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绪论管欧

1. 中国民法学的泰斗有哪些有哪些经典著作

中国民法学的泰斗有：

1、江平（1930—— ），最负盛名的民商法专家，原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编纂负责人，被誉为“中国民法三杰”之一。

江平教授1930年12月出生，浙江省宁波市人。1948年至1949年就读于北京燕京大学新闻系；1951年入莫斯科大学法律系，1956年毕业；现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民商法博士生导师。

2、梅仲协

梅仲协 （1900-1971） 字祖芳，浙江永嘉人。法国巴黎大学法学硕士，1933年后在国立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前身）和中央政治学校担任民法讲席，曾任中央政治学校法律学系主任，抗战期间重庆东吴大学教授。

3、谢怀栻

谢怀栻，男，汉族。湖北省枣阳县（现为市）人。1919年8月15日生。1938年在重庆入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法律系，1942年毕业。次年参加高等文官考试司法官考试合格。

1944年后历任重庆、台北、上海各地法院推事。1948年任上海国立同济大学法律系副教授，兼任上海大夏大学教课，讲授民法、民事诉讼法。

1979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民法研究室工作，任副研究员、研究员，担任过硕士生导师，兼任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于1988年退休。

4、佟柔

佟柔(1921年6月20日——1990年9月16日)男，满族，辽宁省北镇县人，中共党员。生前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民法专业博士生导师。

国内法学界，尤其民法学界，公认佟柔教授是新中国民法的开创者、民法理论的奠基人，是民法学的带头人，称赞他是中国民法的权威或“泰斗”。

日本有的法学家誉其为“中国民法之父”，美国有的法学家称他是“中国民法先生”。

5、史尚宽

史尚宽先生（1898—1970），字旦生，安徽桐城人，生于1898年农历元旦，性厚重而颖悟，十一岁能文章，十五岁留学日本，由京都第三高等学校而东京帝大法律系，获法学士学位。

史尚宽先生的“民法全书”对民国的立法时间产生了重大深远的影响，对后世的法学的研究也具有深远的意义。

中国民法学经典著作：

《民法要义》、《公司法概论》、《公司法教程》、《国际私法新论》、《中国票据法释义》、《法学绪论》、《中国司法大辞典》等。

2. 法律解释的种类

二、根据解释方法的不同

1、历史解释：历史解释是对某一法律规范产生、修改或废止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历史条件的研究作出说明，同时将新的法律规范同以往同类法律进行对照、比较，以阐明法律的意义。强调依据立法史料，探求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时所依据的事实、情势、目的等来探知立法者意思

2、目的解释：目的解释是指从法律的目的解释对法律所作的说明。根据立法意图，解释法律条款

3、当然解释：当然解释是指在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根据现有的法律规定，某一行为当然应该纳入该规定的适用范围时，对适用该规定的说明

4、社会学的解释：社会学的解释是指以社会效果、社会目的为根据，对法律进行阐释和说明

5、合宪性解释：合宪性解释是指依宪法及位阶较高的法律规范解释位阶较低的法律规范的一种方法

三、根据解释的尺度不同

1、字面解释：字面解释是指根据法律条文字面意义作出的解释，既不允许扩大，也不允许缩小文字本身所表达的内

2、扩大解释：扩大解释又称扩充解释，是指对法律规范所作的广于法律条文的字面含义，以充分实现立法原意，包括对象扩张、行为方式扩张、主体扩张等

3、限制解释：限制解释是指在法律条文的字面含义比立法原意为广时，作出比字面含义为窄的说明

四、根据解释的自由度不同

1、狭义解释：狭义解释，又称严格解释，强调法律条文字面上的含义，严格地理解与把握整个法律的精神，较少解释的自由度。普通法系国家，特别是英国，倾向于狭义解释

2、广义解释：广义解释称较自由的解释，强调不拘泥于文字的、比较自由的解释。一般法官尊重立法者原意，不愿违背法律条文规定，但在一些特殊社会条件下(如社会矛盾激化、发生危机、对外战争等)会作出改变法律字面含义，甚至改变立法原意的解释。民法法系国家较倾向于广义解释

文理解释：文理解释又称语法解释或文义解释，即依照文法规则分析法律的语法结构、文字排列和标点符号等，以便准确理解法律条文的基本含义。这种解释要防止脱离法律的精神实质而断章取义或陷于形式主义。

逻辑解释：逻辑解释是运用逻辑的方法，分析法律规范的结构内容、适用范围和概念之间的联系，以求对法律规范的含义作出确定的解释

系统解释：系统解释是从某一法律规范与其他法律规范的联系，以及它在整个法律体系或某一法律部门中的地位与作用，同时联系其他规范来说明规范的内容和含义

3. 三步教你写好法学学术论文

(一) 绪论(introction)

绪论,即常见的“序”、“前言”或“引言”.绪论部分可大可小,根据论文而定。绪论是一篇合格论文的开头部分,一般包括下列内容:研究的理由、目的、背景、前人的工作和知识空白,理论依据和实践基础,预期的结果及其在相关领域里的地位、作用和意义。

绪论的篇幅大小,并无硬性的统一规定,需视整篇论文篇幅的大小及论文内容的需要来确定,长的可达700-800字或1000字左右,短的可不到100字。

(二) 本论(straight matter,main body)

撰写本论时应当注意两个问题,即法学论文写作的步骤与论文对他人资料的引用。

1. 论文写作的步骤

第一步应当介绍该问题的历史发展、现实存在的问题、学说史或者历史沿革,目的在于考察该问题的来龙去脉,让读者对该问题有大致的认识。

第二步是归纳学说。在提出问题时,应当对问题的背景、学说等作出解释或者归纳,使读者了解该问题在整个学科领域中的地位及其重要性。

第三步是探索与问题有关的法律思想。

第四步是对判例进行研究。

第五步是做社会调查。

第六步是比较法研究。比较法的方法是法学研究常用的方法,尤其是在环境法研究中。

第七步是讨论。即对自己所想提出的思想观点展开论证,同时对自己所不赞成的理论观点进行批判,提出并阐释自己的理论见解。

2. 论文引用

在法学论文写作中经常需要引用到前人的观点,以及当前的一些政策法规,我们需要对引用部分进行标记,并在参考文献中体现出来,这是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尊重,也有助于提升学术人员的道德修养。

(三) 结论(result,discussion and conclusion)

毕业论文的结论是对全文观点的总结,按照(1)、(2)、(3)的模式编写,当然并不一定写上(1)、(2)、(3)。结论是以研究成果为前提,经过严密的逻辑推理和论证所得出的最后结论。在结论中应明确指出论文研究的成果或观点,对其应用前景和社会,经济价值等加以预测和评价,并指出今后进一步在本研究方向进行研究工作的展望与设想。结论应写得简明扼要,精练完整,逻辑严谨,措施得当,表达准确,有条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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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法理学的学习方法是什么，

首先讲第一种方法，抓住法理学所涉及到的重要概念和术语。

法理学在法学专业中属于基础理论课程，重点介绍法学基础知识，它是学习其它法学课程的基石，而其中既作为法理学基石，又作为法学专业基石的是法理学中的名词解释。掌握了它们就能够把握住法理学这门课程的精髓。

通过归纳，可以重点掌握以下名词和术语：法学、法理学、社会调整、法、法制、法治、法的历史类型、法系、一国两制、法律调整、法律意识、法律文化、法的创制、法律规范、法的体系、法的部门、部门法、法的渊源、法的实现、法的适用、法律规范、法律关系、合法行为、违法行为、法律责任、法律制裁、法律监督等。

第二种比较有效的学习方法是按照范畴掌握相关内容。

我们使用的教材是按照法理学课程本身的特点，将内容分成了若干范畴进行编写，分别是绪论、法的一般原理、社会主义法的基本理论、法的创制和法的实现。在每一个范畴里都有相应的内容：绪论主要是介绍法学和法理学的基本情况。法的一般原理重点讲述法的起源、概念、作用、历史类型及与之相关的法系；社会主义法的基本理论实际上是法的一般原理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具体体现；法的创制和法的实现是法的运行过程中主要环节。其中法的创制是法的运行的前提，与之相关的内容是法的创制的概念、基本形式、创制的程序、创制的基本原则、法律规范、法的体系、法的部门、法的渊源等。法的实现是法律规范在人们的行为中的具体落实，即权利被享用，义务被履行，禁令被遵守。直接影响法的实现的因素有法的适用、法律规范的效力、法律解释、法律关系、合法行为、违法行为、法律责任、法律制裁、法律监督等。

最后一种学习方法是以点带面，以面含点。

点主要就是指概念、名词。具体的名词和概念就是浓缩的一个知识点，往外扩充就成为简答题、论述题的内容。以法律关系为例，最基本的内容包含在名词当中，围绕基本内容稍作深入就是一道简答题，如“简述法律关系的特征”，再加上详细的介绍就是论述题的内容，如“试述法律关系”，必须回答出法律关系的概念、特征、种类和三个要素。以点带面可以帮助同学们在复习时发现教材中的考核点，大的考核点可能是简答题或论述题，小的考核点可能是填空题、选择题和名词解释。

5. 北京大学法学本科的教材有哪些

法学院本科生用教材：

一、法学院9字班版本法学绪论（入门课）：沈宗灵《法理学》（不常用）
宪法学：许崇德《中国宪法》(不常用),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 龚祥瑞<比较宪法与行政法>
民法学（1）（总论部分、物权）：马俊驹《民法原论》（主要是上册） 民法学（2）（合同法）：崔建远《合同法》（修订本）
刑法学（1、2）：张明楷《刑法学》 民事诉讼法学：张卫平《民事诉讼法教程》 婚姻与继承法学：杨大文《亲属法》、同系列的《继承法》
中国法制史：叶孝信《中国法制史》（新编本） 知识产权法：郑成思《知识产权法教程》 刑事诉讼法：陈光中、徐静村《刑事诉讼法学》
商法学（1）（商法总论、公司法）： 王保树《中国商事法》（同时也是商法学2） 王保树《中国公司法原理》等等（主要是这两种）
外国刑法学：张明楷《外国刑法纲要》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济法：王保树《经济法原理》
国际法：Akehurst's Mordern Introction to International Law

二、法学院0字班版本（更新至2004年）1 法学绪论/法理学（高鸿钧、王晨光，许章润老师）
《法学绪论》使用张文显主编的21世纪课程系列，北大/高教版。 但实际上基本不讲教材。许章润老师的《法理学》课有参考书单。 2
比较法总论（高鸿钧老师） 《外国法制史》，由嵘编 《比较法总论》，茨威格特、克茨著 《比较法研究》，沈宗灵 3
刑法学（张明楷、黎宏、周光权老师） 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最新版，黄色封皮的。 4 宪法学（王振民、程洁老师）
许崇德《宪法》，人大出版社出版。金黄色(灰土黄色封皮) 5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田思源老师）
姜明安主编的两本，一本是21世纪教材系列，北大/高教版。 一本是法律硕士(JM)教材系列，法律出版社的，42块钱的那本。
两本教材各有特点，似乎教师更推崇后者，因为比较新，收录了很多新法规。 6 民法学（师资众多，不一一列举）
历史上曾经使用过马俊驹老师的《民法原论》，法律出版社九五规划教材。 物权、债权、侵权法请往下看。 7 国际公法（李兆杰老师）
无教材，主要看讲义。李兆杰老师的教材据说年内会出版。 8 国际私法（李旺老师） 李旺《国际私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出版，黄色封皮的。
9 国际经济法（车丕照、傅廷中老师） 车丕照《国际经济法概要》，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39.50元。 10 物权法（程啸老师）
2001级使用《物权法》，梁慧星，法律出版社95规划教材。
2002级是程啸老师自编讲义，但指定的是王利明主编的《物权法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1 国际贸易与技术转让法（傅廷中老师）
王传丽的《国际贸易法》政法大学出版社 12 西方法律思想史（高鸿钧老师） 《西方法律思想史》人民大学出版社，谷春德主编，
另有凯利的《西方法律思想简史》为重要参考书，法律出版社。 13 债权法（崔建远、韩世远老师）
法律出版社2003年出的崔建远老师的《合同法》（新版是黄色封皮的）、法律出版社
2004年3月版的韩世远老师出的《合同法总论》和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的张广兴先生的《债法总论》老版本。 14 侵权行为法（程啸老师）
王利明《侵权行为法归责原则研究（修订版）》，政法2003 杨立新《侵权法论》（第二版），人民法院2004

6. 北大法学专业的本科生用学高数，线代或者微积分吗

没有。
法学院教材版本
法学绪论（入门课）：沈宗灵《法理学》（不常内用）
宪法学容：许崇德《中国宪法》(不常用),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
龚祥瑞<比较宪法与行政法>
民法学（1）（总论部分、物权）：马俊驹《民法原论》（主要是上册）
民法学（2）（合同法）：崔建远《合同法》（修订本）
刑法学（1、2）：张明楷《刑法学》
民事诉讼法学：张卫平《民事诉讼法教程》
婚姻与继承法学：杨大文《亲属法》、同系列的《继承法》
中国法制史：叶孝信《中国法制史》（新编本）
知识产权法：郑成思《知识产权法教程》
刑事诉讼法：陈光中、徐静村《刑事诉讼法学》
商法学（1）（商法总论、公司法）：
王保树《中国商事法》（同时也是商法学2）
王保树《中国公司法原理》等等（主要是这两种）
外国刑法学：张明楷《外国刑法纲要》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济法：王保树《经济法原理》
国际法：Akehurst's Mordern Introction to International Law

7. 权利的概念及其学说（急）谢谢

权利的概念及其学说

权利
指法律对法律关系主体能够做出或者不做出一定行为，以及其要求他人相应做出或者不做出一定行为的许可与保障。
「权利」是现代自由主义政治及法学的核心观念，其意义为个人自主性为正当。本文通过对「权利」一词在晚清文献和《新青年》杂志中使用时的意义分析，以及初步统计研究，试图揭示中国现代文化形成中是如何接受和使用个人权利思想的。研究表明，由于「权利」在中文中原有意义是权力和利益，晚清中国知识阶层是从维护国家权力和利益角度意识到国家和群体的自主性为正当。这是用「权利」翻译rights的原因。在1900至1915年间，自主性的理念适用范围从国家（群体）拓展到个人，这一时期「权利」的意义比较接近西方文化中的原有含义。由于中国文化中任何正当性都与道德联系在一起，政治文化离不开道德判断，中国人难以接受某种不等同于道德的正当性理念。新文化运动是塑造中国现代政治文化的关键时期，本文选取《新青年》为个案，对其使用「权利」理念进行意义分类及初略统计，并与晚清、辛亥时期「权利」观念的意义比较。我们发现五四时期「权利」观念日益道德化，权利一开始被当作一种新道德，人们甚至用道德的种种属性来评判权利。这种意义演变是以《新青年》为代表的部份知识分子抛弃自由主义、认同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本文使用的方法是关键词（「权利」）的意义分析和统计，并结合思想史内在理路的疏理，来探讨中国现代政治文化形成。我们力图将某些重要观念在中西不同文化价值系统的原有意义及翻译传播同重大历史大事件对人思想的冲击结合起来考察观念演变。
一、从严复对「权利」的翻译讲起
1896年严复在翻译《天演论》时，曾用「权利」一词表达英文中rights，当时他就感到这种翻译是有问题的。在英文词源中，自九世纪起至今，rights核心意义均为「直」和「尺度」，从中可引出「正当」的含义。而中文中「权利」这个词中，无论「权」还是「利」均无「正当」这种价值判断。严复认为：用权利来翻译rights，是以霸译王；经过深思熟虑，严复主张将rights译为「民直」或「天直」。在弥尔OnLiberty的译本《群己权界论》中，严复在不同场合分别将rights译为「民直」、「天直」和「权利」，以准确表达英文rights的复杂内涵。一百年过去了，严复对rights的翻译并没有为中国人所接受。为甚幺今天中国人用权利来代表rights？表面上看，这似乎只是一个翻译中用词的问题。但是只要我们去考察权利这个词在过去一百年中意义的变化，并将它同rights的意义在西方语境中的演变作比较，就可以揭示出中国文化在近现代转型中是如何选择性吸收西方理念的。
众所周知，权利在西方文化中有两个层面的意义，第一个层面是法律的，即它指那些合法性正当权力和利益；第二个层面是普遍价值，它作为近代西方自由主义核心概念，其含义为「个人的自主性」；它是一种非道德的正当性。例如，当人们强调拥有某种权利时，是注重每个个人的独立自主，并不涉及这些行为应不应该，或是好是坏。权利主张人的自主性具有非道德的合理性。即并不要求在自主性名义下人的行为都是好的、向善的；只要这些行为不损害他人利益（或公共规则），人就有权做这些事，权利保证了这些行为的正当性。当然，我们也注意到今天西方政治哲学家在界定权利时，争议的焦点之一就是权利具有甚幺意义上的道德含义，并把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也归为伦理学。但是必须注意，今天政治哲学家在讨论权利的道德属性时，道德的定义已同我们通常所说的不同。根据康德的定义，道德是「向善的意志」。而今天政治哲学家所讨论的权利的道德属性，大多属于麦金太尔所说的「规则的道德」（Moralityofrules），其道德定义已同传统使用的定义不同。因此，如果我们固守康德对道德之为非道德的正当性。其实，只有的定义，那幺就可以说，「权利既不是道德的，亦非『不道德』（immoral）的」，我们可以称将权利看成非道德的正当性，才能彰显出现代社会的组织原则。所以哈柏玛斯高度重视自主性概念，认为它是现代性的本质。一旦对权利概念的认识出现价值偏差，如将其理解为带有某种强制性的传统的道德，就很可能出现价值理念上滑向极权主义或革命乌托邦的可能性。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权利这一观念不是一种非道德的正当性，又会变成甚幺样子？显然，当权利所包含的平等自由变成古典意义下的道德，即使权利的具体内容不变，由此引出的推论和社会制度运作原则就会和自由主义冲突。道德作为一种向善的意志，具有权利不可能有的如下两个特点：第一，道德是应然，它反映在社会制度上，就是那些代表道德价值的社会是应然的社会。由此可以根据道德原则蓝图来设计社会，这时道德原则就具有某种建构社会之功能，它的实施极易转化为乌托邦社会工程。第二，道德是一种善，反对这种道德价值就是不善，不道德和破坏道德是应该受谴责的。如果把这种观念上升到社会制度层面，本来属于工具性的处于不断试错中的某种制度就会和道德价值划上等号。即使这种道德价值是所谓「自由与平等」，但对不道德之谴责也极易变成迫害不同政见的人。作为道德的自由平等转化为社会制度，就存在着形成一个取消个人自由的专制或极权政府之可能。
可见，一旦权利道德化，现代自由社会就会退化或变质，在某种程度上会退回到传统社会组织形态或成为极权主义。然而，从追求自由平等转化为认同革命乌托邦，以至最后形成类似于极权主义制度，这恰恰是中国近代思想和社会变迁的重要脉络之一。这样一来，研究一百多年来中国人如何使用「权利」这一词汇，就不仅是一个翻译中如何用词的问题，它可以揭示「权利」的意义在不同时代的演变。这有助于发现中国思想如何拒斥西方自由主义、接受马列主义的内在理路。1997年，我们开始了中国某些政治观念形成的计量研究。该研究计划对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上半叶部分重要报刊言论中出现的政治文化术语作出统计分析，这使得系统探讨中国近代权利观念的意义演变成为可能。据此，我们可以从「权利」观念的演变来透视西方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命运，并探讨决定这一命运的思想史方面的因素。为了展开这一分析，我们有必要先讨论一下权利这一代表非道德正当性的理念是如何在西方形成的，以作为中国文化近代如何从自身意义结构接受西方观念的背景。
二、非道德正当性的起源
早在古希腊哲学和罗马法中，就有类似于权利这样的词。当时它的意义是在某种前提下特许做的事；在价值上，权利和「正确」、「正义」意义相同，它是一个纯粹法律概念，意义为法律保护的利益和可做的事情；并无今日具有的「自主性」、「自由」之含义。权利这个词被引入欧洲语言中大约是十四至十五世纪。据柏林考察，像个人私隐权这种代表自主性的观念在西方出现，最早不会超过十六世纪。也就是说，权利一开始作为一个纯法律概念，演化到个人自主性为正当这一理念，经过了漫长的过程。西方思想史家在研究这一演变过程时，大多重视两个环节：一是基督教世俗化的贡献，如自然法和对灵魂价值的推崇如何有助于确立天赋人权。另一个环节是启蒙运动。而我们认为，有一个因素长期来引起足够重视，这就是文化系统如何对道德进行论证。
传统社会的人生活在由等级和身份组成的关系网中，不可能有个人自主性为正当这样的理念。而在近代打破人的等级、解除传统束缚的社会转型过程中，人们肯定自由和平等时，又极易将其视为一种具有向善意志的新道德。我们认为，权利从一个纯法律概念转化为非道德正当性，其前提是人们意识到「正当」（对某种行为的肯定）与「应该」是不同的。「应该」不仅意味认同的该行为是「善」，而且在其背后还存在向善的意志。那幺，人在何种社会条件下会意识到肯定某种行为（或规范）而同时又不将善的意志指向它呢？这只有在道德基础论证失败时才会发生。西方文化大传统中道德有两大来源，一个是对上帝的信仰，这是希伯莱传统；另一个是注重求知，这是古希腊传统。基督教在其发展过程中吸收和消化这两种传统，形成了西方传统文化中特有的道德论证结构。一旦社会发生转型，例如市场经济的发展，主权国家的出现，需要论证个人自由和平等这些新价值的合理性时，上述传统结构基本上是无能为力的。对上帝的信仰至多只能维系传统的道德，随着社会的世俗化，由基督教提供的传统道德逐渐退到家庭和私人空间。至于新的行为规则，不可能将其视为上帝和人之间的契约。另一方面由于知识本身无所谓好坏，只有真假之分，所以由知识来证论自由、平等这些新价值合理性，就会碰到实然不能推出应然这一逻辑困难。于是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像自由这种新价值很难成为一种新道德。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非道德的正当性才顺利地成长起来。麦金太尔（AlasdairC.Macintyre）考察了启蒙运动以来西方道德基础论证的历史，他有一个惊人而重要的发现，这就是十七世纪后直至今天，西方所有道德基础的论证都是失败的。我们认为，西方近现代对道德基础论证的失败和非道德正当性的形成，实为同一件事的两个方面。个人权利作为一种非道德的正当性，历史上主要是在英国逐步成熟的。思想史家常常津津乐道如下事实：自十六世纪以来，英国思想家开始主张限制政府的权力，特别是保证个人自由避免受任何权力集中可能带来的威胁。格林利夫（W.H.Greenleaf）称其为Libertarianism。1688年英国的光荣革命可以视为这种价值理念在政治领域中的成熟。弥尔顿（JohnMilton，1608-1674）的《论出版自由》和洛克（JohnLocke，1632-1704）的《政府论》，就是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著作。十八、十九两个世纪中，这种自由的理念进一步扩张到经济领域，表现在自由贸易、商业和有关劳动阶层等各个方面的讨论。如斯密（AdamSmith，1723-1790）的「天赋自由」（naturalliberty）概念，弥尔（JamesMill，1773-1836）对市场经济是体现自由价值的论证，以及边泌（JeremyBentham，1748-1832）提出功利主义（主张有利于个人的行为也有利于社会），都是这方面典型的例子。然而问题的实质在于：为甚幺恰恰是英美的经验主义传统，成为孕育非道德正当性——权利这一理念并的温床呢？
如果我们撇开十六、十七世纪英国有助于个人权利观念成长的独特政治和经济条件，仅仅从思想内部寻找原因，就可以清楚地发现，英美经验主义思想比欧陆理性主义，更不利于对个人自由和平等这些新价值作出道德性论证。也就是说，对新价值道德论证的无效，乃是非道德正当性成熟的文化条件。在欧陆，笛卡尔（ReneDescartes）把那种来自于科学的几何式推理的清晰思想方式作为自明的理性，从理性可以推出上帝的存在，也可以建构人类道德的原则。在英国，却把道德基础归为信仰，不属于理性，即认为人类的理性不足于发现宗教真理。他们认为上帝的存在和道德的基础并非理性所能证明，而必须基于信仰。而信仰只能用来支持人们早已熟悉的传统道德，它们和自由平等这些新价值无关。这样，这些新价值要存在，只能是一种非道德的正当性。
今天，思想史家在讨论英国经验主义的起源时，十分强调主张不能从理性推出道德的信仰主义，促使了英国怀疑论的成长。十七世纪后，这种二元论信仰主义和皮洛怀疑主义（Pyrrhonism）结合，把一种知性上的谦卑灌输到人类心灵中去。我们认为，随着怀疑论成为英国经验主义的重要成分，英国启蒙思想家终于发现，要给自由、平等这些新价值以道德论证是不可能的。他们最早认识到应然和实然之间的断裂。这方面，休谟（DavidHume）是最典型的例子。他第一次清楚地意识到，实然不能推出应然。休谟曾这样论证：「在我所遇到的每一个道德学体系中......不再是命题中通常的『是』与『不是』的连接，而是没有一个命题不是由一个『应该』或一个『不应该』联系起来的，......对于这种似乎完全不可思议的事情，即这个新关系如何能从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些关系中推出来，应当列出理由加以说明」。
怀疑论者一旦意识到由知识推不出「应然」，那幺理性就永远不能成为道德论证的根据了。因为在他们看来，理性至多是人指向求知的意志。「实然」和「应然」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使得人的意志无法与自由平等整合。故麦金太尔将休谟发现实然和应然之间的不可推导性，称为道德论证运动的墓志铭。确实，正是休谟成为从怀疑论角度论证权利是一种非道德正当性的集大成者。例如他把这种怀疑论推衍到政治方面，提出如果没有政府，人们可能过得更好。这种态度一直贯穿到边泌和其它英国自由主义哲学家。怀疑主义一方面用信仰作为基督教的基础，尽可能保持它不受科学革命和政治变革的影响，但同时并不把来自数学和科学的理性置于人的心智之上，使它成为道德的基础。这时，自由平等自然被理解为一种和自主性有关的权利而非道德。
纵观西方近现代思想史，我们可以发现，只要人们不是那幺清醒地意识到道德论证失败，权利一旦超出法律含义，转变为普遍价值时，极易滑向一种新道德。这方面，欧陆理性主义的发展就是明显例子。欧陆理性主义者普遍相信理性和人的感情应该是道德的基础。德国哲学力图用理性推出道德，而法国启蒙思想家则更喜欢用人的感情来论证道德的合理。他们并无英国经验主义那种道德论证失败的认识。即使他们也发现「实然」与「应然」有别，甚至「实然」不能推出「应然」，但理性的追求可以含混地看作趋向普遍规则的意志，它可以和道德联系起来。这样，当他们把自由平等这些价值看作是从理性或感情推出时，就很容易滑到一种道德论证，即它被纳入人的向善意志。在这种结构中，权利不仅代表正当和善，还带有某种「应然」即道德的性质。例如弥尔在《论自由》中指出，法国式的自由是平等为先的自由，这里平等首先被理解为一种道德价值，而不仅仅是权利。又例如，卢梭（Jean-JacquesRousseau）把自由分为自然的自由和政治自由，政治自由是人的一种新道德。柏林（IsaiahBerlin）将自由分为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两种，认为欧陆理性主义所认同的自由更接近于积极自由，它有别于英美强调免于别人干预的消极自由。为什幺自由有积极与消极之分？我们认为，积极自由的本质是把自由看作主体性并强调应该去实现自由这种价值。这里自由已被等同于善，而追求自由则是一种向善的意志。人的意志指向善恰恰是道德的基本结构。因此积极自由之所以不同于消极自由，乃是因为它比消极自由具有较多的道德色彩。
一般来说，道德注重应然即强调人的义务。积极自由既然把人在法律许可下的自主性视为一种应然，「应然」自然也包括人的义务。这样，在积极自由和理念中，人为社会尽义务是他享受权利的前提。此外，当权利仅仅用以刻划人的自主性为正当时，并不要求人一定有能力可以实现权利所规定的各项内容。而一旦权利（或自由）道德化，道德要求其内容为人之可欲；人们就会认为人的权利一定是人之可以做到，即如果有人没经济能力实现法律赋予他权利时，就认为权利的虚妄。进一步，把每个人向善的意志集中起来，就是公共意志。公共意志作为向善意志的普遍化，就是一种道德。这样一来，社会制度作为公共意志的表现当然也就等同于新的道德。在卢梭那里，社会公义既是公共的大我，又是全体人结合而成的公共人格和道德，它既是国家，又是公民。民主则被认为是一种实行了新道德理想的制度；而法律的行使，应该有助于人类的道德化。这就构成了张灏所说的高调民主，它有别于英美自由主义将民主视为一种保护个人权利制度的低调民主观。而一旦把社会制度作为道德价值的实现，必定包含着用理想原则来设计的含义，它极易转化为乌托邦。
因此，我们可以用自由平等这些理念中所包含的道德价值成份多少（即对向善意志强调程度的不同），将相应的观念和观念系统分类（表1）。随着权利这一观念中所蕴含的道德成份增加，出现权利的道德化，个人权利和消极自由也就变为积极自由和强调义务的权利。进一步将积极自由道德化，个人权利完全转化为平等，自由也变成号召人们参与解放事业的一种公共意志。与其相应的观念系统是无政府主义、民粹主义和共产主义。
三、十九世纪中国人对「权利」的认识
为甚幺中国人要用权利一词翻译rights？这同「权利」一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意义直接相关。我们知道，中文里「权」和「利」两个字连用，一般有两种意思。一是指权势和货财；另一谓权衡利害。先秦文献中很少使用「权利」，但《荀子．劝学》中已有这样的用法：「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为美也……是故权利不能倾也，群众不能移也。」其中「权利」就是指权势与货财。但「权利」也有权衡利害的意思，如《商君书．算地》：「夫民之情，朴则生劳而易力，穷则生知而权利。易力则轻死而乐用，权利则畏法而易苦。」到汉代，文献频频出现权利二字联用，其含义大多是权势与货财。值得注意的是，专题讨论国家权力、利益与儒家道德关系的著作《盐铁论》中「权利」一词的用法。该书有十一处使用「权利」（见表2），其意义均为权利和利益。汉以后，权利的主要用法是泛指权势和利益。这表明，或许除了权利一词外，另外找不到更合适的词来表达在某种条件下特许的权力和利益这一意义。我们认为，近代中文里之所以用权利译rights，是为了表达rights法律含义中对国家或个人权力和利益两方面的界定。
据刘广京考察，中文用权利一词翻译rights比日文书刊要早，它最先出现在1864年总理衙门斥资刊印的《万国公法》上。这证明，中国人对权利的认识也同西方一样，是从其法律层面开始的。《万国公法》由西方传教士丁韪良主译，是一部讨论西方国际法及其历史的著作。该书提到权利一词有几十处，其含义大多是法律的，指合法的正当权力和利益（见表3）。《万国公法》用代表权力和利益的权利来翻译rights法律意义，除了在字面上不直接包含「正当」这样的意思外，基本上表达了合法的正当权力和利益之意思。这一翻译应该说是符合rights的原意。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在中国，正当性极为牢固地和儒家道德相联。特别是由于对甚幺是正当的权力和利益，中西文化是有不同理解的。在近代西方，法律为权力的正当性根据，而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把儒家道德伦理作为正当权力和利益的基础。例如在《盐铁论》这十一个例句中，「权利」除了一般意义上指涉权势与利益之外，大多与「王道」、「仁义」对用。也就是说，在讨论国家或个人权势和经济利益时，不能脱离儒家伦理。特别是汉代以后，权力和利益的正当性越来越明显地与儒家伦理而不是法律挂

8. 推荐一本法律学入门书，谢谢，我15，MM，我一点都不懂法。要通俗易懂哦，谢谢。

法学入门
出版社: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第1版 (2006年1月1日)
平装: 400页
开本: 32开
ISBN: 7562027293
条形码: 9787562027294
产品尺寸及重量: 21.1 x 14.7 x 1.6 cm ; 440 g
ASIN: B0011CKK6A
编辑本段内容简介作者以丰富的阅历、学养，浅白的文字，引领初学“法学”的读者，一窥法律之貌。本书共分为三编，第一编为法学绪论，第二编为主要法律概述，第三编为法学原理，期盼读者能借此书，对法学产生兴趣。
本书的目的，主要对于有志于专修法学者，提供一“指标”，因此，本书作者尽量留一空间，让读者擅加推理、思考，并探究其真意，以利于读者的研习。

9. 我国正式法律解释可以划分为个别性解释和什么

你好：按照法律解释的主体和效力不同把法律解释分为法定解释和学理解释两大类。
（1）法定解释
法定解释又称正式解释、有权解释，官方解释和有效解释，是指法律确定的国家机关或个人依据宪法和法律的授权对法律所作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解释。法定解释的特点是：解释的主体是法定的，不是任意的；所进行的解释具有法律效力。一般与所解释的法律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对法定解释，人们往往依据解释主体的不同，划分为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和行政解释。
（2）学理解释
学理解释又称正式解释、无权解释、任意解释，是指非法定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法学工作者以及报刊等对有关法律、法规的内容和含义所做的说明。其特点是不具有法律效力。
－－李龙主编：《法理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65页。 法律解释按照效力来划分有法定解释（有效解释）和任意解释（学理解释）两大类。法定解释是指根据法定权限由特定的主体进行的具有普遍法律效力的解释。学理解释是指没有法定普遍约束力的解释，主要表现为理论研究、案件辩论和法制宣传。
我国法律解释从主体地位及其效力来划分，大体上有以下几种：
（1）立法解释。这有两种情况：一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针对宪法和法律条文本身需要进一步明确界限或补充规定的问题所进行的解释。另一种是指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针对地方性法规需要进一步明确界限或补充规定。
（2）司法解释。指由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针对审判和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问题所进行的解释。
（3）行政解释。指由国务院及其主管部门针对不属于审判和检察工作中的其他法律的具体应用问题以及自己依法制定的法规所进行的解释。
－－张文显主编：《法理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376－377页。 按照法律解释的主体和效力来划分，法律解释可分为法定解释和非法定任意解释。
法定解释又称正式解释、有权解释。是指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基于法律的授权规定对法律进行的解释。法定解释又可以分为立法解释、行政解释和司法解释。
非法定解释，又称非正式解释，是指未经立法机关授权的机关、团体、社会组织、学术机构以及公民个人对法律所作的解释。非正式解释有学理解释和任意解释之分。
法律解释方法不同，可以将法律解释划分为很多种，主要有：系统解释、逻辑解释、扩充解释、限制解释、字面解释、历史解释。
－－卓泽渊主编：《法学导论》，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77－81页。 根据我国法律解释权限的划分，我国的法律解释大体上可以分为立法解释、行政解释和司法解释。
（1）立法解释。从狭义上说，立法解释专指国家立法机关对法律所做的解释；从广义上说，则泛指所有依法有权制定法律、法规的国家机关或其授权机关，对自己制定的法律、法规进行的解释。这里所说的法律解释是广义的。它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宪法的解释，以及对需要进一步明确界限或补充规定的法律的解释；国务院及其主管部门对自己制定的需要进一步明确界限或作补充规定的行政法规的解释；（3）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其他有权制定地方性法规的地方人大常委会对自己制定的需要进一步明确界限或作补充规定的地方性法规的解释。
（2）行政解释。行政解释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在依法行使职权时，对有关法律、法规如何具体应用问题所做的解释。它有两种情况：国务院及其主管部门对不属于审判和检察工作中的其他法律如何具体应用问题所做的解释；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主管部门对地方性法规如何具体应用的问题所做的解释。
（3）司法解释。司法解释是指国家最高司法机关在适用法律、法规的过程中，对如何具体应用法律、法规的问题所做的解释。它包括：审判解释；检察解释和审判、检察联合解释。
－－葛洪义主编：《法理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88－389页。 就解释对象而言，它有广义与狭义之分。
再就解释主体而言，可以把法律解释分为学理解释和法定解释。由于解释主体性质的不同，法定解释还可以进一步分为立法解释、行政解释和司法解释。
－－杨一平著：《司法正义论》，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00－201页。 法律解释的种类从形式和方法上说，有文理解释和论理解释；从效力上说，有学理解释和强制解释；从实质上说，有扩充解释和限制解释。
－－朱采真著：《现代法学通论》，世界书局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版，第80页。 依解释之主体，可分为有权解释与学理解释。
（一）有权解释。又可分为立法解释，司法解释，行政解释。
（二）学理解释。为根据学理，定法律之意义，无法律上之拘束力。依解释手段之不同，又可分为文字解释与论理解释。
1．文字解释。谓依法之字义而解释法律。
2．论理解释。谓不拘泥于法文之字句，由立法之目的、沿革、社会生活之需要，法典全体之组织，与其他法文之关系，法律适用之结果等各方面观察，用论理的方法，求贯通法律全般之统一的精神。由法文之文字与其意义之关系，又可分为下之种种方法。
a．扩张解释
b．缩小解释
c．变更解释
d．反对解释
e．当然解释
以上所述之论理解释方法，多足以济文字解释之穷，可见先文字解释而后伦理解释之旧说，实无一顾之价值。文字解释与伦理解释，并无先后重轻之别，必两者相俟而行，始能得法律之真意义。
－－吴学义著：《法学纲要》，中华书局，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版，第71－72页。 由于进行解释法律的机关与人员的不同，解释有下列几种形式：一、正式解释；二、司法解释；三、学理解释。
解释按其所采用的方法，可分为下列数种：一、文法解释；二、逻辑解释；三、系统解释；四、历史解释。
按解释的尺度可分为：一、字面解释；二、限制解释；三、扩充解释。
－－苏联科学院法学所编：《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与法权理论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511－517页。 从国家看，法律之解释可大别为有权解释和学理解释两种分类。
（一）有权解释：有权解释又分为立法解释，行政解释和司法解释三种。
（二）学理解释：学理解释又分为文理解释和伦理解释两种。
――李岱著：《法学绪论》，台湾中华书局，1966年版，第62－65页。 （1）机关解释。此种解释亦称法定解释，或有权解释，盖其解释之效力较强也。复分为三种：①立法解释。此项解释，情形有二：一为事前解释，一为事后解释。②司法解释。此项解释亦有两种情形，一为判例，一为解释例。③行政解释。此种解释以适用法令时对该法令本身发生疑义之解释为限，而对于宪法之疑义，或法令与宪法有无抵触之疑义则无权解释。
（2）个人解释。此种解释亦称学理解释。此种解释，无拘束力，故亦称无权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