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中国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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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中国》
导演: 童宁
编剧: 邹伟、杨维汉、罗沙、韩洁、韩冰、秦大军、陈菲、李云路、陈融雪、刘俊廷、曹建标、白龙
主演: 王大民
类型: 纪录片
制片国家/地区: 中国大陆
语言: 汉语普通话
上映日期: 2017-08-18(中国大陆)
集数: 6
片长: 44分钟
央视六集政论专题片《法治中国》即将播出
2. 中国在建设法治国家中的进程有哪些举措
法治中国建设是当前及未来的重要课题。无论是官方文件还是学术论著，都对这个主题进行了反反复复的论述。从相互联系的认识论出发，笔者认为，要理性地推动法治中国建设，还需要认真地处理多个方面的关系。通过比较与提炼，可以发现，法治建设与中国建设的关系、普适法治与具体法治的关系、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关系、国家法律与党内法规的关系以及传统资源与外来资源的关系，是法治中国建设应当重点考虑的基本关系。处理好这五大关系有助于法治中国建设更加顺利地展开，亦有助于对法治中国建设形成更加全面的、更加立体的认知。
一、法治建设与中国建设的关系
这并不是一个虚假的关系，而是一个真实的关系。应当看到，法治中国建设既是法治建设，但同时也是中国建设或国家建设。那么，法治建设与国家建设的关系是什么？站在法学、法律、法治的专业立场上，容易过分凸显法治的价值与意义。法治建设当然极其重要，中国宪法规定了要依法治国、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治建设可以说是法学理论的生命线，是法律人的核心追求；但是，如果从中国建设或国家建设的角度来看，法治建设就只是国家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者是国家建设的一个维度。那么，应该怎么看待法治建设与国家建设的关系呢？
国家建设需要从各个方面展开。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一个世界体系中的国家，首先要有强大的军事。在中国古代，在“华夏—蛮夷”的格局中，军事是否强大虽然也很重要，但并不是一个特别关键的问题。譬如，赵宋王朝的军事就比较弱，以朱熹为代表的思想文化照样很发达，社会生活也比较繁荣，《清明上河图》就是那个时代社会生活繁荣的写照。传统中国王朝的灭亡大多不是由于外国军事力量的入侵，而是人民的造反。但是，在现代的国际格局中，军事实力对于国家建设的意义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军事实力决定了一个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真实地位。一个国家所拥有话语权的多少、在全球资源分配中能够占据的份额，从根本上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军事实力。因此，国家建设首先是军事建设。军事建设当然需要法律与法治，因为军事建设也需要规则，需要在规则之下有序展开。但是，军事建设与法治建设的关系是：法治建设应当服务于军事建设。无论是军事领域的法治建设，还是军事法律对于军事行为的治理，都应当服务于强军这一目标。传统中国盛行的“兵刑同义”，关于“兵刑同义”，《国语·鲁语·上》的说法是：“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刑用刀锯，其次用钻笮，薄刑用鞭扑，以威民也。”在当代中国当然不足为训，但军事法治建设以强军作为目标却是没有任何疑问的。
国家建设的第二个支撑点是经济建设。即使是军事建设，也离不开经济实力的支撑。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就难以为继。因此，强大的经济实力是国家建设的另一个核心内容。在现代世界体系中，强大的经济既包括生产、也包括交易。至于经济建设与法治建设的关系，多年来，法学理论界已有很多的论证，主导性的观点是“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1］。尽管这样的说法不够细致，但法治说到底是服务于经济建设的。在经济与法治之间，经济建设是目的，法治是手段。法治服务于经济的基本方式就是提供规则并让规则得到有效的执行，让生产和交易持续地、有序地展开。
对于军事与经济作为国家建设的重心，早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有所认知。法家学派对“耕战”的奖励，就是对于军事与经济的奖励。法家学派重视法律的价值，强调“以法治国”［2］，法家“法治”的具体指向就是“耕战”，就是要为国家的军事与经济服务。当然，那个时代的军事与经济都相对简单，无论是军事能力的提升，还是经济实力的增长，主要都依赖于人力的投入。但是，即使是这样，通过“法治”奖励“耕战”的秦国依然在列国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战国时代的第一强国。
今日的世界体系已经不同于两千年前的列国体系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是：国家建设除了军事与经济，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那就是科技。在冷兵器时代，军事实力跟科技没有太大的关系，但在当代，军事实力主要依靠科技实力来支撑、来体现。有没有战略性武器、信息能力的高低，对于军事实力具有根本性的决定作用。同样，经济建设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科技建设问题。科学技术为什么是第一生产力？原因就在于：经济的竞争已经转化为科技的竞争，无论是生产还是交易，科技含量都是至关重要的因素。最近几百年来，为什么西方领先于中国，就是因为西方率先发生了工业革命、科学革命，在现代科技方面已经走在了中国的前面。因此，国家建设的第三个核心任务就是科技建设。就科技与法治的关系来看，科学技术的发展同样需要法治、法律的保障。
如果把军事、经济、科技看作国家建设的物质层面，那么，国家建设还有一个精神性的层面，即主要体现在文化教育领域，或者说是精神文明领域。从历史经验来看，秦王朝的短暂溃败就体现在文化建设的落后上。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建设不能不重视文化教育事业。当今世界，一流的国家无不有一流的文化教育。高水平的大学与研究机构是文化强国的集中体现。而且文化建设还是塑造优秀国民的根本渠道，有什么样的国民就会有什么样的国家，国家建设依赖于国民，国民的塑造则取决于文化教育。所以，百年大计，树人为本。从文化教育与法律、法治的关系来看，同样是法律、法治服务于文化教育。
在军事、经济、科技、文化之外，国家建设当然还包括其他方面的内容，但是，这四个方面是国家建设的核心。法治与国家的军事、经济、科技、文化建设的关系主要是，前者服务于后者，前者是后者的手段、工具。这就是法治建设与中国建设或国家建设的关系。那么，相对于国家建设来说，法治建设有没有独立的价值与意义呢？当然也有。譬如，法治可以成为一种文化财富、精神财富，成为文化、精神的一个因子，但是归根结底，法治建设是为国家建设服务的，这是主线，是无法扭转的。
二、普适法治与具体法治的关系
2014年春天，有一个从挪威奥斯陆大学归国的法学同行问我：你承认自由、民主、人权的普适性吗？我说我当然承认。自由、民主、人权，抽象地说，它们都是好东西。这些东西都像善良、德性、友谊等好东西一样，是人人都需要的。但是，自由是什么呢？让小孩子在街头便溺是自由吗？把私家车停在城市道路的两侧是自由吗？在小区广场上放着喇叭跳健身舞是人权吗？对今日泰国的民主又该如何评估呢？问题就在这里。抽象地说，自由、民主、人权都是积极的。但是，只要一落到实处，问题就出来了。“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这句话是18世纪法国政治家罗兰夫人于1793年临刑之前留下的名言。这句充满悖论的名言指出了在自由的理想与自由的实践之间还存在着巨大的鸿沟。
法治也是这样。有没有普适性的法治？当然是有的。法律规则的治理就是一种普适性的法治。有法律，并按照法律治理国家、治理社会、治理政府，就是法治的普适形态。而且还可以进一步指出，作为法治之依据的法律应当是普遍的、公开的、明确的、稳定的。这些要求都具有普适性。从这个角度来看，存在普适法治，应当确认、接受这样的普适法治。
但是，我们用这种普适法治提供的标准来衡量我们的现实生活就会很麻烦。譬如，已经被废弃的劳动教养条例，按照这部出自国务院的行政法规来进行劳动教养，从形式上看，完全符合“法律之治”的要求，而且这部行政法规也是普遍的、公开的、明确的，在50多年的时间里也是稳定的。按照普适法治的要求，劳动教养条例及其实践没有任何问题。然而，时至今日，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普遍都认为这部行政法规不能继续适用，应当予以终止。再放眼看看当代中国成千上万部法律、法规、规章，哪一部法律、法规、规章与普适法治的要求构成了明显的冲突呢？几乎没有。我们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就处于这些法律、法规、规章的治理之下。但为什么还有很多人认为我们的法治水平并不高、甚至较低？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普适的法治标准跟自由、人权一样，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是一个“大词”。这个“大词”是有意义的，是美好的，但是如果我们对法治的认知仅仅止步于这样一个“大词”，其实是无济于事的。谁都知道法治很好，应当实行法治，但怎么实行呢？这就是具体的法治。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应当着眼于具体法治建设，法治中国建设应当着眼于具体法治的研究。
所谓具体法治及其建设就是通过具体问题的解决来推动法治建设。一切应从时间、地点、条件出发来讨论法治，语境化地讨论具体的法治。譬如，法院管理体制的改革、劳动教养制度的废存、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去留等，就属于具体法治问题。公众普遍关心的房价太高、就医太难之类的问题，如果从法律、法治的角度来观察，就是现实性极强的具体法治问题。从实践的层面来看，法治建设只能针对具体问题，建设具体法治不是去建设一个抽象的法治，亦不可能建设一个普适的法治。
从理论上看，普适法治与具体法治的关系就相当于自然法与实在法的关系，甚至是传统中国所谓的天理与王法的关系。应当追求普适法治，它就像自然法、天理一样，是不可缺少的。但是，普适法治就像自然法、天理一样，只能为我们勾画出一个大致的方向。普适法治就像一面旗帜一样，必须把它悬挂在那里，但革命的成功不能仅仅依靠那一面旗帜。作为一个“大词”的普适法治也是这样。我们必须要有这样一个总体方向，但同时也要清楚：实践中的法治只能是具体法治，只能是以有效解决具体问题为追求的具体法治，只能是把事情办好、办妥、办成的具体法治。这样的具体法治才是法治研究应当聚焦的对象。
对于当下的法治研究来说，不必在普适法治的概念与理念上过多地纠缠。应当把研究的重心放置于具体的法治问题上，套用胡适所说的“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的名言［3］，我们也可以说，少谈些普适法治，多研究、解决些具体法治。在实践中，严格地说只有具体的法治，而没有普适的法治。
经典作家马克思出身于法律专业，在他的众多著述中讨论了大量的法律、法治问题。但是，马克思几乎没有专门论述过法治的概念，尤其没有对普适的法治进行讨论。马克思对法治问题的论述都是具体的法治问题。譬如，关于书报检查制度的讨论、关于普鲁士林木盗窃法的讨论，还有恩格斯关于英国宪法的讨论等等［4］。应当学习经典作家关于具体法治的研究路径，更好地推进当代中国的具体法治建设。
三、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关系
在法治中国建设中，还存在着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二元划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形式法治以程序正义的名义得到了广泛的学术认同。譬如，有学者认为，公正的程序是促进现代化的社会变革的基本杠杆之一，法律程序的价值与特征主要体现在：对恣意的限制、理性选择的保证、“作茧自缚”的效应和反思性整合［5］。这种对法律程序的强调体现了形式法治的精神实质。按照这样的学术观点，法治主要是一个程序性的问题。
在形式法治理论之外，还有实质法治理论。有学者研究后发现，形式法治理论存在着不同的版本，其中比较薄弱的观点主要强调以法而治，即法律是政府的工具；而相对浓厚的形式法治观点主要强调形式合法性，强调法律规则应当是普遍的、面向未来的、明晰的、确定的；更加浓厚的形式法治观点强调民主与合法性，要求由合意来决定法律的内容等等。与形式法治理论相对应的实质法治理论同样存在着不同的版本：比较薄弱的实质法治理论主要强调个人权利，特别是个人的财产权、隐私权、个人自治；相对浓厚的实质法治理论强调尊严或正义；更加浓厚的实质法治理论强调社会福利，包括实质平等、福利以及共同体的发展等等［6］。
如果这样的二元划分可以成立，那么，该如何处理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关系呢？笔者认为，法治建设的这两个方面都不可偏废。如果没有形式法治，实质法治就没有外衣，就处于裸露状态；但如果没有实质法治，形式法治就像是一件外衣，却没有身躯。这就是说，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都是必不可少的。就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而言，形式法治是一个初级目标，较之于形式法治，实质法治才是高级目标。因为形式法治的形式性，其总是容易做到的。有一种观点认为，“重实体，轻程序”是一个普遍的现象，“长期以来，我们都‘重实体，轻程序’，而西方则有程序优先的传统。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除了受中国漫长的封建法制影响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长期的农耕文化的影响。”［7］这样的观念尽管很流行，但却是值得商榷的。因为传统中国的“程序法”已经很发达了。传统中国的礼仪已经发展到堪称烦琐的程度，这些礼仪本质上就是程序法。丧礼、婚礼、祭祀之礼，以及其他种种礼仪，以现代的规则分类标准来看，都是程序性的法律规范。当然，现代意义上的诉讼程序（尤其是刑事诉讼程序）在传统中国确实不够细密，但这种状况与传统中国对审判的固有观念是联系在一起的。“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论语·颜渊》）孔子的意思是，司法、审判都是不得已的恶，是道德教化不成功的产物。换言之，诉讼最好不要发生，即使不可避免，也不宜浓墨重彩去渲染。因此，传统中国由于固有的法律观念，没有发展出细密的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成熟的程序法。从某个角度来看，传统中国的程序法是相当成熟的。
迁延至当代，经过几十年的法治建设，当代中国的程序性法律已经比较发达了。诉讼程序法自不必说，行政程序法、监督程序法已经到了叠床架屋的程度了［8］。但是，公众还是在抱怨法治不健全，有学者甚至认为，法治呈现出倒退的趋势［9］。问题出在哪里？就在于：仅仅强调形式法治，并不能满足社会需要。法治说到底还是要满足社会公众的实质性的需要。因此，在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之间，在形式法治的基础上，实质法治是一个更值得追求的高级目标。
实质法治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有学者认为，“法治的永恒主题”是自由权利［10］。对此，本文持有不同的看法。自由权利虽然很重要，但法治与权利自由没有直接的关系，因为法治的核心指向就是法律的统治。在法律规则的统治下，人类能够收获的只能是法律秩序。法律秩序与个体的自由权利虽有某些联系，但绝不能完全等同；人们在法律规则之下行事，固然享有一定的自由权利，但没有法律人们同样可以享有另一种自由权利。譬如，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既没有统一的、全国性的中央政府，也没有统一实施的全国性法律，这种远离“法律统治”的状况恰恰为很多人提供了自由行动的巨大空间。可见，在“有法律的自由”与“没有法律的自由”之间，到底孰高孰低，还是一个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否则，一生寻求自由的庄子为什么要强调“绝圣弃智，大盗乃止；擿玉毁珠，小盗不起；焚符破玺，而民朴鄙；掊斗折衡，而民不争；殚残天下之圣法，而民始可与论议”（《庄子·胠箧》）？
3. 建设法治中国的基本方略是什么基本要求是什么
（1）①抄我国实施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2分）②基本要求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4分） （2）①尊重法律，追求公正。②正确行使权利，自觉履行义务。③行使自己享有的监督权利。④树立法治观念，自觉遵守法律，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答出其中3点即可得6分）
4. 法治中国60分是什么
新中国成立初期制定了一些保护人民的法律法规。为了妇女解放，废除封建的婚姻制度，1950年4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了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为了反对封建主义，解放广大贫下中农，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了土地改革法，废除了封建的土地制度。为了巩固人民民主政权，在总结镇反运动经验的基础上，1951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了惩治反革命条例。为了反对腐败，保持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在总结三反五反运动经验的基础上，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批准了惩治贪污条例，等等。
1953年，肃清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残余势力的社会改革运动基本完成，国民经济从恢复到大规模有计划的建设时期，中央在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同时，提出今后“要逐步实行比较完备的人民民主的法制，来保护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并提出，“应该加强全体国家工作人员和全体人民的守法教育，加强立法工作和司法工作”。(1953年9月16日彭真同志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上的工作报告《政法工作的主要任务》)1956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在其通过的政治报告的决议中提出：“由于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完成，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国家必须根据需要，逐步系统地制定完备的法律”。当时对法制建设进行了研究，法制建设包含什么？概括为两句话，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不仅是立法，而且要依法。 检举
补充：
祖国六十年的变化
弹指挥间、沧桑巨变，60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开启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亿万人民艰苦创业，努力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程中，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实现着强国富民、民族复兴的百年梦想。当今之中国，到处充满勃勃生机，各项事业蒸蒸日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六十年来，中国一步步走向繁荣昌盛，华夏儿女们安居乐业。青藏铁路，一条几乎不可能的铁路，中国人民做到了；火车多次提速，让人们的生活更加便捷；奥运场馆建设，奥运会的成功举办，让举国上下一片欢呼雀跃……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完成着一个又一个壮举！
六十年里，中国这个拥有13亿人口的文明古国成为了一个和谐的大家庭。1998年，南方特大洪水，淹没了许多楼房，淹没了许多人民，却淹不灭中华儿女的爱心；2007年年底，当春节来临之际，一场突如其来的雪灾，阻碍了人们回家的道路，却阻碍不了中华儿女救灾的决心；2008年5月，里氏高达8.0级的汶川大地震一度牵动了世界各地的心，地震震倒了一座座楼房，震碎了一颗颗逝世者家人的心，却震不倒中华儿女突破重重困难的热情。我相信，再大的困难除以13亿，会变成小小的烦恼，再小的帮助乘以13亿，会变成大大的扶持。炎黄子孙会手挽手，心连心，克服一切困难！
六十年来，中国的航天事业迅速发展，中国在历史上刻下了辉煌的一页。2003年，神舟五号发射成功，杨利伟叔叔实现了中华民族的千年飞天梦；2008年，中国的首颗探月卫星“嫦娥一号”飞上太空，到月球上去拜访嫦娥和玉兔；同样是2008年，神舟七号升空，翟志刚成为中国历史上首位进行太空行走的宇航员。中国的科技技术蒸蒸日上，为发展中的中国做出了巨大贡献！
六十年来，中国建设新农村的脚步越走越快。以前，农村人知识很少，只知道劳作。现在，“活到老，学到老”的理念越来越普遍，连许多老年人都发奋学习。农业不仅用上了力气，同时也充分运用上了智慧。越来越多的农村人上了中学、大学，成为了建设祖国新一代的智囊团；以前，农村生活是吃不好，穿不暖，过的都是苦日子。现在，农村人的经济能力越来越好，纷纷过上了小康生活。手机、彩电、冰箱……这些曾经连想都不敢想的东西，一样样成为了现实。以前，农村给人的印象是又脏又乱。一下雨，小路便成为了“水泥路”，山上杂草丛生，无人问津……现在，一提到农村，人们想到的是清新的空气，美丽的青山绿水……改革开放，让农村展现出了勃勃的生机，让人们的生活过得更加幸福。
我坚信，中国将会迎来更美好的未来
回答人的补充 2009-07-28 16:35 2009年，我们的共和国已经走过了60年的光辉历程。回顾过去，我们豪情满怀；放眼未来，我们信心百倍。
1949年10月1日，第一面五星红旗从北京天安门升起，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新中国成立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第一，表明中国人民经过一百多年的英勇斗争，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成了国家的主人。中国的历史进入一个新纪元。第二，标志着中国从此走上了独立、民主、统一的道路，开始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时期。第三，宣告占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的大国，冲破了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壮大了世界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力量，鼓舞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
一，建国六十年来，社会主义制度已在中国大地上扎根、开花，结出累累硕果。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建立了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没收了大官僚垄断资本，通过土地改革，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作为阶级的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实现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这就从根本上铲除了阶级剥削的根源，消灭了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现象；这是我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变革。
消灭了剥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最根本的优点，从此全体人民有了共同的根本利益。人民利害相同、休戚与共，每个人的利益都依赖于国家、集体事业的发展。人们在生产中建立起了同志式的协作关系。尽管在人民内部还有矛盾，但这种矛盾是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是局部的、暂时的，只要正确处理，就不难解决。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由于根本利益一致，因此人们有共同的理想和奋斗目标。把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就是我国人民共同的理想和奋斗目标。它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符合我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它经过全体人民的奋斗，一定能实现。对于这一点，绝大多数人民群众有着坚强的共同信念，并由此迸发出无穷的力量。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决定了我们的生产力能够高速度地向前发展。建国60年来，我们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工业的发展上，我们只用了20多年的时间，就走完了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半个多世纪走过的路程。我们的农业、交通运输、科学、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事业，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实现“四化”创立了可以依靠的前进阵地。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培育了一代又一代新人。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社会主义制度在人类历史上是新生的制度，同任何新生事物一样，它还不完善，在成长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遭到挫折，出现反复，但这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有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不断纠正工作中的失误，同时吸收世界各国的进步因素，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正在日益显示出来，它必将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必将赶上和超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二，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1978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从根本上扭转了长期占主导地位的“左”倾路线，标志着“以阶级斗争为纲”时代的结束，开启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从那时以来的30年，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改革开放的创新实践，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斗的壮丽史诗，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改革开放不仅使中国这个世界人口最多的文明古国，重新焕发出蓬勃生机，稳定地走上了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而且为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改革开放30年，我们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中国奇迹”，在民族复兴的伟大道路上走过了辉煌的历程，这是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30年，是我们党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同心同德、锐意进取，进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性创造性活动的30年。我国人民在建国以后取得的重大成就的基础上，取得了新的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30年的改革开放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给中国带来了持续快速的发展。文革中一度濒临崩溃边缘的中国经济，到今天总量已跃居世界第四，进出口总额居世界第三。老百姓从温饱不足到吃饱穿好，不少人还买房买车，到国外旅游。从抗震救灾中，从奥运会和残奥会的成功举办中，从神七飞天太空行走中，我们进一步看到了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
30年的基本经验告诉我们，改革开放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一重要论断，高度概括了改革开放的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就是要让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焕发勃勃生机，给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使古老的中华民族大踏步赶上时代前进潮流，实现伟大复兴。
三，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我们的伟大目标是到建国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
胡同志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党带领人民进行改革开放，目的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现代化，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就是要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在引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胡书记指出：我们的伟大目标是，到我们党成立100年时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的党中央及时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集中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智慧，形成了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制定和作出了指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整套方针政策和工作部署，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现在又为我们提出了振奋人心的奋斗目标，只要我们在党的领导下，一代接一代地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一定能够胜利实现这一宏伟蓝图和奋斗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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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中国》
导演: 童宁
编剧: 邹伟、杨维汉、罗沙、韩洁、韩冰、秦大军、陈菲、李云路、陈融雪、刘俊廷、曹建标、白龙
主演: 王大民
类型: 纪录片
制片国家/地区: 中国大陆
语言: 汉语普通话
上映日期: 2017-08-18(中国大陆)
集数: 6
片长: 44分钟
央视六集政论专题片《法治中国》即将播出
6. 央视7部专题片都有哪些
1、《将改革进行到底》
《将改革进行到底》是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指导，中央电视台承担制作的十集政论专题片，于2017年7月17日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
2、《法治中国》
《法治中国》是为全面总结展示全面依法治国的历史性变革和辉煌成就，中央组织拍摄了六集政论专题片《法治中国》。该片自2017年8月18日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首播，并在融媒体平台同步推出。
3、《大国外交》
《大国外交》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宣传部、新华通讯社、中央电视台推出的，由何绍伟、朱波共同执导的六集政论专题片。该片于2017年8月28日至9月2日每日20:00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
4、《辉煌中国》
《辉煌中国》是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电视台联合制作的六集电视纪录片。全片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为脉络，全面反映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于2017年9月19日至24日每晚8点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
5、《强军》
《强军》是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组织拍摄的八集大型纪录片。 全片共八集，分别为《逐梦》《铸魂》《制胜》《重塑》《浴火》《跨越》《铁律》《伟力》。从2017年9月29日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晚8点播出，每天播出两集，部分省级卫视次日重播，融媒体平台同步推出。
6、《为了公平正义》
《为了公平正义》，司法体制改革六集政论专题片。于2017年9月25日起每天晚上20:00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首播，并在融媒体平台同步推出。
7、《巡视利剑》
《巡视利剑》，由中央纪委宣传部、中央巡视办、中央电视台联合制作的4集电视专题片。该片于2017年9月7日至11日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每晚8点首播。
7. 我国依法治国方略的基本内涵主要有哪些
第一，依法治国的主体是人民群众。首先，这是由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决定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正如我国宪法所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国家的一切权力都属于人民，治理国家的权力当然也属于人民。其次，这也是由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决定的。社会主义民主本质上就是人民当家作主。既然是由人民当家作主，当然就只能由人民依法治国。再次，这还是由人民的地位所决定的。在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成为了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人民的主人翁地位就表明了人民群众在治理国家上的地位和作用。
第二，依法治国的客体是国家权力和公共事务。国家权力必须依法而治。依法治国必须体现为人民群众的依法治权。公共事务则是一个统称，在现代社会中，首要的公共事务就是国家事务，其次是经济文化事业，再次是社会事务依法治国，在根本上就是要保证国家各项工作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
第三，依法治国的根据是法律制度。依法治国的根据是法律制度，而不能是其他的任何事物。从法律制度的含义上讲，依法治国，首先就是要依照宪法来治理国家。其次，还必须遵守和服从其他法律制度。法制是一个整体，如果其中的某一个方面或者某一个制度甚至某一个规范被违反，都将涉及整个法制的效力，都会损害整个法制和法治的权威。所以，我们说依法治国必须在严格遵守宪法的前提下，还应该遵守其他所有的法律。依法治国的根据是整个法律制度的总体而不是其中某一部分或者某一方面。
第四，依法治国的方式是多种而可行的。依法治国的主体是人民，人民有权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来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对于人民治理国家的途径和形式，必须予以足够的法律保障，使人民能够通过这些途径和形式来实现自己的主体权力和权利。如果对于人民治理国家和社会的途径和形式限制过多，就必然会限制人民民主，使人民民主形同虚设，人民依法治国的权力就会在实际上被取消。人民管理国家和社会的途径和形式不仅是多种多样的，而且还应当是切实可行的，这是由社会主义国家依法治国的本质所决定的。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依法治国在本质上是人民当家作主的体现，是人民民主的要求。
第五，依法治国的目的在于实现人民民主。依法治国最终的目的在于实现人民民主。依法治国，就是要通过保证国家各项工作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在依法治国的历程中，我们必须深刻理解人民民主才是法治的归属，才是依法治国的归属。依法治国在政治上的目标就在于实现人民民主。
8. 我国法治政府的六大特点是什么
建设法治政府是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也是贯彻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强政府自身建设、维护群众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近年来，各地在推进法治政府建设方面采取了许多举措，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要看到，一些人对法治政府的理解还比较简单，致使法治政府建设在实践中存在不少问题和薄弱环节。这就要求我们从理论上进一步把握法治政府有哪些特征。
建设法治政府目标的提出，在我国经历了一个过程。上世纪90年代，国务院提出了依法行政的要求，这是我国政府治理理念的一大进步。2003年，国务院法制办召开的全国依法行政理论研讨会首次提出了法治政府的概念。在此基础上，2004年国务院颁布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明确提出“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经过十年左右坚持不懈的努力，基本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从建设法治政府目标提出的过程看，法治政府中的“政府”是指狭义的政府，主要包括各级行政机关。法治政府的内涵主要是指各级行政机关按照依法行政的要求，在行政理念、行政体制、行政规范、行政决策、行政执法、行政监督等各个环节贯彻法治的原则。建设法治政府，是基于行政权在我国政治架构中的重要地位和行政权易于扩张的特性，为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提高行政管理水平而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法治政府的内涵决定了法治政府必须是守法政府、民主政府和透明政府。
法治政府是守法政府。法治，在逻辑起点和制度目的上均在于通过法律制约公权力。因此，法治政府必然是在实体和程序上都严格遵守法律的守法政府。守法政府的内涵包含两方面：一方面，它必须是有限政府。有限政府的核心不在于权力的大小，而在于政府权力是受到法律严格限制的，其边界是确定的、明晰的，政府行使其权力既不能缺位，也不能越位。当前，一些地方政府行使权力的边界不够明确和清晰，政企不分、政资不分、政事不分，这些都不符合法治政府的要求。另一方面，它应当是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强调法律权威至上，政府违反法律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实现权力与责任的统一。实践中，一些地方政府在违反法律后不承担法律责任或者以政治责任、道义责任代替法律责任，也不符合法治政府的要求。
法治政府是民主政府。法治的重要价值在于实现民主、保障公民权利。因此，法治政府必须是民主政府，其权力的行使要充分、真实地代表民意，成为人民意志的执行者。这一方面要求行政立法和行政决策必须民主。在重要行政立法和重大行政决策过程中，应采取听证会、论证会、座谈会或者向社会公布草案等方式，广泛听取有关专家、社会公众以及利益相关者的意见，实现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良性互动。当前，一些地方政府在重要行政立法和重大行政决策过程中没有很好地发扬民主，行政行为看似有法可依，其实并不符合法治政府的要求。另一方面，行政执法也必须民主。行政机关在作出对行政管理相对人、利害关系人不利的行政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并给予其陈述和申辩的机会，依法保障其合法权益。
法治政府应当是透明政府。只有透明的政府才能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更好地接受社会监督，确保政府权力依法行使，成为法治政府。这就要求大力推进政府信息公开。除涉及国家秘密和依法受到保护的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事项外，政府作出什么样的决策以及如何决策都要向公众公开，行政执法的依据、程序和结果都要及时公布，以方便公众监督政府是否依法行使权力。信息公开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准确、及时。当前，一些地方政府对信息采取“选择性公开”，对自己有利的就公开，对自己不利的就隐瞒，这也不符合法治政府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