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圣道德
㈠ 史记前十篇“太史公曰”的译文
从前颛顼（zhuān xū 专须）统治天下时，任命南正重掌管天文，北正黎掌管地理。唐虞之际，又让重、黎的后代继续掌管天文、地理，直到夏商时期，所以，重黎氏世代掌管天文地理。周朝时候，程林休甫就是他们的后裔。当周宣王时，重黎氏因失去官守而成为司马氏。司马氏世代掌管周史。周惠王和周襄王统治时期，司马迁离开周都，到了晋国。后来，晋国中军元帅随会逃奔秦国，司马氏也迁居少梁。
自从司马氏离周到晋之后，族人分散各地，有的在卫国，有的在赵国，有的在秦国。在卫国的，做了中山国的相。在赵国的，以传授剑术理论而显扬于世，蒯聩（kuǎi kuì 㧟愧）就是他们的后代。在秦国的名叫司马错，曾与张仪发生争论，于是秦惠王派司马错率军攻打蜀国，攻取后，又让他做了蜀地郡守。司马错之孙司马靳，奉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已更名为夏阳。司马靳与武安君坑杀赵国长平军，回来后与武安君一起被赐死于杜邮，埋葬在华池。司马靳之孙司马昌，是秦国主管冶铸铁器的官员，生活在秦始皇时代。蒯聩玄孙司马昂（áng 昂），曾为武安君部将并带兵攻占朝歌。诸侯争相为王时，司马昂在殷地称王。汉王刘邦攻打楚霸王项羽之际，司马昂归降汉王，汉以殷地为河内郡。司马昌生司马无泽，司马无泽担任汉朝市长之职。无泽生司马喜，司马喜封爵五大夫，死后都埋葬在高门。司马喜生司马谈，司马谈做了太史公。
太史公从师唐都学习天文，从师杨何学习《易经》，从师黄子学习道家理论。太史公在建元至元封年间做官，他忧虑学者不能通晓各学派的要义而所学悖谬，于是论述阴阳、儒、墨、名、法和道德六家的要旨说：
《周易·系辞传》说：“天下人追求相同，而具体谋虑却多种多样；达到的目的相同，而采取的途径却不一样。”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和道家都是致力于如何达到太平治世的学派，只是他们所遵循依从的学说不是一个路子，有的显明，有的不显明罢了。我曾经在私下里研究过阴阳之术，发现它注重吉凶祸福的预兆，禁忌避讳很多，使人受到束缚并多有所畏惧，但阴阳家关于一年四季运行顺序的道理，是不可丢弃的。儒家学说广博但殊少抓住要领，花费了气力却很少功效，因此该学派的主张难以完全遵从；然而它所序列君臣父子之礼，夫妇长幼之别则是不可改变的。墨家俭啬而难以依遵，因此该派的主张不能全部遵循，但它关于强本节用的主张，则是不可废弃的。法家主张严刑峻法却刻薄寡恩，但它辨正君臣上下名分的主张，则是不可更改的。名家使人受约束而容易失去真实性；但它辩正名与实的关系，则是不能不认真察考的。道家使人精神专一，行动合乎无形之“道”，使万物丰足。道家之术是依据阴阳家关于四时运行顺序之说，吸收儒墨两家之长，撮取名、法两家之精要，随着时势的发展而发展，顺应事物的变化，树立良好风俗，应用于人事，无不适宜，意旨简约扼要而容易掌握，用力少而功效多。儒家则不是这样。他们认为君主是天下人的表率，君主倡导，臣下应和，君主先行，臣下随从。这样一来，君主劳累而臣下却得安逸。至于大道的要旨，是舍弃刚强与贪欲，去掉聪明智慧，将这些放置一边而用智术治理天下。精神过度使用就会衰竭，身体过度劳累就会疲惫，身体和精神受到扰乱，不得安宁，却想要与天地共长久，则是从未听说过的事。
阴阳家认为四时、八位、十二度和二十四节气各有一套宜、忌规定，顺应它就会昌盛，违背它不死则亡。这未必是对的，所以说阴阳家“使人受束缚而多所畏惧”。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是自然界的重要规律，不顺应它就无法制定天下纲纪，所以说“四时的运行是不能舍弃的”。
儒家以《诗》、《书》、《易》、《礼》、《春秋》、《乐》等《六艺》为法式，而《六艺》的本文和释传以千万计，几代相继不能弄通其学问，有生之年不能穷究其礼仪，所以说儒家“学说广博但殊少抓住要领，花费了力气却很少功效”。至于序列君臣父子之礼，夫妇长幼之别，即使百家之说也是不能改变它的。
墨家也崇尚尧舜之道，谈论他们的品德行为说：“堂口三尺高，堂下土阶只有三层，用茅草搭盖屋顶而不加修剪，用栎木做椽子而不经刮削。用陶簋吃饭，用陶铏喝汤，吃的是糙米粗饭和藜藿做的野菜羹。夏天穿葛布衣，冬天穿鹿皮裘”。墨家为死者送葬只做一副厚仅三寸的桐木棺材，送葬者恸哭而不能尽诉其哀痛。教民丧礼，必须以此为万民的统一标准。假使天下都照此法去做。那贵贱尊卑就没有区别了。世代不同，时势变化，人们所做的事业不一定相同，所以说墨家 “俭啬而难以遵从。”墨家学说的要旨强本节用，则是人人丰足，家家富裕之道。这是墨子学说的长处，即使百家学说也是不能废弃它的。
法家不区别亲疏远近，不区分贵贱尊卑，一律依据法令来决断，那么亲亲属、尊长上的恩爱关系就断绝了。这些可作为一时之计来施行，却不可长用，所以说法家“严酷而刻薄寡恩”。至于说到法家使君主尊贵，使臣下卑下，使上下名分、职分明确，不得相互逾越的主张，即使百家之说也是不能更改的。
名家刻细烦琐，纠缠不清，使人不能反求其意，一切决取于概念名称却失弃了一般常理，所以说它“使人受约束而容易丧失真实性”。至于循名责实，要求名称与实际进行比较验证，这是不可不予以认真考察的。
道家讲“无为”，又说“无不为”，其实际主张容易施行，其文辞则幽深微妙，难以明白通晓。其学说以虚无为理论基础，以顺应自然为实用原则。道家认为事物没有既成不变之势，没有常存不变之形，所以能够探求万物的情理。不做超越物情的事，也不做落后物情的事，所以能够成为万物的主宰。有法而不任法以为法，要顺应时势以成其业；有度而不恃度以为度，要根据万物之形各成其度而与之相合。所以说“圣人的思想和业绩之所以不可磨灭，就在于能够顺应时势的变化。虚无是道的永恒规律，顺天应人是国君治国理民的纲要”。群臣一齐来到面前，君主应让他们各自明确自己的职分。其实际情况符合其言论名声者，叫做“端”；实际情况不符合其言论声名者，叫做“窾”。不听信“窾言”即空话，奸邪就不会产生，贤与不肖自然分清，黑白也就分明。问题在于想不想运用，只要肯运用，什么事办不成呢。这样才会合乎大道，一派混混冥冥的境界。光辉照耀天下，重又返归于无名。大凡人活着是因为有精神，而精神又寄托于形体。精神过度使用就会衰竭，形体过度劳累就会疲惫，形、神分离就会死亡。死去的人不能复生，神、形分离便不能重新结合在一起，所以圣人重视这个问题。由此看来，精神是人生命的根本，形体是生命的依托。不先安定自己的精神和身体，却侈谈“我有办法治理天下”，凭借的又是什么呢？
太史公职掌天文，不管民事。太史公有子名迁。
司马迁生于龙门，在黄河之北、龙门山之南过着耕种畜牧生活。年仅十岁便已习诵古文。二十岁开始南游江、淮地区，登会稽山，探察禹穴，观览九疑山，泛舟于沅水湘水之上；北渡汶水、泗水，在齐、鲁两地的都会研讨学问，考察孔子的遗风，在邹县、峄山行乡射之礼；困厄于鄱、薛、彭城，经过梁、楚之地回到家乡。于是司马迁出仕为郎中，奉命出使西征巴蜀以南，往南经略邛、笮、昆明，归来向朝廷复命。
这一年，天子开始举行汉朝的封禅典礼，而太史公被滞留在周南，不能参与其事，所以心中愤懑，致病将死。其子司马迁适逢出使归来，在黄河、洛水之间拜见了父亲。太史公握着司马迁的手哭着说：“我们的先祖是周朝的太史。远在上古虞夏之世便显扬功名，职掌天文之事。后世衰落，今天会断绝在我手里吗？你继做太史，就会接续我们祖先的事业了。现在天子继承汉朝千年一统的大业，在泰山举行封禅典礼，而我不能随行，这是命啊，是命啊！我死之后，你必定要做太史；做了太史，不要忘记我想要撰写的著述啊。再说孝道始于奉养双亲，进而侍奉君主，最终在于立身扬名。扬名后世来显耀父母，这是最大的孝道。天下称道歌诵周公，说他能够论述歌颂文王、武王的功德，宣扬周、邵的风尚，通晓太王、王季的思虑，乃至于公刘的功业，并尊崇始祖后稷。周幽王、厉王以后，王道衰败，礼乐衰颓，孔子研究整理旧有的典籍，修复振兴被废弃破坏的礼乐，论述《诗经》、《书经》，写作《春秋》，学者至今以之为准则。自获麟以来四百余年，诸侯相互兼并，史书丢弃殆尽。如今汉朝兴起，海内统一，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我作为太史都未能予以论评载录，断绝了天下的修史传统，对此我甚感惶恐，你可要记在心上啊！”司马迁低下头流着眼泪说：“儿子虽然驽笨，但我会详述先人所整理的历史旧闻，不敢稍有缺漏。”
司马谈去世三年后司马迁任太史令，开始缀集历史书籍及国家收藏的档案文献。司马迁任太史令五年正当汉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汉朝的历法开始改用夏正，即以农历一月为正月，天子在明堂举行实施新历法的仪式，诸神皆受瑞纪。
太史公说：“先人说过：‘自周公死后五百年而有孔子。孔子死后到现在五百年，有能继承清明之世，正定《易传》，接续《春秋》，意本《诗》、《书》、《礼》、《乐》的人吗？’其用意就在于此，在于此吧！我又怎敢推辞呢。”
上大夫壶遂问：“从前孔子为什么要作《春秋》呢？”太史公说：“我听董生讲：‘周朝王道衰败废弛，孔子担任鲁国司寇，诸侯嫉害他，卿大夫阻挠他。孔子知道自己的意见不被采纳，政治主张无法实行，便褒贬评定二百四十二年间的是非，作为天下评判是非的标准，贬抑无道的天子，斥责为非的诸侯，声讨乱政的大夫，为使国家政事通达而已’。孔子说：‘我与其载述空洞的说教，不如举出在位者所做所为以见其是非美恶，这样就更加深切显明了。’《春秋》这部书，上阐明三王的治道，下辨别人事的纪纲，辨别嫌疑，判明是非，论定犹豫不决之事，褒善怨恶，尊重贤能，贱视不肖，使灭亡的国家存在下去，断绝了的世系继续下去，补救衰敝之事，振兴废弛之业，这是最大的王道。《易》载述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所以在说明变化方面见长；《礼》规范人伦，所以在行事方面见长；《书》记述先王事迹，所以在政治方面见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所以在风土人情方面见长；《乐》是论述音乐立人的经典，所以在和谐方面见长；《春秋》论辨是非，所以在治人方面见长。由此可见《礼》是用来节制约束人的，《乐》是用来诱发人心平和的，《书》是来述说政事的，《诗》是用来表达情意的，《易》是用来讲变化的，《春秋》是用来论述道义的。平定乱世，使之复归正道，没有什么著作比《春秋》更切近有效。《春秋》不过数万字，而其要旨就有数千条。万物的离散聚合都在《春秋》之中。在《春秋》一书中，记载弑君事件三十六起，被灭亡的国家五十二个，诸侯出奔逃亡不能保其国家的数不胜数。考察其变乱败亡的原因，都是丢掉了作为立国立身根本的春秋大义。所以《易》中讲‘失之毫厘，差以千里。’说‘臣弑君，子弑父，并非一朝一夕的缘故，其发展渐进已是很久了’。因此，做国君的不可以不知《春秋》，否则就是谗佞之徒站在面前也看不见，奸贼之臣紧跟在后面也不会发觉。做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否则就只会株守常规之事却不懂得因事制宜，遇到突发事件则不知如何灵活对待。做人君、人父若不通晓《春秋》的要义，必定会蒙受首恶之名。做人臣、人子如不通晓《春秋》要义，必定会陷于篡位杀上而被诛伐的境地，并蒙死罪之名。其实他们都认为是好事而去做，只因为不懂得《春秋》大义，而蒙受史家口诛笔伐的不实之言却不敢推卸罪名。如不明了礼义的要旨，就会弄到君不象君，臣不象臣，父不象父，子不象子的地步。君不象君，就会被臣下干犯，臣不象臣就会被诛杀，父不象父就会昏聩无道，子不象子就会忤逆不孝。这四种恶行，是天下最大的罪过。把天下最大的罪过加在他身上，也只得接受而不敢推卸。所以《春秋》这部经典是礼义根本之所在。礼是禁绝坏事于发生之前，法规施行于坏事发生之后；法施行的作用显而易见，而礼禁绝的作用却隐而难知。”
壶遂说：“孔子时候，上没有圣明君主，他处在下面又得不到任用，所以撰写《春秋》，留下一部空洞的史文来裁断礼义，当作一代帝王的法典。现在先生上遇圣明天子，下能当官供职，万事已经具备，而且全部各得其所，井然相宜，先生所要撰述的想要阐明的是什么呢？”
太史公说：“是，是啊，不不，不完全是这么回事。我听先人说过：‘伏羲最为纯厚，作《易》八卦。尧舜的强盛，《尚书》做了记载，礼乐在那时兴起。商汤周武时代的隆盛，诗人予以歌颂。《春秋》扬善贬恶，推崇夏、商、周三代盛德，褒扬周王室，并非仅仅讽刺讥斥呀’。汉朝兴建以来，至当今英明天子，获见符瑞，举行封禅大典，改订历法，变换服色，受命于上天，恩泽流布无边，海外不同习俗的国家，辗转几重翻译到中国边关来，请求进献朝见的不可胜数。臣下百官竭力颂扬天子的功德，仍不能完全表达出他们的心意。再说士贤能而不被任用，是做国君的耻辱；君主明圣而功德不能广泛传扬使大家都知道，是有关官员的罪过。况且我曾担任太史令的职务，若弃置天子圣明盛德而不予记载，埋没功臣、世家、贤大夫的功业而不予载述，违背先父的临终遗言，罪过就实在太大了。我所说的缀述旧事，整理有关人物的家世传记，并非所谓著作呀，而您拿它与《春秋》相比，那就错了。”
于是开始论述编次所得文献和材料。到了第七年，太史公遭逢李陵之祸，被囚禁狱中。于是喟然而叹道：“这是我的罪过啊！这是我的罪过啊！身体残毁没有用了。”退而深思道：“《诗》、《书》含义隐微而言辞简约，是作者想要表达他们的心志和情绪。从前周文王被拘禁羑里，推演了《周易》；孔子遭遇陈蔡的困厄，作有《春秋》；屈原被放逐，著了《离骚》；左丘明双目失明，才编撰了《国语》，孙子的腿受了膑刑，却论述兵法；吕不韦被贬徙蜀郡，世上才流传《吕览》；韩非被囚禁在秦国，才写有《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都是圣人贤士抒发愤懑而作的。这些人都是心中聚集郁闷忧愁，理想主张不得实现，因而追述往事，考虑未来。”于是终于下定决心记述陶唐以来直到武帝获麟那一年的历史，而始自黄帝。
从前黄帝以天为法，以地为则，颛顼、帝喾、尧、舜四位圣明帝王先后相继，各建成一定法度；唐尧让位于虞舜，虞舜因觉自己不能胜其任而不悦；这些帝王的美德丰功，万世流传。作《五帝本纪》第一。
大禹治水之功，九州同享其成，光耀唐虞之际，恩德流传后世；夏桀荒淫骄横，于是被放逐鸣条。作《夏本纪》第二。
契建立商国，传到成汤；太甲被放逐居桐地改过反善，阿衡功德隆盛；武丁得有傅说辅佐，才被称为高宗；帝辛沉湎无道，诸侯不再进贡。作《殷本纪》第三。
弃发明种谷，西伯姬昌时功德隆盛；武王在牧野伐纣，安抚天下百姓；幽王、厉王昏暴淫乱，丧失了丰、镐二京；王室衰败直至赧王，洛邑断绝了周室宗庙的祭祀。作《周本纪》第四。
秦的祖先伯翳，曾经辅佐大禹；秦穆公思及君义，祭悼秦国在肴战死的将士；穆公死后以活人殉葬，《黄鸟》一诗诉其哀伤；昭襄王开创了帝业。作《秦本纪》第五。
秦始皇即位，兼并了六国，销毁兵器，铸为钟鐻，希望干戈止息，尊号称为皇帝，耀武扬威，专凭暴力，秦二世承受国运，子婴投降做了俘虏。作《始皇本纪》第六。
秦朝丧失王道，豪杰并起造反；项梁开创反秦大业，项羽接续；项羽杀了庆子冠军宋义，解救了赵国，诸侯拥立他；可他诛杀子婴，背弃义帝怀王，天下都责难他。作《项羽本纪》第七。
项羽残酷暴虐，汉王建功施德；发愤于蜀、汉，率军北还平定三秦；诛灭项羽建立帝业，天下安定，又改革制度，更易风俗。作《高祖本纪》第八。
惠帝早逝，诸吕用事使百姓不悦；吕后提高吕禄、吕产的地位，加强他们的权力，诸侯图谋剪除他们；吕后杀害赵隐王，又囚杀赵幽王刘友，朝中大臣疑惧，终于导致吕氏宗族覆灭之祸。作《吕太后本纪》第九。
汉朝初建，惠帝死后帝位继承人不明，众臣迎立代王刘恒即位，天下心服；文帝废除肉刑，开通水陆要道，博施恩惠，死后被称为太宗。作《孝文本纪》第十。
诸侯王骄横放肆，吴王率先叛乱，朝廷派兵讨伐，叛乱七国先后伏罪，天下安定，太平富裕。作《孝景本纪》第十一。
汉朝兴建五世，兴隆盛世在建元年间，天子外攘夷狄，内修法度，举行封禅，修订历法，改变服色。作《今上本纪》第十二。
夏、商、周三代太久远了，具体年代已不可考，大致取之于传世的谱牒旧闻，以此为据，进而大略地推断，作《三代世表》第一。
幽王、厉王之后，周朝王室衰落，诸侯各自为政，《春秋》有些未作记载；而谱牒只记概要，五霸又交替盛衰，为考察周朝各诸侯国的先后关系，作《十二诸侯年表》第二。
春秋以后，陪臣执政，强国之君竞相称王，及至秦王嬴政，终于吞并各国，铲除封地，独享尊号。作《六国年表》第三。
秦帝暴虐，楚人陈胜发难，项氏又自乱反秦阵营，汉王于是仗义征伐。八年之间，天下三易其主，事变繁多，所以详著《秦楚之际月表》第四。
汉朝兴建以来，直到太初一百年间，诸侯废立分削的情况，谱录记载不明，主管的官员也无法接着记下去，但可据其世系推知其强弱的原由。作《汉兴已来诸侯年表》第五。
高祖始取天下，辅佐他创业的功臣，都得剖符封爵，恩泽传给他们的子孙后代，有的忘其亲疏远近，分不出辈分，也有的竟至杀身亡国。作《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
惠帝、景帝年间，增封功臣宗属爵位和食邑。作《惠景间侯者年表》第七。
北面攻打强悍的匈奴，南面诛讨强劲的越人，征伐四方蛮夷，不少人以武功封侯。作《建元以来侯者年表》第八。
诸侯国日渐强大，吴楚等七国南北连成一片，诸侯王子弟众多，没有爵位封邑，朝廷下令推行恩义，分封诸侯王子弟为侯，致使王国势力日益削弱，而德义却归于朝廷。作《王子侯者年表》第九。
国家的贤相良将，是民众的表率。曾看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对贤者则记其治绩，对不贤者则明其劣迹。作《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第十。
夏、商、周三代之礼，各有所增减而不同，但总地来看，其要领都在于使礼切近人的情性，通于王道，所以礼根据人的质朴本性而制成，减掉了那些繁文缛节，大体顺应了古今之变。作《礼书》第一。
乐是用来移风易俗的。自《雅》、《颂》之声兴起，人们就已经喜好郑、卫之音，郑、卫之音由来已久了。被人情所感发，那远方异俗之人就会归附。仿照已有《乐书》来论述自古以来音乐的兴衰，作《乐书》第二。
没有军队国家就不会强大，没有德政国家就不会昌盛，黄帝、商汤、周武王以明于此而兴，夏桀、商纣、秦二世以昧于此而亡，怎么可以对此不慎重呢？《司马法》产生已很久了，姜太公、孙武、吴起、王子成甫能继承并有所发明，切合近世情况，极尽人事之变。作《律书》第三。
乐律处于阴而治阳，历法处于阳而治阴，律历交替相治，其间不容许丝毫差错。原有五家的历书相互悖逆不同，只有太初元年所论历法为是。作《历书》第四。
星气之书，杂有许多求福去灾、预兆吉凶的内容，荒诞不经；推究其文辞，考察其应验，并无什么特别之处。待到武帝召集专人研讨此事，并依次用轨度加以验证。作《天官书》第五。
承受天命做了帝王，封禅这样的符瑞之事不可轻易举行，如果举行，那一切神灵没有不受祭祀的。追溯祭祀名山大川诸神之礼，作《封禅书》第六。
大禹疏通河川，九川得以安宁；及至建立宣防宫之时，河道沟渠更被疏浚。作《河渠书》第七。
钱币的流通，是为沟通农商；其弊端竟发展到玩弄智巧，兼并发财，争相投机牟利，舍本逐末，去农经商。作《平准书》来考察事情的变化发展，这是第八。
太伯为让季历继位，避居江南蛮夷之地，文王、武王才得以振兴周邦，发展了古公亶父的王业。阖闾杀了吴王僚，夺取王位，降服楚国；夫差战胜齐国，逼杀伍子胥以革囊盛其尸；听信伯嚭（pǐ，痞）的话亲善越国，最终被越国所灭。为赞许太伯让位的美德，作《吴世家》第一。
申、吕两国衰弱，尚父微贱坎坷，终于投归西伯，为文王、武王之师；他的功劳为群臣之首，长于暗中设计权谋；头发斑白，受封于齐，建都营丘，成为齐国始祖。齐桓公不背弃与鲁国在柯地所订盟约，事业由此昌盛，多次会合诸侯，霸功显赫。田恒与阚止争宠，姜姓齐国于是瓦解灭亡。为赞美尚父的宏谋，作《齐太公世家》第二。
诸侯和部属对周无论是依顺的，还是违抗的，周公都安抚他们；他努力宣扬文德，天下都响应随和；辅佐保护成王，诸侯以周天子为天下宗主。隐公、桓公之际却屡屡发生悖德非礼之事，这是为什么呢？只因三桓争强，鲁国国运不昌。赞美周公旦的《金滕》策文，作《周公世家》第三。
武王战胜商纣，天下尚未协洽他便驾崩。成王年幼，管叔、蔡叔怀疑周公篡位，淮夷也起兵叛乱，于是召（shà，绍）公以其高德率先支持周公，使王室团结安定，保证了周公东征的胜利，使东方得以安宁。燕王哙的禅位，才造成了祸乱。赞赏《甘棠》诗篇，作《燕世家》第四。
管蔡二叔辅佐武庚，想要安定商朝旧地；周公旦摄政，二叔不服，周公便杀死管叔鲜，流放蔡叔度，周公盟誓忠于成王，太任生育十个儿子，周室以宗族繁盛而强大。表彰蔡仲悔过，作《管蔡世家》第五。
先王后代延继不绝，舜、禹为此而感到高兴；他们功德美好清明，后代得以承其功业。百世享受祭祀，到了周时，封有陈国、杞国，后被楚国灭掉。齐田氏又使之兴起，舜是位多么了不起的人啊！作《陈杞世家》第六。
收纳殷的遗民，康叔始封邑。周公用商朝乱德亡国的教训申饬他，写了《酒诰》、《梓材》等辞来告诫他。到卫公子朔出生，卫国开始倾危不宁；南子憎恶蒯聩，造成儿子和父亲名分颠倒。周朝统治日益衰微，各诸侯国日益强大，卫国因为弱小，国君角反而后亡。赞美《康诰》，作《卫世家》第七。
可叹啊，箕子！可叹啊，箕子！正确的意见没有被采纳，反被迫害装疯为奴。武庚死后，周朝封微子于宋。宋襄公在泓水之战中受伤，又有哪位君子称道？景公有自谦爱民之德，荧惑为之退行。剔成暴虐无道，宋国因而灭亡。赞美微子请教太师，作《宋世家》第八。
武王去世后，叔虞封邑于唐。君子讥讽晋穆公为儿子取名之事，武公终于灭而代之。献公宠爱骊姬，造成五世之乱；重耳不得志，却能威霸诸侯。六卿专权，晋国衰亡。赞美文公因功得天子珪鬯（chàng，唱），作《晋世家》第九。
重黎创业，吴国继承；殷朝末年，有简札记述鬻子为楚国始祖。周成王任用熊绎封为楚子，熊渠继承先世之业。楚庄王贤明，又恢复陈国。赦免了郑伯之罪，又因华元之言而班师回国。怀王客死于秦，子兰归咎屈原，楚君喜阿谀信谗言，终于被秦所吞并。赞美庄王的德义，作《楚世家》第十。
少康之子远弃南海，纹身断发，与鼋鬻相处，守在封山禺山，事奉大禹的祭祀。勾践受到夫差的困辱，于是信用文种、范蠡。赞美勾践身在夷蛮能修其德，消灭强大吴国以尊奉周室，作《越王勾践世家》第十一。
桓公东迁，信用太史之言。庄公派兵侵犯周土，割取庄稼，受到周王臣民的非议。祭（zhài，债）仲被宋胁迫结盟，郑国长期不得昌兴
㈡ 世说新语陆贾无为翻译
〔一〕黄震曰：“无为言舜、周。”戴彦升曰：“无为篇言始皇暴兵极刑骄奢之患，而折以虞舜、周公之治。此二篇（案包举前辅政篇）着秦所以失也。”唐晏曰：“此篇义在身修而后国治，乃仁义之所主也。”器案：论语卫灵公篇：“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集解：“言任官得其人，故无为而治。”邢疏曰：“帝王之道，贵在无为清静，而民化之。然后之王者，以罕能及，故孔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所以无为者，以其任官得人。夫舜何必有为哉？但恭敬己身，正南面向明而已。”此篇即阐发无为而不为之旨，汉初清静无为之治，盖陆氏为之导夫先路矣。
道莫大于无为〔一〕，行莫大于谨敬〔二〕。何以言之？昔舜治天下也〔三〕，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四〕，寂若无治国之意，漠若无忧天下之心〔五〕，然而天下大治〔六〕。周公制作礼乐〔七〕，郊天地〔八〕，望山川〔九〕，师旅〔一0〕不设，刑格〔一一〕法悬，而四海之内，奉供来臻，越裳之君，重译来朝〔一二〕。故无为者乃有为也〔一三〕。
〔一〕宋翔凤曰：“‘道’上本有‘夫’字，依治要删。”
〔二〕丘琼山曰：“二句一篇冒头。”李为霖云翔曰：“‘无为’‘谨敬’二句，是一篇根本，以虞舜、周公、秦始皇设出有为无为榜样耳。”
〔三〕宋翔凤曰：“‘舜’上本有‘虞’字，又无‘也’字，依治要改。”
〔四〕礼记乐记：“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郑注：“南风，长养之风也，以言父母之长养己，其辞未闻也。”正义：“案：圣证论引尸子及家语难郑玄云：‘昔者，舜弹五弦之琴，其辞曰：南风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郑云其辞未闻，失其义也。’今案：马昭云：‘家语，王肃所增加，非郑所见；又尸子杂说，不可取证正经，故言未闻也。’”器案：韩诗外传四、乐府诗集五七引杨雄琴清音、风俗通义声音篇引尚书，俱言舜弹五弦之琴，以歌南风之诗，而天下治，与陆氏之说合。尸子文见治要引绰子篇。
〔五〕宋翔凤曰：“本作‘忧民之心’，依治要改。”器案：此盖避唐讳改。唐晏曰：“按此引舜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而云‘漠若无忧民之心’，则又与家语、尸子所载‘解愠’‘阜财’者不同。家语、尸子本不可据，可据者惟此与乐记耳。”
〔六〕宋翔凤曰：“‘而’字‘大’字，依治要增。”
〔七〕礼记明堂位：“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正义：“书传云：‘周公将制礼作乐，优游三年而不能作。将大作，恐天下莫我知也；将小作，则为人子不能扬父之功烈德泽。然后营洛邑以期天下之心、于是四方民大和会。周公曰：示之以力役，旦犹至，而况导之以礼乐乎！’”
〔八〕诗鲁颂閟宫：“皇皇后帝，皇祖后稷。”郑笺：“‘皇皇后帝’，谓天也。成王以周公功大，命鲁郊天，亦配之以君祖后稷。”
〔九〕书舜典：“望于山川。”孔氏传：“九州名山大川，五岳、四渎之属，皆一时望祭之。”史记五帝本纪用尚书文，正义：“望者，遥望而祭山川也。”
〔一0〕诗小雅鱼藻黍苗：“我师我旅。”郑笺：“五百人为旅，五旅为师。”正义：“五百人为旅，五旅为师，夏官序文。”
〔一一〕格，犹今言阁置。史记梁孝王世家：“太后议格。”索隐：“服虔曰：‘格谓格阁不行。’”
〔一二〕张玄起曰：“看此，舜与周公微有优劣。”唐晏曰：“按越裳之重译来朝，首见此书，史记、韩诗、说苑在此后。”器案：后汉书南蛮传：“交趾之南有越裳国。周公居摄六年，制礼作乐，天下和平。越裳氏以三象重译而献白雉，曰：‘道路悠远，山川阻深，音使不通，故重译而朝。’成王以归周公，公曰：‘德不加焉，则君子不飨其质；政不施焉，则君子不臣其人。吾何以获此赐也？’其使请曰：‘吾受命吾国之黄■，曰：久矣，天之无烈风雷雨，意者，中国有圣人乎？有则曷往朝之。’周公乃归之于王。”注云：“事见尚书大传。”案：文选应吉甫晋武帝华林园集诗：“越裳重译。”注：“尚书大传曰：‘成王之时，越裳重译而来朝，曰：道路悠远，山川阻深，恐使之不通，故重三译而朝也。’郑玄曰：‘欲其转相晓也。”寻韩诗外传五、白虎通封禅篇、说苑辨物篇俱载此事，盖皆本尚书大传为说也。
〔一三〕宋翔凤曰：“本作‘故无为也乃无为也’，下有校语曰：‘有误。’兹依治要改。”今案：别解作“故无为也，乃有为也”。唐晏曰：“按此以舜与周公并称无为，足以解论语‘无为’之义。盖无为者治定功成，不扰民之谓也。”器案：史记太史公自序：“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正义曰：“各守其分，故易行也。”（又见汉书司马迁传）寻老子三十七章：“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又四十八章：“无为而无不为。”然则儒道两家俱主张无为而治也。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小说家：“宋子十八篇。”本注：“孙卿道宋子，其言黄老意。”寻荀子正论篇称子宋子，则荀卿与黄老学者有所接触，而陆贾亦传荀子之学者，则其主张无为而治，其渊源固有自也。
秦始皇〔一〕设刑罚〔二〕，为车裂〔三〕之诛，以歛奸邪〔四〕，筑长城于戎境〔五〕，以备胡、越〔六〕，征大吞小，威震天下，将帅〔七〕横行，以服外国〔八〕，蒙恬讨乱于外〔九〕，李斯〔一0〕治法于内，事逾烦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天下逾炽〔一一〕，兵马益设而敌人逾多〔一二〕。秦非不欲治也〔一三〕，然失之者，乃举措太众、刑罚太极故也〔一四〕。
〔一〕宋翔凤曰：“本有‘帝’字，依治要删。”
〔二〕宋翔凤曰：“‘刑罚’二字，依治要增。”
〔三〕器案：墨子亲士篇：“吴起之裂，其事也。”淮南子缪称篇：“吴起刻削而车裂。”韩非子和氏篇：“商君车裂于秦。”史记商君传：“秦惠王车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君反者。’”则车裂之刑不始于始皇，且不限于秦也。
〔四〕宋翔凤曰：“四字治要无。”
〔五〕宋翔凤曰：“‘于戎境’三字治要无。”
〔六〕淮南子人间篇：“秦皇挟录图，见其传曰：‘亡秦者胡也。’因发卒五十万，使蒙公、杨翁子将筑修城，西属流沙，北击辽水，东结朝鲜，中国内郡挽车而饷之。又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乃使尉屠雎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之岭，一军守九疑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监禄无以转饷，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以与越人战，杀西呕君译吁宋；而越人皆入丛薄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相置桀骏以为将，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雎，伏尸流血数十万，乃发适戍以备之。”汉书晁错传：“错复言守边备塞、劝农力本、当世急务二事曰：‘臣闻秦时，北攻胡貉，筑塞河上，南攻扬、越，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粤者，非以卫边地而救民死也，贪戾而欲广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乱。’”说秦备胡、越事，以淮南子为最详，然备越不言筑长城。窃疑秦统一天下后，即修楚之方城以备越，一如修筑燕、齐、魏、韩、赵、中山之长城以备胡也。方城一名长城。汉书地理志八上：“叶，楚叶公邑，有长城，号曰方城。”水经潕水注引荆州记：“叶东界有故城，始犨县，至瀙水，达比阳界，南北联联数百里，号为方城，一谓之长城。”史记越王句践世家：“越王曰：‘所求于晋者，不至顿刃接兵，而况于攻城围邑乎？愿魏以聚大梁之下，愿齐之试兵南阳、莒地，以聚常、郯之境，则方城之外不南，淮、泗之间不东，商、于、析、郦、宗胡之地、夏路以左，不足以备秦，江南、泗上，不足以待越矣。’”正义：“括地志云：‘故长城，在邓州内乡县东七十五里，南入穰县，北连翼望山，无土之处，累石为固。楚襄王控霸南土，争强中国，多筑列城于北方，以适华夏，号为方城。’”此俱楚之方城一名长城之证。水经汝水注所谓“楚盛周衰，控霸南土，欲争强中国，多筑列城于北方，以逼华夏，故号此城为万城”是也。盖方城者，要害之地，昔者强楚之所以备秦者，亦犹全秦之所以待越也。世之言长城者，多未及陆氏、淮南之文，时因此而申言之。
〔七〕“帅”，唐本作“师”，云：“一本作‘帅’。”
〔八〕宋翔凤曰：“十六字治要无。”
〔九〕蒙恬，史记有传。
〔一0〕李斯，史记有传。
〔一一〕宋翔凤曰：“治要作‘事愈烦，下愈乱，法愈众，奸愈纵’。按说文无‘愈’字，此本作‘逾’为正。又‘天’字当是‘而’字之误。”陈金生曰：“李本作‘事逾烦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奸逾炽’，上句‘天’为‘而’字之误，但下句不误。”
〔一二〕宋翔凤曰：“九字治要无。”
〔一三〕宋翔凤曰：“本作‘不欲为治’，依治要改。”
〔一四〕宋翔凤曰：“本作‘乃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故也’，依治要改。”茅鹿门曰：“铺叙秦事，痛快。”唐晏曰：“按：此所谓‘着秦之所以亡’也。”
是以君子尚宽舒以其身，行身中和〔一〕以致疏远〔二〕；民畏其威而从其化，怀其德而归其境，美其治而不敢违其政。民不罚而畏〔三〕，不赏而劝〔四〕，渐渍〔五〕于道德，而被服〔六〕于中和之所致也〔七〕。
〔一〕礼记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二〕宋翔凤曰：“本作‘尚宽舒以苞身，行中和以统远’，依治要改。”吴鼎汉曰：“以下就君身上说，规讽当时，语温而意恳。”
〔三〕宋翔凤曰：“（‘畏’下）本有‘罪’字，依治要改。”
〔四〕宋翔凤曰：“（‘劝’）本作‘欢悦’二字。”案：天一阁本作“劝悦”，“劝”字不误。
〔五〕史记礼书：“渐渍于失教，被服于成俗。”荀子劝学篇杨注：“渐，渍也，染也。”
〔六〕宋翔凤据治要删“服”字，今所不从。上注引礼书文，以“渐渍”、“被服”对文，用法与陆氏同。淮南子要略篇：“被服法则而与之终身。”史记五宗世家：“被服造次必于儒者。”集解：“汉名臣奏，杜业奏曰：‘被服造次，必于仁义。’”索隐：“被服造次，按小颜云：‘被服言常居处于其中也。造次谓所向所行皆法于儒者。’”案：索隐所引师古之说，见汉书河间献王传注，通鉴胡三省注云：“颜注非也。被服者，言以儒术衣被其身。”三国志魏书文纪注：“含气有生之类，靡不被服清风，沐浴玄德。”
〔七〕宋翔凤曰：“本作‘被服于中和之所致也’，无‘而’字，并依治要改。”唐晏曰：“此即所谓‘着汉之所以得’。”
夫法令所以诛暴也〔一〕，故曾、闵之孝，夷、齐之廉〔二〕，此宁畏法教而为之者哉〔三〕？故〔四〕尧、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纣之民，可比屋而诛〔五〕，何者〔六〕？化使其然也〔七〕。故近河之地湿〔八〕，而近山之木长者〔九〕，以类相及也。高山出云〔一0〕，丘阜生气〔一一〕，四渎东流，百川无西行者，小象大而少从多也〔一二〕。
〔一〕宋翔凤曰：“本作‘夫法令者，所以诛恶，非所以劝善’，依治要改。”案：品节“夫”误“大”。苏紫溪曰：“法令不如教化，韩非未有。”案：盐铁论刑德篇：“令者所以教民也，法者所以督奸也。令严而民慎，法设而奸禁。”
〔二〕孟子万章下：“孟子曰：‘伯夷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横政之所出，横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与乡人处，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也。当纣之时，居北海之滨，以待天下之清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战国策秦策下：“君何不以此时归相印，让贤者授之，必有伯夷之廉，长为应侯，世世称孤。”
〔三〕宋翔凤曰：“本作‘岂畏死而为之哉？教化之所致也’，依治要改。”唐晏曰：“按曾、闵之孝，夷、齐之廉，盖出于性，而以为教化之所致，正荀卿化性起伪之说。”
〔四〕宋翔凤曰：“‘故’下本有‘曰’字。”
〔五〕论衡率性篇：“传曰：‘尧、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纣之民，可比屋而诛。’”盖即本此。汉书王莽传上：“莽乃上奏曰：‘明圣之世，国多贤人，故唐、虞之时，比屋可封。’”太平御览七七引袁子正论：“尧、舜之人，比屋可封，非尽善也，犹在防之水，非不流也。”寻文选王子渊四子讲德论：“比屋可封。”注：“尚书大传曰：“周民比屋可封。”则又以为周之民也。
〔六〕宋翔凤曰：“本无‘何’字，依治要校。”
〔七〕宋翔凤曰：“本作‘教化使然也’，并依治要校。”
〔八〕“湿”，李本、程本、两京本、天一阁本、意林、汇函、品节、拔萃作“湿”，古通，后不复出。
〔九〕宋翔凤曰：“本作‘近山之土燥’，无‘而’字，依治要校。”案：意林作“近山之木长”。
〔一0〕宋翔凤曰：“本作‘故山川出云雨’，依治要改。”唐晏曰：“意林无‘川’、‘雨’二字。”案：周易系辞上：“变化见矣。”韩康伯注：“山泽通气，而云行雨施，故变化见矣。”礼记孔子闲居：“山川出云。”正义曰：“此譬其事，由如天将降时雨，山川先为之出云。”
〔一一〕宋翔凤曰：“‘气’上本缺一字，治要不缺。”唐晏曰：“意林‘丘’上有‘而’。”
〔一二〕宋翔凤曰：“本作‘百川无不从，小者从大，少者从多’，依治要改。又按：意林引此云：‘近河之地湿，近山之木长，山出云而丘阜生气，四渎东流，而百川无西。’文与治要大同，知治要可据也。”唐晏曰：“‘无不从’，意林作‘无西’。”
夫王者之都〔一〕，南面之君，乃百〔二〕姓之所取法则者也，〔三〕举措〔四〕动作，不可以失法度〔五〕。昔者，周襄王不能事后母，出居于郑〔六〕，而下多叛其亲。秦始皇〔七〕骄奢靡丽，好作高台榭，广宫室〔八〕，则天下豪富制屋宅者，莫不仿之，设〔九〕房闼，备厩库，缮雕琢刻画之好，博玄黄琦玮之色，以乱制度〔一0〕。齐桓公好妇人之色，妻姑姊妹，而国中多淫于骨肉〔一一〕。楚平王奢侈纵恣〔一二〕，不能制下，检〔一三〕民以德，增驾百马而行，欲令天下人饶〔一四〕财富利，明不可及，于是楚国逾奢，君臣无别〔一五〕。故上之化下，犹风之靡草也〔一六〕。王者尚武于朝，则农夫缮甲兵〔一七〕于田〔一八〕。故君子之御下也〔一九〕，民奢应之以俭〔二0〕，骄淫者统之以理〔二一〕；未有上仁而下贼〔二二〕，让行而争路者也〔二三〕。故孔子曰〔二四〕：“移风易俗〔二五〕。”岂家令人视之哉？〔二六〕亦取之于身而已矣〔二七〕。
〔一〕宋翔凤曰：“治要无此四字。”
〔二〕“乃”，各本无。“百”，李本、子汇本、两京本、天一阁本、唐本、汇函、品节、拔萃作“臣”。
〔三〕宋翔凤曰：“本无‘乃’字，无‘则者也’三字，‘法’下缺二字，依治要校。别本‘法’下有‘是以’二字，不缺。”
〔四〕“举措”上，汇函、拔萃、别解有“虽一”二字。
〔五〕宋翔凤曰：“本作‘不可失法则也’，依治要改。”王凤洲曰：“此言舜与周公无为而天下治，秦人法烦而天人乱；总论为治当尚宽舒，以舜与周公为法，以秦为鉴耳。”李为霖曰：“宽舒是帝王御民根本，中和是圣人极诣，为帝王者必臻此方称明圣，云阳不啻三致意焉，得王道之精者也。至‘渐渍于道德’一句，又授之以方耳。”
〔六〕公羊传僖公二十四年：“冬，天王出居于郑。王者无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乎母也。”何休注：“不能事母，罪莫大于不孝，故绝之言出也。下无废上之义，得绝之者，明母得废之，臣下得从母命。”徐彦疏：“正以襄王之母，于今仍在，亦非继母，与左氏异也。郑氏发墨守云：‘圣人制法，必因其事，非虚之。孟子曰：夫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今襄王实不能孝道，称惠后之心，今其宠专于子，失教而乱作，出居于郑，自绝于周，故孔子因其自绝而书之。公羊以母得废之，则左氏已死矣是也。襄王正是惠后所生，非继母。’又云：‘失教而乱作，自绝于周，从左氏。’郑氏杂用三家，不苟从一。”
〔七〕“皇”，李本、程本、两京本、天一阁本作“王”。
〔八〕宋翔凤本“宫”误“言”。史记秦始皇本纪：“于是始皇以为‘咸阳人多，先王之宫廷小，吾闻周文王都丰，武王都镐，丰、镐之闲，帝王之都也。’乃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颠以为阙。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阿房宫未成，成，欲更择令名名之。作宫阿房，故天下谓之阿房宫。隐宫徒刑者七十余万人，乃分作阿房宫，或作丽山，发北山石椁，乃写蜀、荆地材，皆至。关中计宫三百，关外四百余。”
〔九〕“设”，天一阁本、唐本作“諟”，未可从。
〔一0〕黄澍曰：“汉高帝使贾着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故篇中于始皇事痛切及之，以讽汉也。”唐晏曰：“周襄王出居于郑，下多叛其亲，此亦春秋旧说，而今不可考。若始皇之作高台榭，而天下仿之，此则陆生所目睹。”
〔一一〕唐晏曰：“马氏骕云：‘齐桓公中主也，妻姑姊妹，乱伦之大者，何至为之？汉书云：襄公淫乱，姑姊妹不嫁，于是民闲长女不嫁，名为巫儿，为家主祠。然则是襄公事耳。’”器案：汉书地理志下：始桓公公兄襄公淫乱，姑姊妹不嫁，于是令国中民家长女不得嫁，名曰巫儿，为家主祠，嫁者不利其家。民至今以为俗。”绎史引其文不具，故详录之。然古书亦有以此事属之桓公者。管子小匡篇：“桓公谓管仲曰：‘寡人有污行，不幸好色，姑姊妹有未嫁者。’”荀子仲尼篇：“齐桓，五伯之盛者也，……内行则姑姊妹之不嫁者七人。”论衡书虚篇：“传书言：‘齐桓公妻姑姊妹七人。’”公羊传庄公二十年何休注：“齐侯亦淫诸姑姊妹，不嫁者七人。”徐彦疏云：“晏子春秋文。案彼齐景公问于晏子曰：‘吾先君桓公淫，女公子不嫁者九人，而得为贤君何？’”既管子等书有此事，而齐桓又有好内之名（见史记齐太公世家），陆生乃传荀子之学者，其沿用此说，何足怪者。
〔一二〕绎史卷一三六引此作楚襄王事，此马氏肊改，不可从。
〔一三〕后汉书周黄徐姜申屠传序：“骠骑执法以检下。”注：“检犹察也。”
〔一四〕宋翔凤曰：“‘饶’，抄本、子汇本并作‘馁’。”案：李本、两京本、天一阁本亦作“馁”。
〔一五〕唐晏曰：“按：楚平王驾百马，不见他书；或者即子南、观起事也。”器案：文选西京赋：“百马同辔，骋足并驰。”李善注引陆贾新语曰：“楚平王增驾，百马同行。”则张平子赋即据新语为言也。陈金生曰：“子南、观起事见左传襄公二十二年，当楚康王之九年，非楚平王时事，唐说非是。”
〔一六〕史记淮阴侯传：“发使使燕，燕从风而靡。”楚辞东方朔七谏：“世从俗而变化兮，随风靡而成行。”后汉书冯异传：“百姓风靡。”案：风靡，犹言风偃也。文选任彦升天监三年策秀才文：“上之化下，风偃草从。”注：“论语曰：‘子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注引论语者，颜渊篇文也。
〔一七〕左传隐公元年：“缮甲兵。”缮谓缮治，诗郑风叔于田序：“缮甲治兵。”
〔一八〕宋翔凤曰：“‘农’上本缺一字，治要作‘则’，子汇本同。又‘兵’字亦依治要增。”案：唐本有“则”字。
〔一九〕宋翔凤曰：“‘子’字‘也’字，依治要增。”
〔二0〕宋翔凤曰：“本作‘民奢侈者则应之以俭’，依治要改。”
〔二一〕宋翔凤曰：“‘者’下，本有‘则’字，依治要删。”
〔二二〕礼记大学：“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未有好义，其事不终者也。”
〔二三〕宋翔凤曰：“本作‘未有上仁而下残，上义而下争者也’。”
〔二四〕宋翔凤曰：“本无‘故’字。”
〔二五〕唐晏曰：“按：‘移风易俗’句，出孝经而不明言之。”今案：孝经广要道章文也，礼记乐记亦有其文。
〔二六〕宋翔凤曰：“本作‘岂家至之哉’。”
〔二七〕宋翔凤曰：“‘亦取’二字，本作‘先’字，并依治要改。”
㈢ 战国时期的士指哪一类人有谁
战国文献中，以“士”为中心组成的称谓和专用名词，据粗略统计有百余种。这不仅说明士阶层的复杂，也说明他们的行迹遍及社会各个角落。为了区分不同的士，当时的人便开始对士进行类分。《墨子·杂守》篇把士分为“谋士”、“勇士”、“巧士”、“使士”。《商君书·算地》把士分为“谈说之士”、“处士”、“勇士”、“技艺之士”、“商贾之士”。《庄子·徐无鬼》把士分为“知士”、“辩士”、“察士”、“招世之士”、“中民之士”、“筋力之士”、“勇敢之士”、“兵革之士”、“枯槁之士”、“法律之士”、“礼教之士”、“仁义之士”等。根据士的特点、社会地位等情况，大体可分成三大部分：
(一)武士。其中又分不同类别。第一类是国家的武装力量。由于技能、职掌、兵种以及国别等不同情况，又有各式各样的称谓：“选士”、“练士”、“锐士”、“精士”、“良士”、“持戟之士”、“射御之士”、“材伎之士”、“虎贲之士”、“剑士”、“死士”、“甲士”、“爪牙之士”、“教士”、“庶士”、“吏士”等。第二类是侠士。典籍中称之为“侠”、“节侠士”、“游侠”。这些人的特点是见义勇为，为知己者死。第三类是“力士”，指力气大而勇悍之士。
(二)文士。《韩诗外传》卷七说：“君子避三端：避文士之笔端，避武士之锋端，避辩士之舌端。”这里把操笔杆的称为文士。其实文化人，包括辩士，皆可称为文士。早在战国之初，墨子就曾对文士的特点与文士的不同类型作过划分，他说贤良之士“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1]。德行、言谈、道术应该说是对文士的类分。战国史籍中有关文士的各种称谓不下三、四十种。这几十种称谓，大体可归入如下几类。第一类可称为道德型。这一类的士把道德修养作为奋斗目标。因此当时有不少人从道德品质意义上给士下定义或概括士的特点和本质。如孔子说：“士志于道。”[2]《吕氏春秋·正名》记尹文与齐王的对话：“尹文曰：‘今有人于此，事亲则孝，事君则忠，交友则信，居乡则悌。有此四行者，可谓士乎?’齐王曰：‘此真所谓士已。’”道德之士的称呼计有：“通士”、“公士”、“直士”、“志士”、“修士”、“善士”、“信士”、“廉士”、“劲士”、“正士”。第二类可谓之为智能型。这些人重在知识和学以致用，有如下称谓：“文学之士”、“游学者”、“法术之士”、“智术之士”、“有方之士”、“法律之士”、“弘辩之士”、“游说之士”、“游宦之士”、“察士”、“巧士”、“博士”、“智士”、“贤能之士”、“策士”、“任举之士”、“倾危之士”等。隐士可以说是以上两类的附类或兼类，这类士因种种原因不为官。不出仕并不是都不关心国计民生、社会政治大事；相反，有些隐士发表了许多评论时政得失的言论，甚至提出系统的理论，成为一家之言。有些隐士在社会上具有很高的声望，君主贵人派使臣再三延聘，却拒不受命。也有些隐士是一时的，隐居只不过是静观待机之术。与“隐士”相同或相近的，还有如下称呼：“居士”、“处士”、“山谷之士”、“江海之士”、“岩穴之士”、“贵生之士”、“高士”、“闲居之士”等。第三类可谓之技能型。这部分人又可分技艺之士、商贾之士、方术之士三部分。技艺之士指有一技之长和专门技能的人。《商君书·算地》说：“技艺之士资在于手。”《韩非�子·�显学》说：“今商官、技艺之士，亦不垦而食。”商贾之士指经营工商业之士。例如管仲、鲍叔早年就曾经商。范蠡是士人经商致富的典型。子贡既是士，又是大商人。战国时期的白圭也是著名的士兼商人。到战国有了“商贾之士”的说法，《商君书·算地》说：“商贾之士资在于身。”方术之士指卜、巫、相面、看风水、求仙药之类的士人。如《荀子·非相》：“梁有唐举，相人之形状颜色，而知其吉凶，妖祥。”战国时期这一类的士人颇为活跃，有的参与国政。“荆有善相人者，所言无遗策，闻于国，庄王见而问焉。”[3]秦始皇统一之后，“悉召文学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4]。
(三)低级官吏。有些低级官吏称之为“士”。具体有以下几种情况：一种是司法官的属吏称“士”，《孟子·梁惠王下》载：“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士师”为高级司法官，“士”则为较纸级的属官。第二种是指基层临民的官吏。这种士有其治所，如《非攻下》云：“士不暇治其官府。”《管子·八观》把“里尉”称之为“士”。第三种泛称各种属吏。《礼记·祭法》：“庶士，庶人无庙。”注：“庶士，府吏之属。”
还有一些难于归类的。如“勇士”、“国士”、“秀士”、“俊士”、“烈士”、“豪士”、“车士”、“都士”等。通过以上的分类，可以看到士成份之复杂和在社会上分布面之广，这说明士是社会中最活跃的一个阶层。
所共知，战国是一个争战不已的时代。各国内政、外交、军事上的矛盾重重。在应付复杂的矛盾斗争中，实力固然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实力必须依赖于人的智慧。于是，人的智能和才干便受到特殊重视。《管子·霸言》说：“夫使国常无患，而各利并至者，神圣也；国在危亡，而能寿者，明圣也。是故先王之所师者，神圣也；其所赏者，明圣也。夫一言而寿国，不听而国亡，若此者，大圣之言也。”这里的“神圣”、“明圣”、“大圣”是对聪明才智的最高级称谓，属于认识范畴，与神秘主义无关。在作者看来，国家的兴衰关键在于谋略是否得当。文中在讲到战争时又说：“正四海者，不可以兵独攻而取也，必先定谋虑，便地形，利权称。”“夫强之国，必先争谋。”《管子·制分》说：“强未必胜也，必知胜之理，然后能胜。”作者指出，实力强未必胜，只有深知胜之理才能必胜。《战国策·秦策一》讲苏秦合纵之策得用之时，不费一兵一卒，使秦不敢出关东向，由此作者论道：“夫贤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从。”这里所谈的不是个人的权力，而是讲这些人的智谋会转化为巨大的力量。《战国策·秦策三》又载：“天下之士，合从相聚于赵，而欲攻秦”，秦王忧。由此足见智谋的威力。景春曾这样估计苏秦、张仪这类人物的作用：“公孙衍
、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22]这里所论不是士人的权力和手中的物质力量，而是讲这些士人的智谋足以使拥有实力的君主们胆战心惊。《韩非子·难二》记载赵简子一句话：“与吾得革车千乘，不如闻行人烛过之一言也。”烛过是赵简子贴身谋士。在赵简子看来，烛过的计谋比千军万马还有力量。《论衡·效力》篇载：“六国之时，贤才之臣，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畔魏魏伤。”说明智能计谋在竞争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智能在事态的发展中不仅起着指挥作用，而且常常会使事情发生奇特变化，一计得当，比千军万马还要有力。
智能的竞争为士的活跃与发展提供了强大推动力和活动场所。从认识论的一般道理来讲，社会实践无疑是智能的基础，但是智能的发展还必须有如下两个条件：一是教育；二是要有一批专门从事智能劳动的人。士正是这样的角色。社会的政治军事斗争迫切需求智能，而智能主要蕴藏在士这个阶层。正如《墨子·亲士》说：“入国而不存其士，则亡国矣……非士无与虑国，缓贤忘士，而能以其国存者，未曾有也。”于是尊士、争士、养士遂成为上层人物的一种社会风尚。
㈣ 战国时期的士是哪一类人举出几个历史上有名的士，各有什么故事
战国时期，从王廷到社会底层，到处都可看到“士的身影。探讨这个阶层的活动，对深入了解战国的社会生活，特别是政治与文化，很有裨益。
一、士的类分
战国文献中，以“士”为中心组成的称谓和专用名词，据粗略统计有百余种。这不仅说明士阶层的复杂，也说明他们的行迹遍及社会各个角落。为了区分不同的士，当时的人便开始对士进行类分。《墨子·杂守》篇把士分为“谋士”、“勇士”、“巧士”、“使士”。《商君书·算地》把士分为“谈说之士”、“处士”、“勇士”、“技艺之士”、“商贾之士”。《庄子·徐无鬼》把士分为“知士”、“辩士”、“察士”、“招世之士”、“中民之士”、“筋力之士”、“勇敢之士”、“兵革之士”、“枯槁之士”、“法律之士”、“礼教之士”、“仁义之士”等。根据士的特点、社会地位等情况，大体可分成三大部分：
(一)武士。其中又分不同类别。第一类是国家的武装力量。由于技能、职掌、兵种以及国别等不同情况，又有各式各样的称谓：“选士”、“练士”、“锐士”、“精士”、“良士”、“持戟之士”、“射御之士”、“材伎之士”、“虎贲之士”、“剑士”、“死士”、“甲士”、“爪牙之士”、“教士”、“庶士”、“吏士”等。第二类是侠士。典籍中称之为“侠”、“节侠士”、“游侠”。这些人的特点是见义勇为，为知己者死。第三类是“力士”，指力气大而勇悍之士。
(二)文士。《韩诗外传》卷七说：“君子避三端：避文士之笔端，避武士之锋端，避辩士之舌端。”这里把操笔杆的称为文士。其实文化人，包括辩士，皆可称为文士。早在战国之初，墨子就曾对文士的特点与文士的不同类型作过划分，他说贤良之士“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1]。德行、言谈、道术应该说是对文士的类分。战国史籍中有关文士的各种称谓不下三、四十种。这几十种称谓，大体可归入如下几类。第一类可称为道德型。这一类的士把道德修养作为奋斗目标。因此当时有不少人从道德品质意义上给士下定义或概括士的特点和本质。如孔子说：“士志于道。”[2]《吕氏春秋·正名》记尹文与齐王的对话：“尹文曰：‘今有人于此，事亲则孝，事君则忠，交友则信，居乡则悌。有此四行者，可谓士乎?’齐王曰：‘此真所谓士已。’”道德之士的称呼计有：“通士”、“公士”、“直士”、“志士”、“修士”、“善士”、“信士”、“廉士”、“劲士”、“正士”。第二类可谓之为智能型。这些人重在知识和学以致用，有如下称谓：“文学之士”、“游学者”、“法术之士”、“智术之士”、“有方之士”、“法律之士”、“弘辩之士”、“游说之士”、“游宦之士”、“察士”、“巧士”、“博士”、“智士”、“贤能之士”、“策士”、“任举之士”、“倾危之士”等。隐士可以说是以上两类的附类或兼类，这类士因种种原因不为官。不出仕并不是都不关心国计民生、社会政治大事；相反，有些隐士发表了许多评论时政得失的言论，甚至提出系统的理论，成为一家之言。有些隐士在社会上具有很高的声望，君主贵人派使臣再三延聘，却拒不受命。也有些隐士是一时的，隐居只不过是静观待机之术。与“隐士”相同或相近的，还有如下称呼：“居士”、“处士”、“山谷之士”、“江海之士”、“岩穴之士”、“贵生之士”、“高士”、“闲居之士”等。第三类可谓之技能型。这部分人又可分技艺之士、商贾之士、方术之士三部分。技艺之士指有一技之长和专门技能的人。《商君书·算地》说：“技艺之士资在于手。”《韩非�子·�显学》说：“今商官、技艺之士，亦不垦而食。”商贾之士指经营工商业之士。例如管仲、鲍叔早年就曾经商。范蠡是士人经商致富的典型。子贡既是士，又是大商人。战国时期的白圭也是著名的士兼商人。到战国有了“商贾之士”的说法，《商君书·算地》说：“商贾之士资在于身。”方术之士指卜、巫、相面、看风水、求仙药之类的士人。如《荀子·非相》：“梁有唐举，相人之形状颜色，而知其吉凶，妖祥。”战国时期这一类的士人颇为活跃，有的参与国政。“荆有善相人者，所言无遗策，闻于国，庄王见而问焉。”[3]秦始皇统一之后，“悉召文学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4]。
(三)低级官吏。有些低级官吏称之为“士”。具体有以下几种情况：一种是司法官的属吏称“士”，《孟子·梁惠王下》载：“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士师”为高级司法官，“士”则为较纸级的属官。第二种是指基层临民的官吏。这种士有其治所，如《非攻下》云：“士不暇治其官府。”《管子·八观》把“里尉”称之为“士”。第三种泛称各种属吏。《礼记·祭法》：“庶士，庶人无庙。”注：“庶士，府吏之属。”
还有一些难于归类的。如“勇士”、“国士”、“秀士”、“俊士”、“烈士”、“豪士”、“车士”、“都士”等。通过以上的分类，可以看到士成份之复杂和在社会上分布面之广，这说明士是社会中最活跃的一个阶层。
二、士在社会中的地位
士的组成既然十分庞杂，其社会地位也就不可能相同。因此对士的社会地位只能从不同层次进行考察。
(一)士与等级的关系
春秋时期，士基本上是等级制中的一个层次。到了战国，等级制发生了重大变化。秦朝在旧等级制基础上制定了二十等军爵，使等级更加繁杂周密。山东六国的情况不甚清楚，但大体上也是向繁杂周密方向发展。战国时期等级制的另一个特点是把民纳入其中，出现了民爵。在战国的等级制中，士不全是等级概念，但又与等级有关。
在政府的法规命令中，除秦二十等爵把“公士”作为第一级之外，在山东各国，还未见到把士作为一个等级的明文规定。不过在当时许多著述中，常常把士作为一个特定的等级来看待。
《墨子》许多篇叙述的庶人—士—大夫—诸侯—三公—天子序列，既可视为行政体系，又可视为等级体系。
更多的著作在论述婚、丧、衣、食等礼俗时，把士作为介于大夫与庶人之间的一个特定等级[5]（)。孟子葬其母与其父不一样，为母亲办丧事以三鼎，为父亲办丧事以五鼎，其原因就在“前以士，后以大夫”[6]。此例说明士与大夫有明确的分界。
在社会生活习惯中，人们也把士作为一个特定阶层来看待。《荀子·王制》：“农农，士士，工工，商商。”《孟子·离娄下》：“无罪而杀士，则大夫可以去；无罪而戮民，则士可以徙。”
另外，在诸子书中，也有士中再分等级的记录。《墨子·节葬下》载：“上士之操葬也。”所谓“上士”，显然是别于下士而讲的。《荀子·正论》中把士分为元士与庶士两等。春秋以前，士中又分等次；战国有关分等次的记载恐怕只是历史的孑遗。
从战国的历史发展看，士是由等级向社会阶层转变的时期。等级是由政府明令或由习惯法约定成俗的规定。社会阶层不同于等级，它是由多种因素形成的，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是社会活动的方式。可是在等级社会中，阶层又不能不受到等级的影响与制约。所以在习惯上，人们还是把士视为高于民的一个等级，这是在转变时期产生的现象。
(二)士民、士庶人。
《国语·齐语》记载管仲治齐，实行四民分居定业，四民即士、农、工、商。《谷梁传》成公元年也有四民之说：“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但分而言之，士与民是有差别的，属于不同等次。士与民的分野在战国的记载中仍不乏其例，如《荀子·臣道》云：“民亲之，士信之。”《管子·五辅》讲：“善为政者……其士民贵武勇而贱得利，其庶人好耕农而恶饮食，于是财用足。”这里把士民与庶人分为两组人，前者指战士，尚武勇；后者则以耕耘为业。不过在战国，“士民”和“士庶人”又成为两个普遍流行的概念。在一些旧注中，常把士民、士庶人分为士与民，士与庶人。这种分法不无道理，但从大量记载看，士民、士庶人已成为固定词组。社会上存在着一部分人既是士，又是民。《孟子·离娄上》讲：“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管子·大匡》载：“君有过大夫不谏，士庶人有善而大夫不进，可罚也。”从这些记载可见士庶人已被视为同一层次。
士民的主要事业是耕与战，《吕氏春秋·孝行览》载：“士民孝，则耕芸疾，守战固。”《韩非子·初见秦》记赵长平之战，秦“悉其士民于长平之下”。《墨子·辞过》云：“兵革不顿，士民不劳，足以征不服。”文中士民与百姓实为一指，皆从事耕战。士民是国家居民中的大多数，故《荀子·致士》概括：“国家者，士民之居也……国家失政则士民去之。”
士民、士庶人两个概念的流行，反映了士与民的交融。在社会的变动中，有相当一部分士下降到与民地位无异的境况，即所谓的“布衣之士”、“匹夫之士”。
(三士君子与学和道义的关系
士大夫是士的高层和步入仕途的士；士民是士的下层，与民的地位混同或相差无几。在上、下层之间，还有一个中间层次，这部分士上不及官，下不为民，以学和倡导道义为己任。儒家对这个问题论述得最多。子路问孔子：“何如斯可谓士矣?”子曰：“切切��，怡怡如也，可谓士矣。朋友切切��，兄弟怡怡。”[8]孔子又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9]“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10]子张说：“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祭思敬，丧思哀，其可已矣。”[11]这些论述对士的基本规定可概括如下：第一，士以学和道德修养为己任；第二，有远大的志向和抱负；第三，以出仕作为自己的前途，仕则忠于职守。孟子对士的要求与孔子大致相同。王子垫问孟子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又说：“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如士得已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12]又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13]荀子对士的要求重在遵从礼义。《修身》讲：“好法而行，士也。”这里的法指礼法。荀子认为士的天职是正身，“彼正身之士，舍贵而为贱，舍富而为贫，舍佚而为劳，颜色黎黑，而不失其所，是以天下之纪不息，文章不废也!”[14]其他诸子也把士与道义紧密连结在一起。
士君子是表示士之道德的一个重要概念。从现有的文献看，最早使用这一概念的是墨子。在《墨子》中，士君子有两种含义，其一，指中下级官吏，如《墨子·尚同中》所云：“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请将欲富其国家，众其人民，治其刑政，定其社稷……”其二，指知识分子。《墨子·天志上》载：“今天下士君子之书不可胜载，言语不可尽计，上说诸侯，下说列士，其于仁义，则大相远也。”到了荀子手中，士君子完全变成了表示道德和知识程度的一种称呼。《荀子·子道》载孔子与弟子的对话，子路曰：“知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爱己。”子曰：“可谓士矣。”子贡曰：“知者知人，仁者爱人。”子曰：“可谓士君子矣。”颜回曰：“知者自知，仁者自爱。”子曰：“可谓明君子矣。”士君子在道德上高于士，不及“明君子”。《性恶》说：“有圣人之知者，有士君子之知者，有小人之知者，有役夫之知者。”《修身》说：“士君子不为贫穷怠乎道。”《荣辱》说：“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举国而与之不为改视，重死、持义而不桡，是士君子之勇也。”
总上所述，士分布在社会各个角落，上可为卿相，下可为士民、布衣。士的社会地位与职业千差万别，在差别中又有统一性，即知识、道德和勇力。这些东西是无形的，但在社会活动中又无所不在，无所不需。士正凭借这些无形的东西才能游于社会各个角落。
三、士的来源
春秋以前，士作为一个等级，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士之子恒为士”[15]。到了战国，士虽然仍有等级的含意，但逐渐转变为社会上的一个阶层。这个阶层成为上(统治者、官吏和剥削者)与下(被统治者、民、被剥削者)交流、转换的中间地带。
贵族的庶孽无疑仍是士的一个重要来源。纵横捭阖的张仪出身于“魏氏余子”[16]。余子即支庶。范雎原也是“梁余子”[17]。商鞅原是“卫之诸庶孽公子也”。[18]”韩非出自“韩之诸公子”[19]。这一类的例子比比皆是。总之，贵族、官宦的庶孽、后裔大部分落入了士这个阶层。目前我们虽无法作出具体统计，但这类人物的数目是不会很少的。例如齐靖郭君田婴有四十余子，其庶孽之多是可想而知的。这些庶孽沦落的第一站就是士。
士的另一个来源就是从下面升上来的。这种情况早在春秋时已出现，到了战国更为普遍。《墨子·尚贤上》说：“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所谓“举之”，首先指选拔为士。有的从学的人第一步是通过学而为士。宁越是由学而为士、由士而为公侯师的典型。《荀子·王制》说：“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管子·小匡》载：“朴野而不慝，其秀才之能为士者，则足赖也。”朴野指农人。另外还有其他各式各样的下层人通过学进入士的行列。《荀子·大略》载：“子赣(子贡)、季路，故鄙人也；被文学，服礼义，为天下列士。”《吕氏春秋·尊师》载：“子张，鲁之鄙家也；颜涿聚，梁父之大盗也，学于孔子。段干木，晋国之大驵也，学于子夏。”《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载：“申不害者，京人也，故郑之贱臣。学术以干韩昭侯，昭侯用为相。”《史记·甘茂列传》：“甘茂起下蔡闾阎。”秦王政的谋臣姚贾为“梁监门之子”[20]。政治上活跃一时的史举，是“上蔡之监门也”[21]。从春秋后期，特别是孔子之后，私人办学之风大盛，数以十计、百计甚至上千的生徒，都是士的后备军或即是士。以上说的是文士。武士主要是从战场上培养出来的。
士是上与下的交会处。上下的对流量越大，士的队伍就越大。战国时期，上下的对流量比较大，因此士的队伍发展迅速。另外，士的发展与官僚队伍的发展成正比。士是官僚的候补者，官僚队伍的扩大，势必引起士队伍的扩大。战国时期是官僚制度普遍推行时期，它是推动士队伍发展的一个强大动力。
四、士在政治中的作用与仕途
人所共知，战国是一个争战不已的时代。各国内政、外交、军事上的矛盾重重。在应付复杂的矛盾斗争中，实力固然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实力必须依赖于人的智慧。于是，人的智能和才干便受到特殊重视。《管子·霸言》说：“夫使国常无患，而各利并至者，神圣也；国在危亡，而能寿者，明圣也。是故先王之所师者，神圣也；其所赏者，明圣也。夫一言而寿国，不听而国亡，若此者，大圣之言也。”这里的“神圣”、“明圣”、“大圣”是对聪明才智的最高级称谓，属于认识范畴，与神秘主义无关。在作者看来，国家的兴衰关键在于谋略是否得当。文中在讲到战争时又说：“正四海者，不可以兵独攻而取也，必先定谋虑，便地形，利权称。”“夫强之国，必先争谋。”《管子·制分》说：“强未必胜也，必知胜之理，然后能胜。”作者指出，实力强未必胜，只有深知胜之理才能必胜。《战国策·秦策一》讲苏秦合纵之策得用之时，不费一兵一卒，使秦不敢出关东向，由此作者论道：“夫贤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从。”这里所谈的不是个人的权力，而是讲这些人的智谋会转化为巨大的力量。《战国策·秦策三》又载：“天下之士，合从相聚于赵，而欲攻秦”，秦王忧。由此足见智谋的威力。景春曾这样估计苏秦、张仪这类人物的作用：“公孙衍
、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22]这里所论不是士人的权力和手中的物质力量，而是讲这些士人的智谋足以使拥有实力的君主们胆战心惊。《韩非子·难二》记载赵简子一句话：“与吾得革车千乘，不如闻行人烛过之一言也。”烛过是赵简子贴身谋士。在赵简子看来，烛过的计谋比千军万马还有力量。《论衡·效力》篇载：“六国之时，贤才之臣，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畔魏魏伤。”说明智能计谋在竞争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智能在事态的发展中不仅起着指挥作用，而且常常会使事情发生奇特变化，一计得当，比千军万马还要有力。
智能的竞争为士的活跃与发展提供了强大推动力和活动场所。从认识论的一般道理来讲，社会实践无疑是智能的基础，但是智能的发展还必须有如下两个条件：一是教育；二是要有一批专门从事智能劳动的人。士正是这样的角色。社会的政治军事斗争迫切需求智能，而智能主要蕴藏在士这个阶层。正如《墨子·亲士》说：“入国而不存其士，则亡国矣……非士无与虑国，缓贤忘士，而能以其国存者，未曾有也。”于是尊士、争士、养士遂成为上层人物的一种社会风尚。
尊士主要是能够清楚地看待和处理权势与知识、智能的关系。在战国时期，有些有眼光的君主和权贵，他们不以权势骄人，主动或自觉地与士人交朋友，拜士人为师，待以上宾。不管这些人的动机和目的如何，他们的行动造成了尊士的空气。具体而言，尊士的方式主要有如下几种：
第一，礼贤下士。魏文侯是礼贤下士的典范。《吕氏春秋·期贤》载：“魏文侯过段干木之闾而轼之，其仆曰：‘君胡为轼?’曰：‘此非段干木之闾欤?段干木盖贤者也，吾安敢不轼?且吾闻段干木未尝肯以己易寡人也，吾安敢骄之?段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段干木富乎义，寡人富乎财。’其仆曰：‘然则君何不相之?’于是君请相之，段干木不肯受。”魏文侯在这里提出了如何处理权势、财富与道德、知识之间的关系问题。魏文侯不但不恃权、恃富鄙视一个穷知识分子，相反，路过段干木的家门都要扶轼，施以注目礼。这一举动在整个魏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还有些君主为了获得智谋，对士人免去君臣之礼而行宾主之礼。如秦王对范睢，“敬执宾主之礼”[23]。邹衍“适梁，惠王效迎，执宾主之礼”[24]。魏公子平原君无忌屈身拜请侯赢、毛公、薛公是人所熟知的礼贤下士的典型。虽然当时能得到免去君臣礼待遇的只有少数有名望的士人，但这种行动却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第二，以师相待。有些君主拜名士为师，屈执弟子之礼。如“魏文侯师子夏、田子方”[25]。齐宣王拜颜鉫为师[26]。孟子说：“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27]在谋略、道德面前，君臣的关系降到次要地位，君主应该到臣子门上讨教。《孟子·万章下》记载一段鲁缪公与子思的故事。“缪公亟见于子思，曰：‘古千乘之国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悦，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岂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悦也，岂不曰，‘以位，则子，君也；我，臣也；何敢与君友也?以德，则子事我者也，奚可以与我友?”这里也是讲，以权势论，士人与君主为君臣关系；以德行而论，君主应以士为师。鲁缪公与士人交朋友，在孟子看来是属于对士人不尊重的一种表现。《吕氏春秋·劝学》讲：“圣人之所在，则天下理焉。在右则右重，在左则左重，是故古之圣王，未有不尊师者也。”君主尊士为师的举动和以士为师的理论，反映了一部分士的社会地位是很高的。
第三，平等以待。齐孟尝君是一位典型人物，《史记·孟尝君列传》载：“食客数千人，无贵贱一与文等。”有一次，“孟尝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饭不等，辍食辞去。孟尝君起，自持其饭比之。客惭，自刭。士以此多归孟尝君。孟尝君客无所择，皆善遇之。人人各自以为孟尝君亲己”。《战国策·齐策四》载：孟尝君好士，“饮食、衣服与之共”。
由于社会上形成了尊士之风，一些士常常高傲自处，甚至不把君主放在眼里。颜 鉫在论述这一问题时，其中心论点是：朝代的更替和国家的兴衰取决于政策、谋略之得失，而政策、谋略主要出于士。由此而得出士贵于君的结论。这一论点使齐宣王折服。在这种气氛下，有些名士凭借其知识、道德敢于藐视君主。孟子公开批评魏惠王：“不仁哉，梁惠王也。”[28]孟子还宣传：“古之贤王好善而忘势。古之贤士何独不然?乐其道而忘人之势。”[29]齐高士王斗见齐宣王时公然声称：“斗趋见王为好势，王趋见斗为好士。”宣王为了获得好士之名，“因趋而迎之于门”[30]。
为了把智能人物吸引到自己周围，君主和权贵开展了争取士人的活动。争士的方式很多，要之，不外官、爵、禄、奖、养。
官、爵、禄在一般情况下是三位一体的。墨子把问题说得十分清楚：“必且富贵之、敬之，誉之，然后国之良士，亦将可得而众也。”又说：“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爵位不高，则民弗敬；蓄禄不厚，则民不信；政令不断，则民不畏。”授予爵位、蓄禄、政令是招纳贤士的“三本”[31]。孟子也说：“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32]《荀子·王制》中反复讲：“好士”的基本手段是“富士”。齐国设稷下学宫，招纳天下之士，给予优厚的待遇。齐宣王对七十多位有名之士“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宠之。览天下诸侯宾客”[33]。孟子也很阔气，“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齐宣王还曾许孟子如下条件：“我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34]。燕昭王为了招纳天下之士，“卑身厚币以招贤者……乐毅自魏往，邹衍自齐往，剧辛自赵往，士争趋燕”[35]。《管子·山权数》提出对士人要给予褒奖，如奖给田宅，“树表置高”(如同后世立牌坊之类)。
养士是当时争士的一种手段，这里需要再说几句。
养士之风起于春秋，战国发展到登峰造极。所养之士又称门客、宾客、门人、食客等等。赵简主、魏文侯、齐缗王、齐宣王、燕昭王是诸侯中争养士人的突出代表，养士的数目成百上千。除诸侯之外，高官贵人也普遍养士，四公子是其荦荦大者，每人养士数千人。秦国的吕不韦养士也多达三千人。《管子·任法》载：“大臣能以其私附百姓，翦公财以禄私士。”《韩非子·八奸》讲：“为人臣者求诸侯之辩士，养国中之能说者。”“聚带剑之客，养必死之士以彰其威。”《商君书·境内》载，秦国官吏享有税邑六百家者，就可以“受客
㈤ 九成宫醴泉铭 全文
〔正文」九成宫醴泉①铭，秘书监检校侍中钜鹿郡公，臣魏徵奉敕撰②。维贞观（六）年孟夏之月③，皇帝避暑乎九成之宫④，此则隋之仁寿宫也⑤。冠山抗殿6，绝壑为池7，跨水架楹(8)，分岩耸阙(9)，高阁周建，长廊四起，栋宇胶葛（10），台榭参差；仰视则迢递百寻（11），下临则峥嵘千仞（12），珠壁交映，金碧相晖，照灼云霞，蔽亏日月。观其移山回涧，穷泰极奢（13），以人从欲（14）良足深尤（15）。至于炎景流金（16），无郁蒸之气；微风徐动，有凄清之凉，信安体之佳所，诚养神之胜地，汉之甘泉不能尚也（17）。
〔注释〕：①醴泉：甘美的泉水。②秘书监：掌管朝廷图书典籍的长官，以少监为其副职。检校侍中：兼领门下省侍中，此为加官。唐代中央政府分中书、门下、尚书三省，门下省负责审诏署奏之事，其长官称“侍中”。“秘书监检校侍中’，即秘书监兼任门下省侍中。敕：皇帝旨意。钜鹿郡公：钜鹿为封地，郡公为爵号，位在国公之下，县公之上。③维；语气词，无义。④乎：于、在。⑤隋：隋文帝杨坚受封于随，公元581年灭北周，改随为隋，以为国号。6冠山抗殿：冠，覆盖。抗，举兴。(7)绝壑为池；绝，截堵。壑，山谷。池，既指地沼，也指宫外之护城河。(8楹：柱，实指桥柱。(9)分岩耸阙：分，开辟。岩，险峻之地。阙，在宫门外筑二台，在台上建楼观，中央阙而为道，故谓之阙。（10）栋宇胶葛：栋，屋之正中；宇，屋之四垂。栋宇，泛指房屋。胶葛：错杂貌。（11）迢递百寻：迢递，高远貌。寻， 八尺为寻。（12）峥嵘千仞：峥嵘，高峻也。仞，八尺为仞。（13）穷泰；泰，侈也；穷泰，过度奢侈。（14）以：因。从：纵。（15）尤：责备。（16）炎景流金：炎景，暑天之酷热。流，熔化。（17）汉之甘泉不能尚也：甘泉，汉之甘泉宫，在陕西淳化县西北甘泉山，原为秦之离宫，汉武帝时增广之，周长十九里，作为避暑行宫。尚，加，超过。
（译文）贞观六年夏历四月，皇帝在九成宫避暑。这里原是隋代的仁寿宫。覆盖着山野而兴建宫殿，截堵山谷以形成池沼和护城河。跨水立柱以架桥，辟险峻之地建起耸立的双阙，周围建起高阁，四边环绕长廊，房舍纵横错杂，台榭参差交错；仰望高远可达百寻，俯看峻峭亦达千仞，辉煌如珠玉相映，金色和碧色交辉，其光彩能灼云霞，其高峻能达日月。看他兴建宫殿使山移润回，极尽奢侈之能事，因为人们的这种纵欲态度，实在应该痛加责备。至于当热度可以溶化金属的酷热暑天，这里却无闷湿蒸热的气温；微风徐徐吹来，带来清凉的舒适，确是居住的好场所，实为调养精神的胜地，汉代的甘泉宫是不能超过它的。
〔正文〕皇帝爰在弱冠①经营四方②逮乎立年③，抚临亿兆4；始以武功壹海内，终以文德怀远人5：东越青丘6，南逾丹徼7 ，皆献琛奉贽②重译来王9；西暨轮台10北拒玄阙11，并地列州县，人充编户12；气淑年和13，迩安远肃14，群生咸遂15灵贶毕臻16，虽藉二议之功17，终资一人之虑18。遗身利物19，栉风休雨，由姓为心，忧劳成疾，同尧肌之如腊20，甚禹足之胼胝21，针石屡加22，腠理犹滞23。爰居京室24，每敝炎暑，群下请建离宫25，庶可怡神养性。圣上爱一夫之力，借十家之产26，深闭固拒，未肯俯从，以为隋氏旧宫，营于曩代27，，弃之则可惜，毁之则重劳，事贵因循28，何必改作。于是斫雕为朴29，损之又损，去其泰甚，茸其颓坏，杂丹墀以沙砾，间粉壁以涂泥；玉砌接于土阶30，茅茨续于琼室31。仰观壮丽，可作鉴于既往，俯察卑俭，足垂训于后昆32此所谓“至人无为，大圣不作”33，彼竭其力，我享其功者也。
〔注释〕：①爰在弱冠：爰，语首助词，无义。弱冠，20岁。按：唐太宗开始辅助其父起兵争天下，时年18岁，这里“弱冠”是概数。②经管四方：出自《诗.小雅.北山》。此地指从事策划和组织统一天下的活动。③逮乎立年：逮乎，到了。立年，而立之年，30岁。按：唐太宗称帝时，年29岁，立年也为概数。4抚临亿兆：抚临，安抚并君临。亿兆：万万为亿，万亿为兆，此处指天下亿万百姓。5 终以文德怀运人：终，引申为后来。文德，文明道德。怀远人，怀念国家和民族。6青丘：传说之海外国名，泛指海外的蛮荒之地。7。丹徼：徼，边界，古代称南方的边疆为丹徼。8皆献琛奉贽，奉献珍宝以为晋见之礼。9重译来王：重译，经过不同语讲的辗转翻译，：形容来自很远的地方。王，朝见。10暨：抵，到。11玄阙：古代传说中的北方极远的地方。12编户：编入户籍的平民。13气淑年和：气淑，阴阳之气温和。年和，年景风调雨顺。14弥：近。15群生：一切生物。遂：各得其所。15灵贶：神灵降福。毕臻，都来。17二议：天地。18一人：指皇帝，即唐太宗。19遗：舍。20尧：传说中的远古圣君。腊：干肉。此指因风吹日晒使皮肤变得像干肉一样。21禹：传说中夏代的开国君主，他治水有大功。胼胝：指皮肤的纹理和皮下肌肉之间的空隙。滞：停滞，此指血脉仍不通畅。24京室：王宝。即京都。25离宫：古人帝王于正式宫殿之外别建宫室，以便随时游处，谓之离宫。26十家：即十户。古代户籍编制，五家为伍，十户为什，相联相保。此处十家指户藉编制中的最小单位。27曩代，过去的年代。28因循：沿袭。29雕：文饰。朴：质朴。30玉砌：用玉砌成的阶，用以形容豪华的石阶。31茅茨：茅草屋顶，也指茅屋。琼室：用玉装饰成的房子，用以形容豪华的房屋。32后昆：后嗣子孙33至人无为，大圣大作：此二句引自《庄子.知北游》，（因圣人本原于天地的美德，而通达于万物的道理）故至德之人（表面上）没有什么作为，大圣不妄自制作。
〔译文〕：皇帝二十岁时，就从事策划和组织统一天下的活动，到了三十岁时，就做了亿万白姓的君主；开始是用武力统一中国，后来又以高度的文明道德使远方的国家和民族亲附：东边越过青丘，南边越过开徼，那些国家和民族都奉献珍宝以为晋见之礼，经过不同语种的；辗转翻译而来朝见；西到轮台，北抵玄阙，都并入版图而设置地方州县，把那里的人民编入户籍（受朝廷管辖）；阴阳之气温和， 年景风调雨顺，远近都和平肃敬，一切生物也各得其所，神灵都来降福，这虽然是凭借天地的功德，但毕竟要依靠皇帝一个人的谋略。（皇帝）舍身以利天下黎民，风里来雨里去，一心为百姓着想，忧国忧民积劳成疾，皮肤和尧帝一样变成了干肉的形态，手脚上结的趼子超过了大禹，虽经针刺石砭治疗，而血脉仍不通畅，住在京都，炎热的暑天往往使人疲困不堪，群臣请求另建（避暑）行宫，庶几可以疗养从而心旷神怡。圣天子爱护每一个黎民的劳力，痛惜民间户籍编制中最小单位的财货，坚决拒绝，不肯听从群臣的请求，提出隋代建筑的旧宫殿，是过去建造的，舍弃它感到可惜，毁掉它又会重新劳民伤财，应当沿袭既成的事实，又何必重新改作呢！于是去掉隋代旧宫的文饰而使之变得质朴，一再节俭，把原来过多奢华的部分去掉，把已经损坏的部分加以修正，使原来殿前红色石阶夹杂着沙砾，原来白色的墙壁夹杂着新涂的泥土；土阶与原有的玉砌相接，茅屋连着原有的琼室。仰看原有宫殿的壮丽，可吸取过去隋代由奢侈而败亡的教训，俯察今天修茸的求卑求俭，足以作为后嗣子孙的楷模，正提现了“至德之人（表面上）没有什么作为，大圣不妄自制作”的精神，他们竭尽全力（大兴土木），其成果却使我安享了。
〔正文〕然昔之池沼，咸引谷涧，宫城之内，本乏水源，水而无之，在乎一物①，既非人力所致。圣心怀之不忘2。粤③以四月甲申朔旬有六日已亥④，上及中宫，历览台观⑤，闲步西城之阴⑤，踌躇高阁之下7，俯察厥土，微觉有润，因而以杖导之8，有泉随而涌出，乃承以石槛，引为一渠。其清苦镜，味甘如醴，南注丹霄之右9，东流度于双阙10；贯穿青琐11，萦带紫房12；激扬清波，涤荡暇秽；可以导养正性13，可以澄莹心神。鉴映群形，润生万物，同湛恩之不竭14，将玄泽于常流15，匪唯乾象之精16，盖亦坤灵之宝17。谨案：《礼纬》云：王者刑杀当罪，赏锡当功18，得礼之宜19，则醴泉出于阙庭。《鹖冠子》曰：“圣人之德，上及太清20，下及太宁21，中及万灵22，则醴泉出”。《瑞应图》曰：王者纯和23，饮食不贡献，则醴泉出。饮之令人寿。《东观双记》曰：“光武中元元年24，醴泉出京师，饮之者痼疾皆愈”。然则神物之来25，实扶明圣26；既可蠲兹沉痼27，又将延彼遐龄。是以百辟卿士28，相趋动色29，我后固怀撝挹，推而弗有30，虽休勿休，不徒闻于往昔，以祥为惧，实取验于当今31。斯乃上帝玄符32，天子令德，岂臣之未学所能丕显33？！但职在记言，属兹书事34，不可使国之盛美，有遗典策35敢陈实录，爰勒斯铭。其词曰：
（注释）：1本句第二字缺，全句句意不明。2圣心：尊称皇帝之心。3粤；语气词，无义。4 四月甲申朔旬有六日已亥：按中国历史干支纪日法，“朔”指是月初一，既知“朔”为甲申，则这个月的十六正好是已亥。旬为十，有即又，“旬有六日”即十又六日。又，按历表，唐贞观年间只有“贞观六年四月朔”为“甲申”，故文中指的年代为“贞观六年”（632）。5台观：泛指楼台亭榭。6阴：指背面。7踌躇：徘徊。8导：掘开并引导。9注丹霄：注，流灌。丹霄，宫殿名。10双阙：宫门外筑二台，台上建楼观。11青琐：宫门上镂刻的图纹，此代指宫门。12紫房：皇太后居宫室。13正性；纯正的禀性。14湛恩：湛，深。湛恩：深恩。15玄泽：指天子的恩泽。16乾象：天象。17坤灵：地神。18《礼纬》：纬书的一种，对经书而言，汉人伪托为孔子所作。有《易纬》、《书纬》、《诗纬》、《礼纬》……等七种，称七纬。其书以儒家经义，附会人事吉凶祸福，预言治乱兴废，多有怪诞无稽之谈。南朝宋时开始禁止纬书流传，至隋，炀帝遣使搜焚其书。令所传者为后人辑佚，汉学堂丛书本。锡：赐。19礼：规定社会行为法则、规范、仪式的总你。宣：得当20《鹖冠子》：相传为先秦古籍之一，传世有十九篇作者姓名不详，只知为楚人，“以鹖之冠，号曰鹖冠子”，有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影印《子汇》本，属杂家类。《醴泉铬》所引这几句，见该书《度万第八》。太清：天。21太宁：地名。22万灵：众生灵、人类。23《瑞应图》：梁孙柔之撰一卷。今传清马国翰辑《玉壶山房辑佚令》本。属阴阳五行类。纯和：纯正平和。多指性格或气质。24《东观汉记》：东汉刘珍等撰。是记载东汉历史的重要史书。《隋书经籍志》著录为143卷，现已残，清代经四库全书馆馆臣的辑录，都二十四卷。传世有《四库全书》本、《东观汉记校注》本（吴树）校正。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中元元年，即公元56年。25神物：神奇灵异之物，此处指醴泉。26实：是。27蠲：除去。沈痼：积久难治的病。28百辟卿士：本《诗. 大雅. 假乐》句。百辟，指众诸侯。卿士，各级官员的泛称。此处还指公卿大官。29相趋动色：彼此欢跃并且脸上已出受感动的神色。30后：君主。撝挹：谦逊。推而弗有；指“神物之来”，谦逊地并不认为是由于自己的“明圣”。31以祥为俱，实取验于当今：以祥瑞的出现感到畏惧，是有当今的先例作为教训的（实指隋代出现的“祥瑞”如“小石变玉”、“河清”、“龙见”等，结果却带来灾祸而言）32上帝：上天。玄符；天符，符命。谓上天显示的瑞徽。符通符。33丕：大。34古代史官的职责，左史记言，古史记事。书事：记事。35典策：典籍文献。
〔译文〕：但是过去的池沼，水都从涧谷引来，宫城里面，本来就缺乏水源，想求得水源结果又没有，（要解决这一问题），既不是人力所能办到的。皇帝心里对此一直念念不忘。贞观六年四月十六日，皇帝来到中宫，沿途观赏楼台亭榭，信步走到西城的背面，在高耸的楼阁下徘徊，往下看到这里的土地，略显湿润，于是用手杖掘地并加以导引，结果泉水随之流涌出来，于是在泉水下边砌上石槛。引来水流入石砌的沟渠。泉水清澈如镜，水味甘甜如醴酒（泉水经过石渠）往南灌注在丹霄宫的右边，往东流淌于双阙之下；流泉贯穿于镂刻图纹的宫门，萦绕着太后所居的宫殿；泉水激扬起的清波，能将浊秽的渣滓荡涤；它可以使人养成纯正的禀性，可以使人的心神玲珑透剔。泉水如镜能照映出各种形态，由于它的滋润可以使万物生长就如同皇帝的深恩永无休止，天子的恩泽永远流布人问，它不仅是天象的精华也是地神的环宝。据文献记载：《礼纬》说：“帝王对犯人的判刑和处死确是量刑得当，对人的赏赐和该人的功劳相符，能做到符合社会规定的法则和规范，那醴泉对会在宫廷之间出现”。《鹖冠子》说：“圣人的恩德，能上达于天，下达于地，中达于众生灵，那就会出现醴泉”。《瑞应图》说：帝王生性纯正平和，饮食不用臣下贡献的珍奇之物，那醴泉就会出现，喝了它能使人长寿”。《东观汉记》说：“汉光武中元元年（56），在京师〔首都洛阳）出现了醴泉，喝了能使积久难治的病痊愈”。如此说来，神奇灵异的醴泉之所以出现，是为了扶助圣明的君王；它既可除去积久难治之病，又可使人延年益寿。对此，公卿大臣们天不欢跃并显出受感动的神色，唯我皇上胸怀谦逊，并不认为醴泉的出现是由于自己的“明圣”。虽有美却不以为美，不仅听过去的圣贤如此，以祥瑞的出现感到畏惧，更是有当今的先例作为教训的（隋代即有“祥瑞”出现结果动带来灾祸的先例）。这是上天显示的瑞征，也说明天子的盛德，这些，岂是不学如巨这样的人所能发扬光大！仁臣作为史官的职责必须“记言”、“记事”，不可使国事出现的如此盛美之事，不见于史册，故敢于如实陈述，写成铭文刻碑。
〔正文〕唯皇抚运（l），奄壹（寰）宇（2），千载膺期（3），万物斯睹（4）；功高大舜（5），勒深伯禹（6），绝后（光）前（7），党三迈五（8）。握机蹈矩（9），乃至乃神（10），武克祸乱，文怀远人（11）：（书）契未纪，开辟不臣（12），（冠）冕并袭（13），琛贽咸陈（14）。大道无名（15），上德不德（16），玄功潜运（17），几深莫测（18）。凿井而饮，耕田而食（19），靡谢天功，安知帝力（20）。上天之载，无臭无声（21），万类（资）始922），品物流形（23），随感变质（24），应德效灵（25），介焉如响（26），赫赫明明．杂沓景福（27），葳蕤繁祉（28）：云氏龙宫（29），龟图凤纪（30），日含五色（31），乌呈三趾（32），颂不辍工（33），笔（无）停史（34）。上普降样，上智斯悦（35），流谦润下（36），潺湲皎洁（37），萍旨醴甘（38），冰凝镜澈（39），用之日新，拒之无竭（40）。道随时泰（41），庆与泉流（42）我后夕惕（43），虽休弗休，居崇茅宇，乐不般游（44），黄屋非贵（45），天下为优。人玩其华，我取其实，还淳反本（46），代文以质，居高思坠，持满戒（溢）（47）；念兹在兹（48），永保贞吉（49）。兼太子率更令勃海男欧阳询奉敕书（50）。
〔注释〕（1）唯：语首助词，无义。皇：皇上。抚运：顺应时运。（2）奄：同。奄壹：同一，统一。寰宇：天下。（3）膺期：承受期运，即受天命为帝王。（4）睹：引申为瞻仰。万物：万众生灵。（5）大舜：中国古代传说中的圣君。（6）伯禹：即夏禹王，治水功高，被后人尊为圣君。禹曾被封为伯爵，故又称为伯禹．（7）光：空。（8）登：加，胜于。三：传说中的古代圣君三皇：伏善、神农、黄帝（见《世木》）。迈：超过。五：传说中的古代圣君五帝。（9）握机：掌握天下的权柄。蹈矩：遵守礼法。（10）乃：又。（11）克：平定。怀：亲附。远人：远方的国家和民族。（12）开辟不臣：开天辟地以来不臣服者。（13）冠冕：古代大夫以上之帽子，此处代指外国来朝之君臣。并袭。重重叠叠。（14）琛：珍宝。贽：见面所赠之礼物。（15）大道：自然法则，万物必由之路。无名：不可言说。即《老子》“道可道，非常道”。（16）“上德不德”：见《老子》三十八章。大意是：上德之人（圣火）虽然得道，但又不以得为得。（17）立功：神功，调宇宙自然之力。潜运：默默地运行着。（18）几：神妙的迹象。（19）“凿井而饮，耕田而食”：相传尧时，有老人击壤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何力于我哉？”后成为歌颂盛世太平的典故。（20）靡谢天功，安知帝力：靡：不，无。力：功。此二句即《击壤歌》之“帝何力于我哉？”之意。（21）上天：天道。载：行，运行。无臭无声：嗅无味听无声。（22）万类：万物。资：赖以。始：生。（23）品物：众多的有生物和无生物。流：演变，变化。（24）质：物类的本体。（25）效：致。灵：福、善。（26）介焉：通“芥”，细微貌。（27）杂沓：众多纷杂。景：大。（28）葳蕤：纷披貌。祉：福。繁祉：多福。（29）云氏龙宫：云氏：传说黄帝受命时有云瑞，故以云纪事，即设置各部门长官都用云字命名。龙宫：古伏羲氏时，有龙瑞，故以龙命官，如春富为青龙之类。（30）龟图：即洛书。传说尧时与群臣贤者到翠妫川，有大龟来投尧，龟背有图，尧命臣下写取以告瑞应。写毕，鱼还水中。凤纪：据《在传》记载，少皞即帝时，有凤鸟飞来，故设置部门长官用鸟来命名。凤鸟氏，就是历正（管历法的官）。后称岁历为“凤历”。上面所称“云氏”、“龙宫”、”龟图”、“凤纪”，都是祥瑞，后世以之为歌颂帝王瑞应之辞。（31）日含五色：本《易传》“圣王在上则日光明而五色备”、《礼斗威仪》“政理太平，则时日五色”。以太阳呈现五色为“圣王在上”和“政理太平”的瑞应。（32）乌呈三趾：传说中太阳内的三足神鸟。《春秋元命苍》“日中有三足乌”，改太阳也称“三足乌”、“金乌”、“灵鸟”。此外以太阳中的三足神乌出现说明瑞应。（33）工：乐师，乐宫。（34）史：史官，掌纪事。（35）上善：最完美，主善。上智：智力特出。（36）“流谦”：见《易·谦》”地道变盈而流谦”，即流散盈满以广布于虚处。润下：润泽下土。（37）皎：透明。（38）旨：味美。萍：醴泉水上之浮萍。（39）澈：澄清。（40）挹：舀取。（41）道：大道、即自然法则。随：顺畅。泰：通。（40）与：同。（43）我后：我君。夕惕：《易. 乾》“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意即“君子整天健强振作了已，直到夜间还警惕慎行”。（44）般游：般同“盘”，游乐。（45）黄屋：帝王车盖，以黄缯为盖里，故名。此处代指帝王。（46）反：同近，返回。（47）戒：警惕。（48）“念兹在兹”：语出《书·大禹谟》，后用以指念念不忘于某一事情。（49）贞吉：纯正美好。（50）敕：帝王诏命。
〔译文〕（散文）：皇帝顺应时运，统一天下，承受千载难逢的时运而为天子，为万众生灵所瞻仰；其功高于大舜，其勤劳胜于伯禹，真是空前绝后，超过古代圣君三皇五帝。（皇帝）掌握天下的权柄并遵守礼法，既圣德又神明，武能平定祸乱，文能使远方的国家和民族亲附：过去不见文字记载的、开天辟地以来不向中国臣服的（都来亲附），这些来朝的外国君臣冠冕重重，把作为见面礼的珍宝都陈列出来。大道不能用语言表述，上德之人虽然得“道”却不以得为得，宇宙自然之力默默地运行着其神妙之迹象不可度量。（古《击壤歌》唱道）“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天下太平，安居乐业）连上天之功都不感谢，又怎能知道皇帝对百姓之功！
天道运行，人们嗅之无味听之无声，但万物赖之以生，众多的有生物和无生物因之以变化形态，物类的本体随天造的感应而变化，天道能应人们的德行而致福，虽然德行细微天道也会响应（回报），这是十分明白的。（历史上曾经出现的）众多纷杂巨大的福祉：如“云氏”、“龙宫”、“龟图”、“凤纪”、太阳呈现五色、三足神乌从太阳中出现等等，乐官没有停止过歌颂，史官没有停止过用笔记载．今天因皇帝的至善而上天降临吉祥，也因皇帝的智力特殊而给人世带来喜悦，使水（醴泉）从盈满处流向虚处，从而润泽下土，水声潺潺，水质透明洁净，水上的浮萍味美，水味如醴酒甘甜，水凝成体如明镜般清澈，这样的水日用日新，舀取它用之不尽．（醴泉的出现）说明“大道”应时而畅通无阻，吉庆同醴泉俱来，而我们的夭子却日夜健强振作，警惕慎行，并不以吉庆为吉庆，居室崇尚茅屋，不以游乐为乐，不以身为帝王为贵，而以天下的百姓为忧。人们都爱那花的美丽，我却取其果实的实用，去浮华而归于淳厚，弃枝叶而返回根本，以质朴代替文饰，居高处就要计虑防止下坠，端盛满之水就要留心不外溢，要念念不忘这些，就能永远保持纯正美好。
兼太子率更令，勃海男欧阳询奉诏命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