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刑法学
A. 中国十大刑法学家是哪些
目前来说了，刑法肯定是清华最好，张明楷、周光权、黎宏、劳东燕这个团队，不但学术水平高，而且，在观点、理念和体系也领先人大和北师大法学院太多了。
改革派：大陆法学派（德日）：张明楷（清华）、周光权（清华）、黎宏（清华）、陈兴良（北大）
保守派：传统学派（苏俄）：高铭暄（人大）、马克昌（武大）、赵秉志（北师大）
两派理论目前正在交锋中，传统学派死抱着苏俄的四要件理论，根本跟不上形势，很多理论完全是错误的，而且，体系混乱，缺乏逻辑。大陆法学派的三要件更严谨，符合逻辑，但中国早晚都会全面采用张明楷学派的理论体系。
四要件和三要件的核心区别也就在于四要件分析犯罪构成时是个平面的思维方式，主客观处于一个顺位的考虑要素，而三阶层是个立体的思维方式，先从客观方面考虑，一层层的排除犯罪性，相当于一个有位阶的思维方式。
陈兴良本来也是高铭暄的得意弟子，但这些年也发现高马学派的理论缺陷和错误，已经逐步脱离高、马学派，往张明楷学派靠拢了。
所以，刑法学来说，国内的情况大概如此：
1，清华法学院，张明楷、周光权、黎宏、劳东燕这个团队的确太牛逼了，中青年结合，朝气蓬勃，潜心学术研究，连续多年在法学核心期刊上独领风骚，实力第一；张明楷是刑法改革派的领袖，他的理论，直接动摇了高铭暄学派的理论基础，所以高铭暄现在也很恼火，被高铭暄及其弟子围攻批判，不过，真金不怕火烧，批的越凶，越证明了他的正确性，只不过他动了传统势力的奶酪，算是发展路上的一个插曲罢了，现在大势所趋，国内已经开始接受张明楷的理论了，张明楷的刑法学时代已经到来了。
2，北大法学院，陈兴良领衔。陈兴良是高铭暄的得意门生，最早也是属于高铭暄学派的，但后来也发现高铭暄的理论有很多漏洞，慢慢就跟就恩师分道扬镳，目前已经往张明楷学派靠拢，是仅次于张明楷的二号人物。但北大除了陈兴良，其他人跟他相差太远，独立难撑啊，不过北大排第二应该没问题；
3，人大法学院，虽然有高铭暄，但年事已老，他的四要件核心理论已经被证明是很落后，很过时的，而且是错误的，发现自己理论被动摇后，他发动他的众多弟子围攻张明楷和陈兴良，但他的学派漏洞太多不能自言其说的。其实作为中国刑法学的奠基人，最聪明的做法就是顺应潮流，而不是阻碍刑法的发展和变革。另一个，人大被赵秉志拉走了几乎整个刑法学团队，元气大伤，年轻一点只有冯军还不错，幸好底子还在。
4，北师大法学院及刑法所，靠着赵秉志带来整个团队，一下子飙升，不过底子还是差点。而且，赵秉志作为高铭暄指定的接班人，完全继承高铭暄的过时的四要件理论。赵秉志抱残守旧，毫无创新，学术水平和理念跟张明楷、周光权、陈兴良差的很远，他走的方向没什么前途。。
5，往下的还有中南政法、华东政法、武大、西南政法、中国政法、东南大学等，但这些学校实力都不错，但缺少大腕牛人。
B. 刑法的精神内涵是什么(急用,5555...)
立,以致新旧两派刑法理论长期争论不休
近代西方刑法新旧派理论对《钦定大清刑律》的影响
晚清时期，中国社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历史剧变。与此相关的沿袭了几千年的传统法律制度的变革亦时不我待。《钦定大清刑律》[①]便是晚清修律的标志性成果。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是西方刑法理论新旧两派激烈争论的时期。东邻日本，刑法学界也掀起了新旧学派理论争论的热潮。日本1907年的刑法典就是在新派理论指导下制定的。深受传统律学影响的中国法学界，当时还无力形成刑法学派，更谈不上参与新旧两派刑法理论的争论，但这并不说明晚清刑律的变革未受到新旧刑法学派理论争论的影响。事实是，清末的修律者们已注意到西方刑法学派的理论差异，在起草刑律时是有取舍的。很难说模范日本近代刑法，移植大陆法系刑法制度的《钦定大清刑律》是在那个刑法学派影响下制定的，但通过日本刑法学家冈田朝太郎及其他渠道传入中国的新旧刑法学派理论烙印的确打在了《钦定大清刑律》上。探讨西方新旧两派理论对《钦定大清刑律》的影响，既可以探明中国刑法近代化迈出第一时的理论高度，又有助于理清民国刑法变化的理论脉络。
一、刑法基本原则
西方三大近代刑法原则对《钦定大清刑律》产生了全面而深远的影响。这三大原则均是西方启蒙思想的产物，是构成近现代刑法的柱石。旧派理论视为圭臬，晚清刑律改革在基本原则的采用上倾向于古典的旧派理论，特别是罪刑法定主义的明确规定，删除比附，禁止类推较集中地体现了旧派的理论。基于三权分立和心理强制理论的罪刑法定主义原则首次引入中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也体现了古典刑法学派的强大生命力。同时，立法者们也注意到了新派理论关于刑法基本原则含义的诠释，比如，《钦定大清刑律》在吸纳了罪刑相适应原则时，除了旧派的报应论的思想基础外，也接受了新派功利论的思想，注意教育刑的价值，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感化教育便是例证。
（一）《钦定大清刑律》中的罪刑法定原则
其一，明确宣告罪刑法定原则，否定比附类推。《钦定大清刑律》第10条规定：“法律无正条者，不问何种行为，不为罪。”[②]这是我国刑法史上第一次明确规定的“罪刑法定主义”，沈家本在奏进呈刑法草案折中详细陈述了立法理由：“本条所以示一切犯罪须有正条乃为成立，即刑律不准比附援引之大原则也。凡刑律于无正条之行为，若许比附援引及类似之解释者其弊有三；第一，司法之审判官得以已意于律无正条之行为比附类似之条文致人于罪，是非司法官直立法官矣。司法立法混而为一，非立宪国之所应有也。第二，法者，与民共信之物。律有明文乃知应为与不应为。若刑律之外参以官吏之意见则民将无所适从。以律无明文之事忽援类似之罚，是何异于以机阱杀人也。第三，人心不同，亦如其面。若许审判官得据类似之例科人以刑，即可恣意出入人罪，刑事裁判难期统一也。因此三弊，故今惟英国视习惯法与成文法为有同等效力。此外欧美及日本各国无不以比附援引为例禁者，本案故采此主义，不复袭用旧例。”[③]冈田朝太郎认为《钦定大清刑律》“禁比附援引，可谓中国刑律上之一大革命。”[④]
其二，严格刑法解释。《钦定大清刑律》虽然明确了罪刑法定原则，否定了比附类推，但并不排斥对刑法的自然解释，若需要对刑法进行解释，必须符合严格解释的原则。民国初年刑法学者在解释这一条款时作了补笺；“本例虽不许比附援引，究许自然解释。自然解释者，即所犯之罪与法律正条同类或加甚之时，则依正条解释而通用之也。同类者，例如，修筑马路正条只禁止牛马经过，则象与骆驼自然在禁止之例是也；加甚者，例如，正条禁止钩鱼，其文未示及禁止投网，而投网较垂钩加甚，自可援钩鱼之例以定罪是。”[⑤]
其三，法不溯及既往。《钦定大清刑律》第1条规定：“本律于凡犯罪在本律颁行以后者适用之；其颁行以前未经确定审判者亦同，但颁行以前之法律不以为罪者不在此限。”沈家本先生在1907年的草案中阐述了立法理由：“本条定刑法效力之关于时者。第一项规定本于刑法不溯既往之原则，与第十条规定采用律无正条不处罚之原则相辅而行，不宜偏废也。第二项前半指犯罪在新律施行前，审判在施行后，定新旧二律之中，孰当引用也。关于本题之立法例有二：一为比较新旧二法，从其轻者处断之主义。法国刑法第四条，比国刑法第二条，德国刑法第二条，匈牙利刑法第二条，和兰刑法第一条第二项，纽约刑法第二条，日本现行刑法第三条第二项，日本改正刑法第六条第二项，那威刑法第三条等皆本乎是。二即不分新旧二法，概从新法处断之主义，英国用之。我国明律亦主此义。本朝虽有第一主义之例，然律之本文，仍有犯在以前并依新律拟断之规定。议者谓被告犯罪之时，已得有受当时法律所定之刑之权利。诚如此说，应一概科以旧律之刑，不应复分新旧二律之轻重也。况人民对于国家并无所谓有受刑权利之法理也。或又谓若使新律重于旧律，而旧律时代之犯人科以新律之重刑，则与旧律时代受旧律轻刑之同种犯人相较，似失其平。诚如此说，则使新律施行之后，仅此旧律时代之同犯犯人科以旧律之轻刑，彼新律时代之犯人据新律而科重刑者，若互相比较，则又失其平矣。或又谓刑失之严不如失之宽。从新律之轻者，所以为宽大也。然刑不得为沾恩之具，非可严亦非可宽者。夫制定法律，乃斟酌国民之程度以为损益。既经裁可颁布，即垂为一代之宪章，不宜复区别轻重宽严也。欧美及日本各国多数之立法例，所以采用第一主义者，盖受法国刑法之影响。而法国刑法之规定则其时代之反动耳，于今日固无可甄择者。我国自古法理，本有第二主义之立法例，此本案所以不与多数之例相雷同，而仍用第二主义也。第二项后来颁行以前之律例不为罪者，不在此限。其旨与前微异，盖一则新旧二律俱属不应为之罪恶，不过轻重之差。一则新律虽为有罪，而旧律实认许其行为，因判决在后，遽予惩罚，有伤期刻也。”进而，沈家本先生在案语的“注意”部分指出：“第一项既采用刑法不溯既往之原则，新刑律施行以前之行为，在新刑律虽酷似有罪之行为，不得据新律之规定而罚之。第二项指未经确定裁判者，虽已有宣告，仍得依上诉而变更之。凡案件具此情节，检察官即得上诉而请求引用新律。其上诉方法及其限制一以诉讼法为据。”[⑥]
其四，《钦定大清刑律》分则中规定了具体犯罪。在总则罪行法定原则的精神指导下，在分则中对各种犯罪作了明文规定。分则中共规定了侵犯帝室罪等36类罪名，从而为司法实践的定罪活动提供了明确的标准。
其五，分则中规定了具体犯罪的法定刑。《钦定大清刑律》采取的是相对确定的法定刑，即在法律条文中规定一定的刑种、幅度，并确定其最高和最低期限。它体现了相对罪刑法定的精神。例如，第四章“妨害国交罪”中的第120条规定：“对外国君主或大统领有不敬之行为者，处二等至四等有期徒刑或二千元以下二百元以上罚金。”分则中类似规定，比比皆是。这样，可以使司法官在法定刑的刑种和幅度内根据案情做出正确宣判。同时也避免了绝对罪刑法定原则过于僵化的弊端。
（二） 罪刑相适应原则在《钦定大清刑律》中的体现
《钦定大清刑律》引入了罪刑相适应原则，并将其精神体现在众多的具体条文中，大体看来，以下方面较集中地体现了罪刑相适应原则。
第一，法律适用的主体平等。法律适用上的主体平等是罪刑相适应的前提。如果有人犯了罪可以享受种种特权，便谈不上罪刑相适应了。为此，《钦定大清刑律》第2条至第8条规定了刑律对人的效力。其中第2条规定：“本律于凡在帝国内犯罪者，不问何人适用之。其在帝国外之帝国船舰内犯罪者，亦同。”从而否定了因身份不同而导致适用法律上的不平等。取消了中国封建法律中长期存在的议、请、减、赎、当、免等特权。为平等的适用法律，在立法上创造了条件。
第二，确立了近代刑罚体系。罪刑相适应需要有科学的刑罚体系相配套，《钦定大清刑律》第37条规定：“刑分为主刑及从刑。主刑之种类及重轻之次序如左；第一，死刑；第二，无期徒刑；第三，有期徒刑；(一)一等有期徒刑——十五年以下，十年以上，(二)二等有期徒刑——十年未满、五年以上。(三)三等有期徒刑——五年未满，三年以上。(四)四等有期徒刑——三年未满，一年以上，(五)五等有期徒刑——一年未满，二月以上；第四，拘役：二月未满，一日以上；第五，罚金；一元以上。从刑之种类如左：第一，褫夺公权；第二，没收。”《钦定大清刑律》所确定的刑名，深受日本1907年刑法的影响，1907年日本刑法废除了重罪、轻罪、违警罪的划分，取消了徒刑、流刑的名称。将主刑分为死刑、惩役、禁锢、罚金、拘留、科料六种，没收为附加刑。剥夺公权由特别法加以规定，未列入刑法典中。《钦定大清刑律》中的刑罚体系比日本新刑法中的刑名更简洁、更概括、更清晰。虽然有些地方尚待完善，[⑦]但总体上看，这个刑罚体系按照各种刑罚方法的轻重次序分别加以排列，相关刑种互相衔接，结构严密，主附配合。这样，既能根据已然的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程度予以适用，具有给犯罪人带来一定痛苦的惩罚性，从而体现报应的意蕴；又能根据未然的犯罪的可能性大小加以适用，例如剥夺自由，限制自由，剥夺财产等刑罚，都具有遏制再犯的功能，从而达到功利的目的。科学的近代刑罚体系的确立，为实现罪刑相适应原则奠定了基础。
第三，规定了轻重有别的处罚原则。《钦定大清刑律》根据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程度不同，规定了轻重有别的处罚原则。其一，防卫过当，紧急避险减轻处罚。第15条规定：“对现在不正之侵害，而出于防卫自己或他人权利之行为，不为罪；但防卫行为过当者，得减本刑一等至三等。”第16条规定：“避不能抗拒之危难、强制而出于不得已之行为，不为罪；但加过当之损害者，得减本刑一等至三等。前项之规定，于公务上有特别义务者，不适用之。”其二，未遂犯、中止犯减免处罚。第17条规定：“犯罪已着手，而因意外之障碍不遂者，为未遂犯。其不能生犯罪之结果者，亦同。未遂犯之为罪，于分则各条定之。未遂罪之刑，得减既遂罪之刑一等或二等。”第18条规定：“犯罪已着手，而因已意中止者，准未遂犯论。得免除或减轻本刑。”其三，在共同犯罪中，规定从犯减轻处罚。第31条规定：“于实施犯罪行为以前帮助正犯者，为从犯。得减正犯之刑一等或二等。教唆或帮助从犯者，准从犯论。”其四，数罪并罚。第五章为俱发罪，分别情况，对俱发罪进行了详细地规定。以上种种轻重有别的处罚原则，都体现了《钦定大清刑律》中的罪刑均衡原则。
第四，规定了近代刑罚制度。《钦定大清刑律》的立法者们洞察世界刑法理论发展态势，借鉴了新派刑法理论规定了一系列刑罚制度。其一，累犯制度。第五章为“累犯罪”，“凡已受刑之执行，复再犯罪，此其人习于为恶，实为社会之大憝。若仍绳以初犯之刑，有乖刑期无刑之义，故本章特设规定。”[⑧]所谓特设规定，主要指累犯加重的规定。”其二，自首制度。第九章为“自首制度”，第51条做了一般规定：“犯罪未发觉而自首于官受审判者，得减本刑一等。犯亲告罪向有告诉权之人首服，受官之审判者，亦同。”沈家本阐述了自首减轻的理由“自首减刑为奖励犯罪者悔过投诚而设。各国多数之例，惟认特别自首者，著之于分则。其有规定于总则者，盖缘于中国法系也。自首必须备具四要件。(一)自己之犯罪；(二)必于觉前，若于发觉后告言已罪，乃自白非自首；(三)告知于官，惟例外告知被害者亦准自首法；(四)于官署就审判。四者不备即不得将予自首也。”[⑨]符合自首条件者可减轻处罚。其三，酌减制度。第十章为“酌减”，第54条规定：“审按犯人之心术及犯罪之事实，其情轻者，得减本刑一等或二等。”沈家本解释说：“为裁抑犯罪，制定分则以下各条。然同一犯罪，情节互异，若株守一致，则法律之范围过狭，反致有伤苛刻。故予裁判官以特权，临时酌量犯人之心术与犯罪之事实，减一等或二等也。”[⑩]其四，缓刑制度。冈田朝太郎不仅把西方的缓刑制度首次引进日本刑法，而且又把这一制度引入中国。第十二章为“缓刑制度”，第63条规定：“具有下列要件，而受四等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宣告者，自审判确定之日起，得宣告缓刑五年以下，三年以上：(一)未曾受拘役以上之刑者；(二)前受三等至五等有期徒刑执行完毕或免除后逾七年，或前受拘役执行完毕或免除后逾三年者；(三)有一定之住所及职业者；(四)有亲属或故旧监督缓刑内之品行者。”其五，假释制度。第十三章为“假释”，第66条规定：“受徒刑之执行而有悛悔实据者，无期徒刑逾十年后，有期徒刑逾二分之一后，由监狱官申达法部，得许假释出狱；但有期徒刑之执行未满三年者，不在此限。其六，时效制度。第十五章规定时效，第69条规定了追诉时效：“提起公诉权之时效期限，依下例定之：(一)系死刑者，十五年；(二)系无期徒刑或一等有期徒刑者，十年；(三)系二等有期徒刑者，七年；(四)系三等有期徒刑者，三年；(五)系四等有期徒刑者，一年；(六)系五等有期徒刑、拘役、罚金者，六月。前项期限，自犯罪行为完毕之日起算。逾期不起诉者，其起诉权消灭。”第74条规定了行刑时效：“行刑权之时效期限，依下例定之：(一)死刑，三十年；(二)无期徒刑，二十五年；(三)一等有期徒刑，二十年；(四)二等有期徒刑，十五年；(五)三等有期徒刑，十年；(六)四等有期徒刑，五年；(七)五等有期徒刑，三年；(八)拘役、罚金，一年。前项期限，自宣告确定之日起算。逾期不行刑者，其行刑权消灭。”
第六，按刑罚阶梯理论设置了分则的顺序。《钦定大清刑律》分则共三十六章，各章顺序基本上按照犯罪性质的严重程度从重到轻依次排列。
（三） 刑罚人道主义原则在《钦定大清刑律》中的体现
针对西方封建中世纪的刑罚残酷性、暴虐性，启蒙思想家提出了刑罚人道主义原则。人类的人道精神促使刑罚的严厉性在长期的演变中缓慢但坚定地日趋缓和，刑罚体系从以死刑为中心，到以肉刑为中心，再到以自由刑为中心的历史发展，背后的决定性力量是人道精神。因此，刑罚人道主义与宽容、柔和、人性等德性词汇相联系，与野蛮、残酷、恐怖、折磨等相对立。刑罚人道主义表现出国家在规定和运用刑罚时对犯罪以及犯罪之实施者的一种宽容的态度，其实质是将犯罪人作为伦理主体对待，而不是物体处理。刑罚人道主义意味着对于人的自主性的承认。可见，刑罚人道主义的基本含义实际上是人道主义形而上学原则的直接套用。只有将这一原则展开为一系列人道主义刑罚规则，才具有刑法上的意义。这些规则包括否定性规则和肯定性规则两个基本方面。否定性规则是人不能被作为手段对待之形而上学原则的展开，一般以“禁止……”，“不得……”的语言结构形式表达；肯定性规则是人应当作为目的对待之形而上学原则的展开，一般以“应当……”“尽量……”的语言结构形式表达，这两个方面统一在一起形成一个规则体系，确保人道主义的实现。而且，否定性规则是刑罚人道主义的基础，肯定性规则是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提升。
经过沈家本等清末修律者们的努力，西方近代的刑罚人道主义原则得以在《钦定大清刑律》中确立。主要表现为：
第一，删除重法，设置近代刑种。
沈家本、伍廷芳受命修律后，对中西刑律进行了比较研究，“综而论之，中重而西轻者为多。盖西国从前刑法，较中国尤为惨酷，近百数十年来，经律学家几经讨论，逐渐改而从轻，政治日臻完善。故中国之重法，西人每訾为不仁。其旅居中国者，皆借口于此，不受中国之约束。”“臣等窃维治国之道，以仁政为先。自来议刑法者，亦莫不谓裁之以义而推之以仁。然则刑法之当改重为轻，固今日仁政之要务，而即修订之宗旨也。现行律例款目极繁，而最重之法，亟应先议删除者，约有三事。”“一日凌迟、枭首、戮尸”，“一日缘坐”，“一日刺字”。“以上三事，皆中法之重者。参诸前人之论说，既多议其残苛，而考诸今日环球之国，又皆废而不用，且外人訾议中法之不仁者，亦惟此数端为最甚。”[11]
《钦定大清刑律》确定近代刑种为主刑和从刑两类。其中主刑为死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罚金。从刑为褫夺公权和没收。沈家本认为旧律应变通者有五端，“更定刑名”便是其中之一。[12]杨鸿烈先生对此也给予了高度评价。“将中国法律最落后不合时宜的部分真能恺切披陈，可算是对中国法系加以改造的一篇大宣言。”[13]
第二，酌减死罪，确立死刑惟一制度。
死刑条款的多少是衡量一部刑法人道与否的重要标志之一。沈家本等人对死刑的立法极为重视，虽说废除死刑的条件不成熟，但减少死刑的适用，也是刑罚人道主义的体现。“死罪之增损代各不同，唐沿隋制，太宗时简绞刑之属五十，改加役流，史志称之。宋用《刑统》而历朝编敕丽于大辟之属者，更仆难数，颇伤繁细。元之刑政废弛，问拟死罪者，大率永系狱中。《明律》斩、绞始分立决、监候，死刑阶级自兹益密。欧美刑法，备及单简，除意大利、荷兰、瑞士等国废止死刑外，其余若法、德、英、比等国，死刑仅限于大逆、内乱、外患、谋杀、放火、溢水等项。日本承用中国刑法最久，亦止二十余条。中国死刑条目较繁，然以实际论之，历年实决人犯以命盗为最多，况秋审制度详核实缓，倍形慎重，每年实予勾决者十不逮一，有死刑之名而无死罪之实。持较东西各国，亦累黍之差尔。兹拟准《唐律》及国初并各国通例，酌减死罪；其有因囿于中国之风俗，一时难予骤减者，如强盗、抢夺、发冢之类，别辑暂行章程，以存其旧，视人民程途进步，一体改从新律。顾或有谓罪重法轻，适足召乱者。不知刑罚与教育互为消长，格免之判，基于道齐。有虞画像，亦足致垂拱之治；秦法诛及偶语，何能禁胜、广之徒起于草泽；明洪武时所颁大诰，至为峻酷，乃弃市之尸未移，新犯大辟者即至。征诸载籍，历历不爽。况举行警察为之防范，普设监狱为之教养，此弊可无顾虑也。”[14]沈家本在指出酌减死刑的必要性的同时，也批评了酷刑的不人道。
在死刑的执行方法上同样能反映刑罚的残酷与人道；沈家本主张“死刑惟一”。“旧律死刑以斩、绞分重轻，斩则有断脰之惨故重，绞则身首相属故轻，然二者俱属绝人生命之极刑，谓有轻重者，乃据炯戒之意义言之尔。查各国刑法，德、法、瑞典用斩，奥大利、匈牙利、西班牙、英、俄、美用绞，俱系一种，惟德之斩刑通常用斧，亚鲁沙斯、卢连二州用机械，盖二州前属于法而割畀德国者，犹存旧习也。惟军律所科死刑俱用铳杀，然其取义不同，亦非谓有轻重之别。兹拟死刑仅用绞刑一种，仍于特定之行刑场所密行之。如谋反大逆及谋杀祖父母、父母等条，俱属罪大恶极，仍用斩刑，则别辑专例通行。至开战之地颁布戒严之命令，亦可听临时处分，但此均属例外。”[15]《钦定大清刑律》第38条规定：“死刑用绞，于狱内执行之。”
第三，对未成人犯罪的惩治教育。
《钦定大清刑律》第11条规定：“凡未十二岁人之行为，不为罪；但因其情节，得施以感化教育。”沈家本对此解释为“夫刑者，乃出于不得已而为最后之制裁也。幼者可教而不可罚，以教育涵养其德性，而化其恶者，使为良善之民，此明刑弼教之义也。凡教育之力所能动者，其年龄依各国学校及感化场之实验，以十六七岁之间为限。故本案拾辨别心之旧说，而以能受感化之年龄为主。同十六岁以下无责任之主义。诚世界中最进步之说也”。沈家本在理由之后又提出了注意事项“因其情节而命以感化教育。盖以未满十六岁者，虽有触罪行为，不应置诸监狱，而应置诸特别之学校。至感化场规则，当另行纂定。不在刑律之内。所谓情节者，非指罪状轻重而言，乃指无父兄或有父兄而不知施教育者。感化教育者，国家代其父兄而施以德育是也。”[16]宪政编查馆认为刑事责任年龄十五岁太宽，主张改为十二岁。最后由皇帝钦定为十二岁，但同时在第50条宥减中加上未满十六岁人得减本刑一等或二等。[17]
沈家本把惩治教育视为《钦定大清刑律》的重大变化之一，特别看重。“犯罪之有无责任，俱以年龄为衡。各国刑事丁年自十四迄二十二不等，各随其习俗而定。中国幼年犯罪，向分七岁、十岁、十五岁为三等，则刑事丁年为十六岁以上可知。夫刑罚为最后之制裁，丁年以内乃教育之主体，非刑法之主体。如因犯罪而拘置于监狱，薰染囚人恶习，将来矫正匪易，如责付家族，恐生性桀骜，有非父兄所能教育，且有家本贫窭无力教育者，则惩治教育为不可缓也。按惩治教育始行之于德国，管理之法略同监狱，实参以公同学校之名义，一名强迫教育，各国仿之，而英尤励行不怠，颇著成绩。兹拟采用其法，通饬各直省设立惩治场，凡幼年犯罪，改为惩治处分拘置场中，视情节之重轻，定年跟之长短，以冀渐收感化之效，明刑弼教，盖不外是矣。”[18]
第四，对精神病人、喑哑人行为的特别规定。
关于精神病人行为，《钦定大清刑律》第12条规定：“精神病人之行为，不为罪；但因其情节得施以监禁处分。前项之规定，于酗酒或精神病间断时之行为，不适用之。”草案案语说明了立法理由：“本条系规定痴与疯狂等精神病人，虽有触罪行为全无责任。精神病人之行为非其人行为，乃疾病之作为，故不应加刑，而应投以药石。若于必要之时，可命以监禁。各国之规定皆与本条同。”[19]
关于喑哑人的行为，《钦定大清刑律》第50条规定得减本刑一等或二等处罚。沈家本认为“聋哑精神不完备者不能与普通之犯罪者同论，故酌量情节减轻本刑一等或二等。聋哑有生而聋哑者，有因疾病或受伤而聋哑者。生而聋哑乃自来痼疾，不能承受教育，能力薄弱，故各国等诸幼年之列。若因疾病或受伤而聋哑者，不过肢体不具，其精神、知识与普通无异，则不能适用此例。即有可原情形，自有宥恕之例在也。”[20]
第五，对老者的宥减规定。
《钦定大清刑律》第50条规定满八十岁人犯罪者，得减本刑一等或二等。沈家本解释说：“八十岁以上精神渐昏眊自不能与普通之犯罪者同论，故酌量情节减轻本刑一等或二等。”[21]
二、犯罪论
（一）未遂犯
“旧派与新派之争在未遂论方面的分歧至为明显，可以认为，客观未遂论与主观未遂论是两派争论的缩影。”[22]旧派注重犯罪行为所产生的法益侵害。法益之侵害为犯罪行为之本质，刑法的目的是保护法益。因此，犯罪行为仅于既遂时，才有处罚之必要。对于重大犯罪，为防止犯罪的发生，也可就犯罪人的危险性给予处罚。如果仅存犯罪的意思，没有发生法益侵害的客观危险性，也不能作为未遂犯予以处罚。对于未遂犯“理应采取较既遂为轻的处罚。”[23]新派认为，未遂犯的处罚根据在于显示出犯罪人的性格危险性的、与法相敌对的犯罪意思。如果某种行为已将这种犯罪意思表现在外部，则未遂犯的意思与既遂犯的意思没有差异。行为的既遂及其结果，并非重要，犯罪意图的显示就是犯罪本质的表现，因此，未遂与既遂本质上相同，两者均应同等予以处罚。虽可根据情节采取较既遂为轻的处罚，但不是必须如此。《钦定大清刑律》第17条规定：“犯罪已着手，而因意外之障碍不遂者，为未遂犯。其不能生犯罪之结果者，亦同。……未遂罪之刑，得减既遂罪之刑一等或二等”。此条关于未遂犯的规定，以肯定未遂犯罪受罚为前提，对其刑罚的适用是较既遂罪之刑“得减”一等或二等。“得减”不是“必减”，也不是“应减”，而是“可以减”。不难看出，《钦定大清刑律》关于未遂罪的规定，明显地倾向新派理论。关于这一点，沈家本先生在立法案语中有详细说明：“现行律所载，有谋杀已行未伤及伤而未死，强、窃盗未得财，强奸未成 等，皆属未遂罪之规定，惟散见各门，并不到诸名例。隋唐以降，后先一轨。然此固不应仅属二三种犯罪，实 系通乎全体之规则，本案故列于总则之中。欧美各国及日本之法殆莫不然也。未遂罪者照原则皆在应罚之列。……未遂罪致罪之主义有二：一，未生既遂之结果，损益尚属轻微，于法律必减轻一等或二等；一，犯人因遭意外障碍乃至不得遂而止，其危害社会与既遂犯无异，故刑不必减。惟各按其情节亦或可以减轻。此二主义，前者谓之客观主义，后者谓之主观主义。客观主义已属陈腐，为世所非，近时学说及立法例大都偏于主观主义。本案亦即采此主义。”[24]
（二）不能犯
行为人依犯罪之意思而实行一定之行为，在客体与行为性质上，从一开始就不能实现犯罪之结果者，称为不能犯，也称不能未遂。旧派学说认为，不能犯的行为未侵害法益，也未对法益构成威胁，这种既不能发生犯罪结果又无危害性的行为，没有处罚的必要。新派认为，行为人的犯罪意思已于外部明显表现出来，其性格的危险性暴露无遗，对不能犯进行惩罚，实属当然。《钦定大清刑律》采纳新派学说，把不能犯视同未遂犯，同样规定在第17条中。沈家本解释说：“未遂罪者，即分则所定之犯罪行为着手而未完结，或已完结而未生既遂之结果者是也。……第一项后半，在于不能生结果之情形者。如用少量之毒物，不致于死，及探囊而未得财物之类。在学术上谓之不能犯，其为罪与否颇属疑问，学者之所争论而未决之问题也。然此实应与一般未遂罪同论，故特设此规定。”[25]
（三）共犯
C. 刑法学论文题目有哪些
刑法学毕业论文题目：
1. 论犯罪的基本特征和本质特征
2. 我国犯罪成立理论的体系性特点及其缺陷
3. 论犯罪成立要件与犯罪构成要件的异同
4. 犯罪本质特征新说
5. “犯罪客体不要说”之检讨——从比较法的视角考察
6. 关于犯罪客体的若干问题思考
7. 论法益侵害说与规范违反说之争
8. 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的关系的新解读
9. 论刑法中的人身危险性 10. 试论不法侵害的认定
11. 现代刑法中报复主义残迹的清算
12. 我国法治视野下刑罚目的的理性选择
13. 报应主义与目的主义之对峙及调和
14. 论刑法中危害结果的概念
15. 论刑法中的行为对象
16. 试析刑法中行为对象与犯罪对象
17. 刑法中的因果关系和客观归责论
18. 论犯罪构成的情节要求
19. 关于刑法情节显著轻微规定的思考
20. 我国刑法中犯罪概念的定量因素
21. 我国刑法第13条但书研究
22. 论定罪情节与情节犯
23. 刑事政策视野中的情节犯研究
24. 量刑情节适用的若干问题研究
25. 论刑法适用中的隐性不平等：以刘海洋案为视角的考察
26. 罪刑法定原则与刑事司法
27. 罪行法定原则下的刑法解释及其发展趋势
28. 罪刑法定原则在实践中的得与失
29. 罪刑法定原则与社会危害性的冲突
30. 善待罪刑法定原则
31. 罪刑法定与自由裁量权
32. 犯罪“故意”的学理分析
33. 从主观要件中对“明知”的认定问题的探讨
34. 明知必然发生能否放任?
35. 违法性认识在我国犯罪成立中的地位
36. 违法性认识在故意犯罪中的地位
37. 复合罪过形式理论之合理性质疑
38. 判断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时不应考虑主观要素
39. 论刑法适用解释
40. 司法解释之刑法谦抑性的背离
41. 狭义刑法解释若干问题探析
42. 刑事政策在刑法有权解释中的功能
43. 中国刑法司法解释体制演进过程之检视与反思
44. 论司法解释的法律监督
45. 我国刑法立法解释性质问题初探
46. 刑法有权解释主体辨析
47. 间接故意犯罪的中止
48. 犯罪中止若干问题思考
49. 论犯罪预备行为的处罚范围
50. 论我国刑法中犯罪未遂立法的缺失、成因及其完善
51. 结果加重犯基本理论研究
52. 结果加重犯刑事责任根据及其合理性问题探讨
53. 论我国刑法中共同犯罪人分类的完善
54. 共犯的停止形态研究
55. 共同正犯的若干问题研究
56. 实行过限问题研究
57. 共谋共同正犯问题研究
58. 片面共犯若干问题思考
59. 过失共同犯罪若干问题思考
60. 共同过失与共同犯罪
61. 过失犯的构成要件构造及其适用
62. 激情犯基本理论研究
63. 过失危险犯基本问题研究
64. 中国刑法上的新类型危险犯
65. 论危险犯的危险状态
66. 危险犯犯罪形态研究
67. 刑法中的危险及其判断：从未遂犯和不能犯的区别出发
68. 数额犯中“数额”概念的展开
69. 犯罪数额研究
70. 不纯正数额犯略论
71. 单位犯罪若干问题研究
72. 关于“单位累犯”问题的思考
73. 单位犯罪自首制度初探
74. 论单位犯罪停止形态
75. 论单位犯罪主体消亡后刑事责任之承担
76. 试论单位犯罪的主体结构——“新复合主体论”之提倡
77. 论单位实施自然人犯罪的刑事责任
78. 单位共同犯罪的几个疑难问题探究
79. 关于被害人承诺的若干问题思考
80. 事后承诺与阻却犯罪成立
81. 被害人的宽恕与死刑适用
82. 被害人承诺成立要件比较研究
83. 建立“受害人谅解”相关制度的设想
84. 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及其在我国的制度构想
85. 试论刑法中的被害者过错制度
86. 被害人有过错的故意杀人罪的死刑裁量研究
87. 试析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立法之不足
88. 对弱势群体中犯罪现象的观察与思考
89. “亲亲相隐”刑事立法化之提倡
90. “不认为是犯罪”司法适用中的几个问题
91. 对不能犯处罚的理论基础及现实意义
92. 论未遂犯的处罚范围
93. 《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若干问题思考
94. 论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立法的若干规定
95. 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及其制裁的新理念
96. 青少年违法犯罪原因浅析
97. 完善对未成年人保护的刑事司法制度
98. 将未成年人责任规则扩大适用于青年人
99. 身份犯研究
100. 共同犯罪与构成身份新论
101. 论胁从犯不是法定的独立共犯人
102. 吸收犯之生存空间论
103. 论想象竟合犯——兼与法条竟合犯相区别
104. 再论牵连犯
105. 我国刑法溯及力若干问题研究
106. 完善我国刑法空间效力立法的思考
107.我国刑法属人管辖权存在的缺陷和立法完善：兼论海外华侨的刑法保护
108. 浅析刑法条文中涉及的暴力犯罪
109. 刑法上的不作为研究
110. 不作为犯罪的行为性
111."重大"道德义务应当成为不作为犯罪作为义务的来源
112. “见死不救”行为定性的法律分析
113. 刑法因果关系研究——兼评不作为犯的因果关系
114. 论不作为犯罪中的先行行为
115. 先行行为可以为犯罪行为
116. 法益状态说——作为犯与不作为犯的区别标准新探
117. 论作为犯罪客体的法益及其理论问题
118. 针对网络犯罪之认定探讨——兼评刑罚相应立法的完善
119.网络中虚拟财产的法律性质及其刑法保护
120. 计算机犯罪之犯罪客体再研讨
121. 论我国网络犯罪的界定：兼论我国网络犯罪的立法现状
122. 论计算机网络犯罪
123. 试论网络共同犯罪
124. 关于网络空间中刑事管辖权的思考
125. 论“黑哨”的立法定性
126. 我国刑法中无限防卫权的再思考
127. 我国刑法未设立无限防卫：对新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的定性
128. 论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的界限
129. 论“假想防卫”
130.业务过失犯罪研究
131.依命令之职务行为正当化研究
132.论家庭暴力中的正当防卫
133. 刑法竞合论 死罪、死刑与期待可能性
134. 论死刑的具体适用——兼对新旧刑法中的死刑适用作一比较
135. 论死刑罪名与死刑限制
136. 试论死刑适用应设年龄上限的合理性
137. 死刑不引渡原则探讨——以中国的有关立法与实务为主要视角
138. 关于社区矫正若干问题的思考
139. 行刑社会化及其理论基础探讨
140.试论非监禁刑及其执行体制的改革
141.保安处分的理论与实践
142.保安处分在防治未成年人犯罪中的运用
143.大陆、台湾刑法中保安处分制度比较
144.大陆与台湾刑事责任年龄之比较
145.教唆犯罪的理论与实践
146.论未遂的教唆的可罚性
147.陷害教唆若干问题研究
148.间接正犯研究
149.论转化犯
150.我国刑法中的转化犯及其价值趋向
151.转化犯与结果加重犯——兼论刑讯逼供的立法完善
152.犯罪集团首要分子的刑事责任
153.原因自由行为理论的困境与诠释
154.期待可能性事由在刑法规范中的具体适用
155.认识可能性与期待可能性
156.特别自首若干问题思考
157.对“以自首论”的理解和适用
158.余罪自首成立要件解析
159.单位累犯、数罪累犯及未成年人累犯问题
160.论量刑中减轻处罚和免除处罚的适用
161. 论剥夺政治权利刑内容的改革
162. 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执行期间重新犯罪如何处罚
163.减刑制度的理论与实践
164.我国假释制度的理论与实践
165. 论我国的缓刑制度及其立法完善
166. 论累犯制度的立法完善
167. 论我国短期自由刑的改进
168. 浅议我国刑法中的财产刑
169. 刑法中没收财物之分类研究
170.论赦免的刑事政策意义
171.论死刑缓期执行变更为死刑立即执行若干问题探讨
172.论数罪并罚的根据：兼论我国数罪并罚制度的缺陷及其完善
173.论酌定从轻情节
174.刑法中关于保护国有资产的立法不足与完善 175.惯犯问题研究
176. 初犯的刑法学界定 177.论刑法中的严格责任
178. 紧急避险限度条件的追问—兼论为保全自己生命而牺牲他人生命的行为 179. 浅析避险过当中的几个问题 180.论对向犯
181. 《刑法修正案(五)》的立法缺陷及理解 182. 《刑法修正案（六）草案》评析 183. 刑罚与损害赔偿之关系新探 184.论事实错误案件的归责原则 185.重复评价禁止与想象竞合犯 186.论未遂犯与不能犯之区别 187.自救行为论
188.过失实行行为研究
189.试论诱惑侦查在我国的法律规制
190. 论刑法中的被胁迫行为
191. 论刑法中的威胁行为
192. 沉默权的立法思考
193. 醉酒人的刑事责任
194. 关于刑法第17条第2款的思考
195. 以“严打”为视角审视刑事政策的趋势
196. 有关安乐死的立法问题的几点思考
197.事实上的非犯罪化与期待可能性——对安乐死出罪处理的路径及其法理解
读
198. 浅谈刑讯逼供产生的原因及现实对策
199. “严而不厉：为刑法修订设计政策思想 200. 女性犯罪原因及预防
D. 如何更好地学习领会刑法修正案（八）
修订背景
刑法不是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的万能良药，19世纪意大利著名刑法学者菲利就说过：如果你能将一个老盗窃犯改造成一个诚实的人，你就可以将一条老狐狸变成一条家犬了。但没有刑法是万万不能的，根据不同时代、不同社会的现实情况，世界上各个国家不断地对刑法进行制定、修改、废止。我国1997年第八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全面修订了刑法。此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又根据惩治犯罪的需要，先后通过了一个决定和七个刑法修正案，对刑法作出修改、补充。一些全国人大代表、社会有关方面提出，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又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和问题，需要对刑法的有关规定作出修改。同时，中央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意见也要求进一步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刑法作出必要的调整和修改。
2011年2月25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从整体上讲，本次刑法修订是历次修订动作最大的，共50条，2011年5月1日起生效。
修订内容解读
下面分四个部分对本次修正进行解读，以便大家从更宏观的角度来把握修正案八的立法精神。
一、关于调整刑罚结构
这次刑法修改的重点是，完善死刑法律规定，适当减少死刑罪名，调整死刑与无期徒刑、有期徒刑之间的结构关系。
我国的刑罚在实际执行中存在死刑偏重、生刑偏轻等问题，需要适当调整。一是，刑法规定的死刑罪名较多，共68个，从司法实践看，有些罪名较少适用或基本未适用过，可以适当减少。二是，根据我国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实际，适当取消一些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不会给我国社会稳定大局和治安形势带来负面影响。三是，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犯罪分子，实际执行的期限较短，对一些罪行严重的犯罪分子，难以起到惩戒作用，应当严格限制减刑。据此，对刑法作以下调整：
1.适当减少死刑罪名
取消近年来较少适用或基本未适用过的13个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具体是：走私文物罪，走私贵重金属罪，走私珍贵动物、珍贵动物制品罪，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票据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伪造、出售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盗窃罪，传授犯罪方法罪，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盗掘古人类化石、古脊椎动物化石罪。以上拟取消的13个死刑罪名，占死刑罪名总数的19.1%。
2.限制对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犯罪分子的减刑
刑法第50条规定，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没有故意犯罪，二年期满以后，减为无期徒刑；如果确有重大立功表现，二年期满以后，减为十五年以上二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根据刑法罪刑相适应的原则，应当严格限制对某些判处死缓的罪行严重的罪犯的减刑，延长其实际服刑期。据此，对上述规定作出修改，将其中“十五年以上二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减刑幅度修改限定为“二年期满以后，减为二十五年有期徒刑”。对其中累犯以及因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犯罪分子，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对其限制减刑。（修正案第4条）
3.完善假释规定，加强对被假释犯罪分子的监督管理
刑法第81条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执行原判刑期二分之一以上，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实际执行十年以上，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假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假释。如果有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可以不受上述执行刑期的限制。
对累犯以及因杀人、爆炸、抢劫、强奸、绑架等暴力性犯罪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不得假释。
修正案提高了被判处无期徒刑犯罪分子的假释门槛，改为，“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执行原判刑期二分之一以上，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实际执行十三年以上，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没有再犯罪的危险的，可以假释。如果有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可以不受上述执行刑期的限制。”还完善了假释适用的条件，“对犯罪分子决定假释时，应当考虑其假释后对所居住社区的影响。”
4.适当延长有期徒刑数罪并罚的刑期
根据刑法第69条的规定，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需要并罚的，并罚后有期徒刑最高不能超过二十年。上述规定总体上是适当的，但实践中有一些犯罪分子一人犯有较多罪行，被判处有期徒刑的总和刑期较高，例如，一个人实施了盗窃、诈骗行为之后没有被发现，他意犹未尽，还在光天化日之下抢劫银行，于是被捕后，经过审判，盗窃罪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诈骗罪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因抢劫罪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总和刑期高达45年，如果只判处最高二十年有期徒刑，难以体现罪刑相适应的刑法原则，应当适当提高这种情况下数罪并罚时有期徒刑的上限。把69条修改为：“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的，除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的以外，应当在总和刑期以下、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酌情决定执行的刑期，但是管制最高不能超过三年，拘役最高不能超过一年，有期徒刑总和刑期不满三十五年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年，总和刑期在三十五年以上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五年。”
二、完善惩处黑社会性质组织等犯罪的法律规定
1.完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法律规定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为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障人民利益，有必要进一步加大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惩处，对刑法作以下修改：
第一，明确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特征，加大惩处力度。
刑法第249条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作了规定。200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第一款的解释》，对“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的特征作了明确界定，为打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提供了法律依据。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解释的内容纳入该条，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特征在法律上作出明确规定；同时，增加规定财产刑，对这类犯罪除处以自由刑外，还可以并处罚金、没收财产。将刑法第294条修改为：“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积极参加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其他参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可以并处罚金。
境外的黑社会组织的人员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发展组织成员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包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或者纵容黑社会性质的组织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犯前三款罪又有其他犯罪行为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
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应当同时具备以下特征：
（一）形成较稳定的犯罪组织，人数较多，有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
（二）有组织地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以支持该组织的活动；
（三）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多次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
（四）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包庇或者纵容，称霸一方，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响，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
第二，调整敲诈勒索罪的入罪门槛，完善法定刑。
刑法第274条规定，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敲诈勒索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经常采取的犯罪形式，将敲诈勒索罪的构成条件由“数额较大”修改为“数额较大或者多次敲诈勒索”；将敲诈勒索罪的法定最高刑由十年有期徒刑提高到十五年有期徒刑；并增加罚金刑。将刑法第274条修改为：“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敲诈勒索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第三，完善强迫交易罪的规定，加大惩处力度。
刑法第226条规定了强迫交易罪。以暴力或者暴力威胁等手段非法攫取经济利益，是当前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一种重要犯罪形式，严重侵害公民合法权益，破坏经济社会秩序。对该条规定作出修改：一是将以暴力、威胁手段强迫他人参与或者退出投标、拍卖，强迫他人转让或者收购公司、企业的股份、债券或者其他资产，强迫他人进入、退出特定的经营领域行为具体列举增加规定为犯罪。二是将法定最高刑由三年有期徒刑提高到七年有期徒刑。将刑法第226条修改为：“以暴力、威胁手段，实施下列行为之一，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一）强买强卖商品的；
（二）强迫他人提供或者接受服务的；
（三）强迫他人参与或者退出投标、拍卖的；
（四）强迫他人转让或者收购公司、企业的股份、债券或者其他资产的；
（五）强迫他人参与或者退出特定的经营活动的。”
第四，完善寻衅滋事罪的规定，从严惩处首要分子。
刑法第293条规定了寻衅滋事罪，规定处以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由于现实生活中一些犯罪分子时常纠集他人，横行乡里，严重扰乱社会治安秩序，扰乱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由于这类滋扰群众行为的个案难以构成重罪，即使被追究刑事责任，也关不了多长时间，抓了放，放了抓，社会不得安宁，群众没有安全感。据此，在该条中增加规定：纠集他人多次实施寻衅滋事行为，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并处罚金。将刑法第293条修改为：“有下列寻衅滋事行为之一，破坏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一）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
（二）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的；
（三）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的；
（四）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
纠集他人多次实施前款行为，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并处罚金。”
2.扩大特殊累犯的范围，加大对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惩处力度
刑法第66条规定，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分子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任何时候再犯危害国家安全罪的，都以累犯论处。规定对实施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犯罪分子，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任何时候再犯的，也都以累犯论处。
修改刑法第153条关于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的犯罪构成条件，将一年内曾因走私被给予二次行政处罚后又走私的“蚂蚁搬家”式的走私行为规定为犯罪。（修正案第27条）
增加规定虚开普通发票和持有伪造的发票的犯罪，以进一步维护经济秩序。（刑法修正案第33条、第35条）
修改刑法第343条非法采矿罪的犯罪构成条件，增强该罪的可操作性，以进一步加大对矿产资源的保护。（修正案第47条）
三、完善从宽处理的法律制度，规范非监禁刑的适用
根据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从严惩处严重犯罪的同时，应当进一步完善刑法中从宽处理的法律规定，以更好地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刑法的文明和人道主义，促进社会和谐。对刑法作以下调整：
1．完善对未成年人和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理的规定
对未成年人犯罪予以从宽处理，刑法中已有规定。对老年人犯罪予以从宽处理，刑法虽未明确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一般也有体现。对刑法作出补充：一是，对犯罪时不满十八周岁的人不作为累犯。二是，对不满十八周岁的人和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犯罪，只要符合缓刑条件的，应当予以缓刑。三是，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故意犯罪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过失犯罪的，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四是，对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但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死亡的除外。五是，对未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免除其前科报告义务。（修正案第6条、第11条、第1条、第3条、第19条）
2．进一步明确缓刑适用的条件
刑法第72条规定，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宣告缓刑。各方面认为，应当进一步明确缓刑适用条件，以利于操作。据此，建议对刑法第七十二条作出修改：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人民法院认为犯罪分子没有再犯罪的危险，对其缓刑后能够进行有效监督的，可以宣告缓刑。同时，对刑法第七十四条补充修改为，对累犯和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不得适用缓刑。（修正案第11条、第12条）
3．完善管制刑及缓刑、假释的执行方式
管制是限制人身自由但不予关押的刑罚。需要根据新的情况，对管制的执行方式适时调整，有针对性地对被判处管制的犯罪分子进行必要的行为管束，以适应对其改造和预防再犯罪的需要。据此，在刑法第38条中增加一款作为第2款：“判处管制，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同时禁止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从事特定活动，进入特定区域、场所，接触特定的人。”（修正案第2条）
同时，针对实践中对管制、缓刑、假释的监管不力情况，在刑法中规定，对管制、缓刑、假释等犯罪分子实行社区矫正。（修正案第2条、第13条、第14条、第17条）
4．进一步落实坦白从宽的刑事政策
刑法第67条规定，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为进一步落实坦白从宽的刑事政策，在刑法第67条中增加一款作为第3款：“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修正案第8条）
四、加强对民生的保护，增加一些新的犯罪规定，加大惩处力度
近年来，一些全国人大代表多次提出议案、建议，要求对一些严重损害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行为，加大惩处力度。因此对刑法作以下修改补充：
1．对一些社会危害严重，人民群众反响强烈，原来由行政管理手段或者民事手段调整的违法行为，规定为犯罪。主要是醉酒驾车、飙车等危险驾驶的犯罪，不支付劳动报酬的犯罪，非法买卖人体器官的犯罪等。（修正案第22条、第41条、第37条）
2．加大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和对某些犯罪的惩处力度。针对当前出现的新的情况，并与我国已加入的国际公约的要求相衔接，修改刑法第244条规定的强迫劳动罪，将法定最高刑由三年有期徒刑提高到十年，将为强迫劳动的个人或者单位招募、运送人员的行为规定为犯罪；修改刑法第358条，明确规定为组织卖淫的人招募、运送人员的，按照协助组织卖淫罪追究刑事责任。（修正案第38条、第48条）
3．为加强刑法对广大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保护，修改刑法第141条生产、销售假药罪，（将刑法第141条第1款修改为：“生产、销售假药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致人死亡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第143条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罪（将刑法第143条修改为：“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第144条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第338条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法律规定，调整上述犯罪的构成条件，降低入罪门槛，增强可操作性，并对相关人员进行责任追究。（修正案第23条、第24条、第25条、第46条、第49条）
4．修正案还对危害国家安全的有关犯罪，降低了叛逃罪的入罪门槛。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履行公务期间，擅离岗位，叛逃境外或者在境外叛逃的，就构成叛逃罪，不再要求同时具有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
5．对盗窃罪的规定等作了修改或者补充（第39条）。主要是废除了法定最高刑死刑，删除了原有的两种法定最高刑情节。
E. 现代社会的刑事司法理念是什么
现代刑事司法理念是人类法治文明的共同成果，是被中外长期司法实践证明了的司法活动必须遵循的一系列理性观念。它的内涵十分丰富，独立、平等、中立、透明、公正、高效、文明等都是其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本文侧重于仅就公正与效率、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实体法与程序法并重，文明司法以及刑罚轻刑化等现代刑事司法理念的科学内涵进行阐述，并就如何进一步树立和贯彻这些理念进行理性思考。
一、公正与效率的理念———“现代刑事司法的永恒主题”
“公正与效率”意味着司法不仅要追求公正，而且要追求有效率的公正；诉讼不仅要讲求公正，而且要讲究效率。它反映了司法的本质及特征，是现代刑事司法理念的核心内容。只有正确把握二者的关系，才能更好地实践这一永恒主题。
1.公正与效率理念是一个法制化的命题。“公正”是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概念。其古老在于它是哲学、政治学和法学的一个永恒命题；其常新在于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文化圈对其有不同的理解。其概念既有历史内涵又有现实意义，可谓见仁见智。正如美国法学家博登海默所言：“正义具有着一张普洛透斯似的脸，变幻无常、随时可呈不同之形状，并具极不相同的面貌。”①而司法公正主要指司法机关适用法律、解决纷争的公正。它是“司法权运作过程中各种因素达到的理想状态，它包括与司法权运作有关的各种因素，从主体到客体，从内容到形式，从实体到程序，从静态到动态，均达到合理而有序的状态。”②
“效率”的概念也如此，被经济学、社会学和法学等广泛应用而又赋予不同的内涵。它既有时间和速度的内涵，又有成本和效果的内涵。而司法效率是指通过充分、合理运用司法资源，降低司法成本，以最小的司法成本获得最大的成果。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观念的更新，司法领域已逐渐认识到法院讲的公正与社会上及传统观念中的公正内涵是不同的。法院讲的公正就是“司法的公正”，这个公正是由法律来规范和调整的，是以法律真实为标准的，是以证据裁判为原则的，是以法律事实为依据的。而一般道德观念意义上的公正则不同，如通常说的“杀人偿命”就是一般道德观念上的公正。但是就司法公正而言，当杀人这一事实进入诉讼程序以后，还要看案件事实，看犯罪情节，纯看定案的证据等等，总之要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因此，不能认为，法院对杀人者不判处死刑就是司法不公；相反，法院对有法定从轻情节或证据有问题的杀人者不判处死刑则恰恰体现了司法公正。可见，我们讲的司法公正与德观观念中的公正有时也会存在很大的反差。因此，从事刑事审判的法官要树立现代刑事司法理念，首先必须把什么是司法公正这一问题搞清楚，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司法公正。
2.公正与效率理念是一个科学化的命题。公正与效率理念的科学性在于它反映了法院工作的特殊性和规律性，即法院必须奉行被动性，遵循“不告不理”原则，法院不能主动要求当事人来打官司，更不能“无案找案”甚至“无案造案”；同时，司法审判还奉行中立性原则，法院和法官相对诉讼双方，应该不偏不倚。
3.正确把握公正与效率的辩证关系。公正是法律的首要价值。刑事审判必须做到准确及时地查明案件事实，正确应用法律，严格执行罪行法定、罪行相适应及无罪推定等原则，做到定罪准确，量刑适当，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也就是首先应当确保公正。效率理念则要求以最小的司法投入获得最大的司法效果，以最短的诉讼时间实现诉讼目的。公正与效率是辩证统一的。没有公正，效率没有任何意义；没有效率，公正的价值也会大打折扣，因为“迟来的正义非正义”、“正义被耽搁等于正义被剥夺”。由于刑事审判涉及可能剥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财产权利甚至生命，因此在刑事审判中，公正是第一位的，效率是第二位的。公正是诉讼的灵魂和生命。古人云：“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相对于公正而言，效率只是“鱼”而不是“熊掌”，故决不能用通过牺牲公正的方法来提高效率。所以效率应当绝对服从并服务于公正。如果只是片面地追求效率，案件的质量就很有可能得不到保证，最终还要花费一定的时间和司法资源进行纠错，这不仅有损公正，而且效率价值本身也得不到实现。所以，“只有公正的司法才是最有效率。而不公的裁判甚至枉法的裁判不仅不能及时解决冲突和纠纷，而且会诱发社会的情绪和行为，导致社会的无序和混乱状态的加剧。因此它是最没有效率的”。③
同时，在保证公正的前提下，必须强化效率意识，尽可能地提高审判效率。在新世纪之初，最高人民法院着重提出司法效率问题是具有时代特征的，也是符合世界潮流的。之所以说它具有时代特征是因为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信息时代，讲究高效率，人们追求的是高效率的司法；之所以说它符合世界潮流，是因为世界各国司法改革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提高司法效率。因为面临大量的诉讼案件，提高效率是社会的需求。所以，不讲效率的司法不是公正的司法。
公正与效率是不可分割的。没有公正，效率就失去意义；没有效率，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公正。二者必须协调发展，单纯追求任何一方面都是片面的，都是对整个司法价值的损害。
二、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理念———“有罪则判，无罪放人”
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同是刑事诉讼的基本目的，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人民法院在刑事诉讼中，不仅要依法惩治犯罪，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维护社会正常秩序，而且要依法保障人权，尊重和保障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全国人大已经批准我国加入《国际人权最低保障公约》，“尊重和保障人权”也已载入宪法。随着依法治国进程的加快，我们必须强化人权保障意识。我们树立这一理念，就是一要坚持“有罪则判，无罪放人”的原则；二要充分保障被告人依法行使诉讼权利；三要做到严格执行审限，防止“两超”案件发生。
1.树立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理念必须坚持“有罪则判，无罪放人”原则。“有罪则判，无罪放人”是现代刑事司法理念的核心。即法院对于刑事案件经过审理后，若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依照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依法作出有罪判决；依照法律认定被告人无罪的，应当依法作出无罪判决；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以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
2.树立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理念必须充分保障被告人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特别是应充分保障被告人依法行使申请回避、辩护、举证、最后陈述、上诉等各项诉讼权利，在整个审判活动中真正体现依法保障人权。为充分体现依法保障人权，两高两部制定了《关于刑事诉讼法律援助工作的规定》，其实质就是通过法律援助的形式进一步落实辩护制度，强化人权保障意识，促进司法公正。
3.树立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理念必须严格执行审理期限，严防“两超”案件发生。人民法院依法惩罚犯罪，必须在法定时限内审结案件，才能确保刑罚产生预期的打击和威慑作用；同时，对于在法定时限内，没有足够的证据指控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犯罪的，必须依法终止诉讼程序，宣告被告人无罪。这是法律保障被告人人权的具体措施，也是人民法院严格依法办案的必然要求。严禁随意延长羁押期限或者变相超期羁押被告人。
贯彻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理念，必须切实解决超审限和超期羁押问题。造成“两超”案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思想上不重视的原因，有审限意识淡薄的原因，有防范机制不全的原因，但笔者认为立法上的不足也是造成“两超”现象的重要原因：一是我国刑诉法规定的审限非常短，一般案件的审限仅一个半月。若扣除双休日，一般案件的实际工作日仅有23天；二是审判期限与羁押期限相联系，因此在审限内不能审结案件也就自然对被告人造成了超期羁押；三是无论案件的繁简，都实行一样的审限，很不科学。上述因素造成的后果就是表面上看起来法院老是违法，总是出现超审限和超期羁押问题。但深究原因，与立法不完善息息相关。为此，笔者建议在修改刑诉法时应从立法层面对此加以解决：一是延长审理期限。纵观世界各国，英美法系的国家没有审判期限，办理一个案件法官需要多长时间就可以用多长时间；大陆法系国家虽有审判期限，但它比我国的审限要长得多。因此，我国的刑事审判期限应该有所延长。二是建立除依法可能判处无期徒刑以上的犯罪嫌疑人外，以保释为主、羁押为辅的强制措施制度。三是将审理期限与羁押期限相分离，并根据繁简分流的原则改革、完善审限制度。四是建立刑事预审程序，严格案件交付审判的条件。当然，在刑诉法没有修改之前，解决的办法就是进行繁简分流，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进一步深化普通程序简化审，进而达到提高效率的目的。
三、实体法与程序法并重的理念———“过程和结果同样重要”
人民法院审判刑事案件，不仅要严格依照刑法的规定，而且要严格执行刑诉法的规定，这是公正司法的起码要求。司法公正不仅包括实体公正，而且包括程序公正。西方有句古老的格言，即“正义不仅应当得到实现，而且应当以人们能够看得见的方式得到实现”。刑事实体公正表现为有罪必罚，无罪不罚，罪刑相适，罚当其罪。而程序公正则表现为诉讼程序本身的正当性、合法性。我国传统刑事诉讼观念将程序仅仅视为实现实体公正的手段和工具，其自身的价值长期受到漠视。实际上，程序公正是现代法治首要的和最基本的理念，程序不仅仅是实现实体公正的手段和保障，而且还具有自身独有的价值内涵，它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实现正义。马克思曾对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关系作过精辟论述，指出：“审判程序和法二者的关系如此密切，就象植物的外形和植物的联系，动物的外形和血肉的联系一样。审判程序和法律就该具有同样的精神，因为审判程序只是法律的生命形式，因而也是法律内部生命的表现。”④这一论述非常清楚地说明，刑诉法和刑法之间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也说明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是方法和任务的统一。
从一定意义上讲，刑事程序法律的精神就在于在惩罚犯罪的过程中突出注重人权保障。从目前的现状看，由于我国还没有建立完整的刑事诉讼证据规则，因此，“二五改革纲要”提出要制定刑事证据规则，依法排除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获得的言辞证据，强化证人、鉴定人出庭，进一步落实保障人权和无罪推定原则。因此，我们要加强对建立和完善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探索和研究。
四、独立审判和居中裁判的理念———“不唯书不唯上只唯法”
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是宪法规定的一项重要司法原则，既是司法公正的必要保障，又是人民法院的法律职责。人民法院审理刑事案件，必须站在中立的立场，强化中立裁判意识，既重视控方的意见，又重视辩方的意见，保持不偏不倚，平等地对待控辩双方，居中裁判，才能充分体现公平和正义。为保证独立审判和居中裁判，对具体案件不能搞公、检、法“联合办案”，因为这不符合司法审判的中立性原则，也不利于公正司法；法院也不能搞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提前介入。
五、文明司法的理念———“形象公正同样重要”
刑事司法文明是法治文明的组成部分，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刑事司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因此，刑事审判法官应当牢固树立文明司法的理念，无论是开庭审判、调查取证还是宣判、执行都要注意文明司法，在做到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的同时，要做到形象公正。由于刑事被告人具有特殊的诉讼角色和社会身份，法官在语言、表情上表现出来的先入为主的情绪，都有可能给人以不公正的感觉，影响裁判的权威性和公信度。因此要把形象公正作为转变审判作风、展示文明形象的重要内容，采取切实措施抓出实效。
要做到形象公正，要做到文明司法，首先在程序上必须公正，做到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审判案件，做到依法保障人权和居中裁判。其次，就是要坚决摈弃和杜绝司法活动中不文明的做法。过去，有的地方通过捆绑、游街等形式，来营造“严打”声势，展示“严打”的威力，其做法已不适应历史进步和法治文明的要求，应当坚决摈弃和杜绝。集中统一宣判、集中统一执行死刑等不文明做法，也要坚决废止。
六、树立正确的刑罚理念———“宽严相济，罚当其罪”
如何正确适用刑罚不仅是个严肃执法的问题，也是一个刑罚如何发挥作用的问题。为此，必须树立正确的刑罚指导思想和科学进步的刑罚观，树立正确的刑罚价值取向。
1、树立正确的刑罚观必须高度重视量刑问题。长期以来，重定罪轻量刑的现象比较普遍。有人认为刑事案件只要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程序合法，在法定刑幅度内轻一点、重一点没关系，特别是在“严打”中，认为重是方法问题，轻是立场问题，不论对象，一律从重判处，没有做到罚当其罪，这是错误的。量刑是适用法律的重要方面，同样关系到案件的公正与否，量刑失当，该重而轻，该轻而重，或者同一类案件在不同地区量刑结果出现较大差异，甚至同一法院对同一类案件作出差异较大的判决，都会削弱和降低刑罚的适用效果及功能。只有严格贯彻罪刑相适应原则，准确量刑，才能充分发挥刑罚的效能，实现刑罚的目的。
2、树立正确的刑罚理念就是要逐步走轻刑化的道路。意大利著名刑法学家贝卡里亚曾指出的：“历史上任何最新的酷刑都从未使决心侵犯社会的人回心转意。”⑤一种正确的刑罚，它的强度只要足以阻止人们犯罪就够了。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社会的文明进步，刑罚的轻刑化是一种必然。产生犯罪的原因是复杂的，犯罪的增加决非判得不狠、不重。严刑峻法固然有其威慑犯罪的作用，但并不能从根本上防止和杜绝犯罪的发生。长期实行重刑主义，必然会使刑罚的负面作用逐步积累起来，形成危及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如果处罚不当，尤其是轻罪重判，很容易使罪犯及其家属、亲友对国家、社会产生不满甚至仇视心理。这些人集聚得越多，对国家和社会的威胁也越大。所以我们必须从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政治高度，正确地运用刑罚这一手段。
首先应当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严格控制死刑的适用，并逐步减少死刑，是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方向，也是国际社会的发展趋势。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核准权，也正在于此。死刑问题，人命关天，必须慎之又慎。因为“迄今为止，人类设计的司法制度还不尽完善，而且永远也不可能完美，无论标榜多么公正的法官，都可能会因为错误的证据、虚假的事实而作出错误的死刑判决。”而死刑是剥夺被告人生命的刑罚，一旦用错，将无法弥补和回转，因为人死不能复生。毛泽东曾指出：“凡介于可杀可不杀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杀，如果杀了就是犯错误。”⑥在刑事审判中，我们一定要坚决贯彻“少杀、慎杀”的死刑政策，把每一起死刑案件都办成经得起历史检验的“铁案”。依法应当判处死刑的案件，只能是极少数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对于具有法定从轻、减轻情节的，应当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对于判处死刑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缓。不能为了所谓“平民愤”就把可杀可不杀的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对于论罪应当判处死刑，但还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案件，要注意宣传法律和刑事政策精神，引导社会公众观念的转变。
其次，要依法充分适用管制、缓刑、罚金、剥夺政治权利等非监禁刑罚。无论是主刑还是附加刑、监禁性还是非监禁刑，都是我国刑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同犯罪作斗争的有效手段。对于那些罪行严重、社会危害性大的犯罪分子适用监禁刑甚至生命刑是必要的，而对于一些罪行较轻、社会危害性小且有悔改表现、不关押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犯罪分子，依法适用非监禁刑，同样有利于贯彻罪行相适应的原则及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消除罪犯的对立情绪，增强其接受教育改造的自觉性，达到教育改造的目的；也有利于减少犯罪分子交叉感染和重新犯罪的机会，对社会的长治久安也有着长远的重要意义。同时，还可以减轻监押负担，降低刑罚成本，合理分配有限的刑罚资源。对此我们应及时更新观念，对于那些罪行较轻，主观恶性不是很深，或者确有悔罪表现，不关押也不致于再危害社会的犯罪分子，特别是罪行较轻的初犯、偶犯和未成年罪犯，应当严格依照法定条件，充分适用管制、缓刑、单处罚金等非监禁刑罚。
F. 刑法学本科教材请问张明楷和高铭暄的刑法学谁的更好，为什么
他们各方都有拥趸，现在高校法学教材采用高的，司考采用张的，都值得看看，不过合理性一看就知道。
G. 中国刑法的体系
建立中国自己的刑法理论体系是当前我国刑法学研究的重大课题，而且，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刑法理论的发展表明，建立中国自己的刑法理论本系，又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
建国初期，我国还没有自己的刑法理论体系，当时不得不从学习苏联开始。五千年代后期，开始出现了我国自己的刑法学教科书。这些教科书所建立的刑法理论体系虽然在某些问题上反映了我国刑法实践的特点，但从总的方面看，无论是基本内容还是体系结构，都非常明显地打着苏联刑法理论体系的烙印，即一方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反映了社会主义刑法的本质；但另一方面又把犯罪构成提到不适当的高度，并似此为中心建立；刑法理论的体系。后一种做法存在许多缺陷。因为，研究犯罪构成本来是为了解决构成犯罪的标准问题，但是犯罪构成本身并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即使一个行为完全符合犯罪构成的全部要件，也不能就此确定该行为构成犯罪，要确定该行为是否构成犯罪，还必须借助对危害程度和罪过程度的判断以及对应否受刑罚处罚的认定，如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正当防卫的，紧急避险的行为。相反，一个行为不完全具备犯罪构成的全部要件，也不能确定该行为就不构成犯罪，如犯罪的预备等。并且，以犯罪构成为中心建立刑法理论体系，无法说明犯罪行为的危害程度和犯罪人的罪过程度与刑罚轻重的关系，不能指导刑罚的适用。因此，随着刑法理论研究的深入，许多同志都提出了建立中国自己的刑法理论体系的要求。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方针，为我国刑法理论的研究带来了光辉灿烂的春天，广大刑法理论工作者积极探索我们自己的刑法理论体系，并且在许多问题的研究中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尽管如此，我们还不能说我们已经建立了系统地反映中国特色的刑法理论体系。包括全国高等院校统编法学教材《刑法学》在内，我们的刑法理论体系还是以苏联40—50年代的犯罪构成理论为中心建立起来的，在一些基本原理上没有突破苏联刑法理论的框框。然而，值得庆幸的是，李光灿同志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论》（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刑法论》）在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刑法理论体系方面迈出了一大步。其主要表现是：
1．充分反映了我国刑法在体系上的独创性。197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是在总结我国建国以来刑事法制建设经验教训，批判地借鉴我国古代和外国的刑事立法经验的基础上，经过长期的孕育而诞生的，在体系上具有独创性。例如，我国刑法明确规定了刑法的指导思想和制定根据，这是其他国家的刑法所没有的。我国刑法在明确规定犯罪概念的同时，又明确规定了不负刑事责任的一些情况，还明确规定了“死缓”制度和减刑制度。这些在刑罚体系上都是独树一帜的。在刑法分则体系上，我国刑法根据公民个人利益同国家利益、社会利益相一致的原则，按照犯罪行为所侵犯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主要方面，对犯罪进行分类，也具有独到之处。我国刑法体系上的这些创新，在《刑法论》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并在许多问题上还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作了系统深刻的发挥。例如，在“犯罪”一章中用二万多字展开论述刑法中不负刑事责任的情况；在“刑罚”一章中，对“死缓”制度的产生和发展、“死缓”制度存废的争论、现行刑法关于“死缓”的规定等作了详尽的论述。
2．认真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同犯罪作斗争的实践。《刑法论》在自己所研究的各个方面，都注意总结我国同犯罪作斗争的实践，研究社会现实中各种犯罪的特点及其活动规律，探讨同犯罪作斗争的有效途径。
《刑法论》在论述犯罪的本质和社会根源时，除了概括论述剥削阶级社会犯罪的本质和根源外，着重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阶段犯罪现象存在的原因和条件，从罪犯本身的特点、犯罪分子的社会联系到犯罪现象生存和持续的时间性等方面，深入研究了当前犯罪规律的特殊性，论证了对犯罪进行综合治理的方针。
在关于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的概述中，《刑法论》除了论述该类犯罪的概念、特征和构成外，还着重论证了同该类犯罪作斗争的重要意义，研究了该类犯罪的规律及其在当前形势下的特点，指出了同该类犯罪作斗争时应当注意的问题。在研究故意杀人罪时，《刑法论》除了论述故意杀人罪的概念、特征和处罚之外，还通过对大量材料的分析研究，论述了杀人罪的历史根源，分别介绍了“文革”以前、“文革”期间以及当前故意杀人罪的基本情况，分析了这三个不同时期故意杀人罪的类别、原因和特点，提出了对故意杀人案件定罪量刑应当注意的问题。
所有这些，都使刑法理论研究紧密地与我国刑法实践相结合，使它的研究成果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能够直接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服务。
3．放弃了以犯罪构成为中心建立刑法理论体系的传统。《刑法论》虽然也坚持了犯罪构成理论但并没有把它提到不适当的程度，没有以此为中心建立我国的刑法理论体系。其最明显的突破表现在犯罪论的体系和分则各章的论述之中。
1952年苏联司法部全苏法律科学研究所集体编著的《苏维埃刑法总则》[1]中的“犯罪论”体系是：第一章，犯罪的概念；第二章，犯罪构成；第三章，犯罪客体；第四章，犯罪构成的客观方面；第五章，犯罪主体；第六章，犯罪构成的主观方面，第七章，免除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情况；第八章，故意罪的发展阶段；第九章，共同犯罪。
1982年法律出版社出版的我国高等学校法学统编教材《刑法学》中的“犯罪论”[2]体系是：第六章，犯罪概念，第七章，犯罪现象及其原因，第八章，犯罪构成，第九章，犯罪客体；第十章，犯罪客观方面，第十一章，犯罪主体；第十二章，犯罪主观方面；第十三章，排除社会危害性的行为，第十四章，故意犯罪的阶段；第十五章，共同犯罪。[3]
而《刑法论》第二章所建立的“犯罪论”体系是：第一节，犯罪的阶级性质和根源；第二节，犯罪和刑事责任；第三节，犯罪中的因果关系；第四节，刑事责任年龄；第五节，故意犯罪；第六节，过失犯罪；第七节，刑法中一些不负刑事责任的情况；第八节，犯罪的预备、未遂和中止；第九节，共同犯罪。
从上述比较清楚地看出，《刑法论》与《苏维埃刑法总则》在“犯罪论”体系上几乎一致，与《刑法论》与《苏维埃刑法总则》在“犯罪论”体系上则完全不同。那么，这种不同有何优点呢？
我们认为，《刑法论》把犯罪构成置于犯罪概念之中，有助于用犯罪概念所揭示的犯罪木质特征统辖犯罪构成的各个要件，不再使人感到犯罪构成可以独立于犯罪木质特征之外而存在。把故意犯罪与过失犯罪作为犯罪的两大类型重点进行研究，有助于全面认识故意犯罪与过失犯罪在主客观方面的不同特点和各自的发展规律，从而克服过去把它们放在犯罪构成的主观方面进行研究所造成的人为局限，使刑法理论研究更能符合犯罪的客观实在。把刑法总则中规定的各种不负刑事责任的情况放在一起专门进行研究，能够在区分罪与非罪的问题上给人以系统的认识，从而避免了传统的犯罪论体系在这个问题上所造成的零碎现象。此外，《刑法论》在分则部分对各类犯罪的研究中，也不是以犯罪构成为中心，而是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有关问题的论述与我国关于该类犯罪的立法，把该类犯罪的法律特征与历史演变结合起来论述，从而使读者能够深刻把握各类犯罪的本质，获得对各该类犯罪的木质和构成要件的一致认识。
《刑法论》在体系上的这些创新，使我们感到，这是一部我国自己的刑法学。当然，《开J法论》在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刑法理论体系方面，还只是一个初步的尝试，在理论体系的科学性方面，还有探讨的余地，在许多问题的广度和深度上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但是，它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绩，是值得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的。
在《刑法论》的启迪下，我们对如何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刑法理论体系产生了一些初步的想法。借此机会，我们不揣冒昧地把它奉献给读者，祈望得到刑法学界同仁们的指教。
我们认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刑法理论体系，是指充分反映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刑法意识，反映我国社会主义刑事法制的基本内容和基本特点，能够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刑法的基本要求的理论体系，它应当是建立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刑法思想与我国同犯罪作斗争的经验相结合、把刑法的基本原理同中华民族新的刑法意识相融合的理论体系。因此，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刑法理论体系，除了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刑法思想为指导，保持我国刑法理论的社会主义方向之外，还应当着眼于以下几点：
1．在刑法理论研究中反映我国刑法制定、施行的时代特点，为实现刑法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任务服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是在结束了长期存在的“左”的指导方针，全党全国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历史条件下，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制之的。它的基本任务是运用刑罚同一切反革命罪和其他刑事犯罪作斗争下，维护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顺利进行所必需的这些环境。我国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的日益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的逐步加强和健全，在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推动下蓬勃发展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涉及我国在
H. 比较犯罪构成四要件说与三阶层的犯罪论体系
犯罪构成中的分体系有四个：客体、主体、犯罪构成的客观方面和主观方面。哪一个必要要素不存在，更不用说一个分体系不存在，就会导致整个犯罪构成体系的瓦解，就会导致人的行为中不存在犯罪构成。犯罪构成要素是犯罪构成的组成部分。犯罪构成要素的要件决定它们的特点，使人们能够将一犯罪构成区别于另一犯罪构成，以及划清罪与非罪的界限。犯罪构成要素和分体系的要件规定在刑法典总则和分则的规范当中。”
古典三阶层：犯罪体系是从实定法的规定归纳出来的，归纳的方法则受到自然科学自然主义(Naturalismus)的影响。自然科学实证主义和刑法上的罪刑法定主义互相契合，在19世纪末影响德国的刑法学。古典三阶层犯罪体系便是这种自然科学实证主义风潮下的产物。贝林于1906年发表的著作《犯罪的理论》则标志着古典犯罪论体系的确立，同时，李斯特对于这一体系的实质内容也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贝林主张“构成要件具有客观性、记述性和规定性的特征”。
三阶层犯罪论体系中构成要件该当性的演变历程的阐述可以看出，从新古典犯罪论开始，构成要件不再是中性无色的纯客观事实描述。
麦耶认识到规范性和主观性构成要件要素的存在，认为构成要件是违法性的认识根据；麦兹格更加明确地论述了规范性构成要件要素，并认为构成要件是违法性存在根据，主张构成要件就是违法类型。此后，无论是何种体系，其构成要件中不仅有描述性的、客观的构成要件要素，同时还具有主观的、规范性的要素。可见，构成要件由“指导形象”到“犯罪定型”的变化表现为价值不断填加的过程。
(8)新时代刑法学扩展阅读
19世纪以来，在实证主义的压倒性优势下，任何学科都必须保证其“科学性”而成其为“科学”。在自然科学作为科学典范的时代，法学（刑法学）为了保有“科学”的地位也只能走自然主义的道路。
德国古典犯罪论体系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哲学背景、方法论背景下被造就的：中性无色的犯罪该当类型、中性无色的不法状态以及中性无色的承担罪责的心理事实——作为社会科学的刑法学，在犯罪成立的理论上却恪守自然科学的准则。
实证主义是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要以实施自然科学的精神来改造和超越传统形而上学的流派。实证主义对古典犯罪理论的影响，主要是指用实证主义的基本立场或思维方式，特别是用从自然科学中概括出的实证方法来构建和研究犯罪理论体系。
许玉秀教授在论及古典犯罪论体系的“机械性现象”时指出：“自然科学的方法论一直到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初期才对刑法学产生明显的影响，亦即认为犯罪行为也可以作机械的切割、分析和检验，犯罪行为因而很理所当然地被切割成主观和客观两个部分。
I. 现代刑法的理念是什么（论文参考，请高手进）
今天的中国正在走向现代化，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刑法必须进行现代化的变革。中国刑法的现代化首先是刑法观念的现代化．形式意义上的罪刑法定主义实质是社会本位，只能“入罪”而不能“出罪”的犯罪构成缺失人权保障，过于追求报应或社会效应的重刑主义浓厚。这些观念问题反映出重社会利益轻个人利益、重国家权力轻个人权利的倾向．以以人为本、关注个人权利保障的基本理念为导向来构建中国现代化刑法应该是中国刑法的基本路径和必然选择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举办了“现代法治社会的刑法理念”学术讲座，由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兴良主讲。陈兴良认为，理解刑法理念的重要性超越了对刑法条文、刑法原理的研习，他分别阐述了人权保障、刑法谦抑和形式理性等刑法理念。
陈兴良认为，人权保障的刑法理念在现代法治社会中指的是对被告、罪犯的权利的保障。这种保护是法治社会文明程度的体现，是通过罪刑法定原则实现的。谦抑是削减、压缩的意思，意在防止刑法的滥用。刑法不能解决所有社会问题，应用尽量少的刑法达到好的威慑效果。当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发生冲突时应以追求法律效果为目标，即以形式理性为上。法治文明的社会应该能够忍受住实质理性的部分缺失而守住形式理性的阵地。
还有一个论文网站 你可以自己去看看
http://www.59165.com/fileshow.asp?id=12876
http://www.people.com.cn/GB/paper464/14992/1330156.html
J. 张明楷在我国刑法学中的地位如何
众所之知，当代抄中国刑法学界，张明楷教授的学术地位已经相当巩固。
毫无疑问，张明楷教授是一个非常勤奋的学者。在我的书架上，摆放着张明楷教授的如下书籍:刑法格言的展开，未遂犯论，外国刑法学，犯罪构成体系与构成要件要素，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刑法原理。不难发现，张明楷教授的书籍呈现以下特点。一是书籍大多以专著为主，几乎没有与他人合著或充当书籍的主编;二是书籍大多坚持连续的学术观点，不存在矛盾和含糊之处，如张教授在其著作中，始终坚持的便是结果无价值论;三是对所谓学术权威，坚持以理服人的学术态度，既不妄自菲薄，无原则地逢迎，更不会无原则地反对。在我看来，正是上述学术态度，使得张明楷坚持的一系列学术观点逐渐为理论与实务界所接受。
与其同时代的其他学者却大多缺少持之以恒的学术体系，最为关键的是，大多数学者甚至缺少必要的学术专著以阐释其自认为科学合理的学术观点。换句话说，在目前的刑法学界，很可能只有张明楷教授一人通过其各种学术专著，持之以恒地将其坚持的学术观点展现给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