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事迹

㈠ 08感动中国十大法制人物的事迹以及颁奖词

获得2008年《感动中国》荣誉的人物是：奔忙在冰雪地震灾害前线的志愿者唐山十三农民；累死在救灾前线的青年战士武文斌；带领群众抗震救灾的北川县长经大忠；冒着生命危险在救灾前线抢险的消防队员李隆；维护奥运圣火尊严的残疾人火炬手金晶；把圣火送上地球最高点的藏族火炬手吉吉；成功实现中国首次太空行走“神舟七号”航天员团队；扎根悬崖小学18年的支教夫妻李桂林、陆建芬；照顾瘫痪女友34年的苏州市民韩惠民以及张艺谋奥运导演团队。值得一提的是，感动中国的特别奖授予给全体“中国人”。组委会认为，2008年的中国经历了太多悲怆和喜悦，在抗击暴风雪、抗震救灾、举办奥运会、神七航天员太空漫步等事件中，中国人用坚忍、勇敢、智慧向中国和世界交出了满意的答卷

㈡ 关于公正的名人小故事

关于公正的名人小故事有：

1、诸葛亮挥泪斩马谡

诸葛亮为夺取天下大业，于公元228年发动了一场北伐曹魏的战争。在讨论人选时，诸葛亮不顾众议，决定提拔谈起军事头头是道的马谡为镇守战略要地街亭的最高指挥官。

马谡出兵街亭之前，曾立下军令状，表示若有差失，则乞斩全家。但是，马谡率兵到达街亭之后，没有听从诸葛亮“在山上扎营太冒险”的嘱咐，自以为熟读兵书，更不听副将王平的劝告，屯兵于山头。他自信地说，兵法有云居高临下，势如破竹，置之死地而后生。

最终，马谡被曹魏名将张郃围困在山头，断了水粮，马谡兵败而回。马谡失守街亭，战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迫使诸葛亮退回汉中，诸葛亮北伐曹魏的计划也随之流产。为此，诸葛亮下令将马谡革职入狱，斩首示众。斩首之时，全军落泪，诸葛亮亦失声痛哭。

(2)法治事迹扩展阅读：

1、公正，伦理学的基本范畴，意为公平正直，没有偏私。没有偏私是指依据一定的标准而言没有偏私，因而，公正是一种价值判断，内含有一定的价值标准，在常规情况下，这一标准便是当时的法律。

2、公正一词出自：《荀子·正论》：“故上者下之本也……上公正则下易直矣。

㈢ 中国古代依法治国的典型事例

1、商鞅变法

商鞅变法是战国时期一次较为彻底的封建化变法改革运动，顺应了封建历史发展的潮流，推动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转型，符合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大大推动了社会进步和历史的发展。通过改革，秦国废除了旧的制度，创立了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制度。

改革推动了秦国社会的进步，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同时，壮大了国力，实现了富国强兵。为以后秦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2、申不害提出，韩非加以发展的“术治”

术治的中心思想是“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韩非子·定法》）。他们认为“法”是公开的，“术”则是藏在君主心中、暗自运用的，君主掌握这种统治术，就可使“群臣守职，百官有常”，巩固统治阶级内部的秩序。这是保证“法”的实施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3、道家思想的“无为而治”

无为而治是道家的治国策略，所以治国是无为而治的第一应用。为了贯彻无为而治的方针 ，各级政府官员既要抛弃各种政绩主义和形式主义，也要抛弃“为人民谋幸福“、“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等仁政理念。

宽刑简政、轻徭薄赋、与民休戚，尽量靠万民的自为无为无不为，靠万民的自治无治无不治，自己做好必要的服务工作即可；同时有所为有所不为，充分信任和依靠下属，让下属去完成各项工作，自已主要做好识人用人的工作。

(3)法治事迹扩展阅读：

早在公元前七世纪左右，管仲为齐国相，提出了“以法治国”的主张，他说：“威不两错，政不二门，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法治的信心。他凭借“以法治国”的治国方略，使齐国大治，“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管仲不仅强调“以法治国”，同时也注意建设道德体系，使法治与道德教化相结合。他以“礼义廉耻”为最基本的道德规范体系，并且上升到关系国家存亡的地位，他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从管仲起，到韩非综合法家思想提出“法、术、势”相结合的理论，历时已数百年。在这期间，法家的思想不断得到充实和发展，成为先秦最具代表性的法理学。

网络-商鞅变法

网络-无为而治

网络-术治

㈣ 依法履行公民义务的先进事例

阳泉一监独树一帜的文明监狱

———山西省阳泉第一监狱巡礼

1996年5月18日，在山西省阳泉第一监狱改扩建工程即将全面竣工前夕，时任司法部部长的肖扬同志，曾为阳泉第一监狱题词：“发扬监狱警察忠于党、忠于法律、忠于人民的光荣传统，努力创建现代化文明监狱。”

五年过去了，阳泉第一监狱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警察法》为准绳，按照司法部关于“创建现代化文明监狱”的号召，依法治监，精心育警，监管改造工作一年一个新台阶。1997年，他们被司法部命名为“部级现代化文明监狱”。1998年，司法部为该监狱荣记集体一等功，同年，司法部、人事部又授予阳泉第一监狱“司法行政系统先进集体”荣誉称号。从1998年至2000年，他们连续三年被山西省劳动竞赛委员会授予“五·一劳动奖状”。从1996年至2000年，又连续被中共山西省委、山西省人民政府授予“省级文明单位”。2001年，又被山西省委、山西省人民政府授予“山西省模范单位”！

孜孜以求的最高境界： 锻造文明忠勇的精锐之师

山西省阳泉第一监狱始建于1952年6月。在近半个世纪的探索实践中，监狱党委始终不渝地遵循以人为本的战略思想，把干警队伍建设作为监狱工作的生命线工程贯彻始终，在近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中，始终没有过须臾的松懈怠缓。他们深深懂得，在一切工作中，人的因素是事业成败的关键！对于其他事业是这样，对于党的监狱工作来说更是这样！特别是进入九十年代以来，阳泉第一监狱党委，严格按照《监狱法》、《警察法》要求，把“忠于党、忠于法律、忠于人民”作为监狱人本战略的指导思想，把创建现代化文明监狱，作为自己的崇高职责，依法建警，从严治警，精心育警，教育兴警，警政建设取得了很好成效。

一是思想政治工作常抓不懈。监狱工作具有其他工作不可比拟的特殊性！监狱长张怀柱说：“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由于监狱工作的特殊性，干警常年累月同犯罪分子打交道，处于对敌斗争的前沿阵地，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时刻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改造与反改造的斗争十分尖锐。为了确保干警队伍永远忠于党、忠于法律、忠于人民，并且能够经受住各种考验，思想政治工作须臾不能放松！”他们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多年来，特别是2000年以来，阳泉第一监狱根据新时期监狱工作的新情况、新特点，对监狱思想政治工作也提出了新思路、新要求。他们在各级领导班子和全体干警中，广泛开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教育活动，并以“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统率监狱工作，以“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占领监狱思想文化阵地。

二是素质教育常抓不懈。阳泉第一监狱之所以能在全省监狱系统率先建成“部级现代化文明监狱”，是有它的许多独到之处的。他们除了思想政治工作常抓不懈外，强化干警的素质教育，走精心育警、教育兴警、科技强警之路，不能不说是一条独辟蹊径的成功之道！为此，他们把“政治可靠、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业务精通、素质高强”作为建警育警的目标，持之以恒地开展素质教育。目前，在1415名干警中，达到大专以上学历有874人，占总人数的61．2％。其中，监狱领导100％达到了大专以上学历，科级干部66％达到大专以上学历，一般干警59％达到了大专学历，提前一年实现了司法部规定的“568工程”目标。此外，目前还有二百余人正在攻读相关专业的本科学历，从而形成了全员化学习提高的热潮。如此高涨的学习氛围，既是监狱党委持之以恒长期营造的结果，也是阳泉第一监狱干警自我教育、自我完善、自我培训、自我提高的结果。

三是岗位练兵常抓不懈。监狱的任务，不仅仅是改造罪犯，更重要的职责，还在于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保驾护航！如果没有一支技能高强、作风过硬、素质优良、体魄强健的监狱警察队伍，全面胜利地完成党和人民交给监狱人民警察的各项工作任务，就是一句空话！为此，阳泉第一监狱的岗位练兵活动，从来没有停止过！而且随着时间的推进和监狱情况的不断变化，经常赋予其新的内容、新的要求。在监狱工作过的同志，都有一个深切的体会，分监区是监狱工作的基础，分监区长和指导员，则是监狱工作的灵魂！这不仅是因为分监区是监管改造第一线，更重要的是，分监区长和指导员执法水平的高低，业务能力的强弱，直接关系到监管改造秩序是否能够持续稳定！1999年夏天，针对当时监狱工作出现的新情况，监狱党委在一线警力十分吃紧的情况下毅然决定，把全监40个分监区的分监区长和指导员，送到驻监武警部队，进行了30个课时的封闭式集中训练，有力地提高了监狱警察的技能。

诲人不倦的最高目标： 砺炼文明守法的“公民”

如果说，“惩罚与改造相结合，以改造人为宗旨”的建狱思想，体现了党的监狱工作的基本方针的话，那么，如何提高和保证罪犯的改造质量，则是新形势下监狱工作所面临的一大难题。

“教育改造是治本工程。向教育要安全，向教育要效益，向教育要质量。”在长期的改造实践中，阳泉第一监狱的广大干警，已形成了这样的共识，并在他们的实际工作中身体力行地实践着这个共识。

阳泉第一监狱的教育改造工作，是非常具有特色和个性的。他们在继续坚持“政治教育正规化、文化教育课堂化、技术教育实用化、个别教育细致化、社会教育经常化、辅助教育多样化”的思路上，特别注重激发罪犯自觉改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根据新形势下罪犯构成的新情况、新特点，根据监狱的现实情况，他们科学运用目标激励等原则，准确把握教育切入点，取得了很好的教育改造效果：

一是以罪犯的思想转变和恶习矫正为“立足点”，对罪犯的矫治教育做到一人一个方案。干警在深刻剖析罪犯各自成长史、犯罪史、改造史“三史”的基础上，掌握罪犯个体的主要思想和恶习，围绕矫正、塑造、防治三个环节，以每两个月为一个周期，重点攻克一个问题，使罪犯的改造循序渐进，稳步前进。

二是以罪犯改造目标的切实实现为“着眼点”，对罪犯的改造规划做到实事求是。要求罪犯根据自身刑期长短分别制定1—3年的改造规划，把刑期变成学期，把自己力所能及的各项改造指标分期量化，按期完成。如果能够如期完成，监狱即按照有关规定依法给予一定的奖励，以激励罪犯进一步加强自身改造，坚定其重新做一个守法公民的信心和决心。对因本人主观努力不够，没有如期完成改造指标的罪犯，则依法给予相应处罚。使罪犯不因目标高不可攀而消极气馁，也不使罪犯因目标过低而不以为然，忘乎所以。

三是以罪犯与家属的亲缘关系为“连接点”，充分发挥亲情力量的促改作用。

四是以罪犯渴求新生的愿望为“支撑点”，对罪犯改造表现的测评科学量化。测评办法从政治立场，认罪悔罪、现实表现、改造效果四个方面，规定了36个扣分条款，测试成绩和年终思想教育的统考成绩各占一半，做为犯人接受思想教育的实际成绩，两项合计不及格者，不能呈报减刑、假释，不能评选改造积极分子，分级管理不能晋级。这样既考察了罪犯的日常行为表现，也促进了罪犯对思想教育的重视。

五是以罪犯情感志趣为“共鸣点”，以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各种狱内活动为载体深化教育效果。根据罪犯的年龄结构、心理特点，在坚持正规化、系统化的课堂教育同时，注重监区文化建设，广泛深入开展各种类型的文化活动，使罪犯在生动活泼的气氛中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

此外，阳泉第一监狱在解决罪犯最为关心的出路问题上，力戒空洞的言语说教，致力于用生动鲜明的改造事例引导罪犯务实改造，超越自我。他们通过监狱办的《向新小报》，经常报道有所成就的刑释人员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的事迹材料，或邀请他们进监现身说法，起到了事半功倍的特效。

心理矫治的最高准则： 重塑文明洁净的心灵

阳泉第一监狱是一个非常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监管改造场所。在长期的监管改造工作中，他们深刻认识到，监狱是心理问题的高发区，而罪犯则是极易产生心理问题的特殊群体。无数实践证明，罪犯的犯罪及抗改造行为，并非都是思想意识恶劣所致，心理因素往往占据着很大成分。罪犯无论是在监内，还是出监后正常生活，都需要一个健康的心理。客观地正视这一点，有利于改造工作的深化和拓展。

于是，开展心理咨询和心理矫治，重塑罪犯心灵，营造积极健康的正常心理，成为阳泉第一监狱创建现代化文明监狱的又一项重要内容。

他们在先行试点的基础上，加大力度，在监内开展了全方位、深层次、多角度的罪犯心理矫治工作。从1998年下半年起，先后制定出台了《罪犯心理矫治方案（试行）》、《罪犯心理矫治室职责》等制度；建立了设施完备、格调优雅的心理咨询室，组建了罪犯心理自助组，形成了由监狱到监区、由监区到分监区的辐射型罪犯心理矫治网络。

在进入21世纪之后，“以德治国”作为一个具有丰富政治内涵的理念，提到了党和国家重要的议事日程。因此，“以德治监”，也就作为监狱建设的一个重要指针，摆在中共山西省阳泉第一监狱党委的面前。因此，他们从“依法治国、以德治国，依法治监、以德治监”的战略高度出发，积极致力于监管改造工作法制化、规范化、科学化和标准化，同时设立了监狱长接待日，开通了监狱长热线电话，监狱主要领导会同驻监狱的检察院领导同志，定期深入监区、分监区，现场听取罪犯对监狱工作的各种反映。

对涉及执法公正、事关罪犯合法权益的问题及时给予解决。使罪犯的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等执法环节，进一步规范化、程序化、法制化、科学化，真正做到了公开、公平、公正、透明，从而树立了公开执法、公正执法、公平执法、文明执法的良好形象，不仅赢得了罪犯的普遍信任，同时也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

特别提示:守备森严 文明执法 装备情况保密

㈤ 你从小杨自觉依法纳税的事迹中，得到了什么启示

我国社会主义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在我国，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个人回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国家答的兴旺发达、繁荣富强与每个公民息息相关；而国家职能的实现，必须以社会各界缴纳的税收为物质基础。因而，在我国每个公民都应自觉纳税。
每个公民都应该具有主人翁意识，依法纳税是公民的义务。
自觉纳税是公民社会责任感和国家主人翁地位的具体体现，每个公民应该自觉诚实纳税，履行公民的基本义务。要以主人翁的态度和高度责任感，积极关注国家对税收的征管和使用，以维护公民自身的合法权益

㈥ 如何加强公民道德建设

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工程，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是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吸引力的重要手段，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重要途径，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性工程，它对促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顺利实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公民道德建设的特点和规律，不断改进和创新道德建设的内容、形式、方法、手段和机制，促进公民道德素质的全面提高，显得极为重要和迫切。
一、加强对自我修养行为的认识和研究，不断提高自我修养的自觉性、实效性
人生是一个不断学习、不断修养、不断提高的过程。中国传统文化十分重视个人修养，甚至把修养同个人立身处世、治国安邦联系起来，故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说。虽然我们一贯重视修养，但对如何提高自我修养的自觉性和实效性研究得不够，致使人们进行自觉修养的意识不强，自我修养的效果不明显。因此，要加强对自我修养规律的认识和研究，提高自我修养的自觉性和实效性。从主客观两个角度考虑，加强自我修养必须做好如下工作。
（一）用高尚的价值观引领社会风尚进步，提高公民自我修养的自觉性和实效性。倡导加强自我修养，需要多从人们的思想实际出发，细致研究如何引导人们自觉加强自我修养。提到自我修养，有人会认为完全是个人的主观行为，需要个人努力。其实，从内因和外因的关系来看，我们虽然一直强调内因是变化的根据，但不否认外因是变化的条件，离开外因这一重要条件，内因的作用就很难发挥出来。就某些事物的发展变化来看，不同的外部条件可能会导致事物向不同的方向发展。自我修养就是如此。近年来，有些人善意出手援救弱者、病人、交通事故受害者而被冤枉甚至因此成为被告的实例，放大影响了社会公众，导致人们即便是有心救助也要相约多人见证，甚至干脆集体陷入冷漠，着实让人心寒。请问，如果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还有几人愿做良善之事，愿为良善之人？更有几人愿自觉地去加强道德修养？因此，从社会整体而言，自我修养的自觉性和实际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环境。大家一定要看到，在一个人人向善、人人为善的社会环境中，人们加强道德修养的自觉性就强，自我修养的效果也好。这就是说，良好的社会道德环境是促进自我修养的社会条件。因此，只有注重把个人的主观努力和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结合起来，才能提高自我修养的自觉性和实效性。
说到这里，有人可能会说，社会道德环境不是人创造的吗？既然人的修养自觉性受社会道德环境的影响，而人又是社会道德环境的创造者，那么是不是会形成这样一种悖论：即社会道德环境差，人就不愿加强修养；人不愿加强修养，社会道德环境就越差。如此是不是说明一个社会道德滑坡就无可救药了？从表面看是这种因果关系，但上面的悖论忽视了一个问题，即影响社会道德环境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社会主导价值观念的引领则是影响社会道德风尚进步的关键因素。只要我们旗帜鲜明地把高尚的社会价值观确定为主导价值观并引领社会道德风尚进步，就一定能有效地改变社会道德环境，进而引导公民加强自我修养。
把高尚的社会价值观确定为主导价值观并引领社会道德风尚进步，需要做好以下工作。首先，要旗帜鲜明地昭示社会主导价值取向。要明明白白地向全社会表明我们这个社会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弘扬什么，批判什么，在全社会倡树“道德高尚的人受人尊重，道德低下的人受人鄙弃”这样一种价值导向，形成人人尊崇道德楷模，人人鄙视邪恶的良好社会风气。确立这样的价值导向才能引领自我修养向高层次迈进。其次，要充分发挥各级领导干部的表率作用。某种意义上讲，干部的道德观就代表或体现着社会主导价值观。因为领导干部处于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领导地位，干部的道德修养不仅仅是个人行为，更代表着党和政府的形象，其一言一行都备受关注，一举一动都有导向、示范作用，其影响力和辐射力是巨大的。因此，广大干部就要用自己的高尚品德标示社会主导价值观念，影响带动社会风气向好的方向发展。第三，就是要用制度保证道德模范、言行楷模有尊崇的社会地位。相反，对奸诈邪恶，缺德败德者给予严厉的惩处。如此，人们才有明确的修养目标，才有良好的修养环境，才有浓厚的修养意识，自然就会提高修养的自觉性和实效性，进而推动社会道德环境向更高层次提升；社会道德环境的改善，反过来又会促进人们加强自我修养，促进全民族道德素质的提高。
（二）提倡积小善为大善的修养方法。道德修养是一个漫长的积累过程，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佛教人士劝人改恶从善有立地成佛之说，他们认为道德修养、道德提升以至于弃恶从善的过程转瞬间就可以完成，“文革”时也有脱胎换骨的说法，强调要和旧思想彻底决裂。立地成佛、脱胎换骨之说是难以实现的。因此，不能奢望一次教育就解决问题，更不能寄希望于简单发个文件，在会议上倡导一下，就能让党员干部以至于普通群众的自我修养搞好了，如果这么简单，我们这个社会风气就好了，人人也都是道德君子了。我们必须认识到，道德品德的提升和人格的形成，是一个积小善为大善的渐进过程。只有不弃小善，才能积成大善；只有能积众善，才能成为道德楷模。刘备曾说：“勿以恶小而为之 ，勿以善小而不为，”指的就是这种积少成多、防微杜渐的修养方法。所以，要提倡积小善为大善的修养方法，要精心保持自己的善行，精心培养自己心中开始出现的高尚道德观念的幼芽，使其不断积累和壮大。最后“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
（三）追求“慎独”的修养境界。所谓“慎独”是说一个有道德的人在独自一人，无人监督时，也不忘记警醒自己，不做任何不道德的事。从表面看，“慎独”似乎是修养的境界而不是修养的方法，但仔细分析可以发现，在独处时学会掌控自己的行为，做到坚守正道，日久就会成为习惯，好的行为习惯定型后就会转化成人们的优良品质。好的行为习惯不但提升自己的道德水平，还能影响整个社会环境，推动全社会共同进步。这就是前面说的，社会道德水平的提升是在良性互动中实现的。慎独有别于“私字一闪念”，“文革”中要求人们“狠斗私字一闪念”，真正的纯而又纯、“私字一闪念”都没有的人是不存在的，问题是要能控制自己、把握自我，这就是“慎独”的方法和境界。做到慎独需要有一种敬畏意识，古人说离头三尺有神灵，我们不相信有什么神灵，但要牢记神灵好欺，良心难安。要学会敬畏自己的良心，要不断用自己的良心审视、评判、修正自己的行为，弃恶从善，逐步提高自己的道德素质。
二、不断研究、改进道德教育的方式、方法，提高道德教育的效果
道德教育是社会根据道德规范的要求，有目的、有计划、有系统地对公民施加道德影响的过程，是加强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手段和途径。道德教育的本质是对被教育者进行外部灌输。灌输的效果取决于灌输的艺术以及被教育者对灌输行为和灌输内容的认同和亲附程度。为此，要切实做好以下工作。
（一）切实树立身教重于言教的教育理念，提高道德教育的说服力。道德教育的方法很多，形式也灵活多样。但是，千方法万方法，有良好效果的方法才是好方法。反思当前的道德教育行为，可以发现我们的道德教育工作效果并不理想。而不理想的最大原因就在于我们没有教育好教育人的人，其中主要是有些领导干部缺少表率作用，极大地降低了道德教育的说服力。有些领导干部说一套，做一套，马列主义专对别人，会上冠冕堂皇，会下胡作非为。这样，即使你巧舌如簧，说得天花乱坠，群众也无法信服你，甚至产生逆反心理，严重地削弱了道德教育的说服力。近年来，群众漠视道德教育，甚至厌恶道德教育，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此。因此，我们必须树立身教重于言教的教育理念，切实教育好教育人的人，特别是领导干部，做到表里如一，言行一致，要求下属做到的自己一定要先做到，这样才能使道德教育收到理想的效果。
（二）设定科学的道德教育标准，引导人们在遵守基本道德规范的基础上，不断追求更高层次的道德目标。通观道德教育对象的实际情况可以看出，人们的道德觉悟表现出一定的层次性，这既是事实，也是必然。针对这种实际，我们进行道德教育时，必须贯彻先进性要求和广泛性要求相结合的原则。在标准设置上，既要突出崇高的道德教育，更要注意培养最基本的道德素质，设置最低的道德底线。对普通群众，要多从广泛性角度考虑问题，道德教育的标准是遵守基本的社会道德规范，即爱岗敬业，团结友爱，诚实守信，有正义感。对于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在广泛性的基础上，更多的体现先进性的要求，即必须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一切的精神，提倡乐于奉献，公而忘私。但是，我们一定要看到这种要求不具有强制性，更不是所有干部都能做到的。从干部的实际思想状况看，对干部的道德教育也要把先进性和可行性结合起来，不是道德教育的标准越高越好。若标准太高，实际工作、生活中做不到，反而不能激发干部的精神，倒不如实际一些更好。比如说我们教育干部一心为公、无私奉献，假如有人做不到无私奉献，倒不如把调门放得低一些。我们讲修身养性，讲遵纪守法，甚至可以把不可逾越的底线和大家讲明白，经常给大家敲敲警钟，念念紧箍咒，倒不失是一种切合实际的办法。人的觉悟有高低，信仰有差异，如果你不认同崇高理想，不能无私奉献社会，至少不要去巧取豪夺、贪占不义之财。这样，一般干部不违法乱纪，优秀干部能无私奉献，倒是比存在着违法乱纪现象对社会的影响还要好。
（三）在教育内容的选取上，将能撼动人们心灵的事例同崇高的理想教育和平实的话语结合起来，提高教育活动的实效性。单就教育内容来说，假大空虚的说教历来不被人们所接受。理论界曾强调要用崇高理想信念激励人，先进事迹鼓舞人，朴实道理打动人。这三者是相互补充，不可偏废的。但现实中我们却没有处理好这三者的关系，往往是崇高的理想教育多于朴实的话语；高大全的人物多于血肉丰满的人物。这些问题“文革”中更是走向了极端，致使其负面影响至今还未消除。我们必须改变将三者分离，以及语言空洞、形式枯燥的做法。在利用道德模范教育人的时候，不要人为的拔高这些道德楷模的言行，同时也不要忽视我们身边的英模人物的教育作用。在用崇高的理想激励人时，切忌不分对象、简单灌输。要让先进分子首先树立牢固的共产主义理想和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以此带动普通群众提高觉悟。在此基础上，不要忘记用朴实的道理打动人。在道德教育活动中，朴素的道理更耐人寻味，更能实现心灵的对接。例如，汉丞相萧何对钱财的认识是何等的透彻明白，让人不得不颔首赞叹！汉朝建立后，很多大臣都忙着购房买地，惟有丞相萧何无动于衷。好多人不明白、不理解萧何的想法和做法。有人问他：满朝文武大臣都忙着购房买地，丞相为什么一点行动也没有呢？萧何回答说：我买那么多房产田地干什么？现在的这些已经足够用了，如果说多买了留给子孙后代，更是大可不必，子孙如果象我，不用我买他们也会有；子女如果不象我，你就是买的再多他也守不住。事实不就是这样吗？封建帝王把江山都留给子孙了，有些不能守成的后代不是照样丢了吗！清朝第一代醇亲王奕譞从另一个角度也总结了一条耐人深思的道理，他告诫后人说：“财也大，产也大，后来子孙祸也大。若问此理是若何？子孙钱多胆也大，天样大事都不怕，不丧身家不肯罢。财也少，产也少，后来子孙祸也少。若问此理是若何？子孙钱少胆也小，些微产业知自保，俭使俭用也过了。”这样透彻明白的道理也许不如远大理想那么耀眼，但其蕴含的哲理是人们无法否认的，也是人们没有理由拒绝的。因此，在进行道德教育的时候，不要忽视了用朴素的道理引导人们特别是领导干部算好“政治帐、经济帐、家庭帐、平安帐”，使广大干部时时保持一颗平常心，增强修身养性的自觉性，逐渐培养自己的高尚品德。
三、采取必要措施构筑正义网络，用良好的社会道德环境影响、带动公民提高道德素质
现代社会人际关系就像一张网，这张网的道德功能具有很强的感染性、传递性，在关爱、互助的环境下，你助人为乐，我见义勇为，你关心我，我帮助你，社会相互传递着正义的力量，人们的道德品质就会变得越来越好，良善的环境很快就形成了。在良善的社会环境中人性的优点会被催生和放大；相反，在冷酷自私或恶势力盛行的情况下，人性的优点会被压抑，特别是当见义勇为而又被人冤枉的情况下，人们就会压抑、隐藏自己良善的一面。压抑、隐藏的结果则会导致人情冷漠，见义不为，见危不助，甚至以怨报德，这样人际关系就会降温结冰，人性中自私、阴暗甚至是邪恶的东西就会肆虐。因此，构筑正义网络，传递正义力量，传递人间温情，是保护人们的良知，促进公民道德觉悟提高的重要措施。
（一）要让公众认识“人人都是正义网络上的扣结或环节”，自觉构筑社会正义之网，影响、带动公民道德素质的提高。社会道德环境是公众的集体生活环境，也是公众集体创造的生活环境。在共同的社会环境下，人们的利害关系是相通的，今天面对别人遭遇无助、邪恶、欺凌、攻击时，如果你因为害怕报复而采取明哲保身的做法，或逃避、失语，或集体陷入冷漠，这样做虽然不会惹火烧身，避免了一时的侵害或麻烦，但却牺牲了社会道德环境，牺牲了个人的长远利益。结果必然是，当明天你受到伤害、遭遇危险时，大家也都为自保而采取逃避行为，明天受到伤害的就是你。正义的网络或链条是由大家共同构筑的，每人都是正义网络或链条上的环节或扣结，保护他人就是保护我们自己，向他人伸出援助之手，别人也会向你伸出援助之手。设若因为我们为一己私利或一时私念而破解了社会正义网络或链条上的扣结，那么，正义网络或链条就会破损，以至最后因破损而荡然无存，致使人人都成了孤立无援的个体，人际关系缺乏应有的信任、温暖和必要的援助。结果是正义形不成力量，反被邪恶所震慑，最终只能是任由邪恶势力欺凌、宰割。所以，千万不要因为我们的一己私利或一时私念，而破解了全社会的正义网络和链条！
近年来，有些人躲避施救、见义不为就是破解正义网络的行为，是自私和短视的表现，虽说“彭宇案”为人们的这种行为提供了看似合乎逻辑的理由，但“小悦悦事件”却让人毛骨悚然，更让人警醒！我们再也不能为自保而无视他人的遭遇了！构筑正义网络是每个人的共同责任。
（二）政府部门、特别是执法部门要加大惩恶扬善的力度，以此来支持构建社会正义网络，影响、带动公民提高道德素质。保护人们的良知是构筑正义网络的基础性工程，而保护人们良知的最好办法就是加大惩恶扬善力度，即通过“扬善”来唤起人们的良知，通过“惩恶”来保护人们的良知。
“惩恶扬善”既要求社会组织对正义行为给予充分的肯定、支持和大力褒扬，更要求政府部门、特别是执法部门为好人撑腰壮威。“扬善”要真正“扬”起来，要让全社会都羡慕英雄和正义的维护者。要让见义勇为、见危互助者切实感受到社会给予他们的荣耀和尊重，要让他们因自己的善行而得到看得见、摸得着的经济实惠和政治荣誉。对那些不畏强暴，敢斗、善斗邪恶的好人，社会要给予充分的肯定，对他们及其家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要给予充分的保障。对在勇斗歹徒时受伤或牺牲的英雄和他们的家属要给予优厚的经济援助，在本人和子女生活、就业问题上要给予充分的照顾，使他们无后顾之忧。不但如此，还要使他们在社会上处处有光荣感、神圣感、使命感，使社会成员愿意效仿他们。这样才能使见义勇为、见危互助行为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同和支持，良善行为才能发扬光大。
“扬善”的同时要坚决“惩恶”，就是要对邪恶势力予以坚决严厉地打击，绝不姑息纵容。“惩恶”是消除见义勇为者后顾之忧的主要措施，是支撑正义网络的坚强“支柱”。如果没有这一“支柱”的支撑，就会使好人长期蒙受邪恶势力的欺凌，结果只会助长奸人的威风，灭好人的志气。现实中正是因为执法部门惩恶不严，措施不到位才导致恶势力甚嚣尘上，导致人们因惧怕而自保，因自保而麻木和冷漠的。其实，人们在感叹正义缺失的时候，并不是人们的良知真的丢失了，而是大多数人有后顾之忧，致使人们面对邪恶时往往缺乏足够的勇气斗。因此，当今之计，执法部门一定要加大惩恶力度，强化惩恶措施，为良善之人撑腰壮胆，让恶人无生存空间。加大惩处力度，就是要让不法分子产生畏惧心理，让他们抬不起头，见不得人，杜绝他们再次攻击伤害别人。“惩恶”要务尽、务严，不严不足以威慑歹徒，不严不足以戒效尤，不严不足以消除人们对歹徒的畏惧，也就不足以支撑正义的网络。
四、构建健康的社会道德评价监督机制，促进公民道德素质的提高和社会风气的改善
道德评价，是依据一定的道德标准，凭借社会舆论和人们的内心信念，对个体或群体的道德行为作出善与恶、道德与不道德的价值判断，进而对高尚的道德行为进行充分的宣传和赞美，对不道德的行为给予有力的揭露和抨击，以达到“褒善贬恶”、“扬善抑恶”的目的。道德评价行为是加强道德建设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通过道德评价，可以在全社会形成一种讲道德者受人尊敬、褒扬、扬眉吐气，不讲道德者遭人唾弃、谴责、自惭形秽的舆论氛围。这样可以促进公民提高识别善恶的能力，增强人们倡行良善、甚至是改恶从善的自觉性，促进整个社会风气的改善和良好道德风尚的形成。
（一）领导干部不但要做道德君子，更要做鞭挞邪恶、维护社会良善的守护者。领导干部的特殊地位决定了他们是引领社会风尚的主导力量。孔子曾针对为官从政者的道德影响指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古语还说，官员之德如风，百姓之德如草，草随风行，官员修德方能正世风。现实中广大群众正是以身边领导干部的道德观念和实际行动作为价值标准来评判社会道德行为的，也是根据这种评判来选择自己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当前，道德建设领域出现的某些问题，与党员干部队伍、特别是领导干部道德建设滞后以及少数干部道德滑坡有很大的关系。实践证明，领导干部道德比较高尚的地区和单位，一般都风气好、人心齐、事业顺、成绩大。因此，只有加强领导干部的道德建设，使党员领导干部真正做到“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才能引领和带动社会道德风尚进步，促进全民族道德水平的提高，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跃上新台阶。
领导干部不但要做道德君子，更要做鞭挞邪恶行为、维护社会正义的守护者。在政治生活领域，领导干部要带头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倡树良好的工作作风。在社会生活领域，领导干部要敢于担当社会责任，做到善恶分明、嫉恶如仇，敢于蔑视、批评、鞭挞邪恶，带头维护社会良善，做人民大众的“护法使者”。
在构建优良的道德评价机制的过程中，领导干部不但要积极对社会道德现象进行评判，同时更要虚心接受来自于群众的评判和监督。对群众的批评监督要本着和善的态度接受，不打击，不报复，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样群众才敢于对领导干部进行道德评价，由此带动整个社会建立起健康的道德评价氛围，促进良好道德风尚的形成。
（二）培育群众勇于担当的道德责任，引导公众积极参与对社会道德现象进行褒扬与批评，创造健康的社会道德评价环境。近年来，有人因为怕担风险，不但在行动上缺少相互救助，而且在言论上也逃避对邪恶或缺德行为的揭露和批判，奉行“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处世哲学，幻想着独善其身或置身事外，导致社会上越来越缺少正常的道德评价氛围，越来越缺少讲真话的勇气，越来越缺少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环境，人们不愿公开面对面地评论别人的是非，更鲜有下级批评上级、群众批评领导的现象，特别是缺少应有的揭露、谴责和抨击行为，严重地销蚀了社会道德风尚中正义的力量。在这些社会现象中，最突出的是因为害怕领导或老板打击报复而不敢指正其错误的行为。面对领导或老板的失德、缺德行为，甚至是违法行为，有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的甚至成为胁从，充当打手。这些不辨是非，盲从上级命令的行为，严重的伤害了基层群众的感情，导致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隔阂，造成人际关系冷漠，阻碍良好社会道德风气的形成。
鉴于上述现象的存在，我们必须培育公众勇于担当的道德责任，创造道德评价的健康环境。要让人们明白，仅仅设想置身事外或独善其身是不够的，也是做不到的，结果必然是导致社会道德环境的整体下滑。这就要求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勇于承担道德责任的高尚者，不但要确保自己的言行符合道德准则，确保自己做到见义勇为、见危互助，还要勇于对社会现象进行道德评价，形成强大的舆论监督氛围，促进全体公民反思、审视、矫正、纠偏自己的道德行为，促进公民道德素质的提高。
面对领导和老板，坚持服从不盲从，在领导和老板犯错误的情况下，要敢于指正领导和老板的错误，即便不能指正错误，起码也不能充当错误决策的执行者。我国传统名剧《秦香莲》中有个情节讲，陈世美严命家将韩琪去追杀秦氏母子，但当韩琪得知真相后，终以恻隐之心战胜了利害计较，放走了秦氏母子。韩琪身上体现的“从道不 从君”与“不受乱命”的道德责任观，是我们这个社会迫切需要、急切呼唤的高尚道德品质。只有培育并确立公众这种勇于担当的道德责任，自觉抵制邪恶势力或错误行为，才能树正气、兴新风，促进公民道德素质的提高。
五、构建彰显良好道德的法律制度，用制度手段矫正现实生活中的不道德行为，以法为教，引导社会风气健康发展
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固然有赖于不断加强自我修养，有赖于不断加强道德教育，有赖于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同时也离不开健全的管理机制，特别是离不开彰显良好道德的法律制度。道德规范和法律制度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它们都是规范人们行为，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手段。它们在内容上相互包含、相互渗透；在功能上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在具体实践中相互凭借、相互支撑，共同推进社会风气健康发展。邓小平同志曾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就会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大家是否看到，近年来我国的司机遵规守矩的素质大大提高了。何以这样？因为有监控录象在实时监督，有酒后驾车要承担刑事责任的法律约束。驾驶员的表现，与其说是因为道德觉悟的改善，不如说是受制于交通法规的强大威力。交通法规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工具，在公共生活中起到矫正公民德性的强大作用。这说明人们的很多行为习惯是在制度的约束中慢慢形成的。在加强道德建设过程中我们需要靠彰显良好道德的法律制度来培养、塑造人们的良好习惯。离开了法律制度，将社会治理寄希望于个人觉悟与德性，则美德的施行，将仅限于少数道德高尚者，无法成为公共生活的常态。事实上，有许多公民道德规范特别是干部道德规范直接来源于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政策、条例、规章、制度等，因而使公民道德规范的构建、践行和维护，带有一定程度强制力保障的特殊性。因此，通过法治手段促进公民道德素质的提高是加强公民道德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我们必须构建彰显良好道德的法律制度，注重用非道德的办法解决道德问题。
构建彰显良好道德的法律制度，就是要将公民道德建设的目标、要求具体化、规范化、制度化，就是要借助于法律制度使多样化的道德观念具有相对统一的、可行的评价标准和要求，使公民道德建设法制化，道德监督制度化，以法为教，强力纠正现实中的不良行为，防止道德无序行为发生，促使道德建设更具有实效性，使原本只具有“软约束”意义的公民道德规范同时具有“硬约束”的功能。（参考网络文章）

㈦ 易胜华的人物事迹

首届国家司法考试全国前50名，曾荣获《亚洲法律杂志（ALB）》2013“中国十佳诉讼律师”、“十大优秀辩护人”、“北京市优秀律师”等称号。第二届中国律师原创文章大赛刑事组第二名。全国首届“公诉人与律师电视论辩赛”北京赛区律师选拔赛“最佳风采奖”、团体第一名。

易胜华律师曾是司法厅演讲比赛一等奖获得者，优秀论文获得者，曾在《检察日报》、《方圆法治》、《新法制报》、《上海法治报》、《律师与法制》等报刊、杂志发表法律作品数百篇。

易胜华律师是畅销书《别在异乡哭泣--一个律师的成长手记》的作者。该书于2013年5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上市两个月，三次加印，得到广泛好评。易胜华律师将所有版税都捐献给了公益项目--“免费午餐”工程，为贫困地区的中小学生提供免费的营养午餐。

易胜华律师从事法律工作十余年，2002年取得法律职业资格证，2004年开始正式执业。易胜华律师长期研究中国刑事法律制度和死刑刑事政策，代理了数百起刑事案件，在刑事辩护领域经验丰富。

擅长经济职务犯罪、贪污贿赂犯罪、死刑案件、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以及其他重大、疑难、复杂刑事案件的辩护。易胜华律师还常年担任数家大型公司企业法律顾问，有着极为丰富的谈判经验。

(7)法治事迹扩展阅读

易胜华，江西九江人，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刑事部主任，高级合伙人律师，盈科全国刑事专业委员会主任。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党员，北京市朝阳区律师协会争议解决委员会副主任，作家协会会员，清华大学法学院、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联合导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律政菁英坊”导师。北京市高校模拟法庭大赛专家评委，北京市高校辩论赛特邀评委。

㈧ 秉公执法可以形容哪些人

秉公执法指持心公正无私地执行法律法规可以用来形容司法工作人员和行政执法人员。

“法不阿贵，绳不绕曲。”这是法治精神的真谛。如果不信仰法治，没有坚守法治的定力，面对权势、金钱、人情、关系是抵不住诱惑、扛不住干扰的。

政法队伍要把法治精神作为主心骨，做知法、懂法、守法、护法的执法者，站稳脚跟，挺直脊梁，只服从事实，只服从法律，铁面无私，秉公执法。该坚持的就要坚持，要相信公道自在人心。

(8)法治事迹扩展阅读：

历史名人

1、包拯（公元999－1062）

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是历史上最有名的清官。他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开始立志要为国家出力，“竭忠死义”。

当过外交使节出使辽邦；最有名的是做过天章阁待制、龙图阁直学士，“不持一砚归”；他一生铁面无私，不避权贵，执法如山。对皇亲国戚、宦官权贵的不法行为，一律极力主张绳之以法。

2、陈希亮

字公弼，北宋时期眉州青神（今属四川）人，原籍京兆（今陕西西安市）。后因辛劳过度而逝世，享年64岁。著名文学家苏轼，自称平生不为人作行状墓碑，但他十分敬佩陈希亮的为人，担心陈希亮的事迹失传于后世，而破例写下了《陈公弼传》。

3、狄仁杰（公元607－700）

字怀英，唐朝并州太原（今山西太原市西南）人，应试明经科（唐代科举制度中科目之一），初任并州都督府法曹，转大理丞，改任侍御史，历任宁州、豫州刺史、地官侍郎等职。后人称之为”唐室砥柱”。

他任掌管刑法的大理丞，到任一年，便处理了前任遗留下来的17000多件案子，后人据此编出了许多精采的传奇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