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国的好事

㈠ 全面依法治国对我国经济发展的积极影响

探讨市场经济与依法治国的问题，有助于我们进一步领会党的十五大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精神实质，对于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保证我国长治久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依法治国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的过程，就是经济法制化的过程。只有建立完备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才能使市场主体、市场行为、市场秩序规范化。没有法治，不依法治国，不仅国家不能长治久安，而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可能健康发展。依法治国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这是因为:
首先，市场经济是一种规则经济，它比自然经济和产品经济更需要法律规则。其主要表现为，第一，市场经济与社会分工紧密相联，其经济活动是以商品交换而进行的，为了保证商品交换有序进行，必须有完备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作保障。第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同经济利益的交叉与冲突将成为现实，为了保护不同利益主体的正当利益，清除阻碍市场经济发展的各种障碍，也必须依靠法律规则的作用。第三，市场经济的基本前提是统一的市场与统一的经济活动，与之相适应的是要求其基本行为准则的统一，使所有的市场主体按照统一的市场准则在公正平等的基础上展开竞争。没有统一的市场准则，就没有公平的市场环境，就不可能有平等的市场竞争，而平等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统一的市场准则就没有市场经济。
总之，市场经济对法治的要求是由市场经济自身的性质决定的。没有完备的法制，就不可能有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
其次，法治与市场经济是双向互动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法律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适应于总的经济状况。但法律对经济状况和经济关系绝不是机械被动反映，法律在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又与经济相互影响并对经济状况发生积极反作用。实行市场经济，政府不再直接参与经济活动，市场主体有广泛的经营自主权。但市场本身又会带来无序化，为了防止市场秩序的混乱，国家必须加强对经济的宏观管理。这种管理既有经济手段，更有法律手段，完善的法律体系能避免市场经济带来的负作用，使市场经济沿健康的轨道发展。社会主义基本价值取向是追求社会的公正与平等，而对市场的趋利性不予引导就会偏离社会主义价值目标。因此在中国必须强调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强调市场经济必须在社会主义法制轨道上运行。只有实行依法治国，社会主义才能通过法制的渠道，合理积极地利用市场经济的各种合理因素，限制与社会主义价值取向相悖的消极因素，使市场的趋利性有利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完善与发展。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离不开庞大复杂的社会主义系统，各个社会系统因果互动，相互制约和影响，而法治则是这一社会系统的曾.控制器，通过实行依法治国理顺各方面关系，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同志在辩证地分析了法制与经济的相互关系时，提出“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的伟大思想。只有法制完备了，经济才会搞好，社会才会发展和前进。
最后，世界经济的实践证明，一个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必然要求有比较完备的法制。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统一市场的形成，世界各国的生产、交换和消费，都日益超出一国范围，走向国际化。世界各民族之间经济上的互相往来和互相依赖，逐步取代了原来闭关自守和自给自足的状态。我国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国际分工，走向国际市场，就一定要学会充分利用国内和国外两种资源，开拓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为加速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由于各国社会制度不同，发展水平各异，虽然经济交往日益频繁，互相依赖和互相合作也日益紧密，但相互竞争也不断加强，有关当事国或当事人的利害得失也常有矛盾冲突，彼此之间的经济关系需要按照国际惯例和国与国之间约定的规则办事，需要借助于统一的法则加以指导、调整和约束。因此，依法治国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走向世界的需要。
二、依法治国是我国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需要
改革呼唤法治，法治贯穿改革，法治与改革同步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要求。从我国改革的实践来看，经济体制改革是对人们利益关系的重构，政治体制改革将调整人们权利义务关系，不管是利益关系的重构，还是权利义务关系的调整，都需要法治作保障。社会主义法治集中体现了全体人民的共同意志，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权威性的特殊地位，它能使在改革深化过程中，各阶层群体的利益得到正确处理与协调。法治对改革的作用具体表现为:首先，法治为改革制定统一章法。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改革应按照总体设计，在总结试点借鉴他国经验基础上，将具体的改革措施和步骤用法律形式明确加以规定，然后依法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离开法治的改革就难免引起不必要的混乱，造成本来可以避免的损失。其次，法治为巩固和保障改革取得的成果提供有效手段。在改革不断深化的过程中，需要及时把一些成熟的经验上升为法律规定。这样一方面可以消除人们怕变的思想顾虑;另一方面又可以为深化改革提供依据，促进改革向纵深发展。最后，法治为改革的顺利进行提供保障。改革也是一场革命，它不可能不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干扰，要排除各方干扰，必须运用法律这个有力武器。
当前，我国的改革已进人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全局性整体推进的新阶段，新阶段的一个重大特点，是要大力使体制和政策制度化和法律化，也就是由过去的依靠行政手段转向依靠法律手段来引导和调控，从而推进和保障我国的改革。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所有制结构、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以及建立符合国际惯例、积极参与国际竞争的对外贸易新体制等等。上述新机制或新体制的建立与完善离不开完备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只有完备市场经济法制，使市场经济关系、经济运行和管理规范化、制度化，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和有效运行。因此，法制建设必须与经济建设同步进行，法治必须贯穿于改革的全过程，我们应当把实行依法治国放在与经济建设、改革开放并重的高度来认识。
三、依法治国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可持续发展的可靠保障
社会可持续发展包括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与整个社会系统的协调进步。社会历史发展的事实表明，没有法制，不依法治国，就不可能有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社会生产力也不可能高速持续增长。现代政治学认为，一切政治组织和国家机关，只有将权力纳人法治轨道，把它置于大多数人的共同制约下，并在实践中形成一整套法律制度，实现依法治国，才能保持社会的长期稳定。
邓小平同志极为重视法治对社会稳定的作用，他认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为重要。这些方面制度好可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邓小平还指出:“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律。现在，我们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
实现我国社会可持续发展离不开社会长期稳定。稳定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稳定是全方位的，包括政治稳定、经济稳定、社会秩序稳定、人心稳定等。稳定和发展是当前中国社会的两大最高利益。
依法治国是实现社会稳定与发展双重目标的最佳方略。这是因为:首先，法治是现代国家社会稳定的保证。社会稳定是指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等社会要素处于协调平稳状态，不出现根本破坏性变化，追求社会稳定就是使社会处于有序状态。而法治则是引导社会按照法律规定，有条不紊地进行各项活动，减少社会不安定因素。法治在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功能是缓和、协调、化解和预防社会矛盾与冲突，为建立和维护一定社会秩序服务。其次，法治是社会发展的基础。马克思主义认为，包括法律在内的各种制度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我国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一项重要工作是建立健全我国的法律制度。当前，我们要抓紧制定与健全发展市场经济的法律制度，使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获得可靠保障。最后，法治是将社会稳定与发展统一起来的有效手段。社会关系的调整可分为个别性调整和规范性调整两大类。所谓个别性调整是指针对某一具体情况，确定一个具体的标准来对人们的行为进行调整的方式。其特点是有助于对具体情况作出恰当处理，但缺乏普遍适用的标准。所谓规范性调整是指根据反复适用于同一类型情况的规则来对人们的行为进行调整的方式。

㈡ 中国推进依法治国,实现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进程和意义

中国特色法制现代化道路浅议
实现现代法治是中国有识之士近百年的追求和梦想。但是，作为现代政治文明的法治，难以与自然经济相嫁接，更与集权政体和以宗法伦理为核心的儒家道德观念相抵晤，追求现代法治的努力几经磨难，屡遭挫折。党的十一届三全会开始以理性的眼光审视历史与现实，并将法治植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肥沃土壤，逐步地、分层次地建构现代法治的制度结构与观念体系。认真分析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法制现代化建设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和特征，有助于认识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法治建设道路问题。
一、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背景
当代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开始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当时的中国面临着国内外一系列新情况和新问题，它决定着中国法制现代化的方向和特征。
1．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中国法制现代化面临的基础性变革
中国是一个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一个时间不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十分薄弱。在1957年以后的近20年的时间内，我们在理论上认为可以跨越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阶段，而直接实行产品经济，在实践上则建立了一套权力过分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从而窒息了人们为追求自身利益而焕发出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遏制了现代社会建立的基础——现代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此时的西方国家，则在以计算机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稳步发展。与我国相邻的周边国家或地区也进入了经济腾飞的阶段，从而对我国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实现四个现代化，改变经济落后状况，不仅是当时人民的迫切期望，而且是中华民族自立于民族之林的刻不容缓的任务。
经济的落后和非市场化，必然影响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现代法治的内核是民主政治，而现代民主政治必然是现代商品经济的产物。因为经济上的商品等价交换原则派生平等观念，反映在政治上就是要求实行民主政治，平等地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反映在法律上就是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不得享有超越法律的特权。正如马克思所说：“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产生的现实基础。”⑴以行政命令为特征的计划经济压抑了个体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扼制了民主、平等、自由等现代法治观念的形成。同时，以行政指令连接起来的社会生产活动也缺乏对现代法治的社会需求。因此，通过改革推动经济的发展和市场化，既是中华民族生存的迫切需要，也是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基础性条件。
2．改革传统的人治型政治体制的迫切要求。中国有着两千多年封建专制主义传统，“父为家君，君为国父”、“皇权至上”、“法随君出”等已经形成了传统中国的政治文化和法律文化。封建社会的政治理论和法制理论，无论是主张以法治国的法家，还是主张以“礼”治国的儒家，无一例外都主张君权至上，其理论的中心就是论证如何治民，维护封建统治，巩固君主万世一系的家天下。新中国建立后，经过了七年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短暂时期后，就长期按照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理论，指导国家的政治生活。因此，在政治体制和法制建设方面，集中批判和否定了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法制的理论和制度，而对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封建专制主义制度和思想始终未进行有效的清算，使个人专制、权力集中、法外特权等封建残余，在战争年代形成并沿用下来的权力过分集中的领导体制中，以制度的形式生长和蔓延，形成了人治色彩极浓的政治体制。
这种人治型政治体制扭曲了人民的政治参与热情，抑制了民主政治的发展，导致了二十多年来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失误。诚如邓小平所言：“我们过去所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⑵而法制现代化是一种新的制度设计，这种制度设计的核心就是民主政治，因此，改革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完善一系列民主制度，是法制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意，是从人治走向法治的客观要求。
3．发展与稳定的两难选择。秩序和稳定是任何一个社会实现宏观管理的基础性条件。虽然发展和改革是当今中国面临的最重要的使命，然而这两项任务的实现也都要求有一个安定团结、稳定有序的社会环境。但是，改革是一个新旧体制的交替过程，体制的转换导致了利益结构的重新调整，在原有旧体制下长期相对稳定的利益格局被打破，伴随而来的是利益结构的多元化、复杂化，从而引起各种局部利益的矛盾和冲突。这些矛盾和冲突得不到及时、正确、合理的调节和处理，在一些地区、在一定条件下可能导致激化，破坏社会的稳定。
法制现代化所追求的目标之一就是人人在法制原则下去思考和行为的社会秩序状态，同时，中国的法制现代化也是从制度层面上对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进行重新设计和整合的过程，它既以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为基础，又促进和保障改革的发展，并以制度的形式反映改革的成果。选择什么样的价值目标，既促进改革，又保持社会的稳定，这是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面临的重要课题。
4．浓厚的封建人治法律传统和和几乎空白的现代法建制设。中国封建社会有着两千多年的漫长岁月，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家国一体化的集权体制，“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观念构成了封建社会三位一体的超稳定结构。它给我们留下的是各种各样的封建主义文化遗产。在法律制度方面最典型的是，以人治为核心的“德主刑辅”的治国理论，立法、行政、司法合一的专制体制，刑民不分的法律体系，“刑不上大夫”的刑罚制度，以义务为本位的法律观念，惧讼、厌讼的民众法律心理，等等。到了近代，在西方思想影响下，中国也曾出现过呼唤民主和法治的思潮，但是由于缺乏经济基础和社会变革的支持，在中国始终未建立起现代意义的法律制度。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向法制现代化迈开了重要的步伐。但是，随着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规定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开始了对“法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法定”等所谓“资产阶级法治观”的批判，导致了法律虚无主义思潮泛滥。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我们所面临的是几乎空白的现代法制建设：法律规范体系不仅数量少而且残缺不全，作为根本大法的宪法充斥着左倾思想的陈词滥调，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民事诉讼法等一个国家正常运转的基本法律付诸阙如；司法体制遭到破坏，检察机关被撤销，辩护制度、律师制度被废除。司法机关的职能被简单化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刀把子”；现代法治观念十分淡薄。人们不仅缺乏现代社会应有的公民权利观念和守法意识，甚至对法律的权威性都丧失了信心。
二、法制现代化道路的中国特色
中国法制现代化起步阶段的历史背景，决定了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有其独特的发展道路和特征，认识这些特征是把握其发展规律的关键。
1．发展方式上的政府主导性。一个国家法制现代化的过程，一般来说是与这个国家整个现代化过程分不开的。当代发达国家的法制现代化起步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是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民社会的成熟而逐步地、自然而然地实现的，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由社会生活领域推动的运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国家或政府扮演的是一种消极的“守夜人”角色。而当代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发生于20世纪最后20年，这时的中国社会缺乏商品经济对民主法治意识的启蒙，更面对着政治、经济和法制飞速发展的世界。发达国家的政治影响和经济压力，国内人民要求富裕和民主的渴望，决定了我国法制现代化的任务极为艰巨。这就需要有一个充分行使公共职能的强大国家来推动法制的转型，需要国家和政府自觉地担负起正确引导法治发展的时代责任，从而决定了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在发展方式上带有政府主导性。三中全会以来，党和政府领导全国人民在法治理论上进行拨乱反正，确立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现代法治观念，提出了加强民主法制，实现依法治国的法治现代化任务；面对几乎空白的现代法制建设，领导制定了法制现代化纲领和宏大的立法规划，并在短短20年间，完成了西方国家上百年走过的立法路程，初步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领导了大规模的普法教育，有规划有组织地传播法律知识，肃清封建法制观念，培育现代法治意识。总之，在当代国内外背景下，没有党和政府的领导，希望像西方国家那样通过市民社会的成熟，自下而上地实现现代法治，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我国法制现代化的政府主导性，客观上要求维护政府的权威，但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改变党和国家运行机制中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实现民主政治。因此，维护政府权威不能走集权、扩大权力的外延的老路，而是要通过建立一个理性化、法治化的政府，使公共权力的运行合法化、合理化来实现。因此，党和政府行为法治化，领导行为法治化，当是中国实现法制现代化的前提。
2．目标的阶段性。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面对国内相对落后的经济和薄弱的民主政治，以及来自国外的压力和挑战，其目标的选择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带有阶段性。
作为一个社会主义民主制国家，国家制度本身就是人民的自我规定，是人民的国家制度，国家制度是人民存在的环节：人不是为法律而存在，而是法律为人而存在；人民不是为国家而存在，而是国家为人民而存在。“国家制度在这里表现出它的本来面目，即人的自由产物。”⑶可见，充分实现公民的权利与自由是法制现代化的根本目标。为此，首先要运用法律机制，确认和实现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尤其是要保障公民的政治参与权，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原则落到实处。其次是形成一套完善的机制，务使一切政治组织和国家机关的权力根据法律的要求来行使，把一切政治组织和国家机关的权力纳入法制轨道，建立和健全政治组织和国家机关权力的法律制约机制，防止国家权力的滥用，防止一切公权力对公民权利的侵犯。
这样一种法治状况，是法制现代化的理想目标。三中全会以来，我国为此而作出了艰辛的努力。但是，经济发展的内部冲动和国际竞争的强大压力，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无可选择地将社会政治稳定前提下的经济快速发展确定为相当长一个时期内的阶段性目标。首先，当代中国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尽快发展经济，解决几亿人“吃饭”和“温饱问题。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中，能否迅速地将经济发展起来，使本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综合国力赶上或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已经成为国家政权最终存在的合法性基础。其次，公民权尤其是公民政治参与权的全面实现和公民权利观念的形成，有赖于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和公民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质的提高。因为，“作为商品交换关系总和的‘市场’，它对法律的最初始、最本能、最基本的要求便是自由、平等和权利保障”。⑷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不足温饱的物质生活水平，不可能产生对现代法治的强烈需求，不可能产生更多的政治参与要求，“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⑸第三，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一个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观念更新的社会急剧变化过程。经济的发展，利益阶层的分化、价值观念的冲突、民众政治参与期望的提高，对政府的凝聚力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同时，中国的现代化过程还始终面临着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影响与渗透，其主要手段就是打着“民主”与“人权”的旗号，瓦解中国党和政府的政治权威。如果一开始就将中国法制现代化的目标定位于全面实现包括政治参与权在内的公民权，则会超出现有政治制度的承受能力，使政治权威分崩离析，经济的赶超计划也会毁于一旦。因此，分阶段实现法制现代化目标，是中国在当今国际国内特殊环境下的一种现实可行的选择，即首先围绕政治稳定和市场经济发展建立和完善相应的法律保障体系，在充分保障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稳步有序和自上而下地推进公民政治权利的实现。
3．价值取向的双重性。事物的价值是事物作为客体对主体的生存、幸福和发展的肯定关系或否定关系。凡是对人有用、有利、有益，能够满足人的某种需要，有助于实现目标的东西，就是有价值的，反之就是无价值的。法制现代化作为一种制度设计，也有一个价值选择的问题。一般说来，法制现代化的价值是多重的，包括正义、公平、平等、效率、秩序、自由、权利等等。在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价值选择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制度和其基本国情基础之上的，它集中地表现为对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合理解决。三中全会以来，我们逐步确立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法制现代化价值取向。
首先，中国的法制化应当把尽快发展经济，提高效率作为其价值取向。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所决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明确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⑹。因此，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应成为评判一切工作的基本标准。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和小平同志一直坚持“两手抓”的思想，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使法制建设服务于经济：一方面，抓紧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为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使市场主体在经济生活中拥有广泛的选择自由，保障市场主体的合法利益，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打击经济犯罪，维护经济秩序，为经济的发展和效率的提高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其次，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另一个价值取向乃是实现社会正义。人类社会的法律从其诞生时起，就同正义结下了不解之缘。正义所蕴含的公平、公正、公道、平等、自由、权利等价值内涵，成为政治社会中所有价值体系追求的最高目标。社会正义也就自然构成中国法制现代化的价值理想。在当代中国，社会正义具体表现为：消灭阶级，消除两极分化，实现社会的共同富裕。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⑺因此，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将关注和解决社会公平或社会正义问题作为自己的根本的价值取向。为此，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一方面通过立法确认和保护社会主体在机会和手段选择过程中的平等权利；另一方面，通过制定一系列有关公民社会经济文化权利的法律法规和保护弱者群体的法律法规，如劳动法、工会法、残疾人保护法、教育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消费者权益保障法、社会保险法和最低工资制度等法律法规，强化法律的利益调控职能，促进社会利益需求与实现的平衡发展，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现象，在目前经济政治环境允许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公正。
当然，公平和公正的充分实现有赖于社会资源的极大丰富，在普遍贫穷的社会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公正与公平，充其量是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平均主义。因此，经济的发展和物质的丰富是社会公正的基础。在发展经济成为核心任务的当代中国，公正会带来民心的归附和政治的稳定，但是发展会在更高的基础上实现社会的公正。“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反映了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因而也是中国法治现代化的价值选择。
4．过程的非协调性。法制的现代化应该是一个立法、司法、执法、守法协调发展的过程。但是，如前所述，中国的法制现代化一方面带有政府主导性，另一方面，它是作为最强音的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种回应——为改革和发展服务，其目标的选择带有强烈的功利性。因而，其发展过程不可避免地带有非协调性的特点。在立法上，表现为立法速度快、数量多，在短短的二十年内，我国的立法已走过了西方上百年的历程。但质量不高，可操作性差，立法程序立法技术不科学，部门法之间畸轻畸重现象严重。在立法与执法和司法的关系上，集中表现为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甚至贪赃枉法现象严重，使立法与法律的实施之间出现较大差距。在立法和法律实施的基础和手段的关系上，表现为立法超前，基础和手段不足。许多法律制定出来，却没有或缺乏实施法律的人员和物质条件，甚至一些法律的制定没有建立在社会需求的基础之上（如80年代制定的《破产法》），因而使这些法律处于虚置半虚置状态。在法治观念上，不同层次的公民对于法治的理解存在严重不协调状态：国家领导人谈的“法治”是“治国方略”；法学专家谈的法治是指法对整个国家和社会的统治，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一些执法和司法人员认为“法治”就是依法管理，甚至以法治民；而更多的老百姓认为“法治”就是规规矩矩的守法，不犯法。这样一种复杂的观念状态表明，中国当代法制现代化的目标尚不像经济现代化目标那样，为全国人民所明了和认同。
中国法制现代化过程的非协调性，是当代不发达国家在急速推进经济现代化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规律性特征。它是经济上的不成熟（市场经济的不完善）在法制上的表现，同时也表明，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上，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法治观念的变革，已经成为推动法制现代化进程的关键。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展开的中国社会变革，实际上是要完成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历史转型。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当代中国法制建设也呈现出现代化的发展趋势。由于文化传统和所处的历史方位，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必然带有自己的特征。认识这些特征的目的，在于将中国的法制现代化置于现实可行的基础上，客观地看待其进程中的成绩与不足，既克服不顾国情，追求抽象的法治理念的理想主义，又可以唤起由人治走向法治这一艰难进程中消极主义者的信心。

注释：
*杨亚佳，1955年――,中共河北省委党校政法教研部副教授，研究方向：宪法、行政法。
陈晓玉，1955年――,河北师范大学德育教研部副教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党的建设。
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197页
⑵《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3页
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81页
⑷孙笑侠：《法的现象与观念》，第135页，群众出版社，1995年
⑸《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页
⑹《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6页
⑺同上，第110——111页

㈢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为什么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

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二者都有其独特地位和功能，但又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应该相互结合，统一发挥作用。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而要树立信仰，就要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增强全社会厉行法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形成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社会氛围；德治的实现需要法治的规范、制约，需要以法治体现道德理念、强化法律对道德建设的促进作用，法治本身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社会主义法治是建立、维护、实行社会主义道德的法律保障，社会主义德治是以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来规范全体社会成员的行为，提高整个民族的道德水平。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是一个紧密结合的整体，二者缺一不可。
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看，坚持法治与德治“两手抓”，是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升华，也是经济社会发展到新阶段的客观要求。改革开放特别是近些年来，我们党始终把法治建设和道德建设放在党和国家全局工作重要战略地位，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之所以取得今天的成就，与此脱离不了关系。分开来看，一方面，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一贯高度重视法治。1978年12月，邓小平同志就指出：“应该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法律。”党的十五大强调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党的十七大提出，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强调要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党的十八大强调，要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依法治国，强调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现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定性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我们党面对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依法治国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作用更加重大。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党要实现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会公正、生态良好，必须更好发挥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作用。
另一方面，道德建设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内容，是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认识和道德觉悟的必然要求。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孕育了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品格，培育了中国人民崇高的价值追求。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支撑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今天依然是我们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但也要清醒地看到，我国公民道德建设方面仍然存在着不少问题。社会的一些领域和一些地方道德失范，是非、善恶、美丑界限混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有所滋长，见利忘义、损公肥私行为时有发生，以权谋私、腐化堕落现象严重存在，等等。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解决，必然损害正常的经济和社会秩序，阻碍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面对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多样化的趋势，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必须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抓住有利时机，积极探索新形势下道德建设的特点和规律，在内容、形式、手段、机制等方面努力改进和创新，提高以德治国的水平。

㈣ 如何实现依法治国

国家方面：1.科学立法是依法治国的前提，通过科学立法，做到有良法可依。2.严格之法是依法治国的关键，行政机关是执法的主力军，行政机关应该严格执法，依法行政。3.公正司法是依法治国的生命线，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权利，树立司法权威。同时需要强化司法公开，提高司法的公信力。4.重视德治，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
个人方面：全民守法是依法治国的基础。公民应该：1.自觉学习法律2.遵守法律，自觉履行法定义务，依法办事3.依法维权4.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提高道德情操

㈤ 党中央国务院为什么高度重视法治中国建设坚定不移的落实贯彻依法治国方略

1】是为了法有两面性和狡辩的余地，能更好的把关系网织起来、支起来。一党、一人说了算版的社会，其“法”必定权围着关系网这个纲转。立法者就是不想让它围着关系网转，它也必然在活人的智慧下围着关系网转。在十多亿人的国家，是毫无疑问的。2】法制治国的外衣，能接轨世界先进国家的日常运转，会少惹吐沫星子。百姓遇到不公事，也可以依照自己兜里钱的多少，来掂量是否可以讨一讨“公道”。3】“说的好听”，在中国尚没有脱离和“做的好看”反着的实际。为了在百姓心目中，混淆这种存在了几千年的实际，就和再不孝的子孙为了掩人耳目一样：忠孝的牌位不能少，该立还是要立的。4】阴天、打雷总是比下雨多。自然都这样，有嘴的人其“说到”也该这样。否则，“人性差不多”的真理，在百姓心里安家、普及开来，不是个好事。重视法律全，对关系网是必要的。它能否治国，国人的眼都和录像机一样在不间断的录着，那就看官权之人都干了些什么了。

㈥ 依法治国的重点

依法治国就是依照宪法和法律来治理国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显著标志，还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必要保障。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人民当家做主根本保证。
依法治国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重大转变，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依法治国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保证；依法治国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客观需要；依法治国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显著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㈦ 为什么推进依法治国剖析

法律的相应出台都是因着社会发展的趋势应运而生，国家的发展需要保驾护航的“手段”利器，法乃治国根本，法律存在的目的就是把“无法无天”的人强制性得束缚到“正常人”的位置上去，但可悲的是，法律越不强化的地方人们生活的越好，反而法律越强化的地方人们活的并不幸福。为什么？以前人们只解决温饱，没有人养起宠物，但生活水平上升，有人被宠物咬了怎么赔偿的法律条文没有，所以需要修订，原来没有热门制贩假药毒死人的事，但随着一切都以钱为中心的时候，人失去了良知，再举例，某市新闻报道称“我市为了社会安定，市政府给某地区增派了100名警力和治安设施。”初听起来这是好事，但实际上证明犯罪率在上升。人的价值在下降。

㈧ 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依法治国的价值追求

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

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8)依法治国的好事扩展阅读：

注重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1、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要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2、依法治国是关于国家的治国方略，依法执政是关于执政党的执政方略，依法执政是依法治国基本方面在党执政问题上的具体体现，要把依法执政作为党执政的一个基本方式。

3、要以保证司法公正为目标，树立公平正义和保护人权的司法理念，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确立依法办案、无罪推定的司法原则，做到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并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