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的法治

A. 西方法制特征及主要表现

小谈西方法制文明的特征

从原始社会起，人类逐步产生了许多道德规范、宗教规范等初级的社会规范。而随着阶级的产生，私有制和商品经济的产生，这些社会规范首先表现为习惯，而后便形成了法律。西方法制文明犹如一颗璀璨明星在历史的银河中熠熠生辉。而西方法制文明的重要特征就是西方资产阶级法律的产生和发展。

在欧洲中世纪后期，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成长，逐步出现了带有资本主义因素的法。罗马法、日尔曼法、教会法和商法是西方资产阶级法律的四大渊源。

一、罗马法

罗马法是东西罗马帝国全部法律的总称。它随着罗马社会的变迁，吸收了古希腊自然法思想、法治思想，经历了近千年的变迁，最终成为了古代奴隶制社会最发达、最完备的法律体系。法德等国以罗马法为基础，逐步形成了大陆法系。

二、日耳曼法

日尔曼法是西欧早期封建时期适用于日耳曼人的法律总称。被当时的罗马人称为“蛮族法典”。日尔曼法是继罗马法之后在西欧形成的一种法律体系。法国、德国吸收了大量的日耳曼法中的内容，而英国普通法更是保存了大量的日耳曼法因素。

三、教会法

教会法，也称寺院法，形成于基督教与教会产生和演变的过程中。主要分为三个阶段：

（一） 形成阶段（公元4－9世纪）

形成时期的教会法确定了罗马皇帝与主教“二元化”的管辖原则，但是仍受世俗王权的约束。

（二） 鼎盛阶段（公元10－14世纪）

这个时期的教会法在法兰克帝国的解体和东西教会分裂的背景下发展至鼎盛。

（三） 衰落时期（15世纪以后）

随着15世纪科学与人文思想的发展，16世纪的宗教改革，17、18世纪资产阶级政权的确立，教会势力日趋衰落。但是教会法作为一个法律体系保存了下来，成为资产阶级各国立法的重要渊源之一。

四、商法

商法的发展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一） 古代商事法规

在简单的经济条件下，没有明确的“商法”概念。但是在早期确实存在着有关商事方面的法律规范。

（二） 中世纪的“商人法”

商法实际上产生于中世纪。中世纪欧洲商业的复兴导致了商人阶级的产生，而商人法正是商人的一种自治法。这种商人法是近代西方国家商法典的前身。

（三） 近现代商法

近现代商法包括三个体系：

（1） 法德为代表的商法体系

（2） 英美为代表的商法体系

（3） 社会主义商法体系

B. 试述英美法中的法治精神，利用外国法制史的知识

在中世纪之后,西方国家开始进入近代的发展阶段。这是一个崭新的时代。过去曾经被半遮半掩地加以讨论的问题,这时已公开化。先从政治思想家对于法治问题的认识谈起。

首先是英国的洛克,因为他对于确定西方近代以来的政治法律思想有特别重要的作用。洛克的法治主张包括个别要求和一般原则两个方面。就个别要求而言,洛克在《政府论》中强烈主张国家的最高权力机———立法机关“应该以正式公布的既定的法律进行统治。”而所谓一般原则是指:“无论国家采取什么形式,统治者应该以正式的和被接受的法律,而不是以临时的命令和未定的决议来进行统治。” 除主张权力必须根据法律来行使之外,洛克还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他说:“这些法律不论贫富、不论权贵和庄稼人都一视同仁,并不因特殊情况而有出入。” 洛克在他的《政府论》中主要讨论了什么是政府权力以及它的限制等问题。在当时,英国的政治制度并没有权力分立的特点,它与其说是权力分立,不如说是不同权力的并存,而且还是一种不伦不类的并存。洛克的伟大贡献在于,他把这种混乱的、多种权力并存的政治现实概括为权力分立,从而使它获得了理论上的合理性。

在洛克之后,法国的孟德斯鸠也曾经研究过法治问题。与同时代的思想家相比,孟德斯鸠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法学家。他在自己的著作中表现了丰富的法律知识,在他生活的时代,他可以说是最博学的法学家,而且他还提出了自己的法理学观念。事实上,他不仅提出了最广泛的法律定义：法是由事物的性质产生出来的必然关系,而且还提出了自己的理解法律的方式,即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来理解法律。孟德斯鸠在分权制衡理论方面论述较为系统,且影响较大。首先,孟德斯鸠认为自由是是法律的重要精神之一,法律应可能地体现自由和保障自由。他在《论法的精神》中着重阐述了自由与法律的关系,并说明它已在英国的法律中建立起来了。孟德斯鸠认为,自由或是政治自由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那么,如何才能取得政治自由呢? 为此,他讨论了法律自由的关系,认为自由分为两种,一是哲学上的自由,二是政治上自由。他根据自己在英国的观察发现,政治自由不是人们追求道德的结果,而是精心组织的政治制度的产物。第二,与一些抽象论述自由价值的理论不同,他意识到了自由与政治体制密切关联。他精辟指出, “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 第三,在他看来, “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因为权力不受约束是可怕的,而法律的约束与人民的约束都远没有权力之间的约束来得更直接和更有效。第四,要保障政治自由,就必须实行三权分立,各司其职,任何一个机关都不能绝对凌驾于其他机关之上,独断专行,从而达致政府权力的动态平衡。

继孟德斯鸠之后的法国另一位著名思想家是卢梭。卢梭在许多方面都不同于时代的其它思想家,但是,也有相同之处,即他也是明确主张法治的,并且把是否实行法治作为共和政体的惟一标志。他在《社会契约论》中就表示:“凡是实行法治的国家无论它的行政形式如何我都称之为共和国。” 卢梭的法治思想大致上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即立法和守法。就立法而言,卢梭特别强调法律自身的记录,它以“自由和平等”为自己的两大主要目标。就守法而言,在卢梭看来,遵守法律不是什么耻辱,而是公民的骄傲。他主张,任何人都不能摆脱法律的光荣束缚,而且这种束缚不仅仅是严厉的纯粹的限制,它还是温和而有益的约束,有益于人们追求善业。卢梭心目中所向往的是小国寡民的直接民主制。因而他极力反对分权主张,认为主权是不可分割的,分权则是对主权生命有机体的肢解。

在16 世纪至18 世纪,西方启蒙思想家在探索具有正当性的社会秩序的过程中,提出了法治思想,但是他们并没有对法治的概念及其要素予以明确界定。自19 世纪中后期,才有学者开始系统论述法治的概念、原则、要素。他们所论述的法治,主要是民主形式法治。实践中,这种法治在西方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也成为主导的型式。

在19 世纪后期,英国法学家戴雪结合本国的宪政和法治实践,提出了法治三原则。它们是:“除非明确违反国家一般法院以惯常合法方式所确立的法律,任何人不受惩罚,其人身或财产不受侵害”;“任何人不得凌驾于法律之上,且所有人,不论地位条件如何,都要服从国家一般法律,服从一般法院的审判管辖权”;“个人的权利以一般法院中提起的特定案件决定之”。与前人相比,他的认识似乎有这样一些特点:首先,他的法治观念完全是对英国当时法律的理论抽象。第二,他不再把法治看作是理想,而是当作事实,并视其为英格兰政治制度的特点。第三,他的法治观念主要包括个人与法律的关系。第四,英国宪法的原则来自于具体案件的司法判决,从而突出英国法律的特点是法官造法。戴雪的法治观念是从观念向制度转移的一个里程碑。但是戴雪的法治观念也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他的法治观念仅仅基于英国的经验,不具有普遍性;其次,他虽然强调法律至上,但并没有考虑到“恶法”之治的可能性;最后,他所要保护自由仍然是消极自由;他强调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仍然是一种掩盖实际不平等的形式平等。

与戴雪同时期的德国学者们也对法治问题思考,经过几代人的长期努力,他们为世界贡献了“法治国” ——英语“法治”一词的德语表述。德国最著名的哲学家康德为法治国概念的产生准备了基础。在康德的政治思想中有三个要点: (1)国家与法律是密切联系有一起的。(2)国家与法律密切联系的关键在于它们都是人类理性的产物。(3) 国家与关系的核心是国家必须依法管理,国家的统治者依照法律的规定行使权力。在康德之后,德国思想家洪堡也曾经论述过国家权力与公民自由之间的关系。他坚持认为国家的目的不是积极地为公民的幸福创造条件,相反,国家的目的是消除罪恶。由于这两个思想家在理论上重新安排了国家权力、法律与自由之间关系,从而为后来法治观念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C. 求西方现代法治的形成

中世纪的西欧各国，除了英国以外，主要是奉行神治的社会。但是，至中世纪后期，有人开始主张法治，德国神学家尼古拉斯在15世纪重申了古老的格言：“万民之事应由万民决之”；法律应由守法者（或由其中多数）定之。在法国，格尔森认为，人们所赖生活者，习俗也，非经此种习俗之认受，法律无效。英国的福蒂斯丘宣称，未经王国三个等级之许可，国王无权立法。在西班牙，科尔特斯和莱昂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法律绝非仅为君王意志之物。当然，在这一时期，相反的论调也不绝于耳，许多人主张君王有无限制的立法权。
关于社会应服从何种权威的统治，一些人开始主张法律权威至上，其核心问题在于君王是否应服从法律的统治。法国的格尔森主张，未经正当程序，国王不得处死任何人；国王应服从最高法院的管辖；君王虽不受法律的羁束，但出于为其臣民树立榜样之故，也应依据他们自己所立的法律活动。英国的福蒂斯丘强调国王不得超越法律之上，即便与王命相违，法官仍可依法做出判决。在德国，尼古拉斯认为一切权力源自人民，并以耶稣为例指出：“耶稣服从法律，他不是废弃它，而是成就它”。意大利的马基亚维里也认为，法国的幸福状态在于人民确知国王在任何时候都不违法，那里“依法生活”，“如必要则由法院更新法律”，“甚至最高法院针对君王的判决，该判决也足以使君王就范”。在这一时期，关于法律权威高于君王的思想不断被提出，当然，君王无须服从法律的观点也十分流行。
进入17世纪后，法律权威至上的主张日益占据了上风，其中最著名的是英国1612年发生的一场争论。在争论中，英王詹姆斯一世宣称自己是上帝之下的最高裁判者，有权对司法管辖权的冲突问题做出裁决。时任普通诉讼法院首席法官的柯克与国王的观点针锋相对，以“王居万民之上，惟居神与法之下” 。
如果说其他人关于法治的主张还不够明确的的话，那么，在资产阶级革命后，英国在实践上已经提供了一个较明确的范例。经历这个过程的洛克，在总结英国实践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法治的主张：“处在政府之下的人们的自由，应有长期有效的规则作为生活的准绳，这种规则为社会一切成员所共同遵守，并为社会所建立的立法机关所制定。”在洛克看来，法治就是“以正式公布的既定的法律来进行统治，这些法律不论贫富、不论权贵和庄稼人都一视同仁，并不因特殊情况而有出入”。可见，洛克明确主张一切人都应服从法律的统治，并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他虽然存有某种保留，认为国王享有某些特权，但同意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在1609年的讲演中所表达的观点：国王一旦不依照“法律来进行统治，就不再是一个国王，而堕落成为一个暴君了”。
实际上，在16至19世纪，西方启蒙思想家虽然论证角度不同，例如有的从自然法出发，有的从历史角度出发，有的从功利角度出发，有的从哲理角度出发，但是，他们几乎都直接或间接、明确或隐含地主张实行法治。在他们看来，神治是现代理性主义所旨在攻破的传统堡垒，自然在摒弃之列；德治缺乏明确性和具体操作性，难以收到预期效果；人治不过是专制的代名词，启蒙思想家所极力反对的恰是披着神圣外衣的专制主义的人治。他们主张，人类应建立这样一种人间秩序：生活于其中的人们既能享有自由又能实现群体合作，既能真实地表达民意又能进行有效的政府管理，既能享受增加的效率又能受到公平对待。为此，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寄望于法治。

D. 中国的法制和外国的有什么不同

最根本的一条：
中国规定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私人财产受保护；而国外是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是本质的不同。
外国法制经过多年发展，已经十分完备具体；而中国因为封建王朝和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较长，民主政权建立较短，法制还很欠缺。
外国法制大多比中国法制处罚要轻。

E. 1.请结合实际，论述西方国家法治原则的基本内容。（200字以上）

西方现代法治是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的产物。它以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作为哲学基础，与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价值多元的文化密切相关，成为西方现代治理社会、管理国家的主要治道。在世界性的现代化过程中，西方现代法治理论与实践对非西方国家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世纪的西欧各国，除了英国以外，主要是奉行神治的社会。代表人物如德国神学家尼古拉斯（Nicolas}。但是，至中世纪后期，有人开始主张法治，当然，在这一时期，相反的论调也不绝于耳，许多人主张君王有无限制的立法权。
关于社会应服从何种权威的统治，一些人开始主张法律权威至上，其核心问题在于君王是否应服从法律的统治。法国的格尔森主张，未经正当程序，国王不得处死任何人；国王应服从最高法院的管辖；君王虽不受法律的羁束，但出于为其臣民树立榜样之故，也应依据他们自己所立的法律活动在德国，尼古拉斯认为一切权力源自人民，并以耶稣为例指出：“耶稣服从法律，他不是废弃它，而是成就它”。意大利的马基亚维里也认为，法国的幸福状态在于人民确知国王在任何时候都不违法，那里“依法生活”，“如必要则由法院更新法律”，“甚至最高法院针对君王的判决，该判决也足以使君王就范”。在这一时期，关于法律权威高于君王的思想不断被提出，当然，君王无须服从法律的观点也十分流行。进入17世纪后，法律权威至上的主张日益占据了上风，其中最著名的是英国1612年发生的一场争论。在争论中，英王詹姆斯一世宣称自己是上帝之下的最高裁判者，有权对司法管辖权的冲突问题做出裁决。时任普通诉讼法院首席法官的柯克（Coke）与国王的观点针锋相对，以“王居万民之上，惟居神与法之下” （quo Rex non debet esse sub humane, sed sub Deo et lege）的古老名言回击国王。如果说其他人关于法治的主张还不够明确的的话，那么，在资产阶级革命后，英国在实践上已经提供了一个较明确的范例。经历这个过程的洛克，在总结英国实践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法治的主张：“处在政府之下的人们的自由，应有长期有效的规则作为生活的准绳，这种规则为社会一切成员所共同遵守，并为社会所建立的立法机关所制定。”在洛克看来，法治就是“以正式公布的既定的法律来进行统治，这些法律不论贫富、不论权贵和庄稼人都一视同仁，并不因特殊情况而有出入”。可见，洛克明确主张一切人都应服从法律的统治，并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他虽然存有某种保留，认为国王享有某些特权，但同意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在1609年的讲演中所表达的观点：国王一旦不依照“法律来进行统治，就不再是一个国王，而堕落成为一个暴君了”
实际上，在16至19世纪，西方启蒙思想家虽然论证角度不同，例如有的从自然法出发，有的从历史角度出发，有的从功利角度出发，有的从哲理角度出发，但是，他们几乎都直接或间接、明确或隐含地主张实行法治。在他们看来，神治是现代理性主义所旨在攻破的传统堡垒，自然在摒弃之列；德治缺乏明确性和具体操作性，难以收到预期效果；人治不过是专制的代名词，启蒙思想家所极力反对的恰是披着神圣外衣的专制主义的人治。他们主张，人类应建立这样一种人间秩序：生活于其中的人们既能享有自由又能实现群体合作，既能真实地表达民意又能进行有效的政府管理，既能享受增加的效率又能受到公平对待。为此，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寄望于法治。
对于西方现代启蒙运动各家各派的法治理论，难以一一尽述，以下拟以自然法学派的法治理论为重点阐述西方现代法治理论的形成，并分析它们对实践的影响。

（一） 社会契约论

这是西方现代政治和法律思想的重要论证基础。这种理论认为，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存在一个自然状态，那时，财产共有，没有国家，没有法律，存在的是一种自发秩序，人们在交往互动中，依据自然法行使自然权利。在洛克看来，那是一种“完备无缺的自由状态”，“是一种平等的状态”，“没有一个人享有多于别人的权力”。在卢梭的描述中，自然状态是一种理想的黄金时代：人们享受着自然的自由和平等，如果说存在不平等，那是自然的不平等，而政治的“不平等在自然状态中几乎是人们感觉不到的”；人们遵照“你要人怎样对你，你就怎样对人”的“黄金规则”和朴素情感，维持一种自然的公平。那时，人们没有善恶之分，所以那里不存在恶行；没有荣辱之念和“你的”、“我的”之别，所以“不易发生十分危险的争执”[。霍布斯基于人性恶的前提，认为自然状态下的人受着欲望的驱使，自私自利，残暴好斗，“在没有一个共同权力使大家慑服的时候”，出于竞争、猜疑和荣誉，人们便处在“战争状态”，即“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按照霍布斯的思路，自然不难理解人们何以要摆脱自然状态而进入社会状态。因为在那种毫无安全保障的状态下，人们在一种类似狼与狼的关系中，自然权利没有保障，而是如同其他动物一样，依照优胜劣汰的“丛林规则”生存或灭亡。于是，人们便达成社会契约，把自己的自然权利转让给国家，由国家负责保护人们的自然权利社会契约思想的意义在于：第一，它强调了人类联合、协作的必要性，指出了人的社会属性，即个人的自由只有通过群合才能实现。第二，它把社会的组成置于社会契约之上，认为政府以及国家的存在基础是社会成员的契约，即人们的同意，而不是神意或强权，从而拒斥了神治和人治。这反映出一种理性精神。第三，它认为政府或国家存在的正当性源于人们的协议，而不是基于神圣的安排或“克里斯玛”（charisma）的权威。这其中潜含着民主气质。第四，这种理论设定了政府或国家存在的目的，即更好地保障社会成员的自然权利。这隐含着人权高于主权的理念。第五，人们在达成这种社会契约时，每个人都处于平等的地位，即他们平等地转让了自己的自然权利，平等地参与了政府或国家的构建过程，那么，在政府组成之后，每个人的自然权利都应得到同等保护。这为人人权利平等的观念提供了逻辑前提。
二） 自然权利观

按照社会契约理论，人们通过订立协议进入社会状态后，自然权利并未损失，而是在政府或国家的保护下能够得到更好地实现。那么，自然权利包括哪些内容呢？这需要对自然权利的基础加以阐述，即，人们凭靠什么享有自然权利？自然权利究竟包括哪些内容呢？不同学者持有不同观点，格老秀斯认为，自然权利包括所有权、婚姻权、公平购买生活品权、父母照顾子女权、多数优于少数权、埋葬死者权等。在洛克看来，自然权利包括财产权、生命权、自由权、反抗权等，他尤其强调财产权利的重要性。杰斐逊认为，自然权利主要是指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种自然权利观体现在他所起草的《独立宣言》中。卢梭没有明确列举自然权利，但从他的论述中，自然权利至少包括自由权、平等权和财产权等，其中自由权具有优先的地位。霍布斯认为，自然权利“就是每一个人按照自己所愿意的方式运用自己的力量保全自己的天性——也就是保全自己的生命——的自由。”这一定义中包括含了自由权、平等权和生命权。沃尔夫（Wolff）基于人性和人的自然平等，主张自然权利包括自由、安全和自卫的权利。从总体上讲，自然权利主要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平等权、财产权、追求幸福权以及反抗权等。1787年的《美国宪法》并没有直接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1791年的《人权法案》弥补了这一缺陷。作为《美国宪法》的前十条修正案即《人权法案》较为具体地规定了公民享有的基本权利，它们包括言论和出版自由、和平集会和请愿自由以及信仰自由，对于这些基本权利，国会不得制定法律加以剥夺。此外，还规定了以下四种权利：一是不可侵犯的权利，包括保护身体、住所、文件、财产的权利；二是程序和诉讼权利，包括正当程序权、被告的受陪审审判权、辩护权及不被强迫自证其罪权；三是人道主义的处罚权，包括被告享有免受被课以过多保释金、过重罚款或被施以酷刑之权；四是自卫的权利，如公民有备带武器的权利；等等。在英国，基本权利和自由没有在成文宪法中予以规定，主要是在诉讼中通过程序的机制予以保护。在法国，1789年的《人权宣言》明确宣布了人民享有“自然的、不可剥夺的和神圣的人权”。该宣言第2条明确规定：“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存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为了保护这些基本权利，这部宣言还确立了法治的基本原则，其中包括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正当程序原则、罪刑法定原则、无罪推定原则等。1791年的《法国宪法》明确规定，“宪法保障下列的自然权利和公民权利”：受平等保护权、言论、出版和表达思想的自由、信仰自由、迁徙自由、和平集会自由、请愿自由、财产权、正当程序权等。并规定，一般情况下，立法机关不得制定任何法律损害或妨害这些“自然权利和公民权利”。在其他西方现代国家的早期宪法中都直接或间接确认了某些基本权利，并由这些基本权利派生出许多其他重要的人权。保障这些权利不受侵犯，成为现代法治的主旨。
三） 主权在民思想

在17世纪中叶，英国下议院就提出了主权在民的观点，它宣称：“在上帝之下，人民是一切正当权力的起源。”稍后，洛克在理论上系统表达了主权在民的思想。首先，洛克认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对外权都是由人民委托或授权的国家权力，人民是委托者，有权收回委托或授权。其次，基于人民同意和授权的立法机关在国家权力中居于最高地位，“其余一切权力都是而且必须处于从属地位”，但是，对于立法权的行使，也必须服从四种限制：以正式公布的法律来进行统治，对所有人一视同仁；法律必须符合为人民造福的终极目标；未经人民或其代表的同意，不得对人民的财产课税；不得转让立法权。这样，人民成为了终极权威。第三，他承认国王享有某些特权和豁免权，但是，国王也是受人民委托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力，如果滥用权力，滥施暴政，“使自己与人民处于战争状态”，那么，“有什么办法能阻止人民不来控诉他这个已经丧失其国王地位的人，如同对待与他们处于征战状态的其他任何人一样呢？”甚至在国王与一部分人民发生了纠纷的场合，适当的裁判者也是“人民的集体”，而不是其他权威。最后，由谁来判定立法机关或国王是否辜负了人民的委托呢？洛克的回答是：“人民应该是裁判者”，因为人民是权力的委托者。主权在民思想通常具有以下含义：第一，人民享有的某些基本权利是自然权利，这些权利是与生俱来的权利，任何人不能剥夺；第二，人民转让自己的某些权利是为了更好地享有这些权利，这些权利并不因转让而消失或缩减，而应增值；第三，政府存在的目的在于保护人民的权利，政府必须按照这一宗旨行使权力，否则，人民有权抵制政府滥用权力，有权更换政府，甚至有权以暴力推翻压迫人民的政府。

主权在民的思想对后来的法治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1776年美国的《独立宣言》宣布，正当的权力源于民众的同意，人民享有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如果政府违背民意，人民则有权改变乃至推翻政府。1791年的《人权法案》第10条规定：“本宪法所未授予中央或未禁止各州行使的权力，皆保留于各州或人民。” 法国1789年的《人权宣言》明确宣布了主权在民的原则。该宣言第3条明确规定，全部主权归人民所有，“任何团体、任何个人都不得行使主权所未明白授予的权力”；第2条规定，人民享有反抗压迫的权利；第4条和第5条规定，人民的自由只受自己制定的法律的限制，不受其他限制，法律未禁止的行为均不得妨碍，不得强迫任何人从事法律所未规定的行为。1993年的《法国宪法》专设“人民的主权”一章（第7—10条）。它规定，享有主权的主体是法国全体公民：人民直接选举代表；人民委托选举人选举行政官员、公共仲裁人、审判人员；人民负责议定法律。在英国，法律虽然没有直接宣布人民主权的原则，但议会主权的原则便是人民主权原则的间接体现。在1688年的“光荣革命”后，议会取得了不受限制的立法权。此前，议会立法要受到国王的限制。同时，议会有权对大臣进行质询和对政府的决策进行讨论和辩论，实行内阁责任制后，议会有权对内阁投不信任票，迫其辞职，主权在民思想在现代法治实践中通常以下列方式体现：一是在宪法中直接规定人民享有某些不可转让的基本权利，对于这些权利，政府不得以任何理由剥夺、缩减或限制；二是禁止政府制定侵害基本权利或妨碍人民享有基本权利的法律，这类法律被认为是恶法；三是虽然宪法宣布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但是，现代大型国家往往实行代议制，人民无法直接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力，只能将权力委托给选出的代表，由他们将人民的意志经过协调之后表达为法律，而法律至上和议会至上的原则间接体现了主权在民的思想。

（四） 分权制衡理论
卢梭心目中所向往的是小国寡民的直接民主制。因而他极力反对分权主张，认为主权是不可分割的，分权则是对生命有机体即主权的肢解。但是，其他一些启蒙思想家则主张分权。他们认为，在难以实行直接民主制的地方，人民授权政府以符合民意的方式行使权力，在许多情况下难以保障人民的授权得以实现。为了防止政府滥用权力，滥用暴政，有效的方式是采取分权制衡的方式。洛克主张把政府权力分为立法、行政和对外三种权力，其中立法权处于至上地位。孟德斯鸠则主张把政府的权力分为立法、行政和司法三种权力。

实际上，在分权制衡理论方面，孟德斯鸠的论述较为系统，且影响较大。首先，孟德斯鸠认为自由是法律的重要精神之一，法律应尽可能体现自由和保障自由。为此，他探讨了法律与自由的关系，认为自由分为两种，一是哲学上的自由，二是政治上的自由。第二，与一些抽象论述自由价值的理论不同，他意识到了自由与政治体制密切关联，“政治自由”只有在“国家的权力不被国家滥用的时候才存在”。他精辟地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第三，在他看来，“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因为权力不受约束是可怕的，而法律的约束与人民的约束都远没有权力之间的约束来得更直接和更有效。他敏锐地观察到：“当立法权和行政权集中在同一个人或同一个机关之手，自由便不复存在了。”]这时，暴政可能与恶法并驾齐驱。“如果司法权不同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了”。因为在这种场合，或者法官会随意制定符合自己意志的法律，司法专断大行其道；或者立法者会随意按照自己的意志操纵司法，使司法失去独立、公正的气质；或者司法权同行政权合一，行政机关会滥用司法权，使司法成为行政机关的玩物。当然，如果立法、行政与司法权三权合一，政治自由就更荡然无存了。第四，要保障政治自由，就必须实行三权分立，各司其职：立法机关负责制定法律，行政机关负责执行法律，司法机关负责实施法律。它们各自保持独立，彼此监督，互相制约，任何一个机关都不能绝对凌驾于其他机关之上，独断专行，从而达致政府权力的动态平衡。虽然分权理论的故乡在英国和法国，但是，它却在美国的法治实践中获得了典型体现。1787年的《美国宪法》充分体现了孟德斯鸠三权分立、互相制衡的思想。在美国，由参议院和众议院组成的国会是联邦政府的最高立法机关；以总统为首的行政当局是最高行政机关；联邦最高法院是联邦最高司法机关。根据宪法，国会作为民意代表机关，由选举产生，负责联邦事务的立法。国会对行政机关行使监督和制约权：总统与外国缔结条约和任命高级官吏，须经国会批准；对总统否决的议案，有反否决权；有权对行政行为进行调查并要求总统报告政务；有权对行政系统的高级官员涉及某些犯罪行为进行调查并弹劾他们。国会对司法机关也构成制约：对于国会的立法，只要不违背宪法，最高法院必须实施；有权对违法的法官进行弹劾；有权否决总统对联邦法院法官的提名。

作为行政机关首脑的总统对国会也构成了制约：总统行使国家元首职权，是陆、海、空三军总司令；对国会的议案有搁置否决权；可以通过“国情咨文”影响国会立法；副总统兼任参议院议长。行政机关对司法机关也有制约的功能：总统有权提名联邦系统的法官人选，但须经参议院批准。

最高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1787年《美国宪法》并未赋予最高法院以制约国会的权力。后来，联邦最高法院在1803年通过“马布利诉麦迪逊案”（Marbury v. Madison）确立了司法审查权，即联邦最高法院对国会立法是否合宪行使审查权，对其认为违宪的法律，有权宣布无效。这种制约也适用于行政系统的授权立法。此外，对于行政系统的高级官员，如果受到国会弹劾，最高法院负责审判。这样，司法机关对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都构成了制约。

在法国，宪政中的分权体制虽然没有美国那样形成明确的三权分立、互相制衡的体制，但是，分权原则也成为其现代法治的重要内容。早在1789年《人权宣言》的第16条就明确宣布：“凡权利无保障和分权未确立的社会，就没有宪法”。1791年《法国宪法》确立了君主立宪制体制下的分权模式。但是，1793年的《法国宪法》根据卢梭主权不可分割的思想，采用了“议行合一”的原则，由国民议会统一行使国家权力，执行会议行使行政职权，但不是独立机关，而是从属于国民议会。该宪法虽然规定了法院体制，但是，它们并没有独立的地位，审判人员均是由每年选举产生，明显带有司法民主的特色。1814年以后的法国宪法都不同程度体现了分权的原则。在英国，宪法中的分权体制，与其说是由于法律的规定，不如说是历史传统的产物。在中世纪的英国，国王曾经一度独揽立法、行政和司法大权。但是，由于议会逐渐发展壮大，王室法院也逐渐脱离了国王的直接控制而自成一体。于是，形成了立法、行政和司法三种权力。资产阶级革命后，王权受到了实质性削弱，议会成为最高权威，法院也更加独立，这种独立地位通过1701年的《王位继承法》获得了确认。因此，在英国，尽管分权不严格，行政机关、立法机关以及最高司法机关之间存有交叉关系，王权在名义上仍然与三种权力都相联，但是，根据传统，政府不同权力机关仍然不会发生职权不清的问题，且它们彼此之间形成了独特的相互制约关系。

综上所述，在西方现代早期，启蒙思想家反对神权政治，批判了君主专制的人治体制，探求了能够确保人民基本权利的秩序模式。最终，他们大都理性地选择了法治秩序。在他们构想的法治蓝图中，通常包括以下几个要素：其一，这种法治社会应在社会契约的基础上形成；其二，人生而自由、平等，所有人在订立社会契约时是自由、平等的，这种契约应是人们真实意志的体现；其三，人们所以同意订立社会契约转让或限制自己的自然权利，目的是为了在公民社会中获得可靠的权利保障和自由回报，政府作为人民的受托者代行管理权，必须以这一目标为归宿；其四，国家的法律必须把人们的自然权利作为基本权利加以确认和保护，只有这样的法律才是良法，只有这样的法治才具有正当性；其五，人民向整个社会而不是向政府或君王转让自然权利，政府或君王等管理者不过是人民的受托人，人民始终是主权的持有者，如果政府背弃社会契约，违背民意，人民有权收回授权，更换乃至推翻政府；其六，在小国寡民的国度，可采取直接民主制；在实行代议制的大型社会，为了防止政府滥用权力，践踏人民的基本权利，应在政府内部采取分权制衡的体制。这些要素在西方现代早期的法治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体现。

F. 为什么欧美发达国家的法治执行力就那么高

因为他们天天喊着自由，自由散漫惯了，政府官员也散漫，就算想有什么措施，落实下来也很困难

G. 国外法治与国内法治的异同

法治是历史久远的话题，针对的主要是人治。其核心观点是，个人会有情感，有偏好，不确定；领导人交替，可能改变规则和政策，引发政治不稳定。但现代西方社会强调法治不仅如此，还因现代经济社会发展引发的一系列条件。马克思在一系列著作中曾对资本主义法治理念有过比较初步但很深入的分析：法治属于一个国家的上层建筑，是由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以及其他社会条件决定的；与之相伴的法治观点并非一种抽象的理论、普遍的真理，而是对西方近现代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种回应，是对西方国家的法治实践一种理论总结，同时会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发展。
在封建的欧洲，是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封建生产方式，各个封建邦国的法律法规和风俗习惯极不统一。这种"各自为阵"的小型社会秩序和法律无法满足商品交换对更大范围内的统一市场的要求，成为市场经济发展的一种障碍。新兴的资产阶级要实现其经济利益和政治理想，必须消灭封建主义地方秩序，在更大区域内形成统一的国家，并形成不矛盾的、明确的和普遍适用的规则体系。由此产生的法治的理念，隐含的也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的公平效率等等理念。
促成西方法治理念的另一个要素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和确立，表现为主权国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自身发展要求在更大范围内形成统一规则体系，但这种变化会遭遇封建势力的抵抗；为促进资本主义发展，要在一定的疆域内确认统一的法律，并保证规则有效贯彻执行，这就一定要求一个对社会更具有控制和管理能力的国家。由此出现了资本主义的现代民族国家。与基于传统和"君权神授"的封建国家不同，民族国家强调政治共同体，强调国家主权的至高无上，强调由国家制定和颁布统一的规则，强调国家为保证规则执行所必需的暴力的合法垄断。由此也就产生了主权至上、法律至上、依法治国的理念。
在英美，法治更多是借助普通法的渐进传统逐步完成了法治的基本统一；而在欧洲大陆，特别是法国和德国，则更多是通过国家的政治统一以法典方式促成了法治的统一。这两大法系国家的法治思想的具体表述和核心关注也有所差别。不仅有地域的差别，还有因时代变化引发了不同的问题，因此形成的相关法治观念和法制观念之表达也不同。例如，最早的17世纪的英国的资产阶级法学家大致提出了近代法治的"主权至上"、"个人权利"以及"权力制约"这三个要素。强调主权至上是鉴于英国内战时期的惨痛经验；霍布斯认为，只有最高公共权力的建立或存在，才可能有每个人的社会生活所必需的基本的和平与安全，因此主权应当是绝对的，对主权的制约与分割都将导致主权的被架空与和平的丧失。但霍布斯并不是倡导专制主义，事实上他认为国家的权力来自个体的人，人是为了获得和平而通过契约建立了国家，这一理论否定"君权神授"，同时也奠定了国家权力来自人民的思想。霍布斯强调的是单一的"生命权"，洛克则将公民的个人权利扩展至"生命、自由与财产"的权利，认为国家必须保护这三项基本权利。而为了保证公民权利，限制政府权力（当时是王权），洛克还提出了"以权利约束权力"以及"权力分立"的主张；但他把司法权归在行政权之下。
英国的法治思想直接影响了美国革命和美国的法治理念。在美国革命和建国过程中，美国政治家思想家除了强调基于个人自由和平等的民主政治（这与美国的移民社会直接相关），更是将洛克的分权思想付诸政治实践。分权有两个方面，一是针对美国的政治现实（13个殖民地）创造了中央与地方分权的联邦制，二是在政府层面则强调立法、行政和司法的分权。但分权也是有限度的，联邦分权不允许分裂国家（包括后来的南北战争），确立了联邦至上（主权至上），保证了美国作为民族国家的统一；同时又借助联邦至上原则努力促进全国经济的整合，为统一的市场经济创造了条件，支持了国家的政治统一。而三权分立则是为了权力的相互制衡，但这一制度在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都没有采纳。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法治学说的代表人物是孟德斯鸠和卢梭。孟德斯鸠在法治的最主要发展是，基于对英国经验的错误理解，提出三权分立理论，把司法权独立出来；这一思想在美国得以实践。卢梭的法治思想与孟德斯鸠相反，他强调人民主权，强调法律是人民"公意"的体现，强调主权对公共利益的表达和维护；卢梭强调，法治的目的在于自由，但他的自由并不是消极的，而是任何公民都不能拒绝的；为实现真正的法治，卢梭甚至认为，应当强迫那些拒不服从公意的人服从公意，也就是要"迫使他们自由"。
德国的资本主义发展较晚。19世纪末，才通过铁血政策完成了德国的统一，进而完成了法治的统一。德国法治思想的一个重要贡献是"民族精神"，强调法治要在本国文化基础上回应本国需要；另一个思想是"法治国"，特别强调国家为公民提供福利性权利，在制度安排上则强调行政权力与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和可预测性，强调严格执法。20世纪之后，随着资本主义危机的不断发生，资本主义国家进一步加强了国家对社会的治理与调控。特别是在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之后，福利国家与法律社会化成为20世纪上半期的主流社会思潮，劳工法和各种社会福利保障的法律发展起来了。到20世纪下半叶，随着资本主义进一步扩张，以及同社会主义制度的竞争，资本主义国家的法治更强调法律的同等保护、正当程序以及普遍人权。特别是后者，这已不仅是马克思分析的资本主义扩张（特别是全球化）的制度要求，同时也是资本主义同其他制度竞争的重要意识形态武器，是把西方文化普世化的一种战略性努力。

尽管不同时、空以及不同理论学派之间有众多差异，但可以对资本主义法治思想做一些最粗略的概括：
1、努力维系国家主权和法治统一。
2、保障公民权利和人权。
3、权力的分立制衡。
西方法治的核心观点体现了人类近代以来为在世俗社会的基础上构建现代民族国家，保证本国社会和平和安定，推进本国资本主义发展和国际竞争而进行的探索与思考，凝结了西方各国政治法律实践的一般经验。
鉴于现、当代中国在一定程度上，也处于这一历史进程，这些经验也为我国当前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经济政治和社会转型，为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提供了大量可供借鉴与汲取的思想和制度资源。
西方资本主义法治理念的核心内容与价值仍然回应了当时当地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基础的需要，它反映了资产阶级法律思想家对资本主义经济以及本国问题的理论思考，不仅具有阶级的局限，而且有强烈的时代以及地域（本国）的印记。就根本而言，资本主义法治思想最初回应的是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新的社会秩序的重建问题，是为建立本国的统一市场、维护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秩序服务的。其最终关心的是本国的、特别是本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努力以国家政治法律力量来推动本国在国际经济争夺和竞争中的优势。从政治上看，它首先关心本国的稳定和有效统治，充分利用法律调控来缓和国内各阶级、阶层、种族和民族之间的矛盾；对外，资本主义法治及其理念在历史上曾经与新、老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以及霸权主义相联系，与本国的战略利益保持和扩张相联系。即使其法治理念以普遍方式表达，抽象的代表了全人类的理想，但就这些思想之发生就针对的是本国问题，在其近代的传播中，也往往会服从本国长远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利益和战略，并构成了本国国际竞争力之一。特别是到20世纪中期之后，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外扩张逐渐由商品输出和武力征服转向了资本输出与意识形态产品输出，"法治"与"民主"、"人权"等资本主义核心价值一起，成为了资本主义全球战略，维系近现代以来西方主导世界格局、防止其他大国崛起的政治措施和意识形态的核心部分之一。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中，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在当代中国政治和法治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与发展起来，是对中国法治建设的经验教训的一个初步总结。。
第一是当代中国。这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时、空规定。大国，人口多，底子薄，多民族，发展中国家，而且各地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而且面临着激烈的国际竞争，不仅是经济的、政治的，而且有文化的和意识形态的；所有这些特点，是中国法治发展一个根本的物质性条件，既是制约，也是促成。中国法治回答的不是某抽象国家的问题，也不是回答某西方国家的问题，它必须回答的是中国问题。其根本出发点必定也必须是中国国情。
第二是社会主义。这是关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政治性规定。中国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是其他的道路，是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政治空间和地域内建立起植根于并超越传统中华文明、符合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法治，必须凝聚中国社会的高度共识，而不是在中国简单移植一种符合西方资本主义法治理念或模式的法治。中国法治必须同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相兼容，支撑并受制于这一制度。如果脱离了这个根本的经济政治社会制度，即使理论上头头是道，或在西方曾行之有效，也未必有助于中国的当代和长远社会发展的要求。
第三是法治实践。这是关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实践性规定。尽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必然会而且要借鉴西方法治思想，但法治理念不可能仅仅附着于抽象的理论思考，而必须基于中国的法治实践，必须总结中国法治实践的经验教训。
依法治国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新中国成立之初建立的是计划经济体制，需要法律，但计划是管理社会的主要手段。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代了计划经济体制，一定需要有与之相匹配、能够更有效参与国际经济竞争的上层建筑。市场经济要求相对统一的规则，令市场交易主体对于未来有相对稳定的预期，这些都需要依靠法治。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要创建比较完善的统一市场，需要打破区域间的分割和封锁，这都要求依法治国和法治统一。
依法治国也是中国基本国情的要求。中国是一个大国，各地区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还不很平衡；这使中国与英国、法国、德国这些相对来说疆域较小的国家有重要区别。要在当代国际环境下有效治理这样一个大国，必须稳定保持中央的高度政治权威，保障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同时还必须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因地制宜地回答和解决地方性问题。法治不仅可以保证基本规则和政策的稳定性，而且有助于制度化中央的权威以及与地方的关系。不仅使问题处理不再依赖于当代人智慧，而且可以借助制度凝结的前代人智慧，并通过各层级之间以及同一层级的各国家机构的有效分工合作得以实现，从而保证了效率和公正。
坚持依法治国也是近代以来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决定的。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变革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经过一百多年艰苦卓绝的努力，新中国的建立和社会主义改造，中华民族从革命转入了建设时期。革命时期不可能通过常规化的制度来处理问题，往往必须更多依赖个人智慧在各地独立判断和处理问题。建设时期，社会需要也渐渐趋于稳定，社会呈现的问题尽管新颖却更多是常规性问题，因此可能通过相对统一规则和程序保证同类型的问题都得到类似处理。由于面对社会主义建设这一全新的事业缺乏经验，未能及时地根据社会变迁加强法治建设，中国社会曾为此付出了重大代价。错误的根源之一，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随着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清醒冷静地转向执政党，与时俱进，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依法治国最终被确立为治国的基本方略。
借鉴中华传统文明和西方法治的经验，基于中国当代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面对当代中国社会的诸多转型，中国的法治不仅一定要反映这个社会的核心价值和核心道德，并且要努力通过包括司法在内的法治实践逐步凝聚中国社会在一些根本价值问题上的共识。必须注意，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尽管都说公平正义，但许多具体的理解会有某些差别。在一个陌生人社会，人们相对会更强调抽象平等，更多诉诸司法解决纠纷；在熟人社会，则会更强调实质公平，人们会更倾向以保持面子的方式解决。因此，如一味强调正式司法，即使从正式规定上看似公平的判决，也许不能为某些民众所接受；公平正义因此隐含了合情合理的维度。在更强调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社会中，一般认为，言行只要不影响他人就不视为问题，但在更强调社区和社会价值的社会中，却仍可能引发冲突。因此，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的公平正义虽不拒绝参考但并不可能等同于抽象自由主义的公平正义，而必须在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整体和长远利益的基础上兼顾与依法治国并不必然对立的某些传统的、民族的乃至地方的价值和习俗。对法治的公平正义的理解是要注意中国社会和文化背景的。

H. 在国外有没有依法行政和依法执政

首先，可以肯定的说，国外是有依法行政和依法执政的

概况来说，世界上只要是专一个主权国家或地区，都有属依法行政和依法执政的存在。依法行政和依法执政是现代法治国家政府行使权力时所普遍奉行的基本准则。
行政法律体系，是依法行政的法律保障。也是依法治国的根本。
依照相关法律，进行选举，建立执政政府，选举制度就是依法行政最直接、最直观的体现。即使是在封建制度王朝，皇位的传承也是依据王朝律法进行的。西方一些还保留封建王朝体制的国家中，王位继承人的选择、王位的继承等等，也都是有法可依的。同样作为依法行政的代表，还有议会制度、司法独立制度等等。这些制度，几乎存在于所有国家的体制之中。

因此，可以说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依法行政和依法执政的。

I. 哪些外国法律制度对当前国家的民主法制建设有借鉴启示的意义

我国对外国法律制度的借鉴是有传统的，早在80年代初中国法学会成立大会上，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主要奠基人彭真就要求中国的法学工作者“研究法学必须吸收古今中外的有益的经验……法学会要研究古今中外的法律，不管进步的、中间的、反动的，不管是奴隶主的、封建的、还是资本主义的，都要研究，取其有用的精华，去其糟粕和毒素。”我国借鉴外国法律制度主要体现为四种形式：一是与立法政策有关的借鉴，即对某一类立法或某一项立法带有指导性，或对其他立法有直接影响的规则；二是了解研究外国有关法律中的若干基本原则和基本精神，以启发思路；三是法律结构和法律技术上的采纳；四是吸收某些具体规定和具体做法，以增加某一立法或制度的客观适用性。无论哪种借鉴，都要从中国客观实际出发，以我国现有法律体系中尚不完善的环节为重点，把是否符合我国实际和人民的利益作为法律移植的评判标准。实践中，外国经济商务领域的法律和涉及人与自然关系的法律借鉴的直接可能性较大，而有关人、婚姻、家庭、财产、劳动关系等领域的法律，由于基于根本不同的价值观念的，直接借鉴非常困难，更多的是理念或技术层面的借鉴。
回归主题，个人认为，以下外国法律制度对我国当前国家的民主法制建设有一定借鉴启示的意义：
1、社会保障方面的法律制度：如低保。德国于1957年颁布的《农民老年救济法》标志着德国逐步建成了独立的、全面的农村社会保障法律体系，有效应对了欧洲一体化推进加剧农业领域的竞争压力与德国农业人员较低生活水平之间的矛盾。此外，日本的低保制度相对完善，在法律层面上具有相当可操作性，也算得上是日本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成功建成的重要经验之一，其具有的显著特色和基本经验对构建与完善我国农村低保提供了可资借鉴之处。
2、地方立法程序方面的法律制度：一些国家（尤其是联邦制国家）在地方立法程序建设上颇有心得，以美国规章制定程序为例，其关于非正式程序、正式程序、例外程序、混合程序、协商程序等都有详细的规定，对我省地方政府立法有一定的启示。如在改革地方规章制定程序上，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法制理念要由重实体转向重程序，由重扩权转向重约权；修改规章制定规定，要增加公众参与的有关程序等。
3、基层自治方面的法律制度：以城市社区自治为例。当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制订了城市社区自治的法律法规，在经历过一定时期的社区治理后，形成了以美国为代表的居民主导型模式、以新加坡为代表的行政主导型模式、以日本为代表的混合型模式和以我国香港地区为代表的服务导向型模式。探讨和比较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社区自治立法、总结其立法规律，对于当前修改《居组法》、完善我国城市社区自治法律制度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4、电子政务方面的法律制度：美国、新加坡、韩国、日本、等国家电子政务法规体系建设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电子政务组织法，包括电子政务的主管部门及其职权职责，以及电子政务的设置及其法律地位；信息公开法，指政府在面向公众进行信息公开方面的法律法规；电子政务安全法；电子签名法；电子政务财政法，主要调整电子政务财政资金的来源、预算、使用及其监督等事项；电子政务监督法。为我国相关法律制度提供了参考来源。
5、农地征收补偿方面的法律制度：美国的农地征收制度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 其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积累的法治经验是人类优秀文明共同的成果，对当前中国正在积极推行新一轮的农地征收制度改革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我国可以参考其农地征收的宪法准则、农地管制性征收和补偿机制，并借鉴成熟的市场机制和法制框架下的农地征收经验，对中国当前农地征收制度的改革提供有益建议。
6、公民申诉（信访）方面的法律制度：在国外，与我国信访制度相类似或相近似的制度统称为公民申诉制度.信访制度是一个国家民主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存在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特别是普遍存在于民主法制发达的国家。它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发展，随着法制的健全而完善，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国外公民申诉制度在法制化建设的程度与水平上具有一定的领先经验，为我国建设改革和完善信访法规提供启示和借鉴。
7、反腐败方面的法律制度：国外的监督监察机构和反腐败组织已经形成了比较严密的体系。以《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为例，该法的公布实施，使俄罗斯联邦实现了从“权力反腐”向“制度反腐”、从“分散反腐”向“系统反腐”的转变。了解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的立法进程及其特点，分析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的主要内容，对我国反腐败法治的顺利开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美国的预防职务犯罪的法律体系也十分值得借鉴。
8、计划控制方面的法律：以预算为例。美国预算法律制度体系已有二百多年的构建历史，深深地烙印着美国权力制衡、预算法定、程序规范和顺势而变的特征。学习其在理顺预算管理职责分工，建立健全预算编制、执行和监督相互制约等方面的法律机制，有利于进一步提高我国预算管理的科学性、民主性和透明度，严格政府债务管理，控制和防范财政风险。
9、国家安全方面的法律制度：以反恐为例。与法治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反恐立法尚处于发展阶段，法律法规的专门规定稀疏零散且可操作性不强，反恐立法进程任重而道远。鉴于恐怖主义的复杂性和反恐斗争的特殊性，以及反恐与人权保障之间的复杂关系，决定了反恐立法并非易事。我国应在借鉴俄罗斯、德国、英国、美国、法国等国家的立法经验基础上，探索出适合本国国情的反恐立法之路。
10、教育方面的法律制度：依法治教是一个国家对教育实施较为成熟管理的标志。20世纪中后期以来，各国更加关注教育法制的健全和完善，把其视为对教育进行宏观控制和管理的最重要手段之一。国外教育法制发展，成文教育法日益占据主体地位，教育法律体系日趋完善，教育法律法规的执行、监督制度日趋成熟，教育司法制度比较健全。我国应在广泛借鉴的基础上建立对教育法律法规适时的立、改、废制度，在国家法制统一原则前提下，扩大地方教育立法权限，健全并完善教育执法与监督机制，加强教育法学的理论研究与学科建设，更好地服务于我国教育法制实践。
11、环境方面的法律制度：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历程，我国环境法律的覆盖面已经相当广泛，几乎所有已知的重大环境问题都处在环境法律的覆盖之下，就环境法律的覆盖面而言，我国环境法律已经比较完备。在全社会建设“美丽中国”的新要求下，我国的环境法制建设面临下一步的战略突破口，学习国外相关法律制度能为我们提供一些帮助，如美国的《国家环境政策法》对美国政府执政理念的转型和行政决策程序的科学化和民主化的重大推动作用，深入研究该法将有助于我们确定我国环境法制建设的发展方向和战略突破口。

J. 如何理解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在执法、司法中的适用

（一）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本理论
1.要理解社会主义法治理念，首先要理解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本概念。首先，它是法治。其次，它是法治理念。第三，它是关于社会主义法治的理念，是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以中国的民主法治实践为基础，继承和发扬了我国固有法律的优秀成果，吸收和借鉴了西方法治的合理因素。
2.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的灵魂、核心和指导。请大家注意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特征，有时候也会考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有这么几个特征：第一，政治性。它跟我们的民主政治、跟我们的政权稳固密切相关。第二，人民性。我们的法治理念反映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以人民群众的根本需要为出发点。所以有彻底的人民性。第三，科学性。它强调对客观规律的总结。第四，开放性。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不断随着时代的变化而被赋予时代的色彩和内涵，也就是它不是僵化的。开放性从另外一个角度理解，就是对它的认识还会不断的深化。这点请大家注意一下。
3.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理论渊源，核心的是这样几个：（1）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法治思想。（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治思想。包括四个部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3）中国传统的法律思想。（4）外国的法治思想。后两者，一个是重要的来源，一个是有益的借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有可能会考它的核心内容、核心观点。这个还是很重要的，请大家注意一下。主要有以下几方面：考试通
第一，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和精髓。
第二，坚持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原则。
第三，坚持五个方面：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和党的领导。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理念。
第四，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政治基础。
第五，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保障。
4. “三个至上”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原则，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本质属性。如何理解“三个至上”的精神实质呢？（1）坚持党的事业至上是由党的性质决定的。所以，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要切实强调党、国家和社会主义政权。也就是说，我们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是加强社会主义制度，而不能消弱社会主义制度。（2）坚持人民利益至上。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国家的存在是为了最广大多数人的最根本利益。所以，社会主义法治的一切出发点都是要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3）坚持宪法法律至上。这个也好理解。首先我们是法治，所以要强调宪法和法律的最高地位和最高效力，树立和保障宪法和法律的权威，用法律来分配社会资源，规范社会关系，解决社会冲突。
“三个至上”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它是高度统一的，不可分割。也就是说整体上，这三者之间是一致的，请大家注意这一点。
5.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地位和作用。
地位方面我们注意三点：（1）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马克思主义法律观中国化的最新成果。（2）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3）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指导思想。
总体上来说，第一章的内容与以前相比丰富多了，所以考的可能性会增加。
（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本内涵
这个相对简单一点，大家比较好理解。有五个方面：
1.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内容，是我们党治国理念的重大转变，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需要，也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依法治国主要强调四个方面：人民民主、法制完备、树立宪法法律权威、权力制约。
2.执法为民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特征，是中国共产党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是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原则的具体体现，是社会主义法治始终保持正确政治方向的根本保证。执法为民主要有三个方面：以人为本、保障人权、文明执法。
3.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是我们的根本目标，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愿望，也是立法、执法、司法的生命线。同时它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所以公平正义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中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公平正义一般有很多内涵，请大家注意这几个方面：平等、合法合理、程序正当、及时高效。
4.服务大局。这是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使命。为什么要服务大局？这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要求。怎么样服务大局？第一，要把握大局；第二，要围绕大局；第三，立足本职。
5.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保证。为什么要坚持党的领导？这是由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党的先进性决定的，是人民群众的历史选择。党的领导主要有三个方面：思想领导、政治领导、组织领导。
（三）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本要求
第一，健全完善立法。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要法制统一，另外要体系完备。
第二，坚持依法行政。简单来说，行政要合法、合理、高效、公开等等。
第三，严格公正司法。要维护司法公正，提高司法效率，树立司法权威，发扬司法民主。
最后，是关于法律监督、守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当中的法学教育、法学研究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