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立法机构涉贪

⑴ 乌戈·查韦斯的经历简述

查韦斯于1982年创建了“玻利瓦尔革命运动”，并于1997年创建了“第五共和国运动”。1998年12月，查韦斯作为左翼竞选联盟“爱国中心”的总统候选人参加大选并当选总统，1999年2月就职。2000年7月，查韦斯在根据委内瑞拉新宪法重新举行的大选中再次当选总统。2006年12月，他连选连任总统。2008年2月，查韦斯当选并担任委内瑞拉统一社会主义党主席。2012年10月，查韦斯在总统大选中成功连任，但因体内癌细胞复发，12月11日再度在古巴首都哈瓦那接受手术治疗。 早年生涯（1954年-1992年）查韦斯查维在1954年7月28日生于巴里纳斯州的萨瓦内塔。 他的双亲都是学校教师，他是第二个儿子。 他是混合了印第安人、非洲人和西班牙人血统的后裔。查韦斯和其它5名兄弟姊妹在萨巴内塔附近的一栋茅草屋里长大。在年幼时，查韦斯与他的哥哥一同被送至萨巴内塔与他们的祖母居住，在那里，查韦斯学习了一些才艺如绘画、歌唱、和棒球，同时也就读当地的胡利安·皮诺（Julián Pino）小学。他后来被送至巴里纳斯州的城镇以就读丹尼尔·弗洛伦西奥·奥利里（Daniel Florencio O'Leary）高级中学，并且获得科学的毕业 文凭。
在查韦斯17岁时，他进入了委内瑞拉军事学院， 在1975年获得军事学和工程学的硕士学位， 以候补的中尉身份服了几个月的兵役，接着查韦斯被批准前往卡拉卡斯的西蒙·玻利瓦尔大学研读政治学，但最后并没有获得文凭。
在结束学习后，查韦斯进入军中正式服役，担任驻扎在巴里纳斯州的反暴动大队的成员。查韦斯的军事生涯长达17年，在这段期间中他曾担任各种职位、指挥、和幕僚人员位置，最后终于提升至中校职。查韦斯也在委内瑞拉军事学院担任教师和员工职位，当时查韦斯最出名的是他热情的教学风格，和经常对于当时委内瑞拉政府及社会作出强烈批评。在这个时期，查韦斯还成立了玻利瓦尔革命运动-200组织。之后查韦斯继续升任至一些高等级的职位，还数次获得勋章。 在总统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的执政下，委内瑞拉的经济状况一直低迷不振，人民不满的声浪也持续高涨，查韦斯为发动军事政变而进行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原本的日期选在1991年12月，最后延至1992年2月4日的早晨才发动。在计划里，查韦斯所指挥的5个营的武装部队将会进入卡拉卡斯市区，攻击并占领市内的主要军事和通讯设施，包括总统官邸、国防总部、军事机场、和历史博物馆在内。查韦斯的最终目标是俘虏现任总统佩雷斯。
在政变失利后，查韦斯向政府自首。他被允许出现在国家电视广播上以呼吁其余的叛乱部队停火，当他进行呼吁时，他还著名地讽刺道他只是「暂时地」（por ahora）失败了。查韦斯成为了全国的焦点人物，许多贫穷的委内瑞拉人则将他视为是对抗政府贪污和腐败的英雄人物。查韦斯被送往监狱服刑，而原本政变所要打倒的目标—总统佩雷斯则在1年后遭到弹劾。在监狱里，查韦斯的眼睛长出了赘肉，赘肉后来还滋长至他的虹膜。他的视力逐渐恶化，尽管经历许多治疗和手术，查韦斯的视力已经永久地减弱了。 在经过两年的监禁后，查韦斯于1994年被总统拉斐尔·卡尔德拉赦免。被释放后，查韦斯将MBR-200重新组织为新的第五共和运动（MVR—Movimiento Quinta República, V代表了罗马数字的五）。 到了1998年，查韦斯开始竞选总统。查韦斯以他所提出的玻利瓦尔主义作为他政见的基础，查韦斯和其追随者称他们的目标为“铺设一个新共和国的根基”来取代现有的制度，他们主张现行的两党制度传统只不过是政治分赃的制度。相当具争议性的，委内瑞拉最大的两间外国银行—西班牙对外银行（Banco Bilbao Vizcaya Argentaria, BBVA）和西班牙国家银行（Banco Santander Central Hispano, BSCH）在选战中违法地资助了查韦斯数百万元。
查韦斯利用他的领导魅力和华丽的演说风格—大量运用口语和粗话的方式—赢得了委内瑞拉大量的贫穷人口和工人阶级的支持。 1998年5月，查韦斯的民调已经上升至30%，到了8月又窜升至39%。查韦斯最后在1998年12月6日的选举中以56%的得票率获胜，当选委内瑞拉第53任总统。 查韦斯在1999年就职总统后便展开了广泛的制度转变。在查韦斯执政下的委内瑞拉社会，从原本旧政府所采纳的自由市场经济和新自由主义原则，迅速的转变为准社会主义的收入重新分配和社会福利计划。查韦斯也完全颠覆了原有的外交政策传统，断绝原本与美国和欧洲的战略利益连结，改朝向非主流的外交路线，成为南半球世界发展和整合的范例。
查韦斯的改革获得了大量的称赞，也招致大量的批评。许多委内瑞拉人也对他抱持着反感，尤其是社会的上层和中上阶级，他也被揭发进行了许多广泛的政治压迫和人权侵犯。查韦斯政策所引起的巨大争议也在2002年酝酿了一场试图推翻他的短暂政变，和2004年的罢免投票，也有许多阴谋论认为外国势力企图经由军事政变和刺杀、甚至是军事入侵来推翻查韦斯。
经济危机和新宪法
查韦斯在1999年2月2日宣誓就职。查韦斯在最初几个月里主要专注于新的立法和宪法改革，以废除旧有的政治制度。第二个重点则是即刻分配更多政府资金援助新的社会计划。
查韦斯的经济政策与先前的执政者完全不同，停止继续私有化委内瑞拉的国有股份—例如社会安全制度、铝产业股份和石油产业。不过，虽然查韦斯希望促进财富的重新分派、增加管制和社会开销，但他也不反对外国对委内瑞拉进行直接投资。与之前几任总统相同的是，查韦斯也试图吸引国外直接投资的涌入，以避免经济陷入资金外流和通货膨胀的危机。
查韦斯也降低了委内瑞拉的石油开采，以获得更高的石油价格，这至少能在理论上提高石油的收入，以此来提高委内瑞拉严重萎缩的外汇存底。他还极力游说其它的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减少石油的产量。由于这些干涉石油产业和石油输出国组织的行动，查韦斯被取了一个「价格骗子」的浑名。查韦斯也试着重新谈判在他执政之前委内瑞拉与菲利普石油（Philips Petroleum）和艾克森美孚所签订的60年开采权契约，这些契约使外国石油公司每年得以从委内瑞拉抽取的大量石油中赚进数百亿元，但却只付出1%左右的税赋给委内瑞拉政府。后来查韦斯称他的目的便是要彻底的国有化委纳瑞拉的石油资源。虽然与外国石油公司的重新谈判并没有成功，但查韦斯仍专注于改进国内税赋和查帐制度的效率，尤其是针对主要公司和地主的部分。
不过，到了1999年中旬，查韦斯原先所承诺的反贫穷法案却在国民大会中遭到反对派议员的阻挠，愤怒的查韦斯于是宣布将在1999年7月再进行两次全国性选举—距离之前的总统大选只有一个月。第一场选举是全国性的公民投票，决定是否要举行一次全国性的制宪会议，制宪会议将会采用与查韦斯政治意识形态相近的框架作为委内瑞拉的新宪法。第二场选举则是要选出这次制宪会议的代表。制宪的公民投票以72%的同意票通过，而在第二个选举中查韦斯的第五共和运动以及其它联盟政党联合组成的爱国者标竿联盟（Polo Patriotico）赢得了制宪会议中95%（131个议席中的120个）的议席。
到了1999年8月，制宪会议建立了一个特别的「紧急司法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拥有排除法官而无须与其它政府分支协商的权力—最后超过了190个法官被控贪污而停职。在同一个月里，制宪会议宣布「立法紧急情况」，由一个7人组成的委员会来取代一般由国民大会所运作的立法功能，于是立法机构对于查韦斯政策的抵抗便立刻瘫痪了，同时制宪会议也禁止国民大会进行任何形式的会议。
制宪会议本身则设计了新的1999年委内瑞拉宪法，由350个条文构成，成为世界上最为冗长的宪法之一。同时也将国家的正式名称从原本的委内瑞拉共和国改为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新宪法将总统的任期从5年提升至6年，并将原本的任期限制从一届提升至两届，并且设立了罢免总统的全国公民投票制度—也就是委内瑞拉的人民能够以公民投票的方式提前撤换总统。这样的公民投票必须有一定数量的联署才能发起。新宪法也给予总统解散国民大会的权力，使总统的权力大为增加。新宪法将原本两院制的国民大会转变为一院制的立法机构，新立法机构的权力则大不如前。新宪法条款创立了一个新的职位—公共辩护人，公共辩护人拥有监督总统、国民大会、和宪法的行动的权力，查韦斯称公共辩护人是新政府里的「道德部门」，以捍卫公共和道德利益为职责。最后，委内瑞拉的司法制度被改革了，在新的宪法下，法官必须通过公共的检验才能就职，而不是像以前一般只需国民大会的任命。
新的宪法条文经由1999年12月的全国选举通过了，制宪会议也因此完全依照着查韦斯的意愿架构了一套新宪法。查韦斯主张，为了成功和广泛的推行他所计划的社会正义政策，这样的改变是绝对必要的。他计划要彻底改变委内瑞拉的政府和政治架构，并且依照1998年竞选时的承诺，要开放更多委内瑞拉的政治环境给独立政党和第三政党。在这个过程中，查韦斯也试着对反对他的政党民主行动（Acción Democrática）和COPEI施加致命打击。
1999年12月15日，连续数周的大雨造成了遍及全州的山崩，夺走至少30,000人的生命。批评者宣称查韦斯因为专注于公民投票和政府的改革，而忽略了民防组织提出的淹水泛滥的紧急报告。政府则否认这些批评，查韦斯亲抵灾区领导救灾行动。在这之后，2000年又发生了一次山崩，但已减低至只有3人死亡了。 重新选举
新的一院制的国民大会在2000年7月30日进行选举，在同一场选举中，查韦斯也支持重新进行总统选举。查韦斯的联盟一举获得了国民大会里三分之二的议席，而查韦斯则在总统选举中获得60%的选票。国际性的卡特中心监视这次选举，他们的报告认为由于选举缺乏透明度、选举委员会的偏袒态度、和查韦斯政府施加的压力，国民大会的选举是违反宪法的，但他们的报告并没有改变选举委员会公布的结果。不过，他们认为总统重新选举的部分是合法的。
稍后，在2000年12月3日，地方的选举和公民投票也举行了。公民投票决定是否同意由查韦斯提出的一个法案—强制所有委内瑞拉的工会举行由国家监督的选举。这个公民投票被国际的工会组织广泛谴责，包括国际劳工组织在内都批评这是政府对工会内部的过度干涉，这些组织还扬言要对委内瑞拉进行国际制裁。
在2000年5月和7月的选举后，查韦斯提出了「授权法案」，并由国民大会通过。这个法案将授权查韦斯以法令治理委内瑞拉一年。在2001年11月，也就是授权法案过期前一个月，查韦斯一口气颁布了49项法案。这些法案包括了碳氢化合物法和土地法，委内瑞拉商会联盟（Fedecámaras）和委内瑞拉劳工联盟（Confederación de Trabajadores de Venezuela, CTV）则极力反对这些新法案，并准备在2001年12月10日举行一次产业总罢工，希望总统能重新考虑这些法案，并且针对这些法案进行公开辩论。不过，罢工行动最终并没有成功影响查韦斯的决定或政策。
当查韦斯执政的第三年结束时，查韦斯的主要政策已经成功打击了委内瑞拉的地主，查韦斯的改革据称也改进了社会福利，降低婴儿死率，并已粗略架构了一个由政府出资的免费健保制度，以及免费的教育制度—最高到达大学教育的阶段。到了2001年12月，随着查韦斯控制资本的政策，委内瑞拉的通货膨胀已从原本的40%下降至12%，而经济发展则稳定维持在4%左右。查韦斯的政策据称也增加了小学的入学人数高达100万学生。 在2003年何2004年查韦斯进行了一连串的社会和经济计划，以维持人民的支持。在2003年7月他展开了「鲁宾逊计划」（Misión Robinson），以提供免费阅读、书写、和算数课程给超过150万委内瑞拉的成年人文盲（在查韦斯1999年执政之前）为目标。在2003年10月12日查韦斯又发起了「瓜依凯布洛计划」（Misión Guaicaipuro），计划保护委纳瑞拉原住民族群的生计、信仰、土地、文化、和其它权利。在2003年底，查韦斯展开了「苏克雷计划」（Misión0 Sucre），以提供200万名没有完成基本教育的委内瑞拉成年人免费的高等教育为目标。在2003年11月查韦斯展开「里巴斯计划」（Misión Ribas），计划提供改善的教育和文凭给五百万名委内瑞拉的高中退学生。在鲁宾逊计划展开后一周年的纪念典礼上，查韦斯向50,000名接受识字教育完毕的委内瑞拉民众演讲道「在一年内，我们已经使1,250,000名委内瑞拉人毕业了。」。不过，查韦斯仍然遭遇一些不小的挫折，尤其是通货膨胀率在2002年飙升至31%，并且在2002年依然维持27%左右，使得贫穷人口生活更为艰难。
在2004年5月9日，126名哥伦比亚人在袭击一座接近卡拉卡斯的农场时被捕获，查韦斯立即指控他们是由外国支持的准军事部队，意图以暴力推翻他的政权。这些事件只不过更为激化了委内瑞拉社会里拥护和反对查韦斯的阵营的对立。查韦斯还宣称在2004年也有一场密谋推翻他的政变，这起政变的真假直到今天仍然没有定论。在2005年10月，27名被控的哥伦比亚人被判有罪，其余的人则被释放并驱逐出境。
在2003年年初和中旬，一个名为「Súmate」的公民投票权利组织开始募集发动罢免总统的公投选举所需的数百万份签名，到了2003年8月已经募集大约320万份签名，但由拥护查韦斯者占多数的选举委员会则拒绝接受这些签名，因为宪法规定必须在总统任期的一半（也就是三年）过后才能发起罢免，而这些签名在查韦斯尚未任职满三年之前便已开始收集。反对派和国际间的新闻报导查韦斯开始处罚那些参与联署的人，而查韦斯的拥护者则宣称许多劳工曾在工作场所被其雇主强迫提供签名。在2003年11月，反对派又重新收集了一次联署，在短短4天内收集了高达360万份签名。这时有传闻指称查韦斯曾使用欺骗手段愚弄签署的收集者，于是全国各地都发生了暴动。
宪法的条款要求必须收集20%选民的签名才能发起罢免公投。除此之外，签署人的国民身份证号码也并没有被保密住。反对派还指控查韦斯政府藉由给予非法移民和难民们公民权来提升联署的门坎，选民注册人数在公民投票前提升了200万人，使得发起罢免公投所需的门坎大幅提升了20% 。
许多报导也指称查韦斯政府对公开邮寄联署签名的人施加惩罚，政府部门包括国有的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卡拉卡斯地铁、和由查韦斯拥护者控制的公共医院都被指控曾随意开除参与签署的员工。最后，反对派的领导人向国家选举委员会递交2,436,830份有效的签署后，选举委员会在2004年6月8日宣布召开罢免公投。查韦斯和其政治联盟也开始动员选民投下「否」的选项。
罢免投票在2004年8月15日举行，结果有59%的选票投下「否」的选项。欧盟的观察员宣称查韦斯政府对他们施加了太多的限制，使他们无法观察这次选举[53]。卡特中心的观察则认为这次选举是公平而且开放的。批评者宣称这是虚假的结果，并且以一些文件来证明完全相反的选举结果，许多人也质疑由政府所有的投票机器是否真实。反对者宣称这是一次「大规模诈骗」的选举，并且质疑卡特中心的推论，不过，由反对派所进行的五次民意调查也显示查韦斯会获胜。
罢免投票胜利后，意气风发的查韦斯宣称他在对抗贫穷之外，也将会展开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虽然查韦斯保证将会展开与反对派的对话，但查韦斯的政府不久后就开始报复Súmate的发起人，控诉他们叛国和与外国势力通敌，指控他们经由全国民主基金会收受美国国务院的资金。 由于公民投票的胜利，查韦斯的首要目标—基本的社会和经济改革以及财富的重新分配都戏剧性地加快进行了。查韦斯再次将「玻利瓦尔任务」的发展和实践放在他政治行程的最前线。全球油价的飙涨使查韦斯赚进了数十亿额外的外汇存底，经济成长率相当显著，在2004年到达了2位数字，在2005年也维持9.3%。
许多新的政策都是在2004年之后实行的。在2005年3月，查韦斯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的媒体管制法案，判定媒体毁谤和造谣公共官员是非法的行为；对查韦斯和其它官员进行人格诋毁将可能招致最长40个月的刑期。当查韦斯被问到是否会真的因为遭毁谤而拘禁媒体人物40个月时，查韦斯评论道：「我不在意他们（私营媒体）如何称呼我……如同堂吉诃德说的『如果有狗在叫，是因为人们都在工作』」。查韦斯也借着颁布更多的新法案来扩展土地重新分配和社会福利的计划，包括了「返回农村计划」（Mission Vuelta al Campo）、「全国健康计划」（Mission Barrio Adentro），两个计划都在2005年6月展开，并且以建构、支持、革新第二位（整合诊断中心）和第三位（医院）的公共健保制度为目标，以及「米兰达计划」（Mission Miranda），建构了全国性的民兵制度。在同一时期，委内瑞拉的医生展开了罢工，以抗议新的政策淘汰了他们原先工作的机构，而改以古巴的医生取而代之。
查韦斯在2004年和2005年开始专注于委内瑞拉的外交关系上，经由新的双边和多边的协议，包括了人道支持和建设计划。查韦斯的努力获得了各种程度的胜利，许多其它国家的领导人，争取到包括阿根廷的内斯托·基什内尔、中国的胡锦涛、古巴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和伊朗的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的友谊。在2005年3月4日，查韦斯宣称由美国支持的美洲自由贸易区（FTAA）已经「死了」。查韦斯宣称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架构是无法套用至拉丁美洲国家的，因此反面的、反资本主义的架构才能增加委内瑞拉、阿根廷、和巴西等国家之间的贸易和外交关系。查韦斯也宣称他希望建立一个与NATO类似，但属于左翼的、拉丁美洲的军事合作架构。
在2004年和2005年，查韦斯也试图让委内瑞拉军队减少在武器来源和军事方面与美国的连结。查韦斯统治下的委内瑞拉逐渐改向不同的武器产出国购买军火，例如巴西、俄罗斯、中国和西班牙。这些军火的买卖使委内瑞拉与美国逐渐产生摩擦，因此查韦斯直接结束了两国的军事合作关系。他也要求现役的美国军人离开委内瑞拉。除此之外，在2005年查韦斯在米兰达计划中宣布创建一支大型的「后备军人部队」，包含了由150万名委内瑞拉公民组成的民兵部队—作为抵挡外国介入和入侵的手段。在2005年10月，查韦斯驱逐了一个名为「新部落使命团」（New Tribes Mission）的基督教传教组织，指控他们是「帝国主义的渗透者」并且藏匿中央情报局的人员。同一时期，他授予了亚马逊族原住民所居住的6,8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不可割让的头衔，使这些土地无法以西方形式的所有权头衔做买卖。查韦斯以这些改变来证明他的革命也是捍卫原住民权利的革命。
在这个时期，查韦斯更专注于非主流的经济发展和国际贸易模型，许多计划都雄心勃勃的采取了以整个半球为范围的国际协议形式。例如在2005年8月20日，查韦斯在古巴派遣前来的医学院交换学生的毕业典礼上，演讲称他将会建立与古巴类似的医学院，提供免费的医疗训练—将花费200亿至300亿美元的经费以训练超过100,000名医师，这些医生将依据承诺前往贫穷的南半球国家提供医疗服务。他宣称这个计划将会继续进行十年，而新的学校将会包含超过30,000个新地点，以提供来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国家的贫穷学生免费的医学教育。
查韦斯也运用国际舞台上的大量机会来对比他的计划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两者产生的结果，最值得注意的，他在2005年联合国的世界高峰会上指责由新自由主义推行的方针，例如资本流动的自由化、移除贸易障碍、和私营化等等是造成开发中国家贫穷的原因。查韦斯也警告世界能源危机的逼近，尤其是碳氢化合物的耗尽（根基于哈伯特顶点理论上），他主张道：「我们正面临史无前例的能源危机……石油已经要开始耗尽了。」同时，在2005年11月7日，查韦斯在阿根廷举行的美洲国家首脑会议中提及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失败时，宣称「今天最大的输家就是乔治·沃克·布什」，查韦斯也把握机会宣传他所创立的非主流贸易模式--名为美洲玻利瓦尔另类选择（ALBA—Alternativa Bolivariana para América），由委内瑞拉和古巴合作在2004年12月14日展开。 在2007年1月10日，查韦斯宣誓就任委内瑞拉新一届政府总统，并发表了演讲。他的新内阁中邀请了来自共产党的大卫·维拉斯克斯和约瑟·拉蒙·利维罗分别去担任「民众政权的参与和社会发展部」和劳工部的事务，查韦斯向其新任劳工部长说自己是托洛茨基主义者。
在2007年1月26日，伊朗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访问委内瑞拉，商讨减少原油生产来解决市场上的原油供应过剩。两人表示斥资数十亿美元，帮助一些国家摆脱美国的控制，两国政府还签署了如旅游、教育和矿产等领域展开合作的11项协议。
查韦斯在2007年3月25日的电视讲话时更表示会实行“集体所有制”，将大型农场收归国有及重新分配闲置土地给穷人，并在3月30日实行“集体所有制”。
查韦斯在4月30日的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群众集会中表示委内瑞拉政府决定最低工资升至286美元，其20%的增幅超过2年的通账指数。在公共部门工作的人员还享受209美元的“菜篮子”补贴，成为拉美国家中最低工资最高的国家。2007年5月1日，委内瑞拉提前还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30亿美元债务，查韦斯宣布委内瑞拉退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并要求它们归还原先委内瑞拉缴纳的成员国会费。查韦斯在5月14日说，将把由多国公司管理的18个海上石油钻探平台收归国有。
2007年5月21日，委内瑞拉国会财政委员会的一份文件显示，文化部将拨给格洛弗178万美元，用于影片的剧本创作和实地拍摄。查维斯在2006年曾参观电影制片厂时指责好莱坞在电影中诋毁南美人的形象。在5月28日，查维斯下令关闭有超过五十年历史的委内瑞拉（RCTV）电视台，支持小区另类媒体，由新的公营广播频道取代RCTV，引起了委内瑞拉国内外的批评及关注。同日，委内瑞拉新闻和通信部长威廉·拉腊在首都加拉加斯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提起诉讼，理由是CNN把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与基地组织首脑本·拉登并列屏幕上。除针对美国电视台，委内瑞拉政府已向国内的环球电视台提出指控，理由是煽动刺杀查韦斯。
5月24日，查韦斯在首都卡拉卡斯向当地大学生演讲时表示高等学校的入学考试制度已经陈旧，认为它导致部分年青学生丧失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并取消高等学校入学考试制度，同时还将取消学生在高等学校将学习期间的考试制度。
2007年6月1日，委内瑞拉和越南签署9项能源、科技和政治性质的法律文件，以加强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查韦斯和农德孟签署了一项联合声明，以表明双方对共同有兴趣的不同的国际问题和地区问题的看法，以及对双边关系的最新进展情况的看法。他宣布越南将与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中国一起在委内瑞拉奥利诺科石油带胡宁第二区块的开发，越南将出口石油，有巨大的潜力，特别是外海的石油。查韦斯在6月6日发表演讲，盛赞自己的朋友普京“坚决反击美国帝国主义”，感谢普京在2002年政变时帮助他稳固政权，宣布自己准备访问“战略盟国”俄罗斯，届时可能提出对俄石油公司极为有利的合作建议，同时增加采购俄罗斯武器。 他随后披露了一个完全不为人知的内幕，感谢普京在2002年委内瑞拉政变期间对他的积极帮助，当时反对派曾经迫使查韦斯连续数日失去控制国家的权力，但他没有公布普京帮助他稳定政权的细节。6月12日，查韦斯前往古巴，与古巴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进行了长达6小时的会晤，就两国共同发展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另外，当地时间9日，查韦斯接受了美国媒体的专访，透露了他和卡斯特罗此前多次会谈的一些内幕，并宣称古巴比美国更民主。他在采访时强调，委内瑞拉在进行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没有复制古巴的模式。他同时指出，美国无时无刻不在计划着入侵委内瑞拉和古巴。
2007年6月12日，查韦斯号召全国人民，把那些不用的冰箱搬到中央广场去，把自己多余的卡车、锅送给穷人。他承诺捐献25万美元，并敦促委内瑞拉人民效仿他的做法。6月19日，查韦斯在苏利亚州出席一座热电厂的开工仪式时宣布政府将建立200多个“社会主义的工厂”，这是“国家玻利瓦尔革命发展计划”的组成部分。查韦斯还说在剩下的时间里将在战略性的部门如食品、建筑、服装、化学产品、汽车零件、计算机等领域建立“社会主义的工厂”。这些企业将“加强我们的独立和主权，将把满足所有的人基本需要放在优先的位置”。
2007年6月24日，查韦斯向军队发出了新的号召。他称，华盛顿政府正以心理战和经济战为武器，向委内瑞拉发动非常规战，试图颠覆其政府，并且号召委内瑞拉军队必须每天都思考并随时准备打一场抵抗战。同日，查韦斯宣布将给军队涨30%的工资，以推动军队的职业化，首先受益的将是第一线的战斗部队。在6月21日，他还确认了一项从俄罗斯购买一支潜艇舰队新的武器购买计划，保护该国50万平方公里的加勒比海领土。6月29日，查韦斯对俄罗斯进行为期三天的正式访问。他于6月28日在莫斯科外国文学图书馆大楼参加拉美文化中心开放仪式时号召与会者学习“有关马克思和列宁预言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著作，战胜美国帝国主义”。查韦斯在讲话中指出美国计划在欧洲部署导弹防御系统是明显针对俄罗斯，并说美国总统乔治·沃克·布什企图剥夺自由的伊朗国家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更是不能容忍。

⑵ 一个国家的上议院和下议院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它们的主要职责是什么

美国众议院
the U.S.House
概述
美国众议院为美国国会两院之一，另一院为参议院。美国每一州以人口为基准在众议院中行使代表权，但各州至少有一名议员。院内议员总数经法律定额为435名。众议员一任两年。众议院主席（the Speaker）直译为[众议院议长]。 两院制国会的起源是因为国家的创建者希望拥有一个贴近且跟随民意公论的“人民议院”；以及与一个较为慎重且具贵族气派的参议院，以防护集体情绪的狂乱。宪法规定法律之通过须经两院允许。 众议院一般被认为较参议院更具党派色彩。宪法制定者中有很多人企图让参议院（一开始是由州议会选举）成为公民直选的众议院的制衡机构。于是“建议与同意”权（如批准条约的权力）授权仅由参议院单独行使。众议院也有其独有的权力：倡议岁入法案之权、弹劾政府官员、以及在选举人团僵持不下时选举总统。然而，所有这些权力都可由参议院反制（counter-check）。参议院一般较众议院及众议员更具威望。参议员任期较长、人数较少、且（多数情况下）较众议员代表更多的选民。 众议院会议厅位于首都华盛顿特区的国会山庄南翼。参议院在同一建筑物的北翼开会。
历史
在邦联条例中，国会为单院制，各州推举一名代表。邦联政府在该条例约制下运作，国会因其无效率而于1787年召开大陆会议。各州除罗德岛外都同意委派代表与会。国会结构是大陆会议所面对之意见分裂的议题之一。詹姆士·麦迪逊的维吉尼亚方案要求两院制国会；其下议院应由人民直选，而其上议院由下议院选出。该方案因为要求代表权以人口数为基础，因而吸引如维吉尼亚、麻塞诸塞、与宾夕法尼亚等大州的支持；然而，小州倾向要求单院制与平等代表权的纽泽西方案。最后，会议中终于达成了康乃狄克妥协案，又称大折衷案。在该案中，国会中的一院（众议院）规定为比例代表制，另一院（参议院）规定为平均代表制。宪法在1788年经必要数目的州数（13州中的9州）正式批准通过，但定于1789年三月四日全面实施。众议院于1789年4月1日第一次达到有效法定人数时开始运作。19世纪上半叶，众议院与参议院经常因包括奴隶制度在内的区域性不和而起争执。北方的人口较南方多出许多，所以主宰众议院。然而，北方在各州行使平均代表权的参议院中并无这项优势。韦慕特但书（Wilmot Proviso）是一个由众议院一再拥护而在参议院遭到阻挡的例子。韦慕特但书试图在经由美墨战争所获得的领土上禁止奴隶制度。奴隶制度与其他多项争议持续至南方诸州脱离联邦后迅速爆发内战(1861年–1865年)为止。这场战争以南方挫败并废除奴隶制告终。重建（Reconstruction）年代跟著见证了共和党取得多数，许多美国人将之归因于联邦在内战中取胜。重建年代结束于1877年，接续的镀金年代以民意的尖锐分隔为特徵，民主党与共和党双方各有数次在众议院夺得多数席位。19世纪晚期与廿世纪早期也见证了众议员议长（the Speaker of the House）权力的戏剧性增长。众议员议长的影响力之高涨始自1890年代，共和党籍议长汤玛斯·勃兰契特·瑞德(Thomas Brackett Reed)的任期中。如其绰号“瑞德沙皇”一般，瑞德试图使他的看法发挥影响力：“最佳的体系为一党执政，他党监督。”众议院的领导结构约于同一时期发展出来，1899年，院内开始有多数党领袖与少数党领袖的职务。少数党领袖领导众议院的少数党，而多数党领袖在院内的地位仅次于议长。议长的权限在1903年至1911年共和党籍的约瑟夫·葛尼·坎农(Joseph Gurney Cannon)任内达到顶点。议长职权包含了议事主席权在内，影响法案委员会（Rules Committee）及对众议院其他委员会委员的任命。这些权力于“1910年革命”中，因民主党的影响力与共和党反对坎农可议的严重干涉而时遭削减。民主党在富兰克林·罗斯福任内（1933至1945年）长期支配众议院，通常赢得三分之二以上的席次。在接下来的十年共和党与民主党各有多次取得多数。在1954年大选获胜后，民主党在接下的四十年控制了众议院。1970年代中期，众议院有了主要的改革，加强附属委员会在委员会主席经费开支上的权力，并允许政党领袖提名委员会主席。这些行为用以暗中削减“资历”系统，并降低小部分资深委员对其不喜欢的立法工作之阻碍。1970年代同时也为多数党控制法案带来转变。共和党仅在1995年在纽特·金瑞契（Newt Gingrich）的领导下得到众议院控制权（见共和党革命[Republican Revolution]）。金瑞契试图通过一个由共和党支持大型法案：“与美国有约”（Contract With America）来对众议院进行大规模改革。显著降低委员会主席的任期为三个两年任期。
议员与选举
依美国宪法第一条，众议院席位之分配以各州人口数作基础，以每十年举行一次的人口普查为依据。但各州至少要有一名代表。宪法中唯一规定众议院席次数的条款是，选民比例不可多于每三万人一名议员代表。依在1911年通过的Public Law 62-5，众议院席次定额为435席。其数量曾在1959年短暂增为437席，以反应新增的阿拉斯加与夏威夷两州，但于四年后恢复为435席。有权选出多于一名众议员的州须分割选区，各区选出一名议员。选区重划于每次人口普查之后进行，而在两次普查之间允许各州修订选区界线，每州都可自订其选区。有些州由不具党派色彩者负责其程序，另有一些州由州议会来进行。最高法院与“Wesberry v. Sanders”一案中明定不规则选区划分（malapportionment）违宪，各选区内之人口数须约略相同。另外，在选举权法案（Voting Rights Act）中，州政府不可基于降低少数民族表决权之目的而将选区划分为杰利蝾螈（gerrymander）式不规则状。然而，依政治目的而不规则划分选区未受禁止，即使因此而牵涉到特定民族的聚居地区亦然。宪法并未规定哥伦比亚特区与其他未成主州府的属地之代表权。然而，国会也通过法律允许其选举委任代表（delegates）或居民代表（Resident Commissioners）。委任代表与居民代表允许参与辩论并在委员会中参与表决，但不得在大会中投票。哥伦比亚特区与美属萨摩亚、关岛、美属维京群岛等属地各有国会代表。仅波多黎各选举居民代表。众议员与委任代表一任两年，而居民代表一任四年。众议院选举在偶数年份举行，选举日定于十一月的第一个星期一之后的第一个星期二。一般而言，共和党与民主党在大选前数月举行党内初选选出其候选人。独立人士与其他政党的选举人产生办法各州不同。在大选中，几乎所有的州都使用简单多数决（first-past-the-post），也就是囊括多数选票（不一定过半）者获胜。唯一的例外是路易希安那州使用复选式排序投票（runoff voting）。任期内职务出缺必须由同样方式举行的特别选举选出续任者。一旦当选，众议员可续任至任满、身故、或辞职为止。另外，宪法规定众议院可在三分之二多数同意下驱逐个别议员。在美国历史上，唯有五名议员曾遭驱逐，其中三名于1861年因支持导致内战的美利坚联盟国脱离联邦而遭解职。1980年，麦可·麦尔斯(Michael Myers)因受贿而遭驱逐。较现代的例子则是2002年中詹姆斯·塔福肯(James Traficant)因贪污定罪而遭驱逐。众议院也有权谴责其议员。讉责案仅须半数通过即可，但不能强迫议员离职。众议员于姓名前加“阁下”（The Honourable）以示尊崇。只有众议员们可通称为“国会议员先生”（congressmen）或“国会议员女士”（congresswomen），参议院虽然也属国会，但参议员则不适用此称呼。众议员平均薪资在2005年为美金162,100。众议院议长与院内两党领袖薪资更高。相较之下，参议员所得同于众议员，内阁首长为美金180,100，而美国总统为美金四十万元。
资格限制
宪法第一条第二款设立三项成为国会代表的资格：须年满廿五岁，须为美国公民七年以上、必须（于选举日前）为所代表州之居民。然而，并不要求议员须居住于其选区。众议员在年龄与公民权的资格限制上较参议员为宽松。另外，依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规定，任何联邦或州府官员，若于宣誓效忠宪法后涉及叛乱或协助美国的敌人，依法取消其任国会代表之资格。此一在美国内战结束后迅速具强制性的条款，企图阻止支持美利坚联盟国者担任议员。该修正案规定，若国会两院表决通过移除其资格取消，遭取消资格者仍可回任。
职务
众议院中拥有最多数席位的政党称之为多数党；次多者为少数党。议长、委员会主席与其他院内职位通常由多数党议员担任。其相对职位（如委员会副主席[ranking members]）则由少数党担任。宪法规定众议院自行推选议长（The Speaker）。宪法中虽无明文规定，但众议院议长一定是众议员。议长职权依众议院内规与惯例制定，宪法并未具体规定。议长同时是众议院领袖及其所属政党（一定是多数党）的领袖。依1947年的“总统继位条例”（Presidential Succession Act），众议院议长的总统继位顺序仅次于副总统。议长为众议院议事主席，但并不主持所有的议事讨论，多半会委任其职权给其他议员。主席席位位于会议厅前方。主席权力广泛，其中一项重要的权力是控制发言顺序。不经主席认可，议员不得发言或提议。而且，主席可裁定“程序问题”（议员抗议发言者违规），但其决议可诉诸全院表决。众议院议长为其所属政党之指导委员会主席，该委员会选择常设委员会主席。议长裁定由何委员会审议法案、指派法规委员会中中部分的成员。在总统职位与国会由不同政党掌握的情况下，众议院议长可成为事实上（de facto）的反对党领袖。由于众议院议长为掌控众议院实权的政党领袖，该职位一般为政党利益所用。院内政党各自选出多数党与少数党领袖。少数党领袖为其所属政党彻头彻尾的领袖，而多数党领袖则不然。事实上，议长为多数党领导者，而多数党领袖则为次高的领导。各政党也选出党鞭以确保所属政党的表决意向符合政党领导者的意愿。与参议员相比，众议员较依赖所属政党，并通常会依照政党领袖意向来投票。政党领袖选择委员会主席的权力可激励议员们合作。其结果是，众议院中的领导地位较参议院中重要，众议院中的氛围被认为更具党派之见。众议院内也有不具议员身份者担任之职位。众议院主管官员为众议院执事（the Clerk），负责保管公开纪录、准备文案、并督导其他院内职员。众议院执事也在国会每次选出众议院议长时担任主持。另一个重要官员为纠仪长（Sergeant-at-Arms）,为众议院的执法首长，维持众议院议场的秩序与安全。日常警务工作实际上由国会山庄警察部（Capitol Police)处理，其主管单位为纠仪长所辖的国会山庄警政署（Capitol Police Board)。
议事程序
如同参议院一般，众议院在华盛顿特区的国会山庄召开会议。众议院会议厅的一端是议长主持会议的主席台。主席台底层供院内职员及其他官员使用。议员们的议席排列为半圆形，以中央宽阔的走道分隔开。传统上，民主党议员的席位在右方，共笸党在左方，以主持席面对方向为准。会议一般在星期一至五召开，在星期六、日召开的会议极为罕见。会议过程一般对公众开放，并由C-SPAN频道对外播出。众议院议事程序不仅要依法，还要依照多样的惯例与传统。众议院大多依全体一致同意的方式豁免自身若干严格的条款（包含辩论时间限制）。任何议员都可以阻挡全体一致同意的协议，但实际上，这样的反对极其少见。会议主席行使众议院议事法规，并可警告脱序的议员。会议主席使用议事锤维持秩序。宪法规定院内议员出席过半为法定有效人数。众议院依规章与惯例向来假定出席率到达法定有效人数，除非经清点后证实并非如此。任何议员都能以“法定人数不足”为由提出程序问题。若议事主席接受此程序问题，便会进行人数清点。虽说大多数的议员通常并不出席辩论议程，法定人数不足的情况罕见成立。在辩论进行中，议员唯有在主席召请时得以发言。议事主席可判定准许特定议员发言，从而控制辩论程序。所有议员必须尊称议事主席为“议长先生”或“议长女士”。唯有主席可于演说中被直呼，其他议员时须使用第三人称相互称呼。议员彼此多不直呼其名，而以其所代表的州作称呼，如‘来自维吉尼亚州的绅士’或‘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女士’之类。在法律进入众议院之前，众议院法规委员会在正常情况下会对其通过辩论规则。例如说，委员会判断该法案是否允许有修正案。“开放性法案”允许相关的修正案；“封闭性法案”限制甚或禁止提出修正案。对法案的辩论一般限制在一小时以内，由多数党与少数党均分。辩论各方在过程中由监察人（floor manager）领导。监察人分配议员的辩论时间。在激烈争论中，许多议员都想发言，所以，每个议员可能只有少到一分钟甚至三十秒的发言时间来说明立场。在辩论达成结论时，待表决的议案便提请表决。众议院大多以口头进行表决。由议事主席提出待表决案，而议员们回答“赞成”（Aye）或“不赞成”（No）。议事主席接著宣布表决结果。任一位议员皆可质疑主席的评断并要求书面表决。此一请求须获出席议员中五分之一附议，方得认可。实际上，众议员会基于礼貌附而议书面表决的请求。在某些情形下，例如表决年度预算时，会自动进行书面表决，。众议院内的表决有三项惯例。第一，众议院以电子表决器进行表决。议员们使用身份鉴别卡在院内44个投票站之一记录其表决意向，几乎所有表决都是以电子表决器进行。第二，众议院可进行口头表决。议员们投下色卡以表示其向：绿色表示同意，红色表示反对，而橘色则表示表决时在场（弃权）。口头表决一般只在电脑故障时举行。最后，众议院可进行唱名表决。院内职员朗读议员名册，由被点到者宣布其表决意向。此一程序仅在非常正式的选举中进行（例如议长选举），因为点名数百名的议员极为耗时。表决传统上持续约15分钟，但在领导者需要联络更多议员时可延长。2003年的处方药津贴（Prescription Drug Benefit）表决开放达三小时，自下午三点至六点。2005年的中美洲自由贸易协定（CAFTA）表决开放也达三小时，自午夜十一点至二点。议事主席可如其他议员一般投票。表决结果若为平手，议事主席并无投决定票（casting vote）之权（除非他尚未投票）。在平手的情况下，法案宣告不成立。
委员会
众议院各委员会（及其下的属附委员会）有多项职能，包含法案复议与监督行政部门。委员会的各成员由众议院全院正式任命，但其人选实际上由政党产生。一般说来，各政党会尊重个咂议员的喜好，依资深程度给予优先权。各政党在委员会中的席次分配依其整体席占率而定。众议院内最大的委员会为众议院全院委员会（Committee of the Whole）。如其名称所示，该委员会成员含括院内所有的议员。全院委员会在众议院议事议举行会议，可审议并修订法案，但无最终认可权。一般说来，全院委员会的辩论程序较众议院自身的辩论程序更具弹性。多数的委员会事务由20个常设委员会执行，每一个委员会都对诸如农业或国际关系等特定部会具管辖权。各常设委员会对其具管辖权部会的相关法案进行审议、修订与公告。各常设委员会拥有与法案相关的额外权力：他们可阻挡法规进入参议院。常设委员会也监督行政部门各部会与其官员。若要卸除官员职务，常设委员会有权召开听证会并传讯证人与相关证物。众议院也有一个非常设委员会的永久性委员会，即美国众议院特别情报委员会（[U.S. House Permanent Select Committee on Intelligence）。另外，国会内也设有共同联席委员会，成员包含参众两院议员。有些共同联席委员会监督独立的政府组织。例如说，图书馆共同联席委员会监督国会图书馆。其他共同联席委员会用以作咨询报告。例如说，有这麼个租税共同联席委员会。法案与人事案并不提交到共同联席委员会，所以，共同联席委员会的权力低于常设委员会。参议院每一个委员会与附属委员会都由一个主席（一定是多数党藉）领导。在1970年代之前，委员会主席大权在握。伍德罗·威尔逊称:权力并不集结在任何一处，反而像是故意政策性的分散给各小小的老大们。权力，像过去的时代一样，分割为四十七块领地。每块各有作为领地贵族的常设委员会，与作为其领主的委员会主席。这些琐屑的贵族们－其中有些权力稍高，但无人具全权处理的权威－会在其所属领地上行使专制权威，有时威胁著撼动王国本身。以前，委员会的主席资格纯粹取决于资深程度，然而，这样的规矩在1975年改变，允许党团推选委员会主席。在1995年委员会主席的权力广泛，可控制委员会议程，也可阻止委员会通过法案。思想新潮的委员会主席并不会强力运用自己的影响力，虽说仍有些例外。仅次于主席的委员会委员是由少数党担任的委员会发言人，通称副主席（Ranking Member）。
立法职能
大多数法案会送入国会两院其中之一。宪法规定『所有将增加岁入的法案应由众议院首议』。所以参议院无权提案徵税。参议院所无权首议的拨款法案或授权开支联邦资金的法案，众议院可自行提出。历史上，参议院曾论争此一有利于众议院的解释。然而，对参议院所提出的拨款法案，众议院就是拒绝审理，因此实际上奠定了这项论争的结果。宪法阻拦参议院讨论岁入相关法案是基于英国国会的运作方式，在英国只有英国下议院可行提出该种议案。虽然不能自行提出岁入法案，参议院仍有权对之修订或驳回。正如伍德罗·威尔逊所写道 参议员（对岁入案）的修订权已达到所能容许的最宽松范围。上议院可以加入自己喜欢的条文，可以完全与初始提案无关且插入全新的条款，调整开支数目甚至其目的。就从众望所归的会议厅所送来的资料而言，他们立下的是全新的法条。 包含岁入法案在内，任何法案都须经参众两院认可才能成为法律。两院必须通过完完全全相同一致的法案版本。若有不同，可召开两院议员联席的协商委员会（conference committee）解决。法案通过参议院的流程，请见国会法案（Act of Congress）。
分权与制衡
宪法规定总统仅可在得到参议院『建议与认可』后任命人事与签订条约。众议院在这两项程序中并无宪法上的作用。所以参议院的权力较众议院为广泛。宪法授权众议院因『叛乱、贪污或其他轻重罪行』而弹劾联邦官员，并授权参议院作同样的尝试。众议院可经简单多数表决通过弹劾案，而参议院须三分之二多数表决通过定案。经判决确定的政府官员自动解职，参议院可进一步禁制被告将来再任公职。在弹劾过程中不准有其他的惩处。然而，被弹劾者有可能在一般法庭上面对罪行惩罚。在美国历史上，众议院曾十六次弹劾政府官员，其中七位官员遭判决解职（其中一人在参议院完成审判前辞职）。只有两名总统曾遭弹劾：1868年的安德鲁·强森与1999年的比尔·克林顿。两椿弹劾案都以失败告终。在强森一案中，参议院仅以一票之差未达判决成立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数。在美国宪法第十二修正案中，众议院有权在没有总统候选人取得选举人团多数支持的情况下，推选总统。第十二修正案要求众议院自选举人团得票数最高的两名候选人中选出一名。宪法规定‘选举须由州府举行，各州的代表各有一票’选举人团中的平手僵局非常罕见。在美国历史上，众议院仅有两次须打破此种僵局。在1800年众议院选出汤玛斯·杰佛逊挤下艾伦·伯尔（Aaron Burr）。在1824年众议院选出约翰·昆西·亚当斯挤下安德鲁鲁·杰克森。打破僵局以选出副总统的权力属于参议院。
编辑本段2007年成员党派
议员数 共和党 202 + 1* 民主党 233 + 4* 独立人士 1 总人数:435 + 5* *委任／居民代表

简单说：参众两院的区别：

1、总统与外国缔结的条约及总统任命的官员须经参议院。参议院有权在特定条件下复选副总统。

2、众议院有权提出财政案和弹劾案，有权在特殊条件下复选总统。但弹劾案须经参议院审判。

3、副总统是参议院的当然议长；而众议院议长是全院大会选举产生。

⑶ 【50分】历史上治贪制度

明太祖 剥皮实草 肯定是最著名也是最狠辣的啦。朱元璋还鼓励百姓检举揭发，实行全民监督反腐。 两宋 是士大夫的乐园，很少杀高级官僚，岳飞的死是一个巨大的悲哀和罕有的例子。他们反腐用的是高薪养廉法。 再早就好像没有明确的制度了，北魏开国一百年后才给公务员发工资，真不知道那些人怎么养活自己。汉朝以后逐渐形成九品中正制，有道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官位被世家大族所垄断，上下沆瀣一气，没听说有什么有效控制手段的。 说来，某某青天、某某青天是从宋代以后才开始叫开的：包青天、海青天、于青天。是不是由于政府对贪官打击逐渐加强而涌现呢？

⑷ 什么是洗钱，什么是反洗钱

1、洗钱是指犯罪分子通过一系列金融帐户转移非法资金，以便掩盖资金的来源、拥有者的身份，或是使用资金的最终目的。需要“清洗”的非法钱财一般都可能与恐怖主义、毒品交易或是集团犯罪有关。

2、反洗钱(Anti-Money-Laundering )，是指为了预防通过各种方式掩饰、隐瞒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诈骗犯罪等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质的洗钱活动，依照本法规定采取相关措施的行为。

(4)台立法机构涉贪扩展阅读：

常用的洗钱方式：

1、现金走私。在许多的国家并未建立现金交易报告制度，所以将犯罪收益通过走私带入这类国家，然后存入银行，是洗钱的重要方式，这也是各国严格限制出入境现金携带量的重要原因之一。

2、将大额现金分散存入银行、构建存款。这种方法也叫化整为零，是将大笔资金分散成小额存款，以免引起怀疑。一些国家建立了严格的现金交易报告制度，对于超过限额的现金交易，银行必须向反洗钱情报部门报告。所以洗钱分子往往将大额现金拆分成低于报告标准的金额分散存入银行，逃避监管。

3、利用现金密集行业。越来越多的洗钱者利用现金密集行业进行洗钱，他们以赌场、娱乐场所、酒吧、金银首饰店作掩护，通过虚假的交易将犯罪收益宣布为经营的合法收入。

4、直接购置各种动产或不动产。直接购买房产、高价值的交通工具、古玩、艺术品以及各种金融证券等，然后在转卖中套取现金存入银行，逐渐演变成合法的货币资金。

5、利用证券业和保险业洗钱、无记名债券或期货。由于证券业交易资金量巨大，金融工具和交易品种繁多而且复杂，全球资本市场已经形成，这都为洗钱提供了最好的掩护，所以许多的洗钱犯罪是通过包括股票、债券、期货在内的证券交易形式进行的。还有许多的洗钱者在保险市场购买高额保险，然后再将保费以退费、退保等合法形式回到罪犯手中，以掩盖犯罪收入的真实来源。

6、利用离岸金融中心、银行保密天堂等国家和地区对个人资产过度的保密措施。在某些国家和地区，要么允许成立匿名公司，要么对个人资产有着过度的保密措施，使得犯罪收入进入这些地区后，真实来源很容易被隐藏。

7、开展显失公平的进出口贸易，甚至注册皮包公司，开展虚拟交易。通过开展一些与标的极不相称的进出口贸易，实现洗钱的目的，或者是以皮包公司伪造的经营业绩，把犯罪收入变成合法的经营收入，这也是犯罪分子常用的手段。

8、先捞后洗。一些贪官在位时拼命捞钱，捞了就办企业、开公司。这种洗钱的方式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下海后，一般都没有“呛水”。他们与有些唯恐露富的私人老板不同，无论是办企业还是炒股、期货，不管实际上是赚了还是赔了，一般都会宣传自己“大发特发”，惟恐别人不知道自己赚了钱，因为他们要给自己到手的黑钱找个“说法”。

9、边捞边洗。自己捞钱亲属经商，这种方式比较普遍，贪官自己利用手中的权力拼命捞钱，亲属则下海开娱乐场所、餐厅，办企业。如果不是与贪官本人非常熟悉，对贪官与其亲属的关系是不可能知道的，因而洗钱就显得更容易，案发的可能性就更小些。

10、连捞带洗。别人公司自己掌权。政府官员或国企老总创办私人企业，但由别人代理，企业表面上是别人的，但大权由自己掌握。这样既可以通过经济往来把黑钱转移到自己企业的账户上，又可通过正常的纳税经营再赚一笔。

11、转移境外。目前最普遍的洗钱方式是将黑钱转移出去，或在境外收取赃款并洗白。一种是非贸易方式，一些领导干部把子女送到国外，用支付教育费、保险费、佣金等方式套购外汇，再汇到境外。另一种是贸易方式，高报进口，低报出口。

12、贿赂金融高官将黑钱汇往境外。一般为*、贩毒犯罪集团贿赂金融高官放松对资金结算的审查和管理，将黑钱转移出境。如2001年香港廉政公署捣毁了香港最大的跨境洗钱集团，洗钱金额高达500亿港元。

13、利用合法的金融体系洗钱。不法分子通过银行或非银行的金融机构清洗赃款，特别是有一些犯罪嫌疑人使用假身份证在银行开设多个账户，用于转移和藏匿非法所得及其收益。

14、利用互联网洗钱。不法分子利用网上银行转移赃款，有的还通过网上赌博，把黑钱洗“白”。

15、通过投资洗钱。不法分子通过投资兴建宾馆，开设公司，购买商品房，投资房地产等方式洗钱；有的甚至在境外开设公司，为其犯罪所得披上合法的外衣。

16、利用进出口贸易洗钱。犯罪嫌疑人通过虚报进出口价格或伪造有关贸易单据等方式跨境转移赃款。

17、旅行支票：海关会对于通关者携带的现金要求申报，未申报者超过限制者没收，但不会对携带旅行支票者做金额的限制，重点在于无背书转让给第三者，因为支票被存入银行兑现，最终会回到原发票人的手中。

18、在赌场以代币间接兑换：在赌场中兑换成代币，再将代币直接交付给洗钱的受益人。再由他去将代币兑换回现金（通常需要 5% 左右的手续费），在外可声称在赌场内赌赢的。这样可以避免透过纸钞上的编号直接追查到洗钱的受益人。常用于各国可将代币兑换回现金的职业赌场。

19、古董珠宝或具价值收藏品、高价中古精品 利用低买高卖的假买卖，将钱以合法的交易方式，洗到目的帐号。此方式亦常用于收贿的收钱方式；或购买具价值的古董珠宝或收藏品，再讹称为自家收藏品在市场上放售，一般会购买没有记号的物品如文物、邮票或历史悠久的名厂乐器。或私下购买多部名车，中古私人飞机，珠宝名牌等高价值物转售。

20、基金会：不肖政客，成立基金会，假捐赠给基金会，诱骗企业捐款，再掏空。企业或财团，利用假捐赠给自己能掌控的基金会，左手搬钱到右手，逃漏所得税。政客或企业利用赈灾名义募款，可是募到的善款私自挪用，或用各种名目扣住善款于私人户头。在跨国洗钱活动中，以各地不同慈善名义的基金会中互相转换款额。

21、跨国多次转汇与结清旧帐户：利用转汇的相关单据有保存期限的漏洞。 直接跨国搬运：利用专机或具有海关免验的身份者，直接把钱搬到外国，常用100美元的纸钞方式运送。

22、人头帐户：由于最怕黑吃黑，怕人头到银行声称存摺与提款卡与印章丢失，另行申请新的存摺与提款卡并变更印鉴，进行盗领。所以通常用于人头本身所不知的外国开户。

23、外币活存帐户：使用多次小额存款的方式存入，再到外国提领外币。俗称“蚂蚁搬砖”，常配合“人头帐户”使用。

24、跨国交易：常见于无实体商品的产业。利用交易金额造假灌水的方式，先透过合法的方式将金钱汇往外国掮客的帐户，再通过外国帐户分钱，分清原本的交易金额、掮客的佣金与原本要洗出去的钱。

25、地下汇兑：常见于不肖的卖珠宝金饰的银楼。除了非法兑换外币以外，甚至可将现金兑换为外国的无记名与背书的支票，供客户至外国的帐户存入。

26、跨国企业的资金调度：常见于金融业，银行或保险业等，常以大批的现金纸钞进行跨国搬运。例如以麻绳捆绑、纸箱方式搬运。

27、人头炒楼：使用人头购买房地产，向承包商或开发商以市价五至七折买入，以现金支付。然后在短期内快速脱手（例如预售屋在交屋前），获利约50%－100%。

28、假借贷：常用于收贿或贪污。收钱的人持有对方开立的远期兑现的本票或支票。即使被查到这张本票或支票，可声称为借贷关系。等风头过了或不在其位，没有明显的对价关系时，再把本票或支票转手给第三者，或是扎进银行兑现。或是贪污被抓包的人说要还钱，但开立本票或支票，只要没有兑现就没有真正的还钱。

29、伪币或伪钞：将伪币或伪钞，通过多次小金额消费行为，或是利用自动贩卖机找零行为，或是纸钞兑换成硬币的机器。将伪币或伪钞洗成真钱。黑道：购入价值的毒品贩毒、地下枪械等。将赃款转嫁给他人

30、百货公司的礼券：具有高度的流通性，但由于具有不易兑换回现金的特性，故需有一定的人脉，才方便消化礼券。例如转卖给各公司的员工福利机构，将礼券做为其各公司员工的节假日奖金方式发放。

参考资料：洗钱（一种将非法所得合法化的行为）_网络反洗钱_网络

⑸ 佩洛西抵达台立法机构，美媒出现内讧，牵出了哪些佩洛西的“黑历史”

根据最新消息报道，佩洛西丈夫酒驾被抓还检测出吸毒。还有佩洛西涉嫌内幕交易，重大经济信息告诉爱炒股的丈夫保罗，导致保罗的盈利点数比股神巴菲特还高了一倍。

⑹ 朱元璋是怎样惩治贪污

据说，洪武时期的大臣在每天早朝前，定要与妻子诀别，安排好后事，犹如上法场一般，意谓此去凶多吉少。下朝后阖家欢悦，庆贺又活过一天，真是“度日如年”。有经验的大臣都知道，上朝时朱元璋将玉带高抬在胸前，即表示心境平和，不会轻开杀戒。如果将玉带按于腹下，肯定怒火中烧，当朝必有不少人难逃杀身之祸。生活在当代社会的人们恐怕永远也难以体味“伴君如伴虎”的悲凉！

清代学者赵翼在其《廿二史札记》中有《朱元璋重惩贪吏》一节，其中转引明人笔记《草木子》的内容，特别讲到明太祖朱元璋将剥皮作为惩办贪官的重要刑法之一。朱元璋为整肃吏治，杜绝贪污，鼓励平民百姓申诉揭发。凡查实贪污款额在白银60两以上者，枭首示众之后，仍要剥下其皮，填充干草，制成人皮草囊，挂在公堂之上，以起到触目惊心的效果。在各个地方衙门的左侧，修筑一座庙宇，一方面祭祀土地神，一方面作为剥取人皮的专门场所，号称“皮场庙”。

数百年之后，我们仍不难想见，当年在人皮革囊相伴下明朝官员的惊恐心境。贪污腐化固然十分可恶，但这种剥皮的惩治手段恐怕也是空前绝后的。这大概是历代惩办贪吏的一个最极端的表现，这种过激方式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朱元璋对贪吏的切齿痛恨与其本人的阅历分不开。

创立元朝的蒙古人武功之盛可谓超迈古今，他们横扫亚欧大陆，建立起疆域空前的大帝国。元朝建立后，也许是出于对自己武力的过分自信，蒙古族统治者忽视了征服与治理之间的天壤之别，“以马上得之，又以马上治之”，其固有的社会组织根本不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同时又不注意建立与健全相应的制度与机构，由此导致统治秩序的脆弱与紊乱。在元世祖忽必烈死后，政治危机时常将帝国推向风雨飘摇、动荡不宁的境地。最突出的又最激烈的冲突便是皇位之争。蒙古族与色目大臣拥有兵权，公然参与皇位之争，互相屠戮，混战不休。据粗略统计，从忽必烈去世到元顺帝即位，在40年的时间里，有10位皇帝走马灯似的粉墨登基。这种兵戎相见的皇族恶战，对元朝统治秩序及社会伦理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皇位往往被称为“国本”，也就是保证封建王朝正常运转的轴心，对皇帝的忠诚与尽职尽责又是封建社会伦理道德的基石。皇位缺乏稳定，必然导致整个社会的躁动不安。与此同时，挥霍奢侈之风在元朝皇室及贵族中间盛行，其程度达到骇人听闻的地步。

元朝最高统治集团的内讧和肆意妄为，从根本上决定了元朝官府的风气。元朝政府公开卖官鬻爵，按官位高下各有定价。这些上任的官吏自然将任职作为巧取豪夺的良机，货贿公行，“惘然不知廉耻为何物”。各级官吏巧立名目，公开索要，如下级参拜上司就需交拜见钱，无事白要为撒花钱，逢节则索要追节钱，庆贺生辰则要生日钱等等，名目繁多，不一而足。就连负责纠察百官的肃政廉访司的官员进入衙门后，也根本不问政事与百姓疾苦，只是带着手下检称地方官员奉送的银两，而奉送的银两数量就直接决定着官员的宦途。官场如同市贩，政治腐败已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

皇族、权贵及各级官吏的挥霍浪费及贪污腐化都是建立在搜刮民脂民膏的基础上，时有民谣云：

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

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

贼做官，官做贼，混愚贤。

哀哉可怜！

地方官吏为满足自己的贪婪及上司的索要，如狼似虎地搜刮民财，敲骨吸髓，无所不用其极，在平民百姓看来，这些冠冕堂皇的官员同那些打家劫舍的强盗一样凶残。层层加码的盘剥与敲诈使亿万平民陷入了水深火热的深渊，明太祖朱元璋就是元朝残暴统治的无数受害者之一。

洪武十一年（1378年）四月，身为万乘之尊的朱元璋已是苍颜皓首，但依然无法忘却童年悲惨的记忆，特撰《御制皇陵碑》文，真切地记录了他童年的遭遇，这篇自传性质的文献至今读来仍令人心中充满酸楚：

昔我父皇，寓居是方，

农业艰辛，朝夕彷徨。

俄尔天灾流行，眷属罹殃，

皇考终于六十有四，皇妣五十有九而亡。

孟兄先死，合家守丧。

田主德不我顾，呼叱昂昂。

既不与地，邻里惆怅。

忽伊兄之慷慨，惠此黄壤。

殡无棺椁，被体恶裳，

浮掩三尺，奠何肴浆。……

朱元璋出身于贫苦的佃农家庭，一家人终年辛勤劳作，却依然无法摆脱一贫如洗的状况。元朝至正四年（1344年）春，其故乡淮北地区发生严重自然灾害，大旱之后蝗虫又起，加之瘟疫肆虐，朱元璋的父母及长兄相继过世，孤苦伶仃的他找不到一块安葬亲人的墓地。幸得一位好心人慷慨相助。朱元璋才有一片荒地掩埋亲人，但“殡无棺椁，被体恶裳”，草草了事。接踵而至的天灾人祸，使年幼的朱元璋陷入了家破人亡的绝境，万般无奈之下，他与仲兄洒泪而别，各自逃命。为讨得口粮，朱元璋经邻人介绍进入僧庙作杂役。可是时过不久，连寺庙僧众也逃荒而去。孤苦无依的朱元璋只得四处乞讨，尝尽了人生的悲苦与坎坷：

仰穷崖崔嵬而倚碧，听猿啼夜月而凄凉。

魂悠悠而觅父母无有，志落魄而泱佯。

西风鹤唳，俄浙沥以飞霜。

身如蓬逐风而不止，心滚滚乎沸汤……

曾挣扎于死亡线上的朱元璋在经历了这些刻骨铭心的苦难后，对那些只知贪污盘剥、丝毫不体恤百姓的官吏产生了切齿的仇恨。即位之后，朱元璋常常对左右侍臣讲到这一点。他说：从前我在民间，常常看到州县官吏个个贪财好色，日日驰逐饮酒为乐，对百姓疾苦漠不关心，我心里十分痛恨。因此，朱元璋宣布：今创业之初，若不严立法度，革除奸弊，百官定然因循故习，不能振举。今后，凡遇到官吏蠹害黎民者，绝不宽恕。

当然，国君施刑应本之国法，朱元璋也是十分清楚。他很早就重视王朝法制的建设，曾强调“礼法为国家纲纪，礼法立则人心安”，建国之初，此为先务。在统一全国之前，朱元璋就着手各种法规的制订，并谕示群臣：“法贵简当，使人易晓。若条目繁多，或一事两端，可轻可重，吏得因缘为奸，非法意也。夫网密则水无大鱼，法密则国无全民。”朱元璋的这些观点是有着前车之鉴的。元朝官府滥施酷刑，并没有能够压制住平民反抗的狂潮，也无法挽回覆亡的命运。亲身经历元末农民战争的朱元璋体会颇深。由此可见，朱元璋在建国之初并没有单纯推崇酷刑，而是主张用简明的法律条文治理天下。

然而，客观情况的发展出乎意料之外，明朝初年，尽管朱元璋三令五申严禁贪残扰民，但各级官吏因循元朝遗习，贪墨之风泛起，作奸犯科之事频频出现，大有屡禁难止之势，人们形容当时的情景为“赃吏贪婪，如蝇蚋之趋朽腐，蝼蚁之慕腥膻”。这使朱元璋极为恼怒。刘辰《国初事迹》曾载：朱元璋于建国之初，编定刑律颁布于各级官衙，谕令遵行，岂料犯法者特别多。朱元璋曾愤愤地说：“我欲铲除天下贪官污吏，奈何朝杀而暮犯。今后犯赃者不分轻重，皆诛之。”素以性格刚断、行事果敢的朱元璋绝对无法容忍这种局面的延续。他公开扬言：“从吾命者，五福备于身家；不从吾命者，五刑备坐于家身。”出身草莽的朱元璋大开杀戒，一场全国范围内的对贪官污吏的屠戮拉开了序幕。

明朝初年发生了著名的“四大案”，即洪武十五年（1382年）的“空印案”，十三年（1380年）的胡惟庸谋叛案；十八年（1385年）的郭桓贪污案；二十六年（1393年）的蓝玉谋叛案。胡惟庸与蓝玉案件习称“胡蓝之狱”，是朱元璋滥杀开国功臣的政治案件，而“空印案”与郭桓案则是对涉嫌贪墨官吏大规模的镇压。

“空印案”发生于洪武十五年（1382年）。根据明代的财政制度，每年各个布政使司及下属府州县都要派出审计官吏前往京师户部，核对其所在衙门交纳中央官府的钱粮、军需事宜。在审核过程中，户部常常会发现双方账目不符之处，一旦如此，就要驳回原册，勒令该地计吏重新填报，盖上原衙门的印信，重新上交审批。可是，大多数地方与京师相距遥远，远则六七千里，近亦三四百里。在当时交通条件相当落后的情况下，这种往返会耽误十几天、几十天，甚至几个月的时间。为避免不必要的奔波之苦与时间浪费，各地计吏均带着盖有官印的空白册页，预备遭户部驳回时，遵照户部数额，立即重新填报。这本来是衙门中习以为常的惯例，没想到细心的朱元璋发现后，认为这是各级官吏营私舞弊、欺上瞒下的恶劣行径，立刻勃然大怒：“吏员竟敢如此欺朕耶？户部主事容隐，各省自然胆大妄为。”下令处死户部尚书及各地布政衙门的主印长官，佐官杖一百，发配边地。“空印案”中涉嫌被处死者有数百人，受杖发配者达数千人，一时震动天下。

不过，与发生于洪武十八年（1385年）的郭桓贪污案相比，“空印案”可以说是小巫见大巫。朱元璋十分痛恨不时出现的贪污现象，他主观上判断朝廷中掌管钱谷、刑名等事的六部，是天下官吏贪污的最主要源头，因此对六部官员备加提防。郭桓为当时的户部侍郎，1385年，有人揭发他与北平（今北京）官吏李或、赵金德等人通同舞弊，吞盗官粮。朱元璋闻之大怒，下令锦衣卫拷讯涉嫌官吏，结果这些人供认：与他们勾结的还有刑部尚书王惠迪、兵部侍郎王志、工部侍郎麦志德等人。据记载，这些人的主要犯罪事实为与十三布政使司盗卖入仓官粮，及接受浙西等府贿赂、卖放秋粮等。对于牵涉面如此广泛的重大案件，朱元璋的处理是十分果决的，六部中凡有官吏与此案有染者，“举部伏诛”，同时，十三布政使司中管理官粮的官吏也尽数斩杀，“系死者数万人”。

执法贵在公正严明，朱元璋提倡“法贵简当”、“使民寡过”的立法宗旨并没有在实际中得到运用，就拿上述两大案件来讲，就颇有可议之处。当时已有朝臣提出异议。如宁海人郑士利就对“空印案”提出反驳。郑士利之兄郑士元是一位刚直而有才学的官员，官至湖广按察使佥事。“空印案”事发后，凡各布政使司内主印者皆死，佐官杖后戍边，郑士元也因此同坐入狱。当时朱元璋盛怒之下，诸位谏官都不敢劝解。郑士利因兄长涉案，惟恐被人指为假公济私，故而直到郑士元戍边之后方才上书数千言，申辩“空印案”之冤枉。他在上书中讲道：“陛下追究‘空印案’的原因，大概就是担心奸吏用空印纸为文欺骗百姓。但是，公文转移必须完印方可承认，将两个夹缝印拼合方才有效，即使得到一印一纸也无丝毫的用处。钱谷的数量必经多次核对，在省府核对无误之后，至户部才能最后确定。省府距离京师，远者六七千里，近者也有三四百里，如果在户部核定后，再回本省府加印，如此往返非数年不能完成，因此各府省先加盖印章，至户部再填写数字，这种权宜之计由来已久，并非今日官吏所发明，何足深罪？”

郑士利还进一步强调：

国家在制定法律条款之后，必先明示天下，而后触犯条律者，可明确其为明知故犯。但自我大明开国至今，未尝有惩治“空印”的律条，各级衙门前后相承，不知其为大罪，如今一旦全部诛杀，如何能使受诛者心服？朝廷招求贤士，安置于重要职位，人才难得，而那些位至郡守者。都是数十年所成就的通达廉明之士，非如杂草，可刈而复生也，陛下为何以不足之罪而坏足用之材！臣窃为陛下惜之！

郑士利此疏语语中肯，有理有据，实为发自肺腑之言。没想到朱元璋览后大怒，命御史推问幕后指使者，郑士利慨然一人承当。万幸的是，自感必死的郑士利只是与其兄一道充军发配。

诚如郑士利所云，“空印”一案在定性及量刑诸方面存在的问题是毋庸置疑的。首先，法律是国家赖以维护的纲纪所在，量刑定罪必须以事实为根据，“空印”之事并非完善无缺，但作为体谅下情、提高办事效率之举，为行政部门之惯例，相沿已久，无足厚非。明朝在法例规范之中也并未涉及，此种做法本身并没有触犯律条。朱元璋所怒所疑，乃是这一做法可为下吏贪赃枉法开启方便之门，但这只是一种可能性，定罪必须有相应的犯罪事实，不能以一种“莫须有”的可能性作为定罪的依据。

其次，既然没有明确的犯罪事实，即兴大狱，广事株连就更加背离了法律的公正，大有独断专横、滥发淫威的意味。将各级衙门主印者一概诛杀，佐吏也同时受杖发配，牵连人员达数千人之多，朱元璋的处理可谓不公。显然，虽不能说这些被惩官吏均为清白无辜，但其中蒙受不白之冤者必定大有人在。而且这些人一概被剥夺了申辩的权利，其他朝廷官员畏于朱元璋的淫威，也不敢上言，就连以死上谏的郑士利也被同坐。朱元璋出于对天下贪官污吏的切齿仇恨，决意诛除民害，其本意似无可非议，然而这种一味猜疑、蛮横专断的做法本身就是对王朝法令的破坏，其量刑定罪完全出于皇帝的臆断，将国法置于一边，其结果并没使人有为国除奸、大快人心的喜悦，相反却令人产生“伴君如伴虎”的畏惧。

如果说对“空印案”的处理有草营人命之嫌，那么对“郭桓贪污案”的惩治就更让人感到“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意味了。《明史·刑法志》在记载郭桓案起因时，曰：“帝（即朱元璋）疑北平二司官吏李或、赵德利等与郭桓为奸利。”可见，这件涉及全国的重大案件的发案仅仅是出于朱元璋本人的怀疑，然后又依据这些疑犯的交待，广事株连。试想“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重刑之下，焉有不诬？朱元璋并不追究这些人所述的真伪，便大开杀戒。礼部、刑部、兵部、工部等的官吏，不问青红皂白，“举部伏诛”。

可以想象，“郭桓案”事发后，一时间偌大的官僚机构尽被诛杀一空，其惨况已是不堪入目了，但六部官吏必须与地方官吏携手方能盗卖官粮，因此，天下各级衙门中与钱粮之事有涉者均在劫难逃。朱元璋概不留情，“死徙数万人”，真是血流漂杵，惨不忍睹！显然，这并不像在惩治一起贪污案，而似乎是对天下官吏的一次有预谋的大屠杀。朱元璋还郑重其事地追究被盗卖的官粮，其依据同样是被拘官吏的交待，结果“寄染遍天下”，各地中豪之家皆被牵连，无不倾家荡产，这似乎又是朱元璋对天下富民的一次有预谋的搜刮。

朱元璋对“郭桓案”的审理与处置，不仅罪名“莫须有”，而且与王朝法律条文背道而驰，不可避免地激起了天下民众的不满与愤怒，参与弹劾的御史全敏、丁廷举等人成了朝野谴责的众矢之的，这使得蛮横专断的朱元璋也慌了手脚。为了平息天下人的怨气与不平，他连忙着手挽回局面。他一方面亲自下诏公布郭桓等人的罪状，另一方面将负责审理此案的吴庸等人处以极刑，并宣言道：“朕下诏责令有司诛除奸恶，没想到他们竞做出这等奸扰百姓之事，今后凡有此事发生，遇赦不宥。”他将郭桓一案产生的负面效应完全归咎于办案官吏，其实这一切的主使皆为朱元璋本人。

与朱元璋本人立言与行动自相矛盾一样，有明一代所制订的法律体系也形成自相矛盾的双轨制，一是所谓《大明律》系统，一是所谓《大诰》系统。朱元璋在建国之初，就召集重臣依据唐朝律令制订王朝的新法律，经过反复修订，直到洪武三十年（1397年）才最后正式颁布。《大明律》系统基本反映了朱元璋一贯倡导的“法贵简当、使民寡过”的立法思想。而在《大明律》制订的同时，朱元璋本人亲自审决了大批的案件，包括明初四大案，《大诰》就汇集了朱元璋对这些案件处置过程的详细记录。“颁之臣民，永以为训”，即作为日后官吏量刑定罪的范例，《大诰》于洪武十八年（1385年）颁行，次年又颁布了《大诰续编》、《三编》。朱元璋处置的案件大多涉及贪渎，正如同对待“空印案”与郭桓贪污案一样，朱元璋一概从严惩处。据不完全统计，以凌迟、枭首、族诛等处置的就有几千个案件，弃市以下判决的更多达一万多起。

另外，朱元璋在审理过程中所使用的酷刑更是名目繁多，令人心惊胆战。不寒而栗。如断手、剁指、挑筋、刖足、黥面、枷死、剥皮实草等等，不一而足。除了在文章开始引用的赵翼《廿二史札记》所记载的情形外，明人李默在所著《孤树裒谈》中对朱元璋发明的多种酷刑作了相当细致的描述：

国朝初年喜用重刑，凌迟处死之外，有“洗刷”，即将裸体置于铁床之上，浇以沸水；有“铁帚”，以铁制扫帚扫去皮肉；有“枭令”，以铁钩钩住犯人后脊悬吊；有“称竿”，即把犯人缚在竿杪之上，似半悬而称之；有“抽肠”，也是把人挂在架上，以钩钩入谷道而出；有“剥皮”，剥赃官贪吏之皮，置公座之侧，令代者见而知儆惩之意。

种种刑罚无奇不有，惨无人道，令人发指。《大明律》明确废除了历代相承的黥、刺、劓、阉等酷刑，而朱元璋发明使用的酷刑要比这些刑罚残虐百倍。大讲“礼法为国之纲纪”的朱元璋，自己的所作所为却率先破坏了国家的法律。以“空印案”与郭桓案为例，朱元璋名义上以惩治贪污为理由，却以证据严重不足的罪责擅兴大狱。拷讯成招，广事株连，不问真伪，充斥着蛮横与强暴，没有丝毫的公正平允可言。

在这样滥施淫威的君主统治下，各级官吏无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般地度日如年。这种滥施刑罚的恐怖主义的统治方式使绝大多数官员噤若寒蝉，惟恐招来杀身之祸。根据明人笔记的说法，朝堂之上，朱元璋是否下决心大批杀人。是很容易看得出来的。要是这天他揿玉带在肚皮底下，便是大风暴的信号，准有大批官员被杀，满朝官员吓得面无人色，个个发抖；要是这一天，他的玉带高高地贴在胸前，大概杀人就不会多。朱元璋真可谓将中国历史上专制帝王的淫威表现得淋漓尽致，他似乎已不像一位统治天下的君王，倒像一位十足的丧失人性的屠夫，而那些大臣都成为可以任意屠戮的羔羊。偌大的殿堂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血流满地的屠宰场。

当时有人为朱元璋这种滥施酷刑的做法辩护，说宋元中叶统治者专事姑息，赏罚无章，导致了国家最后败亡，因此朱元璋为痛惩其弊，才制定严刑峻法。官任平遥训导的叶伯巨指出：“开基之主垂范百世，一举一动都要使子孙有规可守，况且刑者为民之司命，不可不慎。”而正是在朱元璋这种“刑罚己出”的错误导向下，明初案件审理出现特别反常的现象：“用刑之际，多裁自圣衷，遂使治狱之吏务趋求意旨，深刻者多功，平反者得罪，欲求狱之平，岂易得哉？”也就是说，正是由于朱元璋不顾具体犯罪事实，对司法审判过多干预，独断专行，致使各级官僚在断案之时一意揣度朱元璋的意旨，务求严苛，以求得朱元璋的欢心而根本不顾是非曲直。如有官吏根据事实平反冤狱，却往往科以“结党营私”的罪名，这怎能保证司法的公正呢？

明初，对朱元璋的酷刑政治最具代表性的评价要算解缙的上疏了。在这篇长达数千言的上疏中，解缙慷慨陈词道：

窃臣曾听到过“令数改则民疑，刑太繁则民玩”的古训。我朝开国至今，将近二十载，没有几时不变之法，也没有一日无过之人。

接着，解缙还深入剖析了朱元璋专求苛厉的态度对明朝官吏作风的影响：近年以来，朝廷纲纪不肃，专以审断囚犯多寡为勋劳，根本无助于培养清廉公正的风气。御史纠弹，都是遵承皇帝的密旨，每当听说皇上要有赦宥之令，则必故意争执。以为如此，就更能体现皇恩厚重，这都是小人趋媚效劳之细术。“陛下何不肝胆而镜照之哉？”为了迎合朱元璋严刑厉法的意志，明朝众官都以多拘囚犯作为自己政绩的表现。御史弹劾朝官，都是密承朱元璋的私意。甚至在朱元璋有心宽宥天下罪犯之时，这些官吏百般阻挠，试图以此显出朱元璋的恩德，博取朱元璋的欢心。长此以往，必然导致“天下官员毫无贤愚之分，只须多拘囚犯即可：犯人进入刑部就无枉直之判，必得从严惩处”的结局，朱元璋的意旨就是国家大法，任喜怒为生杀，官吏专以苛迫为己任，毫无忠奸之辨。

洪武以后，许多后世的士大夫似乎对朱元璋严刑厉法颇多赞许之词，如方孝孺曾描述当时情形云：“郡县之官虽然远在穷山绝塞之地，距离京师万余里外，都悚心震胆，犹如皇帝之神明亲临其庭，不敢稍加放肆。如犯有毫发出乎法度、悖于礼义之事，朝廷定会朝夕之间予以惩办，注重名实辩否，真是前古所未有也。”就连被誉为清官的海瑞也对朱元璋的政绩推崇备至，他曾说：“我太祖高皇帝爱民如子，秉承《周礼》护保黎民如赤子之意旨，对于毫发侵渔百姓者立加惨刑，数十年天下民得安生乐业，可谓千载一时之盛也。”《明史》撰写者们也对当时吏治颇有称道之语：“一时间，天下守令畏惧触犯科条，洁己爱民，吏治焕然大变也！”

从保护天下平民百姓的权益出发，明初严惩贪官污吏种种举措，无可非议，因为它是以维护黎民百姓的利益为出发点的。朱元璋出身贫苦，曾深刻体验到官吏贪暴对百姓的生计与王朝政治的危害，元末农民战争的亲身经历更使他不能坐视官吏的营私舞弊。他万分担心大明王朝的命运，千方百计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因此他毫不犹豫地打击欺上瞒下的行为，同时为了杀一儆百，不惜施用重刑酷法。总的来说，朱元璋惩治贪官污吏，属于官僚统治阶级集团内部的调整与斗争，对于普通百姓的损害并不十分明显，甚至应该说，具有相当大的积极意义。贪官污吏的收敛无疑是百姓的福音，对贪官污吏财产的剥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国家财政收支的困窘，减少了对无辜百姓的摊派。

但是，在朱元璋惩治贪污的行动中，矫枉过正的消极影响也是非常严重的。不能否认，朱元璋严刑厉法，大开杀戒，无论对贪官还是清官，震慑力是可想而知的。功高望重的公侯尚且避之犹恐不及，一般官吏更是整日惶恐不安，不知何时大祸临头。表面上看起来，各级官吏都努力廉洁自守，但这种局面是极不正常的，各位官吏每日只担心自己的身家性命，哪还有心思顾及其他？而且动辄得咎，并无申辩的权利，每日生活于恐怖之中，只想到苟延残喘，哪还有心思忠君爱民追求政绩呢？因此，后世士大夫在脱离当时具体环境之后，出于对贪官污吏的痛恨，对朱元璋大加褒美，不免带有强烈的理想色彩。一国之君应倡导各级官吏遵守国家法令，违法者必究，而不能让所有官吏无端受戮，生活于恐怖之中。即使这种恐怖统治可以在一段时间内使国内政治清明平静，但这种清明平静是虚假而可悲的，也是无法长期维持的。

更有甚者，朱元璋在惩治贪污的过程中，往往是亲自审理，对于犯罪事实的判别并不是依据法律条文及事实真相，往往臆度专断，同时随意施以惨刑，其结果屈打成招，广事株连，“锻炼”成狱。这种真伪不分、忠奸不辨的惩办只能使天下百姓对当朝政权感到失望，“法度严而民玩”，“法网密而民不从”，正是说明了这种情况。这又给了那些阿谀奉迎的官吏以随意诬陷、挟仇报复的可乘之机。

由于广事株连，官员动辄得咎，到朱元璋统治后期出现了“才能之士，数年来幸存者百无一二”的局面，也就是说，大批官员被戮，直接影响到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对此，相传刘基等人也婉言上谏“严冬过后，必有阳春”，“诛戮太甚，恐伤和气”，朱元璋本人也明确意识到了这一点，故而在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下令道：

朕自起兵至今四十余年，亲理天下庶务，人情善恶真伪，无不涉历。对于奸顽刁诈之徒、情犯深重灼然无疑者，特令法外加刑，意在使人知所警惧，不敢轻易犯法。不过此为力挫奸顽的权宜之计，并非守成之君所用长法。以后嗣君统理天下，谨守《大明律》与《大诰》，不许使用黥、剌、刖、劓、阉割之刑。

“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朱元璋虽然一再告诫后世子孙不得再用惨刑，然而后世君王似乎在他的行为中悟到了更多的东西，这也就是法律条文不过是一种可以任意摆弄的玩偶，惨刑是一种加强淫威的有力手段。可以说，朱元璋的示范作用确实拉开了明朝法制史上滥施惨刑的序幕。如“剥皮实草”的惩治方式就在明朝历史上屡见不鲜，这不能不说是朱元璋首开恶例。明成祖朱棣便是在朱元璋诸子中最能得其父衣钵的一位，他发动“靖难之役”，夺取了其侄建文帝的皇位，弄得建文帝下落不明，一批誓死忠于建文帝的大臣不免成为朱棣屠戮的对象。如景清被捕后，傲然挺立，破口大骂朱棣，朱棣命卫士拔其齿，景清且拔且骂，含血直喷到朱棣的衣袍之上。朱棣大怒，命“剥其皮，以草填充，悬挂于长安门之上，碎割其骨肉”。另外一名大臣胡闰也因大骂朱棣，朱棣命手下将他勒死，以灰蠡水浸脱其皮，剥下后，以草填充，悬挂于武功坊。明末魏忠贤专政之时，是宦官擅权，特务政治最为黑暗的时期，魏忠贤为压制天下的不满，同样滥施惨刑。“民间偶语，或触忠贤，辄被擒戮，甚至剥皮断舌，所杀不可胜数”。看来，朱元璋不仅没有成功地解决官吏贪污问题，却为后代树立了滥施惨刑的榜样，更为那些图谋帝王之位的奸恶之徒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⑺ 试论关于职务犯罪 特点、成因及对策

[内容摘要]：职务犯罪是公职人员常见的犯罪，其社会危害性较大，必须加以整治。文章分析了市场经济条件下职务犯罪的新情况新特点及其主客观原因，并从思想上、立法上、完善监督机制和加大打击力度等方面深入探讨具体的治理对策。努力营造“不想犯”、“ 不敢犯”、和“不能犯”的氛围。
[关键词]：职务犯罪、特点、成因、对策

所谓职务犯罪是指国家公职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滥用职权或者放弃职责、玩忽职守而危害国家机关正常活动及其公正、廉洁、高效的信誉致使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

职务犯罪是腐败现象的极端表现，它侵害了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以及公职人员行为的廉洁性，危害改革开放，破坏经济建设，败坏党风和社会风气，危及政权核心。因此只有掌握其特点，了解其成因，制定出对策，才能更好地做到“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和“教育、制度、监督并重”，有效防治这个“政治之癌”，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经济建设、法制建设、党风和社会风气的健康发展。

一、当前职务犯罪的新特点

（一）大案要案急剧增多。十六大以来的近5年中，全国查处的贪官达20多万人。过去贪污受贿数万元可算为大案，而现在犯罪金额在几十万元、几百万元甚至上千百万元的屡屡出现，金融界犯罪金额上亿元的也不乏其案。如成克杰任职其间单独或伙同他人收受贿赂款物4000多万元。浙江第一贪官温州王天仪收受贿赂180多万元、美金1万元、巨额财产来历不明1400多万元。

（二）从“高干”到 “村官”一样犯案。如已查处的案件中，有高级领导干部陈希同、王宝森、成克杰、胡长清等；仅2003年，就查处15个部级领导干部，平均每周有一个厅级干部落马，每天有一个处级干部犯案。有湖南政府原副秘书长王道生，江西纸业集团公司姜和平以及枣阳市原土地局局长章大梁等厅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等案件，这些案件涉案金额均在几百万元至上千万元，他们位高权重，所造成的破坏后果极为惊人。而过去被认为不入“官”流的“村官”也屡犯大贪案。如安徽省隆岗村守业贤参与私分公款31万元，受贿1万元。中国“村官”经济型职务犯罪呈逐年上升趋势。2003年，浙江省长兴县检察院立案查处了农村基层干部贪污挪用土地专项资金55件。

（三）窝案串案、团伙作案日增。表现为犯罪分子内部串通、内外勾结、合伙密谋、长期群体作案坑害国家。如广东湛江走私案、厦门远华走私案和福州陈凯特大贩毒、走私、组织偷渡案中的贪污受贿以及中国华润总公司下属的邹秀海、刘板、杨三合伙挪用公款2.4亿元，受贿67.5万元特大挪用公款案、窝案、串案触目惊心。其中陈凯案件中的原福州市委常委秘书长方长明因收受巨额贿赂而造成国家的经济损失1000多万元之巨。

（四）经济职务犯罪广为蔓延。腐败不但在经济管理热点行业，而且在科教文卫等“清水衙门”也不断出现，教育部门已不再是一块净土，贪污、受贿呈现出恶劣蔓延趋势。教育系统在基建发包、教学设备、物品采购、辅导资料印刷、代理发行、人事调动、干部任免等环节也屡屡发生职务犯罪。从2004年南京市检察机关查处的南京中医药大学冯小龙受贿案，涉案金额102万元；南京经济学院基建办方慕钰受贿案，涉案金额155.9万元，美金2000元；南京财经大学副校长刘代宁受贿案，涉案金额161.7万元，美金3000元及实物字画等几起重大案件足以说明教育部门经济职务犯罪的趋势及其严重性。

（五）国企领导犯罪突出，国有资产流失严重。由于国企体制存在着深刻弊端，腐败案件呈上升趋势，领导利用职权贪污受贿，挥霍浪费，挪用公款，隐匿、转移、私分国有资产等现象日益突出，国有资产流失严重。北京市丰台区法院在分析2002年以来审理过的国家工作人员涉嫌贪污犯罪案，发现国企领导干部和财务人员犯罪现象突出，占被告人总数的76%，涉案金额达678万元，占涉案总额的91.8%.据统计，2003至2004年8月，全国检察机关共查办国企人员贪污贿赂犯罪25322人，国企改制过程中的职务犯罪造成了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北京市检察机关的有关资料显示，犯罪造成的损失从5年前的不足亿元增加到了4.7亿元。从已查的案件中，国有资产严重地隐匿、转移、私分、流失严重，成为“最后晚餐”。如陕西西光电仪器厂原总经理刘某以隐匿手段把1300余万元国有资产流入个人腰包；福建厦门市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黄某趁国企改制之机以转移手段，侵吞公司股权及红利3700余万元。浙江金华市某饮食服务公司领导班子在公司改制时，集体决定将公司价值1700余万元的房产不报评估，后变更产权共同予以贪污等等，足以说明其严重程度。

二、产生职务犯罪的主要原因

（一）主观原因。

⒈思想道德防线溃败，以权谋私。面对改革开放复杂的外部环境和个人工作生活经历，有些国家工作人员迷失了正确的政治方向，丧失了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丧失了党性，与党离心背德，在关键时刻把握不住自己。私欲观念和特权思想作祟，思想变质、道德防线溃败，不以为人民谋利益为己任，反而处处以权谋私，最终走上腐败堕落的不归之路，葬送了自己的前程。一个人走上犯罪道路是从思想上变质开始，然后道德上滑坡，最后触犯刑律、落入法网。

2.自律意识法制观念淡薄，存在侥幸心理。职务犯罪者由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蜕变，使他们成为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俘虏，导致他们在思想上贪得无厌，行为上放纵自己缺乏自律。为所欲为，视党纪国法于不顾，最终背弃了党和人民锒铛入狱。

（二）客观原因。

1.社会的负面影响。体制改革为我们党和社会注入了新的活力，但也给一些职务犯罪者有机可乘，他们钻制度的漏洞，混水摸鱼，在“空档”地区打“擦边球”，大肆进行贪污受贿；贪官给人们树立了“腐败的领导人榜样”，社会分配不公，“不捞白不捞” ，对贪官惩治不力，受贿数百万也不会被处死。

2.监督乏力，监督机制不到位。权力高度集中，制度不完善，监督不到位等弊端，给犯罪者提供了犯罪的空间和条件。而失去制约的机制必将产生腐败。虽然已建立各级人大、政协、纪检、检察机关、政府的监察审计和人民群众监督等多层次监督体系，并已颁布《党内监督条例》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但受“官本位”思想影响，大部分监督机关不敢于监督、不善于监督，尤其是对 “一把手”的监督形同虚设。正如原山东省泰安市委书记胡建学被捕后所说的：“官当到这个份上，就没有人管了，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
①权力高度集中，缺乏民主和监督。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又由于民主集中制没有有效地贯彻执行，使权力过分集中到个别领导者手中。权力过分集中的一个主要弊端就是容易产生特权现象，以及对领导干部监督管理的软弱无力。过大的权力集中膨胀了一些自恃大权在握者的个人意志，他们为所欲为，自恃无恐，骄横跋扈 ，违法乱纪，以权谋私，权钱交易，大肆进行贪污受贿，终于铸成了胡长青、成克杰之类的高官和李乘龙、肖作兴等厅级干部走进了犯罪的深渊。李乘龙在案发后曾经说：“我任玉林市委书记5年，没有一个人找我谈过话，如果我开始犯错误的时候有人提醒我一下，我也许不会走上死路”。可见权力作为双刃剑，既是造福社会的手段，又是腐败的根源。古今中外的历史一再证明如果权力失去制约，就必然出现滥用权力的现象，不受监督制约的权力只能导致腐败。

②制度不健全，监督管理不到位。表现在：个别单位无章可循、有章不循，有些制度形同虚设，制度不健全，漏洞多，空隙大，内部管理混乱，财务账目不清，从客观上给经济职务犯罪提供了空间；私设小金库，搞体外循环，账目不公开，“一支笔”审批，缺乏监督，客观上为犯罪分子提供了便利条件，成为滋生腐败和犯罪的温床。这不仅表现在行政、事业、经济管理部门，就连不起眼的村一级也因私设小金库，财务混乱，监督管理不到位，而出现了守业贤之类的贪污受贿职务犯罪。

③监督机构形同虚设，舆论监督不够。尽管我国设置了诸多的权力监督机构，监督机构之多是世界上罕见的，几家监督机关的重复监督还不如香港廉政公署工作效率高。但由于体制没有理顺，致使监督机制不畅，监督效能不高，某些地方的监督机构形同虚设。同时舆论监督也乏力，表现在群众对贪官的抨击常常很难转化为组织制度的有效制约，从而使得某些握有权力者的无所顾忌。现实中，对一些贪官的看法，群众意见归意见，提拔的还是照样提拔，助长了贪污受贿犯罪行为。

3.法网疏漏，执法不严，打击不力。

①廉政法制不够完善。财产申报是廉政法制的重要内容，可至今尚未出台相关法律。即使已有的法律，也因为立法粗疏，概念模糊，可操作性差，也难以有效地惩治职务犯罪，特别是经济职务犯罪。

②执法不严，打击不力。近年来，尽管查处了大批经济职务犯罪，特别是领导干部职务犯罪，改变了过去“刑不上大夫”的做法，但由于立法不完善，地方保护主义，关系网干扰，查处力度相对薄弱，对经济职务犯罪发案不报，包庇袒护，打击不力 ，表现为立案少，有影响的大案要案少，判决少，办案效果差等情况的发生，使得查处犯罪数与实际发案数相差很大。同时由于受“自古不打送礼者”观念的影响，司法机关比较少查处行贿者，这虽然是从考虑有些行贿者是为了办事方便，出于无奈才去送礼的，但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职务犯罪的打击。由于执法不严，影响了法律法规的严肃性，也达不到以儆效尤的作用，使违法犯罪人认为有利可图，胆子越来越大，助长了犯罪的侥幸心理，从而出现了经济职务犯罪上升，涉案金额大，大案要案增多等令人担忧的现象。

三、防治职务犯罪的具体对策

（一）加强思想教育，提高拒腐防变能力

一个人走上犯罪道路是从思想上变质开始，“千腐败、万腐败，都是思想先腐败”，高官落马是从思想蜕化变质开始，逐步滑向腐败深渊的，这已经成为一条规律。为此必须加强思想教育，筑起预防职务犯罪的坚固堤坝。

1、加强理论学习，提高思想政治水平。要把反腐倡廉纳入当前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中。使党员干部认真学习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每个公务员尤其是领导干部都要带头学习政治理论和业务知识，“多学习、少应酬”，“活到老、学到老”，要把党性教育和法制教育作为党员干部培训的必修课。加强思想教育是一个基础工程。既要突出教育的广泛性，又要讲究教育方法的多样性和针对性；既要讲时效，又要造成一定的声势。
2、提高道德素质，筑牢思想道德防线。贯彻实施《公民道德实施纲要》，不断提高道德素质。要把反腐教育与道德修养结合起来，面向全社会，努力营造浓厚的法制氛围，使每个公民都能学法、懂法、守法，坚持“八荣八耻”，树立正确的荣耻观。坚定理想信念，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和党性修养，筑牢思想道德防线，增强拒腐防变能力。要集中力量，发挥优势，形成网络。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自觉经受住执政的考验和改革开放的考验，预防减少职务犯罪，使领导干部不想犯也不敢犯罪。
（二）强化监督机制，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

职务犯罪的本质是对公共权力的滥用，以公权谋取私利。如果掌权者得不到制约，那么就很容易违法犯罪。为此，在权力系统中必须强化监督和制约，才能营造不能犯的外部条件，从客观上预防和控制职务犯罪。

1、强化党内监督。要通过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党的组织生活制度，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的评议制度等，强化党委内部的监督和纪委的监督。

2、强化权力机关的监督。要充分发挥权力机关对“一府两院”的监督作用。监督其是否正确行使国家赋予的权力。对国家工作人员是否有违法、渎职行为等依法进行监督。这种监督职能，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滥用权力等行为是一种强有力的制约和抑制，对预防和减少职务犯罪的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有利于解决监督机构形同虚设的问题。

3、强化行政监督。应当扩大政府监察部门的权限，例如，给予监察机关查阅、查封银行存款权、停职检查权、奖励权，以及开除的处分权等。同时要完善行政监察管理体制，使之能真正依法独立行使监察权，不受其他机关、团体或者个人的干涉。

4、强化群众监督。《宪法》规定，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力；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和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力。为此，要明确便于群众对于权力监督的重要内容和监督的方法，同时要依法保护群众的监督权，调动群众监督的积极性，提高群众监督作用。

5、强化舆论监督。要在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尝试给予新闻媒体的知情权、调查权、评论权、曝光权，使之不失为制约职务犯罪的锐利武器，营造不能犯的外部条件。
（三）建立和完善预防职务犯罪的法律体系

1、借鉴外国立法经验，建立预防职务犯罪的法律体系。职务犯罪是全球性问题。我们要借鉴世界各国的立法经验，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积极探索有效途径。笔者认为，预防职务犯罪法制化是应然之选择。具体途径可以有以下几种：一是由立法机关制定《预防职务犯罪法》和《反贪污贿赂法》；二是在刑诉法中增加预防职务犯罪的内容；三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一项关于预防职务犯罪的决定。

2、对职务犯罪人员增设资格刑。如何预防和控制职务犯罪人员服刑后故伎重演，重犯新的职务犯罪，这是近年来较为突出的问题。笔者建议对职务犯罪人员增设资格刑处罚，即在人民法院判决其有期徒刑或者其他刑罚之后，附加限制其在刑满后一定时间内，或者管制、缓刑期间，不得担任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的领导和重要管理型工作，以减少职务犯罪。

（四）强化刑事司法，加大查处力度，震慑犯罪分子

1、确保刑罚的确定性。公检法、纪检监察、审计等执法执纪部门既要通力协作，积极配合，打击查处经济职务犯罪，但又要明确职责，做到纪检等部门一旦发现公务人员有可能构成犯罪的情况下，就应立即移交给司法机关，以确保刑罚的确定性。

2、确保刑罚的及时性。案件能否及时侦破，直接关系犯罪人能否早日发案，不致再犯，而且也关系刑罚威慑效果的强弱。因而，刑罚具有威慑性与有效性，不可避免性和及时性。《刑诉法》明确规定了公、检、法三机关的办案期限，保证及时打击犯罪分子。

3、严格执法。检察机关作为职务犯罪的侦察机关，必须加强自身建设，即要有过硬的业务素质，又要有敢于碰硬的心理素质，在办案中敢于排除各种干扰，刚正不阿、执法如山。要坚决杜绝以言代法，以权代法，以权压法，以罚代刑，以及贪赃枉法的职务犯罪问题的发生，做到发现一件，查处一件，严惩不贷，“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没有特殊公民。只要违法的都要依法严惩，以震慑犯罪分子。

4、打击行贿行为。行贿之风在当今社会已经成为普遍的社会风气，从生病时要给医生送红包，到办各种证件要送红包，一直到集体性的“公贿”。行贿行为直接促成了职务犯罪的泛滥成灾，按照现行《刑法》规定，行贿也要承担法律责任，因而很有必要对行贿者给予打击。但受“自古不打送礼者”观念的影响，司法机关比较少查处行贿者，这是考虑到有些行贿者是为了办事方便，出于无奈才去送礼的。

5、加大对重点部门的打击力度。当前必须严肃查处行政、企事业单位、经济管理、建设、司法等热点部门的经济职务犯罪，重点查处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司法人员，行政执法人员的贪污受贿经济职务犯罪案件，国家工作人员充当黑势力“保护伞”利用职便参与包庇、纵容、破坏经济秩序从中收受贿赂犯罪案件。通过打击犯罪，震慑犯罪分子，有效地抑制经济职务犯罪率的上升和蔓延。

（五）深入体制改革，从源头上预防经济职务犯罪

经济职务犯罪的许多方面与体制改革密切相关,因此必须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和创新，从“思想反腐”过渡到“制度反腐”，建立完善各种规章制度，从源头上治理腐败，营造不能犯的外部条件，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1、深化干部人事改革，推进干部人事工作的制度化。贯彻实施《国家公务员法》，杜绝“拉关系、走后门”、“买官卖官”、“跑官要官”现象，加大考试力度，公开竞聘，择优录用，营造学习型机关，培育专家型领导。让有能力、有水平的人出任要职。福建省委省政府于2005年公开向社会招考20名副厅级领导干部，共有4000多个公务员和专业技术人员报考，社会反响良好。大家希望今后加大考试力度，减少考核干部的数量。

2、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完善规范政府行为的制度。认真贯彻落实《行政许可法》实施政务公开，从源头上堵住“审批腐败”，让“权力寻租”没有市场；有关行政许可事项、条件、程序、收费、审批时限以及审批结果等必须公开，不允许暗箱操作，让公开、透明原则及制约机制，为政府行为透明化提供法律保障，防止行政机关在设定和实施行政许可中出现灰色地带而带来腐败。

3、深化财政、金融和投资体制改革。形成财政资金规范、安全、有效运行的机制；实施金融法律法规，建立健全现代金融企业制度、金融监管制度，确保资金运营安全；建立和完善投资监管体系，改进并加强对政府投资的管理。

4、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制定和修改有关法律。完善司法机关的机构设置、职权划分和管理制度，形成职责明确，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高效运行的司法体制，保障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完善诉讼程序、人民陪审、审判公开等相关制度，完善检察机关监督职能。健全司法工作规范和违法司法行为责任追究制度。

5、通过体制改革和创新，从源头上治理犯罪。规范和完善工程建设招投标、土地使用权出让、产权交易、政府采购等制度，建立完善相应管理体系和监管制度。通过体制制度改革和创新，推进从源头上治理经济职务犯罪。同时建立检察、纪检、监察等部门个案联系制度，发现漏洞，及时堵塞，做到各个部门齐抓共管、形成合力，互相配合，综合治理，有效地预防惩治经济职务犯罪。

综上所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职务犯罪出现了新情况、新问题，只有理论联系实际，针对职务犯罪的特点，分析其成因，采取有效对策，才能有效地预防和治理职务犯罪这个“政治之癌”。惩治腐败是提高我党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志，相信在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正确领导下，随着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程的不断推进，公务员队伍将会更加廉洁，政治将会更加民主和谐，社会将会更加文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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⑻ 有权制定地方性法规的机关是什么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72条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

另外，根据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授权决定，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遵循宪法的规定以及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制定经济特区法规，在经济特区的范围内适用。

(8)台立法机构涉贪扩展阅读

制定地方性法规应当遵循的原则

1、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的原则

在制定地方性法规的过程中，无论是制定执行性的地方性法规，还是在中央尚未立法而先行立法的情况下，都要注意根据本地方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有针对性地立法。那种在地方立法中贪大求全的倾向，是不可取的。

2、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原则

我国宪法规定，中央和地方国家机构的职权划分，遵循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不抵触”原则正是在地方性法规与中央立法的关系上体现了上述中央与地方关系总的原则。根据不抵触原则：

首先，地方性法规的制定要有利于国家法制统一，只能由法律规定的事项，地方性法规不能涉及；法律、行政法规已经作出规定的，地方性法规不能与之相违背。

第二，在地方性法规的制定中，应充分发挥地方立法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通过制定地方性法规，结合本地方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因地制宜，保证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实施，同时有针对性地解决地方性事务。

对于专属立法权之外的事项，考虑到国家处于改革时期，中央立法不能一步到位的，地方可以先行立法，在总结实践经验后，再上升为中央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