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守法治
㈠ 战国时期的著名人物
1、扁鹊(公元前407—前310年)姬姓，秦氏，名缓，字越人，又号卢医，春秋战国时期名医。春秋战国时期渤海郡郑(今河北沧州市任丘市)人。由于他的医术高超，被认为是神医，所以当时的人们借用了上古神话的黄帝时神医“扁鹊”的名号来称呼他。
2、孟子（约公元前372—前289年），战国时期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思孟学派的代表人物；名轲，字子舆，鲁国邹（今山东邹县东南）人。被认为孔子学说的继承者，有“亚圣”之称。
3、屈原（前340年－前278年），战国时期楚国人，芈姓，屈氏，名平，字原，以字行；又在《离骚》中自云：“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
4、庄子是我国先秦时期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文学家。战国时期宋国蒙(今安徽蒙城县）人，是道家学说的主要创始人。与道家始祖老子并称为“老庄”，他们的哲学思想体系，被思想学术界尊为“老庄哲学”。
5、商鞅，战国期政治家，法家代表人物，又名公孙鞅、卫鞅，卫国(今河南濮阳)人，约生于公元前390年，死于公元前338年。商鞅是战国时没落贵族的后裔。
㈡ 国家和社会治理需要法律和什么共同发挥作用
国家和社会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共同发挥作用。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
这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把握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长远发展的根本大计。我们必须坚持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把法治建设和德治建设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不断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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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法律和道德有密切关系，它们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补充、相互作用、相辅相成。
一方面，社会主义法律在培养人们的社会主义道德中具有重要作用。社会主义法律渗透着社会主义道德的精神，可以培养人们的社会主义道德品质和高尚的情操，以自己的规范作用培养人们遵守道德规范的责任感。
例如，我国宪法和某些法律对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婚姻家庭道德等等，都作出了一系列规定，把某些社会主义道德规范变成社会主义法律规范。对于违反这些道德规范，同时也是违反法律的行为，予以法律制裁。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道德是健全法制、履行法治的重要因素。立法者制定法律、法规时，必然要考虑社会主义道德规范和道德要求，把社会主义道德精神渗透在法律规范中。同时，社会主义道德水平的提高可以促使人们自觉守法，促使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严格和严肃执法。
㈢ 秉公执法可以形容哪些人
秉公执法指持心公正无私地执行法律法规可以用来形容司法工作人员和行政执法人员。
“法不阿贵，绳不绕曲。”这是法治精神的真谛。如果不信仰法治，没有坚守法治的定力，面对权势、金钱、人情、关系是抵不住诱惑、扛不住干扰的。
政法队伍要把法治精神作为主心骨，做知法、懂法、守法、护法的执法者，站稳脚跟，挺直脊梁，只服从事实，只服从法律，铁面无私，秉公执法。该坚持的就要坚持，要相信公道自在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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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名人
1、包拯（公元999－1062）
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是历史上最有名的清官。他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开始立志要为国家出力，“竭忠死义”。
当过外交使节出使辽邦；最有名的是做过天章阁待制、龙图阁直学士，“不持一砚归”；他一生铁面无私，不避权贵，执法如山。对皇亲国戚、宦官权贵的不法行为，一律极力主张绳之以法。
2、陈希亮
字公弼，北宋时期眉州青神（今属四川）人，原籍京兆（今陕西西安市）。后因辛劳过度而逝世，享年64岁。著名文学家苏轼，自称平生不为人作行状墓碑，但他十分敬佩陈希亮的为人，担心陈希亮的事迹失传于后世，而破例写下了《陈公弼传》。
3、狄仁杰（公元607－700）
字怀英，唐朝并州太原（今山西太原市西南）人，应试明经科（唐代科举制度中科目之一），初任并州都督府法曹，转大理丞，改任侍御史，历任宁州、豫州刺史、地官侍郎等职。后人称之为”唐室砥柱”。
他任掌管刑法的大理丞，到任一年，便处理了前任遗留下来的17000多件案子，后人据此编出了许多精采的传奇故事。
㈣ 如何加强公民道德建设
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工程，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是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吸引力的重要手段，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重要途径，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性工程，它对促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顺利实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公民道德建设的特点和规律，不断改进和创新道德建设的内容、形式、方法、手段和机制，促进公民道德素质的全面提高，显得极为重要和迫切。
一、加强对自我修养行为的认识和研究，不断提高自我修养的自觉性、实效性
人生是一个不断学习、不断修养、不断提高的过程。中国传统文化十分重视个人修养，甚至把修养同个人立身处世、治国安邦联系起来，故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说。虽然我们一贯重视修养，但对如何提高自我修养的自觉性和实效性研究得不够，致使人们进行自觉修养的意识不强，自我修养的效果不明显。因此，要加强对自我修养规律的认识和研究，提高自我修养的自觉性和实效性。从主客观两个角度考虑，加强自我修养必须做好如下工作。
（一）用高尚的价值观引领社会风尚进步，提高公民自我修养的自觉性和实效性。倡导加强自我修养，需要多从人们的思想实际出发，细致研究如何引导人们自觉加强自我修养。提到自我修养，有人会认为完全是个人的主观行为，需要个人努力。其实，从内因和外因的关系来看，我们虽然一直强调内因是变化的根据，但不否认外因是变化的条件，离开外因这一重要条件，内因的作用就很难发挥出来。就某些事物的发展变化来看，不同的外部条件可能会导致事物向不同的方向发展。自我修养就是如此。近年来，有些人善意出手援救弱者、病人、交通事故受害者而被冤枉甚至因此成为被告的实例，放大影响了社会公众，导致人们即便是有心救助也要相约多人见证，甚至干脆集体陷入冷漠，着实让人心寒。请问，如果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还有几人愿做良善之事，愿为良善之人？更有几人愿自觉地去加强道德修养？因此，从社会整体而言，自我修养的自觉性和实际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环境。大家一定要看到，在一个人人向善、人人为善的社会环境中，人们加强道德修养的自觉性就强，自我修养的效果也好。这就是说，良好的社会道德环境是促进自我修养的社会条件。因此，只有注重把个人的主观努力和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结合起来，才能提高自我修养的自觉性和实效性。
说到这里，有人可能会说，社会道德环境不是人创造的吗？既然人的修养自觉性受社会道德环境的影响，而人又是社会道德环境的创造者，那么是不是会形成这样一种悖论：即社会道德环境差，人就不愿加强修养；人不愿加强修养，社会道德环境就越差。如此是不是说明一个社会道德滑坡就无可救药了？从表面看是这种因果关系，但上面的悖论忽视了一个问题，即影响社会道德环境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社会主导价值观念的引领则是影响社会道德风尚进步的关键因素。只要我们旗帜鲜明地把高尚的社会价值观确定为主导价值观并引领社会道德风尚进步，就一定能有效地改变社会道德环境，进而引导公民加强自我修养。
把高尚的社会价值观确定为主导价值观并引领社会道德风尚进步，需要做好以下工作。首先，要旗帜鲜明地昭示社会主导价值取向。要明明白白地向全社会表明我们这个社会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弘扬什么，批判什么，在全社会倡树“道德高尚的人受人尊重，道德低下的人受人鄙弃”这样一种价值导向，形成人人尊崇道德楷模，人人鄙视邪恶的良好社会风气。确立这样的价值导向才能引领自我修养向高层次迈进。其次，要充分发挥各级领导干部的表率作用。某种意义上讲，干部的道德观就代表或体现着社会主导价值观。因为领导干部处于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领导地位，干部的道德修养不仅仅是个人行为，更代表着党和政府的形象，其一言一行都备受关注，一举一动都有导向、示范作用，其影响力和辐射力是巨大的。因此，广大干部就要用自己的高尚品德标示社会主导价值观念，影响带动社会风气向好的方向发展。第三，就是要用制度保证道德模范、言行楷模有尊崇的社会地位。相反，对奸诈邪恶，缺德败德者给予严厉的惩处。如此，人们才有明确的修养目标，才有良好的修养环境，才有浓厚的修养意识，自然就会提高修养的自觉性和实效性，进而推动社会道德环境向更高层次提升；社会道德环境的改善，反过来又会促进人们加强自我修养，促进全民族道德素质的提高。
（二）提倡积小善为大善的修养方法。道德修养是一个漫长的积累过程，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佛教人士劝人改恶从善有立地成佛之说，他们认为道德修养、道德提升以至于弃恶从善的过程转瞬间就可以完成，“文革”时也有脱胎换骨的说法，强调要和旧思想彻底决裂。立地成佛、脱胎换骨之说是难以实现的。因此，不能奢望一次教育就解决问题，更不能寄希望于简单发个文件，在会议上倡导一下，就能让党员干部以至于普通群众的自我修养搞好了，如果这么简单，我们这个社会风气就好了，人人也都是道德君子了。我们必须认识到，道德品德的提升和人格的形成，是一个积小善为大善的渐进过程。只有不弃小善，才能积成大善；只有能积众善，才能成为道德楷模。刘备曾说：“勿以恶小而为之 ，勿以善小而不为，”指的就是这种积少成多、防微杜渐的修养方法。所以，要提倡积小善为大善的修养方法，要精心保持自己的善行，精心培养自己心中开始出现的高尚道德观念的幼芽，使其不断积累和壮大。最后“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
（三）追求“慎独”的修养境界。所谓“慎独”是说一个有道德的人在独自一人，无人监督时，也不忘记警醒自己，不做任何不道德的事。从表面看，“慎独”似乎是修养的境界而不是修养的方法，但仔细分析可以发现，在独处时学会掌控自己的行为，做到坚守正道，日久就会成为习惯，好的行为习惯定型后就会转化成人们的优良品质。好的行为习惯不但提升自己的道德水平，还能影响整个社会环境，推动全社会共同进步。这就是前面说的，社会道德水平的提升是在良性互动中实现的。慎独有别于“私字一闪念”，“文革”中要求人们“狠斗私字一闪念”，真正的纯而又纯、“私字一闪念”都没有的人是不存在的，问题是要能控制自己、把握自我，这就是“慎独”的方法和境界。做到慎独需要有一种敬畏意识，古人说离头三尺有神灵，我们不相信有什么神灵，但要牢记神灵好欺，良心难安。要学会敬畏自己的良心，要不断用自己的良心审视、评判、修正自己的行为，弃恶从善，逐步提高自己的道德素质。
二、不断研究、改进道德教育的方式、方法，提高道德教育的效果
道德教育是社会根据道德规范的要求，有目的、有计划、有系统地对公民施加道德影响的过程，是加强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手段和途径。道德教育的本质是对被教育者进行外部灌输。灌输的效果取决于灌输的艺术以及被教育者对灌输行为和灌输内容的认同和亲附程度。为此，要切实做好以下工作。
（一）切实树立身教重于言教的教育理念，提高道德教育的说服力。道德教育的方法很多，形式也灵活多样。但是，千方法万方法，有良好效果的方法才是好方法。反思当前的道德教育行为，可以发现我们的道德教育工作效果并不理想。而不理想的最大原因就在于我们没有教育好教育人的人，其中主要是有些领导干部缺少表率作用，极大地降低了道德教育的说服力。有些领导干部说一套，做一套，马列主义专对别人，会上冠冕堂皇，会下胡作非为。这样，即使你巧舌如簧，说得天花乱坠，群众也无法信服你，甚至产生逆反心理，严重地削弱了道德教育的说服力。近年来，群众漠视道德教育，甚至厌恶道德教育，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此。因此，我们必须树立身教重于言教的教育理念，切实教育好教育人的人，特别是领导干部，做到表里如一，言行一致，要求下属做到的自己一定要先做到，这样才能使道德教育收到理想的效果。
（二）设定科学的道德教育标准，引导人们在遵守基本道德规范的基础上，不断追求更高层次的道德目标。通观道德教育对象的实际情况可以看出，人们的道德觉悟表现出一定的层次性，这既是事实，也是必然。针对这种实际，我们进行道德教育时，必须贯彻先进性要求和广泛性要求相结合的原则。在标准设置上，既要突出崇高的道德教育，更要注意培养最基本的道德素质，设置最低的道德底线。对普通群众，要多从广泛性角度考虑问题，道德教育的标准是遵守基本的社会道德规范，即爱岗敬业，团结友爱，诚实守信，有正义感。对于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在广泛性的基础上，更多的体现先进性的要求，即必须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一切的精神，提倡乐于奉献，公而忘私。但是，我们一定要看到这种要求不具有强制性，更不是所有干部都能做到的。从干部的实际思想状况看，对干部的道德教育也要把先进性和可行性结合起来，不是道德教育的标准越高越好。若标准太高，实际工作、生活中做不到，反而不能激发干部的精神，倒不如实际一些更好。比如说我们教育干部一心为公、无私奉献，假如有人做不到无私奉献，倒不如把调门放得低一些。我们讲修身养性，讲遵纪守法，甚至可以把不可逾越的底线和大家讲明白，经常给大家敲敲警钟，念念紧箍咒，倒不失是一种切合实际的办法。人的觉悟有高低，信仰有差异，如果你不认同崇高理想，不能无私奉献社会，至少不要去巧取豪夺、贪占不义之财。这样，一般干部不违法乱纪，优秀干部能无私奉献，倒是比存在着违法乱纪现象对社会的影响还要好。
（三）在教育内容的选取上，将能撼动人们心灵的事例同崇高的理想教育和平实的话语结合起来，提高教育活动的实效性。单就教育内容来说，假大空虚的说教历来不被人们所接受。理论界曾强调要用崇高理想信念激励人，先进事迹鼓舞人，朴实道理打动人。这三者是相互补充，不可偏废的。但现实中我们却没有处理好这三者的关系，往往是崇高的理想教育多于朴实的话语；高大全的人物多于血肉丰满的人物。这些问题“文革”中更是走向了极端，致使其负面影响至今还未消除。我们必须改变将三者分离，以及语言空洞、形式枯燥的做法。在利用道德模范教育人的时候，不要人为的拔高这些道德楷模的言行，同时也不要忽视我们身边的英模人物的教育作用。在用崇高的理想激励人时，切忌不分对象、简单灌输。要让先进分子首先树立牢固的共产主义理想和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以此带动普通群众提高觉悟。在此基础上，不要忘记用朴实的道理打动人。在道德教育活动中，朴素的道理更耐人寻味，更能实现心灵的对接。例如，汉丞相萧何对钱财的认识是何等的透彻明白，让人不得不颔首赞叹！汉朝建立后，很多大臣都忙着购房买地，惟有丞相萧何无动于衷。好多人不明白、不理解萧何的想法和做法。有人问他：满朝文武大臣都忙着购房买地，丞相为什么一点行动也没有呢？萧何回答说：我买那么多房产田地干什么？现在的这些已经足够用了，如果说多买了留给子孙后代，更是大可不必，子孙如果象我，不用我买他们也会有；子女如果不象我，你就是买的再多他也守不住。事实不就是这样吗？封建帝王把江山都留给子孙了，有些不能守成的后代不是照样丢了吗！清朝第一代醇亲王奕譞从另一个角度也总结了一条耐人深思的道理，他告诫后人说：“财也大，产也大，后来子孙祸也大。若问此理是若何？子孙钱多胆也大，天样大事都不怕，不丧身家不肯罢。财也少，产也少，后来子孙祸也少。若问此理是若何？子孙钱少胆也小，些微产业知自保，俭使俭用也过了。”这样透彻明白的道理也许不如远大理想那么耀眼，但其蕴含的哲理是人们无法否认的，也是人们没有理由拒绝的。因此，在进行道德教育的时候，不要忽视了用朴素的道理引导人们特别是领导干部算好“政治帐、经济帐、家庭帐、平安帐”，使广大干部时时保持一颗平常心，增强修身养性的自觉性，逐渐培养自己的高尚品德。
三、采取必要措施构筑正义网络，用良好的社会道德环境影响、带动公民提高道德素质
现代社会人际关系就像一张网，这张网的道德功能具有很强的感染性、传递性，在关爱、互助的环境下，你助人为乐，我见义勇为，你关心我，我帮助你，社会相互传递着正义的力量，人们的道德品质就会变得越来越好，良善的环境很快就形成了。在良善的社会环境中人性的优点会被催生和放大；相反，在冷酷自私或恶势力盛行的情况下，人性的优点会被压抑，特别是当见义勇为而又被人冤枉的情况下，人们就会压抑、隐藏自己良善的一面。压抑、隐藏的结果则会导致人情冷漠，见义不为，见危不助，甚至以怨报德，这样人际关系就会降温结冰，人性中自私、阴暗甚至是邪恶的东西就会肆虐。因此，构筑正义网络，传递正义力量，传递人间温情，是保护人们的良知，促进公民道德觉悟提高的重要措施。
（一）要让公众认识“人人都是正义网络上的扣结或环节”，自觉构筑社会正义之网，影响、带动公民道德素质的提高。社会道德环境是公众的集体生活环境，也是公众集体创造的生活环境。在共同的社会环境下，人们的利害关系是相通的，今天面对别人遭遇无助、邪恶、欺凌、攻击时，如果你因为害怕报复而采取明哲保身的做法，或逃避、失语，或集体陷入冷漠，这样做虽然不会惹火烧身，避免了一时的侵害或麻烦，但却牺牲了社会道德环境，牺牲了个人的长远利益。结果必然是，当明天你受到伤害、遭遇危险时，大家也都为自保而采取逃避行为，明天受到伤害的就是你。正义的网络或链条是由大家共同构筑的，每人都是正义网络或链条上的环节或扣结，保护他人就是保护我们自己，向他人伸出援助之手，别人也会向你伸出援助之手。设若因为我们为一己私利或一时私念而破解了社会正义网络或链条上的扣结，那么，正义网络或链条就会破损，以至最后因破损而荡然无存，致使人人都成了孤立无援的个体，人际关系缺乏应有的信任、温暖和必要的援助。结果是正义形不成力量，反被邪恶所震慑，最终只能是任由邪恶势力欺凌、宰割。所以，千万不要因为我们的一己私利或一时私念，而破解了全社会的正义网络和链条！
近年来，有些人躲避施救、见义不为就是破解正义网络的行为，是自私和短视的表现，虽说“彭宇案”为人们的这种行为提供了看似合乎逻辑的理由，但“小悦悦事件”却让人毛骨悚然，更让人警醒！我们再也不能为自保而无视他人的遭遇了！构筑正义网络是每个人的共同责任。
（二）政府部门、特别是执法部门要加大惩恶扬善的力度，以此来支持构建社会正义网络，影响、带动公民提高道德素质。保护人们的良知是构筑正义网络的基础性工程，而保护人们良知的最好办法就是加大惩恶扬善力度，即通过“扬善”来唤起人们的良知，通过“惩恶”来保护人们的良知。
“惩恶扬善”既要求社会组织对正义行为给予充分的肯定、支持和大力褒扬，更要求政府部门、特别是执法部门为好人撑腰壮威。“扬善”要真正“扬”起来，要让全社会都羡慕英雄和正义的维护者。要让见义勇为、见危互助者切实感受到社会给予他们的荣耀和尊重，要让他们因自己的善行而得到看得见、摸得着的经济实惠和政治荣誉。对那些不畏强暴，敢斗、善斗邪恶的好人，社会要给予充分的肯定，对他们及其家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要给予充分的保障。对在勇斗歹徒时受伤或牺牲的英雄和他们的家属要给予优厚的经济援助，在本人和子女生活、就业问题上要给予充分的照顾，使他们无后顾之忧。不但如此，还要使他们在社会上处处有光荣感、神圣感、使命感，使社会成员愿意效仿他们。这样才能使见义勇为、见危互助行为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同和支持，良善行为才能发扬光大。
“扬善”的同时要坚决“惩恶”，就是要对邪恶势力予以坚决严厉地打击，绝不姑息纵容。“惩恶”是消除见义勇为者后顾之忧的主要措施，是支撑正义网络的坚强“支柱”。如果没有这一“支柱”的支撑，就会使好人长期蒙受邪恶势力的欺凌，结果只会助长奸人的威风，灭好人的志气。现实中正是因为执法部门惩恶不严，措施不到位才导致恶势力甚嚣尘上，导致人们因惧怕而自保，因自保而麻木和冷漠的。其实，人们在感叹正义缺失的时候，并不是人们的良知真的丢失了，而是大多数人有后顾之忧，致使人们面对邪恶时往往缺乏足够的勇气斗。因此，当今之计，执法部门一定要加大惩恶力度，强化惩恶措施，为良善之人撑腰壮胆，让恶人无生存空间。加大惩处力度，就是要让不法分子产生畏惧心理，让他们抬不起头，见不得人，杜绝他们再次攻击伤害别人。“惩恶”要务尽、务严，不严不足以威慑歹徒，不严不足以戒效尤，不严不足以消除人们对歹徒的畏惧，也就不足以支撑正义的网络。
四、构建健康的社会道德评价监督机制，促进公民道德素质的提高和社会风气的改善
道德评价，是依据一定的道德标准，凭借社会舆论和人们的内心信念，对个体或群体的道德行为作出善与恶、道德与不道德的价值判断，进而对高尚的道德行为进行充分的宣传和赞美，对不道德的行为给予有力的揭露和抨击，以达到“褒善贬恶”、“扬善抑恶”的目的。道德评价行为是加强道德建设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通过道德评价，可以在全社会形成一种讲道德者受人尊敬、褒扬、扬眉吐气，不讲道德者遭人唾弃、谴责、自惭形秽的舆论氛围。这样可以促进公民提高识别善恶的能力，增强人们倡行良善、甚至是改恶从善的自觉性，促进整个社会风气的改善和良好道德风尚的形成。
（一）领导干部不但要做道德君子，更要做鞭挞邪恶、维护社会良善的守护者。领导干部的特殊地位决定了他们是引领社会风尚的主导力量。孔子曾针对为官从政者的道德影响指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古语还说，官员之德如风，百姓之德如草，草随风行，官员修德方能正世风。现实中广大群众正是以身边领导干部的道德观念和实际行动作为价值标准来评判社会道德行为的，也是根据这种评判来选择自己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当前，道德建设领域出现的某些问题，与党员干部队伍、特别是领导干部道德建设滞后以及少数干部道德滑坡有很大的关系。实践证明，领导干部道德比较高尚的地区和单位，一般都风气好、人心齐、事业顺、成绩大。因此，只有加强领导干部的道德建设，使党员领导干部真正做到“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才能引领和带动社会道德风尚进步，促进全民族道德水平的提高，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跃上新台阶。
领导干部不但要做道德君子，更要做鞭挞邪恶行为、维护社会正义的守护者。在政治生活领域，领导干部要带头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倡树良好的工作作风。在社会生活领域，领导干部要敢于担当社会责任，做到善恶分明、嫉恶如仇，敢于蔑视、批评、鞭挞邪恶，带头维护社会良善，做人民大众的“护法使者”。
在构建优良的道德评价机制的过程中，领导干部不但要积极对社会道德现象进行评判，同时更要虚心接受来自于群众的评判和监督。对群众的批评监督要本着和善的态度接受，不打击，不报复，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样群众才敢于对领导干部进行道德评价，由此带动整个社会建立起健康的道德评价氛围，促进良好道德风尚的形成。
（二）培育群众勇于担当的道德责任，引导公众积极参与对社会道德现象进行褒扬与批评，创造健康的社会道德评价环境。近年来，有人因为怕担风险，不但在行动上缺少相互救助，而且在言论上也逃避对邪恶或缺德行为的揭露和批判，奉行“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处世哲学，幻想着独善其身或置身事外，导致社会上越来越缺少正常的道德评价氛围，越来越缺少讲真话的勇气，越来越缺少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环境，人们不愿公开面对面地评论别人的是非，更鲜有下级批评上级、群众批评领导的现象，特别是缺少应有的揭露、谴责和抨击行为，严重地销蚀了社会道德风尚中正义的力量。在这些社会现象中，最突出的是因为害怕领导或老板打击报复而不敢指正其错误的行为。面对领导或老板的失德、缺德行为，甚至是违法行为，有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的甚至成为胁从，充当打手。这些不辨是非，盲从上级命令的行为，严重的伤害了基层群众的感情，导致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隔阂，造成人际关系冷漠，阻碍良好社会道德风气的形成。
鉴于上述现象的存在，我们必须培育公众勇于担当的道德责任，创造道德评价的健康环境。要让人们明白，仅仅设想置身事外或独善其身是不够的，也是做不到的，结果必然是导致社会道德环境的整体下滑。这就要求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勇于承担道德责任的高尚者，不但要确保自己的言行符合道德准则，确保自己做到见义勇为、见危互助，还要勇于对社会现象进行道德评价，形成强大的舆论监督氛围，促进全体公民反思、审视、矫正、纠偏自己的道德行为，促进公民道德素质的提高。
面对领导和老板，坚持服从不盲从，在领导和老板犯错误的情况下，要敢于指正领导和老板的错误，即便不能指正错误，起码也不能充当错误决策的执行者。我国传统名剧《秦香莲》中有个情节讲，陈世美严命家将韩琪去追杀秦氏母子，但当韩琪得知真相后，终以恻隐之心战胜了利害计较，放走了秦氏母子。韩琪身上体现的“从道不 从君”与“不受乱命”的道德责任观，是我们这个社会迫切需要、急切呼唤的高尚道德品质。只有培育并确立公众这种勇于担当的道德责任，自觉抵制邪恶势力或错误行为，才能树正气、兴新风，促进公民道德素质的提高。
五、构建彰显良好道德的法律制度，用制度手段矫正现实生活中的不道德行为，以法为教，引导社会风气健康发展
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固然有赖于不断加强自我修养，有赖于不断加强道德教育，有赖于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同时也离不开健全的管理机制，特别是离不开彰显良好道德的法律制度。道德规范和法律制度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它们都是规范人们行为，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手段。它们在内容上相互包含、相互渗透；在功能上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在具体实践中相互凭借、相互支撑，共同推进社会风气健康发展。邓小平同志曾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就会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大家是否看到，近年来我国的司机遵规守矩的素质大大提高了。何以这样？因为有监控录象在实时监督，有酒后驾车要承担刑事责任的法律约束。驾驶员的表现，与其说是因为道德觉悟的改善，不如说是受制于交通法规的强大威力。交通法规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工具，在公共生活中起到矫正公民德性的强大作用。这说明人们的很多行为习惯是在制度的约束中慢慢形成的。在加强道德建设过程中我们需要靠彰显良好道德的法律制度来培养、塑造人们的良好习惯。离开了法律制度，将社会治理寄希望于个人觉悟与德性，则美德的施行，将仅限于少数道德高尚者，无法成为公共生活的常态。事实上，有许多公民道德规范特别是干部道德规范直接来源于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政策、条例、规章、制度等，因而使公民道德规范的构建、践行和维护，带有一定程度强制力保障的特殊性。因此，通过法治手段促进公民道德素质的提高是加强公民道德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我们必须构建彰显良好道德的法律制度，注重用非道德的办法解决道德问题。
构建彰显良好道德的法律制度，就是要将公民道德建设的目标、要求具体化、规范化、制度化，就是要借助于法律制度使多样化的道德观念具有相对统一的、可行的评价标准和要求，使公民道德建设法制化，道德监督制度化，以法为教，强力纠正现实中的不良行为，防止道德无序行为发生，促使道德建设更具有实效性，使原本只具有“软约束”意义的公民道德规范同时具有“硬约束”的功能。（参考网络文章）
㈤ 作为一名基层管理人员,如何才能做到坚持依法合规,坚守合规底线
以公司的利益为第一做出发点，按程序办事，尽力而为就好
㈥ 根据2016两会从当代大学生角度谈谈法治中国如何坚守“公平正义”，该怎么做
1、公民要坚持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法律面前没有特殊公民，要平等地享有权利、平等地履行义务、平等地适用法律。 2、公民要坚持权利与义务统一的原则。增强权利意识和法治意识，依法行使权利，自觉履行义务。 3、公民要坚持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相结合的原则。要把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结合起来，自觉维护国家利益，共同推动法治中国建设。 4、公民要依法参与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做到有序的政治参与。
㈦ 如何在工作和生活中坚守从政道德、坚持依法办事、弘扬良好作风
古人说“志正则重邪不生。”教育能够帮助领导干部筑牢廉洁从政的思想根基。《领导干部廉洁从政教育读本》一书进一步明确了党员干部廉政教育的指导思想和主要内容，是当前加强领导干部廉洁从政教育的一部权威性教材。好教材更需细品味、活利用。开展廉政教育如同一部教材发挥作用，应做到“和而不同”。
“和”即指开展廉政教育的指导思想、工作原则和主要内容要与时代步伐相统一，与《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关于加强领导干部反腐倡廉教育的意见》要求相一致，坚持科学的指导思想和正确的工作原则，以《教育读本》阐述的坚定理想信念、弘扬优良作风、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带头廉洁自律、自觉接受监督、坚持依法办事、坚持从政道德、保持廉洁心理等八个方面为主要教育内容开展廉政教育工作。
“不同”即指开展廉政教育的方式方法要不断改进、积极创新，以“不同”的教育方式寻求教育效果的最大化。要因地而异、因人而异、因岗而异，根据不同的情况制定不同的教育方案，采取不同的教育方式。通过采取示范教育、警示教育、岗位廉政教育、领导干部自我养成教育、教育培训等等多种形式不同、方式各异的廉政教育方式来体现、传播和灌输廉政教育的主要内容，以“不同”求“相同”。
古人云：“和而不同”即“和谐”。以“和而不同”的思路和原则扎实推进党员干部廉洁从政教育，必将为“和谐”社会建设增添“和谐”音符。
㈧ 如何在工作和生活中坚守从政道德，坚持依法办事，弘扬
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做贯彻民主集中制的模范，绝不能大权独揽、独断专行。要牢内记权力是受人民监督的容，始终坚持依法用权，做廉洁干净的好干部。领导干部必须牢固树立按法定职责、法定权限、法定程序公正公开透明地行使权力的原则理念，做到心中有法、行必依法。坚持严以用权，必须建立和落实权力清单制度，强化执纪问责，坚持抓早抓小，落实“两个责任”，营造风清气正的发展环境。
要敢于担当、为官有为，主动积极适应新常态，以改革创新的精神解决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坚持严以用权，必须克服“等靠要”思想和“慵懒散”作风，坚决杜绝乱作为、慢作为、不作为，绝不能任性用权。
权力用的好与不好，要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的检验，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谋划事业，推进工作。
㈨ 你理想中的法律职业人是什么样的
1.应当具备职业道德；2.应当有丰富的理论知识；3.应当有正义感和正确的价值观；4.根据自己的能力为法制工作贡献微薄的力量。
目前，我国的法律职业主要有法官、检察官和律师三种。
法官是法律的化身，在审判中，法官居于法律关系的最高处，听取控辩双方的意见，结合自己对法律的理解，运用法律所赋予的权力进行裁判。由于法律维护公平正义，法官的裁判又是法律维护公平正义的直接体现，所以法官的裁判是否公正就决定着人们对法律的信仰与认可程度。作为一名法官，不光要有极高的法律素养和高尚的道德，还要有坚强的意志，在案件的审判过程中，法官或多或少会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一名优秀的法官，不管他受到的压力有多大，他都应当坚守自己对法律的信仰，以一颗公正之心居中裁判，匡扶正义，惩罚犯罪，维护法律的尊严。（当然，这是理想中的法官。）
检察官的主要职责是提起公诉和法律监督。作为国家和社会利益的维护者，检察官要代表国家提起公诉，要求法院对坏人进行惩罚，以体现法律的公正。这时，检察官就应当本着不放过一个坏人，不冤枉一个好人的原则履行自己的职责。在侦查、审判和执行过程中，检察官也在监督着法律的运行，保证司法程序的公正，从而保证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充分的享有合法的诉讼权利，因为，只有程序和实体的双重公正才是真正的司法公正。
律师与法官、检察官不同在于律师没有任何行政职务，是一种自由职业，但律师同样需要很高的法律素养和业务水平。在外人看来，律师是“拿人钱财，与人消灾”的人，但此消灾仅仅局限于法律规定的范围之内，稍有不慎，律师自己便会陷入危险境地。现在民间对律师这一职业的评价褒贬不一，颇具代表性的一种观点认为：律师不是好人，他们为坏人辩护，帮助坏人逃脱法律的制裁。其实这种观点体现了中国人的传统法律意识与现代法律意识的冲突，在我们的传统观念中，总是习惯性地把人简单的分为好人和坏人，好人应当得到同情与帮助，而坏人则死不足惜，更不应该相受任何权利，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涉及到古代的电视剧和电影中，死刑犯总是先被游街，接受众人唾骂、丢烂菜叶、丢臭鸡蛋，然后在众人围观之下斩首于菜市口这一现象了。而在现代的法治观念中，无论好人还是坏人，他首先是一个“人”（更何况在法庭未宣判其有罪的情况下，是不是坏人还不一定呢），既然是人，他就应当享有“人”所应当享有的一切合法权利。律师为被告人进行辩护，维护的就是被告人作为“人”所应当享有的权利，这也是一个高度文明的社会的必然要求。
法官、检察官和律师作为法律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都在以自己职业特有的方式追求和实现着自己心中的公平与正义，推动着法律在平衡中稳定地运行。
我们要建设法治国家，实现法律职业的精英化是必经之路，使法官、检察官和律师具有共同的法律思维和法律信仰，才能使法律在运行过程中实现统一，增强法律的权威性，真正地实现依法治国。
来源于天一的新浪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