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时立法会

『壹』 香港金融风暴是怎么一回事

1997年1月份，以乔治·索罗斯为首的国际投机商开始对觊觎已久的东南

亚金融市场发动攻击，开始抛售泰铢，买进美元。泰铢直线下跌。其目的很明确：
搅乱东南亚金融市场，以图混水摸鱼，狠捞一笔。而东南亚一些国家房地产、外汇
储备、金融市场管理的混乱与失控，给投机者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吃柿子挑软
的拿，索罗斯的如意算盘是：先从最不堪一击的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入手
，进而搅乱亚洲"四小龙"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最后攻占香港，以图造成他
们无坚不摧的印象，击溃市场信心，引发"群羊"心理。索罗斯认为，只要击垮一
个国家的金融市场，其它国家就不可避免一个接着一个倒下，这就是所谓的"多米
诺骨牌"效应。
泰国，成了首当其冲的目标。

5月份，国际货币投机商开始大举沽售泰铢，兑美元汇率大幅下跌。面对投机

商气势汹汹的进攻，泰国央行与新加坡央行联手入市，三管齐下，企图捍卫泰铢阵
地，他们动用了120亿美元吸纳泰铢；禁止本地银行拆借泰铢给离岸投机者；大
幅提高息率，一番短兵相接之后，泰铢的地位暂时性保住了。
对此，国际货币投机商进行了强有力的反击，他们的招数只有一个：筹集资金

，狠抛泰铢。索罗斯开始节节挺进。与此同时，泰铢贬值的浪潮一浪接着一浪，泰
铢兑换美元的汇率屡创新低。泰政府临阵换将，原财政部长庵雷·威拉旺被迫交出
帅印，泰政府此举，犹如在波涛汹涌的湖面投下一颗重磅炸弹，菲律宾成了受害者
，比索汇率开始大幅起落。
庵雷·威拉旺的黯然而去却未能阻止泰铢的节节失利。6月份，投机商开始出

售美国国债，筹集资金，再度向泰铢发起致命一击。泰央行奋起还击。其时，人心
惶惶，人人自危，在太平盛世掩盖下的各种弊端一一暴露出来。为了稳定军心，6
月30日，泰国总理差厄利发表电视讲话："我再次重申，泰铢不会贬值，我们将
让那些投机分子血本无归。"发誓归发誓，偏偏其金融市场像个扶不起的阿斗。此
时的泰国央行已弹尽粮绝，仅有的3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早已花光。就在泰总理
讲话两天之后，泰国央行被迫宣布实行浮动汇率制，放弃长达13年之久的泰铢与
美元挂钩的汇率制。当天，泰铢重挫20％，7月29日，泰国央行行长伦差·马
拉甲宣布辞职，8月5日，泰央行决定关闭42家金融机构，至此，泰铢终于失守
。
与此同时，菲律宾比索的软弱可欺使它成为投机商的另一狙击目标，菲央行曾

尝试一周之内4次加息，并宣布扩宽比索兑换美元汇率的上落波幅，竭力对抗索罗
斯。但大势已去，无力回天。7月11日，菲央行宣布允许菲律宾比索在更阔的幅
度内波动，一时间，比索贬值惨不忍睹，实际上，这标志着比索保卫战的全面失守
。
就像一个瘾君子，此时的索罗斯显然并未心满意足，他们四下出动，寻找可捕

猎的下一个目标，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进入了他的视线之内。
马来西亚央行企图拉高沽空马来西亚林吉特的成本来阻止投机商的兴风作浪，

印度尼西亚也入市支持印尼盾。但终挡不住投机商强有力的进攻，马币、印尼币对
美元兑换比价一低再低。
邻国阵地的失守开始波及一向有"避难货币"之称的新加坡货币。唇亡齿寒，

尽管新加坡也采取了诸如拉高利率等措施，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新加坡元兑美元
的汇率还是持续下跌。
在索罗斯的强硬态势下，各国政府均感力不从心，已纷纷放弃了捍卫行动，开

始屈服，一副任打不还手的样子。任由本国货币在市场中沉沉浮浮，另一方面，国
际货币投机商更是有恃无恐，在东南亚金融市场上呼风唤雨，横行一时。
东南亚货币狙击战弄得人人自危，各国金融当局使尽浑身解数以免掉入这一泥

潭之中，就连在此次风潮中一直作壁上观的美国也开始表态，美联邦储备委员会主
席格林斯潘说，他特别"感到不安的是"这场危机在很大程度上由一个国家涉及到
另一个国家，美国愿意帮助"受这次波动影响的国家"。
国际投机商咄咄逼人的气焰已使得国际社会对集体应付货币危机的认识正在加

深。7月25日，中国、澳大利亚、日本、中国香港特区、印度尼西亚、韩国、马
来西亚、新西兰等亚太地区11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央银行和金融管理局高层代表在
上海开会，会议结束后发出的声明表示，一个稳定的货币市场是非常重要的，亚太
各国将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共同研究，对有关国家提供新援助的措施协助成员国在
必要时进行经济调整，这个消息对东南亚各国来说，至少让他们觉得在自己与国际
货币炒家进行殊死搏斗时不再显得那么孤单。
8月5日，危机重重的泰国，同意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附带苛刻条件的备用

贷款计划及一揽子措施。8月11日，为拯救资金短缺的泰国，由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主持，世界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央银行行长在日本东京举行会议，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和亚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承诺分担为泰国提供总共160亿美元（后增至1
67亿美元）的融资款计划，其中中国和中国香港都各自承诺向泰国借出10亿美
元的贷款。8月21日，国际清算银行（BIS）宣布给予泰国总值33亿美元的
临时贷款，以协助它渡过难关。
就在东南亚各国四处求援、积极谋划之时，国际投机商却销声匿迹，突然不再

攻击。8月20日，东南亚各国货币汇率暂时回稳，东南亚各国人们均大大喘了口
气：好了，风暴终于过去了！
就像暴风雨前夕的宁静，平静的外表下孕育着一片杀机，东邻各国显然欢乐还 为时过早，新一轮的"狂风暴雨"只是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机会而已，令人无奈的是
，这种宁静仅仅持续了几天；东邻各国还没来得及揩揩身上的血迹。8月底，又一
轮令人目瞪口呆的跌势瞬间而至。这一次，却把东盟成员文莱也拉下了水。
至此，索罗斯一副得势不饶人的架势，剩勇追穷寇，再度集中火力扫荡东南亚

。进入9月份，这场风暴持续肆虐已进入第三个月，外汇市场的颓势仍在继续。东
南亚各国经济状况继续恶化。10月19日，泰国财政部长他农·比达亚也满腹惆
怅卸任而去。
直到11月上旬，这场对东南亚来说噩梦一般的4个多月的黑色风暴才渐趋平

静。据业内人士分析，这场动荡已告一段落。但对东南亚，特别是身处震源的泰国
来说，弹冠可以，相庆却已苦涩难提。
无可奈何花落去

在这场危机中，受害最惨的恐怕非泰国莫属，猛烈的金融风暴把这个国家一下

子砸到了谷底。而在此以前，泰国以亚洲"四小龙"之一的形象令人神驰目晕，一
个小业主回忆说："好像我们挺有钱，以至于每个人都着手准备去买奔驰。"他们
热衷于海滨别墅，瑞士欧米茄、法国XO、德国奔驰、日本松下。像美国人一样，
他们每年也潇洒地安排去欧洲旅行；孩子送到私立学校……当你在曼谷郊外碰见一
个乡下主妇，甚至街头叫卖的小贩，说不定就是股票大军的一员；"钱来得太容易
了"，那时候，他们会以这么一种调侃的语气说正准备去欧洲旅行。可是现在，泰
国人目瞪口呆地瞧着索罗斯之流从他们手里抢走原本属于他们的一切；家庭轿车被
警察拖走、失业开始困扰自己、浪漫的欧洲之旅只好取消，孩子也只好转到便宜的
公立学校……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说："这个家伙（指索罗斯）来到我们的国家
，一夜之间，使我们全国人民十几年的奋斗化为乌有。"
泰国一银行行长差旺说："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瞧着索罗斯这流氓强盗剥夺我们

曾经拥有的财富，我们只想说，你不就是要钱吗？"
对所有的东南亚人来说，他们过去曾拥有一大笔财富瞬间化为乌有，萨马特电

讯公司总裁查奴瓦斯特说：曼谷人甚至还没来得及享受荣华，汽车刚下生产线，房
子新刷的油漆还没有干。但他们已经失去了一切。印尼音乐家邦尼勒古马赫为买一
幢梦中花园而奋斗了30年，正准备迁入时，风暴来了，"我不得不退掉它。"他
说。
一个为吃饭而忧的时代，一个需要省吃俭用的时代已不可避免，但曾经沧海的

感觉，让他们仍沉浸在富有的回味中。在曼谷市中心的广场里，有小贩在声嘶力竭
地叫着出租衣服，"你可以租到任何东西，私立大学的学生们为了保持体面，几乎
从头到脚都租。"小贩说他的生意还挺火的，礼拜天的商场里，依然人头攒动，唯
一不同的是：囊中已羞涩，只能闲逛。就像许许多多的北京老人遛鸟一样。
那些腰缠万贯的富豪，也只能傻看着自己50％甚至更多的财产无影无踪而去

，据估计，从3月到9月，马来西亚排名前12位的富翁，仅在股票市场就损失了
130亿美元，印尼总统苏哈托的子女们也被迫出售他们的公司，以免颗粒无收局
面的出现。"过去的世界不复存在。"泰国第三大银行农业银行总裁拉姆萨姆如是
说。
曼谷奇异的风光依然那么美丽动人，吉隆坡的高楼大厦依然那么鳞次栉比；可

是，曾经的富有与现在的贫穷的鸿沟却是那么遥不可及。"这不仅仅是一种失落感
"，泰一大学教授无奈地叹气。
直面现实，也许这是东邻人最痛苦又最无奈的选择！

三个月之后，席卷东南亚地区的金融风暴登滩香港岛---狼终于来了。

黑色星期一

也许，在许许多多的香港人的记忆当中，1987年10月的香港"股灾"就

像一场噩梦，至今仍心有余悸。
1997年的金秋10月，又一轮"大熊市"席卷整个香港股市。10月20

日是美国华尔街股市惨剧"黑色星期一"的10周年纪念日，正因为此，它成了投
资分析家们最为焦灼不安的一天，然而，恐怖气氛却并未在华尔街股市出现，恰恰
相反，道·琼斯指数一周之间跌落210点之后，当天却反弹了74点。
正当投资分析家们额手相庆之际，在地球的另一端却早已危机四伏、暗潮汹涌

。事隔10年之后又一个"黑色星期一"开始降临，只不过，这次笼罩的是有购物
天堂之称的香港。
10月20日，香港股市开始下跌。10月21日，香港恒生指数下跌765

．33点，22日则继续了这一势头，下跌了1200点。23日，对于港元前景
的担忧使香港银行同业拆借利率节节上扬，21日仅为7％左右的隔夜拆息一度暴
涨300倍。在这种市场气氛下，港股更连续第四次受挫，下跌达10．41％。
香港特区财政司司长曾荫权当天表示，香港基本经济因素良好，股市下跌主要是受
到外围因素暂时投机影响，投资者不必恐慌。他说："我不认为这是股灾。"他认
为，无论如何，特区政府首先是要捍卫港元汇率。虽然此前一天晚间有炒卖港元的
投机活动，但此时炒卖活动已被平息。与此同时，香港金融管理当局总裁任志刚也
发表讲话，声称金管局已于前一天晚上击退炒家。
也许是因为特区政府强有力的干预措施，也许是因为特区政府和金融管理人士

的信心感染了投资者，24日，在连续4个交易日大幅下跌后，香港股市在这天强
力反弹，恒生指数上升718点，升幅达6．89％，27日，曾荫权再次重申，
香港现行的联系汇率制度不会改变，在这次活动中受损失的只会是投机者。
此时，全球各地股市形成恶性循环式的普遍狂跌，27日，纽约道·琼斯指数

狂跌近554．26点，是有史以来跌幅最惨的一天，因而导致中途自动停盘一个
小时。东京股市开盘后即狂跌800多点。28日香港恒生指数狂泻1400多点
，跌幅达13．7％，全日最低达8775．88点，以9059．89点收市，
下跌点数创历史之最，在这种状况之下，香港股市的震荡已并不仅仅局限于自身因
素了。
对此，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强调，香港股市的震荡只是暂时性的调整。中国外

交部发言人沈国放表示，香港股市以往也出现过这种波动，不足为怪，港股波动是
特区政府要自行处理的事物，中央政府将依照"一国两制"的原则，不会直接干预
香港的股市和港元汇价。北京方面对香港整体经济仍充满信心。
特区临时立法会财政事务局局长在回答议员的提问时说，社会对于稳定联合汇

率制度十分关心，关于市场的运作，特区政府的一贯政策是"自由"，行政干预应
减到最少。
特区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则劝市民保持冷静，反应不要过敏，入市时要审慎并

要量力而为。
香港舆论则表示了强烈的信心，《星岛日报》发表评论指出："过去，在经历

了经济危机后，本港会很快复苏，而且更加蓬勃，这次亦应不例外。美国财政指出
，自1987年全球股灾后，香港股市过去10年的回报率居全球股市之首。经过
九七股灾后，本港只要大力发展经济，十年后的回报率又可能是全球之最。"
港币保卫战

由索罗斯所引起的这场"看不见的战争"，如火山喷发般地震惊了全球，身处

震源中心的泰国、马来西亚自是苦不堪言。另一面，隔海相望的香港比以往任何时
候都更加绷紧了自己的神经。人们都意识到：这股"黑色金融暗潮"登滩港岛只是
时间问题而已。面对国际金融炒家们咄咄逼人的气焰，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谨
慎地表示，香港特区的外汇储备丰富，经济正稳步增长，更重要的是，香港特区背
后有强大祖国的支持。所以这一风暴对香港不会形成特别严重的影响。
事实上，早在1997年8月份，投机商就几次试探性地对港币进行了冲击，

8月14日和15日，一些实力雄厚的投资基金进入香港汇市，他们利用金融期货
手段，用3个月或6个月的港元期货和约买入港元，然后迅速抛空。致使港元对美
元汇率一度下降到7．75／1。7．75被称为港元汇率的重要心理关键点。香
港金融管理当局迅速反击。通过抽紧银根、扯高同业拆息去迎击投机者。金管局提
高对银行的贷款利息，迫使银行把多余的头寸交还回来，让那些借钱沽港元买美元
的投机者面对坚壁清野之局，在极高的投机成本下望而却步。故在很短的时间内，
即8月20日使港市恢复平静，投机商无功而返。
然而，人们心里非常明白，这批炒家并不会就此罢休，双方的血腥搏斗终不可

避免。香港当局更是未雨绸缪，政策、舆论攻势双管齐下，提醒这批"金钱游鳄"
不要轻举妄动。香港金融管理当局态度极其明确：坚决维护联系汇率制的稳定。正
在英国访问的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离开伦敦前强调，特区政府有极大的决心维护联
系汇率；财政司长曾荫权、财政事务局局长许仕仁一起会见传媒，重申维持联系汇
率是港府首选目标，为了这一目标而导致利息飙升，属无可避免，希望香港民众稍
安勿躁，政务司长陈方安生则呼吁所有人保持冷静，香港总商会发表文告声明支持
联系汇率制度，并呼吁金融市场中人冷静思考，重新检视香港经济根基，从而稳定
市场。曾荫权在一次投资会议上说："我要重申，我们不会改变我们的货币制度或
我们同美元的关系，拿港元投机而丧命的只有投机商。"
国际投机者三番五次狙击港元的行动不仅志在港元汇价上获利，而且采用全面

战略，要在股票市场和期货市场上获益，他们的做法是，先在期指市场上积累大量
淡仓，然后买上远期美元，沽远期港元，大造声势。待港府为对付港元受到狙击而
采取措施大幅提高息口时，股票气氛转淡，人们忧虑利率大升推低股市与楼市，这
时投机者便趁势大沽期指，令期指大跳水。于是，股票市场上人心惶惶，恐慌性地
沽出股票，炒家就可平掉淡仓而获取丰厚的利润。换言之，投机者虽然在港元汇价
上无功而返，甚至小损，但在期指市场上却狠捞一笔。
对此，香港金融管理当局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们的措施，一是动用庞大

的外汇储备吸纳港元，二是调高利息并抽紧银根。一番对攻之后，港股在连续下跌
中止住脚步并开始强劲飙升，主要是有中资及外地资金入市，24家蓝筹、红筹上
市公司从市场回购股份，推动大市上扬。中国电讯重上招股价以上水平，也产生一
定刺激作用，令红筹、国企喘定并作反弹。加上祖国内地减息亦成大市上扬的题材
，这些因素令恒指急速反弹。在股市强劲反弹之下，港元汇价恢复稳定。至此，这
场惊心动魄的港币保卫战告一段落。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大加赞扬财政司司长曾荫
权及其同僚把这次危机处理得"实在值得赞赏"。这场较量虽说以香港金管局的艰
难取胜而告终，但它所带给人们的震撼却并不仅仅局限于这场危机本身，它迫使更
多的人去思考。
财政司司长曾荫权终于公开表示，港府将尽快进行内部检讨，并约晤学者和商

界人士，总结这次金融风潮，寻找更好反击之法，以防范港币再受到外汇投机的狙
击。

『贰』 香港华仁书院的著名校友

曾荫权-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
林瑞麟-香港政制事务局局长
孙明扬-教育局局长
胡经昌-前立法局议员黄星华-前房屋局局长
王永平-工商及科技局局长
邬维庸-前医管局委员,前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委员,前全国人大代表张炳良-前立法局议员,新力量网络发展主席,行政会议成员
徐家祥-香港首位华人政务官蔡宗衡-汇贤智库理事及创会会员黄宏发-前立法局主席,前立法会议员
何京文-大律师
陈兆恺-终审法院常任兼高等法院首席大法官
余叔韶-香港首位华人检察官徐涂-前文康广播司
李福深-前任香港赛马会副主席,公民党党员,大律师
关卓然-胡关李罗律师行首席合伙人
周湛燊-前马会副主席, 前屋宇地政署署长
徐嘉慎-律师, 前保护海港协会主席 胡应湘-合和实业主席
邱木城-商人，富豪，前东华三院主席方中-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主席,摩斯伦马赛会计师事务所的资深合伙人，及香港会计师公会副会长
方侠-香港交易及结算所董事,香港资深会计师方津生-沙士信托基金委员会主席
石镜泉-著名财经专家
陈南禄-国泰航空行政总裁
李修良-商人,上市公司力丰（集团)主席
关超然-前长江实业独立非执行董事,信德集团独立非执行董事,前海洋公园公司主席,德勤关黄陈方会计师行前主席
林孝文-碓利达国际及现任董事总经理兼副主席
苏权国-香港支持奥运联会荣誉会长,商人
伍步刚-永隆银行有限公司副董事长,香港银行学会副会长
罗先煜-JL Capital Pte Ltd, Managing Director
邬硕晋-会计师,第三届立法会候选人
丘铭剑-百盛集团非执行董事
关亨时-南海商会副理事长
何世柱-香港福利集团董事兼总经理，临时立法会议员
倪少杰-港事顾问，临时立法会议员，日丰企业有限公司，欧亚机器工程有限公司，高中地产有限公司，北京金业畜产有限公司主席
何伟志-童军总会司库叶德铨-长实执行董事胡文新-合和联席董事总经理
方正-证监会主席
陈仲尼-金鹰控股有限公司主席 李克勤-歌手
倪震-DJ,倪匡儿子
郑嘉颖-歌手，演员
张智霖-歌手，演员,华仁小学
房祖名-歌手，成龙儿子
尹子维-歌手，演员, 华仁小学
萧亮-资深传媒人，演员
郑君绵-歌手，演员
秦沛-演员
梁继璋-香港电台副台长，DJ
杜浚斌-DJ，歌手
郭伟安-DJ
韦基舜-香港体坛前辈
吴煜民-作家
李我-知名广播人
谭伟权-演员
韩志勋-著名画家
黎伟聪-作家,大学讲师
胡世杰-电台主持
苏耀宗-香港商业电台DJ，司仪，配音人
卢大伟-主持 余国藩-芝加哥大学荣休教授
黄展华-著名教师，英语粤剧创作者
吕大乐-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专栏作家
雷鼎鸣-香港科技大学经济学教授，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专栏作家 何兆炜-前香港医院管理局行政总裁
郑志坚-肿瘤科顾问医生
谭广亨-香港大学副校长,医学院小儿外科讲座教授
简悦威-前美洲华人生物科学学会会长,首届邵逸夫生命科学奖得主
蔡永业-中大医学院创院院长,医务卫生署署长,前香港心理卫生会会长
胡定旭-医院管理局主席
曾浩辉-卫生署顾问医生
梁柏贤-前卫生署副署长
钟尚志-前中大医学院院长,是Sars的英雄之一
李健鸿-香港大学校董,前香港医务委员会主席
吴敏伦-香港大学医学院精神医学系教授
李大拔-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社区及家庭医学系教授
陈力元-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内科及药物治疗学系教授 邓以明-天主教广州总教区首任华籍主教、耶稣会会士
Ratna Kutrakhul-后称 Robert Ratna Bamrungtrakul)天主教叻丕府教区（1969-1975）及泰国清迈府教区（1975-1986）主教
郭春庆-澳门耶稣会神父 叶金豪-百万富翁25万得主,首位各出奇谋参赛者
莫乃光-香港因特网协会主席
吴煜民-资深注册建筑师
沈怡谋-香港资优生
卢文柱-第一个华人十优状元

『叁』 the Isle of Man的中文名字它不属于英国

the Isle of Man的中文名字：马恩岛。

马恩岛于华文地区内并没有统一译名，所以本岛于各地都有不同译名，甚至会出现某个华文地区中有多个译名的情况。普遍译名：

1、中国大陆：马恩岛。

2、香港：马恩岛（天文台），人岛（运输署）马恩岛（临时立法会，税务局），曼岛（海事处）。

3、台湾地区：曼岛。

4、新加坡：马恩岛。

马恩岛是英国王权属地，严格来说在法律上并不是英国的一部分。该岛的自治政府历史悠久，早在10世纪就已经有自己的国会，首府为道格拉斯（Douglas）。在部分场合，马恩岛与不列颠岛、爱尔兰岛合称为英伦三岛。

马恩岛位于英格兰与爱尔兰间的海上岛屿，而从更精确的地理角度来看，马恩岛正地处于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北爱尔兰和爱尔兰共和国的中心点。

(3)临时立法会扩展阅读：

马恩岛是一个独立于英国的自治独立地区。它有自己的收入税、进口税和消费税服务。它一直是独立于英国，收取低税的地区。较低的公司赋税和个人税，以及不收取遗产税，使得该地区成为世界上有名的国际离岸商业中心。

马恩岛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万年前。岛上原先居住的是克尔特和诺曼人的后代，先由苏格兰王国统治，1828年归英国统治。但是，马恩岛只有国防和外交由英国统一掌管，其他诸如选举总统、政府和议会等事宜，全由马恩岛独立进行。

马恩岛拥有自己的国旗、国歌与国徽，法院具有终审权。来岛上的投资者只向岛政府纳税，税收远远低于英国。马恩岛使用自己的货币，是一种背面印着三条奔跑的腿的纸币，与英镑价值等同。

『肆』 香港的历史回归

1841年，英国强占香港岛后，清政府曾试图用武力予以收复，道光帝为此下了几十道谕旨，一些封疆大吏也曾上折具奏，但清政府没有能力捍卫国家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
北京政府时期，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和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上，中国代表曾提出收回租借地的问题。但终因英国的顽拒和当时军阀混战、政局不稳和缺乏实力作外交的后盾而严重受挫。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中，明确提出了废除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的奋斗目标，其中将取消列强在华租借地放在突出的地位。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从来没有向英国正式提出过归还九龙租借地。从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到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本来有两次机会收回香港和九龙租借地。可是，蒋介石政府执行错误政策，又两次坐失收复良机。
香港回归是“一国两制”伟大构想和港人治港方针的成功实践。收复香港的百余年历史，再一次向我们证明了落后必挨打、弱国无外交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最终实现中华民族几代人为之奋斗的夙愿。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从1841年英国武力侵占香港岛开始至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的一个半世纪，中国经历了晚清时期、民国（包括北京政府和国民政府）时期和新中国时期。无论是清政府还是民国时期的北京政府和国民政府，都曾为收复香港进行过努力。但是，所有这些努力都失败了。历史表明，只有新中国才能最终实现中华民族几代人为之奋斗的夙愿。在香港回归已在眼前的今天，全面地回顾一下百余年来我国收复香港的艰苦历程，将有助于真正理解香港回归祖国的深刻含义，并从中得到应有启示。

英国强占香港岛及清政府武力收复香港岛计划的破灭

自1841年1月英国武力强占香港岛起，清政府即开展了收复该岛的斗争。为了说明这一斗争的情况，首先必须弄清英国占领该岛的经过。
迄至目前为止，一些著述和传媒是这样描述鸦片战争期间英国如何占领香港岛的：1840年8月英军在占领定海之后，北上到达天津白河口，惊慌失措的清政府急派直隶总督琦善去大沽与英国全权使臣懿律和义律谈判。1841年1月25日，琦善与英国签订了臭名昭著的《穿鼻草约》，条约第一款就是将香港岛割与英国。第二天，英国军队就占领了香港岛。这种说法似乎认为英国占领香港岛有确实的“条约根据”。其实英国是在毫无条约根据的情况下强占该岛的，道光帝事先既未曾闻知，更未予允准。因此才有亟谋收复之举。
依据中英两国的档案记载，1840年8月30日，义律去天津大沽曾向清政府递交《巴麦尊子爵给中国皇帝钦命宰相书》，提出割让东南沿海一岛或数岛给英国等侵略要求。琦善根据道光帝的旨意拒绝了英方提出的侵略要求，劝说英军退回广东再继续谈判。几个月之后，琦善抵达广州继续与英方交涉。道光帝明确指示琦善，如果英方坚持其侵略要求，即采取果断措施，坚决用武力抗击侵略者。但是琦善慑于英军船坚炮利，力求妥协。由于道光帝的态度非常强硬，因此琦善在与义律谈判时只同意赔偿烟价，拒绝割让香港岛。1841年1月7日，英军野蛮地攻占了虎门口的大角、沙角，随即又提出霸占沙角等要求。琦善在英军武力胁迫下，万般无奈，复照英方，英军若退还定海、沙角等处，可奏请道光帝于珠江口外给予“寄寓一所”。1月14日，义律提出割占九龙尖沙咀、香港两地。琦善答以只能选择一处“寄寓泊船”，俟英方选定后，再由他上奏请旨。1月20日，义律突然宣布，他已经与琦善达成共有四项内容的“初步协定”，其中第一项就是将香港岛及港口割让与英王。1月26日，英军在没有任何条约依据的情况下，悍然侵占了香港岛。1月27—28日，义律为了迫使中方承认其侵占香港岛为合法，又迫不及待地与琦善在莲花山进行会谈。两人在英方提出的重要条款，即割让香港岛和通商等问题上发生了争执，琦善表示对义律所拟定的协定草案再行筹思后方能具复。由此可见，1月20日义律宣布的“初步协定”实属无稽之谈。1月30日，英方又故伎重演，英国远征军海军司令伯麦照会中方大鹏协副将赖恩爵，再次谎称义律已与琦善“说定诸事，议将香港全岛地方让给英国主掌，已有文据在案，”并要求撤走岛上各处的中国官兵。两天之后，英军又在香港岛张贴告示，妄称“现经与钦差大臣爵阁部堂议定诸事，将香港等处全岛让给英国寄居主掌，已有文据在案。是以香港等处居民，现系归属大英国主之子民”。历史事实是，琦善在英军炮口下，确有允许代为奏恳皇帝，准许英人在香港寄寓泊船之意。但是，当时香港一词，并非指香港全岛，而仅仅指该岛西南今香港仔一隅之地。英方却故意将一隅变成了全岛，将“寄寓泊船”变为割占，将“代为奏恳”说成是“议定诸事”、“已有文据在案”。这充分说明英国这个老牌殖民帝国在外交上是如何不择手段的。
英国武力侵占香港岛以后，清政府极为震惊，立即为武力收回香港岛进行了部署。1841年2月26日，道光帝收到广东巡抚怡良关于琦善将该岛擅与英人、英军侵占香港岛并擅出伪示的奏折，即认定英军侵占香港岛是琦善越权私与造成的，谕称：“朕君临天下，尺土一民，莫非国家所有，琦善擅与香港，擅准通商，胆敢乞朕恩施格外，”并下令将琦善革职锁拿解京，查抄所有家产。道光帝严惩琦善绝非偶然，他对琦善在广东一味向英人妥协的行径早就不满。1月27日道光帝得知大角、沙角炮台失守，即刻下令将琦善交部议处。三天后，他又命御前侍卫内大臣奕山为靖逆将军，户部尚书隆文、湖南提督杨芳为参赞大臣，南下征讨英国侵略者。英军侵占香港岛后，武力收复香港岛就成了奕山等人南下征战的一个重要目标。是时奕山等人还在南下途中，道光帝降旨称：“即使香港并非险要，亦必设法赶紧收回，断不准给予该夷，致滋后患。”之后他又接二连三地下达收复香港岛的谕旨：“至该逆所占香港，务须设法克复，使该逆永绝窥伺，方为不负委任。”岂知道光帝下令调集的奕山军队人数虽然数倍于英军，但全部是陆军，只能由陆上防守广州，根本无力进攻港岛。1841年5月18日，英军几乎倾巢出动，前往进攻广州。奕山仓促应战，清军大败，广州城外炮台全部失陷，奕山被迫订立“城下之盟”，在一星期内交付了600万元赔款，并把军队撤出了广州城。事后奕山谎报军情，讳败为胜，致使道光帝误认为，英军于条件得到满足后从广州退回港岛，是天朝征讨“英夷”的胜利。至于香港岛，道光帝接受新任两广总督祁 �的建议，同意暂缓图之。此间恰好港岛遭到两次飓风，很多英船沉没、被毁。道光帝得知这一消息，立即颁发大藏香二十柱，让奕山等去各庙宇答谢神灵，并误以为以后“夷胆震慑，不敢再有觊觎”。
1841年8月21日，英国派来接替义律扩大侵华战争的璞鼎查，留下少数陆军及5艘军舰在香港，亲自率主力北上。道光帝以为英军主力北上，港岛势必空虚，这是收复香港的良机。他告诫奕山：“如能设法收复香港，则从前办理不善尚可少赎罪戾。”之后，他又多次令奕山等训练乡勇，乘机收复香港。奕山经过广州之战的大败，已深知英军实力，陆上攻剿一败涂地，遑论渡海收复港岛。加以虎门内外炮台早被铲为平地，无险可扼，水师无船无炮，他认为当今之计，只有严守陆路，以防焚掠而已。尽管道光帝一再谕令收复香港，断不准迟延观望，但是广东方面依旧我行我素，隐忍苟安，不图攻剿。1841年10月，英军相继攻占浙江定海、镇海和宁波，中英双方开始在陆上交战。道光帝认为陆战是清军长处，他任命奕经为扬威将军，从全国各地调集军队，准备一举击败英军，收复失地，并再次谕令奕山等，乘广东海面英船无几、香港空虚之际，即行剿洗，并收复香港。谁知清军陆战再次失利，扬威将军遁逃杭州。铁的事实证明了清军不仅海上不能打，陆上同样不可恃。但是英军盘踞香港依然是道光帝的一块心病。1842年3月27日清政府以耆英署杭州将军，并于4月11日颁给他钦差大臣关防。5月 18日英军攻陷乍浦，在此危急之时，5月25日道光帝却出乎意料地下令耆英带钦差大臣关防驰赴广州将军之任，谕令他称：“至香港地方岂容被逆夷久据，现在广东炮台等工事如已妥为预备，正可乘机进取，明攻暗袭，收复香港，以伸国威。”这是我们所能见到的最后一道收复香港的谕旨。但是，10天之后道光帝不得不改变主意，命令耆英暂缓赴粤，在浙确查英人动向，专办对英羁縻事宜。此时的羁縻实际上已经成了乞降的代名词。当英军攻陷吴淞、上海、直抵镇江时，道光帝更授权耆英便宜行事，决意投降。其后英军攻陷镇江，8月4日直逼南京城下，耆英、伊里布接受了英方提出的议和条款，并在8月29日签订了城下之盟———中英《南京条约》，终于将香港岛割让与英国。
上述事实说明，英国强占香港岛之后，清政府试图用武力予以收复，道光帝为此下了几十道谕旨，一些封疆大吏也曾上折具奏，并咨会奕山，要求武力收复香港岛。但是，清政府最终不仅没有收复香港岛，反而以条约形式割让了香港岛，表明了清政府已经没有能力捍卫国家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国家的落后，统治阶级的腐败，从根本上决定了这一结局。1860年，英国又以武力逼迫清政府签订中英《北京条约》，割占了九龙半岛南端及昂船洲。1898年，在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中，英国又趁火打劫，逼迫清政府签订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攫取了我国新安县大片陆地及周围235个岛屿连同广阔水域的“租借权”，为期 99年，并将其改称“新界”，并入英国的香港直辖殖民地。

辛亥革命到太平洋战争前中国争取收回九龙租借地的努力

辛亥革命以后，中国政府和人民继续为收回香港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曾根据北京政府的指示，向和会提出收回租借地（包括九龙租借地）的问题。由于和会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两个主要战胜国英、法所把持，它们在中国都占有租借地，根本不愿意放弃其既得利益。和会主席、法国总理克里蒙梭借口中国的提案“不在和会权限范围之内”，推说这件事应由国际联盟今后去加以考虑，轻易地予以否决了。众所周知，这个标榜建立“国际公正”、以“缔造世界永久和平”为宗旨的和会，以其极不公正地对待中国，通过将德国在山东的侵略权益让与日本的决议而诱发了中国的五四运动，并促使中国代表拒绝在和会的对德和约上签字。
1921年12月3日，中国代表顾维钧在华盛顿会议上，又重新提出废止各国在华租借地的议案。议案中历数了列强在华租借地破坏中国领土及行政完整、危及中国国防、将中国牵入列强冲突的漩涡及被列强利用来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等事实，要求“将此等租借地取消或从速废止之”。当时正值战后世界民族解放运动高涨时期，中国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人民大众“外争国权”、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浪潮汹涌澎湃。与此同时，美、日在远东互争雄长，美国力图箝制日本咄咄逼人的扩张势头，其他列强之间也矛盾重重。以上两个因素促使英、日两国不得不分别同意放弃威海卫和胶州弯租借地。但在废除九龙（即香港新界）租借地和旅大租借地的问题上，中国代表却遭到英、日代表的强烈反对。英国出席会议的代表、枢密院长、以“血腥人物”著称的贝尔福，借口“没有九龙租借地则香港不能自卫”，坚决拒绝归还。12月7日，顾维钧在会议的远东委员会上据理驳斥了贝尔福的谬说。贝尔福对此置若罔闻，日本代表缄口不言，美国代表则无动于衷，作壁上观。此后，华盛顿会议再没有讨论九龙租借地的问题。中国收回九龙租借地的正当要求，终因英国的顽拒和当时中国军阀混战、政局不稳和缺乏实力作外交的后盾而严重受挫。
华盛顿会议以后，中国人民对会议结果大失所望。废除不平等条约，日益成为全国各党派和各界人士的共同要求。1924年1月，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帮助下主持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同月23日通过的大会宣言中，明确提出了废除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的奋斗目标，其中将取消列强在华租借地放在突出的地位。宣言写道：“一切不平等条约，如外人租借地、领事裁判权、外人管理关税权以及外人在中国境内行使一切政治权力侵害中国主权者，皆当取消，重订双方平等互尊主权之条约。”这段话成了后来一个时期中国外交的指导方针。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后，虽然对帝国主义尤其是英、美有很大的依赖性，但是为了巩固自身的地位，也不得不考虑广大民众的迫切愿望和孙中山先生渴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的遗愿，提出了“修改不平等条约”的外交方针，多次要求列强废除租界和租借地。但这一修约外交，除了在关税自主、收回几处租界和按照英国先前的承诺于1930年收回了威海卫租借地外，其他收效甚微。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南京国民政府甚至从来没有向英国正式提出过归还九龙租借地。
和国民政府相反，英国政府及港英当局一直关切着九龙租借地的前途，神经过敏地注视着国民政府和中国舆论在这个问题上的动向。港督金文泰不仅坚决反对归还这块租借地，反而多次建议本国政府将它正式割占，办法是以归还威海卫作为交换条件，或是故意挑起与中国的冲突来制造兼并的机会。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另一位港督罗富国也企图乘人之危，于1938年提出中国急需外国贷款来支持它的货币，不妨利用这个机会用贷款来换取它割让九龙租借地或延长它的租期。但是以上两位港督的建议没有得到英国政府采纳，它宁可对这件事采取拖延、沉默、回避的方针。只要中国不提出，它决不主动涉及这个问题。
英国政府虽然在九龙租借地问题上对中国防范甚严，却没有注意到它的政策正在给它对香港的统治带来致命的危险。多年以来，英国一直奉行对日本绥靖、讨好、纵容的方针，幻想与日本达成妥协，以维护它在远东和东南亚的殖民利益。孰知这一政策非但没有奏效，反而鼓励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南进，起到引狼入室的作用，终于导致太平洋战争爆发和日本对整个香港地区的占领，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正如一位澳大利亚学者所说，“在这个时期，几乎可以说，对香港……的较大威胁与其说是来自中国人，勿宁说是来自英国外交部。”

1942年中英关于归还九龙租借地的谈判和两次收复香港良机的丧失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军进攻香港。是时英国忙于欧洲战事及保卫本土，在香港抵抗不力，仅仅18天即弃甲曳兵而走。港督杨慕琦于同年圣诞日向日本投降，英国对香港的百年统治由日本取而代之。与此同时，英国王牌军舰“威尔士亲王号”和“却敌号”在马来海面为日本袭击而樯橹灰飞烟灭，英国在远东和东南亚的殖民体系迅速土崩瓦解。到1942年6月，英军已先后退出马来亚、新加坡、缅甸等地，日本陈兵印缅边境，形成直叩印度大门之势。大英帝国往日的雄风，扫地殆尽。英国在香港和东南亚的大溃退标志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列强通过华盛顿会议建立起来的远东国际均势已彻底破坏。中、美、英此时已成为共同反对日本侵略的盟邦。这一形势迫使英国不得不考虑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要求。
当时，东西方反法西斯战争连成一片，中国的抗战与各同盟国的作战汇成一体。国际形势的变化不仅有利于中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也为收复香港提供了良机。以罗斯福为首的美国政府，深知中国战场对日本的巨大牵制作用，为了使国民政府坚持对日作战，为了战后填补英国在远东可能留下的真空，从自身利益出发，也开始攻击英国在中国保留殖民特权、不将香港归还中国等做法。美国的态度无疑对英国是一个压力，对国民政府是一个鼓舞，并促使它采取行动。
1942年8月底，国民政府正式要求美国与中国举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谈判，借以促使英国与中国也举行类似的谈判。英国外交部闻知此事后，慌了手足，急忙指示其驻华大使薛穆“采取主动”。10月10日，美、英两国分别发表声明，准备与中国政府谈判“立时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及解决有关问题”之条约。中美、中英关于废除不平等条约、另订新约的谈判随即开始。此次谈判涉及放弃在华租界问题，国民政府认为租借地与租界属于同一范畴，乘势提出了归还九龙租借地（即香港新界）的要求，这本是顺理成章的事。
此后，美、英两国分别提出关于新约的草案以供考虑。中英谈判在重庆举行，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和薛穆分别代表两国。英方草案包括废除在华治外法权，终止1901年辛丑条约、将一些租界交还中国等内容。但是，英方虽然明知中国至为关心收回香港（至少是新界），却在其草案中故意不提这个问题。 11月10日，英国战时内阁首相丘吉尔更亲自出马，针对香港问题强硬地宣称：“我当国王的首相不是为了主持清算大英帝国”，又说他“决不会放弃大英帝国的任何一块领地”，从而表明了英国坚持它对香港殖民统治的顽固立场。
11月13日，国民政府就英方草案提出一份《修订草案》，其中加上了废止1898年6月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的内容：“英方在九龙租借地之行政与管理权，连同其官有资产与官有债务，应移交中华民国政府。”应该说，这里仅提出归还九龙租借地，未要求归还整个香港地区，已属妥协退让。是时重庆舆论激昂，反对任何外国继续占领中国领土，美国公众意见也同情和支持中国的正当要求。形势于中国有利。
当英国收到中方《修订草案》后，急忙研究对策。英国外交部远东司司长格善理（克拉克）提出三个可供选择的方案：（1）接受要求；（2）断然拒绝；（3）尽量拖延。他认为第一个方案不行，因为新界在经济和战略上对香港至关重要；第二个方案也不行，会引起美国的不满和非议（战时英国对美国有很大的依赖性）。因此，他认为应该选择第三个方案，能拖就拖。对于这位司长的主张，外交大臣艾登认为是既不坚决又不明朗，竭力表示反对。他倾向采取第二个方案，即断然宣布九龙租借地不属于本条约的讨论范围，拒绝归还。艾登的主张得到丘吉尔的大力支持，并在11月30日英国战时内阁会议上作出了相应的决议。英国对九龙租借地的政策，因以大定。
11月30日，薛穆按照英国政府的指示，向宋子文宣布英国不准备同中国谈判九龙租借地问题。宋子文反复重申了中国收回该租借地的原则立场。双方发生争执，未有结果。蒋介石得知这一情况后表示，中英新约内如果不包括收回新界的内容，他就拒绝在条约上签字。谈判陷于僵局。
在此情况下，中方首席代表宋子文发生了动摇。他为了打破谈判僵局，准备拿原则做交易，在九龙租借地问题上对英让步。但他不敢对蒋介石直陈他的主张，于是请求当时正回国述职的外交界元老、驻英大使顾维钧去劝说蒋介石对英让步。顾维钧受托前往，对蒋介石说，他“明白委员长的意思，说送来的礼物应当一次送来，可是英国愿意分两次送”，“依我看还是先收下这第一份为宜，可以暗示我们正等待这第二份礼物的到来，这样可以不致引起什么误解”；而且，战时盟国间的“团结一致”“极为重要”。顾维钧的劝说对蒋介石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在此后的谈判中，英方继续坚持殖民主义的顽固立场。宋子文为了使谈判不致完全破裂，退而要求英方发表一项表示今后愿归还九龙租借地意向的声明，为此中方在战争结束前决不催促英国归还九龙租借地，同时着重宣布，如果英方连这样的意向也不表示，中国将不在条约上签字。对此，英国只同意“于取得战争胜利后讨论该租借地的前途问题”，不愿就战后归还该租借地作出任何承诺，甚至以英方也要“拒绝签订新约”相威胁。恰在此时，正对中国进行血腥野蛮侵略的日本，为了搅乱人心、挑拨盟国间关系，提出“尽速撤消”日本在华租界及治外法权等特权，以示“中日亲善”，以图抢在中美、中英之前与汪伪订约。蒋介石在英国“拒签新约”、日伪可能抢在中英之先订约的双重压力下，向英国作了根本性的让步，于1942年12月31日指示国民政府正式同意不将收回九龙租借地问题与取消治外法权等问题合并提出。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对英外交，颇费心神”，“九龙（租借地）交还问题英坚不愿在新约内同时解决”，他只得“暂忍之”，同意在中英条约上签字；“待我签字之后，另用书面对彼说明，交还九龙问题暂作保留，以待将来继续谈判，为日后交涉之根据。”他还信誓旦旦地写道，作为“最后手段”，他准备“一俟战后，用军事手段（将九龙租借地）由日军手中取回。则彼虽狡猾，亦必无可如何。”
蒋介石的本意是赶在日伪之前于1943年元旦签订中美、中英新约。但由于英国拖延，直到1943年1月11日才签订这两个条约（日伪条约已于 1月9日签字）。在当天于重庆签字的《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中，只字没有涉及九龙租借地问题。同一天，宋子文照会薛穆，声明中国政府对九龙租借地“保留日后提出讨论之权。”战时中国收回九龙租借地的交涉，至此又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
1942年是中国废除列强在华特权和不平等条约的有利时机。不能讳言，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虽然对英美有严重的依赖性，但当时确想乘机收回尽可能多的外人在华利权。通过1943年1月的中英新约，中国废除了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和1901年的辛丑条约，收回了北平使馆租界及上海、厦门公共租界的行政管理权，收回了天津、广州的英租界，如此等等。这件事发生在英国用炮舰打开中国大门、逼签中英《南京条约》，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100周年之际，不能不说是历史的巧合。这是中华民族废除不平等条约斗争史上的一件大事。这个成就的取得，从根本上说，应当归功于正与日寇浴血奋战的中国人民。
然而应该指出，此次交涉中未能收回九龙租借地，确是国民政府的无能。国民政府在中美、中英新约签订后的第二天发表的文告中，宣布中国自此已获得与各国“并驾齐驱”的“完全独立平等自由之地位”，未免言过其实。此次中国未能收回九龙租借地，固然是英国坚持殖民主义所致，但与国民政府争取不力、态度软弱也有直接关系。如上所述，当时收回九龙租借地，有绝好的国际国内条件。本应把握时机，据理力争，坚持原则，以求成功。即使英国顽固不让，也不妨拒签新约，以待来日。即便如此，英国亦无法责难中国破坏盟国团结。相反，英国作为中国盟国，抓住在华租借地这种特权不放，倒是有害于盟国团结的。故条约不成，失理仍在英方。在当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民族解放浪潮空前高涨，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崩溃已经不可逆转。即使新约暂时不订，战争胜利以后，英国岂能长期保持在华特权和租借地不放？宋子文作为中方首席代表，不能洞察世界大势，目光短浅，心理软弱，企图以妥协退让来换取与英国的“团结”，结果中国愈退，英国愈进，终于造成中方有理而受挫，英方无理而制胜的局面。对此，宋子文是不能辞其咎的。至于蒋介石，他虽然想收回九龙租借地，并为此作了一些努力，但在英国死硬的立场面前，仍没有坚持到底，最终还是对英国委曲求全，致使收回九龙租借地一事功亏一篑，坐失良机。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收复香港的良机再至。可是，由于蒋介石奉行矛头对内、坚决反共的错误政策，急于抢夺抗战胜利果实，他早已把自己关于战后重新提出交涉和“用军事力量从日军手中取回”九龙租借地的誓言忘到九霄云外；相反，倒是急急忙忙地向英国宣布他对香港“没有野心”。结果是让英国抢先重新占领了香港。不仅如此，蒋介石作为同盟国中国战区（香港属于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本有权接受香港日军的投降，可是最后连这个受降权事实上也被英国人夺去。这是国民政府在收复香港问题上的第二次坐失良机，是对“四强”之一中国的莫大讽刺，也是它的历史悲哀。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告了中国半殖民地时代的终结，第一次为香港地区的回归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着我国国力的日趋强盛、香港新界租期的行将届满和国际形势出现有利的变化，到80年代初，收回香港提上了议事日程。1984年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原则上最终解决了香港的回归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不久前产生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任命了特别行政区政府的主要官员，香港的顺利回归和平稳过渡已在意料之中。这是“一国两制”伟大构想和港人治港方针的成功实践。百年屈辱，即将涤荡殆尽，国人无不为此而扬眉吐气，并对回归后香港的繁荣稳定充满信心。
在欢庆香港即将回归的同时，我们切不可忘记收复香港的漫长而艰苦的历程，当思今日成就的取得来之不易。收复香港的百余年历史，再一次向我们证明了落后必挨打、弱国无外交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证明了一个闭关自守、不求革新、内部不稳、国力不振、腐败落后的国家，是断不能保持自身的独立和领土完整的，要求它“重头收拾旧山河”，也是不可能的。只有在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社会主义，才能最终实现中华民族几代人为之奋斗的夙愿，只有改革开放，保持稳定团结，自立自强，力争先进，不断增强国力，才是唯一的卫国兴邦之道。

『伍』 谁知道香港立法委员会主席是谁

范徐丽泰

『陆』 黄英豪的介绍

黄英豪，男，1967年出生，广东江门人，英国根德大学法律系毕业，曾是最年轻的临时立法会议员。现任投资公司Perfect Ace Investments Limited(PAIL)董事，全国政协委员。2015年8月1日，香港廉政公署落案起诉PAIL现职董事黄英豪，以及两名前任董事徐传顺和尹应能，控告他们涉嫌就上巿公司海域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海域化工)的重组，向该公司一名前任执行董事提供利益；而其中一人另被控就海域化工一项收购项目，以认股权行贿海域化工前任执行董事。

『柒』 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的演变

立法会在过去一个半世纪经历了不少重大转变，由作为一个谘询组织演变为一个具职权以制衡行政部门的立法机关。现载述立法会自1843年起的演变如下：
1843 设置立法局，连总督在内，共有四名官方议员（总督兼任议员及主席）。
1844 立法局举行首次会议。
1850 委任首两名非官方议员。
1857 增委两名官方议员及一名非官方议员。
1884 扩大立法局的成员人数至七名官方议员及五名非官方议员，其中包括一名华人。
1896 进一步扩大立法局的成员人数至八名官方议员及六名非官方议员。
1929 立法局共有10名官方议员及八名非官方议员，其中包括三名华人及一名葡籍人士。
1976 立法局共有最多可达23名的官方议员（包括五名当然议员），以及23名非官方议员。
1983 立法局共有最多可达29名的官方议员（包括四名当然议员），以及29名非官方议员。
1984 立法局共有最多可达29名的官方议员（包括四名当然议员），以及32名非官方议员。
1985 立法局举行有史以来首次选举後，共有11名官方议员（包括四名当然议员），以及46名非官方议员，其中22人由总督委任，12人由功能组别选出，一人由全体市政局议员推选，一人由全体区域市政局议员推选，另外10人由各区全体区议员组成的选举团选出。
1988 增设两名由功能组别选出的议员，以取代两个委任议席。
1991 总督在立法局议员中委任一人为副主席，负责主持立法局会议。立法局成员包括四名当然议员（包括总督，他仍为立法局的主席及议员，但不再出席该局的会议），18名委任议员和39名选任议员。选任议员中，21人由功能组别选出，另外18人则由全港各地方选区以直接选举方式选出。
1993 总督不再出任立法局议员，并於2月将立法局主席一职移交一位由全体非官方议员互选出来的议员担任。
1995 在英国统治下之最後一届立法局60名议员全部由选举产生，其中30名由功能组别选举产生，20名由地方选区选举产生，10名由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立法局主席由议员互选产生。
1996 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於1996年3月24日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决议通过成立临时立法会。负责筹组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的400名推选委员会委员，於1996年12月21日选出60名临时立法会议员；推选委员会亦负责选出第一届行政长官。

『捌』 香港立法会的透明

香港回归后享有立法权，立法会是特区的立法机关。回归后的十年，立法会经历了临时立法会议员和两届立法会议员的选举，范徐丽泰三度当选为立法会主席。对于这十年的变化，范太说，立法机关可以说越来越透明，比港英时代还要透明。对于香港的未来，她很有信心，因为有强而有力的国家作后盾，而且香港人有“永不言败”的精神！
在中环皇后像广场的一侧，有幢百年的古老英式建筑，上面三角楣饰的顶部，竖立一尊泰美斯女神雕像，女神右手持着代表公正的天秤，左手持着象征权力的剑。女神蒙上双眼，表示法律精神不偏不倚，公正严明。这幢建筑作为港英时期的立法局和特区立法会的办公地点，已经有三十二年了。
然而，回归前，市民并没有机会参观这幢大楼的设施。范徐丽泰在大楼的办公室接受中新社记者访问时说：“回归后，立法会才开始对外开放，欢迎市民前来参观，包括立法会主席办公室都开放。而且，在立法会的网页上，所有委员会开会的时间、议程、记录和完成的报告，以及讨论的文件，都可以在网页上找到。”
横跨港英时期的立法局、特区临时立法会及立法会三个历史阶段，范太可谓阅尽香江政坛沧桑。但她认为，香港回归后十年，立法会的功能和角色得到发挥。如今香港市民对政治的参与提高，平时也会观察立法会议员的言行。立法会的透明度，拉近了与市民的关系。
她指出：“回归前，统治香港的是港督，他是英女王的代表。在港督委任下，才有行政机关和立法局。港英是在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后，才引入代议政制，然后才有选举。之后，香港市民才有机会投票选出自己的代表。现在，六十名立法会议员都是经选举产生的。立法会也重视向选民的交代。”
回归后十年的情况，是否如她之所料，范太坦承，有很多事情，确实之前从来没有想过，但却发生了，例如经济泡沫的爆破、经济曾持续多年的低迷，沙士疫情等。“但是，这些事情提醒我们，必须要‘居安思危’，时时要有准备可能会面对突然发生的危机。然而，在逆境中，我们也看到香港人那种‘永不言败’的精神。”
她认为：“香港人往往能够困难中找到新的机会，努力去发展这些机会，这种不怕困难、全力以赴的精神，很难得！当然，香港人在很多方面还要自我增值，包括对内地的了解，大有提升的空间。但是，香港人不怕转变，而且往往在新的转变中，找到新的机会。”
对香港的未来，范太表示：“我有信心！因为，香港有强而有力的后盾--国家，如今国家经济正在胜飞，在这一过程中，香港的专业服务、金融服务、贸易经验，以及香港人的创意能力，可以和内地互补不足，相辅相成。香港和内地的合作，可以在开拓国际市场方面实现双赢。

『玖』 香港立法会大楼的香港立法机关会议场地

在最高法院大抄楼被改作袭立法局大楼之前，香港立法局会议场地如下： ·旧中区政府合署（1930年代至1941年、1945年至1957年）·中区政府合署（1957年至1985年）
由于中英两国就政制过渡安排谈判破裂，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组建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于1996年12月选出临时立法会。为避免香港同时存在两个立法机关，临时立法会于香港主权移交前的日常运作及会议均在深圳市进行。曾经暂作为临时立法会会议场地的地点如下：
·深圳华夏艺术中心正厅（1996年12月至1997年6月）
·香港会议展览中心新翼（1997年7月1日） ·庄士敦楼（1843年至1846年）
·坚道总督官邸（1846年至1855年）
·总督府（1855年至1930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