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与善守

①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啥意思

字面意思：法律是可以治理国家的重要工具，而好的法律是合理治理（国家）的前提。

这句话注重的是依法治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必须坚持立法先行，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抓住提高立法质量这个关键。

战国时期的商鞅变法，开创了依法治国。

商鞅在秦孝公死后被追杀，他逃到秦国边界的一个旅馆却因为逃亡没带证件而无法入住，他问为什么，旅馆的人说是商鞅规定的，不登记证件而住宿是要被处罚的，所以他宁愿不赚这个钱也不让商鞅住宿。当时的国家治安良好，百姓富足，正是因为法制的推行。

汉文帝就是一位不以个人意志破坏法律规定而“循守成法”的皇帝，坚持黄老之学“赏罚信”的思想，主张严格执法，即使皇帝也只有“执道生法”的权利，而不得犯法，所以当时的百姓生活富裕而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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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法律的力量，提高公民的幸福感

一、科学立法

要真正反映广大人民的共同意愿、充分保障广大人民的各项权利和根本利益，通过召开听证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设立意见箱来建立人性化的广泛参与机制；要具有前瞻性，预先考虑到未来的情况，以便更好的服务社会。

二、严格执法

完善工作制度、考核制度，建立长效机制；提高执法人员队伍素质建设，加强自律意识，进行入职培训，定期交流。

三、公正司法

加快司法体制改革，做到司法独立，诚信构建阳光司法机制，严格执行诉讼程序，强化内外监督制约，对裁决结果、司法程序进行强有力的监督。
四、全民守法

行动上尊重法律，重视法律，积极响应普法政策。将法律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推动全社会树立法制意识。

② 新时期法治思维与法治风尚 怎样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公民

增强法律意识，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遵纪守法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如果你违背了它，也将手到法律的制裁。对于遵纪守法有的人会疑惑不解 ，可能在自己犯法的时候都不知道这样是粗犯了法律，这种人就是无知不懂法的人。在我们上海外来人士逐渐增多，可大部分都不懂得法律。正因为如此，要应该推广法律宣传，来维护社会的安定，当然这开始的第一步，应该有自己零头。那么，我们自身又应该如何来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小公民呢？
一. 自我带头，推广法律。我认为应该向我身边的人宣传法律，多听听到的法律的讲座，多收看、多收集法律资料，充分懂法、遵法。也可以组成假日小队在双休日进行法律宣传，或在布告栏上张贴“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小公民”的倡议书。让所有对法律见识浅薄的人了解法律，利用法律来保护自己。
二. 不做违法事，不学恶风习。我们应该在学校里学习好扎实的基础，并在课外掌握一技之长。不做不文明、不道德的事。一个人做还是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有的有益于光的群众，一贯有益于青年，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艰难的。因此，我们从小就应该做好事，使记忆里的坏事没有藏身之处。常年坚持，就不会学习到恶风气，不会作出触犯法律的种种恶行为。
三. 不仅自己不违法，更要劝慰他人不触犯法律。在自己的身边的人，都有可能在一个人生的转折点，在以霎时间作出无知的行为。我们看到坏人坏事，应勇敢地站出来劝阻他们，也更应该站出来与邪恶作斗争，决不能明哲保身，听之任之或避开了事，更不能姑息养奸。
让我们行动起来，争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小公民。

2。争做遵纪守法小公民
青少年犯法，现已成为社会上的热门话题，已是许多国家面临的严重问题。在社会上，许多一些无知的少年加入了帮派组织，干些违法犯罪的事，因此，往往会酿成大祸。在学校中，许多同学知法犯法，做一些对人民对国家有害的事，因此丧失了自己学习的黄金时期，虚度这美好的时光。
青少年为什么会走上违法的道路呢？是因为社会上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诱惑，因为家庭生活环境的不良影响。
记得上小学的时候，班中出了一位鼎鼎有名的大名人——龚庆。他天不怕，地不怕，经常违反校规，不放过任何一次旷课的机会，甚至有一次乘着上厕所的机会逃出了学校，自称去上海逛了一圈。真是不敢相信这是一个小学生所能做出的事情。虽然他的家长一次次的被请来，但他还是没有悔改的意思，依然旷课，依然做犯校纪的事。如今他上中学了，他还是经常犯校纪，而且还变本加厉，最终被学校开除了。
是什么原因使他变得如此的胆大呢？这是因为他父母太宠爱他了，而他在学校里闯的祸在他父母的眼里根本不算什么大事，还几次与老师争吵。当他做了一些违法的事后，他父母竟没有好好教育他，相反，还不当回事。这使他的胆子变大了。才使他走到了今天这种地步。虽然孩子有错，但大部分的责任在于他的父母，知道孩子犯了错误却不好好教育。这才使他走到了今天不可挽回的地步。
在这里，还值得一提的是青少年进入游戏机房，电脑房。这使他们的心思不放在学习上了，而被游戏占据了。一天的课程对他们来说是多么地漫长啊！上课几乎听不懂，每分每秒都盼着放学后回家打电脑游戏。因此成绩也如流水般地降下来了。
随着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给我们迎来了艰难的机遇和挑战。所以，我们国家也需要大量的高素质人才。而我们作为青少年学生，是将来国家的人才，国家栋梁，就应该养成讲法律，讲道德，讲文明的好习惯。

3。争做守法小公民
社会上有这样一群少年，整天无所事事，游手好闲，靠着勒索、敲诈过日子，这种日子的尽头就是在铁栅栏、大墙内度过几年青春。这是一个发生在我身边的故事：一个就读于初三年级的刘某由于种种原因，厌学、逃学甚至彻夜不归，时常在学校附近欺诈低年级同学，后来竟入室行窃，最后经区警察署，学校检举，被送往工读学校进行再教育。
其实他们和我们一样，从一个天真烂漫的孩子成长为一个多愁善感的少年，从一个顽皮淘气的孩子成长为一个稳重懂事的少年，也和我们一样应该拥有一个五彩缤纷的未来，一个锦绣前程。可就是一时迷失方向，迈出错误的第一步，而离开了青少年应该遵循的正确轨道，走上了另一条泥泞曲折的道路。
而这错误的第一步多数是因为“以恶小而为之”。，从周围同学那里“顺手牵羊”，一开始是5元、10元，到后来胆子渐渐大了，偷取数额也增长了好几倍，有的甚至发展到了向低年级同学勒索、敲诈的地步，到最后等待他们的只有那冰冷的铁窗生活。
曾经在报纸上看到这样一则出自少管所一位犯罪少年的真情告白：徐某从小家境贫寒，买不起好吃好玩的。有一阵子，校园刮起“四驱车”热，徐某羡慕得不得了，可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于是一个歪念在他脑子中形成。他偷了同班同学的10元钱买了一辆四驱车。因为只有10元钱，那位同学也没报告老师，这一风波就如此草草收尾。这给徐某带来很大震撼，他认为这样“赚钱”倒是很容易，于是就有了第二次、第三次……但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他最终由于偷窃数额较大而被送进了少管所。
由于他的盲目攀比.，同学的不检举使他们慢慢走向罪恶的深渊，执迷不悟又把他们一步步推向罪恶的深渊。家长的劝导，老师的教诲，对这些少年起不到任何作用。缺乏判断力、辨别力的他们把错的认为对的，把坏的认为对的。一直等到有一天，他们醒悟了，觉醒了，知道事态的严重性，可是一切已经晚了，再也没有挽回的余地了。因为世上是没有后悔药的，他们要为自己当初的行为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古人也早已告诫过我们：“勿以恶小而为之 勿以善小而不为”。
而错误的第二步就是法律意识的淡薄。像上文所提到的偷了10元钱，也许在许多同学眼里，10元钱根本算不上偷，只有上千上万的数额才算是偷。这是对法律知识的一种误解。偷是一种行为，而偷取的数额则是判决时的一项依据。
据有关机构估算，青少年犯罪案例年年呈上升趋势。可见青少年对法律知识的了解实在是太肤浅了。为此，我们的社会应对少年儿童加强法制教育，提高少年儿童的是非观与处世观。而处于身心正在发生转变阶段的我们，更应学习有关法律知识。不要因为一时的贪念或是一时冲动而一失足成千古恨，到时后悔莫及。
朋友们，看看这一例例令人发指的事实吧，看看那些生活在牢狱中的同龄人吧，也该为我们幼稚的心灵敲一下警钟吧！大家要从我做起，做一个知法、守法、懂法的小公民。让黑色的魔爪永远从我们缤纷五彩的生活中驱逐出去！

③ 论述德治与法治的关系

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思想道德体系，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这是法制的发展，也是时代的呼唤。法治和德治相互促进，相互补充。我们在加强法治建设的同时，要坚持不懈地加强德治，这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的过程中的必然要求。但在进行法治教育和德治教育时，客观上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矛盾的地方，而两者发生矛盾时，又以哪一个为准：
一、法治治外，德治治内，二者具有互补性。
法律与道德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服务的，由于两者之间各有独特的地位和功能，它们之间有着很强的互补性。依法治国是外在的，从外面的力量、从强制的角度来规范人的行为的话，以德治国就是从内心、从人的素质上要求来自觉地遵循这些规范，如果这两个相辅相成精神文明建设会搞得更好。法律的实施依然需要道德的土壤，当整个社会迷信市场作用的时候，互助精神在法院的司法判决中无法体现。处于弱者的消费者面对一个又一个貌似公正却完全不同的判决无所适从。我们不缺少市场的理念，也不缺乏对法律的关照，我们缺少道德的支撑。
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法律是统治阶级用以统治的一种工具，它必须同经济政治道德等诸因素紧密联系相互适应。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思想，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基础上，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规律性再认识。我国市场经济下的法律和道德在实质上是一致的，有着共同的经济、政治和思想基础，法律的基本原则和内容体现了不同层次的道德要求，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都是对人们行为的约束力量和鼓励力量，并且通过对人们行为的约束和鼓励而具有指引人们应该怎样行为的功能，实现它为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和一定的阶级利益服务，对社会的发展起推动作用。遵纪守法成了社会生活的基本道德要求，法律具有崇高的道德价值。法治和德治是人类管理社会和阶级社会实现阶级统治的两种重要手段，是两种性质不同而又关系密切的社会现象。其中，法治是对道德中重要问题的调整，是对道德力量的强化，道德法律化把人类的理念铸化为法律；德治既是对法治内化，把法律内化为人们的品质，同时也是对法治的重要补充，把法律之外的社会关系纳入自己的管辖范围。法律道德化和道德法律化在人类社会发展中是一个交互演进的过程。法律是传播道德的有效手段，“法律肩负着维护社会共同道德的任务。”
「1」“法律的最终目标是使人们在道德上善良。为了求得众人所能达到的最大的善良，世俗法律使自己适应各种道德信条所认可的各种生活方式，但它应该抗拒那些由于道德观念的真正松弛和堕落的风尚而为人们所要求的变更。它应该始终保持走向有道德生活的总方向，并使共同的行为在第一个标准上面倾向于道德法则的充分实现。”
「2」 道德是法律评价标准和推动力量，是法律的有益补充，二者在某些情况下可以相互转化。“道德和法律是不可分的，没有道德的支持，法律就不成其为社会组成部门，而仅仅是写在官方文件上的词句，只显得空洞且与社会无关。”
「3」两者相辅相成、相互呼应，互相配合，实现对社会关系的调整。但是，法律本身属于政治上层建筑范畴，是以国家意志和全民必须遵守的姿态出现的，它直接干预人们的行为，它只要求对人们的行为是否违法、是否构成犯罪以及违法或犯罪的程度，作出相应的评判；道德属于思想范畴，而思想问题是不能靠国家权力的强制来解决的，它通过干预人们的思想和精神来实现干预人们的行为，道德规范的评判要求比法律要广泛得多和高得多。这告诉我们，在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道德建设，把法治和德治紧密结合起来，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法律的充分实现必然会提高一般公民和国家工作人员的道德水平，反过来，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又必然会促进法律的制定和实现。我们在创建社会主义文明法治环境中，必须把握法治与德治的互补性、兼容性和一致性。
二、法治和德治的差别
法治和德治虽然具有一致性，但两者始终是两种不同的治理国家和社会的方式，二者不能混淆。其区别可以从法律和道德的区别中看出，即二者产生的条件不同，表现形式不同实施方式不同，调整范围不同。“法律与道德的区别非常明显：法律由国家制定和实施，道德则通过人的内心信念、信仰及社会舆论来实现；法律具有确定的、强制性的制裁力，道德的惩罚方式则主要依据公共舆论、不赞成、嘲笑和摒弃于某一特定的社会团体之外。……法律与道德在客观性及执行方面的区别表现在：法律着眼于行为，而道德着眼于意志和感情；法律规则的效力具有普遍性和绝对性，道德准则则因人、因环境而异。”
「4」 “法律规定一般来说总是避免涉及良心的问题，不过问其意图如何，而只考虑其行为和态度；与此截然相反，道德所选定的范围则是意图。对法律来说，‘所有未禁止的都是允许的’。然而，反过来人们可以说在制裁方面，法律比道德更有强制性。违反一项道德规范可以招致指责，这是不可忽视的，因为指责，或者哪怕是嘲笑，都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如造成精神失常，毁了前程，甚至引起自杀。但是，它毕竟不如公众权力的行为，如刑事判决那样在有关人员的身上打上烙印。”
「5」从《法律基础教程》和《思想道德修养教程》看，德治强调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而法治则是强调公民意识，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公民个人和组织的合法权益受到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侵犯遭受损失时，有权提起行政诉讼和要求国家赔偿。德治要求人们多尽义务、多奉献；法治则要求人权保障，公民在享有权利的同时，要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权利和义务是一致的。德治要求发扬传统美德和老一辈革命传统，而法治要求遵循现行法律和法治与国际接轨。德治从治心的角度来规范人们的内心世界和行为，执行的标准有点空洞，不便于操作；而法治从治行为的角度来规范人们的行为，执行的标准就是法律，明确具体，便于操作。
法治与德治的关系在中国经历了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早在西周时，“德”就是一个融道德、政治、信仰、策略为一体的综合概念。“德”既是治理国家、取得民心的主要方法，也是司法行政的指导方针。周礼所确定的基本原则是“亲亲”、“尊尊”。“礼”和“刑”在适用上是“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汉代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德刑关系上实行德主刑辅，并把《春秋》作为决狱的依据。唐朝继续并发展了汉魏晋的法律儒家化的潮流，其特点是“一准呼礼”。其指导思想是“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德礼和刑罚之间的关系是“本”和“用”的关系。明朝在德法的关系上采用“刑乱国用重典”的指导思想，但并不放弃德礼的教化作用。清朝在立法上贯彻了“详译明律，参与国制”的基本指导思想。基本延续了前朝的做法。在我国的封建社会，历代封建王朝奉行“德主刑辅”、“出礼入刑”的思想。其结果是：道德训诫具有了法律的威势，甚至代替了法律，把道德义务和法律义务等同起来。
在现代社会，法治是主要的，德治是补充。强调以德治国和以德育人，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是对我们党治国理沦与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和深化发展。是个人健康成长和国家繁荣稳定的客观需要。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迫切需要，是体现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治国理念。是建立健全社会秩序和市场经济秩序的重要手段。法律虽然严密，但也有它难以管辖的地方。因为违反法律的行为一般是违反最低层次的道德要求的行为，但不能由此认为一切违反道德的行为就是违反法律的行为。法律行为与道德行为，法律义务与道德义务之间是有严格界限的。法律规定人们的权利和义务，而道德一般强调的是义务。通过道德的义务推动法律的实施。以人作为主体而言，法律和道德都具有外界强制性。无论道德和法律，既调整人们的外部行为，也调整人们的内心活动。但法律侧重于调整人们的外部活动，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是他律；道德侧重于调整人们的内心活动，一般体现为社会舆论的谴责，是自律。法律是外部强制性的管束，道德是发自内心的自我约束和社会舆论的外力作用于内心活动。内外结合，方可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因为现实社会还存在一些不平等的现象，人们所处的社会地位、所接受的教育程度、所掌握的知识和技能，以及个人的遗传天赋、聪明才智等等在事实上还是不平等的。只有在法治社会中坚持正确的道德导向，在政策制定中充分注意保护社会的弱势群体，才能使社会稳定有序和文明进步。
法律的基础是道德，法律的立意和归宿是为了公正，公正也可看作是道德要求的范畴。法律实施的过程是个机械过程，它必须以道德作为基础。而且，一个国家的法制是否健全，主要取决于道德规范被纳入法律规则的数量。道德不具有国家强制性，而是基于个人的自主的创意和决心规范自己意志以及人们的相互高尚而建立的准则，它主要诉诸良心，明辨善恶，是居于人的内心自律。“法律不考虑潜在的动机如何而要求对现行规则与法规进行外部服从，而道德则求助于人的良心。道德规则要求人们根据高尚的意图-首先是根据伦理责任感-而行为，它还要求人们为了善而去追求善。”
「6」法治的实现只有通过立法者、执法者、守法者将自身的道德修养、人格魅力体现在法治的活动中，使法律与道德的精神协调起来，使法律得到道德的内化力的支持，让法律精神同道德精神一起成为全社会共同的价值观念。只有这样，法治建设才会成为可能。一般地说来，道德调整的社会关系领域要比法律广泛。法律难以触及人的心灵，解决不了人的思想问题，而德治的落脚点在于人心，在于人的思想自觉。法律解决不了信仰、价值观问题，只有道德才能使人树立正确的信仰、价值观、人生观，并以其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法律不可能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统统管起来，而必然留有一些领域由道德来管理。道德是指导和制约人们思想和行为的精神力量，道德的相对独立性是道德的社会价值能够发挥出来的前提。道德建设中坚持以立为本、重在建设的方针，依靠教育、引导、培养和熏陶，辅之以相应的社会管理制度和法规约束，努力倡导和培育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规范，大力倡导社会文明新风尚，逐渐形成和确立以思想道德教育为内容，以排解引导为桥梁，以阵地建设为依托，以强化管理为手段的新机制，使一些公共道德规范上升为法律规范，再转化为人们的道德行为，改变人们的旧习惯，推动社会的不断文明和进步。
三、社会需要法治和德治的统一。
“法治的理念来自西方，德治则来自中国传统法文化，两者的结合顺应了寻根意识与全球意识相结合、民族性与时代性相结合的潮流。”
「7」在一定意义上，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这主要表明法律对经济的影响和作用的密切关系。法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重要作用，搞市场经济离不开法或法治。法律对市场经济的运行起着引导、促进、保障和制约作用。法律确认经济活动主体的法律地位，调整经济活动中的各种关系，解决经济活动中的各种纠纷和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虽然法律对经济和社会的保障和促进作用是巨大的，但我们也应认识到，法律是概括的，它为一般人的行为提供了一个标准和模式，而实际生活却是具体和千变万化的，因而法律的作用也有其局限性：法律并不是调整社会关系的唯一手段：“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
「8」法律的这些缺陷，弥补的手段就是道德。道德就是渗透于经济、政治、行政、文化、教育、习惯、传统和舆论的思想观念和准则。制定得再好的法律，也需要合适的人正确地去执行和适用，如果一个法律工作者不具备思想道德水平，又如何能正确执行与道德紧密联系的法律呢，也就很难想象法律会得到有效实施。另外，制定得再好的法律，也需要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支持，如果社会成员缺乏守法的思想道德风尚，没有他们对任何违法行为的道德上的抵制，法律也不可能得到有效地实施。再者，法律的不健全和存在漏洞，如果社会成员缺乏起码的道德水平，就会做出不违法却又有害于社会公德的行为，影响社会的健康有序的发展。最后要提及的是，官僚腐败的滋生，一是法治观念的淡薄和官本位思想的突出，认为法律是”专管老百姓“的，二是道德约束下降，心理防线溃堤。市场经济需要道德和法律两手抓，两手都要硬。通过法律推动和影响道德的发展，通过道德推动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并弥补法律的不足。
在西方， 治理社会一手靠的是法律，一手靠的是《圣经》，法律管行为，《圣经》管灵魂和内心。“法律与道德代表着不通的规范性命令，其控制范围在部分上是重迭的。道德中有些领域是位于法律管辖范围之外的，而法律中也有些部门几乎是不受道德判断影响的。但是，存在着一个具有实质性的法律规范制度，其目的是保证和加强对道德规范的遵守，而这些道德规则乃是一个社会的健全所必不可少的。”
在我国，治理社会靠的是综合治理。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改革由经济改革向经济、社会、政治以及伦理文化的综合改革发展。对市场经济的整体道德评价转向对市场中的道德秩序与行为规范的关心和评价，因而法律和道德成了治理社会和经济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法律规范体系，而且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道德规范体系。既要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要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两者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相辅相成。
我国的市场经济促进人们的自立、竞争、效率和开拓创新精神，但市场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也会反映到精神道德中来。市场经济就是竞争经济，其原则就是要求等价交换，即交换的商品应是货真价实和双方的互利互惠，同时又绝不允许搞权钱交易。我国目前社会面临的状况和带来的问题首先是信用危机问题，其突出表现是：在宏观方面，政府管理者一方以“三乱”来增加财政收入，甚至建立小金库，乱发奖金；社会单位（包括企事业单位和社团）一方以各种偷逃税方式来转移和隐瞒利润。在社会组织（特别是企业）之间利用“双轨制”长期存在的条件，大规模地、非法地侵占和转移权益，“三角债”是最突出的表现。在社会组织内部，管理人员利用国家“所有人缺位”以及改革赋予他们的“自主权”，为个人谋取利益；劳动者则利用抽象的“主人翁”地位普遍地消极怠工，追求分配利益的扩大化，而国家又使劳动者在缺乏社会保障的情况下下岗，其利益受到损害。这样，一方面，信用问题几乎遏制了社会经济活动，另一方面，社会对信用危机一致谴责，建立信用危机已经成为全社会的普遍需要。
其次是单纯谋利的动机和取向问题，表现为物质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再次是不择手段问题，表现为把致富与商业贿赂、商业欺骗、商业投机、商业偷窃和掠夺性开发经营；又次是对经济利益的态度问题，表现为欺行霸市、强买强卖、不对等交易和强制性签合同等；还有就是“搭便车”或“无票乘车”问题。不少人仍抱有“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思想，使得国家权力被滥用，社会上贪污腐败、徇私枉法现象屡禁不止，虽然采取多种措施，但各种职务犯罪行为仍然甚嚣尘上。这些现象的严重性在于，社会组织和个人普遍“陷入”了不道德的经济行为之网，对应当遵从的道德规则失去信任，将以不道德手段谋取利益作为普遍的行为准则。对此现象，用法律手段来解决，对一般的问题显得苍白无力。因而，随着中国经济进入全面的“系统整合”阶段，而全面的市场整合需要全面的伦理道德建设为基础，制度整合更需要以伦理道德观念整合为必要条件，社会对规范的市场经济伦理道德观念的呼吁已经越来越强。
全社会要共同行动，齐抓共管，协调一致，发挥法律的权威作用，发挥道德的感化作用。各级人大要发挥权力机关的主导作用，积极行使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各项权力，加强监督，特别是有立法权的人大及其常委会，要积极适应形势要求，根据实际情况，抓紧制定建立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所必需的法律法规，为建立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执法机关要按照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要求，依法行政，从严治政，公正司法，严格执法，同时通过各种具体的执法活动，把基本道德观念的要求融于各项具体政策中，融于社会的各项管理中，不断推动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在全社会的形成和完善。大力整顿社会秩序和市场经济秩序，创建社会主义文明的法治环境，进一步推动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
四、德治应与法治的协调
近年来，由于市场经济的浪潮和西方文化的冲击，以儒家伦理文化为主导的“自然道德”传统已经崩溃，计划经济时代的道德体系也因为不能适应市场经济运行要求而失去其社会约束力和整合力。儒家的以人性论为基础的“德教为先”思想涵盖从政治到日常生活的基本道德秩序的内容，是与儒家的“德治”思想及治国方略紧密相联的，儒家的思想道德对中国历史上的法律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是“德主刑辅”、“明刑弼教”和“出礼入刑”的思想。其优点在于强调人是可以教化而且必须教化的，这种教化，包括家庭道德和社会公德，其缺点在于它的立足点在治民，即教化老百姓对封建统治者安分守己，顺从封建专制和等级剥削制度。市场经济条件下需要的道德同传统社会是完全不同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德治”的根本目的不在于治民，而在于服务，在于通过道德和法律两种手段调节社会利益关系，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从而实现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道德教育不是奴化和愚民的教育，而是“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所有的人在不损害他人的条件下有权利追求自己生活的满足；道德规范在权利义务平等的基础上规定个人应尽的义务；在日常生活中，人们能够生活在一种实用化和功利化的道德环境和法治环境中。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在健全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的同时形成社会主义市场道德。市场经济和依法治国的内容要求我们要发扬和继承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应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构造具有时代特色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和框架，把当前我们已经提倡的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教育建设抓好。我们应使传统美德和新型规范相互渗透，法制和德治相辅相成，把依法治国不断完善，使以德治国深入人心。为改革发展营造一个人心思进的良好社会环境。

④ 请问法治与德治的区别

法治与德治的区别：

一、出发点不同或者说逻辑起点不同

法治，是通过具体的规则去约束人们的外在行为，它的逻辑起点是对人的悲观理解，对社会生活中的人失去了信任、产生怀疑，人本身不能自觉遵守社会规则，不能自觉地约束自身行为，如果没有外界规则以及人们对这些规则的畏惧，人们生活的秩序将陷人无序状态。因此，为了不让社会陷入危险之中，就必须用法加以约束和限制它。

德治的逻辑出发点是对人性的看法充满了乐观的态度，认为人们能自觉用道德来约束他们的思想行为，认为人们对这些道德规则是自发的自觉自愿遵守。前者是约束人们的外在行为，后者是约束人们的内心动机，对人们提出了更高的道德要求。因此，从逻辑出发点来看，是两种不同的治国方略。

二、两者价值追求不同

尽管两者的现实目的一样，都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为使社会正常运行。但是法治与德治的价值追求不同。如果说法治的价值是追求政治生活的有序化和可能的正义，那么，德治的价值则是追求政治生活的更高质量。迄今，没有任何一部法律能满足所有人的意愿，法律是不能最终地、一劳永逸地解决人们所面临的困境。

德治这种思想和愿望在人类历史之中，从来就没有失去过，如同人类从来没有失去过理想一样。因此，我们可以说，提倡德治的主张，是人们对更高生活质量的向往、道德自觉，是人类有史以来梦寐以求的政治理想，是人们企图超越他们所生存的环境而表现出来的绝对意义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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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让法治与德治相得益彰：

一、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传统美德

在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中体现法治要求，发挥道德对法治的滋养作用，努力使道德体系同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衔接、相协调、相促进。在道德教育中更加突出法治内涵，注重培育人们的法律信仰、法治观念、规则意识，引导人们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营造全社会都讲法治、守法治的文化环境。

二、更加重视发挥全面依法治国的作用

（1）在立法上，法律应当树立鲜明道德导向，弘扬美德义行，推进社会主义道德的法律化，把实践中广泛认同、较为成熟、操作性强的道德要求及时上升为法律规范，用法治强化对社会文明行为的褒奖，对失德行为的惩戒，引导全社会崇德向善。

（2）在执法司法上，要体现社会主义道德要求，坚持严格执法，弘扬真善美、打击假恶丑，让败德违法者受到惩治、付出代价，坚持公正司法，发挥司法断案惩恶扬善功能，使社会主义法治成为良法善治。

（3）在守法上，要把全民普法与公民道德建设工程紧密结合起来，把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依法治国的基础性工作，使全体人民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同时要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引导广大人民群众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法治”与“德治”是花开两朵共表一枝

⑤ 法院工作为什么要守住法律底线

中华民族是讲底线的民族，上至政治的大是大非，下至做人的原则气节，都有一个底线不可破的前提。对法律的忠诚是法官的底线，坚守法律底线，捍卫司法公正，应融入法官的血脉，成为法院文化的内核，成为法官最根本的职业认同。
一、法治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坚守底线的客观标准
无论是中华浩瀚的历史进程，或者是党领导人民推动的革命、建设及发展事业的每个进步，都离不开对底线的坚守和对规律的捍卫。党带领人民推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过程，正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坚守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不断探索、捍卫党的建设规律的过程。事实上，共产党人坚持实事求是，就是坚守底线。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明确提出依法执政理念，强调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法治，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坚守底线的客观标准。法治之所以能够成为党坚守底线的客观标准，是因为法律是党的意志和人民利益的集中体现，坚守法律底线，捍卫法治尊严，就是在维护党的权威，就是在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最根本利益；是因为法律是人类行为和社会道德的最低标准，而不是最高要求，法治既是治国理政的最佳形式，也是社会治理的底线。触碰法律底线，就是在挑战党的依法执政，就是在背离社会公共道德；是因为这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法治化，法治的客观性、规范性、稳定性及可预测性，与实事求是有着深刻渊源，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法治原则更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法的领域的直接体现，可以说，强调实事求是，就是强调法治。
二、对法律的忠诚是法官的底线
法官对党、国家和人民的忠诚，落脚于对法律的忠诚。对法律忠诚，就是对党、国家和人民忠诚。法官对法律的忠诚体现为信仰法律、敬畏法律、坚守法律。信仰法律是精神灵魂，敬畏法律是内心准则，坚守法律是客观实践。只有真正信仰法律、敬畏法律，才能真正地坚守法律。只有在司法审判活动中实实在在地坚守法律，才是真信法、真敬法。
（一）信仰法律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将形同虚设。如果法律不被信仰而只是僵死的法条，秩序、理性和正义就会荡然无存。对法院和法官而言，对法律的信仰，就是在审案做事过程中，心里时刻装着法律，以法律为做人、做事、做官的底线。
第一，法律应成为做人的准则。法律的本质天然蕴含了公正与善良的成分，暗合了人性善与美的本能。没有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殊公民，任何人都不能享有法外特权，这是大是大非的法律底线问题。
第二，法律应成为做事的规则。法官、法院领导干部做事首先要守法，在业内外活动中做守法的楷模，心怀法度，善守其本，不做违法之事。在办案过程中更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始终保持高度的司法理性。法官不依法，天地难容。
第三，法律应成为做官的法则。法官不是官，与普通法官和行政官员相比，法院领导更应做信仰法律的典范。法院领导尤其是院长要做法律的坚强捍卫者，拥有更坚定的崇法精神和更纯粹的护法品格，敢于维护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审判的宪法原则，善于以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为武器抵制践踏法律、以言代法、以权压法的错误行为，勇于支持法官依法履行职权，院长不能让法官个人或者是庭长、法院副职个人承受独守底线的压力，而应以院长之职集法院之力共守底线。
第四，法律应成为全社会的共同信仰。法律不仅应在法律职业共同体内形成职业信仰、职业认同，还应被社会所信仰。在法律信仰相对缺失的社会环境中，法官不仅应带头尊崇和信仰法律，还要在实践中传播法治精神。
（二）敬畏法律
有敬畏才能善守信仰。对法律无所敬畏，不把党纪国法当回事，甚至违法乱纪，只会受到法律的制裁。作为法官，只有对法律心存敬畏，才能有底气、有勇气、有力量同损害党、国家和人民利益的现象和行为作斗争。
第一，敬畏法治精神。法治精神在司法领域主要体现为：司法公正的价值追求、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宪法原则、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基本要求、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并重的指导思想、三机关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互相监督的刑事诉讼基本架构等。这些法治精神，对法官来说就是金科玉律，就是精神和行为的双重底线。法治精神是永恒的、最有威慑力的，最经得起历史和实践检验的；个人意志一时可以遮天蔽日，个人权力一时可以无边无际，但迟早会被国法钉在历史耻辱柱上，这是历史无数次应验的真理。到头来，底线失守的人才会真正体会到法治精神的无限力量。唯有坚定对法治精神的敬畏之心，才能勇于抵制无良之人、无良之事，才不会玩法弄法，背离法律公义，司法事业才能坚守正确方向。
第二，敬畏司法程序。法律程序、诉讼程序的设置，既是对权力的约束，也是对人权的保障。马克思认为，“审判程序和法有同样的精神，审判程序不仅是法律的生命形式，也是法律的内部生命的表现”。当前忽视程序正义现象仍然存在，有的视诉讼程序为走形式，认为审判是“演木偶戏”，忽视三机关相互监督制约的制度安排与程序设置；甚至把法律严格规定的诉讼程序视为障碍，利用怂恿领导干预、煽动民意围攻、非法人身攻击等不良手段，想方设法干扰正常审判活动。程序失守就是底线失守，不制约、制约不到位必然产生冤假错案，无原则的退让不仅亵渎法律，也会使工作更加被动，还会使当事人和社会对程序公正甚至民主法治失去信心。务必严格履行审判把关职责，恪守程序正义，反对一味迁就，将错就错就会酿成大错。
第三，敬畏法律后果。法律之所以威严，是因为法律精神正义，法律程序严谨，法律后果严肃。法官敬畏法律威严，尤其应对法律后果心存敬畏。清醒认识法院作为社会公平正义最后一道防线的最终责任，如果因为没有坚守底线、坚持原则导致冤假错案，法院难辞其咎，必然承担审查不严、把关不力的责任，最终的批评和质疑依然集中在法院。法院和法官底线失守，自身腰板不硬，最终还是会自食其果。
（三）坚守法律
信仰法律、敬畏法律最终落脚于坚守法律。对法律的坚守是法院的立院之基、法官的立身之本。法院、法官办案要追求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但前提必须依法。
首先，坚守法律体现在关键时刻、特殊环境及重点案件上。在日常工作、通常情况及一般案件审理中严格依法办案，是基本功；在关键时刻、特殊环境对重点案件的处理，才见真本事。坚守底线的底色纯不纯，底气足不足，底蕴够不够，这个时候就会一清二楚。具体来说，就是敢于坚持原则，始终保持高度司法理性，以极大的勇气和智慧，敢于对明显有问题的案件说不，对违法的行为说不。这样的法官才有底气、有骨气，法院也才能健康持续发展。
其二，坚守法律体现在实事求是上。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人民法院严格依法办案，坚守法律底线的精神支柱和理论武器。人民群众对法院和法官的要求是司法公正，司法公正要通过实事求是的办案来实现。严格定案的依据、标准和程序，不管什么案件，定案的标准只能是“国标”，依据是事实，形式是法定程序，而不是“地标”、“土政策”，更不是长官意志，否则就乱了法度。办案坚持实事求是就是要善于发现事实、发现真相、去伪存真。一个案件可以调解解决，也可以依法判决，主要是根据当时当地具体情况，前提是标准不能乱，证据不能虚构，不能根据人为需要预设判决结果。
其三，坚守法律体现在依法独立审判上。从党的十四大至十七大报告，均明确提出“依法保障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存在两个逻辑层次，一是审判权只能由法院行使，其他任何机关、团体、组织或个人不能也无法代替，否则就没有设立法院的必要。二是审判权应当由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否则法院将不成其为法院。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审判，不是为了实现法院自己的利益，而是在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尽责。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审判，是在捍卫党的权威尤其是中央权威。我国是单一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地方法院是国家统一司法体系中的组成部分，地方法院不是“地方化”的法院，应从维护中央权威和国家法制统一的高度捍卫宪法法律权威。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审判，是在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宪法赋予法院依法独立审判地位，是为了保障在审判中独立判断、独立思考，敢于对违法、失范和不道德行为作出否定性评价。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审判，是在最大限度实现群众利益。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法律是最大的民意。如果法院在敏感重点案件处置中不负责任、不敢担当，既伤害司法本身，也不能实现民意。一方面尊重和合理吸纳民意，遵循社会公认的价值观和道德标准；一方面保持高度司法理性，在公众意见面前敢于独立行使职权依法裁决。
其四，坚守法律体现在自身廉洁上。知廉耻才会知边界知底线、知善恶知美丑、知责任知正义。突破底线和底线失守的人是廉耻泯灭的人。只有自身廉洁、无懈可击，才有和不良之人、邪恶之事作斗争的底气和底色；如果自身不正，连自身廉洁的底线都守不住，坚守法律底线只能是一种奢谈和妄想，最终只能是同流合污。法官自身廉洁的底线是“不贪赃、不枉法”，这是最基本的底线，也是一种很高的要求。
三、坚守法律底线需要司法勇气和智慧
坚守是一种信仰、一种境界、一种能力，是成就事业的基础。坚守法律是法官最大的美德，是法官永恒的事业。
坚守法律底线需要讲气节。首先坚定。在事关全局、事关根本的原则问题上，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毫不含糊，最重要的是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任何时候都不摇摆、不刮风、不跟风，不投机取巧、阳奉阴违。其次明断。对中央政策的了解和实践做到全局于胸，做到明察。在此基础上周密思考，英明决策，做到明断。然后就是把握机遇，大胆实践，做到明决。再次正派。坚信邪不压正，敢于坚守真理、维护正义，勇于并善于排除不当干扰和阻力。
坚守法律底线需要讲方法。有了气节，就有了坚守底线的底气，但最终效果还与方法密切相关。首先，该碰硬时必须坚决碰硬。对于罪与非罪、未审先定、违反基本诉讼程序、突破法律原则等涉及到法律底线的重大原则性问题，没有任何商量余地，没有任何回旋空间，应坚决依法抵制，坚持依法办理。其次，善于以柔克刚。法院、法官坚守法律底线，不仅要敢于碰硬，也要善于以柔克刚，需要刚柔相济。公开是“以柔克刚”抵制不当干预的最佳方式。对于重大敏感案件的审判，越公开越有利于公正。将庭审尽可能的公开，让媒体记者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旁听，同时让被告人和辩护人充分发表意见，让一切道理在阳光下说透、说清、说明，广泛接受本地甚至全国方方面面的监督，这是挑战法律底线的人最忌惮的，也是对其最大的制约和限制。最后，善于运用法律技术。法律底线坚守得好不好，还取决于法院对法律理解得准不准。对于破坏法律底线的人和事，找准法律硬伤并一击到底，让其在法律适用上无话可说、无理可占，同时灵活运用法律解释方法，阐明坚守法律底线的依据和理由，争取使其改变观点。
坚守法律底线应当成为法院文化的核心内容。坚守法律底线的历程，建立法治国家的道路，注定是充满荆棘和坎坷不平的。当坚守底线却遭受质疑、遇到打压乃至基本权益受到侵害之际，甚至遭遇困难和暂时挫折的时候，依靠个人意志的坚忍不拔个人品格的独善其身是不够的，更需要在法院文化的滋养中获取力量。文化最能凝聚共识，统一思想，振奋精神，提升战斗力。对法律的信仰和忠诚，是法院文化的精神核心。可传承的文化积淀的形成，在于突出司法的公平正义价值，提升法官的法律信仰，铸造法官对法律的忠诚，培育坚强的守法精神和勇敢的护法品格，形成以高尚法官人品为内涵，以良好司法技能为手段，以严谨司法程序为保障的司法职业文化并代代薪火相传，真正实现对司法职业的理性认同和全心投入。

⑥ 我国社会主义法治与德治有什么关系

“法治”与“德治”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历来都是法律家们所争论不休的一个论题.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二者究竟应保持一种怎样的关系,曾成为一段时期内理论界探讨的热点.由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既需要有法律来为之保驾护航,同时也离不开道德的影响与支持,因而在我国,“法治”与“德治”应当同步并举.然而,诸方面的原因,却使得我国法学界不少人对“德治”的认识有些偏颇,以致许多情况下,当我们一提到“德治”这种说法的时候,便会招来许多非议.江泽民同志在一次宣传部长会议上指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这说明,对“法治”与“德治”的关系问题,党和国家领导人是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的.因此,研究“法治”与“德治”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之间的关系,探讨协调二者之间关系的途径与方式应成为每一个法学工作者所必须要思考的现实问题.
一、“法治”与“德治”的关系
（一）“法治”与“德治”区别
1、治国方略上的差异
“法治”与“德治”的最终归宿都在治国上,但二者在治国的侧重点上却截然不同.换言之,前者主要侧重于先“治法”,后者则主要侧重于先“治人”.理论上,就“治人”与“治法”的轻重而言,“治人”应重于“治法”.这是因为：首先,“治人”在内容上实际已包含有“治法”的要求,“治法”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 治人”,在本末顺序上,应当是“治人”为本,而“治法”为末.其次,“治人”是“治法”的依托,“治人”有助于更好地“治法”.作为一种规范,法只能约束人们的外在行为,对人的内心世界则无法涉足；要涉足人们的内心世界还需要人本身.而且,“徒法不足以自行”,再良好的法制,假如没有具备应有素质的人去执行,仍无异于一纸具文.因此,单纯“治法”不足以“治人”,要实现法治的理想目标,还必须要把最终的依赖点放在“治人”上.否则,即便将完善至极的法律摆在至高无上的位置上,也仍难以实现我们最初设想用法制所要实现的理想目标.现代社会之所以更加强调“治法”,并不是基于“治法”比“治人”重要,而是在策略上所不得不采取的一种“末端治理模式”.现阶段,由于对人的本性问题在认识上难以得出共论,“治人”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还存在较多障碍,难以真正实现科学地“治人”；相反,对于法,由于人们在许多实质或重要方面都已经达成共识,且这些共识在很大程度上已日渐成熟化和科学化,因而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治法”都更较为容易地得到实现.
2、“法治”是他律之治,而“德治”则是自律之治
从“法治”与“德治”所涉足的领域来看,“法治”是他律之治,即它仅仅约束人们的外在行为,通过约束人们的行为而实现治人,它对人们的内心世界无从干预,属于治外之治；而“德治”则是自律之治,它不仅可以约束人们的行为,还可以约束人们的思想意识,并通过约束人们的思想意识来达到约束人们行为的目的,属于治内之治.由于人们的行为总是受一定思想意识所支配的,因而从这一点上来说,“德治”是更高层次的治国模式,是治本之治；而“法治”则是最终实现“德治” 的一个必经阶段,是治标之治.
此外,从他律与自律的角度出发,我们还可以推导出二者之间的如下区别：如“法治”是惩恶之治,“德治”是 扬善之治；“法治”是事后之治,“德治”是事前之治等等.
（二）“法治”与“德治”联系
1 、“法治”与“德治”相互配合和支持
“法治”与“德治”都是实现国家控制、促进社会发展所必不可少的两种手段,他们密切联系、相互支持,共同推促着社会的进步.作为一种他律,法律的主要功能在于“惩恶”,而“扬善”则主要应依靠道德的自律来进行,因而在“劝善”方面,法律有着自身先天的缺欠与不足,需要道德来加以支持.同时,法律的创制和运作也必须要以正确的思想道德观念为指导.同样,“德治”也离不开“法治”的支持与配合.道德作为一种规范,主要是依靠社会舆论、风俗习惯和人们的内心信念来推动的,其软弱与苍白无力是显而易见的.
对于某些严重违反社会基本道德规范的行为,客观上也必然要求运用法律来加以制裁.在此种意义上,守法是最基本的道德要求,法律所维护的是最基本、也是最低限度的社会道德.
2 、“法治”与“德治”有着共同的精神――秩序
除了上述两点之外,“法治”与“德治”的联系还表现在,二者有着共同的精神――秩序.
“法治”与“德治”都以维护一定的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发展为使命.秩序是“法治”与“德治”存在的价值基础,又是二者可以同步并举的理论依托.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法治”与“德治”之所以能够存在和为人们所认同并可以成为并驾齐驱的两种治国理论和模式,主要就在于它们能够给人们带来秩序.秩序意义在于,它是人类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和保障.因此,一旦脱离了秩序这一前提,无论是“法治”还是“德治”都将会失去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3 、“法治”与“德治”都是实现国家稳定和长治久安的需要和保障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需要以稳定的社会秩序和团结的政治局面为前提.这两者的实现都既离不开法律也离不开道德.法律可以利用其背后的国家强制力保证政治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可以合理的配置各种资源,及时解决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人民内部的各种矛盾和纠纷；可以有力的打击各种危害国家和社会的颠覆和破坏活动.而道德则可以利用其内在的意识制约力来防止各种邪恶思想的产生,防止社会混乱；可以限制人们的某些欲望,减少其利益冲突,以加强人们的团结,增强其凝聚力；还可以对法律的创制和实施提供有力的支持、配合和协调.可见,“法治”与“德治”都是实现国家稳定和长治久安的需要和保障.
“法治”与“德治”的这种辩证关系客观上要求我们要“努力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思想道德体系,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起来.”
二、“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辩证关系
江泽民同志在2001年1 月10日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明确指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制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二者范畴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应始终注意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江总书记的这一重要论述,为我们正确处理法治与德治的关系提供了依据.分析如下：
（一）、法律和道德的作用不同.
法律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体现着国家对其成员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的行为要求,体现着维护社会稳定、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障国家安全的要求.国家依靠法院、警察机关等带有强制性的国家机器来保证法律的实施,强调用法律制度来治理国家,用强制的手段来约束人们的行为 .这是“法治”的主要内涵.
道德也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但与法律不同.道德的实施不是依靠强制性的手段,而是通过道德教育的手段,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来影响和提高社会成员的道德觉悟,使其履行自己应尽的道德义务.从维护和保障社会稳定来说,法律和道德有着同样作用.
（二） 、法治与德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和社会主义道德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它们是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反映,是建立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共同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法治与德治,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离不开法律,也离不开道德.只有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体系和思想道德体系,才能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地运行；也只有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始终坚持法制和道德教育“两手抓”,才能有效地维护社会稳定.可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是我国完整系统科学的治国方略.

⑦ 新的时期为什么要坚持依法治国，如何实现良法与善治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这是《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的一个新颖且重要的论断，良法的概念也是首次在党的重要文件中被提出。
从根本上来说，“良法善治”是法治的本质，也是法治精神的基本特征和内在属性。从二者关系来说，“良法”是法治的价值标准和理性追求，“善治”是法治的运作模式和实现方式，“良法”与“善治”的有机结合，构成了现代法治、尤其是社会主义法治的精神和精髓。依法治国必须是“良法”，亦即体现和反映人民利益和意志的法律;此外，良法还必须是适合我国国情的法律，只有符合中国现实情况的法律，才能被人们从内心信仰。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法治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有力保障。法治和改革是当今发展的两大主题，是当前的时代潮流，改革必须在法治框架下进行，这样才能对改革形成保障。只有依靠良法善治，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目标才能得以完全实现。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浪潮中，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良法善治的价值追求与核心理念。通过良法善治的“顶层设计”，形成制度化、常态化的政府决策机制，实现科学决策、民主治理，推动中国社会实现公平正义，最终完全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良法善治，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的前提。市场经济，其本质上就是法治经济，而成功的市场经济，更是一种法治经济;只有立良法以行善治，才能进一步实现制度松绑，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释放市场力量。让良法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充分发力，规范市场行为、维护市场秩序，让良法成为所有市场主体在经营活动中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通过法治规范市场竞争秩序，使各类市场主体平等参与竞争。
良法善治，是推进公民创业创新与全面深化改革的动力来源。良法善治的一个重要作用，在于开放资源，使得市场主体处于一个竞争均等的环境之中，对于我国创新能力不足、创业环境相对恶劣的现状将会产生较为明显的激励作用;更重要的在于，良法善治的推行，将使得重大改革于法有据，增强改革的执行力、普及性和权威性。

⑧ 浅谈如何加强法治与德治建设

把道德要求贯彻到法治建设中，坚持公正司法、加强检察监督，更好守护公平正义、弘内扬美德善行。在司法办案活容动中，各级检察机关既要严格以明确的法律规范为遵循、为依据，又要深入领会和准确把握法律规范所体现的价值导向和思想内涵，充分考虑司法行为的社会效果，使司法活动既遵从法律标准又符合道德标准。要把维护公共道德作为司法办案的重要价值追求，加大对见义勇为、扶危济困、扶弱助残等行为的司法保护力度，使执法办案过程成为惩恶扬善的过程。

⑨ 何为良法，何为善治，如何将法律铭刻在公民们的内心里

亚里士多德说过:“法治应包含两重含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 良法善治”是法治的本质。

“良法善治”,意味着要立良法、谋善治。良法应该是能促进社会活力和进步的，而不是简单粗暴地限制社会活力。就行政机关而言，应当恪守依法行政的原则，严格依法办事，禁止滥用权力随意设置行政许可，并做到行政权的行使既不越位也不缺位，既不失职也不越权，切实尽到热心服务民众、维护公平正义的责任。

具缺乏正当性的规定往往很难得到普遍遵守,“立法如林、执法如零”,最终将失去其存在的意义。因此,规章制度要重在可行、管用,重在可实施、可操作。要广开言路、集中民智立良法,杜绝一拍脑袋、急功近利立恶法。而也只有尊重和反映民意的良法才能得到有效地贯彻落实，从“纸面”转变为“地面”,只有在良法的框架内,在法治的轨道上，坚持法治理念和法治方法，才能规范政府权力运行，实现政府与民众之间的良性互动，平衡、协调好各方面社会利益关系,奠定社会和谐稳定的民意基础。

“良法善治”需要让民众对法律有信心。卢梭曾经说过的,“一切法律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

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法律权威要靠人民维护。必须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增强全社会厉行法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形成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社会氛围，使全体人民都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推动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和精神文明创建内容。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深化基层组织和部门、行业依法治理，支持各类社会主体自我约束、自我管理，发挥市民公约、乡规民约、行业规章、团体章程等社会规范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建设完备的法律服务体系，推进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完善法律援助制度，健全司法救助体系。健全依法维权和化解纠纷机制，建立健全社会矛盾预警机制、利益表达机制、协商沟通机制、救济救助机制，畅通群众利益协调、权益保障法律渠道。完善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⑩ "法治"与"德治"结合，方能长治久安！该如何理解这句话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今天"德刑之辩"辩论会的主持人，今天咱们的辩论题目是"该以德治国还是以法治国"。参加咱们今天辩论的正方（以德治国方）的辩手有孔子、孟子、贾谊、董仲舒等四位；反方（以法治国方）的辩手是商鞅、韩非子、桑弘羊和曹操。让我们鼓掌欢迎双方选手上场！

主持人：比赛开始！下面请正方一辩孔子阐述正方观点，时间一分钟。

然而，法家思想只 "可行于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秦朝的灭亡标志着法家"法治"治国思想的失败。汉朝以陆贾、贾谊、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家，促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赢得了"德刑之辩"的历史性胜利。自此以后，历代王朝基本上都以"德治"为治国之策，在实践中施行"德主刑辅"、"德法并举"之术。法家的"法治"思想，在封建社会的历史长河中，很难占据治国方略的主导地位。

只有"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方能长治久安，达到有效治国的目的。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这是封建社会两千年的统治实践给我们的启示。

现代社会是一个法制社会，但是我们仍然需要德治。现代的德治和法制都被赋予了新的内容，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程中，德与法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只有将二者有机的结合，才能提高人们的道德素养，维护法制建设，实现社会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