的行政行为提供必要的司法救济。需要强调的是，司法权力为此类人员提供司法救济应以必要为限，而不得违反司法权力自身消极性的特点——即司法部门不能主动干涉或者引导有关人员对行政机关进行诉讼。
另一方面，鉴于流浪乞讨人员自身的特点，目前的法律援助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
3、建立、完善农村社会保障
流浪乞讨人员的大量涌现，从根本上说体现了城乡经济的巨大差异从社会保障水平上来看，1991～2001年，城市人均社会保障支出占人均GDP的比重为15％，而农村只占有0.18％，城市人均社会保障费用支出是农村90倍之多。在目前所能及的范围内，想要解决这一问题，最可行的方法便是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只有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减弱城乡社会保障水平的差异，才能使流浪乞讨人员最大可能的降低。这也是目前解决流浪乞讨问题的一个最有效的方法。对于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制，目前学界有不同的说法，比较有影响的主要有两类：(1)。以土地换保障。(2)。加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具体做法有：加快建立和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及救灾制度;尽快建立农村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养老制度。【7】
4、强化财政拨款制度，实行激励机制.
现行对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主要有三个特征： (1)临时性;(2)遣返性;(3)无偿性.这种特征在存在合理的同时,也有其弊端,主要表现在救助管理的临时性和遣返性无法真正解决流浪乞讨人员的生存问题。治理流浪乞讨人员从各地来看是其地方管理的问题,将此类人员遣返会减少当地的社会压力。但从全国范围来看,这种遣返并未解决问题——流浪乞讨人员并不会因为遣返而减少，政府在遣返过程中并未解决问题，相反却因遣返增加了管理成本，这种行为从整体上来说是不经济的。但各地为何还有积极性去从事呢？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救助管理的经费是由各地财政支付，也就是说流浪乞讨人员实际上是在消费地方的社会福利 。事实上，很多流浪乞讨人员进入城市便源于“福利移民”的潜在诱惑。由于城乡经济的巨大差异，以及城乡社会保障水平的反差。很多人乞讨的钱可能要比自己在家乡的劳动收入高得多。【8】而且伴随着政府治理理念和服务方式的转变，流浪乞讨人员享受城市的部分福利待遇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在目前的情况下，既要做到对流浪乞讨人员的合理救助，又能激发地方治理的积极性，笔者认为比较可行的办法是由中央财政对地方救助管理工作进行一定的补贴，在具体补贴上实行倾斜支持。对救助管理压力比较大的城市，中央财政可以拨付较多的款项，而救助管理压力较小的城市可以适当的减少经费。同时对救助管理机构由省级政府统一协调，合理布局，以期使有限的救助管理经费在使用中做到经济、效能。
另一方面可以将对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管理纳入当地政府部门的政绩考核指标之中，确立激励机制。这样便于救助管理工作的开展，也会为流浪乞讨人员治理提供一种动力。
5、放宽慈善机构进入标准，发挥慈善机构救助作用。
据统计，2002年我国慈善公益组织大约有100多个，而在1998年美国政府仅豁免税收的慈善机构就达120万个【9】。中国的慈善事业远远落后于外国，而且大多数慈善机构并非社会组织而是政府的官办组织。《救助管理办法》规定：“国家鼓励社会和个人对流浪乞讨人员进行救助”因此，加强慈善机构对此类人员的救济，廉价的收集社会爱心，无疑也是解决流浪乞讨人员问题的一个比较现实的方法，事实上，在历史上，诸如英国之类的国家在济贫问题上便一直走的是政府救济与社会慈善救济想结合的道路，而且最终效果很好。在实际操作中，政府应该降低此类机构进入的标准，为其运作提供较好的法制环境，鼓励和扶持慈善机构对流浪乞讨人员进行救助。
流浪乞讨人员的治理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问题，由于其涉及到一个国家的人权保护状况，宪政实施程度以及政府治理理念。因此对流浪乞讨人员进行治理必须坚持法治原则，从公正、合理、有效的原则出发，通过多方面的努力来解决。在具体操作中，应该不断针对治理过程中的具体问题有针对性的调整治理方法，相信经过政府的不断探索和努力，对流浪乞讨人员的治理会不断取得进步。
注释与参考文献
[1]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有北京、上海、云南、重庆、苏州、南京、常州、广州、深圳、珠海、成都、长沙、沈阳、西安、郑州等省市出台了针对流浪乞讨人员进行救助管理的办法或者划定了“重点救助区域”。
【2】这种相对合理主要源于对规章本身文字价值的判断，各地的限制性规定（按照规定应当处罚的）主要包括以下几类：1、在重要公共场所扰乱社会秩序的；2、影响交通运营安全的；3、偷窃、诈骗、抢夺、拐卖儿童、参加黑社会性质乞讨团伙等犯罪行为的；4、以暴力、威胁等手段妨碍执法的。
【3】张千帆：《流浪乞讨人员迁徙自由及其宪法学意义》，《法学》2004年6月，54页
【4】目前在规章层面上明确规定划定或者允许设定禁讨区的主要有云南省、南京市，例如南京便将14个区域设为“重点救助区域”——即所谓的禁讨区。
【5】参见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中国大网络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243～270页。
【6】杨立雄，2004
【7】】杨翠迎：《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城乡差异及统筹改革思路》，《浙江大学学报》2004年3月，12~20页
【8】管健：《职业乞丐现象透析》，《社会》2004年6月54～57页
【9】赣济香： 《“禁讨令”出台的深层原因》，《中国社会导刊》2004年5月，18~19页。
『贰』 写一篇以法治建设为主题的论文
制约我国法治建设前进的因素
我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历史传统的文明古国，曾经的辉煌文明造就了我们这个优秀而伟大的民族。在现代化建设的今天，中华民族也正在不断创造着人类的辉煌历史。这其中就包含了我们的法治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当然，法治建设在其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遇到很多因素的制约和干扰。本文将就此问题做一个初步的探讨。
从中国目前法治建设的基本现状来看，我们感觉有以下几大因素严重制约了中国法治建设的进行：
第一、我国的司法不够独立，各级共产党的机关和行政的司法的干预过大。
除全国人大在立法方面较为独立之外，各级司法机关均被置于党委和政府的控制之下。这些司法机关的财务、人事等方面的权力都掌控在地方党委和行政的手中。因此在涉及国家机关和党政要人违法时，这些机构在行使职权时常常感觉阻力巨大，甚至工作人员都不敢涉足。这样就造成了地方党政部分的法律盲区，我们国家在市场经济时代出现的诸多腐败案件，制度的根源也就在此。
第二、经济发展的严重不平衡，使司法公正的天平无法实现真正的平衡。
我国宪法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但在实际的司法过程中，广大的贫困阶层最需要法律的保护和帮助，由于经济的因数，他们无法支付高昂的诉讼费用而被迫选择忍受伤害和侵犯。当这种忍受达到一定限度时候，他们会为采取一些极端的手段来解决侵犯和伤害，从而成为法律惩罚的对象。因此，法律对他们来说就成一种专制的工具。从这一角度来说，法律实施过程中根本谈不上“平等”。
第三、中国传统的法文化严重制约我国法治现代化的进程。
我们国家有5000年的文明，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对国民的影响巨大。在处理日常的法律关系或相关问题时，我们常常习惯于 “私了”、“算了”，这样的行为模式一方面使个人的合法权利得不到保证；另一方面，由于大多数人的让度，使得公共利益的维护和自觉遵守无从实现。因此在我们国家经常出现公共权利受到侵犯而无人出面制止，大家都愤愤不平但又都选择忍气吞声。
以上我从法律制度、社会经济和文化三个大的方面分析了我国法治建设面临的挑战，当然，中国法治建设的发展，决不仅仅受这些因素的制约。
挑战就在眼前，当我们正确的把握和认识了挑战，相信在各方面的努力下，我国的法治建设比较实现长足进步和发展。
『叁』 法治伴我成长 论文
从呀呀学语到幼儿园，从a、o、e到难解的x、y、z,无论是年少，还是成年，法律一直伴随在我们身边。法律，对我们来说不仅不陌生，还可以说是非常熟悉，可是就是这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事，不能再熟悉的字，你一旦冲撞了它，滋味也不是好受的，
有资料表明，青少年触犯法律的人数，每年都有所增加。其实，只要我们从小树立起强烈的法律意识，长大了就不会去触犯它。
青少年违法犯罪事件数不胜数，在此，我想给大家说几个真实案例。
2008年9月25日，仓集镇召开了一次公开处理大会，其中一个叫xxxx的，正处于花季般的年龄，却因犯了诈骗罪而被依法逮捕。看到这一幕，我惊讶万分，一个充满阳光的青少年，正是青春年少、含苞欲放时，不是应该坐在明亮的教室里努力地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吗？可此时的她，以后只能在不见天日的牢房里对着墙壁后悔、伤心。我知道，如果她年少时就能够重视法律，树立起强烈的法律意识，那么她还能在花季般的年龄时进入那阴暗潮湿的牢笼吗？
在这次会上，还有一个叫xxx的，也是一个青春活力的中学生年龄，却因抢劫罪而被逮捕。看着他在台上无助的眼神，我在想，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如果他在第一次借钱不还时就能够醒悟，那么事情还会发展到今天这个结局吗？
通过这两个实例，我不知大家有何感想？我只想告诉大家，法律陪伴着我们，也时刻提醒着我们，不要妄想冲破法律的约束，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只要你触犯了法律，就不会逃过法律的制裁，我不知大家是否想过这个问题，我们是祖国的未来，是家庭的希望，如果我们有一人触犯了法律，可知道将有多少家庭破碎，多少亲人伤心？！
我们是一株幼苗，那么青春就是我们绽放的花朵，不要以为花开花落，人之常情，关键是花开的要盛，要艳。花儿是脆弱的，任何一次小的风雨，都可能会使它的花瓣凋零；花儿是勇敢的，只要坚定决心，守住信念，即使花落了，也会有重新开放的那一天。就像人一样，从小只要坚定自己的法律观念，那么长大又怎么会无视法律的约束？！如果你能够坚定信念，再大的诱惑利益都不会让你触犯那神圣的法律。
从小到大，法律总是陪伴在我们身边，像是一口钟，时时向我们敲响，法律是铁面无私的包公，不会对任何触犯它的人手下留情。
法律伴我们成长，法律常在我们心中，让我们的生命之花绽放异彩，让我们的生命之果，没有一点瑕疵！
『肆』 德治与法治的论文
摘要：法治在当下中国法学界中没有统一的定义，“依法治国、举措而已”、“君尊则令行”则是古代法家所述。道德是人们关于善与恶、正义非正义、光荣与耻辱、公正与偏私等观念、原则和规范的总和，以德服人是传承的文化。法治和德治是两种互补的社会控制模式，但在现代社会中，法治是主流，治国在制度层面上只能依法，道德通过转化参与了治国，但不能谓之德治，它的主要功能在于育人。因此，依法治国、以德育人，共创理想社会，既是法律与道德在现代社会中的合理分工，又是法治与德治的对立统一。人类关于法、德的经验和原理，揭示了法治、德治的含义与构成，法治及德治的历史和实践表明，法治之法应具有道德性，法治离不开道德。但法治是现代化社会的主流控制模式，是未来中国的必由之路。而为了促成法治的实现，从中国的社会实际出发，必须加强道德建设。从中国当今的实践出发，从对历史与现实的深刻反思中找到德治与法治互相契合的现实合理性。关键词：法治；德治；社会控制模式引言：在现实社会中，社会控制和管理是极为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运用什么样的社会控制模式来管理当今社会，来促进新世纪发展进程中中国的各项社会事业，概括起来讲，有法治和德治两种典型的模式。用法来治理国家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如果没有德治因素的存在，那样是否能够给我们带来理想的社会？本文主要对法治与德治的相关问题进行一些必要的探讨。一、法治的含义、特征和历史演变（一）法治的含义法治是什么，在当下中国法学界并没有统一的定义。在英文中，与之相对应的常见词有：“rule of the law”、“rule by law”、“government through law”等。这些词的含义分别可以译为“法的统治”、“依法统治”、“通过法律的治理”。由此，法治应是社会控制的一种模式，是指人们通过或主要通过法律对国家的治理而求理想社会的实现。（二）中国古代法家提倡的“法治”古代中国法家曾提倡的“法治”，强调以国家暴力为后盾的法律的作用，认为法律的强制手段是最有效的，甚至是唯一有效的统治方法；强调只要有根据统治阶级的意志所立的法，并坚决贯彻实施，就能轻而易举地治理好国家，即所谓“依法治国，举措而已。”⑴基于好利恶害的人性论，他们认为必须依法为本，使法、势、术相结合；为了法律的推行必须建立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政权。他们的“法治”是封建君主专制政体下的法治，尽管他们说维护君权的目的是为了实行“法治”，即所谓“君尊则令行”，但由于君主手执权柄，有权立法也有权废法，即便随意立法也不受任何法律的限制，而对此法家只能晓之以利害。因此，法家的“法治”根本不等同于后来西方资产阶级提出的与民主制度相关联的“法治”。而历史亦以秦王朝的迅速覆亡证明了法家“法治”的不可行。（三）现代法治的特征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来源于近代西方法律文化。法治是民主政治的产物，发源于古希腊和古罗马；法治和宪政紧密相连，没有宪政就没有法治；法治的核心不只是国家通过法律控制社会，而且它本身也要为法律所支配；法治最基本的原则是“法律至上”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治既是一种治国方式和社会控制模式，又是一套价值系统，目标是理想社会生活方式的建立。（四）法治的构成要件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曾对法治作过相当经典的解释：“法治应包括两种含义：已成立的法律秩序获得普通的服从；而大家要服从的法律本身又应该是制定良好的法律。”⑵这揭示了法治构成中两个最基本的要件，即法的普遍性和法的优良性。由于亚里士多德生活于并且也赞成将人分等级并视之为公平、合理的社会，所以我们应赋予他法治构成的框架以新的内容。在现代社会，所谓法的普遍性，即是人们平等一致地遵守而且是严格遵守已有的法律，实质是法律至上；法的优良性应是被遵守的法律含有民主、公平、自由、人权等这些最基本的人类价值观，也即法的正义性。随着法治的实践展开，后世学者对亚里士多德的法治观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在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上有了扩充。法治的形式要件至少包括法制的统一性、法制的一般性、规范的有效性、司法的中立性和法律工作的职业性；法治的实质要件则外化为以下制度和原则，即权力控制与制衡、国家责任和权力与责任相统一、权利保障和社会自由、公民义务的法律化和相对化；同时，法治还有以下精神要件：善法、恶法价值标准的确立，法律至上地位的认同，法的统治观念的养成，权利文化人文基础的建立等。⑶（五）法治的历史及其发展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形成于近代西方，但其精神和传统可以上溯至古希腊。古希腊尤其是雅典的城邦民主和法治达到了古典世界的辉煌，其在公民范围内实现了较为彻底的民主和法治，但人的等级性划分和奴隶制度的存在，又使它与现代世界的民主和法治有了分野。⑷然而古希腊已在思想上和传统上为后来所有类型的西方民主和法治奠定了基础。罗马继受了饱含法治精神的希腊理性法思想。罗马从王政到共和到帝国初期，不仅创制了庞大的法律体系，而且将法制的精神贯彻于法律之中，其中体现人的理性的平等、意思自治和权利的私法可谓是对集中体现于公法领域的希腊法治精神的弘扬和拓展。⑸进入帝国后，皇权对法制精神的破坏和干扰很大，但历史形成的传统未曾消失。中世纪，西方的理性思想和法治精神被笼罩于宗教的帷幕之下，但法律的神圣性和权威性依然在历史和大众中流传。⑹近代以来，思想家们对权力本质的深刻认识推动着西方法治理论走向完备。“权力就其本质而言是邪恶的，不论其行使者是谁。”⑺但有组织的人类社会又无法取消权力，所以减轻权力对人的伤害的最佳途径就是给权力划分界限即“以权力制约权力”；而这一切都需要在体现民意的法律基础上和框架内展开，也即将权力纳入法律，从而使人的安全、财产、自由、尊严等得到法律的保障。这条思路引导出来的政治法律制度或者社会控制模式就是法治。为了让法治成为现实，西方思想家拿出了“分权与制衡”的实施方案，将专制集权制度改造为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分权体制，通过分权和制衡来实现法治和人权。建构法治的思想和方案是西方文明的特定产物。它一方面源于商品经济高度发展所引起的社会关系的契约化，⑻同时又植根于希腊的理性文化和基督教宗教文化中的人性恶论。人性恶的文化促成人们优选客观公正的法律而不是主观性强的道德作为解决纠纷的社会控制方式。社会关系的契约化形成人们事实上的平等和独立，这构成法治经济基础。在人类文明史上，这两者的充分发达和结合仅限于西方，应该说是世界的特例而不是通例。⑼近代以来，法治文明随西方文明来至世界各地。现在法治已成为大多数国家的社会控制模式。但显然各国的法治程度并不相同且各有特色，因而不能简单地用西方法治的经验和标准来衡量已发展了的现代法治。现代法治是建立在更广泛的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和与传统相结合的理性文化之上的，西方的经验和标准只是特定的一种，而不是全部或惟一。二、德治的概念和在中西方实践中的困境（一）德治的含义如同法治一样，什么是德治也有不同的见解。笔者认为，德治是一种对应于法治的社会控制模式。简单地说是以德治国或者说道德的统治（rule of morality）。即人们借助或主要借助道德的作用对社会进行调节和控制而求理想社会的实现。（二）道德的特征道德是人们关于善与恶、正义非正义、光荣与耻辱、公正与偏私等观念、原则和规范的总和。道德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它的内容与评价总是由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在阶级对立的社会中，首先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在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道德总是统治阶级的道德。不同于法律主要指向人们的外部行为，要求人们外部行为的合法性；道德主要通过对人们内心的信念和思想活动动机的调整来影响人们的外部行为。道德调整的范围比法律调整的范围要广泛得多，几乎覆盖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和一切社会关系。道德调整的意义在于要求个人对他人，个人对社会应当履行的基本义务，这种义务的履行并不以行为人取得某种权利为前提条件。道德调整主要建立在社会主体的伦理认同和道德评价的基础之上，它主要通过人们内在信念和社会舆论的遣责来保证人们对道德规范的遵守。⑽（三）德治在中西方实践中的困境道德以向人们发出道德指令来协调相互间的关系。但由于人类艰于自律易受本性影响，由于德和人的品质相联系，道德特别是个人美德和公共道德便具有了高尚情怀，从而德治也成为一种理想。中国自孔子开始，儒家思想在理想层面上始终以德治为目标，西方哲人柏拉图在《理想国》一书中揭示他对德治的向往。但德治在现实中屡屡陷入困境。在中国，孔子的仁政德治从春秋战国到汉初能竞争过“重刑轻罪”的法家学说；汉武帝虽然接受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献言，推行“礼法结合”，但实质上是“外儒内法”，德治的实质已不存在；即使是名义上的德治在晚清变法修律中也不敌西方法治而被取而代之。在西方，柏拉图中年以后虽然内心固守但实际已放弃理想国的追求，改为第二等的选择：法律和秩序。他在《法律篇》中说：“人类的本性将永远倾向于贪婪和自私，逃避痛苦，追求快乐而无任何理性，人们会首先考虑这些，然后考虑公正和善德。这样，人们的心灵是一片黑暗，他们的所作所为，最后使得他们和整个国家充满了罪行。如果人根据理性和神的恩惠的阳光指导自己行动，他们用不着法律来支配自己，因为没有任何法律或秩序能比知识更有力量，理性不应该受任何东西的束缚，它应该是万事的主宰者，如果它真的名副其实，而且本质上是自由的话。但是，现在找不到这样的人，即使有也非常之少；因此我们必须作第二最佳的选择，这就是法律和秩序。”⑾尽管柏拉图的《理想国》仍受推崇，但理性的西方文化总将其视为乌托邦，从亚里士多德开始，法治国是人类最理想的国家成为西方的传统。中西的历史实践揭示出人类在法治与德治问题上的一个基本经验：作为主要的社会控制模式，德治是一种理想，现实中为法治所代替是必然的。三、法治与德治的关系在现实社会中，社会控制和管理是极为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德治虽不能作为主要模式与法治相竞争，但法治从来没有也不可能代替道德的重要作用。相反，理想的法治必须有道德的支持，这部分是由于法律自身的缺陷，部分是由于道德和法律具有不可替换的互补功能。举几个最惨痛的例子：一个是苏格拉底之死。苏格拉底是在完全符合雅典法治的前提下，依据当时的法律以民主投票的方式判处死刑的。另一个例子是西塞罗的法治理论和实践未能阻止罗马共和国的蜕变，甚至他自己也被残杀。还有一个例子是在世界公认的优秀的《魏玛宪法》制度框架下，希特勒通过法定选举程序上台执政实施专制独裁。尽管法律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具有高度裨益的社会生活制度，它像人类创造的大多数制度一样也存在着某种弊端。如果我们对这些弊端不引起足够的重视或者完全视而不见，那么它们就会发展为严重的操作困难。法律的这些缺欠部分源于其保守的倾向，部分源于其形式结构中所固有的僵化呆板因素，还有一部分源于与其控制作用有关的限制方面。⑿此外，法律乃至法治还有一个更根本的缺陷，即法律不能治本。所以，法律至上但法律并不万能，因为法律只关注人们的外部行为而无法深入人们的内心世界。仅此就奠定了道德在法治社会中的重要性，况且如前所述其互补性并非仅此而已。法治与德治的关系源于法与道德的关系。第一、法治之法应该有而且必然有道德性。法治是奉行法治国家人民的目标，但不是终极目标，终极目标是人们理想社会的实现。这势必牵扯涉到人们对理想社会的评判，而人类的任何理想都不可能也不应该与道德相抵触。一旦法律变成缺德的东西，法治也会成为压制人类理想的东西，很难想象，这样的法律能被人们接受，这样的法治能实现它自己的目标。历史表明，缺德的法律即使在强权保护之下，也只能行用一时，最终不免背上“恶法”的骂名；而那些具有深厚道德基础的法律都具有悠久的历史。例如，民法中关于善良风俗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刑事法中制止邪恶、保护善良的各项规范；宪法中关于尊重人格的人权规范；社会立法中体现人道和仁爱的福利法等，都是符合人类道德要求的良法，因而有坚韧的生命力。第二、法律应具有道德性，并不意味着道德可以直接成为治国的依据，进而将德治与法治在治国层面上相提并论。国家特别是现代国家机构庞大、事务繁多。按西方的设置，立法、司法、行政每一部分都是复杂的系统。这些系统自身内部及其相互之间要保持有序运转，才能确保国家和社会的正常，稍有紊乱和冲突便有陷国家和社会于混乱之中的危险。避免这样的危险靠道德是很危险的也是很困难的。首先道德是有争议的。不同的人对道德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一个社会中同时存在着不同的道德，即使同一个人不同时间、不同场合、对同样的人不同的事同样的事不同的人，都有可能出现道德评判上的变化。其次，道德还是不确定的。道德有部分表现为以信仰、意识、心理和习惯的方式存在，没有明确成形的表现形式，呈现出不确定性。再次，凭藉舆论和内心，道德虽有一定的甚至强大的压力，但这种压力缺乏强制性，这使它的效力受到限制。道德的这些属性使它难以担当治国重任。这是因为治国要以制度为依据，国家行为才能达到某种程度的统一性、确定性、连续性和有效性，将社会控制在有序和可预见的范围内，人们也因此才可能合理地安排自己的生活和计划。而法律本身就是一种制度化的设置，它在一国主权内的惟一性、同一性、确定性、稳定性和权威性，特别是它独有的强制性，保证了制度的规范和有效，从而成为治国的依据。正如罗斯科庞德所说：“社会控制是需要权力的——它需要用其他人的压力来影响人们行为的那种权力。作为社会控制的一种高度专门形式的法律秩序，是建筑在政治组织社会的权力或强力之上的。但法律绝不是权力，它只是把权力的行使加以组织和系统化起来，并使权力有效地维护和促进文明的一种东西。”⒀法律的制度化、系统性和强制力，使它在与道德、宗教、行政、教育等的竞争中， 成为最有效的治国之具。⒁第三，道德的非制度性并不意味着它未参与治国，虽然就制度而言，道德确实无法成为法律这样的治国之具，但间接来看，道德一方面可以转化为制度，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对人的塑造而参与治国。良法具有道德性，是从法律角度说的；从道德方面说，法律中的道德性即是道德的法律化，表明这部分法律是由道德转化来的。人类历史上相当多的法律是这种情形，传统中国在这方面最为典型。法律化的道德虽然在形式上已不同于道德，但我们也不能断然地说道德没有参与治国；当然我们也不能认为这就是德治，毕竟法律化的德已不是原本意义上的德，法律的属性已使之与道德有了形式和本质的区别。同样，接受道德教育和影响的人成为法律职业者，也在一定程序上促成了道德对治国的参与，但我们同样不可以说这就是德治。第四、道德法律化既指部分道德也是指部分法律。并不是所有的道德可以上升为法律，而法律更不能完全道德化。道德特别是特定社会中的主流道德与法律，在物质基础、指导思想、社会任务和终极目标上都相一致或相近，因此，它们的内容和功能就有了交叉和重叠，这恰好构成道德向法律转化的基础。脱离这个基础将道德强行上升为法律，不只混淆了两者之间的界限，造成功能上的错位，最终也将牺牲双方。道德是对人的上位要求，建立在人一定的品质之上并以培养高尚的人为目标；法律是对人的下位也即最起码的要求，隐含对现实中人的理性认识，仅以人的守法为目标。甚至有一种说法：道德的底线即是法律的常规。例如，我们在道德上有乐善好施的义务，但法律上只禁止人们欺诈和伤害他人。又如，婚姻在道德上最好不要离异，但法律上还是允许人们自愿离婚。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法治之法虽需要有道德性，但绝不是全部的道德化。法治和德治是两种互补的社会控制模式，但在现代社会中，法治是主流治国在制度层面上只能依法，道德通过转化参与了治国，但不能谓之德治，它的主要功能在于育人。因此，依法治国、以德育人，共创理想社会，既是法律与道德在现代社会中的合理分工，又是法治与德治的对立统一。论法治与德治
『伍』 依法治国1200字论文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都是上层建筑组成部分，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是维护社会秩序，规范、调整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重要手段。依法治国是一种治国方略或社会调控方式, 是保持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基础，也是维系社会进步、保障人民福祉、促进经济繁荣的关键所在。以德治国是根植于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优良道德传统，继承和发扬了我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优秀成果，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站在代表先进文化前进发展方向的高度，以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关键所在。首先依法治国要有完善的法律体系和公正的执法、司法态度。依法治国须有法可依；依法治国需要司法公正。其次以德治国要建立社会主义的“德治观”。社会主义的“德治”把道德建设和道德教育提高到治国方略的高度；社会主义“德治”的根本目的，是要通过加强道德建设，把提高人的道德素质作为实现中华民族振兴的一个重要环节；社会主义的“德治”是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道德准则。第三“法治”与“德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法治与德治，一个靠国家机器的强制和威严来起作用，一个靠人们内心信念和社会舆论来起作用，二者其目的都是要达到调节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对于一个正常社会的健康运行，各自起着独特、不可替代的作用。社会主义法制和社会主义道德都是建立在共同的经济基础之上，并为经济基础服务，都以权利和义务为调整内容，是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机制和手段，存在着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相辅相成的关系。第四发展社会主义，必须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运用立法、执法、法制宣传等手段，促进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结合；发动群众制定和执行各种道德守则、公约，法律对这种活动则给予一定支持；从严治党，使广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成为遵守社会主义法律和实践社会主义道德的表率，成为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有力推动者。
『陆』 求一篇800字的法制教育的议论文
大学生对法政治教育的看法
法制教育是培育大学生良好的法律品质、提高他们的法律意识、增强法制观念的有效途径，而加强法制宣传教育，不断提高全民族的法律意识和学法、知法、守法、依法办事的自觉性是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任何法律的制定、遵守、执行都离不开一定社会的法律意识的指导和支配。高校承担着为国家培养各类高级专门人才、后备干部和各级管理人才的重任。加强对大学生的法制教育，引导大学生学法、知法，使他们形成较强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进而做到守法、用法、护法，对于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然而，我国高校目前普遍存在法律素质教育得不到认真、全面、深入的实施的不争事实。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法律素质教育远不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近年来频频涌现的大学生犯罪现象和日益攀升的大学生犯罪数据足以说明：现行的高校“法制教育”课，既没有让学生真正懂法，更没有达到对学生予以“观念改造”的效果。也警醒我们：“高校法制教育的教育性发挥，需要构建一个属于法制教育本身的体系完整且地位独立的法制教育安排。”面对当代大学生，面对新情况、新问题，我们应该反思原有法制教育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不足：
其一、法制教育观念陈旧，定位不准。把学校“法制教育”视同为“观念教育”的认识及定位是不大合理的，“以思想道德教育的套路来开展法制教育课，不仅难以达到法制教育的教育性，由此还将至使法制教育遭受埋没。
其二、法制教育的形式和内容单一。法制教育是一项理论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的综合教育。目前，在高校法制教育中，教育形式仍局限于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偏重于法律理论知识的传授，缺少有针对性的以案说法的内容，忽视了实践教学环节，
其三、法制教学考核方式不合理。目前，各高校评价法制教育效果好坏的惟一办法是阅卷考试，考核的内容主要集中于法律的一些基本概念和知识，惟一的标准是考试成绩，学生追求的仅仅是该课程的分数，考完后就将法律知识放在一边了，并未真正的培养自己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
其四，从大学生自我法制意识方面看，普遍存在法制观念淡薄，权利意识不强等现象，认为只要不违法、不犯罪，法律跟自己就没关系。接触法制教育活动少、渠道单一，很多学生在权利与义务、纪律与自由、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上的认识仍是模模糊糊，虽然学法、知法，但守法、用法意识差的现象普遍存在，大学生年龄普遍较低，心理和生理都很不成熟，对复杂的社会环境缺乏深刻的认识，极易受到不良思潮的影响而偏离正确的思想轨道。甚至有些大学生会因为物理环境、人际环境、文化环境等等因素的影响，造成强大的心理和情绪冲击导致知法犯法、违法犯罪的发生。
对大学生法制教育应当时时处处进行，注意将课堂教学与课外教学、校内教育与校外教育，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等结合起来，全方位、全过程地对大学生进行教育。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对高校法制教育进行改革完善：
第一、加强课程的实效性，真正发挥法制课堂作用
只有理论联系实际，加强教学内容的针对性，才能满足大学生守法的需要，实现培养大学生社会主义法律意识的根本目的。学校应加强对法制教育课的检查和评估工作。在选择法律教学案例时，应选择那些既有利于大学生对法律知识的理解，又具有思想教育意义的案例。其次，要注重法制教育内容的相关性，围绕怎样预防大学生犯罪，结合大学生的专业特点进行相关教学，深入了解大学生关注的法律问题，有针对性的开展法制教育，既要考虑到全国的统一要求，又要照顾到不同地区、不同学校、不同专业的具体情况。如针对经济类专业学生，可开设预防经济犯罪专题讲座。再次，改革法制教育方式和方法，
第二、营造良好的法制环境和教育氛围
高校是人才最集中、思想最活跃的地方，我们要充分利用这种优势，努力创造高品位的校园文化，营造健康向上的法治氛围，引导学生认识到法律必须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首先，必须顺应法治社会的要求，依法治校，使各项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让学生明白自己该做什么和该怎么做。其次，要严明校风校纪，有法必依，令行禁止，让学生明确若不遵守纪律，则会受到相应的处罚。再次，积极开展大学生喜闻乐见的法制教育和生动活泼的校园文化活动，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鼓舞学生志气，激励学生向上精神，为学生的身心健康创造良好的环境。
第三、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法制教育实践活动。
法制教育实践能够锻炼学生运用法律知识、分析实际问题的能力，提高法制意识。大学生的法制教育不能局限于校园，而应该开展社会实践活动，让他们走向社会，去了解法律的社会影响力，了解法制建设，从而强化学生的感性认识。如，走出校园，旁听庭审、参观监狱和劳教所、等，从而了解社会、服务社会。
第四、开展心理咨询和辅导，巩固大学生法制教育的成效
现在，我国社会处于转型期，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念和思想伦理观念急剧变化。大学生进入大学后，学习环境、学习方式、人际交往、自我评价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为此，高校要开展心理咨询和辅导，帮助其消除不良的心理状况，最大程度上预防和避免因心理问题引发的违法行为，从而 巩固大学生法制教育的成效。
总之，加强大学生法制教育是一个艰巨复杂的系统教育工程，是一个非常重要而迫切的现实课题，需要引起大学教育工作者、管理者和社会上的司法行政部门与法制工作者的高度重视，更需要各方的相互协作，共同努力，使大学生对法律有科学的认识、深刻的理解和全面的掌握，使得他们不仅掌握一定的法律知识，更能理解法的精神、法的作用，增强自身的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
『柒』 结合实际谈谈你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理解的论文,1500以上
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一次以执政党最高政治文件和最高政治决策的形式,对在新形势下进一步引导和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通过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法治中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法治轨道上积极稳妥地深化各种体制改革,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制度化、法治化的引领、规范、促进和保障,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对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内容。我国宪法规定,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奋斗目标,也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基于“没有法治,就没有国家治理现代化,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思维,基于依法治国“事关我们党执政兴国、事关人民幸福安康、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新认识,基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定性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我们党面对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的新判断,基于依法治国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作用更加重大的新理念,我们必须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提高到落实党和国家整体发展战略总抓手的新高度来把握,把弘扬法治精神、培育法治文化纳入到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大范畴中来展开,把维护宪法法律权威、保障宪法法律实施置放到维护国家治理权威、夯实党的执政基础、保障人民基本权利、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大格局中来落实,把建设法治体系、发挥法治功能的基本要求贯彻到引领深化改革、促进全面发展、构建有序社会、保证长治久安的具体实践中来实现。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新形势下发展人民民主的根本保障。依法治国的要义是,通过反腐治权、依法治官和监督制约公权力,通过尊重保障人权和基本自由,实现人民民主。因此,发展人民民主,保障人民作为国家和社会主体的政治地位和主权权利,必然是依法治国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发展人民民主对依法治国的新期待,不仅表现或者停留在公民享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依法享有管理权、知情权、参政议政权、监督权等政治民主和政治权利方面,更多的是表现在对社会民主与社会权利,如自我管理、社会保障、医疗养老、住房就业、教育卫生、公共服务等;经济民主与经济权利,如参与经济决策和管理、获得财产或企业股份、参加工会、男女平等、同工同酬、带薪休假、适当生活水准权、安全生产等。广大人民群众不仅需要抽象的民主政治权利、民主政治参与,更需要具体实在可参与、被尊重、平等公正的民主政治权利；不仅需要玻璃天花板上可望而不可及的民主政治权利,更需要兑现实在实惠实用的人身财产权利、经济社会权利、环境生态食品安全权利等具体权益。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反腐治权的治本之道。权力腐败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死敌,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最大障碍。应当更加重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把权力放进法律制度的笼子里,完善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充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反腐治权,切实从体制、机制和法治上遏制并解决权力腐败问题。腐败现象千变万化,腐败行为林林总总,但归根结底是公权力的腐败,因为权力不受制约必然产生腐败、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所以各法治国家要依法分权和治权。公权力腐败的表现形式五花八门,公权力腐败的原因不尽相同,但归根结底是权力寻租,是掌握和行使公权力的各类主体的腐败,而这些主体基本上都是政府官员和公职人员,所以各法治国家不仅要依法治权,而且要依法治官、从严治吏。在我国,依法治权、依法治官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依法执政和依法行政的必然要求,是法治思维下反腐治权的必然要求。反腐必须治权,治权必靠法治。
『捌』 你对依法治国的理解论文1500字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实现这个总目标，必须坚持以下原则。
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把党的领导贯彻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我国宪法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幸福所系，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题中应有之义。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是一致的，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只有在党的领导下依法治国、厉行法治，人民当家作主才能充分实现，国家和社会生活法治化才能有序推进。依法执政，既要求党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也要求党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必须坚持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把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同依法执政基本方式统一起来，把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同人大、政府、政协、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依章程履行职能、开展工作统一起来，把党领导人民制定和实施宪法法律同党坚持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统一起来，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善于使党组织推荐的人选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人员，善于通过国家政权机关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善于运用民主集中制原则维护中央权威、维护全党全国团结统一。
二、坚持人民主体地位。
人民是依法治国的主体和力量源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必须坚持法治建设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以保障人民根本权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承担应尽的义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共同富裕。必须保证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必须使人民认识到法律既是保障自身权利的有力武器，也是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增强全社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意识，使法律为人民所掌握、所遵守、所运用。
三、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平等是社会主义法律的基本属性。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尊重宪法法律权威，都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都必须依照宪法法律行使权力或权利、履行职责或义务，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必须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尊严、权威，切实保证宪法法律有效实施，绝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借口任何形式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必须以规范和约束公权力为重点，加大监督力度，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必追究，坚决纠正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行为。
四、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
国家和社会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共同发挥作用。必须坚持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培育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既重视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又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以法治体现道德理念、强化法律对道德建设的促进作用，以道德滋养法治精神、强化道德对法治文化的支撑作用，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
五、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必须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同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相适应，总结和运用党领导人民实行法治的成功经验，围绕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推进法治理论创新，发展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体现社会发展规律的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为依法治国提供理论指导和学理支撑。汲取中华法律文化精华，借鉴国外法治有益经验，但决不照搬外国法治理念和模式。
————————————————————————————————————————————
周群文章《法律之我见》
近来，常能闻见一些似乎很怀了些怜悯之心的“有识之士”，脸上也很流露出了些不忍之色，然后，再用很带了些责备的口吻教导着那些已然在生活中很受了些委屈与伤害的人：“碰上诸如此类的事情，你决不可妥协、软弱！应该勇敢地拿起法律武器，与之坚决斗争到底！”
对于此类极富“打抱不平”精神的“有识之士”之善意，我向来是既深以为然，也颇以为许的。但是，无庸讳言，我却也始终认为这番循循善诱依稀与“你应该放弃仁慈、宽容，斤斤计较起来！”实有异曲同工之嫌。
当然，尽管如此，倘凭心而论，至刻下我也尚未丝毫怀疑过这类“有识之士”的其心可鉴，甚而至于，心下更是颇感其精神之难能可贵。因为，倘处身于一个谁都念着要占别人便宜的食亲财黑环境及氛围中，不容置疑，确实很有针锋相对且决不退让之必要，做人更是如之说的：绝不应该心慈手软而任人欺凌、摆布！
不过，理虽及此，我却依然顽固于发自内心之深以为：问题似乎都得从根本上去着手解决才更恰当稳妥，否则，贸然地截鹤续凫，实有引足救经适得其反之虑！而像现在这般纯粹靠着“你打我一拳，我必踢还你一脚！”的法子，就妄图解决人性及社会安定方面的系列问题，以我个人的看法，恐怕非仅不是一个什么长久之计，更实隐了得不偿失之后患。
也因而此，凭着自己的若般一得之见，我就更坚定了这样的一个早先还尚有些疑虑的信念：虽然法律应该建设也更有必要得到完善，但却实在不适宜把来作为人们日常行为的导向标志！原因在于：倘把法律姑且看作底线，那么，崇高的道德、思想则就远在之上遥遥相对了。而我的一己想法之延伸也就是：如果所有的人都蜂拥着那条作为底线的法律准绳，难免就会弄出些有意无意间或愿意不愿意间被挤过了法律准绳的状况，倒不如，引导大家都靠拢了道德、思想，或者景况就会有所改观了：绝大多数人远离了因为太过于拥挤而常常出事的底线附近危险区域，那么，视野宽阔了，也不再人多手杂了，若是谁胆敢在此时再于路断人稀处欲越过法律准绳的话，大抵也仅是个自讨苦吃之举了。
然而，道理固然简单，观点也够鲜明，但我却更深知，若是真想让如今的有些人也明白个中的道理，认同这个观点，事情却绝非那么简单。因为，问题就出在这个道理实在是太过于简单了，以致于反而会使得那些特擅长于化简为繁之人，更不可能会去关注、重视、思索，并由此而欣然接受了。
我们假设：有一个地方，因为那里人们的道德、思想水平普遍的都很高，因此那地方的犯罪现象就很少，而犯罪现象少也就从而使得正常生活着的人们很少能听闻到法律啊法制啦什么的；而另一个地方，因为犯罪率一直居高不下，社会又动荡不安，迫于保护自己的无奈或者趋于贪婪的欲望，那里的人们因而无论是唬唬人的还是真干实做的，嘴里就不得不整天嚷嚷着法律、法制了，而这般“法律天、法制地”热闹的“盛况”，自然会令人倍感了法律、法制的“无处不在”与“不绝于耳”了。
倘若于此作个判断：这般的两个地方究竟是哪一个好？哪个地方更适宜人的生活？大概很有人会以为，这种问题岂能成为问题？这还用得着说吗？然而，实际上这问题却恰恰就是个连有些专家学者与教授们都至今糊涂着的“难题”。而其中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更是，有一些专家学者与教授是非不明、黑白不分或弄来弄去弄不懂倒也罢了，不懂就是不懂，就不要再去厚颜无耻装什么懂了，可这些家伙就是不缄其臭嘴，居然一边赞扬着混乱一边更去讥笑太平盛世的“少法律”“少法制”，似乎社会风雨飘摇人们被弄得焦头烂额，于他们来说，是件挺有进步意义的事情。
日前，着意之下，我就很见识了几个这样的无视道德、思想而单抱着法律、法制就认为已经找到了足以匡时济世良方的专家学者，其幼稚可笑的言论中居然还很夹杂了一些崇洋媚外的由头，不时扬眉提到了一个当今犯罪率举世无双的国家，并把之顶礼膜拜成了凡国家都很该认真学习且效仿的楷模榜样。
那么，这个被些许“国人”高度颂扬的而自己也经常自吹自擂所谓的老牌法律国的法律状况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呢？也许，我们也不妨实地去见识观摩一下，或者，我们也就能不只有个大体上的感性认识，更能大致的对之端倪可察了。
在一间搞得外表很“入眼”的大房子里，几十甚至上百个熟悉法律的人士静静地坐着，他们前面有几个仿佛对法律更加掌握得透彻之人在轮番慷慨激昂着法律，而再往前的高台后面还坐着一个对法律几乎是了如指掌的人。然而，尽管法律就一个，而大家也都似乎胸有成竹，但是，处身于这般浓厚法律氛围之中的被告席上的人，却依然瞪着茫然不知就里的眼睛。
那么，作为主角的被告，为何会是这么一副犹如置身云雾中的神态呢？因为，面前的那几个穿戴整齐的人尽管讲的都不外是些不知被讲了多少遍的同一法律，但是，被告却在他们未能停止“这么讲来讲去”时，其命运究竟如何竟然尚且是个充满了无穷变数的谜。而尤为重要的更是，被告的命运居然也恰恰正是由这几个人的“这么讲来讲去”所决定：被告可能会就因为“这么讲来讲去”而无罪，但也可能就因为“这么讲来讲去”而小罪，或者中罪、大罪甚至超级巨罪都“得当”成立。
一旦“这么讲来讲去”完了——通常时间都很长很长，那么，法庭就会让另一些始终在一旁呆听“这么讲来讲去”的人，根据这个听来的“这么讲来讲去”的自己听了多少与自己的理解能力再加上自己的想法，来得出一个结果——被告的结局——也就是法律的宣判。换言之，进了庄严肃穆的法庭，被告曾做过些什么，其实相对而言已经不再是那么重要了，反倒是最终在法庭上真正起了关键作用的，除了次之的在一旁呆听的都是些什么人之外，主要的却居然就正是那个“这么讲来讲去”。
而更令人匪夷所思也势必感叹其深不可测的是，无论是那些懂得法律的抑或不懂得法律的，却每个人心中都竟然雪亮着：钱多找个“好”律师与没钱只能靠“坏”律师，其间，虽然还是同一法律同一被告，其结果却往往会就因为“好”律师与“坏”律师间的“这么讲来讲去”之有所不同而差了天壤之别，有的时候，甚至更是生死之分！
法律，本该是用来伸张包含公平、公正在内的正义的，这一点大抵也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然而，现在居然被搞得非只是模糊且具弹性，最后更使得神圣不可侵犯的正义也反而受其拖累而成了贫富立判的待价而沽之商品，——在老实巴交的老百姓面前，堂而皇之地把至高无上的正义，通过所谓的“法律”“光明正大”地给彻底扭曲了，——使得法制也陡然变成了人制与钱制！或许，这听上去实在令人难以置信，更似乎像是个天大的笑话或者讽刺，但事实上这却正是当今资本主义国家公认的治理社会之无上法宝了。
究其恶醉强酒之原因，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与体制决定了其无可奈何只得紧抓着这根“救命稻草”，明知于事无补却也不得不然，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都是以钱来说话，钱凌驾于正义、真理之上，人人都渴望着自己能够尽量剥削压迫别人，最终成为剥削阶级把正义、真理掌握在手里听凭自己玩弄，因此，资本主义社会根本就无法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对道德、思想的重视！
所以，清楚并明确了法律与道德、思想间的关系，也知道并肯定了本末位置的重要，更明白且确定了只有在道德、思想的引领下法律才能够真正成为正义的之一工具，我们就不难看出那些外表道貌岸然，刻意不谈道德、思想而大喊大叫唯法律、法制能救国、治国，实质却正是在企图败坏人们的道德、思想，使得社会礼坏乐崩人欲横流，导致法制成为人制与钱制，以便达到其彻底毁坏法律、法制目的之人的居心了。
也因此，倘若今后再有人摆出了一副一本正经的样子，——一看就知又来哄骗老百姓了，故意绕开或撇开道德、思想大谈法律、法制，那么，有了一份清醒认识与警惕的我们，或者就能即刻透过装模作样的外表，直视其心底之险恶了。
『玖』 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论文
浅析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法治理念是人们对法律的功能、作用和法律实施所持有的内心信念和观念。先进的法治理念能够引领和指导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法律活动,是国家机关依法行使国家权力、服务人民、管理社会的行动指南,是社会组织和人民群众依法行使权利、履行义务、承担责任的思想基础和价值标准。
2005年,以胡锦涛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这一意义重大、内涵丰富的政治和法律命题。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念下,在我们国家法制建设的过程中,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坚持和遵循依法治国、公平正义、公正司法、司法为民等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内涵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关于社会主义法治的理想、信念和观念,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内在要求、精神实质和基本原则的概括和反映,是立法、执法、守法和法律监督的基本指导思想。一定的法治理念由一定的社会历史制度、法律文化和价值观所决定,一旦形成,便固化于人们的思想中,具有相当的稳定性、持久性;有什么样的法治理想、信念和观念,就会表现为什么样的立法、执法及守法行为。法治理念是灵魂,决定着法治的效果。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伟大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法治理念。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是先进的社会制度,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也一定是先进的法治理念,是真正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和需要的法治理念。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必须体现以下本质要求,必须反映和坚持社会主义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反映和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反映和坚持党的领导,反映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反映和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的原则要求,必须反映和坚持改革创新、与时俱进。
按照这些本质要求,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可以概括为“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五个方面的内容。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内容,执法为民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要求,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服务大局是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使命,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保证。这五个方面相辅相成,体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二、坚持贯彻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必要性
(一)时代发展的需要
当前我国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的发展阶段。新的发展时期,必然要对法制建设提出新的要求,政法队伍、政法工作要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就必须有一个科学、明确、符合时代需要的执法指导思想。当前我国经济社会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各种经济成份不断出现,使经济实体呈现多元化,必然导致经济利益的多元化。这一时期,既是战略机遇期,也是社会矛盾尖锐化时期和社会问题多发期,地区之间的不平衡、各阶层收入差距的拉大、就业形势严峻等社会矛盾和问题不断增多,人们的思想、观念、利益也同时发生着变化,各种利益冲突不断发生,这也要求政法机关要有一个科学、正确的法治理念,在实际工作中体现出公平、正义,维护各个阶层群众的合法权益。因此,在我国政法战线坚持和贯彻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是十分必要和非常及时的战略举措。
(二)法制建设的需要
随着我国各项改革的不断扩大和深化,司法体制的改革和调整也必将提上日程。当前我国立法体制中存在诸多问题,例如,立法的超前、快速、规模庞大、盲目立法等,使出台的法律、法规难于渗透到社会生活实际领域,难于被民众认同、消化、接受,最后变为一纸空文。目前中国的法律很难经得起理性的检验,中国的执法困境,立法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包括司法制度、执法机制怎么改、如何改才能适应我国民主法制建设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法制需求,也需要我们有一个统一明确的认识。
(三)社会稳定的需要
中国的发展、富强、崛起和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但也要清醒地认识到,目前影响社会稳定与和谐的因素还大量存在,改革和发展中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逐步暴露出来,人民内部矛盾凸显,有的甚至引发**。社会管理、经济管理中的新情况新问题也不断出现,极易滋生和诱发违法犯罪,甚至导致严重刑事犯罪高发。而担负维护稳定重任的政法机关需要进一步明确自己的使命,需要有一个正确的法治理念。
(四)执法的需要
在建设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人民群众民主法治意识日益增强,人民群众通过司法程序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要求不断提高。而我们政法队伍、检察队伍在执法中存在的执法不严格、不公正、不文明、不作为的现象,甚至执法犯法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上述行为的背后存在着不合时宜的执法观念急需纠正,混乱的执法思想需要澄清,不适应新形势的执法思想迫切需要得到改变。
面对新形势,法律工作者必须主动应对新挑战,积极适应新要求,尽快提高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力、防范和打击违法犯罪的能力、维护国家政治稳定的能力、公正执法的能力。而要做到这些,必须用科学、先进、正确的法治理念武装政法干警头脑,也就是说,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指导政法工作。
三、践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途径
如何使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走入执法者头脑,让他们在深刻理解、共同感受、真切内化这些法律理念的基础上,引导和自律执法办案行为,应当成为政法队伍建设共同面临、必须正视和认真对待的一项重要而极有现实意义的任务。
(一)坚持依法治国
所谓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实践依法治国理念对执法工作具体有以下三点基本要求:努力提高法律素养——践行依法治国理念的前提;坚持严格执法——法治的基本内涵;模范遵守法律——执法者的应尽责任。
(二)坚持执法为民
执法为民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要求,是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执政理念对政法工作的必然要求,是“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原则在政法工作中的具体体现,是政法工作始终保持正确政治方向的思想保证。
执法为民,就是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要求,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政法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各项政法工作中切实做到以人为本、执法公正、一心为民。正是因为执法为民理念对于政法工作的重要作用,因此,各级政法机关和广大政法干警,要在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活动中,全面深刻理解执法为民内涵,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牢固树立执法为民理念。
(三)坚持追求公平正义的理念
公平正义是自古以来人类社会共同的、不懈地向往和追求,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最高价值目标追求和重要任务,维护和实现公平正义是政法工作的永恒主题和神圣职责,也是政法干警崇高而伟大的使命。只有树立公平正义的理念,才能使宪法规定的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任务落到实处,才能真正维护人民的利益,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1.合法合理。合理性是指执法中正确行使自由裁量权,所采取的措施、作出的决定合乎理性,符合案件事实、情节,防止滥用职权、显失公平。法律设定自由裁量权是使执法机关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既遵守一般要求又体现个别化,按照合理而公正的原则作出正确的选择和判断,从而更加准确地贯彻法律的意图。
2.平等对待。平等对待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在社会公平正义方面的具体要求,是公平正义的载体和支撑。没有平等对待,正义便成为抽象的空谈。平等对待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反对特权,法律上的平等对待,排除任何特权,反对给予同等条件者不同的待遇。要求在执法中坚持依法平等保护各类主体的合法权益,不分地域、不分公私、不分贫富、不分民族出身,一律提供平等的司法保护和法律服务。二是禁止歧视,与反对特权相对,法律上的平等对待不允许对任何在社会关系中处于劣势地位的主体有歧视待遇。按照公平正义原则的要求,这些人不但不应当受到其他人的歧视,而且还应当得到社会给予他们的关怀援助。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司法救助制度、未成年人在刑事诉讼中的特殊规定等都贯彻了这一原则。
3.实体与程序公正并重。程序公正不仅是实体公正实现的前提和保障,而且本身也具有独立的价值。在现代社会,程序法是否完备并得到严格的遵守执行,是衡量一个国家法制文明、司法公正、诉讼民主、人权保障程度的重要标志。程序公正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目的和价值:一是应当保障实体公正的实现。实体公正是一种结果的公正,而任何结果都是经过一定的过程得以实现的。程序的设计配置,首先是保证执法司法机关正确地发现案件的真实情况,全面客观地收集证据,准确地适用法律,正确地处理案件,保证实体法的实现。二是赋予当事人充分的权利并提供权利被侵犯时的救济渠道,有效地保障人权。程序公正要求以人为本,充分尊重当事人、行政相对人的人格尊严和主体地位,保障其应有的知情、参与、陈述、抗辩、申诉、获得法律帮助等各项权利,使其感受到客观、公平、充分参与、主张和意见得到充分表达,增强行政执法决定和司法决定的可接受性。三是规范执法行为,克服执法者的随意性,防止权力的滥用。任何权力都有滥用的可能,仅仅把正义实现的希望寄托于执法者良好的道德修养是不够的。只有借助制度的力量和约束,人们才能对执法的结果有一个相对稳定的预期,而程序正义的一个突出功能就是对权力可能被滥用进行限制和制约。
(四)树立服务大局思想
服务大局是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使命,是执法机关应切实履行的重大职责。牢固树立服务大局的理念,要求各级执法部门要把执法工作放到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来认识、把握和部署,立足本职,全面正确履行职责。
1.牢固树立服务大局的思想。要善于围绕大局筹划部署工作。学会从大局出发、从大局着眼,自觉地把各项工作融入到大局之中来思考、谋划和部署,把本地、本部门的工作作为保障党和国家大局的必要环节努力做好,使各项工作切实体现服务大局的要求。为此,要做到两点,一要统筹兼顾;二要善于结合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同时,适时地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研究工作思路,确定工作重点,调整策略方法,增添工作举措,确保在服务大局中更有作为。
2.立足本职。立足本职是服务大局的基础。执法人员要立足各自的工作岗位,结合自己的职责任务去服务大局,切实执好法、办好案、服好务,不能把大局看成是“摸不到,够不着”的目标,对服务大局无从着手。实际上,我们的日常工作与大局工作就是紧密相关的,按照岗位职责要求,认真尽职尽责做好每一项工作,办好每一件案件,就是为大局服务。本职工作做不好,服务大局就会成为一句空话。要依法做好本职工作,按照法律赋予的权限,严格依法办事,公正文明执法,热情周到服务,不失职、渎职,不滥用职权,不违法办案、执法违法,优质高效地做好岗位职责所要求的具体工作,正确有效地为大局服务,使人民群众满意,党委、政府满意。
3.正确履职。正确履职是服务大局的关键。执法部门、执法人员只有全面正确履行好各自的职责,才能正确而有效地服务大局,取得好的效果。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建设法治国家的灵魂。正如胡锦涛同志指出的:“理念是行动的指南。我们实施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既要积极加强法制建设,又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特别是在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坚持贯彻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对贯彻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
『拾』 法制论文
要充分而全面地构建一个法治社会，首先要从每个人、每一件小事上做起，才能团结一心、众志成城，最后事半功倍。一个和谐美好的社会，要做到国泰民安，才能强盛兴旺。而国泰民安，也并不是一件唾手可得的事情。虽说，现当今的社会没有枪声，没有战乱，但是我们总能从各个细节中感受到有些人行为的污秽，灵魂的肮脏，这本是与“法治社会”的醒目标题所相排斥的，如果不杜绝这一现象，让犯罪者无法醒悟，或风华正茂的青年又走上绝望的不归路，那么无疑，“构建法治社会”将永远成为一句空话，一句只能付诸东流、而无法兑现的空话。于是，我们也深深领悟到期间的意义之大，责任之重。同样，这也需要每个人身体力行，把那些犯罪者从绝望的谷底拉回现实，迈向美好。作为祖国的花朵，未来的希望，除了要学好文化知识，全面发展，更重要的是竭尽所能，为这个社会作出一丝小小的贡献。虽然我们力量微薄，但是只要有汗水的付出，就会有欢欣的回报。我是这样做的，希望可以和大家共勉，以追求更大的进步：每天清晨，当我们迈着轻快的步伐，走进那个充满欢声笑语的校园，我会忙不迭地向伙伴们提醒几句：“看到纸屑我们一定要把它捡起，丢进垃圾箱。“记得要打扫小岗位，保持校园整洁。”……我明白，这些并不仅仅是一个小小的举动，一个小小的意识，它更体现了人们心中强烈的环保观念，还带动着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每天上课，我会提醒自己要努力学习，只有好好学习，全面发展，长大之后才会成为国家之栋梁，民族之骄傲，更为构建和谐社会起到带头作用，为人民的幸福稳定尽一份自己的力量。每到假日，我会焦灼地打开电脑，不是为了休闲娱乐，而是希望能由我在键盘上的敲击，来为网民们宣传一些有关法治的信息，让他们时刻记得：自己作为这个社会的一份子，肩上担负着神圣的使命，同样也为不法分子以及处在正义与邪恶徘徊点的朋友，敲响警钟……
其次，要消除人们“万事为己”的错误观念，避免有些人走向极端，做出令人意想不到的事。培养国民 “无私奉献”、“勤劳朴实”的品质，多举办有意义的群体活动，并分设一些奖项，让大家有更强的动力来全面构建法治社会。并且，在实践中有突出表现的要给予嘉奖，让他成为一个榜样，希望每个人都来效仿，甚至是超越。
之后，强化人们的法制观念，建设一个现代化的法制社会，否则，人们的言语和表情就只能永远书写“无知”二字。每个人都像我一样，多了解法律知识，开阔视野。同样也要在了解法制信息的同时，多阅读书籍，因为书是无价的的，它的璀璨，超过了冬日最绚丽的那道光芒；它的深度，远远超过了人们想象中的叠加！让大家不断地充实自己，磨练自己，最终才能升华自己，提高自己。
只要人人都行动起来，终有一天，“构建法治社会”的诺言会用我们每个人的双手来实现这个理想化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