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述评

『壹』 请评述中国法制发展由"固有法"向''继受法"的转变

中国固有民法作为客观规则起源甚早，作为一个法律概念则是一个“近代性词汇”，因为中国古代国家制定法是一个“化合物”(我们所说的近代意义上的各实体法规范、程序法规范在我国古代国家法典中有机地结合为一体，并无明确的区分)，法律规则体系中有本末、先后之别，却没有公法、私法，实体法、程序法的决然区分。中国古汉语中有“民法”一词，见之于尚书孔传，而作为私法法典“民律”、“民法”之称谓则产生于近代翻译西方法律之时。19世纪七八十年代，同文馆化学教习法国人毕利干(Ana．role Adrien Billequin)翻译的《法国律例》之中，将《法国民法典》译为《法国民律》，开始采用“民律”一词指称近代私法法典；此后清末、民初民法典草案皆称“民律”草案。“民法”一词是由日文转译而来，20世纪初叶上海南洋公学译书院将《日本法规大全》(日本明治三十四年即1901年第三版)译成中文，其第三类法规为“民法”。
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时期(1912年一1928年，亦称作“北洋政府时期”)。虽然政局动荡，民主政治由激昂归于消隐，但是这一时期民事法律的发展是令人瞩目的。我们可以从大量的司法档案材料中发现，清末以来“固有法与继受法”的二元对立，为民国北京政府的时期法律家们富有创造性的工作所打破：
其一，当时的大理院通过民事判例、解释例，以渐进的方式推进固有法与继受法的融合。中国自清末改法修律以来、解释例，以渐进的方式推进固有法与继受法的融合。中国自清末改法修律以来，由于内外患的压迫，法律界一直存在着一种借助于超前立法迅速实现法律的现代化的急迫心理。清末在较短的时间草订了《大清民律草案》，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则迅速颁行了民法典。而民国北京政府在16年的时间里，虽然也曾两次修订《民律草案》，但主要是通过民事判例、解释例来创制适合时代需要的民事法律规范。可以说，民国北京政府对中国固有法的改造和对西方民法的继受，都是采取“持之以恒，行之以渐”的方法达成渐进式的发展，而不是通过立法行为达到毕其功于一役的速战。当时法律家平和的心态，循序渐进的方法都值得我们深为借鉴。

『贰』 即兴评述,道德和法制哪个更重要

同样重要。

首先，我们先理解法与道德的概念。法理上主要有两种不同的理解，即法与道德有无必然联系。

恶法非法，法与道德有必然联系。恶法亦法，法与道德无必然联系。

中华民族历来是礼仪之邦，最早至周朝就有“以德配天，明德慎罚”的价值观念。因法律不是万能，法律有滞后性，僵硬性，这刚好是道德可以填补上的。

我国在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同时，应该法治与德治相结合，在加强法治的同时也提倡加强德治。所以，法律和道德同样重要。

其他观点：

道德总体而言是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因为道德来源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文化自觉，是必然性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而还没有到达绝对境界的法律，是人类社会运行的最低限制，它离必然性还有较远的距离。

但是道德在生活中又具有不能回避的尴尬境遇，因为它是一种更高层次的要求，而就人文而言，我们不能强制要求人们都以这种标准来要求自己的。

『叁』 法学研究的历史沿革

自夏至周，调整奴隶社会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制度已逐渐完备，只是还没有形成有系统的法典，规范内容散见于《礼记》等文献之中。如“分争辩讼，非礼不决”（《礼记·曲礼》）,“土无二王”（《礼记·丧服四制》），“里田不鬻”（《礼记·王制》）等，说明当时土地属奴隶制国家所有和不得买卖的情况。“人民、牛马、兵器、珍异，凡买卖者质剂焉”（《周礼·地官·司徒》），说明当时重要的买卖合同必须有书面的契据文书。其他关于婚姻、家庭和继承的规定也多有记载。
李悝编成《法经》，商鞅又承袭《法经》制定秦律，其中关于土地关系和人身关系的规定，已显示出封建主义性质。汉承秦制，制定《九章律》。以后随着朝代的更迭，律令典章的增删，至唐代《永徽律》，封建法制已臻完备；其中关于财产所有和财产流通关系，婚姻、家庭及继承关系，已有较详细的规定。唐代以后由宋代至清代，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商品货币关系的发达，律、例、法令中民事内容已有相应的发展，但立法体例、条目递相承袭，没有脱离唐代《永徽律》的模式。
中国近代的民事立法始于清末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由于外国资本主义传入，瓦解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加上西欧文化的影响，变法图强已经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清政府迫于形势，宣布“变法”和实行“新政”。光绪三十年(1904)正式开馆修订《大清律例》，于宣统二年（1910）颁行。中华民国时期，参议院于1912年4月决议:“嗣后凡关于民事案件,仍依前清现行律中规定办理”，其中处理民事案件的规范后来称为“大清现行律之民事有效部分”，包括：服制图、服制、名例、户役、田宅、婚姻、犯奸、斗殴、钱债，施行至1929年10月。清末在修订《大清律例》的同时，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开始制订《大清民律草案》，至宣统三年(1911)完稿，是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民律草案，其中包括总则、债、物权、亲属、继承5编，大体仿效日本、德国民法，未及颁行，清廷已亡。中华民国时期于1918年二次设馆着手修订“民律”，至1925年脱稿，此稿除债编部分效法瑞士债务法外，其他各编与第一次民律草案相比变动很少，是为中国第二次民律草案。1927年国民党政府设立法制局，又着手修订民律，决定先行草拟亲属、继承两编，至1928年脱稿，是为中国第三次民律草案。同年12月国民党政府成立立法院，着手编订民法典，从1929年5月～1931年12月分编陆续公布，共分总则、债、物权、亲属、继承5编，计1225条。这部法典承袭了德国、瑞士和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事立法原则和体系，但也保留了上述三次民律草案中的封建主义的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事立法
4.1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不同发展时期的要求，逐步开展民事立法。《共同纲领》第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取消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的国家所有，有步骤地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保护国家的公共财产和合作社的财产，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私有财产,发展新民主主义的人民经济，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为贯彻本条的原则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制定了许多法律、法令，如《政务院关于没收战犯、汉奸、官僚资本家及反革命分子财产的指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新区农村债务纠纷处理办法》和《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等。这些法令的公布和实施,使官僚资产阶级财产归于国家所有，使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归于农民所有，从而肃清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财产关系，而且使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在不到3年时间扭转了国民党统治时期财政经济极端混乱的局面，有效地制止了通货膨胀，稳定了物价，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所必需的物质资料得到了供应，解放了生产力，为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和进一步对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准备了条件。
4.2 1953年以后，中国进入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时期，并开始进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工商业方面，国家公布了《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关于在公私合营企业中推行定息办法的规定》以及《关于目前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若干事项的决定》等一系列法令和单行条例，并通过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等合同形式，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经济活动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在农业方面，国家公布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等。根据这些法令、规章，国家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对资本主义工商企业进行了和平改造，并使个体农业和个体手工业走上了社会主义合作化的道路。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在中国奠定了由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构成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
4.3为了调整企、事业单位间，企、事业单位与公民间，公民相互之间在经济协作方面的各种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陆续制定了调整物资的买卖和购销，加工订货，基本建设工程承揽，财产租赁和房屋租赁，银行信贷和储蓄，铁路、公路、水路、航空等货运和客运，仓库保管，信托行纪，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等经济关系的合同法律规范（见合同）；还制定了关于保护智力成果的著作权、发现权、发明权、专利权的有关法律、法规以及保护工商企业商标权等单行条例。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把经济建设作为工作重点。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制定和公布了许多关于不同经济成分的经济组织形式和法律地位、关于它们对于财产的所有和管理的权限、关于经济组织间开展多种形式互助协作方面的权利和义务、关于发展先进的科学管理和生产技术等方面的法律、法规。法学界也有人认为，这些法律、法规不完全属于民法，其中有的应属于经济法范畴。
4.4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法建立在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本质。它的指导原则主要是：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保护和巩固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正确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全面提高社会生产经济效益的原则；当事人权利义务一律平等的原则。

『肆』 先秦法家的法律思想述评

先秦法家在春秋战国的变革时代对法律起源思想作了许多有益的探讨，他们从历史进化论和人性论的角度分析和研究法律起源的理论前提，并从“利”的层面出发阐发了法律起源思想。历史地分析和评价其思想有助于对“以法治国”理论的理解!

『伍』 说明依法治国为什么能为经济发展带来新红利

依法治国为经济带来新红利：给各类企业提供公平环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立法引领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成为国家治理新常态。新华社在长篇述评中说，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从粗放发展阶段转向科学发展阶段，必须通过法治克服短期化、功利化倾向。

『陆』 江国青的主要成果

《国际法》（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
《国际法》（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联合国框架下的中美关系》（参编），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国际法》（参编，全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教材），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现代条约法与实践》（译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全球化时代的国家法——基础、结构与挑战》（参编），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演变中的国际法问题》（专著），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人权的理论与实践》（参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联合国专门机构法律制度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现代国际法》（参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有效控制’原则在领土与海洋争端中的适用动向”（合著），《比较法研究》，2013年第6期；
“全球治理与联合国的改革问题”，《国际法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联合国改革背景下国际法院的管辖权问题”（合著），《国际法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
“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型法律人才的培养”，《外交评论》，2010年第1期；
“反措施与国际司法：变化中的国际法实施机制”，《中国国际法年刊》，2008年卷；
Development of the 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Monitoring Mechanism: Universal Periodc Review, AALCO Quarterly Bulletin, Vol. 4, 2008 ；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法律机构探析”，《外交评论》2006年第3期；
“《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一个并不完美的最好结果”，《法学家》2005年第6期；
“反恐、保护人权与世界和平”，《外交评论》2005年第5期；
“国际法实施机制与程序法律制度的发展”，《法学评论》2004年第1期；
“论国际法的性质与当今的发展”，《国际法与比较法论丛》，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第1辑；
“论国际法的主体结构”，《法学家》2003年第5期；
“国际法与伊拉克问题”，《人民日报》，2003年3月8日第3版；
“国际法与国际条约的几个问题”，《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讲座》，民主与法制出版社03年版；
“《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核查机制”，《外交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
“WTO规则的实施机制：国内层面的考察”，《外交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
“世纪之交的西方国际法思潮”，《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5期；
“略论主权与两岸关系”，《法学评论》2001年第3期；
“联合国的发展与改革”，《外交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
“条约的缔结程序”，《中国人大》2000年第10期；
“恪守宪章实质精神，禁止非法使用武力”，《光明日报》1999年7月19日；
“人权高于主权——新炮舰政策的旗帜”，《人民日报》1999年5月14日；
“科索沃、北约与国际法”，《民主与法制》1999年第9期；
“格林伍德国际人道法（战争法）报告述评”，《西安政治学院学报》1999年第5期；
“国际法与皮诺切特的豁免权”，《法制日报》1998年12月9日；
“保护人权：现代法治的一个主题”，《外交学院学报》1998年第4期；
“国际体制理论介评”，《法学评论》1997年第1期；
“联合国专门机构与功能主义理论的发展”，《武汉大学学报》（社科版）1991年第3期；
“联合国财政危机若干法律问题探讨”，《法学评论》1991年第4期；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决策程序与改革问题”，《中国国际法年刊》1990年卷。

『柒』 法律评述怎么写 格式

A 试析离婚房产规定的法律述评与助推效能

论文摘要：《婚姻法解释三》颁布后，有关离婚房产问题的两条规定引发了媒体和学界的广泛批评。新司法解释的进步意义主要体现在符合《婚姻法》夫妻财产制的发展趋势、符合《物权法》与《合同法》的基础原理、符合民法“意思自治”的基本原则三个方面。对于《解释三》的施行将对我国现存法律体系产生的可能性影响，本文归结为“诉讼模式的转变和契约精神的弘扬”、“倾向性立法的重视”以及“婚姻家庭法多元化发展进程的开启”三个方面的助推效能。

关键词房屋权属夫妻财产制女性离婚

一、问题的提出

2011年7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25次会议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下称《解释三》），并自2011年8月13日起开始实施。该司法解释共19条，涉及亲子鉴定、婚内财产分割、妻子单方面中止妊娠等多个方面的内容，其中，有关房产问题的两条规定所引起的关注与争议最多。

《解释三》第7条规定：“婚后由一方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的不动产，产权登记在出资人子女名下的，可按照婚姻法第十八条第（三）项的规定，视为只对自己子女一方的赠与，该不动产应认定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由双方父母出资购买的不动产，产权登记在一方子女名下的，该不动产可认定为双方按照各自父母的出资份额按份共有，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10条规定：“夫妻一方婚前签订不动产买卖合同，以个人财产支付首付款并在银行贷款，婚后用夫妻共同财产还贷，不动产登记于首付款支付方名下的，离婚时该不动产由双方协议处理。依前款规定不能达成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判决该不动产归产权登记一方，尚未归还的贷款为产权登记一方的个人债务。双方婚后共同还贷支付的款项及其相对应财产增值部分，离婚时应根据《婚姻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原则，由产权登记一方对另一方进行补偿。”

媒体和学界对《解释三》有关离婚房产之规定的批评不绝于耳，究其缘由，担忧这两条规定弱化了法律对家庭中的弱者（主要为女方）的保护，进而将扩大男女两性之间在实质上的不平等，可谓是其成为众矢之的主要原因。有论者认为，这种“公婆买房、儿媳没份”的现象违反我国传统的婚姻伦理，破坏了“修齐治平”的家国文化，它势必将严重冲击甚至于摧毁为国人奉行千年之久的婚姻伦理价值。摒弃特殊的国情和传统文化对婚姻家庭关系的影响，违反“筑巢引凤”的生物定律和性别分工的社会定律，一味地推行“谁投资谁受益”现代市场经济的理念“。司法的社会认可程度将会大打折扣，司法的实际功效将无从产生，司法的权威将逐渐损减殆尽”。

还有学者甚至称其为“吹响了‘中国家庭资本主义化的号角’”，认为这样的规定是“以个人主义压倒家庭价值，使得涵养道德、培养善良风俗和民情的家庭细胞，感染上个人理性算计的病毒，父慈子孝传统将烟消云散”。若将这一资本主义的个人财产原则引入中国的婚姻实践，“破坏的就不仅是婚姻，还有人心”。

然而，这些口诛笔伐也引发了人们的思考：《解释三》的改弦更张是否意味着我国的婚姻家庭法对女性和婚姻的立法理念发生了转向？是否真如学者所说，是一个“调拨婚姻家庭关系、败坏人伦亲情”的“离间者”？

二、离婚房产规定的法律述评

《解释三》的进步意义不言而喻。无论是从理论体系的厘清还是在司法实务的操作上，离婚房产规定的立法设计都是进步得，其积极意义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符合《婚姻法》夫妻财产制的发展趋势

建国以来的《婚姻法》在夫妻财产制的问题上经历了一个从“夫妻一体主义”向“夫妻别体主义”转变的趋势。“一体主义”的财产立法倾向于将婚前和婚后的财产尽量纳入夫妻共有财产。1984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2条规定：“虽属婚前个人财产，但已结婚多年，由双方长期共同使用、经营、管理的，均可视为夫妻共同财产”。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6条规定：“一方婚前个人所有的财产，婚后由双方共同使用、经营、管理的，房屋和其他价值较大的生产资料经过8年，贵重的生活资料经过4年，可视为夫妻共同财产。”而“别体主义”的财产立法则会尽可能增加夫妻个人财产的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一改先前的惯例，明确规定一方的婚前财产不会因为婚姻的延续而转化为共有财产。《解释三》更是将婚后取得的赠与房屋和获得产权的按揭房屋从共同财产的范围中划分出来。可见，我国的法律制度对女性的保护却是越来越全面的，并没有随着财产制的变化而减弱。《解释三》有关离婚房产的法律规定恰符合现代家庭立法从“一体主义”向“别体主义”的发展轨迹，更侧重于对女性的财产独立与人格独立予以双重保障，不仅回应了新时代的性别平等诉求，也实现了立法理念的更新。

（二）符合《物权法》与《合同法》的基础原理

依据“物权性的期待”理论，在物权合意做出后，获得产权前，买受人享有物权期待，此时的债权具有物权的属性。买受人财产形式从债权到物权的变化都仅围绕其自身为主体而发生，在买受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到获得房屋产权证期间，插入一个结婚法律行为也不能改变按揭房屋为婚前个人财产的权属界定。在“物权公示原则”下，按揭房产的取得与变更皆以权属登记为依据，缔结婚姻关系不能产生所有权变动的法律效力。

从合同的“相对性”理论出发，仅在买受人和银行之间存在的债权债务关系既无需公示，也没有因婚姻关系的变化而当然地将所欠贷款从个人债务转化成为夫妻共同债务。“婚后以夫妻共同财产还贷，相当于买受人的配偶以默示的方式自愿偿还他人债务，是典型的债务承担行为”。它只能在双方之间产生债权返还请求权，而不是共有关系。值得注意的是，《解释三》明确规定按揭房屋的首付方必须对另一方婚后还贷的款项及其相应的财产增值给予补偿，此处实为新司法解释的闪光点。

（三）符合民法的基本原则

父母出资为子女购房所形成的是民法上的赠与法律关系。在此问题上，原权利人（出资父母）的意思表示对于财产的移转起决定性的作用。从尊重现实的角度出发，由法律明确规定获赠房产仅登记在出资父母的子女名下，即视为父母做出仅将房屋赠与自己子女而不包括其配偶的意思表示，也是最具有可信性、最接近赠与人真实意思和最符合民法意思自治之基本原则的法律推定。将获赠房屋一概认定为夫妻共有财产很可能导致出资父母用大半生积蓄为子女买房但其子女在离婚时却没分得房子的不幸结果，这将严重违背赠与人的意愿和利益，完全违背民法的意思自治原则。如此一来，夫妻双方的“财产自治”就被架空，意思自治的民法基本原则也将严重减损。《解释三》有关离婚房产的法律规定正是从民事法律关系的角度出发所做出的修正，明确承认了父母赠送房产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对自己儿女做出的这一“利己”的事实，使得赠与合同的标的不会因为离婚析产而“改名易主”。

三、离婚房产规定的助推效能

将《解释三》有关离婚房产的法律规定放到更加宽阔的视野中，它将对现存法律体系将产生怎样的影响，对此，我们不妨大胆的预测一下。笔者认为，它的助推效能至少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诉讼模式的转变和契约精神的弘扬

从事司法实务工作的同仁反映，签订婚前协议的情况悄然增多，极具可能性的一个后果便是，以后离婚诉讼的模式或将有所改变——不仅仅是在法庭上进行博弈，还有签订婚前协议时的较量，其所带来的积极影响中最直接的便是司法成本的节约和诉讼效率的提升。加之，双方当事人于择偶时、结婚时就已经明确了各自的权利义务，那随后一系列的行为也将不再盲目，整个社会活动的成本也将随之降低。另外，在个人财产权利优先原则确立后，当事人对双方财产关系的自我治理将得到增进，进而，社会整体的契约精神也将得到推进。这种重视契约精神的私法理念既是发展市场经济的结果，也会反过来促进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它对市民社会的形成、私法体系的完善和法治国家的建设都至关重要。

（二）倾向性立法的重视

有学者一言蔽之的指出，对离婚房产问题的争议“实质上可以归结为到底要用夫妻财产共有制还是用夫妻财产分别制来实现男女平等的问题”。德国、英国、瑞士以及中国台湾等绝大多数的国家和地区所采取的夫妻财产分别制在实际操作上的方法对保护女性、实现两性平等这一立法目标有着异曲同工、殊途同归的效果。在分别财产制下，女性拥有独立的财产权和人格权，其实际上的劣势可以通过规定家庭共同生活费用主要由男方承担、增加离婚扶养费的数额、或者男方对女方做出补偿等等制度来弥补。毕竟，法律对权利的保护遵循的是其特有的发展规律，即“无财产即无人格”。

（三）婚姻家庭法多元化发展进程的开启

较之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有关父母婚后赠房的法律规定，离婚房产的权属界定使得女性从婚姻中得到的利益却不如前，其婚姻投资的热情也有所降减。在女性经济地位普遍提升、社会保障制度日益健全、职业发展限制减少、教育年限不断延长等诸多复杂的社会背景之下，国人的婚恋行为表现出初婚年龄推迟、离婚率攀升、非婚同居悄然增多等现象。婚姻对女性的吸引力降低了，非传统家庭的不断涌现给婚姻家庭法的适用情形提出了新的挑战。新司法解释的规定使得回归家庭与发展事业的选择会导致女性在离婚时将面临截然不同的财产境遇。家庭形态的推陈出新必将促使“婚姻”一统天下时代的结束，而家庭法多元化发展的进程也将随之开启。

四、结语

《解释三》的立法背景是80后、90后的独生子女一代在进入婚恋阶段后所面临的“两地分居”、“房价激增”和“短命婚姻”等快速工业化、城市化所积累的矛盾并发局面。不论是牢不可破的共同财产制还是一清二楚的分别财产制，它们都不是为了确保婚姻美满而设置的。正如耶林所说：“法律上的强制并不造就善良的母亲”，强制的“财产共有”无法保障女性能从婚姻中获得足够的关爱与安全。当男女平等已成为这个时代家庭伦理奏曲中的强音，那财产上的平起平坐也必将成为《婚姻法》的价值追求。这种新型的平等伦理观、法律观将日渐沉淀于人们的心中，进而成为国人的法律信仰。因此，《解释三》的出台是顺应时代变迁的结果，是继续对同籍共财之封建家国文化和性别统治婚姻的反叛，也能够继续承担起加强女性独立人格和促进两性平等的使命。

前述引言（问题的提出）及法律评述部分，你可以作为参考。

『捌』 法律与政治关系的几种理论学说述评

逻辑联结;共生;欲拒还迎;关系模型;构成性联系
法律是国家创制并保证实施的以实现一定的社会自由与社会责任的统一为目的的一种特殊的社会规范。政治是阶级社会里各社会利益集团为实现自身利益而以谋求、行使政治权力为直接目的的控制和调整社会的活动。在人类社会的任何时期,法律和政治都构成了社会发展的主题。在当代,“民主政治”的国家也必然是一个法治国家、国家权力、政治统治是建立在法律调控下的规则治理,对政治文明的诉求则反映了国家在积极寻求亚里士多德倡导的良法之治的思想。如何定位法律与政治的关系,显然成为任何一个标榜为民主政治的国家都必须面对的问题。关于法律与政治的关系的论述颇多,学界观点各异。
一、国内几种有关法律与政治的关系的学说
法律与政治的关系是一个历史的动态发展变化过程。在古代中世纪时期,法律从属于政治是普遍现象,但近现代以来,政治服从于法律逐步占据了主导地位。用塞尔兹尼克和诺内特的话说,前一时期的法律是“压制型法”,①后一时期的法律是“自治型法”。②国内关于法律与政治的关系的研究及论述颇多,比如“工具说”、“联系说”、“区别说”、“逻辑联结说”、“共生说”、“平衡说”、“平行说”等。
(一)工具说
工具说认为,法律是统治阶级进行政治统治的手段,以政治为指导,为政治服务。具体而言:第一,政治和法律都是社会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但政治比法律涉及的范围广泛。在一国中,法律体系是单一的,而政治力量都是多样的。法律直接反映统治阶级的政治要求,为统治阶级政治服务,反对被统治阶级的政治。第二,法律是统治阶级进行政治斗争的有利手段之一,法律和统治阶级的政治在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第三,法律必然以政治为指导,沿着政治的方向发挥自己的作用。这特别表现在政治的发展变化,直接导致法、法治的发展变化。当法的状况和法的制定、修改、废止是由于政治的发展变化引起的时候,当法反映政治目的和要求的时候,这种法的活动,可以说是为政治服务的。

『玖』 评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当下,如何协调好天理国法人情的关系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协调好天理国法人情的关系，应该把法治放在根本性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