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周末记者

❶ 国美美美理财不太美：借款企业被曝底子不干净是怎么回事

处在合规整肃期的P2P行业并不缺少话题。近日，一则投资者的爆料就让国美旗下的P2P平台——美美理财卷入舆论漩涡。

“P2P平台有义务对借款人的资格条件、信息的真实性等进行必要审核，同样有义务将其了解的借款人基本信息披露给出借人，尤其是可能引起风险后果的信息，这其中也当然包括借款人的不良记录。”西南科技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廖天虎对法治周末记者表示。

全国律协信息网络与高新技术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广东经纶律师事务所主任蔡海宁也认为，信用记录是基本信息，是风险评估及可能产生风险结果的重要依据，应当披露。

而法治周末记者浏览美美理财的“产品列表”发现，对于借款人的信息，只是在借款协议中可以看到借款人的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身份证号、地址，其他信息均未显示。

至于失信企业能否在P2P平台发布借款项目，陈同表示：“不同平台会有不同的选择，有的觉得无所谓，只要风控要求的资料齐全就可以；有的平台则会将借款企业失信的整个过程进行调查，而后再判断其是否可以发布借款项目或提出其他要求，如降低出借金额等。”

此外，法治周末记者注意到，美美理财虽会在同一天发布多个借款项目，但借款人基本都是同一人，而在同一人发布的借款项目中，披露的信息却不同。

例如，仅在3月1日当天，借款人陈瑜健就发布了至少4个借款项目，这4个项目的资金用途均为“补充流动资金”。其中在“美美房90天定期理财1702006”中，增信机构为“房产抵押”，而在“美美月赢30天定期理财1702063、1702062、1702057”三个项目中，增信机构均为“无”。

值得一提的是，记者在美美理财官网“我要理财”中看到，个人抵押类贷款中显示“只开通了房产抵押贷款”，也就是说，个人借款的条件是必须有房产抵押。

对于上述个人借款项目中增信机构显示“无”的情况，美美理财客服表示：“对借款端的情况不了解，平台上确实有一些发布的项目没有增信机构”；上述美美理财公关部门工作人员称，美美理财会按借款项目发布相关担保信息。

对此，在陈同看来，美美理财的信息披露很不完善，“不知道是抵押了未公示，还是没有进行抵押”。

同一借款人借款余额超上限

针对平台出现同一借款人同一天发布多个借款项目的情况，陈同认为“可能存在金额拆标”，标的的所有信息，包括借款人、抵押物、上线时间、借款时间等都一致，只是金额和利率不同。

“目前来看，金额拆标在P2P行业是比较通用的，拆金额的行为没有太大问题，但某种程度会伤害投资人的知情权，一旦出现逾期，还可能产生信贷集中风险。”廖天虎谈道。

法治周末记者粗略统计发现，在上述借款人陈瑜健于3月1日发布的借款项目中，融资额超过160万元，而翻看美美理财近10天的借款项目中，几乎每一天都有陈瑜健的借款项目上线。显然，陈瑜健在美美理财的借款余额已远远超过20万元上限。

根据《暂行办法》，网络借贷金额应当以小额为主；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应当根据本机构风险管理能力，控制同一借款人在同一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平台的借款余额上限，同一自然人在同一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平台的借款余额上限不超过20万元；同一法人或其他组织在同一网贷平台的借款余额上限不超过100万元。

“美美理财目前正处于整改期内，整改期结束后会严格按照《暂行办法》执行。”美美理财公关部门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虽然《暂行办法》规定了12个月的整改期，新的监管要求还没有正式实施，但平台还是应该按合规的做法对存量业务进行整改。”廖天虎指出。

在蔡海宁看来，通过金额拆标的做法，试图规避法律规定的借款余额上限，不仅使得融资项目的真实性合法性存疑，也会给出借人的权益保护带来巨大损失的风险，美美理财应当按《暂行办法》发标。

“新手15天”存歧义

除了借款项目的问题外，美美理财还因活动规则有歧义被诟病。此前就有投资者在网贷之家社区评论美美理财“活动多次耍赖，改规则欺诈投资者”。

在美美理财的“活动中心”中，“2月注册活动”显示，2017年2月13日10：00至2017年2月28日23：59，新注册美美理财的用户享受“新手15天，12%年化利率”。

“2月24日，我在美美理财注册并购买了一款定期30天、年化利率12%的新手专享理财产品；2月26日，我看到平台有定期15天、年化利率12%的新手专享理财产品，觉得期限短就想再买一点，可是发现买不了了。”刚接触P2P的大学生张岩(化名)告诉记者，她对“新手15天，12%年化利率”的理解是“在2月13日到2月28日这15天内，新注册的用户每天都可以抢年化利率12%的新手专享标”。

而另外一位投资者告诉记者，她最初看到这句话时的理解是，只要是在2月13日到2月28日期间注册的用户，从注册之日起15天内都可购买年化利率12%的新手专享标。

美美理财客服对这句话的解释却是：“新注册用户可以购买定期15天、年化利率12%的新手专享理财产品，新手专享标只能购买一次。”

对于“新手15天，12%年化利率”所出现的歧义，美美理财在活动页面用“本活动最终解释权归鹏润金服所有”作出了回应。

不过，在廖天虎看来，美美理财的最终解释权无效。

“理财服务也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护。按照《侵犯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商品或服务使用格式条款、通知、声明等的，应当以显著方式提请消费者注意与消费者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内容，不得规定经营者单方享有解释权或最终解释权。”廖天虎补充道。

蔡海宁则认为，美美理财的上述活动规则涉嫌故意误导出借人，属于误导性陈述或欺诈广告行为，有关部门应予以处罚。

❷ 有些出租车公司为什么不给出租车司机上社会保险

2月28日，北京的出租车司机张伟在广播上听到一条消息：交通运输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联合召开电视电话会议，三部门负责人表示，全国各地将逐步推行出租汽车企业员工制经营模式，代替目前承包挂靠制；同时还将普遍开展以车辆承包费用(即“份子钱”)、社会保险、劳动收入、休息休假等为主要内容的工资集体协商。
那一天，张伟和往常一样，凌晨4点钟起床，坐两个小时公交车从顺义到城里交班拿车，开车开到下午1点左右，正是犯困的时候。本来已经昏昏欲睡的张伟，听到“份子钱”三个字顿时精神了起来。
开了近10年出租车的张伟觉得，无论是企业员工制还是承包挂靠制，都是要交份子钱的，如果份子钱真能跟公司协商有所降低，日子会好过一些。
但直到3月5日，张伟也没从公司方面听到任何好消息。
张伟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北京出租车司机本来准备在2月27日和28日举行罢工，因为油价一直在涨，份子钱却一直不降，出租车行业越来越不好干，但后来罢工并未成行。
“出租车行业的问题远不是员工制、工资集体协商可以解决的，当前出租车行业存在的份子钱高、黑车多、出租车司机频频罢工、打车难等问题的根源，在于出租车行业数量控制、准入限制等管理体制导致的行业垄断。”长期关注出租车行业改革的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由晨立告诉法治周末记者。
份子钱背后的垄断体制
“份子钱已经从以前的1000多元涨到了3200元(张伟是双班司机，双班车每车每月向公司交份子钱共6400元；其所在公司单班司机每车每月交份子钱5000元左右)，油价也从原来的每升三四元涨到将近每升8元，但收入却没有相应增长。我现在每天早上起来，脑子里就要算一下，交给公司3200元的份子钱挣够了没有。一个月拉活的钱，1/3交给公司，1/3是油费，剩下的1/3才是纯收入，也就3000多元。所以基本上一个月有一大半时间是白干的。”谈到份子钱，张伟不由地激动起来。
和张伟一样，中国绝大多数城市的出租车司机都要向公司交份子钱，而这和当下的出租车经营模式有关。
法治周末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出租车行业的经营模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公司经营模式，也称承包挂靠制，即出租车经营权(即平时所说的牌照)归公司所有，由公司买车把经营权承包给个人，个人每月向公司上缴份子钱和管理费，或由个人出钱买车、一次性支付牌照费(经营权使用费)后挂靠到公司名下，每月只向公司上缴管理费；一种是个体经营模式，即政府把出租车经营权直接授权给个人，个人经营的收入扣去油钱、修理费等，都归个人所有。
“目前全国大部分城市都是公司制模式下的承包挂靠制，新入行的出租车司机并没有太多的选择，一般只能选择向出租车公司承包经营权。温州则是少数推广个体制模式的城市。”由晨立说。
在张伟眼里，那些为数不多的个体出租车经营者太幸福了，他们每天只用工作五六个小时，就可以赚取跟张伟一样的收入。
1993年以前，对出租车牌照的审批并无限制，各地出租车行业迅猛发展，导致市场竞争加剧、司机收入下降、交通拥堵等负面问题。随后各地开始对出租车行业进行严格的数量控制和准入限制，纷纷停办出租车企业，并停止向个人发放牌照。紧接着各地政府又推行公司制、规模化运营，随着公司之间不断的兼并，原有的牌照资源掌握在少数大公司手中。
2004年，建设部《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正式颁布实施，各地政府相继发文确认了出租车行业作为公共交通的一部分，实行特许经营，并继续以特许经营的名义对出租车行业进行数量控制和准入限制。
法治周末记者查阅各地出租车经营权出让的相关管理办法后发现，在出租车经营权的取得上，出租车公司几乎占据了垄断地位。一方面，出租车经营权基本均由出租车公司取得，公司只需向政府缴纳每车每年5000元至15000元不等的使用费(北京等少数地区实行无偿出让，出租车公司无需缴纳使用费)，而出租车司机交给公司的份子钱却高达每月每车3000元至5000元。另一方面，对于少量、新增的出租车经营权则会通过拍卖或招投标的方式有偿出让，而由于种种限制性条件，出租车公司之外的个体经营者很难获得竞标资格。
同样长期关注出租车行业的湘潭大学法学院教授欧爱文认为，由于对出租车行业实行特许经营，进行数量控制和准入限制，出租车公司对出租车的经营权形成了垄断性占有，出租车公司在用较少的钱获得出租车经营权后，就可以不劳而获地坐收高额份子钱，而在底层拼命工作的出租车司机却只能分得很少利润，这也是导致出租车司机对公司不满的重要原因。
既得利益者阻碍行业改革
对于现行的出租车管理体制，研究人士多有微词。北京市人大代表沈梦培曾经把北京出租车行业描述为“富了公司，亏了国家，苦了司机，坑了百姓”。
对此由晨立表示赞同。
“出租车公司利用垄断地位获取收入是显而易见的，而对于出租车公司的运营成本很少有公开数据。2006年北京市出租车运价听证会期间，出租车企业提交给听证会代表的一份审计报告，其中列举了驾驶员工资、车辆折旧费、五险一金、管理费等13项开支。只是出租车公司可以通过会计手法增加经营成本，比如说支付场地费、员工工资等，公司甚至可以把利润做成负值，以偷税漏税，这对国家来说是很大损失。”由晨立说。
由晨立认为，正是由于数量控制和准入限制，单个的出租车司机在跟拥有大量牌照的出租车公司对话时处于弱势地位，在承包费、管理费等方面几乎没有谈判的空间，只有拼命工作以换取跟工作量不相符的收入；同时政府又对市场上的出租车数量进行限制，近年来向市场上新投放的出租车非常少，而城市居民对出行服务需求越来越多，从而导致了打车难、黑车多等问题的出现。
“现行的出租车行业管理制度造就的行业垄断，是造成当下很多问题的根本原因。不改变这个体制，推行''员工制''，份子钱、劳动收入等进行工资集体协商，并不一定能真正实施下去，整个行业的面貌也不会有所改变。”由晨立补充道。
法治周末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多年来各地也相继针对出租车行业进行了一些改革，比如上海市曾降低份子钱以减轻司机负担；宁波市为了防止市场炒作出租车牌照，制定《宁波市客运出租汽车营运权价格评估暂行办法》，规定凡进行继承、转让和交易的出租车，必须到政府指定的出租车营运权价格评估交易中心进行评估；温州市率先抛弃承包挂靠制而推行个体制。
但由晨立认为，这些改革和三部门最近出台的政策一样，均未触及出租车行业的核心问题，相反，温州市的个体制模式还衍生出了更多的问题，比如温州的出租车牌照由于稀缺性、且可以抵押到银行进行贷款，导致牌照成为资本炒作的对象，牌照价格曾一度飙升到140万元，而温州推行个体制时，牌照用3万元即可买断。
“要改变出租车行业的现状，一定要打破数量管制和准入限制。这个观点我们提了很多年，但行业的改革一直推动不下去，究其原因还是跟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有关。”由晨立分析道。
由晨立对全国多个城市的出租车行业进行过调研，在调研过程中，他发现有些城市的政府部门和出租车公司已经形成了利益共同体，触动现行体制影响到的不仅仅是出租车公司的利益。
“即便管理部门和出租车公司的利益没有捆绑在一起，现在那些大的出租车公司也有阻碍行业改革的利益冲动，他们合力也会对政策产生影响。”由晨立说。
由晨立甚至认为，出租车司机本身也是既得利益者。出租车司机之所以对黑车的存在这么不满，并且因为黑车的存在闹罢工，归根结底还是因为黑车的出现分割了他们的利润，一旦把这个行业推向市场，可能对现有出租车司机的收入造成影响。资料显示，早在2009年，北京黑车总量就达到7万辆，已经超过正规的出租车数量(6.6万)。
而出租车司机的数量又很庞大，据统计，我国目前有8700多家出租汽车企业，有100多万辆出租车、200多万名出租车司机。
“出租车司机群体一旦对制度改革不满，很可能对社会稳定带来影响，这可能也是政府尚未推行改革的一个顾忌。但我们不能因为改革有风险，就拒绝改革。”由晨立认为，可以通过制度设计，弥补因改革对出租车司机群体乃至现有出租车公司可能带来的利益损失，比如在出租车行业市场化之后，国家就不用每年对该行业进行补贴，以往每年60亿元的油补就可以省下来对先前进入的行业者进行一定的补贴。
打破垄断后的制度设计
打破数量控制后，出租车行业应以公司制的模式经营，还是个体制的模式经营？出租车的价格是否还要跟现在一样进行政府定价？
欧爱文认为，一旦破除了准入限制和数量控制，是以个体化的模式运营还是公司制的模式运营就不再是问题，这两种模式也没有优劣之分，只是市场选择的结果，就像开餐馆一样，可以有小饭馆也可以有大饭店。
业内有一种观点是，公司制优于个体制，因为这样可以降低政府部门的监管成本。
但欧爱文认为这种观点并不合理，个体制运营的出租车司机由行业协会进行监管，这并不会增加管理成本，相反由于行业协会对出租车业的性质更为了解，监管起来或许会更加得心应手。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余晖也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当前北京的1000多名个体出租车司机就是由在北京市私营个体经济协会下属的出租车分会进行监管，改革推行以后，也可以照此思路进行管理。
不过欧爱文和由晨立都认为，由于出租车行业涉及公共利益，政府不能把行业完全交给市场，还应对出租车司机的技术水平、出租车的安全性能等涉及公共利益方面进行干预，制定相应的从业标准。
在把整个行业推向市场之后，欧爱文认为也应改变当下对出租车行业的统一定价机制。
“不同等级的服务应该有不一样的价格。不过为了避免漫天要价等情况的出现，维护消费者的利益，可以由政府制定指导价，制定一定的价格区间，允许出租车公司或行业协会根据不同时段的油价、不同的服务等级等进行价格调整。但一定要在出租车的醒目位置明码标价。”欧爱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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❸ 有一位23岁的女孩非法集资7个亿的事，谁知道那是怎么回事(听别人说的，所以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亿万富姐吴英被判死刑之后

法治周末见习记者王峰 法治周末记者廉颖婷 发自北京

从艰苦创业到亿万富姐，从本色神话到债务缠身，吴英的人生跌宕起伏。是什么，成就了吴英，又摧毁了吴英

2010年1月5日，吴永正冒着严寒来到了北京，同吴英的律师商讨上诉的事情。

3年来，29岁的大女儿吴英成了他生活的中心，吴英因为“集资诈骗罪”被法院一审判处死刑。

一审判决后，吴英不愿上诉。在律师劝说下，吴英在上诉期最后一天同意上诉。

艰苦创业的梦与幻

出身农民的吴永正告诉《法治周末》记者，他4个女儿中，数吴英读书最好，小学几乎每学期都是三好学生。1995年7月初中毕业后，吴英不想读书了。吴永正就安排她到自己的堂妹那里学美容。

吴英学了一年多，就跑到浙江省慈溪市，与人合伙开了家美容店。此时，吴英才15岁。在慈溪期间，年轻的吴英结识了许多人，包括以后借钱给她的俞亚素等一干宁波放贷者。

2001年，吴英与东阳本地人周红波订婚。两人在东阳市区十字街开了一家“一生美美容美体沙龙”店。当时，吴英已经积累了不少客源。2002年6月，吴英和周红波登记结婚。

2003年8月，吴英又开了“贵族美容美体沙龙”，生意火爆。吴永正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吴英的美容院很快成了东阳最火爆的美容院，美容院的主要收入来源，是为顾客注射羊胎素。

“当时吴英把收入目标定在每个月50万元。”吴永正说。

2005年3月，吴英从别人手中接过当地的喜来登俱乐部。这间KTV的设备、装饰陈旧，但吴英采取了异于常人的经营方法，对俱乐部分层装修。“1、2层装修的时候，3、4层照常营业，然后颠倒，等全部完工时，装修费都快收回来了。”吴永正说。

这样的经营方式，颇有些资本运作的味道，重新装修后，喜来登成为当时东阳条件最好的KTV之一。一个月后，吴英又在东阳开了千足堂理发休闲屋。此后，她还在义乌开了千足堂分店。

此时的吴英，已经是一个身价数千万元的年轻有为的创业者，她的梦想是成就一个商业帝国，但她自己都没想到，资本竟比她的梦想来的还要容易。

本色神话的盛与衰

浙江省金华市庞大的民间游资让吴英很快拥有了“好梦成真”的资本。

2006年2月，吴英在湖北省荆门市开设了信义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次月，吴英又在浙江省诸暨市，注册成立另一家信义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开始介入民间借贷、铜期货等交易。

吴永正告诉《法治周末》记者，他曾从电话里探听出女儿女婿在炒期货，“赚了亏了不知道，但一开始肯定是赚了”。

2006年4月，吴英的本色集团突然在东阳横空出世：本色商贸、本色洗业、本色广告、本色酒店、本色电脑网络、本色装饰材料、本色婚庆服务、本色物流……本色系公司一家接一家注册，仅2006年8月14日，吴英就一口气注册了3家公司。

在这期间，吴英投入近1.6亿元购买房产，大部分是沿街商铺。

2006年10月底，因为杭州、上海几家媒体的连续报道，吴英及本色集团开始闻名全国。本色集团高层甚至对外宣称，公司在购买物业和装修上的固定资产投资超过3.5亿元，但没有一分钱是银行贷款，全部是自有资金。

事实上，支撑起本色集团的，是难以计数的民间融资，此时本色集团的“资金链”已几近断裂。2006年12月底，东阳、义乌很多民间借贷人频频向吴英催债。

2007年1月24日，吴英在杭州举行了一个小型记者见面会。

无意中，吴英透露了一个“商业机密”，坊间盛传她掷资两亿元，购买了当地世贸城3层700间商铺是假的，那是别人在炒作，她只是出面“做做样子，带动一下”。她难却乡情，“勉强答应出席”。

吴英说，她没料到这条新闻上了当地报纸的头版头条。吴英认为这是“把大家骗进来，抬高房价”。

这件事，吴永正认为是吴英年轻气盛、意气用事、缺乏社会经验，并“不可避免得罪了一些人”。

2007年2月7日晚10时，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正在北京筹措资金的吴英被东阳市公安机关刑事拘留。2月10日下午，本色集团亦被查封。3月16日，吴英被批准逮捕。

从2006年4月至2007年2月，本色集团的神话只存在了短短10个月。

亿万富姐的罪与罚

2009年4月16日，吴英等来了法院对自己的审判。当日，30多家媒体200名记者涌向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旁听吴英涉嫌集资诈骗案。此时出现在法庭上的吴英，远没有了此前亿万富姐的雍容和富态。

吴英还是表现出了属于这个年纪的“本色”。公诉人问她：“你是什么学历？”

吴英答：“中专。”

公诉人又问：“你有能力管好8家这么大的公司(指吴英的本色集团下属公司)？”

她立刻回答：“那你为什么说我没有能力？”

……

庭审慢慢揭开了吴英财富急剧增长的秘密。吴英几乎所有的资金都来自民间高利贷，已知的银行贷款，只有工商银行东阳支行一笔1550万元的短期贷款。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查明，在2006年4月成立本色系公司前，吴英即以每万元每日35元、40元、50元的高息，从俞亚素等人处集资1400余万元。

2006年3月30日，吴英从林卫平处借到了500万元。至2007年1月5日最后一笔200万元入账时，短短9个月时间，吴英从林卫平处借到了4.7亿元。

吴英先后从林卫平、杨卫陵等11人处集资人民币7.7亿元，用于偿还本金、支付高额利息、购买房产、汽车等，实际集资人民币3.8亿元。

庭审中，辩护律师给吴英作无罪辩护。控辩双方围绕吴英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故意、该案属于单位犯罪还是自然人犯罪、吴英是否构成集资诈骗罪3个焦点，展开激烈交锋。

但在一审宣判时，辩护律师有关上述3个方面的辩护，未被法院采纳。

2009年12月18日，吴英等来了自己的一审判决：死刑。被告人席上的吴英格外平静。

一审判决后，吴永正来到北京，12月24日这一天，吴英说不想上诉了。12月25日，吴永正回到金华，让律师张雁峰劝说吴英上诉。

12月25日下午，张雁峰见到了吴英，吴英只是不停地以“没用”回复律师。最终，劝说之下，吴英带着两份律师起草好的上诉状走回了监室。

12月28日下午，上诉期结束的最后一刻，吴英在上诉状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民间融资的是与非

据《法治周末》记者了解，吴英一审被判处死刑后，民间对吴英是否罪该至死议论纷纷，尤其在网络上，同情吴英、认为其罪不当死的观点，占据一边倒的位置。而事实上，对于民间借贷行为是否合法合理，长期以来都是争议不断。

在民间资本充裕的浙江，因中小企业普遍存在融资难，加上民间资本天然的逐利性，民间借贷一直盛行，尤其在温州、金华等地。而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通常很难界定，罪与非罪，泾渭并不分明。

公开资料显示，2008年浙江省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立案近200起，集资诈骗立案40多起。其中1亿元以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17起，非法集资类犯罪案件集中爆发，涉案金额近百亿元。

唾手可得的资本，令吴英忘记了背后汹涌的风险，海量寻求利润的资本涌向借款人，也掩盖了其背后尚未明晰的违法底线。

借贷给吴英的林卫平，此前并未和吴英有过接触，只是大概了解到吴英的“一些项目搞得还可以”，于是，这个前几年找朋友借5万元钱都借不到的女孩子从林卫平那里借走了4.7亿元。

林卫平说，“我们一般不会去过多地过问钱到哪里去，或者它来自哪里”。

吴英在看守所中寄出的一张明信片上写着：“记得我开始懂事，我就知道自己的脾气很像老爸，那么的倔，那么的要强，还很执着，为了一个目标不惜牺牲一切。一直以来，我都相信自己是最行的，认为自己的脑子很好使，别人都跟不上。现在我感悟很多，做人、做事一定要顺势而为，当人生的方向坐标错误的时候，停止就是进步。”

两年时间，吴英已没有了亿万富姐横空出世时豪掷千金的桀骜，尽管对当时轻易得来的财富神话仍满含不甘，但此间的巨大落差，让这个农村女孩瞬即回归本色。

❹ 2004年三峡电力职业学校杀人事件

平日里关系不错的两名室友，竟因一次无端争吵而拔刀相向，致使一人不治身亡。
记者调查发现，该校不仅盗窃现象严重，学生打架斗殴事件也时有发生。一起校园命案背后，折射出占据了高等教育一半规模的高职院校的管理隐忧
法治周末见习记者陈霄法治周末记者陈磊发自湖北宜昌
4月16日，在湖北省三峡电力职业学院三号学生公寓，《法治周末》记者看到，该公寓的413寝室已人去门锁。
半个多月前，这里发生了一起轰动网络的命案：平日里关系不错的两名室友，竟因一次无端争吵拔刀相向，致使被砍者不治身亡。
消息见报后，三峡电力职业学院一度被描述为“法制教育薄弱、教学秩序混乱、盗窃频发、学生安全没有保障、只为赚钱不管学生死活、没有社会责任感”的学校。
一起命案，暴露出来的不仅是学生间的关系紧张问题，还暴露出占据了中国高等教育一半规模的高等职业教育院校的管理隐忧。
《法治周末》记者亲赴湖北宜昌，试图从处于漩涡中的三峡电力职业学院，一窥目前高职院校的管理和发展面临的困惑。
校园内又见命案
校园暴力最近频现报端。福建南平、广西合浦血案尚未平息，四川大学凶杀案又起，但这也没有为这一系列的校园暴力划上句号。
4月1日下午，三峡电力职业学院，就像每个周四下午一样，没有课程安排的绝大多数学生都呆在寝室里，享受着春暖花开的闲适慵懒。
三号公寓楼413寝室里，4个人都在。2008级化工班的龚晗与同级工艺班的许忠从什么时候开始吵起来的，事后已经没有人清楚地记得。争吵中，龚晗向许忠身上刺了一刀。据后来学校宣传部的工作人员向《法治周末》记者透露，当时龚晗和寝室里其余两人都没有意识到这一刀下去的后果，负气的龚晗当时就离开了宿舍，其余两人看到许忠倒地后才通知楼下看管宿舍的阿姨叫保卫处。
保卫处的到来，急救车的驶入，公安局刑警对现场的勘查，这一切，在三号男生公寓楼似乎都进行得悄无声息。住在三楼的孔洋(化名)告诉《法治周末》记者，他们当天都在宿舍，但对楼上发生的事情没有听到半点动静，事后是隔了几天在课堂上听老师说起才知道。
虽只有一层之隔，孔洋说他们至今也不知道当天的事情因何而起，“只是在宿舍楼梯上碰到过许忠的家长，父母都哭得很伤心，我们都不好再去围观窥探”。
许忠最终没有抢救过来。“根本不知道自己闯下大祸的”龚晗也很快被班主任劝回，随后被警方羁押在宜昌市看守所。
《法治周末》记者4月16日来到三峡电力职业学院时，看到413寝室已经人去门锁，其余两位学生已经搬到别的寝室，楼内学生说看管宿舍的阿姨也换了人。
学校宣传处的工作人员向记者透露，龚晗在入学时的心理测试中已显出一些问题，当时学校担心其有自杀倾向，曾经劝其退学，但后来经家长求情最终留下。学校保卫处处长黄成忠透露，龚晗患有癫痫症，平常同寝室的同学都比较照顾他，死者与其关系也一直很好，两人在校两年期间并没有违纪记录。
校方称，案件仍处于警方调查阶段，目前仍未得到有关结论的通报。记者在学校保卫处的违纪记录里看到，龚晗已在上周被学校开除了学籍。
盗窃？斗殴？吸毒？
高校的盗窃从来不是什么新闻。但在学校工作了二十多年、负责相关工作的工作人员胡天(化名)告诉《法治周末》记者的数据，仍然令人动容。
“手机、现金的盗窃案多不胜数，这一年来笔记本电脑盗窃更是猖獗，平均3天就有一起。”胡天向记者展示他的工作日志，上面记录着他值班期间学生报案的情况。
孔洋说自己周围也有同学丢过电脑，“丢电脑还是常听说的”，他自己有一次在寝室里上网，桌上的手机什么时候被来来往往的人“顺”走都不知道。
“其实盗窃在各个高校都存在”，学校教工处处长称，学校为此也很苦恼，“采取了很多措施，保卫加强巡防，现在还打算在学生宿舍安装保险箱，让学生将贵重物品免费寄存”。
三峡电力职业学院位于宜昌市中心地带，两条市政主干道从学校横穿而过，学校并不封闭；但学校建在山头上，山上是学校的独立地盘，山下则是繁华的街道，山上山下俨然两个世界。
真正令胡天对学校的环境感到忧虑的，是2009年10月至11月期间的一天晚上，他在学校看到两名男生，拿着半米多长的大砍刀，在山上相互追赶，惊恐之余，他向上级作了汇报，但上级当天并没有上山处理此事，而另外值班的人当晚也脱岗。第二天，几十人聚集学校，手拿砍刀或长棍棒，公然在学校里械斗。
自那以后，胡天每次上班，都有提心吊胆的感觉，生怕那样的场景重现。
《法治周末》记者向学校求证此事，保卫处处长黄成忠称并不知有此事。“我在学校保卫处工作了9年，学生打架斗殴见过不少，最严重的也就是三五个人打群架，十人以上还拿刀棒的从来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说过。”
胡天告诉记者，每次发生比较大的打架事件，学校就会检查学生宿舍，每次都会从男生宿舍搜出四至五把将近一米长的大砍刀，“有一次我还见过电视上八路军用的那种大长刀，不知道学生从哪里搞来的，一模一样”。
黄成忠告诉记者，保卫处会不定期地检查学生宿舍，收缴管制刀具。记者在保卫处办公室看到了龚晗案之后收缴的刀具，绝大多数是偏长的水果刀，10至20厘米不等，但没有见到胡天所说的大砍刀。
胡天还向记者透露，在学校还有学生吸毒，甚至还抓到过躲在厕所里注射的。但校方坚决否认了这一说法，记者随机向学生求证，也没有得到证实。
校方坚称，此次龚晗杀人事件是多年以来该学校发生的惟一一起刑事案件。
高职院校管理之惑
近年来，随着教育部连续下发深化高等职业教育改革意见，加上近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日益严峻，以市场为导向培养技能型人才的高职院校迅猛发展，已逐渐占到高等教育规模的一半。
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种发展更多是量的进步，从“质”的角度，高职教育在整个高等教育中仍处于比较薄弱的一环，最冲击公众视野的，则是高职院校的管理问题。
三峡电力职业学院宣传处冯处长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提出了现今高职院校管理存在的困惑。
保卫处处长黄成忠告诉记者，目前不仅是高职院校，所有大学院校的内保都面临管理上的尴尬问题。

从职责上说，学校保卫处管理着校园内发生的各种违纪违法事件，学校发生盗窃、擂肥(湖北方言，指对在校学生进行财物勒索)这类事件，一般都找学校内保(保卫处)，保卫处最初出面处理，如果发现涉及违反治安管理法或者犯罪，就会移交给公安机关。
“事实上，从职责上，没有相应的执法权我们保卫部门很难真正去约束这种行为或者保障在校学生的权益，有时候移交给派出所，我们觉得是大事，他们觉得是小事，把人放了，过几天人又到山上来擂肥了。”
此外，近年来，高职院校的人文教育缺失也屡被提及，“过于注重学生的技能培养而忽视学生的人文教育，客观上也是造成高职院校环境恶化、管理困难的重要原因”。一位当地的职校老师如是说。

❺ 704校花兼职骗局真相是什么

7月17报道，近日，一则“400大学生借校园贷不还被告上法庭”的消息引起了社会各界的诸多关注。

报道称，广西、江西、贵州、湖南、湖北等各地高校400多名大学生，通过广西某金融投资公司借钱买高档手机后，却还不起钱，最终成为被告，经过法官的跨省调解，仍只有3人归还本金。

该消息一出，不少网友纷纷指责这些大学生逃避责任、借钱享受等;但也有人认为“校园贷”是一个大坑，大学生缺乏社会经验，发生这种事情有可原。

涉事学生称704公司兼职岗位少App还款不稳定

法治周末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这些大学生的被诉与一款名为“704校花”的产品密切相关。“704校花”是广西柒零肆金融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704公司”)推出的一款“兼职换购”产品，为在校大学生提供贷款及商品分期换购，大学生通过兼职或现金还款等方式还贷。

2016年1月，湖南长沙的女大学生李琦(化名)经同学介绍，了解到“704校花”项目在搞活动，学生可以先拿到电脑等电子产品，再通过“704校花”提供的兼职还款，不要交一分钱。

当时，李琦正好也在寻找勤工俭学的机会，便加入了该项目，并且下载了“704校花”App。按照项目约定，李琦购买的这台电脑需要通过做一年的兼职来还账，每个月兼职36个小时，如果兼职时间不够，则需要以13元/小时抵扣账单。

另外根据企业查询平台——天眼查的数据显示，704公司曾获得两轮投资，天使轮融资额近千万人民币，投资方为高盛，Pre-A轮融资额2000万人民币，投资方为红邑资本。

为了进一步了解400多名大学生被列为被告的情况，7月6日，法治周末记者拨打天眼查显示的联系电话，却提示该号码为空号，公司网址也一直无法登录，其官方微信公众号最新更新时间为2017年2月22日。

同日，记者通过安卓“应用宝”下载安装“704校花”App后发现，平台上已经没有任何信息，获取手机验证码进行注册时也提示“注册失败”。

专家：大学生拒绝还款或上黑名单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协创中心研究员李虹含表示，“704校花”平台虽然为学生提供兼职机会，但如果大学生每个月的兼职时间不够，则需要用现金来抵扣账单，这是一种变相贷款，属于校园贷，在整个事件中，704校花平台主要有几点问题：兼职较少、还钱后仍会出现违约、违约通知不及时，导致部分学生逾期费非常高。

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邓建鹏认为，校园贷的基本特征就是平台向在校大学生发放现金贷款或分期购物等，704校花跟一般的校园贷略有差异，大学生可以通过劳务兼职的方式进行偿还，虽然偿还方式不同，但在现实生活中，劳务兼职的偿还方式也能转换成现金还款，所以在本质上仍属于校园贷。

记者了解到，最近几年，校园贷领域中高利贷、暴力催收、裸条贷款等乱象频出。2016年以来，包括银监会、教育部等多部委先后发文，对校园贷进行整治。2017年6月，当时的中国银监会、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校园贷规范管理工作的通知》，明确取缔校园贷款业务，任何网络贷款机构都不允许向在校大学生发放贷款。

邓建鹏表示，“704校花”业务主要集中在2016年开展，因此很难说其违反了行政规定，如果在2017年6月之后仍开展业务，那么该公司可能会被监管机构给予行政处罚。但是，作为大学生仍然需要偿还相应的本金以及合理利息，不过，超过最高人民法院划定的民间借贷年利率的部分可以免除。

网贷天眼分析师高才业也认为，由于学生和平台在2017年6月取缔校园贷行政规定出台之前已签署相关合同，所以应按照规定进行偿还，包括本金、诉讼费用、利息、手续费、违约金等内容，但如果年利率超过36%的，学生有权拒绝偿还超出的部分。“学生应正视自己的不理性消费行为带来的法律风险，如果在平台诉诸法院之后，仍然消极面对的话，不仅会上了失信黑名单，给个人信用留下污点，而且借款依旧需要偿还。”高才业说。

❻ 扬州福尔喜 许荣华是个正直的商人

福尔喜许荣华是个正直的商人！
不怕媒体的质问，不怕政府相关部门的调查，福尔喜公司是个绝对值得信赖的公司，许荣华是个正派的商人！身正不怕影子斜！
公权力如此介入民企“家事”为哪般

一个民营企业股东间的内部民事纠纷，竟引得当地工商部门、公安局、检察院等单位出面。如此之多的公权力介入民营企业内部纠纷，令人疑惑。

事实上有专家一语中的：牧羊集团上市在即，有人不惜动用一切公权力强迫一些股东转让股权，公司一旦上市，受让股权的股东财富可以几何级数增加。

在缺乏有效监管的情况下，资本的恣意诱惑，导致了权力的前倨后恭，二者相辅相成

法治周末记者 周芬棉

8月22日，面对《法治周末》记者，曾被媒体曝光的“看守所内被检察长劝逼低价转让股权”事件当事人许荣华，尽管年过半百又是当地知名的企业家，仍然难以自控，泪流满面。

江苏牧羊集团，是中国饲料机械设备制造行业的龙头老大，原大股东许荣华作为牧羊集团分管科研开发的负责人，对牧羊集团成为行业龙头老大功不可没。

然而，“看守所内被检察长劝逼低价转让股权”事件为何会发生在他身上？为何会如此发生？背后有何匪夷所思的内幕？所意蕴的深层原因在哪？《法治周末》记者展开多方采访调查，试图追寻事件真相。

❼ 谁来监督“监督者”

人民监督员制度自2010年全面实行以来，在实际运行中遇到一些突出的问题，主要表现为监督评议案件程序不完善、人民监督员知情权保障不到位、对采纳多数人民监督员意见的处理决定缺乏救济程序等。“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民监督员参与监督的积极性，弱化了监督效果。”前述最高检负责人直言。
为此，《方案》通过拓展监督范围、设置复议程序、建立健全知情权的保障机制等方式，来加强人民监督员监督的效果。
首先，拓展监督范围。
根据《方案》，试点地区检察机关要拓展人民监督员监督案件范围，在原有人民监督员监督范围基础上，将查办职务犯罪案件中“采取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强制措施违法的”“阻碍律师或其他诉讼参与人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的”“应当退还取保候审保证金而不退还的”三种情形纳入监督范围，由人民监督员启动相应监督程序。
“《方案》将查办职务犯罪案件中‘阻碍律师或其他诉讼参与人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的’的情形纳入监督范围，由人民监督员启动相应监督程序，这是律师权益保障上的进步。保障律师执业合法权益，既是尊重和保障司法人权、维护司法公正的必然要求，也是推进法治国家建设的重要标志。”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会长王俊峰对法治周末记者说。
其次，设置复议程序。
人民监督员监督效果的实现要有健全的程序作为保障。实践中许多人民监督员认为，仅经过一次监督评议，对多数不同意检察机关处理决定的监督意见没有救济程序，影响人民监督员参与案件监督工作的积极性，监督效果不能完全保证。
“按照现有规定，人民监督员在监督过程中发表的意见不具有实体意义，仅仅具有程序意义。人民监督员的意见只能是参考意见，检察院可能会吸纳也可能会否定。”汤维建说。
为此，《方案》明确检察机关处理决定未采纳多数人民监督员评议表决意见，经反馈后，多数人民监督员仍然不同意的，可以要求组织案件监督的检察院复议一次。
“设置复议程序之后，人民监督员的评议意见如果没有被检察院采纳，包括了检委会，这样的情况下可以申请复议，还是有检察院来重新考虑人民监督员发表的评议意见。按照以前的做法，否定掉就结束了，但此次改革，还给人民监督员申请复议的一次机会，进一步加强了监督的效力。”汤维建对法治周末记者表示。
再次，保障知情权。
“知情是监督的前提。人民监督员对案件监督知情渠道较少、缺乏制度保障等是人民监督员工作客观存在的问题。为从根本上解决人民监督员案件的案源问题，更好地发挥人民监督员监督作用，必须建立和健全知情权保障机制。”最高检负责人表示。
为此，《方案》通过建立职务犯罪案件台账制度、建立人民监督员监督事项告知制度、建立人民监督员参与案件跟踪回访、执法检查等机制的方式，来保障人民监督员的知情权。
汤维建认为，方案建立和健全知情权保障机制，延伸了人民监督员的职能，延长了监督的程序和时间，强化了监督的有效性。
“这几个制度都是连在一体的，知情权、案件台账、回访等监督程序就是保障人民监督员被采纳的意见可以落到实处，使得人民监督员监督的效力得到强化。”汤维建对法治周末记者说。

❽ 爱奇艺关注微信领会员安全嘛

目前不安全。
免费领爱奇艺会员掉入骗局，相关微信公众号涉嫌欺诈，识别二维码后，出现的是‘活动派送者’的微信公众号关注页面，要求我需要关注该微信公众号才能参与领取会员的活动。”王刚说，该微信公众号以爱奇艺的logo为头像，关注后，该微信公众号弹出一条消息，介绍了参与免费领取爱奇艺VIP会员活动的方法。 法治周末记者看到，“活动派送者”发来的消息上写道，用户参与此次活动，需要将一张活动宣传图分享到朋友圈，并附上一句“小伙伴们，速度领VIP会员了！”的话；在分享完成后，需要将朋友圈状态的截图发回公众号，等待公众号的下一步反馈。法治周末记者在微信中以“爱奇艺”“免费会员”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后，看到不少微信公众号都开展了类似活动。法治周末记者在参与几个活动后发现，很多开展此类活动的微信公众号，都会要求用户通过扫码关注、将活动分享到朋友圈等方式参与。对于这样的情况，法治周末记者采访了爱奇艺相关负责人，该负责人表示，不排除一些合法商家会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爱奇艺VIP会员账号，并以此为活动奖励发放给用户单独使用，但据他们了解的情况，除了一些打着爱奇艺名义开展虚假宣传的欺诈行为之外，还有很多商家是将一个账号分享给很多用户同时使用，甚至会通过非法渠道购买盗窃的爱奇艺VIP会员账号、以此作为活动奖励，这些都是违规的，用户无法获得正常的VIP会员体验。

❾ 中国式假离婚的案例剖析

如果说那些在离婚登记处夫妻相拥失声痛哭的电视剧桥段过于夸张，那么夫妻俩有说有笑地去离婚未免也太“雷人”了。
可如今这些情景在李云(化名)眼里已很“稀松平常”。李云是天津市南开区民政局离婚登记处的工作人员，从2013年3月开始，她亲眼目睹了这不可思议的一幕幕。
2月底到3月初，被称为“新国五条”的国务院楼市调控措施及细则陆续出台。旨在平抑房价的新政效果还有待检验，可一个立竿见影似的连锁反应是——扎堆儿离婚。公开信息显示，在北京、上海、天津、南京、广州等城市，离婚登记人数都一度成倍增长，刷新了纪录。
在天津，此次被发现的最早排队离婚者，是在凌晨两点左右带着被褥来到婚姻登记处的。
“3月份，我们区平均每天来办理离婚的不下30对夫妻，而在平时一天最多也就办理八九对。”李云无奈地向法治周末记者诉苦，来办理的夫妻中有80%都是为了房子而“假离婚”的。
进入4月，随着天津实施细则的落地，这股离婚狂潮虽有缓冲之势，却并未因此而“急刹车”，李云平均每天仍然要办理十五六对夫妻的离婚，“假离婚”也依旧在继续…… “哥儿们，你也是来离婚的？”2013年4月11日下午4点，在天津市南开区乐谷商务中心4楼的南开区婚姻登记处，一个相貌英俊的年轻人边说边微笑着地打量着记者。
见记者点头，这个叫王凯的年轻人打开了“话匣子”。王凯2013年26岁，和妻子结婚才一年，本应还处在爱情甜蜜期的他们却一同来这里协议离婚。
“还不是为了房子吗。”王凯笑着拍了拍记者的肩膀，“咱们都一样，现在都是假离婚。”
王凯和妻子都是企业员工，每月加起来近8000元的收入足以丰衣足食，随着要孩子被提上日程，夫妻二人决定在现有40多平方米住房的基础上，再购买一套房子。全款购房肯定买不起，而贷款也让他们犯了难。王凯介绍，根据“新国五条”，他们如果贷款购买第二套房，需要首付房款的60%，贷款利率也不低于基准利率的1.1倍；而如果离婚，无房的一方则可以享受首套住房的贷款优惠首付30%。他们看中的一套售价200万元左右的房子，首付款的差额就达到了60万元。仅为了少凑60万元的首付款，他们也得为离婚率“添砖加瓦”。 “这不是被逼到这儿了吗。”王凯也很无奈，他们想尽了各种办法，除了借钱甚至连抵押房子都想到了，但权衡之后他们觉得离婚是最后的招了，还不用麻烦别人。
早在2013年年2月，王凯的一个朋友就“推荐”过假离婚，在和妻子商量后，这个方法曾被pass掉。而3月的离婚潮让他们重新审视这个方案，当发现很多夫妻都在用离婚来解决“困难”，纠结许久的王凯和妻子，终于也屈服了。
“不担心！”当被问及是否担心假离婚影响到夫妻感情时，王凯自信满满地向记者讲起了“大道理”，为了多买一套房而假离婚的夫妻，一般都在家庭财富的积累期，为了收益不必太计较形式，这也是“艰苦创业”的一种，只要夫妻双方都认可就无可厚非。
在局势相对“缓和”的4月，王凯夫妻俩选择协议离婚。拿到离婚证后的王凯非常“潇洒”，他和妻子互换证件看了一下，就放进了包里，然后拉起“前妻”的手，笑着向电梯间走去，其间仍不忘回身向记者挥手告别。
如今像王凯这样来假离婚的，李云已经见怪不怪了。“这些假离婚的夫妻一般都是有说有笑地进来，填写《离婚协议书》中财产分割一项，往往会出现所有财产归一方所有，而另一方表现出从容自若。” 即使知道是假离婚，也没有办法。李云说，因为根据规定，只要是男女双方自愿离婚的，手续齐全，都必须准予离婚。来办理假离婚的在双方签订的离婚协议上，一般都会用“感情不和”的理由来搪塞，有时登记员进行调解劝说，他们甚至会不耐烦地催促，要求快些办理。2013年4月12日上午10点，在天津市河西区民政局一层离婚登记处，3对夫妻正坐在楼道的长椅上等待办理离婚手续。
坐在最外侧的这对夫妻大约50多岁，男的头戴一顶鸭舌帽，女的手腕上挎着一个橘色的皮包，在他们的交谈中，偶尔会蹦出“房子”、“交税”等字眼。
“您好。”面对记者的突然“造访”，夫妻俩显然没有准备，一脸茫然地看着记者。当记者表明是为了离婚一事来“取经”时，男子很警觉，“取嘛经！我们夫妻离婚你取嘛经！你是干嘛的？”
“我也是帮父母打听的。”在记者再三“恳求”下，男子才放下戒备，开始讲述心得。
张先生的孩子在英国留学，为了供给孩子高额的学费和生活费，夫妻二人从2013年1月就决定出售一套位于河西区的闲置房产。根据原有规定，出卖这套房时要缴纳房款总额1%的个人所得税，但也才1万多元，他们一直都不担心。
然而，“新国五条”的出台让他们傻了眼。根据新规定，“对出售自有住房按规定应征收的个人所得税，通过税收征管、房屋登记等历史信息能核实房屋原值的，应依法严格按转让所得的20%计征”。
这套房产是夫妻二人2002年购买的，11年间原本几十万元的房产早已飙升至100多万元，如果按照卖出价格与房屋实际价格差价的20%交税，要交近30万元的税费。张先生坦言，“不管是我们交还是转嫁给买方，这笔数额都太大了，避不开房子就没法卖了”。
在中介的提醒下，他们了解到只要离婚将房产分为一人一套，之后再卖就可以规避税收的方法。“为了卖房而离婚确实丢人！”张先生的妻子起初很反感，但现实的压力以及3月火爆的离婚场面也让她逐渐接受了这一做法。
天津“新国五条”具体实施细则已经出台，对二手房交易将严格执行房屋差价的20%征税，但张先生表示“不怕”了，因为离婚后这套房就成了满5年的个人唯一住房，是免征个税的，就连那1%的税钱都省了。
你也劝劝家里人，要离就尽快，得赶上这班车，万一再有新政策出来，开始限制离婚那可就傻眼了。”张先生“着急”地说。 “进入4月，离婚人数已有所下降。”李云向法治周末记者介绍，南开区每天平均要办理15对左右夫妇的离婚，在最火的3月这个人数要翻上一倍。而根据经验判断，其中80%都是假离婚。
3月火爆的离婚场面，至今仍让天津市河西区民政局的吴彬(化名)心有余悸。他回忆，受到“新国五条”政策的影响，刚进3月，来离婚的人数就明显增多，甚至出现有人夜里两三点带着被褥到民政局排队离婚的情况。
“以前正常时一天也就办理8对左右离婚的，但到了3月最疯狂的时候，一天能达到四五十人来排队离婚，远远超过结婚的人数。”吴彬抽了一下鼻子，河西区民政局不得不开始发号，而且把负责结婚登记的工作人员都调到楼下来办理离婚。
那段时间工作人员忙得连上厕所和吃饭的时间都没有，这样加班加点经常要到晚上7点多才能下班。吴彬坦言，由于离婚需要经历审查、复核、登记等几项程序，一天也就只能办理25至30对左右，其他的只能第二天继续办理。
在民政局已经工作3年的吴彬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阵势”，他发现与以往“80后”离婚率占到一半的特点不同，在这次离婚潮中，年龄覆盖范围很广，不少“60”后、“50后”甚至年龄更大的夫妻都涉及其中。
让吴彬印象最深的是一位70多岁的老夫妇，来到登记处后老两口的第一句话便是“过了大半辈子，想不到要为一套房离婚”。当吴彬强调如果是因房子而离婚将不予办理时，老两口默默地拿出了早已拟定好的“离婚协议”，以“感情不和”为由提出了离婚。
直到手续全部办完，老两口才如释重负地讲起了这次离婚的“心酸”。原来老夫妇的儿女名下已有两套房产，按现行政策不能再买第三套，但为了给孩子购置婚房，家里想出了利用老夫妇的购房名额来买房的办法。为了孙子未来的幸福，老夫妇“结束”了长达50多年的婚姻。
“与年轻人对假离婚的‘直言不讳’相比，年纪大一些的离婚夫妇一般都比较谨慎，而且心理负担也更重。”吴彬告诉记者，这些大龄的离婚夫妇中，不少是为了孩子而“离婚买卖房”的。 买房也好，卖房也罢，催生离婚率的暴增已是不争的事实。据天津南开区婚姻登记处统计，2013年3月1日至4月2日上午，共为501对夫妇办理了离婚手续，平均每个工作日要办理25对。“以前一年我们才办理2000对离婚的，现在一个月就赶上往年的四分之一了。”李云说。
同离婚率一同疯涨的，还有单身证明，原先南开区一年仅开具1.2万份的单身证明，2013年仅3月份便开具了2000多份，最多时一天能开具180份。
单身证明也叫无婚姻登记证明，是证明当事人在该婚姻登记机关所辖范围内无婚姻登记记录。李云介绍，银行贷款、买房、户口迁移等都可能需要这个证明。
暴增的单身证明也将“离婚为房子”的目的暴露无遗，李云说，由于不再有离婚时的顾虑，在单身证明上填写用途的一栏，90%的人都直白地写上了贷款或买卖房子。
说话间，一个年轻人急冲冲地跑来向李云询问如何办理单身证明，在被告知单身证明至少须在离婚两日后方可申请时，这位昨天刚办完离婚的年轻人急得直跺脚：“银行正等着要呢，这怎么办！”
“有的夫妻甚至上午刚离完婚，下午就要开单身证明，我们只能一遍遍地解释，还要忍受他们不断的抱怨。”李云颇无奈地说。
2013年3月31日，随着“新国五条”执行细则正式落地，天津的离婚潮在4月有了些许缓和，河西区和南开区民政局的工作人员均表示相比3月，办理离婚的人数下降了一半，从结婚窗口临时调到离婚窗口的登记员可以回到自己的岗位了。
许多有这种想法的都已行动完毕，一些人也开始重拾观望心态。吴彬估计这波离婚潮可能会在四五月退去，但他们也丝毫不敢懈怠，因为“离婚潮”过后很可能迎来一波“复婚潮”。
“不少夫妻在离婚时都咨询了如何复婚，估计房产交易完成后，很多会回来复婚。”吴彬分析，因各自房产交易实际不同，复婚潮可能不会像离婚潮那样集体爆发，但也不排除因为新的政策引发集体复婚潮甚至新一轮的离婚潮。“反正现在谁也说不好。”吴彬苦笑着说。
“我就绝不会因为房子和老婆离婚！”在河西区民政局二楼的结婚登记处，一个正准备登记的小伙子当着法治周末记者向他的“准妻子”信誓旦旦地表示。 2013年3月，国务院楼市调控措施“国五条”出台，各地配套细则也陆续落地。这个旨在平抑房价的新政，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城市，却诱发了离婚登记人数的成倍增长。
法治周末记者在湖北省武汉市民政部门调查了解到，当年武汉离婚人数有所上涨，但官方表示不知离婚者的目的是否为了买卖房子。
3月，武汉二手房交易总量突破6000套，创历史纪录。武汉多家房产中介表示，为了买卖房子离婚的情况确实存在。 “离婚协议书签了没有？”“有没有房子？”“有小孩没有？”
2013年4月15日上午9点20分，武汉市洪山区政务中心离婚登记处，工作人员正与前来办离婚手续的一对年轻夫妻交谈。
随后的半小时里，相继有3对夫妻前来办理离婚手续。小小的办理窗口显得有些拥挤，工作人员王格介绍说，近两个月离婚的人多了很多，大概比往常翻了两番。
上午10点50分，武汉市武昌区民政局一楼离婚登记处窗口外，4对夫妻正低头填写着表格，排队等候办理离婚手续。
“他都半夜才回来，出去应酬也应该先和我说声。”社工正在劝说一对年轻小夫妻，妻子边哭边小声说着。
小夫妻旁边一对穿着时髦的年轻夫妻却面带微笑地填写着表格，两人不时地窃窃私语。记者发现，短短一个小时里，有10对夫妻前来离婚。
“不是为了房子离婚吧？”记者询问其中一对夫妻，对方没有予以回答。
“这段时间的工作量确实比原来大一些。”一名工作人员介绍，近段时间离婚的人数确实增加，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婚姻登记处的孙主任表示，3月份的离婚率本来就很高。
武汉某媒体记者介绍，“新国五条”出台后，他发现离婚人数较以往增加了一些，并就此向民政部门询问数据，但该部门称发布这个数据会造成负面影响。
2013年4月15日早上，武汉市民政局社会事务处副处长、婚姻登记中心主任张艳向法治周末记者介绍，“新国五条”出台后，武汉市的离婚率并没有多大变化，“就算有所上升，也不能说明是为了买房子离婚。”因为民政部门只负责办手续，而不会问人家是不是为了买房子办离婚。 尽管没有直接证据证明，3月份以来武汉市明显增加的离婚数是受“新国五条”的影响，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同期武汉二手房的交易量创下了新高。
武汉市房管局数据显示，近4个月来武汉二手房销售量月均3000多套，而去年全年平均每月也就2500多套。截至3月26日，3月份武汉二手房交易总量突破6000套，3月交易总量创武汉有纪录以来的单月最高值。
多家连锁房产中介公司介绍，以前，二手房的成交周期往往需要一个月甚至数个月，但近段时间，客户在一个星期内就可以完成了看房到签合同的流程。
珞狮南路21世纪不动产舒博里加盟店的置业顾问江从喜介绍，2013年3月份的二手房交易同比增长了300%。客户需要多买房的话，中介有方法为他们办理手续，比如说以别人的名义或是夫妻假离婚。
记者以购房为由联系了两家房地产中介，两家房产中介均表示，夫妻名下有两套房是不可以再买房的。
优房不动产美佳湖宾新城店工作人员表示，如果客户实在想买房应该把自己名下的房产转移出去再买房，或是通过离婚的形式，来解决不能买房的困难。“现在很多人都是以买房为目的，而假离婚，对于现行政策这是无奈的举措。”
中港辉房地产葛洲坝店工作人员也表示，如果客户确定买房的话，中介会想办法帮客户解决问题，可以先选好房谈好价格办好相关手续再去办离婚。“买房假离婚在全国都很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