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宪性立法

㈠ 合宪性审查制度是一种什么

宪法监督制度。

合宪性审查是一种特别重要的制度，它是一种宪法监督制度。合宪性审查是指由特定国家机关依据特定的程序和方式对宪法行为是否符合宪法进行审查并作出处理的制度。从理论上说，合宪性审查制度是与具有根本法意义的宪法同时产生的，但在实践中，这一制度的形成要晚于宪法的出现。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发布。

决定要求，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一切违反宪法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和纠正。

2014年11月4日，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宪法实施。专家提出，法律体系构成部分中有违宪法精神的都应当修改或废止。同时，要强化违宪纠错机制，禁止地方制定带有立法性质的红头文件。

㈡ 合宪性的概念

合宪性-------就是符合宪法属性。
所谓宪法司法化，就是宪法规范的司法适用。宪法司法化实际至少涉及到两方面的内容：
一是对国家机关抽象性文件（包括权力机关、行政机关甚至法律监督机关的文件）的合宪性审查，可称之为对抽象违宪行为的司法审查；
二是对具体违宪行为的司法审查。笔者不赞成我国对立法的合宪性实行司法审查制度，但对具体违宪行为，则主张采用司法审查方式。之所以如此，根本点是为了保护公民的宪法权利的实现，使之在受到侵害时能够得到有效救济。宪法是什么？列宁说：“宪法是一张写满人民权利的纸。”
[1]宪法的主要内容，如王世杰所说，无非两大块：一是对公民权利的规定，一是对国家组织的规定
[2].宪法规定国家组织的产生、设置、职权、程序等，归根结底都是为了保障公民权利。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是公民的最重要的权利、最基本的权利。可是权利如果只是停留在纸面上，就只是语义权利，不是实然权利。毛泽东曾经尖锐地批评那种将人民的宪法权利仅仅表现在纸面上而行专制之实的作法是“挂羊头，卖狗肉”
[3].人权宣言也指出：“权利无保障和分权未确立的社会，就没有真正的宪法。”可见，公民宪法权利是否得到保障，是真宪法与假宪法、真宪政与假宪政的分水岭。

我国公民的宪法权利应该如何保障呢？比较流行的一种观点认为，宪法是根本大法，是总章程，公民宪法权利的保障途径是国家用制定普通法律的方式将宪法权利具体化，从而用这些普通法律来直接保障公民享有宪法所规定的权利。换言之，宪法规范包括公民宪法权利的这部分规范的直接效用是指导相关立法，而不是直接适用于社会生活。这里，我举童之伟的观点作为代表，因为童先生对此有比较完整的论述。童先生认为，通过宪政立法的方式，也就是制定保障公民基本权利方面的各种专门的具体的法律的方式，促使现行宪法规范在社会生活中充分实现。童先生基本不赞成宪法的司法化，他认为即便在当前宪政立法不完善的情况下，宪法的司法适用也只能起到一个拾遗补缺的作用，只具有临时的过渡的性质。随着宪政立法的完善，宪法司法化的空间会日益缩小，没有什么发展前景[4].这里我要和童先生争论的不是宪政立法的完善过程会有多长，因为这个过程即便很长，但总要逐渐完成，宪法司法化的空间如童先生所说就会逐渐狭窄，因此我们就应该承认童先生观点的正确性。我对童先生观点所持的根本异议在于，公民的宪法权利是否都需要用制定普通法律（宪政立法）的方式去具体化？
这里需要说明，讨论宪法是否需要司法化这一问题，单独以某一个国家现行宪法为例，可能因宪法制定的不完善而导致片面性，故需援引其他国家宪法作为借鉴。考察世界上几个主要国家的宪法，包括我国现行宪法，都会发现公民的宪法权利不可能也不需要全部用另行专门立法的方式去具体化。这里有几个主要原因：
（一）公民的某些消极的基本权利，由消极权利属性决定，不需要另行立法去具体化公民的宪法权利，可以划分为积极权利和消极权利两大类。
公民的积极的基本权利的实现，义务方需采取积极之行动。如公民的受教育权、劳动权中的积极权利部分（劳动权也包括有消极权利部分，如劳动选择权）、休息权、获得赔偿权、获得物资帮助权等，都需要义务方（主要指国家）积极行动之保障。对公民的积极的基本权利，是应该用专门的宪政立法去具体化。公民的消极的基本权利，他人（主要是国家）之义务是不干预。“不干预”这三个字，将权利相对人的义务已经充分表达。因此，至少是公民的某些消极的基本权利，毫无必要再去用专门立法的方式具体化。先举“思想自由”为例。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宪法规定公民享有“思想自由”的权利。如：日本宪法第19条规定：“思想及良心的自由，不得侵犯”；德国基本法第2条第1款规定：“人人有自由发展个性权”，第4条第1款规定：“信仰自由、良心自由、世界观自由和宗教忏悔不受侵犯”；土耳其宪法（1982）第25条规定：“每个人都有思想和意见的自由”。据对世界上142部成文宪法的统计，有18部宪法规定了观点自由，22部宪法规定了思想自由，16部宪法同时规定了观点自由和思想自由[5].我国宪法尚未规定公民的“思想自由”的基本权利，但是我国政府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现在处于加入该公约的准备阶段。该公约第18条第1款规定：“人人有权享受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思想自由”、“良心自由”、“世界观自由”，是公民的一种消极权利，又是一种绝对权利，因为它不可剥夺，不可限制，也没有办法规定边界。“思想自由”需要不需要保护？当然需要。封建时代不论，就是建国以后，由于“左”的错误，侵犯公民“思想自由”的情况相当严重。如20世纪50年代的胡风，“文革”期间的遇罗克、张志新等。“思想自由”需要不需要另行专门立法保护？毫无必要。义务方（国家）履行“不干预”之义务就足够了。思想者不需要其他保护，国家不干预，他就能在思想的王国中自由驰骋。再举“言论自由”为例。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各国宪法几乎都作了规定。“言论自由”当然不是绝对自由，各国宪法、法律以及国际条约对言论自由的边界都有所规定。但是对言论自由权本身的保护，即在边界之内的公民的言论自由不受干预，就不需要在宪法外另行立法规定。依笔者所见，世界上也未见有哪一个国家用专门立法的方式来保证公民的言论自由。
（二）公民的某些基本权利在宪法上已经有直接、具体、明确的规定，从立法成本的角度看也不需要再行立法一般说，宪法规范比较原则、概括，但是这并不排除某些宪法规范本身就比较直接、具体、明确。
以德国基本法为例，该基本法第11条规定：“（1）所有德国人依法享有在联邦领土上自由迁徙的权利。（2）此项权利在下列情况下予以限制：无充裕的生活基础和给社会增加特殊的负担；为保护青年不受遗弃；同流行性疾病作斗争和防止犯罪活动，因而须采取必要的限制措施。”该基本法第12条第3款规定：“根据法律，妇女不得被迫在武装部队服务，在任何情况下，妇女不得受雇于武装部队。”该基本法第16条5第2款规定：“任何德国人不准受引渡。”由上可见，德国基本法第11条对该国公民的迁徙权及其边界作了直接、具体、明确的规定，第12条第3款对德国妇女免除兵役的权利作了直接、具体、明确的规定，第16条第2款对任何德国公民免受引渡的权利作了直接、具体、明确的规定。德国公民的这些宪法权利，不需要再采用专门立法的方式去保护。再以我国为例。我国宪法第40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进行检查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我国刑法和其他相关法律规定了对侵犯公民通信权的惩罚，我们还需要健全立法，具体规定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检查公民通信的程序，但是至少我们不需要再用专门立法如制定公民通信权法的方式，去具体规定除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之外的哪些组织或者哪些个人不得以哪些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权。如列举规定教师不得私拆、扣押学生信件，父母不得私拆、扣押子女信件，单位党、政组织不得私拆、扣押员工信件等等。因为我国宪法在这里已经规定得十分具体、明确，是除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之外的任何组织和个人以任何理由都不得侵犯公民的通信权。有的同志也许会问，公民通信权为什么不可以用专门立法方式去具体化？邮政、电讯、因特网等的专门立法，都可以将公民的通信权具体化。但请注意几点：其一，上述法律中对公民的通信权保护的内容，在文字上也会与宪法相关条文几乎无异，并未具体化；其二，邮政、电讯、因特网等相关法律对公民通信权的保护，涵盖不了公民通信权的全部内容。如甲公民直接交给乙公民一封信件或委托丙公民转交一封信件，并未经过邮政、电讯、因特网等中间机构，这种通信方式属于不属于公民通信权的内容？需要不需要保护？当然都是。可是，我们有必要去制定一部《个人直接信件保护法》吗？毫无必要。在宪法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再用专门立法去规定公民权利，就显得画蛇添足，多此一举，从立法成本上看也是对社会资源的浪费。
（三）宪法对公民的某些权利只作原则规定而不过于具体，对调整社会生活利大于弊宪法规范的一大特点是原则、概括，这种原则、概括的特点可能引起操作不便的后果，但是，相应又具有有弹性、张力大的优点。
宪政实践的角度看，用具体立法的方式保护公民权利未必尽善，很有可能适得其反从历史上看，宪法规定了公民权利，具体法律却加以种种限制以至否定，使宪法权利名存实亡，不乏先例。法国大革命时代的政论家米拉波曾批评法国国民制宪议会以对《人权宣言》的具体解释来实际否认公民权利，他说：“从国民制宪议会对人权的每一步解释中我们都会看到，认为公民不得滥用权利的思想很突出。制宪议会常常由于谨慎而对此加以夸大。由此便产生种种限制、周密的预防办法和每一条款前精心设置的条件。这些限制、预防办法和条件几乎到处都使义务取代了权利，使羁绊取代了自由,也曾经批评资本主义国家将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用具体法律加以否定。历史事实表明，这种情况不但会发生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国家，其他制度的国家也难以完全避免。即便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在具体的宪政立法时，也难以保障立法者的基本立足点始终站在保护公民权利的角度，而不是偏向社会管理的角度。如果立法者的基本立足点偏向后者，必然在宪政立法时对公民权利规定种种苛刻的限制。这样的宪政立法，对于保障公民的宪法权利，负面作用大于正面作用，宁愿其无，也不愿其有。因为即便公民的这些权利只是在宪法上作了原则规定，它在某种情况下依然可起正面作用，至少可起象征作用；而某些专门立法却是对公民宪法权利的实现附加种种苛刻的限制条件，实际是将“权利”变成“义务”。美国宪法规定了美国公民的言论自由权，但美国至今没有出版法。是条件不成熟，或者是另有深意藏焉？我偏向于相信后者。综合上述理由，可见宪政立法固然十分重要，但并不是公民的所有宪法权利都能够、都需要用另行专门立法的方式具体化。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当我国公民这部分宪法权利受到侵犯时，再加之需要用专门立法将宪法权利具体化但因各种原因还没有做到具体化的这部分宪法权利受到侵犯时，采取何种救济方式可行、有效？第一种方式，是权力机关救济的方式。我国宪法第62条第2款和第67条第1款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职权之一是“监督宪法的实施”；我国地方人大和地方政府组织法第8条、第39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职权之一是在本行政区域内保证宪法的遵守和执行。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县级以上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公民宪法权利受到侵犯时，有救济的职责。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我国各级人大一年只开会一次，会期一般十天左右，人大常委会两个月开会一次，会期一般三五天，人大的工作方式又是合议制，这些条件决定了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大量的侵犯公民宪法权利的案件的救济方式，不可能是事事亲力亲劳，主要还是对其他国家机关的救济进行监督、检查和对重点案件的督办。第二种方式，是行政机关救济的方式。这种方式不可偏废。行政机关承担社会的日常管理任务，侵犯公民权利的主要危险在于行政机关。公民的宪法权利受到侵犯时，通过行政申诉和行政复议获得救济是有效方法之一。但是，由于侵权人在大多数情况下本身就是行政机关，行政机关在作为仲裁人时，难免会有自我维护的倾向，难以保证超脱的地位，所以，它无法承担最终救济人的职责。对公民受侵犯的宪法权利进行司法救济，比较权力机关在条件上有优越性，比较行政机关在立场上有超然性，因此是一个切实有效的方式。

㈢ 合法性与合宪性的区别

一、功能的差异--本质的区别

一般来说，合宪性审查（违宪审查）的目的主要在于防范最高立法权， 即避免最高民意代表机关侵犯少数人的权利，构成"多数人的暴政"，可以说，这是二战以后世界各国取得的普遍共识。二战以前，对于欧洲国家来说，由于受立法至上的传统的影响，对于最高民意机关制定的法律的危险性一直缺乏充分的认识；而美国，则由于独特的历史因素，在独立战争之前对英国议会立法的"深恶痛绝"，促使其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违宪审查制度。这标志着近代"宪政"思想的出现。

所谓合法性审查，这里的"法"并不包括宪法，而是指一国法律体系中除宪法之外的其他"上位法"，因为根据"法的效力等级体系"的理论，一国法律体系统一的标志就在于低级规范（下位法）从高级规范（上位法）处获得效力，下位法符合上位法。所以，合法性审查也可以称为"合上位法性审查"。但是，从合法性审查产生时的功能来看，它的主要目的在于防范行政立法权，也就是防止行政立法违背最高民意代表机关的法律。因为，20世纪初以来，随着行政事务的增多和行政权的扩大，原本不享有立法权的行政机关也逐渐从立法机关那里获得了部分立法权，这就是行政立法的出现。由于行政立法不属于一种"本源性"的立法权，因此，很多国家将其称为"委任立法"或者"授权立法"。既然这种立法权来自于立法机关的授权，那么，作为授权机关的立法机关，自然要对行政立法进行监督，防止其违背自己的意志，造成行政立法权对民意机关立法权的僭越。 可以说，这也是"法治"思想的要求。

所以，合法性审查与合宪性审查的功能是不同的，决定这种不同的最根本因素在于两种制度所反映的思想的不同，前者是法治，后者是宪政，前者法律是审查的依据，后者法律则成为审查的对象，故在某种程度上，宪政是"反"法治的，法治崇尚立法至上，宪政则对立法进行怀疑，然而，宪政与法治并非全然冲突的关系，宪政毋宁是对法治的一种弥补，法治的"法"必须是"合宪法之法"。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合宪性审查的功能主要不是针对最高立法机关，不仅《立法法》第90条没有将法律纳入违宪审查的范围，而且也没有设置专门的审查制关。这与我们在理论上假定人民代表在代表人民时具有一种代表程度上的理想性有关─我们认为人民代表在代表人民时是完全、彻底、全面的代表，代表者与被代表者之间完全契合而没有矛盾，因此不必为他们之间可能出现的缝隙寻找弥补途径，这是一种对民主的迷信，也是一种对代议制的迷信。 故从法理上讲，我国的制宪机关与最高立法机关是重合的，最高立法机关全国人大享有修宪权，全国人大常委会享有释宪权，因此，最高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是"无所谓违宪"的，即使违反宪法，也可以视为对宪法的修改。 所以，在我国，合宪性审查主要是审查法律之下的其他立法在没有上位法的依据的前提下，是否违反宪法的问题，即控制行政立法权、地方立法权。而合法性审查的功能在于：（1）防范行政立法权对国家立法权的侵犯；（2）防范地方立法权对中央立法权的侵犯；（3）保证行政立法权、军事立法权内部的统一。

二、审查对象的区别

合法性审查中的"法"最高就是法律， 是依据法律进行的审查。因此，合法性审查的对象是在效力等级上低于法律的其他立法，与法律位阶相同的授权立法 、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不包括在内。因此，合法性审查的具体对象有：（1）行政法规，根据《立法法》第56条第1款，国务院根据宪法和法律，制定行政法规。此处的"根据"的含义是什么？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解释，这里的"根据"的含义在于必须有法律的明确授权。 同时，这种授权不同于授权立法中的"授权"，前者是法律的授权，后者是专门的授权决定的授权。（2）地方性法规，《立法法》第63条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较大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本市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 此处采用了"不抵触"的用法，那么，它的含义是什么？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解释，"不抵触"意味着，第一，法律、行政法规已经作出规定的，地方性法规不能与之相违背。第二，法律、行政法规没有规定的，地方性法规可以先行立法，如果后来制定了法律、行政法规，不得与法律、行政法规的明确规定相违背。 可见，对地方性法规的合法性审查的程度要弱于行政法规。（3）规章，根据《立法法》第71条和第73条，国务院各部、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和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直属机构，可以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在本部门的权限范围内，制定规章。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地方性法规，制定规章。这里同样采用的是"根据"，也就是说，对于部门规章而言，必须有法律、行政法规的明确授权，对于地方政府规章而言，必须有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明确授权。（4）军事法规、军事规章。根据《立法法》第93条，军事法规必须根据宪法和法律制定，军事规章必须根据法律、军事法规制定。

㈣ 合宪性审查制度可以保证谁的根本法地位

法律分析：合宪性审查制度可以保证宪法的根本法地位。合宪性审查是现代法治国家实施宪法、约束公权力、保障宪法实施的重要机制，其重要功能已经为许多国家的宪法实施经验所证实。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

第八十七条 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

第九十九条 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要求，由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分送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行审查、提出意见。

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以及公民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建议，由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进行研究，必要时，送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行审查、提出意见。

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可以对报送备案的规范性文件进行主动审查。

㈤ 如何推进我国合宪性审查制度

法律分析：1、限定提出合宪性审查建议的主体

（1）审判法院在审理具体案件中，认为法律规范违反宪法，直接运用该法律进行裁判会侵犯到公民宪法权利时，有权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合宪性审查的建议；

（2）具体案件的当事人，在案件处理过程中，认为涉及的法律规范侵犯其宪法权利时，有权向法院提出合宪性审查建议。若法院未能采纳其意见，依法作出裁判，当事人在穷尽所有法律救济的可能性之后，仍认为宪法权利遭受侵犯，则有权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合宪性审查的建议。

2、明确合宪性审查的对象

现阶段我国进行宪法监督的对象包括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等规范性文件以及有权机关作出的决议和命令。但是这些对象并没有进行集中规定，而是散现于法律等规范之中，因此完善合宪性审查制度需要集中明确规定合宪性审查的对象。

3、合宪性审查程序规范化、具体化

目前我国关于审查程序的规定缺乏严密性，如启动的条件、受理的形式审查、受理程序、审查原则（如公开审查原则）、审查程序、决定的形式、决定的效力等，均未有明确规定。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合宪性审查制度，必须要细化、具体化审查程序，正当的程序是实现实体结果的必要条件。

4、明确合宪性审查的方式

针对法律等规范性文件的合宪性审查主要采取的方式为事先审查和事后审查两种方式，事先审查是指在法律等规范性文件正式生效之前，对其内容进行审查，要符合宪法构建的框架要求，也要符合宪法的内在实质精神，事后审查主要是对法律等规范采取备案制度。合宪性审查的方式还应当包括针对具体案件所涉及的法律规范的合宪性审查。

5、明确违宪责任

目前我国的宪法监督的责任措施为：不批准违宪法案；撤销违宪的法律、法规、决定和命令；罢免国家机关负责人职务。合宪性审查的后果包括合宪和违宪，其中违宪包括立法违宪和适用违宪，针对不同的情形应采取不同的责任形式。出现违宪情形时，必须开展责任追责，既要及时维护宪法的权威性和统一性，也要防止违宪情形再次发生。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

第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国家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

㈥ 合法性和合宪行的关系

合法性和合宪性是有区别的。
在我国，合宪性审查主要是审查法律之下的其他立法在没有上位法的依据的前提下，是否违反宪法的问题，即控制行政立法权、地方立法权。而合法性审查的功能在于：1.防范行政立法权对国家立法权的侵犯。2.防范地方立法权对中央立法权的侵犯。3.保证行政立法权、军事立法权内部的统一。
国家的合法性是国家存在的最大最高理由，它经常与社会正义社会公理相联系，也是社会公众检验和接受其国家存在合理与否的最根本尺度。国家的一切活动，从其根本意义上讲，都是为维护其合法性而展开的。由于判断国家是否具有合法性的尺度掌握在社会公众的手中而不是国家手中，这就决定了国家的一切活动都要有利于社会公众的利益。这种外在强制变成国家承担大部分公共职责的内在要求，也为国家不断地改进工作效率，甚至推行某些强制性的制度变迁提供了最好的注解。

㈦ 合宪性审查是一种重要的制度它是一种什么

宪法监督。

请违宪审查又称宪法监督，是指特定的机关依据一定的程序和方式，对法律、法规和行政命令等规范性文件和特定主体行为是否符合宪法进行审查并做出处理的制度。其作用在于保障宪法的实施、维护宪法权威、保障公民权利与自由。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先后建立了违宪审查制度。

2014年11月4日，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宪法实施。专家提出，法律体系构成部分中有违宪法精神的都应当修改或废止。

同时，要强化违宪纠错机制，禁止地方制定带有立法性质的红头文件。

㈧ 如何推进我国的合宪性审查制度

法律分析：一、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二、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宪法实施。三、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四、保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五、增强全民法治观念，推进法治社会建设。六、加强法治工作队伍建设。七、加强和改进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领导。

法律依据：《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第二条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必须坚持立法先行，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抓住提高立法质量这个关键。要恪守以民为本、立法为民理念，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每一项立法都符合宪法精神、反映人民意志、得到人民拥护。要把公正、公平、公开原则贯穿立法全过程，完善立法体制机制，坚持立改废释并举，增强法律法规的及时性、系统性、针对性、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