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与否

1. 判断一个人是否有道德的标准是什么

判断一个人是否有道德的标准是什么？
在生活中，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话；要做一名道德高尚的人；这人一点都不道德；你的行为要符合道德的标准，等等。有时候静下心来想想，究竟怎么做才算是道德的？道德的标准是什么呢？
可能有人说：只有你的行为在法律的允许的范围内，那么你就可成为一名道德的人？是这样的吗？想想，答应肯定是否定的。因为道德的外延比法律宽广的多。也许有人说：你的行为只要符合社会习俗，符合当地的风俗习惯，你就是道德的？想想，答应也是不一定。因为道德内涵不仅仅只是指符合风俗习惯。也许有人说：没法给“道德”的标准下个定义，因为道德的标准是随着社会的风俗习惯变化而变化的，在一定的社会阶段，道德的标准是不同的。此点，我也承认，确实“道德”的标准是随着时代而不断变化的。但如果否定没有一个基本的判断标准，我又觉得是不可能。
那么究竟拿什么来衡量“道德”的水准呢？
在思考以上问题时，我想起了两个小故事。一则故事讲的是：一名小偷在机场偷了一名乘客装有机票的钱包，导致该名乘客无法按时登机，谁知该次航班因故却在空中爆炸了。这名乘客因钱包被小偷偷，却因祸得福，救了自己一命，请问：该小偷是道德的呢，还是不道德？
第二则故事是：一个人的朋友得了癌症住院，因是癌症晚期，生命也没有几天了，为了使朋友能在生命的最后几天里安逸的度过，当朋友问此人：我的病要紧吗？要住多久的医院？此人回答：你没事，一点小病，你不用担心，住几天就可出院了。请问：此人对他的朋友说谎，此人道德吗？
可能看了以上的故事，我们绝大部分人都得出这样的结论：第一则故事里的小偷是不道德的。第二则故事里的“此人”是道德的。得出这样的结论，我想大家都是掺进了自己的情感的，因为我们以一般的人情世故来作的判断，以“情感”作为了我们判断的主旋律。
那么怎样来判断“道德”呢？怎样的判断才是有说服力的呢？而且此判断的标准本身就是道德的呢？ 这就看我们判断“道德”的标准与视角了。
一般来说，我觉得判断一个人或其行为的是否道德的标准是：“意识”与“结果”两者。（这里补充一点：判断“道德”与法律上判断“犯罪”是有区别的。法律上只看其行为是否对社会造成了影响，而不涉及意识。而“道德”就不同，分析道德的行为，我们可探究到道德的意识本身。）从意识的角度来判断：第一则故事里的小偷是不道德的，第二则故事里的“此人”是道德的。从结果的角度来判断：第一则故事里的小偷是道德的，因为他救了乘客一命；第二则故事里的“此人”是不道德的，因为他没把真相告诉朋友，让朋友没有心理准备。
从以上我们可看出：通过“意识”或“结果”来判断，两者有矛盾的地方。那不是又让我们产生混乱了吗？没有一个有效的标准来衡量我们的行为是否道德了吗？通过思索与寻找，我们只能找到判断人类的行为道德的最底线，人类世界普通相通的法则，即社会发展过程中无形形成的社会美德。这种美德应该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语言，不同风俗，不同皮肤人群共同认可，共同遵守，约定俗成的“共识”。然而，用这种“共识”来判断行为道德与否，又会让人产生一些误会，甚至会混乱人的思维与视野。

那么，究竟道德的标准在哪里呢？

也许，大家会说：没有一个标准，因为世上本没有“道”，又哪来的衡量“道”的标准呢？也许真的是这样，因为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于无形无声无名中，探讨本就虚无的东西，也只能虚虚实实罢了。

2. 道德评价能力 道德判断能力 怎么区分

什么是道德?为什么要讲道德?判断道德与否的标准又是什么?
道：道路,规律,事物发展的一种趋势,一种要求.
德：德性,对待事物的一种态度或行为.
道德：道之德,符合要求的态度或行为,德之道,对态度或行为的一种要求.先德后道,再道而束德.现在讲道德是指符合社会要求的行为规范.
道德是人类一种广泛同情的实现,就是说道德是爱,也没有什么不可.人类于弱肉强食之外,对于非我之人及动物,另具有一种真挚的情感.所以常有许多事情,即没有强力逼迫着去做,而做了之后,在实际上对于他自己并没有利益,或更有所损,在这种情形下尽可以不做,但他觉得不得不做.或者有许多事情,很可以快他一己的欲念,并没有强力不叫做,也不是他不能做,而心里总觉得不愿意.这类心思,是广泛同情的实现,是人类的灵性,就是道德的根本.道德是个人一种良心的制裁.有自动的能,方清楚自由的意识,主宰精神肉体两方面的势力.他对于个人自己内心负责任,不肯受外界制限.换言之是从我的意志,判断我的行为,做出一种理性的规范,自己不由的去遵守它.
道德判断是应用道德概念或道德知识对行动的是非、好坏和善恶进行评价的过程.道德判断是一种认识活动.人们的道德判断是基于个人对道德的不同认识、对道德标准的个性化理解而形成的.根据美国道德心理学家劳伦斯·科尔伯格的研究表明,各种不同的道德判断是处于人类道德发展的整体结构中的.他称这个有阶段的、有序的、严密的整体结构为道德发展的三水平六阶段.

3. 有关堕胎道德与否,你认为康德的伦理学理论能够告诉了我们什么

不管堕胎，道德与否，你认为康德的伦理学理能够告诉我们什么关于多大的问题，并不是非得道德的事，一大失误了，所以也得有多大的可能。

4. 两人对对方有承诺，一方先违约，另一方跟着也放弃承诺，这个另一方道德与否详情看补充。

首先，从道德上说，男方违背了自己的承诺，不管女方是否违约，男方已经违约，是属于不道德的，他会受到自己良心的谴责。其次从社会现实的角度分析，男方在女方已经违背誓言的情况下，才违背了誓言，可以算作仁至义尽，也可以算作道德。第二个问题，看这个男人如何进入第二段感情，是以什么样的状态进入下一段感情，若他对于以前的恋人心灰意冷（也就是对过去的感情，也就是对残酷的社会现实心灰意冷），那说明他已经走出来了，可以原谅，若他还对旧爱心存遐想，那他就不可原谅，他没有真正的走出上一段感情，而进入下一段感情，这是对待感情的不负责任。我觉得凡事都有两面，关键看你怎么看这件事，从什么角度分析这件事。可以看出楼主是个男的，而且还没走出了，我觉得您应该忘了过去的不快，而全身心投入这段感情，她已经接受现在的你，说明她也已经接受了你的过去，她绝对会信任你的

5. 试分析组织产生不道德决策行为的原因及道德管理的方法

首先要讨论决策行为的道德与否包括哪些内容。我认为决策行为的道德与否，应该是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决策内容的本身道德与否；二是决策的执行过程道德与否。一般人容易忽视第二个方面。一个好的决策，由于执行实施的不当，也会造成决策行为的不道德。（在论述中，可二者选其一为重点论述；若篇幅容量足够，亦可二者皆论）如，城市综合执法。应该说城市综合执法所管理的内容，绝大多数皆为应管的，只是由于实施管理者的身份（不具法定依据）、实施管理行为的具体过程、方式、手段的不当，导致人们认为其决策行为的不道德。
其次，要讨论决策行为的道德标准是什么？1、决策内容本身的道德标准：符合主流社会的价值取向，和大多数人的世俗的道德判断。主流社会的价值取向和世俗的道德判断，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主流社会的价值取向，是世俗道德的基础。世俗道德是主流社会价值取向的生活化和世俗化。但当遇到具体问题是，也常会有分歧。这主要是代表的利益、所占角度不同，所产生的分歧。在决策过程中，应主要以主流社会的价值取向为道德判断标准；2、决策执行实施过程的道德标准。决策完毕在具体执行实施过程中（包括实施细则的制定），要以世俗的价值判断为主，照顾大多数人的感受。以程序化、规范化、人性化的具体操作，赢得社会的道德的认同。在重大决策及其实施过程中，要特变注重特殊情况的处理机制、意见反馈机制、决策及其实施措施的完善机制，以做到不断地与社会道德认同的互动。这样才是完整的决策道德管理。
再次，还要论述如何实施决策的道德管理。1、组织保证，确保决策由能够代表和有权代表大多数民意的组织作出；2、制度保证，确保决策的出发点符合社会的整体价值判断；3、程序保证，确保在决策的整个过程中，广泛地听取各方意见，充分地发扬民主，避免出现一言堂。4、监督保证，要确保监督机制和渠道畅通，保证在决策是不违背初衷，及在执行过程中不走样。5、决策及其执行过程中的完善机制保证。确保决策和执行中遇到的各种问题，能够及时地反馈到决策组织，加以及时地完善，与社会道德认同实现良性互动。

6. 康德的伦理学是什么

康德否定意志受外因支配的说法，而是认为意志为自己立法，人类辨别是非的能力是与生俱来的，而不是从后天获得。这套自然法则是无上命令，适用于所有情况，是普遍性的道德准则。

康德认为真正的道德行为是纯粹基于义务而做的行为，而为实现某一个个人功利目的而做事情就不能被认为是道德的行为。因此康德认为，一个行为是否符合道德规范并不取决于行为的后果，而是采取该行为的动机。

康德还认为，只有当我们遵守道德法则时，我们才是自由的，因为我们遵守的是我们自己制定的道德准则，而如果只是因为自己想做而做，则没有自由可言，因为你就成为各种事物的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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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的其他学术思想

1、宗教方面

在宗教问题上，康德承认无论是经验还是理性都无法证明上帝的存在。但是他认为，为了维护道德的缘故，我们必须假设上帝与灵魂的存在。他把这些信仰称为“实践的设准”，即一个无法证明的假设，但为了实践的缘故该假设必须成立。

2、天文学方面

1754年，康德发表了论文《论地球自转是否变化和地球是否要衰老》，对“宇宙不变论”大胆提出怀疑。

1755年，康德发表《自然通史和天体论》一书，首先提出太阳系起源星云说。康德在书中指出：太阳系是由一团星云演变来的。

3、政治构想

政治上，康德是一名自由主义者，他支持法国大革命以及共和政体，1795年出版的《论永久和平》应该是康德为人类贡献的最后一部有深远影响的著作，书中提出了世界公民、世界联邦、不干涉内政的主权国家原则等至今仍有现实意义的构想。

7. 恩格斯 的道德观

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之一，无产阶级军事科学的奠基人。诞生于德国莱茵省巴门市（今伍珀塔尔市）一棉纺厂主家庭。1834年10月入爱北斐特中学读书。1837年 9月受父命中途辍学,到商行当练习生。1841年9月至1842年10月在柏林炮兵部队服役，同时在柏林大学旁听哲学课。1842年 4月开始为《莱茵报》撰稿（K.马克思当时在该报社工作）。同年11月到英国曼彻斯特“欧门－恩格斯棉纺厂”的办事处工作。在这里他经常深入工厂，参加工人集会和斗争。这次赴英途中，他在科隆与马克思第一次会面。1844年 8月在巴黎与马克思再次会面，从此开始了他们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极为亲密的合作和始终不渝的友谊。1845年出版了他同马克思合作的第一部著作《神圣家族》，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原理。他同马克思一起不仅致力于创立革命理论，而且积极投身革命运动，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作准备。1847年他们改组正义者同盟，使之成为第一个国际共产主义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翌年 2月出版了他们受同盟委托撰写的《共产党宣言》，阐明了新的世界观并提出共产主义社会的创造者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4 月受同盟委托组织出版革命运动的战斗机关报《新莱茵报》。1849年 5月德国西部和南部为保卫帝国宪法举行了武装起义。恩格斯赴爱北斐特领导该地起义人民的防御工事构筑，在巴登 -普法尔茨起义期间，参加志愿部队的战斗。事后，他撰写了《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和《德国农民战争》，总结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探讨无产阶级斗争的战略和策略。他深深体会到军事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的重要意义，开始长期、系统地研究军事。他阅读历代军事家浩瀚的军事理论和军事史著作,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探讨军事问题,对当时的重大军事行动进行了深刻的分析。1850年11月至1869年6月,恩格斯完成了许多重要军事著作。他撰写的《1852年神圣同盟对法战争的可能性与展望》，论证了军事组织和作战方法的发展决定于生产方式的发展，并预言无产阶级的解放在军事上也将有它自己的表现，将创造出自己特殊的新的作战方法。他在《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1851～1852）一书中，总结历史经验，提出革命是社会进步和政治进步的动力，起义是一种艺术。他为纽约《美国新网络全书》写了《军队》、《步兵》、《炮兵》等59个条目，涉及到军队建设、装备发展、作战指挥、筑城、炮兵、海军等范围十分广泛的问题。他在《纽约每日论坛报》、《新奥德报》、《新闻报》、《曼彻斯特卫报》和《派尔－麦尔新闻》等多种报纸上发表了关于克里木战争、意大利战争、美国内战、普奥战争和普法战争等的评论文章和其他军事论文。他摆脱经商活动后，迁居伦敦。1870年10月当选为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直接参加共产国际的领导。1878年他完成了光辉巨著《反杜林论》，书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作了系统的阐述，并论证了暴力对经济的依赖性和对经济的反作用，肯定了暴力在历史上不仅起反动作用,还起进步的作用。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逝世，恩格斯承担起马克思未完成的《资本论》第二、第三卷的整理和出版工作。翌年他写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部重要著作，揭示了私有制、阶级和国家产生的途径与形式，探讨了战争的起源和本质。恩格斯晚年完成了重大的理论著述工作并指导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为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对各种机会主义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1895年8月5日在伦敦逝世。

恩格斯在创立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同时在军事理论领域造诣很深、建树卓著。恩格斯同马克思一起，在批判地继承以往军事理论遗产和总结革命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有关战争、军队、军事学术和军事史的学说，为无产阶级军事科学奠定了基础。

由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 ：1841年9月，恩格斯到柏林服兵役，并在柏林大学听课，研究黑格尔哲学，参加青年黑格尔派的活动。这时，恩格斯在政治上和世界观上虽然是一个民主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但他在实际斗争中，逐步意识到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同德国现实之间的矛盾，再加上受L.A.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一书的影响，开始向唯物主义者转变。
1842年11月，恩格斯到英国曼彻斯特的棉纺厂当职员 ，接触到真正的产业无产阶级。他和工人交往，参加他们的集会和斗争，并同宪章运动领袖建立联系。为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和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恩格斯进行大量的科学研究工作 。1844年3月 ，在《德法年鉴》上发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两篇文章，以社会主义观点考察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指明一切弊端都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统治的结果，论述社会主义革命和消灭私有制的不可避免性，初步论述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这清楚地表明恩格斯已经完成由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由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

与马克思合作创立和丰富马克思主义 ：1844年8月，恩格斯拜访侨居巴黎的马克思，两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 同年9月，与马克思合写《神圣家族》一书，批判黑格尔哲学中的唯心主义，阐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重要原理。1845～ 1846年间两人合著《 德意志意识形态 》一书 ，这部著作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第一次系统的阐述。1845年，恩格斯写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第一次明确地指出无产阶级所处的政治经济地位必然推动它去争取自身的解放 ；而社会主义只有成为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目标时才会成为一种政治力量。
恩格斯和马克思于1846年初在布鲁塞尔建立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同各国的社会主义团体建立联系，宣传科学社会主义。1847年马克思、恩格斯应邀加入德国工人的秘密组织正义者同盟，并积极参加它的改组工作。恩格斯出席同盟在6月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 ， 向大会阐述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把旧的同盟改组为共产主义者同盟。1847年12月～1848年1月 ， 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第一次公开树起共产主义运动的旗帜，是一个周详的理论和实践的党纲，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
1848年欧洲爆发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受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委托，为德国无产阶级制定了行动纲领《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德国三月革命爆发后 ，他们立即回国参加革命斗争。恩格斯除协助马克思创办《新莱茵报》外，还亲身参加南德和爱北斐特地区保卫革命成果的几次激烈战斗 。革命失败后 ，1849 年11月10日恩格斯流亡伦敦与马克思会合，担负起重建同盟中央委员会和地方组织的工作，着手总结1848年革命的经验教训。
1850年，恩格斯重返曼彻斯特经商，以便在经济上接济马克思，使之能够完成《资本论》的写作。工作之余，他还研究自然科学和军事科学，就各种理论问题同马克思交换意见，写了大量军事、政治论文。恩格斯极其关心欧美各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写过不少论述波兰问题的文章。他在《波斯和中国》、《俄国在远东的成功 》等文章中，揭露沙皇俄国和英国对中国的侵略，预言今后必将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
1870年9月，恩格斯从曼彻斯特迁居伦敦。10月 ，当选为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在国际的后期发表《论权威》等著作，总结了巴黎公社革命的经验，批判了巴枯宁派的无政府主义思潮。1877～1878 年恩格斯写出《 反杜林]论 》，深刻批判E.K.杜林唯心主义先验论的哲学、庸俗的政治经济学和假社会主义，第一次系统地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原理，该书被誉为马克思主义的网络全书。1880年，把《反杜林论》一书理论部分中最重要的内容改编成《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小册子，在法国和其他国家的工人中广为传播，马克思称之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入门。
恩格斯从1873年开始对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写了许多札记和片断。这些手稿在恩格斯逝世后被编成《自然辩证法 》一书出版。其中《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科学地解决了人类起源的问题。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1883年3月马克思逝世 ， 恩格斯担负了整理和出版马克思文献遗稿工作 。 1885 和1894年先后出版《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完成了马克思未竟之业。1884年，恩格斯发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论述原始社会产生、发展和衰落的过程，揭示在私有制基础上形成的阶级对抗和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的起源和实质，指明私有制、阶级、国家消亡和社会主义胜利的必然性，批判资产阶级学者、拉萨尔主义者以及无政府主义者关于国家问题的谬论。1886年，他发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系统地批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和L.A.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局限性及唯心史观，精辟地论述哲学的基本问题和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
恩格斯生平：
恩格斯1820年11月28日诞生于德国莱茵省巴门市的一个纺织厂主家庭。1837年9月，中学未毕业就被他的父亲送去学习经商。1838年7月至1841年3月，在不莱梅一家贸易公司实习经商，业余刻苦自学，著文批判德国的封建专制统治、宗教迷信和资本家的贪婪，表现了初步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1841年9月至1842年10月，在柏林服兵役，旁听柏林大学的哲学讲座，参加青年黑格尔派的活动。在此期间，他先后发表了《谢林论黑格尔》、《谢林和启示》以及《谢林――基督教的哲学家》等小册子，尖锐批判了宣扬"天启哲学"的唯心主义哲学家谢林，他还著文揭露以德皇威廉四世为代表的德国封建专制制度，成为一个坚定的革命民主主义者。1841年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一书发表后，接受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思想。

1842年11月，恩格斯在英国曼彻斯特"欧门――恩格斯"纺织公司当办事员，在这里，他参加宪章派活动，结识了正义者同盟的活动家，并深入研究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理论，开始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科学共产主义的转变。1844年2月，在马克思主编的《德法年鉴》上发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初步揭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

1844年8月底，恩格斯在回国途中绕道巴黎会见了马克思，开始了二人的终身合作。1844年9月至1845年3月，他在巴门写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描述了无产阶级的悲惨处境和历史使命。1845年与马克思合写《神圣家族》，同年11月到次年5月又合写《德意志意识形态》，表明马克思恩格斯已经完成了两大转变。1846年春，恩格斯和马克思在布鲁塞尔创建共产主义通迅委员会。同年秋天，赴巴黎开展活动，争取和教育正义者同盟的成员，使之摆脱"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影响。

1847年1月，恩格斯和马克思一起加入正义者同盟。6月，他出席在伦敦举行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创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同年10月，被选入同盟巴黎区部委员会，并受委托起草同盟的纲领草案（即《共产主义原则》），用问答的体裁初步阐明了科学共产主义的基本原理。11月，与马克思一起出席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并任大会秘书。大会接受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张，制订了符合民主制原则的章程，并委托他们起草同盟的纲领。1848年2月中旬，在《共产主义原理》基础上，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的《共产党宣言》在伦敦出版。

1848年2、3月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相继在巴黎、柏林、维也纳等城市爆发；3月，恩格斯当选为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在巴黎与马克思共同拟订了《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4月，他们到达德国科伦。恩格斯担任《新莱茵报》编辑，协助马克思主持该报编辑部工作。他还曾去巴门和莱茵省的其他城市活动。1848年秋至1849年初，为了躲避官方的追捕，流亡到比利时和瑞士，在瑞士协助组织工人协会。1849年5月，在爱北斐特参加武装起义。6月，在巴登――普法尔茨任维利希志愿军团副官，亲临前线参加战斗。起义失败后流亡到瑞士。11月抵伦敦，当选为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负责改组同盟工作。1850年3月和6月，先后两次与马克思合作起草《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为了支援陷于极端贫困的马克思一家，恩格斯于该年迁居曼彻斯特，在"欧门－恩格斯公司"再度经商。

在曼彻斯特居住期间，恩格斯同马克思保持了频繁的通信联系，共同研讨国际工人运动的理论和策略，探讨各个领域里的学术问题。恩格斯进行了广泛的理论研究，尤其对军事学、语言学和自然辩证法作了深入的探讨。1851年11月至1852年11月，恩格斯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了一组题为《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的文章，深刻总结了1848－1849年德国革命的经验，提出了武装起义是一种艺术的著名论断。1857－1859年，他为《美国新网络全书》撰写了许多军事条目。1861－1865年，撰写了关于美国内战的许多文章。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他为工人报刊和利用资产阶级报刊撰写了许多篇战争评论，准确地分析和预示了战争的进程。

1870年9月，恩格斯结束了二十年"埃及幽囚式"的经商生活，从曼彻斯特迁居伦敦，与马克思一起参加国际工人协会的领导工作。10月，经马克思提议，他当选为国际总委员会委员，任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和丹麦的通迅书记和总委员会财务委员。巴黎公社期间，他和马克思一起组织声援公社的活动。1871年9月举行的国际伦敦代表会议上，恩格斯根据巴黎公社的经验提出工人阶级必须参加阶级斗争并建立同一切旧政党相对立的无产阶级独立政党。1872年9月国际海牙大会期间，恩格斯与马克思一起为击败巴枯宁阴谋集团，通过关于政治问题和组织问题的决议作出了重要贡献。根据恩格斯的提议，国际总委员会迁至纽约。海牙大会后，他写了《论权威》、《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与国际工人协会》（与马克思合写）等论著，从政治上、理论上和组织上全面揭露和批判了巴枯宁集团的无政府主义和分裂主义，深刻阐述了民主与集中、民主与专政的辩证关系。

国际工人协会解散以后，恩格斯与马克思一起为在各国传播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政党而努力。1875年3月，他在给倍倍尔的信中阐明了他对德国工人运动中两派合并的原则立场，批评了党内某些领导人追求无原则合并的错误。1876－1878年，他写了一组题为《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的文章（即《反杜林论》），在批判杜林的唯心主义先验论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时，第一次系统地阐发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以及许多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这是一部"深刻透彻的每个有思想的人都能理解的科学网络全书。1880年夏，应法国工人党领导人拉法格的要求，把《反杜林论》中的某些章节改编为《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即《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本被马克思称为"科学社会主义入门"的小册子，对普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起了重要作用。在1873年至1883年间，恩格斯拟定了《自然辩证法》的写作提纲，完成了若干篇章和片断，奠定了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基础。

1883年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独自肩负起指导国际工人运动、整理和出版（或再版）马克思遗著、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培养各国年轻的社会主义活动家和理论家的重任。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国际工人运动进一步向横广的方面发展，扩展到整个欧洲和北美大陆。年迈的恩格斯密切注视着社会主义运动在各地的发展，广泛了解各国的历史和现状，与各国社会主义政党和工人运动活动家保持经常的联系，不时地向他们提出建议和忠告。德国、法国、英国、美国、俄国、奥地利、匈牙利、捷克、波兰、比利时、丹麦、意大利、西班牙、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阿尔明尼亚等国家和地区的社会主义政党或个人都曾向恩格斯征求意见，请求指示。恩格斯反复教导各国社会主义者要从本国的条件出发，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独立地决定本国革命的方针和策略。他说："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

1889年7月，在恩格斯的指导和推动下，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即第二国际）在巴黎召开。在他的关怀和指导下，第二国际联合各国工人政党，开展了反对无政府主义和改良主义倾向的斗争。1893年8月，恩格斯在欧洲大陆旅行期间出席了正在苏黎世召开的第二国际的第三次代表大会。这是恩格斯唯一的一次参加第二国际的代表大会。他在大会闭幕词中希望各国无产阶级在反对共同的敌人、争取解放的斗争中加强团结、互相学习，遵守共同的革命原则，同时各国无产阶级应该以"独立自主的形式组织起来"，坚持"自由联合"和"自愿联系"的原则。他在其他文章和信件中，强调各国社会主义政党之间建立独立、自主和平等的关系，由各国党和无产阶级因地制宜地决定本国的革命策略，反对任何一个党代表欧洲无产阶级讲话，不承认哪个党享有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长子权"，反对任何一个党的领导人对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者发号施令。

恩格斯在晚年承担了整理、出版马克思未完成的《资本论》第二、三卷手稿的巨大工作，1885年7月，《资本论》第二卷出版。1894年12月，《资本论》第三卷出版。在他主持下，1887年1月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他还再版了马克思的其他著作以及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著名活动家威廉·沃尔弗、格奥尔格·维尔特等人的作品，并筹备出版马克思全集。

八九十年代，恩格斯继续在各个思想领域内从事理论研究工作，全面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1884年10月，《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一书出版，在马克思主义史上第一次系统探讨了人类社会的史前史，揭示了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起源、发展及其消亡的规律和家庭的变迁史。1886年4月至5月，发表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及其在哲学发展史上引起的划时代的意义，对唯物主义哲学及唯物史观作了深刻的发挥。他的许多书信对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作了重大的补充和阐发。在出版和再版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著作时，恩格斯根据八十年代以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新现象，如垄断的出现、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经济危机的新特点和资本主义各国发展不平衡等，作了新的探讨和概括。1890年和1893年，先后发表《沙皇俄国政府的对外关系》和《欧洲能否裁军》，分析了九十年代初欧洲国际关系的特点和趋势，揭露了沙皇俄国是欧洲反动势力的堡垒，阐述了无产阶级对战争、和平和革命问题的基本观点和方针。针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内部右倾机会主义思潮日益抬头的情况，1891年1月发表了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并为之作序，3月再版了《法兰西内战》并写了导言，6月写了《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1895年初为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单行本写了导言。恩格斯在这些导言中集中地捍卫和发挥了马克思主义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1894年11月，他写的《法德农民问题》论述了无产阶级政党争取农民同盟军、引导农民走向合作制的原则、方针和政策，批判了法国工人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农民问题上的右倾错误。他指出，在农民占人口多数的国家里，"为了夺取政权，这个政党应当首先从城市跑到农村，成为农村中的力量"。恩格斯还写了《关于共产主义同盟的历史》等总结国际工人运动史、为马克思及其战友作传的文章。此外，他还就宗教、妇女、文学、美学、史学等方面的问题发表了见解，不愧为一个网络全书式的思想家。

1895年8月5日，恩格斯因患癌症逝世。10日，在威斯敏斯特桥的滑铁卢车站大厅举行追悼会。27日，遵照他的遗嘱，他的骨灰被洒在伊斯特勃恩海滨的大海中。

恩格斯的主要思想其实可以＝马克思的主要思想

马克思主义是完整的科学体系，它包含三个主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这三个组成部分不是彼此割裂的，它们构成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它的主要特征是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结合，理论和实践的统一。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是在同各国工人运动和革命斗争实践的结合中发展的；是在同各种错误思潮的斗争中发展的；是在对时代发展提出的新问题和出现的新情况进行创造性研究过程中不断发展的 。 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后，他们的继承者继续把马克思主义推向前进。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同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制定了关于建立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说。他总结了苏维埃俄国的实践经验，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原则和指导思想。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使马克思主义进到一个新阶段——列宁主义阶段。在中国，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中国历史、社会实践相结合，创立了毛泽东思想。</CA>

8. 我们根据什么进行道德判断

什么是道德？为什么要讲道德？判断道德与否的标准又是什么？

道：道路，规律，事物发展的一种趋势，一种要求。

德：德性，对待事物的一种态度或行为。

道德：道之德，符合要求的态度或行为，德之道，对态度或行为的一种要求。先德后道，再道而束德。现在讲道德是指符合社会要求的行为规范。

道德是人类一种广泛同情的实现，就是说道德是爱，也没有什么不可。人类于弱肉强食之外，对于非我之人及动物，另具有一种真挚的情感。所以常有许多事情，即没有强力逼迫着去做，而做了之后，在实际上对于他自己并没有利益，或更有所损，在这种情形下尽可以不做，但他觉得不得不做。或者有许多事情，很可以快他一己的欲念，并没有强力不叫做，也不是他不能做，而心里总觉得不愿意。这类心思，是广泛同情的实现，是人类的灵性，就是道德的根本。道德是个人一种良心的制裁。有自动的能，方清楚自由的意识，主宰精神肉体两方面的势力。他对于个人自己内心负责任，不肯受外界制限。换言之是从我的意志，判断我的行为，做出一种理性的规范，自己不由的去遵守它。

道德判断是应用道德概念或道德知识对行动的是非、好坏和善恶进行评价的过程。道德判断是一种认识活动。人们的道德判断是基于个人对道德的不同认识、对道德标准的个性化理解而形成的。根据美国道德心理学家劳伦斯·科尔伯格的研究表明，各种不同的道德判断是处于人类道德发展的整体结构中的。他称这个有阶段的、有序的、严密的整体结构为道德发展的三水平六阶段。
一个学生的道德判断水平同他所掌握的道德概念和道德知识有关，在一定程度上同他的成熟和智慧有关。

学生的道德判断能力是逐步发展起来的。关于儿童评价行动的动机和效果问题，心理学家早已进行广泛的研究。有的研究表明，在对包含行动动机和效果因素在内的对偶道德故事进行道德判断时，年幼儿童从注意某一行动所造成的后果，逐渐过渡到注意特定行动的动机，年长儿童则总是注重行动的动机。例如，年幼儿童往往认为无意打碎15只杯子的男孩的行动，比有意打碎1只杯子的男孩的行动更不道德；年长儿童则恰恰相反。

从一个关于儿童对行动的原因和结果的道德评价的研究中，也可看到不同年龄阶段儿童道德评价能力发展的一般趋向。研究者让学生对两个道德故事做出比较判断，其中一个故事里的主人公不愿承担任务，但在提供了客观条件后较好地完成了任务，另一个故事里的主人公勇于承担任务，但在客观情况牵制下没有完成任务。研究结果表明：(1)小学低年级学生所作的好坏判断大多着重行动的结果，少年学生较多地倾向于从行动的原因上做出判断，青年学生则倾向于把行动的原因和结果联系起来进行分析判断，从是否很好地完成了任务，是否尽到了责任上去考虑问题；(2)我国儿童较早就突出地能从行动的主观原因上做出比较判断，但是，在他们的道德判断中，能认识到道德行动中任务的重要意义的，即使高中学生也为数不多。因而研究者指出，教育学生认识道德行动的意义，提高他们道德认识的水平，是很必要的。

关于学生对行动的后果的道德评价，也有不少研究结果值得我们注意。有的心理学研究表明，儿童的道德判断是从行动的直接后果逐步向行动的长远后果过渡的。年幼儿童倾向于把什么是好事等同于什么是直接使自己满足的事。他们的道德行动同他们的行动的直接后果有关，这些行动是被无条件的命令和禁止以及遵从或违反这些命令的直接后果所支配的。当他们长大了，他们的是非观念变得更概括化，变得更倾向于与日后获得奖赏的可能性相联系的长远的满足，而不是去反应单纯的直接后果了。

有的研究则指出，年幼儿童评价行动的好坏，是按他们行动的个人后果去判断的。如果年幼儿童经常处于惩罚的威胁情况下，由于他们的某种行动经常受到这样或那样的惩戒，他们就很快学会把这种行动说成是“坏”的；相反，他们会把那种经常被称赞的行动说成是“好”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就逐渐懂得按他们的行动的社会后果去判断，而不大关心行动的个人后果。这时，他们已想到同辈会怎样评价自己的行动，而不去想他自己会怎样被同辈所称赞。例如，少年学生在教师或家长面前告发同伙的秘密，这会使他们本人暂时感到得意；但他们马上会发觉到同伙对自己的行径极为不满，因而他们就意识到自己的这一行动是一桩“坏”事情。一般说来，在6～12岁之间的儿童，他们根据道德或不道德行动的性质、内容去判断是非的能力在逐步发展，就是说，他们对行动的具体后果的判断逐渐被行动的性质、内容的判断所取代。

学生认识和评价别人以及认识和评价自己的道德品质的能力是从小学时期才逐步开始形成的。这种道德认识和道德评价能力在道德品质的发展上起着非常重大的作用，学生之所以能自觉地调节和支配自己的行动，同这种能力的形成和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般说来，小学儿童已经能够认识自己、评价自己。但是，他们还只能一般性地叙述自己的活动、行动、举止和与周围人们的相互关系，如“我没有帮助妈妈做事”“对大人说话没有礼貌”等外表现象，他们还没有注意行动的原因，很少见到他们涉及人的内心世界。研究表明，11～12岁儿童对于小说中所描写的人物的内心体验常常不很注意，甚至在看过以后会完全忘掉；而12～13岁少年就越来越注意和关心人物的内心世界，他们甚至能更多地议论和评价人物的行动动机、个性特点以及道德品质了。

少年学生对于自己的评价往往落后于对别人的评价。他们往往能够正确地分析别人的行动，但却不善于全面而确切地分析自己的行动。少年认识和评价自己品质的能力，是从他们评价别人的品质开始的。他们是在评价别人过程中，逐步学会以别人为“镜子”来评价自己的。因此，少年学会把别人和自己作比较，这是他们认识和评价自己的源泉和依据。

少年学生的道德评价往往带有很大的片面性。他们不善于把个人的行动的目的和动机等等全部情况联系起来去评价，他们判断一个人往往是极其简单直率的。他们往往把一个人的某一品质当作他的全部品质。有经验的教师都知道，有时候只要一个人做出了一次勇敢正直的行动，就会长期地获得少年学生的信任，或是偶然犯了一次小错误，就会在他们面前丧失威信。正因为这样，所以在少年学生面前树立威信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同时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9. 不道德的行为的根源

这是一个社会学的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不过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阐述清楚以下几点：
1，对于不道德是采取实证主义（绝对主义，客观主义，决定论）还是建构主义（相对主义，唯心主义，自愿主义）。当你在说不道德行为的根源的时候你已经偏向于采用实证主义了，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在众多行为中分辨出哪些是道德的，哪些是不道德的。而建构主义则没有所谓的对与错，而只有不同的道德标准而产生了道德与不道德，同样的行为我们根本无法区分道德与否，道德的标准跨时间和空间表现出不确定性。而最为引人警醒的一种建构主义的理论认为，道德是统治阶级强加于被统治阶级以维护其利益的标准，当被统治者的行为对统治者构成威胁时则被视为不道德。
2，人是否是自由的？回答这个问题意味着不道德的行为到底应该归因于人内部还是归因于外部环境，也意味着人是否因为对自己的不道德行为负责。如果人是绝对自由的，那么他的所有行为都来至于他的自主选择，人是恶是善完全出自于他本身的内部原因，他需要对其行为负责。如果否认认得自由，意味着人不过是社会大环境的产物而已，所以人无论为善还是为恶都不过是客观环境下的产物而已，人没有自由选择的能力。当然，两个极端都是不可取的，我们需要谨慎的采取折衷的态度，不过与我们直观的感觉认为相反，我们人没有我们太多我们自认为的自由，我们很大程度上是社会环境的产物，不道德行为的根源很大程度上不是来源于人的善恶而是社会环境。
3，不道德行为如何产生？如果采用建构主义的理论则是认为道德与不道德仅仅来源于我们的评价标准而已，本身没有所谓的善与恶，道德只是人类自己构建的东西，其本身不是真实存在的。比如有的认为道德只是为统治者阶级服务的，当被统治者被受到不公正对待无法通过正常途径获得利益的时候只好采取不道德的行为，这是一种抗争。如果我们采取实证主义的态度的话，那么这个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个心理学的问题。一般社会学采用的答案是，社会化过程出问题导致不道德行为产生，社会化表示学习一个社会中的道德规范，价值观等的过程。从心理学角度，采用行为主义理论这是因为不道德的行为受到强化而得以保持，而亲社会行为没有得到强化。社会学习理论则加入了观察学习，模仿，榜样力量的内容。这是后天环境轮的说法。如果采用先天遗传轮，则这个需要回到先天遗传基因的层次进行讨论，有的人先天基因就不容易被社会化形成亲社会行为。如果再进一步就是从进化心理学讨论为何这些不道德行为（基因）被环境选择出来？这个需要采用进化心理学频率进化相关内容，这儿不多讲了。

10. 志愿行动由道德品质支配吗

道德理想·组织力量与志愿行动

——简论志愿者行动的动力机制

[内容提要]当代如火如荼展开的志愿者行动，具有与中国古典伦理的“老”传统，以及近50年形成的伦理“新”传统蕴涵大为不同的时代内容。这种不同产生的原因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则是志愿者“志愿”的动力问题。因此，对于志愿者行动之所以能够进行的动力机制加以分析，就成为我们认识志愿者行动的“现代”意义的条件。
一、行动引导理论

虽然志愿者行动的开展，在当代中国已经不是一件新鲜事情。但是，对于志愿者行动的称谓，至今还没有统一。而对于志愿者行动的理论研究，则还处于一个起步的阶段。因此，可以说志愿者行动在总体上还是一个需要界定的事情。一方面，这是因为志愿者行动本身的构成，需要理解。另一方面，志愿者行动的组织性还较弱，需要设计。再一方面，志愿者行动的理论研究也还处于初创阶段，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关系还有待形成。

总体上说来，中国的志愿者行动的格局是行动先行。从上个世纪90年代具有规模化意义地开始志愿者行动以来，具有国家组织背景的“希望工程”活动、青年志愿者活动，日益大规模地开展起来。而围绕保护环境展开的“爱护地球”志愿者行动，也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参与。1999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了国际性的志愿者组织——无国界医生，更是对于中国人的志愿者行动产生了良性的催化作用。使得“官方的”与“民间的”志愿者组织与志愿者行动得到与内部动力不同的外部支持。

就志愿者行动的先行行动导因而言，志愿者行动，确实具有其兴起的域内与域外两种“社会”背景。从前者来看，志愿者行动的兴起，是与中国社会发展的状态相适应的。当中国社会、尤其是城市社会的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人们的生存问题基本解决。这就会发生两个转移：一是他们对于个人生活问题的全心关注，就会向个人以外的世界转移。二是他们对于艰难生活的个人感受，就会向仍然处于艰难景况的社会中的人们转移。以前主导人们的“生活的道德”也就会向“道德的生活”转移。对于私人利益的急切要求，相应会向对于公共利益的奉献转移。这些转移大势，正是中国社会在九十年代兴起志愿者行动的社会发展基础。而且，由于这类转移是从生存水平向发展状态的生活态势的自然转移，所以，它并不需要预先的理论筹划。行动的先导性格局，由此形成。就后者分析，国际志愿者行动，主要是由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士担当的，而国际志愿者组织也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组成的。这不仅是因为西方国家基本解决了他们的生存和发展问题，而且也是因为他们对于贫困等欠发达问题、紧急情况下的救助问题、环境恶化等生态问题的关注，早已经进入一个组织化的状态。而这些外在的因素，与西方传统的宗教救助观念、现代的群体关爱意识相配合，使得他们的志愿者行动，成为一个人的自觉选择。对于我们中国这样一个介入国际社会不久，而对于国际社会的重大事件极其关注的国家来讲，无疑，被我们视为“榜样”的西方先进国家的志愿者行动，对于我们会产生重大的影响。①

而对于志愿者行动的理论研究来讲，相对于它的行动的先导性而言，就显得要后置一些了。②开初，人们在进行志愿者行动的研究时，对于将这种行动、以及组织这种行动的机构称为什么的问题上，都还有很大分歧。③后来，人们将其放在“第三域”的问题视野和研究框架中进行研究工作。

这种安顿，是由于在传统的社会理论分析框架中，一直是政府——市场的二元分析架构，主导着人们对于社会公共事务的研究思路。政府作为一个高度组织起来的现代架构，具有依据权力系统进行资源配置的运行特点。市场则作为一个依赖价格调节的运营体系，与政府机制“分庭抗礼”。志愿者行动的组织结构——所谓“非营利社会服务志愿组织”，既不依赖于像政府那样的权力系统，也不依赖于像市场那样的营利体系。它具有公共性，但不是政府那种强力引导公共事务的机构。它也具有利益性，但也不是公司那样的牟利机构。因此，人们合理地将其命名为政府、市场之外的“第三域”。关于第三域问题的论说状态是行动引导理论，因此我们对于第三域的认识还非常粗浅，④“第三域”的命名，也还有相当的含混性。

二、两种动力

当然，理论的后置，并不妨碍我们认识志愿者行动的结构特征。这是因为，志愿者行动的行动蕴涵，已经展现在我们的面前。不惟先起的西方志愿者行动早已经给我们这种预示，就是中国后起的志愿者行动，也从九十年代以来，给了我们认识志愿者行动的厚实经验基础。

认识志愿者行动的结构特征，可以从志愿者行动的动力机制着手。因为，从行动的动力上，可以最为清晰地认识到一种行动的特质。志愿者行动之所以能够发生，从其行动的动力上讲，首先就是因为存在着行动的道德基础。这是志愿者行动与政府人员行动、商人行动发生本质区别的地方。

相对而言，政府人员的行为动力，取决于他们的“政治人”的角色规定性，他们主要是争取权力的人。获得权力是政治人的生命线，失去权力则是政治人丧失活力的标志。不管政治人是在“权——钱”的关系式中、还是在“高薪养廉”的格局里面，政治人之以权力获取利益的定势，是基本不变的。正因为如此，自迈入近代的门槛，像马基雅维里那样清醒的思想家就提醒人们，得将政治与道德划分开来，才足以认识清楚政治问题与政治人物。⑤而商人行动的直接谋利性，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假如商人从商而不谋利，那我们简直就不知道将他们命名为什么了。商人就是在“成本——效益”原则的推动之下，才有行动的强烈动力。假如商人在完全不能获利的情况下，依然要投资某个项目，那么，他要么是因为政治上的考虑，要么就丧失了自己的商人特质，而变成了慈善家了。

必须把当代的志愿者行动，在其行动的特质上，与政府人员和商人行动的特质划分开来。志愿者之成为志愿者，就是因为他们明明知道志愿行动是不可能有实际收益，而完全是一种有利于他人和社会的纯付出。一个处于商业社会的人，在对于自己的行动不可能有实际收益的情况下，仍然要将行动进行下去，除开道德动力之外，你实在是难以从“权”和“利”的角度去寻找解释其行为动力的因素。道德理想主义在此发挥着指引志愿者行动的轴心作用。而道德理想主义之作为志愿者行动的有力动力，是因为在人类的行为结构中，一直存在着两个层面：谋利的一面与谋道的一面。在古典社会中，道德理想主义常常在人们的行动中表现出来：那种完全不为任何利益驱使的利他行动，在传统的谋食不难、讲究人情的社会氛围中，确实是容易被人感知到的。在“现代”取“传统”而代之的情况下，谋食成为人们生活的最紧要课题。资源的日益短缺、资源配置的不合理、资源分配的不公平等等现实难题，使得人们极其容易将关注的聚焦点停留在谋食的问题上面。友爱、同情、互助等等古典德性日益被视为私人道德，而隐匿于紧张的资源配置和分配的“经济”活动过程中。

但是，人类活动的谋食兼谋道的同构特质，并不会仅仅因为谋食的艰难，而丧失掉谋道的坚韧。从德性的视角看，这是因为人从来就没有丧失天性而有的自由、良心、利他等等道德理想主义优秀品质。从人类的角度看，则是因为人类从来也不会丧失他们对于自己之作为一个类的存在事实的认知。就前者言，人之作为人，就有以谋道的高尚而投入行动的可能。就后者论，人之作为人，就有以利他的动机而志愿服务于人的文化基因。这就是为传统儒家和现代新儒家所共同强调的人之行动的理想主义根据。意欲的一面，对于人来说固然重要，而道德理想的一面，对于人也不可或缺。而且后者才真正是显示人的特质的地方。⑥

只是在现代社会的背景下，我们对于人之表现他的道德高尚的条件性，有了一个不同于传统社会的深刻认识。无疑，人从来不会丧失道德理想主义。然而，表现这种道德理想主义的方式，在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则有很大的不同。传统社会依赖个人的道德良心“一念发动”。志愿为他人服务是因为志愿者的道德良知随时处于“发动”状态。今天看这种行为的简单动机，也许略有奇怪。但对于一个社会组织程度很低的社会而言，个人的行动就只能诉诸个人的动机才足以给予好的解释。

在现代条件下，情形就不同了。人的社会化程度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虽然说人的道德与否，依然要从自律的视角去加以确定，⑦但是，从外在视角——诸如幸福与快乐的总量，对于社会带来的善的收益，看待行为的道德含量，已经成为一个趋势。⑧人们习惯于谴责这种思路相对于自律具有的不道德性，其实没有发现，只有在这种思路中，才足以解释一个大型复杂的现代社会，人们处于一种极其广泛而又复杂的交往状态中的时候，任何人想要显现自己的德性修养，他都必须是在组织化的状态中，才可以有一个空间的。于是，需要注意的是，作为现代背景条件下的志愿者行动，就不能仅仅从行动者个人身上去寻求解释理由。志愿者行动的两种动力就此凸显：个人道德理想与组织推动力量。

三、作用态势

志愿者行动的两种动力，对于志愿者得以行动起来所发生的作用，是不同的。相应地，在不同的社会结构中，志愿者行动的作用机制也有很大差异。

就两种动力对于志愿者行动的作用态势而言，道德理想主义的动力源，依然是要特别加以强调的。因为，假如志愿者仅仅是因为想通过自己并非真正志愿的行动，而换取某种利益的回报的话，那么，这种志愿者行动势必走向谋利性的活动。志愿者行动发生这种可能的质的变化的轨迹是：当志愿行动本身还在进行中时，志愿行动常常是可以赢得广泛尊重的行动。志愿者参加引起注意、尤其是引起广泛关注的志愿者运动（如成为“希望工程”的积极一员，或成为“环保行动”的中坚分子），他就可能成为一个引人注意的“公共人物”。因此，他就具有了获得公共报偿的机会。而这种报偿恰恰是消解人们行动的道德动机的因素。不管这种报偿是以荣誉的形式，还是以物化的形式体现出来，都是危险的。

只有在道德理想主义的驱动下，志愿者行动的道德性质，才可以得到全面的维护。这种维护的获得，就是因为志愿者行动完全是自律的行动。只有自律的行动才是真正道德的行动。即使我们已经看到当代的志愿者行动早就是高度组织化的行为模式，也不例外。对于参加到志愿者行动中的行为者来讲，他必须是自觉自愿的，他的志愿行动的道德价值，才不会降低。对于组织志愿者行动组织的机构来讲，只有在动机与结果上都是为了增进普遍幸福和改善社会状态，也才符合道德的组织原则。否则，志愿者行动就会走向形式上的志愿而实际上的不志愿的可悲境地，就会陷入中国传统社会从道德理想主义出发，而沦落于伦理中心主义困境的泥潭。传统中国所要求的个人行动的道德志愿性程度，可以说远远超过今天中国社会对于人们行动的道德志愿程度。但是，当古人不懂得尊重个人的德性表现的条件性、差异性的时候，尤其是政治家们不尊重个人生活的优先性的时候，对于个人之必须表现他的利他的高尚道德情操，就变成了一种对于个人自由生活的严重约束。伦理道德不但不成其为提升人们道德境界的动力，反而成为限制一切生活事务得以正常进行的负累。因此，志愿者行动必须是完全出自志愿者的内心愿望和内在动力的。而志愿者组织也必须尊重加入组织的志愿者的进退自由，使志愿者组织真正成为“志愿者”的组织，而不是强迫人们志愿的组织。

需要我们留意的是，既然在现代社会中，志愿者已经不是一种个体化的行动方式，而是组织化的行动模式。那么我们对于志愿者的组织性，也就应当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对于志愿者行动来讲，组织推动力量的必要，应该是一个不言而喻的问题。这是因为，志愿者作为一种现代行动，需要一种规模化的行动才可能见到效果。传统社会里出于高尚的个人德性修养，分散的、个体的、情景的志愿行动，在现代大型复杂社会里，除开要保护它的美德一面外，已经与当下社会格局疏离了。这不是说当下社会格局是合理的，与当下社会格局相一致的道德才具有合理性。而是说当下社会格局要求有与当下社会运作相贯通的道德机制，而道德与否也只有在它调节当下社会生活的时候才显现出它的时代价值。于是，作为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现代社会，理性化与科层化成为这一社会的核心理念和组织方式。⑨个人美德之作为志愿行动的深厚动力，我们不能予以否定。但是，社会组织对于人们道德地行动起来，已经具有不可忽视的力量。一方面，这是因为组织具有了公共道德的规范要求，使得组织目标的道德与否的问题有了一个判断准则。人们的组织归属既有社群需要的原因，也有组织合理化的基础。组织要能够反映被组织者的道德与利益愿望，它才具有组织的实效。另一方面，组织成为传播文化信息、道德规范和公共行动信号的中介。一则完全脱离组织的单独的个体，已经完全不存在了。二则组织化的状态已经被人们视为当然。因此，由组织担当社会行动筹划者的角色，是现代社会的常态情形。

志愿者行动的高度组织性，在此获得了充分的理由。事实上，不论是国际社会，还是中国社会，急速发展的志愿者行动事业，不是行动者个体分散活动的产物，而是组织自觉行动的结果。无国界医生组织的组织化贡献，证明了志愿者组织的重要性。而中国青年志愿者行动近8年参与其中的有8000万人次，就与建立了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有密切关系。如果不是从上至下的青年志愿者组织的建立，很难设想志愿者事业在中国有如此之大和如此迅速的发展。

显然，志愿者的个体化行动的效用远远赶不上组织化的志愿者行动的效用。就此而言，解决志愿者行动的社会受益面问题，就要解决志愿者行动的组织化程度低劣的问题。这是一个历史问题。一方面，这是历史造成的窘迫生活，使得人们志愿地行动起来参与到公益事业的动力较弱。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历史造成了中国社会表现高尚道德的个体化格局。在中国迈向现代化的历史关头，我们以组织化的力量引导中国人关注公益问题，投入志愿者行动，加入公益事业，不仅有利于形成健康的社会风气，也有利于形成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公平的社会分配局面。自然也需要注意的是，志愿者行动的组织，走向仅仅是组织动员的行动的单纯形式主义一端。这是过去中国社会组织社会化活动的教训。

四、在美德与公德之间

志愿者行动在构成上，有着多层面的复杂内容。从它作为一种现代社会行为来分析，志愿者行动的前现代作用机制与现代作用机制，具有很大差异。从它作为一种“现代”行为来看，志愿者行动的社会发展背景差异——在发达社会的情形与欠发达社会的情形，也具有相当的不同。进一步从它的组织程度上讲，志愿者行动的组织化与非组织化状态，对于志愿者组织的活动效果，发生很大影响。

在前现代社会里，志愿者行动也是存在的，关爱他人、友善助人、增进普遍福利，这是人类讲究道德的天性使然。只是在前现代社会里，这种志愿者行动，在行动的发生上基本出于个体化的状态，在行动的动力上基本依赖个人美德，在道德类型归属上基本属于动机论的，在志愿者的个人保全上则是不太关注的——即牺牲生命不是妨碍志愿行动的因素。在现代社会，情形则发生了变化。志愿者行动基本上是组织化行动，依赖的动力主要是公共道德而非个人美德，在道德类型的归属上基本上属于后果论的，而一般不需要以志愿者的生命代价来显示志愿者行动的可贵。显然，后者承诺志愿者行动的条件性，而前者则是不承认志愿者行动的条件性的。如此，像古典儒家强调的个人良心的发动，就可以无条件地维持道德化的行动，必须加以时代的重构。我们既不能像孟子那样站在“人禽之别”的角度，看待一个人是否愿意加入志愿者队伍的问题。也不能像王阳明那样站在“理之当然”的角度看待不加入志愿者队伍的问题。人们得学会在现代社会中，首先克尽自己的公民道德，然后为公共福利和大众幸福尽力的、新的道德行为方式。道德理想主义进入实践领域的条件性就此凸显出来。伦理中心主义的反时代性也相应显现。

同时，我们需要看到，志愿者行动乃是“现代”的社会行动。换言之，社会的现代发展水平的高低，对于人们是否愿意积极而广泛地投入到志愿者行动中去，是有很大影响的。这就是中国古人强调的一个简单道理——“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人们一定只能在谋食的基础上，才可以从容谋道。{10}我们没有理由以“不道德”来对待那些不积极投入到志愿者行动中的人们，我们只能赞扬那些积极投入到志愿者行动中的人们，期望给人们提供一个现代行动的榜样。从这种区分中我们就可以解释，就国际范围而言，为什么西方国家的志愿者行动总比后发国家要普遍得多，并且组织化程度要强得多。可以说，目前我们志愿者行动的状态与西方国家的志愿者行动状态体现为两种情形。西方的情形是：在理想中寻找现实的支持力量。中国的状态是：在现实中寻找理想的支持力量。前者是说，由于西方国家普遍解决了生存问题，他们关注“公益”、发挥爱心的能力，是远远超过我们所具备的社会条件。反观我们社会发展的水平，中国社会具有能力——满足个人生活需要之外，足以有物力和精力提供给社会的人士，还是不多的。这当然不是说我们大多数中国人就有理由拒绝参与志愿者行动了，道德责任绝对不因为生活水平高低而发生减免。但是，履行道德责任的实际能力则会因为生活水平的高低发生差异。因此，我们必须以志愿者组织的有效运作，来激发人们参与到志愿者行动或公益活动中。

故而，从有没有志愿者组织对于志愿者行动进行有效推动的视角看问题，则可以说，无组织的志愿者行动，只能是一种分散而效用低下的行动，它不足以显示作为现代活动方式的志愿者行动的普遍价值与意义。具有组织性的志愿者活动，则可以通过组织的力量，既使得志愿者的力量形成集合性的状态，而显示出较高的效益；又可以通过组织的作用，广泛传播志愿者行动的理念和行为方式，使得志愿者行动得到更多人们的认同。这两种组织构成作用，对于优化志愿者行动的指引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对于中国这个在传统社会时代匮乏“公益”理念，在现代边沿匮乏组织的国家而言，无疑，推动志道于公益的志愿者活动的普遍开展，组织的意义与作用是不可小觑的。

于是，当我们转回头看志愿者的志愿行动所具有的道德蕴涵时，似乎足以体现志愿者行动的传统特质与当代特质的一个问题就突出出来：志愿者行动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个人美德的单纯表现，而是个人美德在公共生活中的升华和展示。志愿者行动只有在个人美德与公共道德之间，才能够获得充分的道德资源支持。

就个人美德对于志愿者行动的支持来看，它主要提供给志愿者内在于个人人心的道德支持力量。对于一个意识到人之具有人的尊严的人来说，每个人之所以必须关注他人的理由就在于，他也是这种关注的对象中的一分子。所谓“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乃是人类道德生活的基本处境，而不是一种高超的道德境界。这使得人应当具有利他的道德义务感。

就公共道德对于志愿者的志愿行动来讲，则提供给志愿者以服务他人的公共准则和组织方式。撇开后者不论，仅就前者而言，志愿者组织的组织原则乃是一种显示志愿者公共道德的原则：一种责任原则。它促使志愿者认识到他对于社群、国家与人类的责任所在。并且，在加入到志愿者组织中时，对于公德问题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比如如何处理好志愿者组织与公共领域、私人领域的关系，如何处理好个人理想、组织使命与争取资源的关系，如何处理好个人利益与大众利益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好个人的道德立场与公平公正地对待服务对象的关系，如何处理好特殊的服务对象与一般公众的关系问题。{11}借助于这些道德关系的分辨，使得志愿者对于自己的公共责任有一个明晰的把握。

兼综个体的道德义务感和公共生活的道德责任感，乃是最有益于促使社会成员志愿地为他人服务的道德动力机制。如此，志愿者行动的道德动力才可以深深植于志愿者组织的活动之中，志愿者行动的普遍性与有效性，方可以获得保障。志愿者的行为动力也才是充足的。

注释：

①1999年“无国界医生”组织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后，中国人对于志愿者组织问题的关注兴趣大增，似乎可以证明这两者之间的关联。
②参见王绍光：《多元与一统——第三部门国际比较研究》第一章。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③如王绍光书中就举证了“非营利组织”、“志愿者组织”、“慈善组织”、“免税组织”、“非政府组织”、“社会经济”、“公民社会”等概念。
④就国内理论界而言，世纪之交出版的一系列研究第三域的专门著作，多数都还是对于国外相关著作的引介。比如李亚平等编的《第三域的兴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何增科等编的《公民社会与第三部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国内理论界出版的专门著作，成系统的只有一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第三部门研究丛书”。这套书出版的意义当然是重大的，但相对于研究性而言，这套书的介绍性也许更强。
⑤自然，政治人物也可以有志愿行动。事实上，任何行动的分类都是相对的。在具体的行动发生时，它们在行动上是谋利还是不谋利，则可以在不同行动上有不同的表现，并且内涵上可以有重叠。
⑥参见牟宗三：《道德的理想主义》一书中“道德的理想主义与人性论”，台湾学生书局1980年版。
⑦这在康德那里尤其明显。他对于“头上的星空”、“心中的道德律”的强调为人们熟知。参见黄伟合：《欧洲传统伦理思想史》第六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⑧参见同上书，第七章“英国的功利主义学派的伦理思想”。
⑨参见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有关章节，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10}对此，孟子也曾经睿智地意识到这一点。除开强调“恒产恒心”的关系外，他指出仅仅只有士人可以做到“无恒产而有恒心”。参见《孟子·梁惠王上》。

{11}参见伊恩·泰勒：《志愿域的道德准则与管理》，载前引李亚平等编：《第三域的兴起》。

任剑涛：中山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教授(广州5102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