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国的客体及其对象是

『壹』 马克思主义法制观的内涵是什么

马克思主义法律观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吸取前人，特别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基础上创立的，是用辩证唯物主义研究社会历史现象、特别是法律现象，如法的产生、本质、发展规律等重大问题而形成的基本理论观点。马克思主义法律观是工人阶级世界观的法律表现，是为工人阶级和人类解放事业服务的法律观，因而它是适应时代需要、与时俱进、不断丰富、发展的法律观。马克思主义法律观有丰富的内容，一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关于法和法律的观念、主张，都属于其列，但其最基本的部分是那些属于世界观性质的法律观念、法律意识。它们应是一切愿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观察法律问题的人们努力学习和把握的基本原理、出发点。我们认为，至少以下三个方面的原理应属此列。
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现象的法、法律
马克思主义认为，法是上层建筑现象，对于这种现象，“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但法不是消极地，而是积极地反作用于社会生活，法与社会生活诸现象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辅相成。对此，恩格斯指出：“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相互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这不仅揭示了社会结构的基本因素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基本规律性，也指出法、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位置以及它与其他社会现象的关系。这一原理为科学地观察法律现象奠定了最基本的方法论原理。
用这一原理分析法与经济的关系，可以得出：经济关系是法发挥影响的源泉，又是法影响、作用的结果。对经济关系考察必须充分估计到法律对这种关系的调整。在实际社会生活中，人们预见到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并为此制定出法律，就表现出利益（需要）首先在法中得到实现，后来依靠法而体现在社会关系的其他领域，包括生产关系之中；但更多的情况是利益（需要）往往一开始体现于新的社会关系，包括生产关系之中，后来才固定在法中。新的利益往往通过事实上形成的社会关系为自己开辟道路，而且法律上的固定经常是始于个别的法律判决、审判实践。这无论在工业文明前，还是在工业文明后，都大量地存在。法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使法具有超前性或滞后性。法是最接近于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现象，民商法等法律表现为直接为经济生活服务，但刑法、行政法等也同样在直接或间接地为经济基础服务。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制约着人们的价值追求，又加上人的价值追求，形成法，反作用于社会生活。所以，法是人从实际关系出发，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实现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辩证发展，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过渡的重要环节。
我们后人在对法、法律现象的探讨中，不断细化了法的相对独立性、继承性，法与道德的联系，民族、宗教因素对法的影响，文化，特别是法律文化对法的发展的制约等等，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法是上层建筑现象的原理。
法、法律的内在矛盾
马克思主义认为，法是由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物质生活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而不是单个人的恣意横行。法的公正性最终受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法同国家一样，本身也充满内在矛盾，它既履行社会公共职能，也实行阶级统治职能，既要代表社会共同体的共同愿望和利益，同时也代表在社会上占优势地位的阶级、阶层的愿望和利益。
在前资本主义社会，法、法律公开规定不平等，阶级统治职能相对明显，这是当时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但它同样也得顾及人民大众谋生存的起码要求，体现该社会对法律的共同需要，否则就是无休止的战乱或同归于尽，不可能建立统一的秩序。法对统治阶级内部及同盟者和被统治阶级的利益的协调，确能起到定分止争的作用，并能维持社会的稳定，保护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只要阶级或阶级残余还存在，法的阶级统治职能和社会公共职能就会同时并存，相互联系、相互制约。不过在不同时代，法的矛盾的这两个方面的比重是不一样的。当一定阶级的统治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相一致时，法的这两种职能就能比较好地互相促进，相辅相成。相反，如果社会矛盾尖锐化，法的这两种职能就会发生抵触，阶级统治职能就成了主要方面，社会公共职能往往就化为乌有。
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的繁荣，广大人民群众对权利要求的增强和民主的推进，世界经济联系的日益紧密，全人类面临的生存和生态危机等迫切问题的出现，要求法的阶级统治职能相对减弱，社会公共职能不断扩大。人类文明的发展要求超脱人民和民族的冲突，走向民主，走向协商、共处。无论对本国，还是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而言，用非冲突、非暴力手段解决问题的呼声日益强烈，法适应客观形势的需要，也日益成为缓和、化解矛盾的手段。在国际方面，法的发展随着国际交流的紧密、各个国家或地区的法律相互借鉴与吸收，在保留各自优秀文化的前提下，共识逐步增多。国际组织和国际条约成为不同国家不同社会制度寻求解决全球性问题的有力手段。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拒绝使用强制和暴力，也不否认法所固有的阶级职能，而是使强制、暴力的使用更加合理、更加文明。法是各种力量较量的结果，法所体现的公正也就是对各种力量较量所达成的妥协和一致的神圣化。法所建立和维持的秩序也是各种力量协商、妥协，达到一定平衡的反映。对内民主，对外协商，人的自由的扩大，都意味着法、法治价值的增加。
法、法律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认为，法的现象的内容不可能是法律自身，而只能是一种现实的关系。市民社会的一切要求，一定要通过国家的愿望，并以法律形式才能取得普遍效力。法律所体现的愿望的内容，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和交换关系的发展决定的。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着人们的正义观、价值观，决定着人们意志的内容。法是一定社会经济条件的法权要求的法律表现，是经济关系的意志化形态，它通过国家，借助于法律的形式，具有了人人必须遵守的普遍效力。我们由此得出：法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法中的正义、公平是相对的，是一定历史时期内，在一定社会生产方式条件下，对社会各种利益的协调。法在斗争中表现出协调，在协调中存在着斗争。
法是“理”与“力”的结合。法中蕴涵的“理”，至少包括三个因素，即对一定事实或规律的承认；在一定事实状况基础上形成的公道观、价值观；人类积累的调整社会关系的知识、智慧、法律文化。从根本上说，法中的“理”来自社会生活，是当时代表社会发展方向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生活条件，特别是经济发展需要的反映。百姓触犯了法律，受到处罚，而他又能够接受，就反映了法中有让百姓服从的“理”；王子尽管是统治阶级中的一分子，但他犯了法，也应与庶民同罪。法中的“理”随社会物质生活条件、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而变化，尤为明显地表现在法的历史类型的更替中。王位世袭在奴隶制和封建制社会被认为是正当的，篡位被认为是有悖于“理”；到工业文明时期，通过选举担任国家领导被认为合“理”。法中同样蕴涵着“力”，它来自国家权力，但“力”最终取决于物质生活条件，大家服从于强制力的基本原因是法中的“理”在起作用，这也是法的普遍约束力的可靠来源。“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必须是“理”与“力”统一。法中的“理”的内容与法中的国家强制力的形式的矛盾及其解决，推动着法的历史类型的更替和法律文化的积累，为人类向更高历史阶段的发展创造前提。
法的产生是历史的必然，法的作用也随社会对其需要的逐步扩大而逐步增强。随着经济活动在全球范围内形成大的循环，法的发展呈现出趋同的趋势。马克思主义法律观是我们正确认识法和法律的理论基础，任何时候都要坚持，但绝不能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某些个别论断，否则就会因为脱离实际而不能顺利前进，甚至发生失误。要学会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现实问题，与时俱进地进行理论创新，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

『贰』 "有人说，法律是由政府机关去执行的，因此，依法治国的主体是政府及其公职人员，

这个说法是错误的

党的十五大报告已明确治国的是人民，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这三个“管理”的对象，可以说是依法治国指向的客体。可是，在理解和贯彻执行这一治国方略时，一些地方往往把法治主体只限于政府,由政府制定依法治省、治市、治县、治乡……的方案，所“治”的对象也大都是本地所“管”的行政、司法事务和经济、文化、社会事务。这样，就把“依法治国”的“国”这一客体，理解为只是一个空间或地域概念，按等级层层分管。“依法治国”演化为只是本地区依法办事，这就有失偏颇，而且同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核心内容与价值目标相左。 有的地方甚至推演为依法治村、治家，最后落实到依法治人，就更有悖“法治国家”的精神了。
具体行使国家行政管理权和司法权的国家机构和国家公职人员，只是在人民授权范围内行使国家管理某些权力的执行者，任何机构和个人决不能未经人民授权或者超越人民授权成为人民之上的治理国家的主体。由于国家机构和国家公职人员掌握着一定权力及其所处的重要地位，应当是依法治理的重点。任何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在行使权力时必须受到法律制度的约束和监督，并且承担相应的责任

『叁』 依权治国,依宪治国有什么不同

首先，制度基础不同。法治作为上层建筑，建立于经济基础之上，其性质根本上取决于经济基础的性质，取决于国家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性质。西方宪政建立在资本主义宪法基础上，本质上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是以保护个人基本权利的名义，保障资产阶级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从而确保资产阶级在国家经济、政治生活中的统治地位。西方宪政尽管标榜“主权在民”，实际上却是金钱主导选举和决策，资本家及其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掌管政权，国家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主要为资产阶级服务。我国宪法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我们党依据这样的宪法治国理政，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其次，领导力量不同。表面上看，西方宪政民主通过每隔几年的选举，让不同政党轮流执政，实现各自执政理念和主张。其实，无论两党制还是多党制或其他形式，资产阶级政党在本质上并无实质区别，都是资本和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言人，他们都是极力通过竞选、大选谋取议席来控制国家机器，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最基本的特征，就是旗帜鲜明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国宪法以根本法的形式反映了党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取得的成果，确立了在历史和人民选择中形成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庄严宣告我国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从根本上解决了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法治的关系问题。根据宪法，工人阶级是我国的领导阶级，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工人阶级的领导主要通过党的领导来实现。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只有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凝聚起全社会的共识和力量，这是我国独特的制度优势。离开党的领导，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就会偏离正确方向。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取消宪法中关于共产党领导地位的规定，导致亡党亡国的惨痛教训，我们决不能忘却。
是否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区分我国依宪治国、依宪执政与西方宪政的分水岭。依宪治国、依宪执政，是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前提下，通过尊重宪法权威、维护宪法尊严、推进宪法实施、加强宪法监督，实现党治国理政和管党治党的各项政策和目标。一些别有用心者故意把党和法对立起来，诘问“党大还是法大”，提出人民民主就应该是人民自己做自己的主，不需要由谁来领导。其目的是企图从“宪政”、“法治”问题上打开缺口，蛊惑人心，进而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把中国引向邪路。对此，我们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要有战略思维和政治定力，善于明辨是非，自觉坚持党的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第三，权力主体不同。从表面上看，西方宪政民主依据“普遍平等”、“一人一票”原则进行的民主选举，体现了民主公平。但实际上，选举背后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各种资本力量、利益集团或少数精英群体力量，广大民众根本无法决定国家和社会生活重大事项，选票无法真正有效地反映选民意愿。我国宪法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统一管理国家事务。广泛的民主性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一大特色。人民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这样的制度安排，有利于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第四，权力行使方式不同。西方资本主义宪政民主实行“三权分立”，其主要功能就是基于宪法规定，通过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分权制衡方式来维护资本和资产阶级利益，维持资本主义统治。我国在权力结构上，实行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根据我国宪法，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权力机关，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可见，这是一种不同于横向平行模式的纵向权力结构模式，有利于形成治国理政的强大合力，切实防止出现相互掣肘、内耗严重的现象。这一制度正确处理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确保国家权力掌握在人民手中，符合人民当家作主的宗旨，适合我国的国情。
最后，具体历史条件不同。马克思主义认为，民主是历史的、具体的。一个国家或民族要根据社会发展面临的主要任务和社会条件选择适合自己的民主形式。一个国家法治道路的选择，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以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追求等共同作用的结果。我们所坚持的依宪治国、依宪执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产物，是基于中国国情，基于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总结中华文明5000年的历史经验和新中国60多年来的法治经验，同时学习借鉴世界上优秀的法治文明成果，而成功探索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实践证明，这种制度模式植根于中国土壤，适合中国民主法治发展，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各项要求相适应，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肆』 强有力的行政执行的特征是民主什么透明法治和高效

中国共产党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立为治国的基本方方略第16次全国代表大会第15次全国代表大会。第14次全国代表大会第13次全国代表大会加强了法制建设推进依法治国。依法治国的客体及其对象是。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广大人民群众。实现宪法和法律在治理国家中的权威性和稳定性。

『伍』 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的主体是谁

科学立法的主体是立法机关，即人大及其常委会。
严格执法的主体应该是行政机关。公正司法的主体应是司法机关，即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人民法院。
科学立法是一国法律体系是否完善的价值判断标准之一，那么，如何科学解读科学立法的内涵及相关问题就是理论界和法治实践不能回避的。正是基于此种现实需要，对科学立法科学性的构成要件、科学立法科学性的阻滞因素、科学立法科学性的实现路径等作了较为系统的探讨。认为科学立法科学性的主体要件是立法权的专属性、主观要件是立法过程的有准备性、客体要件是立法事态的法调整性、客观要件是立法行为的程序性；要实现科学立法，法律形式的相对吸纳化、立法逻辑的自下而上化、立法视野的全球化、立法案形成的专业化、立法效果的社会反馈化都是不可缺少的。
严格执法是指要求在执行法规或掌握标准时，不放松、不走样，做到严厉、公平、公正。
严格执法体现在两个方面：
1、要求执法人员必须秉公执法，严肃执法，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和程序办案，真正做到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
2、要求执法人员必须尽职尽责，对发生的违法行为敢于纠正并依法处罚，不搞“态度执法”、“关系执法”、“人情执法”，做到见违必纠，纠违必罚，处罚有据。
司法公正，是指司法权运作过程中各种因素达到的理想状态，是现代社会政治民主、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现代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保证。
司法公正它是法律的自身要求，也是依法治国的要求，其基本内涵是要在司法活动的过程和结果中体现公平、平等、正当、正义的精神。其主体是以法官为主的司法人员。司法公正的对象包括各类案件的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司法公正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前者是司法公正的根本目标，后者是司法公正的重要保障。整体公正与个体公正的关系反映了司法公正的价值定位和取向。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

『陆』 我对依法治国的理解300字

(一)必须更新观念。依法治国是我国在治国方略上的根本转变，它必然要求我们对长期以来形成的一系列观念加以更新，尤其是"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30)"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31)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与之相适应的高度集权以及主要靠政策、行政命令、长官意志办事的方式，根深蒂固。在观念上，亦有与之相适应的一套，如不加以更新，就很难在言行上自觉投入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事业中去。对于需要更新的观念，有些前文已经涉及，如树立法律至上的原则，就是要改变法律"很不受重视"的观念等。这里，要着重论述如下几点：
第一，要改变重人治轻法治的观念。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的法制有"不少是属于'人治底下的法制'，其所制定与实施的法律与制度，主要是为了加强行政权力对社会主体的管理、控制。"(32)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逐步完善，由于"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的内在要求，治理国家的方式也将产生根本性的转变，即由原来多年形成的主要以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为转移的人治体制，转变到主要依据民主基础上制定的法律来办事的体制上。治理国家靠什么？邓小平同志认为："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33)
只有从观念上、体制上和具体的制度程序上完成由人治向法治的根本转变，才能最有效地促进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和"两个文明"建设，切实保障人民民主。
第二，要改变重义务轻权利的观念。权利和义务是法学的一对基本范畴，是法律规范的主要内容，树立正确的权利义务观念，对推动依法治国具有实质性的重要意义和作用。从根本上讲，权利是属于作为国家和社会主人的人民的，但在旧社会，人民的权利被全部或部分地剥夺了，却要承担被强加的无数义务。后来，人民通过革命斗争，夺回了自己的权利。但是，长期以来形成的重义务轻权利的观念，仍在相当一部分人、尤其是在相当一部分公职人员头脑中作怪，在实践中就表现为漠视以至侵犯人民的权利，而对加重人民的义务、负担，却习以为常。法治国家一个全局性的、根本性的要求及其价值取向的重心，是要保障人民的权利，一切非法侵犯人民权利的行为都是法治秩序的大敌。因此，必须树立权利观念，享有权利是人民承担义务的前提。当然，这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要否定义务。马克思说："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享受权利就要承担义务，承担义务是为了更好地享受权利。
第三，要改变官贵民贱的观念。官与民是自有国家以来的一对矛盾。官与民的矛盾在旧社会常常表现为尖锐的对立，历史上"官逼民反"的事件屡见不鲜。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国家和社会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在理论和宪法、法律上，官与民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而没有高低贵贱之别。但是，长期以来形成的观念和惯性的作用，有的干部、尤其是一些领导干部，一讲依法治理，就把治理的重点和对象放在老百姓身上，只想让老百姓严格守法，把老百姓管住，而自己则是居高临下的执法者、管理者。这是官贵民贱观念余毒的表现。在社会主义社会，"官"的地位和权力都是人民给的，"官"的衣食和工作、生活条件都是人民纳税、纳粮供给的，民是"官"的衣食父母。推行依法治国的方略，必须树立以民为本的观念，"官"要奉公守法，恪守职责，勤政廉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才能得到民的拥护和爱戴。
第四，要改变道德与法无关的观念。道德是以人们关于善与恶、美与丑、公正与偏私、诚实与虚伪、荣誉与耻辱、正义与非正义等观念，来评价人们的各种行为，调整人们的相互关系，并由人们的内心驱使和舆论压力发生作用的社会行为规范。有高尚的共产主义道德、社会公共道德和各种职业道德等之分。从观念形态和行为规范的角度说，它是人们的法律意识、法治观念和在法律范围内活动的基础。立法时，人们的道德观念、意识形态、法律意识等通过立法者的立法活动渗透并且表现到法律中，影响着法律价值的道德取向，使法律呈现出良、恶状态。良法是实行法治、依法治国的前提条件之一。在法律实施的过程中，执法主体要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素养，才能使其执法活动和结果合法、合理；执法客体亦须有良好的道德素养，才能使其行为不越法定界限一步。
第五，要改变无所作为的观念。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一项艰巨而困难的任务。这就需要我们全体公民、包括全体公职人员，不论是在中央还是在地方工作，亦不论是在什么行业、什么岗位上，都要为实现依法治国尽匹夫之责。现在，我们有正确的思想理论指导，有中央已经确定的、经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有广大人民群众以主人翁姿态的热情支持和参与，任何困难都不能阻止我们义无反顾地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所以，我们一定要克服畏难情绪，打消无所作为的观念，充满必胜的信心，努力工作，积极参与，争取早日实现人民所期望的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社会安宁、人民幸福的法治状态。

『柒』 依法治国的客体是

国家事务 经济文化事业 社会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