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社会立法的背景

㈠ 英国君主立宪制是如何形成的

【形成历史】

孟福尔议会

1263年，英王亨利三世无视《大宪章》，指定亲信取代具有否决权的15人会议。国王同贵族之间以及贵族内部出现纷争，以西蒙·德·孟福尔为首的贵族反对派在内战中获胜，他于1265年在威斯敏斯特宫召集会议，出席的除循惯例有僧俗贵族外，还有每郡2名骑士代表、每大城镇2名市民代表，史称“孟福尔议会”。

一般认为这是英国议会的开端。

爱德华一世

1295年，爱德华一世（1272～1307在位）为筹集战费又召集议会。其成分同前一次议会，约有400余名议员出席。此后议会仿此例经常召开，这次议会有"模范议会"之称。由于贵族议员和市民、骑士议员的利益、要求各不相同，经常不在一起开会。

中世纪时期

从14世纪以后，议会逐渐区分为上、下两院。以后，下院权力不断扩大，到15世纪末，已有提出财政议案权和法律议案权。但总的说来，中世纪时期的议会是封建性质的等级代议机构，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后

都铎王朝后期，代表封建势力的国王同代表资产阶级、新贵族利益的议会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尖锐化。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议会成为资产阶级同斯图亚特王朝斗争的政治中心。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后，议会成为资产阶级同代表封建势力的斯图亚特王朝斗争的政治中心。

《权利法案》

1688年的“光荣革命”推翻复辟的斯图亚特王朝，迎立信奉新教的荷兰执政威廉和玛丽同时登位。威廉三世和玛丽二世于1689年召集议会，通过《权利法案》。

1701年又通过《王位继承法》，从法律上确认“议会主权”原则，给王权以很大限制。未经议会同意，国王不得擅自批准法律、废除法律或中止法律之实施。并规定，国王必须是信奉英国国教者，天主教徒或同天主教徒结婚者不得继承王位。专制君主为受宪法约束的立宪君主所取代。英国议会制君主立宪政体初步确立。

权利法案内容

1.限制国王的权利，保证议会的立法权，财政权等权利。

2.议会不但掌握制定法律的权力，还可以监督政府和决定重大的经济政策。

逐步确立的过程

随后议会又制订了《叛乱法案》，规定平时国王必须经过议会同意才能征集和维持军队，而且这支军队只能保持一年。为了防止国王排斥议会而独断专行，保证议会能定期召开，议会在1694年制订了一个《三年法案》，规定每三年必须召开一次议会，每届议会的任期不得超过三年。英国议会在1701年又通过《王位继承法》，规定英国国王的王位不能传给天主教徒，英国国王必须加入英国教会；同时，还对国王的其它一些权利作了明确限制。

上述一系列法案的实施，使议会权力超过王权，国王“统而不治”的君主立宪制更加不可撼动。

【简介】

英国君主立宪制，是1688年政变（见光荣革命）后在英国建立起来的国家政体， 也称议会君主制或立宪君主制，属资产阶级民主制政体类型。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确立的君主立宪政体大大削弱了国王的权力，议会及政府逐步掌握了治理国家的权力，这种政治体制虽然有其历史局限性，但它结束了英国的封建专制制度，使得英国走上资产阶级政治民主化的道路，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它代表了历史发展的趋势，是历史的一大进步。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君主立宪制的国家，这一制度的确立和不断完善，不仅对巩固资产阶级在英国的统治起了巨大的作用，而且对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建立新的制度，也有着巨大影响。

㈡ 19世纪30年代的英国社会背景

19世纪的英国社会几个层面

工业化过程中,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从过去的利益关联体逐渐演变为对立的阶级。工业革命中,机械大工业逐渐代替了手工业生产,工人却由生产的主体沦为机器的附属品。资本家为谋取最大利润,总是千方百计增加工时,提高劳动强度,降低工资,甚至雇佣妇女儿童而且给予较低的工资。但是,资本家却不能给予工人必要的劳动安全保障,劳动环境恶劣,工伤事故不断,严重危害工人的身体健康和人身安全。“1841年受命调查煤矿工业的皇家委员会提出的报告,使得整个英国感到震惊。报告揭露出煤矿里种种野蛮景象:雇佣妇女和儿童,工时之长达到残酷的程度,没有安全设施,卫生条件和道德状况普遍很差,令人恶心。关于这个报告的讨论以及其他工业揭露出来的类似状况,几乎立即在英国文学里反映出来,它们分别从道德和美学的观点出发,不断地掀起批评工业主义的浪潮。”工业革命以及自由放任主义所带来的这些负面效应必然要激化劳资矛盾,并进而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对此,政府本应通过劳动立法进行干预。但是,在工业时代之初的英国,自由放任主义大兴其道,认为劳资双方的契约关系是双方自愿签订的、法律不应干涉的关系,在履行契约的过程中如果出现了问题也应该自负其责。因此,在当时的英国,尽管出现了很多问题,但是政府的劳动立法进展迟缓,这引起了工人阶级的极大不满。

市场竞争的加剧,还造成了大批穷人,社会出现了不平等和贫穷现象。到19世纪晚期,英国国内有近百万人失业,急需政府出面予以救济。在自由资本主义发展的鼎盛时期,资产阶级藐视人权,不把失业工人和穷人当做人来看待,认为贫困是由于“个人懒惰”所致,因而应由“个人负责”。以这样的思想观念为指导, 1834年,在工业资产阶级的推动下,政府制定了一部《济贫法》。这部法律规定,在各地建立济贫院,凡无生活来源、需要社会救济者必须进入济贫院。但是被救济者在济贫院内被迫从事繁重体力劳动,里面的生活条件又极为恶劣。“如果接受救济的人生活得同自食其力的人一样好,那么这种救济制度就会从根本上使所有人丧失勤奋努力、刻苦自励的精神,如果真的实施这种制度,那么作为其补充,就需要一种有组织的强迫劳动制度,来迫使那些没有自立动机的人像牛马那样干活儿。”可见,这部济贫法实际上把“救济穷人”变成了一种“惩治穷人”的手段 ,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摆脱济贫税负担和为资本主义生产提供充足的劳动力来源。大量工人失业和贫困对政府和资产阶级构成了强大压力。这一事实迫使政府开始认识到,贫困问题是社会原因造成的,政府理应承担起救济贫困的责任。

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导致了在经济领域里出现了无序、恶性竞争,生产与资本高度集中垄断及其他不利于经济发展的行为。这在当时奉行经济自由主义哲学的人看来是很正常的。他们认为,个体的自由竞争和自由放任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一切经济事务由市场主体去自我管理和调节;管的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主张政府应充当“守夜人”的角色。但是自由放任主义已经不适应新的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在总体上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利于政府宏观目标的实现。工业社会中严重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迫使政府改变统治策略,不断加强中央集权,对政治、经济、社会事务实行积极的国家干预政策,进行政治和社会变革,否则将危害社会稳定和国家统治。正如德国比较法学家茨威格特指出的那样,“19世纪的英国其国际地位因为拿破仑的战败而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强大,但是国内却陷入了严重的社会和政治危机时期。工商业已成为经济活动的中心,拥入城市的工人不断增加,但议会两院仍由极其保守的世袭贵族、主教和土地贵族把持着。这时,由于拿破仑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的欧洲大陆对英国工业所能提供的出口市场十分有限,因而英国的失业人口猛增,工资下降。而土地所有者却实行谷物的关税制,以抑制粮食的廉价进口,这进一步加深了民众的苦难。饥饿、罢工使英国的进步力量开始认识到,如果想要避免革命,就必须进行政治和社会的改革。”整个19世纪英国的政治、社会和司法改革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

㈢ 英国法的渊源

法律分析：英国法的源头是盎格鲁·撤克逊时代的习惯法。1066年的诺曼征服对英国法律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诺曼人威廉侵入英国后，建立了诺曼王朝，加速了英国的封建化过程，加强中央集权制，建立并完善皇家司法机构，使统一的封建法律体系的建立成为可能，逐渐形成了英国法的三大渊源：普通法、衡平法和制定法，从而使英国封建法律体系得以确立。在此之后，英国法很少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1)普通法的形成。普通法指的是12世纪前后发展起来、由普通法院创制的通行于全国的普遍适用的法律。它的形成是中央集权和司法统一的直接后果。亨利二世的司法改革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2)衡平法的兴起。由于普通法自身存在缺陷，为适应经济高速发展的需要，衡平法应运而生。它是根据大法官的审判实践发展起来的一套法律规范，号称以“公平”、“正义”为基础，故命名“衡平法”。15世纪正式形成了衡平法院，并逐渐发展为一个独立于普通法的衡平法体系。

(3)制定法的发展。制定法即成文法，是享有立法权的国家机关或个人明文制定并颁布实施的法律规范。1215年的《大宪章》是制定法发展的重要进程，根据它的规定逐渐形成英国国会，随着国会立法权的加强，制定法的数量逐渐增多，地位也逐渐上升。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第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

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

第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

国家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

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

㈣ 比较英、法、美、德政治体制的异同（背景、内容、影响）

总结近代英国法国美国德国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特点 英国：君主立宪制。特点：1 国王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但是“临朝而不理政”；2 议会是权力中心，拥有立法权；3 责任内阁制，英国首相从在下院大选中获胜的多数党内选出，一般是该党的党魁。首相可以任命内阁阁员，组成内阁，首相是英国的政府首脑。内阁对议会负责。当议会不信任内阁时可以发起倒阁，首相也可以解散下院，提前大选。4 两党制的运用，将政治斗争用一个有序的形式规范起来，避免了流血和暴力斗争。 美国：联邦制总统制的共和制。特点：1 国家实行联邦制，各州政府必须服从联邦政府，各州法律不得与联邦宪法的原则相违背，但各州又在各领域享有一定程度自主权。这种制度既维护了中央集权，又能充分调动各州的自主性和积极性。2 实行“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美国国会行使立法权，联邦总统行使行政权，联邦法院行使司法权。三权独立，相互制衡，避免了专制独裁。3 宪法修正案，使美国的宪法能与时俱进，注入新的内容。4 两党制的运用。 法国：议会制的共和制。特点：1 法国总统由参议院和众议院联席会议选出，任期为7年，总统对议会负责，总统在获得参议院同意后可以解散众议院，同时总统也是三军总司令，法国总统的权力很大，但要作为总统，前提是祖宗不可以统治过法国。2 这个我还没想到，不好意思罗。 德国:君主立宪制。特点：1 立宪是虚，专制为实。德国名义上的立法机构是联邦议会和帝国议会，可是只能在政府预算时对政府施加压力，对于损害德皇以及容克地主利益的决议一律不准通过。2 德皇是国家元首，集立法 司法 行政权于一身，军官皆由其任命，宰相也由其任命，宰相是政府首脑，对德皇负责。 英.法.美.德进行革命的原因.确立的政治制度 答：（一）英.进行革命的原因 .1、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经济基础 新航路的开辟以后，英国成为大西洋航运的中心，在殖民掠夺的过程中，相对于西班牙和葡萄牙，英国更加重视通过扩大市场，掠夺原料，以及不平等贸易获取高额利润。在此前提下，英国的传统工业制呢业迅速发展，出现了许多规模较大的手工工场。在制呢业的影响和带动下，采煤、冶铁、造船业也出现了手工工场的生产方式。同时，制呢业的发展，对羊毛的需求急增，影响到农村的生产方式，在英国历史上出现了“‘圈地运动”。在农村出现了一批资本主义农场和牧场，出现了农业工人。 2、资产阶级、新贵族的形成——阶级基础 新的阶级和集团的出现都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发展基础上的。16世纪，英国进行海外贸易，同时进行海外掠夺，加上圈地运动，为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积累了资本。金融家、银行家、大商人和手工工场主，都拥有大量资本，他们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阶级，即新兴资产阶级，那些农村中的牧场主和农场主，有的还经营工业和商业，成为资产阶级化的贵族，他们被称为新贵族，资产阶级和新贵族有着共同的利益，他们的势力不断加强。 3、英国都铎王朝的统治促进了英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客观条件 1485－1603年，英国处于都铎王朝的统治下，这个时期正是英国资本主义的早期。这个王朝一方面削弱旧贵族的势力，加强专制统治，另一方面，鼓励工商业和海外掠夺。扬世纪末，英国打败海上强国西班牙，成为了大西洋沿岸强国，这一切都促进了英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 4、斯图亚特王朝的统治阻碍了英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矛盾激化。 1603年，英国开始了斯图亚特王朝的统治，历经詹姆士一世和查理一世，他们都厉行政治专制和宗教专制，迫害“清教徒”。这些都严重地阻碍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触犯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导致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 确立的政治制度：根据1689年《权利法案》确立了 君主立宪制 （二）.法.进行革命的原因 经济原因（根本原因）波旁王朝的专制统治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政治原因：阶级矛盾（特权等级与第三等级之间的矛盾） 思想原因：启蒙思想的动员作用 导火线：财政危机引发的三级会议召开 确立的政治制度：共和制 （三）美.进行革命的原因 1775～1783年，英属北美13个殖民地反抗英国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革命战争。 确立的政治制度：总统制 希望对你有帮助

㈤ 19世纪英国法律

一、工业化带来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开始于17世纪40年代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打破了封建专制统治,从而使资产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自由资本主义迅速发展。18世纪后半期开始的工业革命逐步清除英国封建制度中的封建残余,促使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在英国建立。工业革命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力,机器大工业代替了传统的工场和家庭手工业,工厂制度确立了在工业生产中的统治地位,促进了英国现代工业的产生和发展,并使英国从一个农业国转变为一个工业国。现代工业的发展还推动了农业革命,到19世纪30年代,大农场经济在农业经济中取得主导地位,现代农业资本主义体系在英国建立起来。随着工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英国的城市化进程大大加快。新兴工业城市不断涌现,城市人口急剧增加,并形成了以大城市为中心、以中小城市为依托的新兴城市体系。工业革命推动了自由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使英国进入到工业社会。工业社会“是英国现代各种关系的基石, 是整个社会发展的动力”[1]。

随着自由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和工业化社会的出现,英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变迁。其中最为明显的特征是工业资产阶级的壮大和工人阶级的形成,并与传统的土地贵族和金融贵族的矛盾进一步激化。“社会结构的变迁意味着利益在社会结构性分布上的变化,利益的驱动使得人们在政治结构中都尽可能地谋求自我利益的实现和扩大,而权力是利益实现的最重要的政治前提,即只有当人们在制度安排中使自己的利益能够得到代表时,自我利益的实现才有可能。”[2]工业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金融贵族由于代表不同的利益要求而成为对立的阶级。虽然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工业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但是他们在政治上,特别是在议会中缺少自己的代言人,一些新兴的工业城市甚至连选区都没有,致使议会被土地贵族控制。经济困难很快引起了议会改革的要求[3] ,因为工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认识到,经济困难的根源在于他们在议会中没有足够的议员与代表土地贵族的议员相抗衡,进而在议会中不能通过有利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利益的法案,因此他们认定议会改革是走向社会改革和经济平等的第一步[4]。于是工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强烈要求进行议会改革。

工业化过程中,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从过去的利益关联体逐渐演变为对立的阶级。工业革命中,机械大工业逐渐代替了手工业生产,工人却由生产的主体沦为机器的附属品。资本家为谋取最大利润,总是千方百计增加工时,提高劳动强度,降低工资,甚至雇佣妇女儿童而且给予较低的工资。但是,资本家却不能给予工人必要的劳动安全保障,劳动环境恶劣,工伤事故不断,严重危害工人的身体健康和人身安全。“1841年受命调查煤矿工业的皇家委员会提出的报告,使得整个英国感到震惊。报告揭露出煤矿里种种野蛮景象:雇佣妇女和儿童,工时之长达到残酷的程度,没有安全设施,卫生条件和道德状况普遍很差,令人恶心。关于这个报告的讨论以及其他工业揭露出来的类似状况,几乎立即在英国文学里反映出来,它们分别从道德和美学的观点出发,不断地掀起批评工业主义的浪潮。”[5]工业革命以及自由放任主义所带来的这些负面效应必然要激化劳资矛盾,并进而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对此,政府本应通过劳动立法进行干预。但是,在工业时代之初的英国,自由放任主义大兴其道,认为劳资双方的契约关系是双方自愿签订的、法律不应干涉的关系,在履行契约的过程中如果出现了问题也应该自负其责。因此,在当时的英国,尽管出现了很多问题,但是政府的劳动立法进展迟缓,这引起了工人阶级的极大不满。觉醒了的英国工人阶级逐渐成长壮大起来,开始于19世纪30年代的争取民主的工人运动即宪章运动,是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标志着工人阶级开始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

市场竞争的加剧,还造成了大批穷人,社会出现了不平等和贫穷现象。到19世纪晚期,英国国内有近百万人失业,急需政府出面予以救济。在自由资本主义发展的鼎盛时期,资产阶级藐视人权,不把失业工人和穷人当做人来看待,认为贫困是由于“个人懒惰”所致,因而应由“个人负责”[6]。以这样的思想观念为指导, 1834年,在工业资产阶级的推动下,政府制定了一部《济贫法》。这部法律规定,在各地建立济贫院,凡无生活来源、需要社会救济者必须进入济贫院。但是被救济者在济贫院内被迫从事繁重体力劳动,里面的生活条件又极为恶劣。“如果接受救济的人生活得同自食其力的人一样好,那么这种救济制度就会从根本上使所有人丧失勤奋努力、刻苦自励的精神,如果真的实施这种制度,那么作为其补充,就需要一种有组织的强迫劳动制度,来迫使那些没有自立动机的人像牛马那样干活儿。”[7]可见,这部济贫法实际上把“救济穷人”变成了一种“惩治穷人”的手段[8] ,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摆脱济贫税负担和为资本主义生产提供充足的劳动力来源。大量工人失业和贫困对政府和资产阶级构成了强大压力。这一事实迫使政府开始认识到,贫困问题是社会原因造成的,政府理应承担起救济贫困的责任。

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导致了在经济领域里出现了无序、恶性竞争,生产与资本高度集中垄断及其他不利于经济发展的行为。这在当时奉行经济自由主义哲学的人看来是很正常的。他们认为,个体的自由竞争和自由放任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一切经济事务由市场主体去自我管理和调节;管的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主张政府应充当“守夜人”的角色。但是自由放任主义已经不适应新的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在总体上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利于政府宏观目标的实现。工业社会中严重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迫使政府改变统治策略,不断加强中央集权,对政治、经济、社会事务实行积极的国家干预政策,进行政治和社会变革,否则将危害社会稳定和国家统治。正如德国比较法学家茨威格特指出的那样,“19世纪的英国其国际地位因为拿破仑的战败而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强大,但是国内却陷入了严重的社会和政治危机时期。工商业已成为经济活动的中心,拥入城市的工人不断增加,但议会两院仍由极其保守的世袭贵族、主教和土地贵族把持着。这时,由于拿破仑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的欧洲大陆对英国工业所能提供的出口市场十分有限,因而英国的失业人口猛增,工资下降。而土地所有者却实行谷物的关税制,以抑制粮食的廉价进口,这进一步加深了民众的苦难。饥饿、罢工使英国的进步力量开始认识到,如果想要避免革命,就必须进行政治和社会的改革。”[9]整个19世纪英国的政治、社会和司法改革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

二、自由主义对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回应

边沁、密尔、格林的功利主义理论和自由主义思想为政治、社会和司法改革的必要性以及国家干预的必要性进行了理论论证,对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自由放任与国家干预关系进行了探讨,解放了人们思想,影响了改革实践。

杰里米·边沁( Jeremy Benthan, 1748～1832年)是著名的自由资产阶级法学家、伦理学家、功利主义的创始人。边沁政治法律思想的伦理基础是功利主义。所谓功利,意思即是指“一种外物给当事者求福解祸的那种特性,由于这种特性,该外物就趋于产生福泽、利益、快乐、善或幸福,或者防止对利益攸关之当事者的祸患、痛苦、恶或不幸。假如这里的当事人泛指整个社会,那么幸福就是社会的幸福;假如是具体指某一个人,那么幸福就是那个人的幸福”[10]。边沁认为,趋乐避苦是人的本性,它决定人的一切行为的动机和目的,因而它能够成为人类行为的指南,目标是追求最大快乐及将痛苦减少到最低程度。同时,它又是人们衡量和评价一切行为是非、善恶的唯一标准和尺度。人们对外界事物或某种行为赞成与否、实行与否,是根据它能否给个人和社会带来快乐、能否给个人和社会增添福利来决定的。人们判断一件事对自己有利就应该去做,反之,则不应该去做。这就是边沁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总之,在边沁看来,趋乐避苦是人们一切行为的宗旨,是解释和说明人类社会一切问题的终极标准。边沁把他的功利主义运用于立法理论中。他提出,增加个人和社会的幸福的手段应该从立法开始,政府的任务或立法者的任务就是遵循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通过立法用赏罚的方法,特别是用惩罚破坏幸福的行为的方法来增进社会幸福。这就是说法律、制度应以功利为原则。同时他还提出,判断国家法律、制度的优劣也应该以功利为根本标准。如果某个法律或某项制度对于人们来说乐多于苦,那么它就是优良的,有益于人们的。反之,如果苦多于乐,那么它就是低劣的,无益于人们的。边沁的理论为政治和社会变革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

密尔继承了古典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总体上主张个人自由和自由放任,坚持“自由放任是一般原则”[11]。鉴于自由资本主义发展中出现的弊端和问题,密尔提出了新的功利主义,为其具有新内容的自由主义思想奠定伦理基础。他认为,功利主义所谓的幸福和快乐并不是个人的而是社会全体的幸福和快乐,人们在追求幸福和快乐时要平等地顾及到一切人的利益。只有这样才会有一个彼此平等的成员组成的社会[12]。以此为出发点,密尔提出了政府有限干预理论,认为“国家一方面应当尊重每人在特关自己的事情上的个人自由,同时另一方面也有义务对它所允许每人施用于他人的权力保持一种注意的控制”[13]。密尔认为政府干预的范围和界限是:在某一时期或某一国家的特殊情况下,那些真正关系到全体利益的事情,只要私人不愿意做或没有能力和条件去做,就应该而且也必须由政府来做;有利于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事情,即利他行为,如果由私人去做,因其从中得不到相应利益而不愿做,这时就应该由政府去做。政府应干预的具体事务主要有:第一,向人民提供教育。教育是公共事业,主要是用来提高人类素质的东西,它的价值是决不能用市场上的需求来检验的,因此应该由政府向人民提供教育。“自由放任这个一般原则,尤其不适用于初等教育”;“政府可以运用自己的权力,规定父母在法律上负有使子女接受初等教育的职责。但要使父母承担这种责任,则政府就必须采取措施确保人们能够免费或以极低的费用接受初等教

育”[14]。第二,保护儿童、青少年和妇女的权利。密尔主张,政府应保护少年儿童的权利和利益,“只要国家照看得到,就应保护少年儿童,禁止雇佣他们做过于繁重的工作。之所以应禁止少年儿童劳动的时间过长或劳动强度过大,是因为如果不加禁止的话,他们就总是被强制这样去做。就儿童来说,签约自由无异于强制自由”[15]。密尔主张,政府应保护妇女的人身权和财产权,为她们开辟更广的就业门路,使她们享有同男人平等、公正的社会地位。第三,政府应干预公共事业的垄断行为,维护公众利益。密尔认为,许多行业如煤气、自来水供应、运河、铁路等虽然应让私人经营,但是实际上这些行业毫无竞争,他们比政府更加不负责任,更加不闻不问人们的抱怨,所以国家应从社会公共利益着想,不能完全放任私人公司的经营,对于这类公共事业应保留将来收回的权利,或保留并自由行使规定最高收费的权利和经常变动最高收费的权利[16]。第四,缩短工人劳动时间。普遍把工厂的劳动时间从10小时缩减为9小时,并且使工人劳动9小时得到的工资和劳动10小时一样多或基本一样多,这对工人是有好处的。第五,救济穷人。密尔认为,人类是应该相互帮助的,穷人更需要帮助,所以应通过社会组织救济亟待救济的穷人,制定济贫法,进行社会救济。第六,政府应主动承担起那些没有私人去做但又是关系到社会利益的公用事业的建设重任,如道路、码头、港口、运河、灌溉设施、医院、大中小学等,因个人无力承担,所以必须由政府来做。

总之,密尔对利己的功利主义伦理学进行修正的目的在于如何协调社会转型后个人与社会的矛盾,寻找一个能够把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有效协调起来的契合点,以最终解决二者之间的矛盾[17]。他的这一思想和努力具体应用于其自由理论及国家的性质与功能理论中,就是在坚持自由放任原则的基础上,适应当时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适当运用政府干预来解决自由主义带来的破坏作用和弊端,以实现个人自由和政府干预之间动态的平衡。所以他的理论处于古典自由主义向新自由主义的过渡阶段,为形成新自由主义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促进英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司法改革奠定了基础。

19世纪末20世纪初,同样基于资本主义发展中出现的大量使用妇女和童工、广大工人劳动条件恶劣、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社会道德沦丧、各种社会矛盾激化等社会现实,诞生了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在当时英国的代表人物是托马斯·希尔·格林( 1836 ～1882 年) 、霍布豪斯( 1864 ～1929年)和霍布森( 1858～1940年) 。格林是新自由主义的始作俑者。“他论证了社会公共利益的存在,并力图把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统一起来。他认为,人是道德的存在物,人所追求的道德上的善,本质上是社会成员共同享有的善。任何个人的道德发展都必须与其他社会成员的道德发展相一致。个人与他人是相互依存的,人与人之间都应该互相帮助,离开他人和社会,个人不可能得到幸福。进而,格林认为,国家的目的就是为了帮助人们实现共同的善,实现共同的利益,因此国家不应该是消极的、放任的国家,而应该是积极的国家,应该干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从而为实现个人利益、为个人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在此基础上,他论证了国家应该干预土地买卖,强迫实行教育,规定工人的劳动条件和工作时间, 为工人提供必要的住房等措施的合理性。”[18]格林和其他几位思想家的自由主义主要是重新解释自由的概念和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提出并且论证了国家对社会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进行全面干预的主张。这些主张对20世纪初英国政府的政策产生了一定影响。

工业社会的到来意味着社会转型,严酷的社会现实导致了社会结构和人们思想观念的巨大变化,为古典自由主义开始向新自由主义转变提供了现实基础。而新自由主义的逐步确立也就意味着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管理方式要由自由放任型向政府积极干预型转变,消极政府向集权政府转变。也就是说,繁多复杂的经济社会事务增添了国家的社会职能,由过去的“守夜人”角色转变为经济社会事务的积极调控者和管理者。在坚持自由主义的前提下,政府对自由资本主义发展中出现的弊端主动进行纠正和干预,主要表现为在政治、社会、司法等方面进行一系列立法改革。

三、英国政府实行干预政策和立法改革

在工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激烈斗争下,受变化的自由主义的影响,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英国政府对政治、经济、社会、司法制度实行积极的干预政策,进行一系列立法改革。首先进行了议会选举法改革。通过两次议会选举法的改革,工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逐渐争得了选举权,资产阶级逐渐控制了议会议席,议会里土地贵族的优势地位逐渐丧失,这样工业资产阶级和大商人就能通过自己在议会中的代理人制定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要求的法律。为了保护工人的人身权利,从19世纪30年代起,议会就开始通过一系列社会立法。几次颁布《工厂法》,严格限定童工和女工每个工作日的工作时间为9小时; 1847年通过了(成年男工) 10小时工作日法案;通过一个《煤矿法》,规定了井下作业应采取的安全防范措施。这些法案旨在保护工人的身体健康和人身安全。对劳动争议的处理, 1896年议会通过的《调解法》规定,由政府成立调解委员会,负责处理各地委员会不能处理的劳动争议问题。这些都反映了无产阶级和普通民众的利益和要求。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政府不断制定社会立法,进一步加强国家干预的力度。在20世纪初,英国政府颁布了一批福利法律。如: 1908年的养老金法, 1909年的劳工介绍法, 1911年的国民保险法, 1918年的教育法, 1922年的住房法。这些立法奠定了现代英国福利法的基础[19]。“随着19世纪的前进,社会立法不断增加,据有资格的观察家的看法,到了1875年前后,议会实际上抛弃了个人主义作为它的指导原则,转而接受了集体主义。人们以往理解的那种自由主义处于劣势,立法机构破天荒地通过了合乎社会福利也就是合乎最大幸福的立法,这是同老式的自由主义思想背道而驰的。”[20]

英国政府颁布多种法律,积极干预经济活动。针对无限责任公司阻碍投资增长的问题, 1855年,英国颁布《有限责任法》,规定股东仅以自己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债务承担有限责任。这个法律激发了社会投资热潮,促进了英国经济的发展。针对金融业经营不规范的问题,政府出台了银行法、保险法、证券法等一系列法律,强化对金融业的监管和调控。针对19世纪中后期债务人恶意宣告破产以逃避债务的现象,法院通过几个判例完善破产法,从法律上防范了欺诈行为。针对自由竞争所导致的生产与资本的集中和垄断现象,到19世纪末,普通法开始对竞争自由采取一定的灵活态度,它不再机械地把一切限制竞争行为都视为违法,而是综合考虑竞争双方的经济实力、商业地位、限制的特定地域和时间等多方面因素[21]。这些立法和干预措施防止了自由放任主义所带来的弊端和消极影响,保护了投资者和广大民众的利益,促进了资本主义在自由竞争条件下的有秩序发展。

“这种对经济自由主义的反抗,是对产业革命的破坏性和对无情地推进工业化政策所带来的破坏作用而无保障措施的一种自发防卫。主要的动机是一种受威胁感,即认为没有节制的工业化和商业化对社会的安全和稳定带来威胁。⋯⋯彻底修正自由主义理论要求重新研究国家的性质和职能,研究自由的性质、自由和法律强制之间的关系。那样的重新研究又揭开了个人人性及其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这个老问题。从伦理和社会科学两方面看,潮流是在脱离个人主义,趋于探求某种集体主义的观念”[23]。

工业社会讲求成本和收益,提倡快节奏和高效率。新自由主义理论的逐步确立必然对英国的司法制度产生影响。到19世纪英国进行司法改革前,作为上层建筑主要内容之一的司法制度仍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司法组织混乱,诉讼程序繁琐僵化,审判效率低下,费用高昂,警察组织不完备,监狱制度落后[24]。司法制度中存在的这些弊端,显然与讲求效率、讲求成本和收益的工业社会不相适应。漫长的诉讼过程和高昂的诉讼费用已经成为工业社会中的人们寻求司法救济和实现正义的障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及时有效的保护,从长远来看,这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产阶级的利益也是不利的。提高诉讼效率、降低诉讼成本、实现社会正义已成为工业社会司法审判的价值取向。诉讼哲学由过去的追求实质正义转变为分配正义[25]。迫于社会公众的强大压力,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政府对不合时宜的司法制度和审判程序主动予以干预,意图以国家的力量促进这些价值的实现。在这样的背景下, 19世纪英国政府进行了民事司法改革。

对此,英国的政治法律界予以高度关注,一批资产阶级政治法律思想家对传统的法律制度进行了猛烈抨击,论证了进行司法改革的必要性,其中边沁的政治法律思想对于司法制度的改革起到了推动和指导作用。边沁把他的功利主义立法理论用于考察英国的普通法制度,并对其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认为, 1688年以后的英国法律从内容到形式都充斥着封建主义的痕迹,法律原则复杂模糊,司法工作人员因循守旧,就连英国的成文法大多也是“由500年来收集的和无数个别的议会法令、条例组成的,这些法令和条例彼此矛盾,结果让完全不法的状态代替了‘法制状态’”[26] 。他还对当时的司法组织和司法程序进行了批判,称其已经“腐败透顶”,“充斥着不必要的繁琐程序,对于诉讼当事人来说,这只能导致拖延、筋疲力尽以及更大的开支”[27]。对于存在的这些问题,边沁认为,普通法的传统制度“不是以合理的设计为基础的普通法规则,简直是进行重要社会改革道路上的障碍”[28]。针对上述问题,他提出了自己的法律改革思想。他指出,英国的法律体系既古老又不完善,既费解又专横,既不安全也不平等,实有批判、改革和重新制定的必要。因此,他主张不但要进行立法原则、立法内容、立法形式的改革,而且要对当时的司法制度进行彻底的改造。在司法制度改革方面,边沁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民主原则。他主张,在司法审理中,法官不能随意解释法律条文,律师不能担任法官,同时,法官不能包揽全部司法审理权,应允许选民推荐自己的代表参与司法。选民代表享有半个司法权,他们不参与裁决,但应参加并监督司法审判的全过程,并可根据实际情况要求法院为贫民免费提供律师与辩护条件,以至要求法官复审案件[29]。边沁的法律改革思想为19世纪英国的司法改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在其法律改革思想的影响下,人们形成了这样的共识:要想建立适应现实需要的司法制度,必须对旧的法庭组织和诉讼程序进行全面彻底的改造[30]。于是,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英国议会得以通过一系列司法改革法案。这场世纪改革主要围绕着调整司法管理体系、简化繁琐的诉讼程序、理顺普通法和衡平法两种法律体系的关系这些目标而展开[31]。为了消除令状制度所造成的普通法法庭诉讼程序繁琐僵化的弊端,首先对令状制度进行彻底改革。令状制度的改革主要通过颁布一系列法令完成,这些法令主要是1832年颁布的《统一诉讼程序法》、1833年颁布的《不动产实效法》、1833 年颁布的《民事诉讼法》以及1852年、1854年分别颁布的《普通法诉讼程序法》。这些法律实施后,令状制度逐步减少使用,令状制度迅速衰亡[32] ,普通法诉讼程序繁琐而僵化的弊端得到了根本纠正。通过1852年《大法庭诉讼条例》和1858年的《衡平法修正条例》,衡平法庭的诉讼程序被大大简化。为了彻底解决普通法和衡平法二元司法体系所造成的司法组织混乱和职权交叉重叠的弊端, 1873年制定了《司法法》,合并了普通法庭和衡平法庭,建立了统一的最高法院;统一普通法和衡平法的基本原则,当两种法律原则发生冲突时,普通法原则应服从衡平法原则。这意味着法官在审判中应充分行使自由裁量权,发挥法官在审判中的主导作用;允许普通法法庭使用衡平法的诉讼程序,简化了诉讼程序,而且法官享有自由裁量权,诉讼效率高。由此重建了整个司法制度,提高了诉讼效率。

可见, 19世纪的民事司法改革充分体现了工业社会的特点和要求,适应了发展资本主义的根本需要。为了贯彻改革的指导思想,在改革的过程中,不断弱化普通法法庭对案件的管辖权,逐渐强化衡平法法庭的司法管辖权,这体现了国家对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主动干预,反映了国王的集权意志,以此来实现司法体制和司法程序的转型,这是符合新自由主义理论和社会思潮的。从根本上讲,时代变迁和社会转型以及干预型国家的出现最终导致了这场世纪司法改革。

英国近代著名法学家亨利·梅因在1874年写道:“自边沁时代以来,我不知道哪一项法律改革能不追溯到边沁的影响。”[33]改革派大法官布鲁厄姆在1838年写道:“法律改革时代就是杰里米·边沁时代。他是一系列重大改革的奠基人⋯⋯他第一个抱有严肃思想来揭露我们英国法律制度的弊病⋯⋯过去20年来,我们法律制度已经取得的全部重大的进步⋯⋯自然使我们想起边沁先生和他的学派长期的、不屈不挠的、启发性的劳动。”[34]

㈥ 英国宪章运动背景

随着工业革命的完成，英国的商业和运输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力量壮大起来，他们进而要求取得政治上的统治地位。1832年议会改革，他们的政治要求得到满足，登上了统治地位。工人阶级在议会改革运动中支持了资产阶级，但一无所得，政治上处于无权地位。这是宪章运动的政治背景。
工人阶级之发动宪章运动，也是英国工人阶级本身阶级意识提高的结果。
工人阶级自发的阶级意识 在工业革命发展过程中，工人阶级逐渐感觉到，大工业的一切生产过程和产品都是他们血汗的结晶，所以意识到自己在生产中的重要性。他们也认识到，像大工业这样的大规模生产，工人靠个人或少数人永远也无法取得掌握大企业所有权的地位，如果想改善自己的地位，真正成为工业生产的主人，只有走联合斗争的道路。但是在政治上，工人们还没有发展到形成自觉的要求和理论。
这时工人阶级的觉悟表现出下列特点：意识到自己在大工业生产中的重要性，意识到自己的劳动未能得到相应的报酬；认识到靠个人的努力无法在大工业制度下争得应有的物质改善和社会地位。但在政治上提不出独立的纲领和目的，只好跟着工业资产阶级走。
工人思想中的新因素 在工人阶级为争取议会改革而斗争的过程中，有少数工人在斗争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些新观念。表现在：有的工人认识到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利益不可调和，提出不要与资产阶级建立联盟，而要开展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第二个新因素是关于大罢工的思想。一部分工人认识到，工厂是由工人开动并进行生产的，如果工人一齐停止工作，对资产阶级和政府将是很大的威胁。第三个新因素，是一部分工人开始从信任议会依靠议会的思想中解放出来，认为议会也是维护统治的工具。越来越多的工人认为不能再把希望寄托在议会身上，也不能跟着资产阶级只为争取议会选举权而奋斗，而应该找一条工人阶级的独立道路。
以上新因素是工人阶级从自发的斗争中逐步萌发出的自觉意识的表现。
1832—1834年的立法和政治斗争 围绕议会改革进行的斗争对英国工人阶级是很好的政治教育，他们在斗争实践中思考并了解到很多问题，有些工人及其领导者，开始试图从理论上来寻找有关现实政治问题的答案。有一部分工人的报刊已发表一种论点，即阶级斗争是社会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必要手段。
1832年议会改革后，由于选举权的扩大，新当选的议员中，辉格派占了多数。当权的统治阶级一心一意为本阶级谋利。虽然新议会在1833年也通过了一些改善工人状况的立法，但在主要问题上，议会仍然对工人采取敌对的态度。这主要表现在它对待工会的态度和它在1834年制订的济贫法上。
1825年颁布了新的结社法后，工会运动蓬勃发展。

1832年议会改革后，工人发现自己在改革运动中受骗了，所以转而把注意力放在发展工人组织上，工会运动发展更快。1834年2月成立了“全国各业统一工会”，公开宣布目的是“要建立一种新秩序，只有社会中真正有用的和有智慧的阶层，才能管理国家事务”。政府立刻进行镇压。有的地方的资产阶级也配合政府迫害工会会员。各地工人纷纷集会抗议。工人们对议会改革后的新政府反工人的真面目认识得更清楚了。
1834年8月议会通过的新济贫法，对刺激工人运动发展也起了很大作用。

旧济贫法使资产阶级每年大约负担700万镑巨款，用以对贫苦无告者施以救济。资产阶级力图改变这种规定。新济贫法规定设立劳动院，领救济金的人必须到劳动院参加劳动才能领取。同时劳动院中的生活水平不能高于院外任何地区。劳动院中的恶劣条件和监狱差不多，工人称之为“穷人的巴士底狱”。新济贫法首先在英国南部和东部的农业地区实行，1837年又推行到北部。因之全国各地爆发了反对新济贫法的骚动。所以新济贫法在大部分地区未能推行下去。
1837年英国又遭到经济危机袭击，工人阶级生活状况恶化，不满情绪增长。工人们要求新的议会改革，反对新济贫法。要求10小时工作制，争取工会权利、出版自由等。政治斗争形势迫切需要把全国工人的运动统一起来，并制订出各方面都同意的统一纲领。同时，工人已认识到，当地主资产阶级控制国家政权的时候，他们的要求是无法达到的。工人必须夺取国家政权才能够争取工人的解放。
这样就产生了宪章运动。

㈦ 英国的君主立宪制是怎样形成发展的

光荣革命
1688年政变（见光荣革命）后在英国建立起来的国家政体， 也称议会君主制或立宪君主制，属资产阶级民主制政体类型 。

孟福尔议会
1263年，英王亨利三世无视《大宪章》，指定亲信取代具有否决权的15人会议。国王同贵族之间以及贵族内部出现纷争，以S de孟福尔为首的贵族反对派在内战中获胜，他于1265年在威斯敏斯特宫召集会议，出席的除循惯例有僧俗贵族外，还有每郡2名骑士代表、每大城镇2名市民代表，史称“孟福尔议会”（见金雀花王朝）。一般认为这是英国议会的开端。
1295年，爱德华一世（1272～1307在位）为筹集战费又召集议会。其成分同前一次议会,约有400余名议员出席。此后议会仿此例经常召开，这次议会有"模范议会"之称。由于贵族议员和市民、骑士议员的利益、要求各不相同，经常不在一起开会。

中世纪时期
从14世纪以后，议会逐渐区分为上、下两院。以后，下院权力不断扩大，到15世纪末，已有提出财政议案权和法律议案权。但总的说来，中世纪时期的议会是封建性质的等级代议机构，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后
都铎王朝后期，代表封建势力的国王同代表资产阶级、新贵族利益的议会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尖锐化。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议会成为资产阶级同斯图亚特王朝斗争的政治中心。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后，议会成为资产阶级同代表封建势力的斯图亚特王朝斗争的政治中心。

《权利法案》
1688年的“光荣革命”推翻复辟的斯图亚特王朝，迎立信奉新教的荷兰执政威廉和玛丽同时登位。威廉三世和玛丽二世于1689年召集议会,通过《权利法案》。1701年又通过《王位继承法》，从法律上确认“议会主权”原则，给王权以很大限制。未经议会同意，国王不得擅自批准法律、废除法律或中止法律之实施。并规定，国王必须是信奉英国国教者，天主教徒或同天主教徒结婚者不得继承王位。专制君主为受宪法约束的立宪君主所取代。英国议会制君主立宪政体初步确立。

逐步确立的过程
随后议会又制订了《叛乱法案》，规定平时国王必须经过议会同意才能征集和维持军队，而且这支军队只能保持一年。为了防止国王排斥议会而独断专行，保证议会能定期召开，议会在1694年制订了一个《三年法案》，规定每三年必须召开一次议会，每届议会的任期不得超过三年。英国议会在1701年又通过《王位继承法》，规定英国国王的王位不能传给天主教徒，英国国王必须加入英国教会；同时，还对国王的其它一些权利作了明确限制。
上述一系列法案的实施，使议会权力超过王权，国王“统而不治”的君主立宪制更加不可撼动。

㈧ 英采用议会制君主立宪制的原因

立宪君主制。或称君主立宪制，又称有限君主制。在实行此种制度的国家中，君主名义上为国家元首，执掌国家的最高权力，实际上君主的权力受到宪法和议会、政府等机关的限制。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确立君主立宪制的国家，英国的君主立宪制是英国“光荣革命”后建立起来的。大约在13世纪中期，贵族在同英王亨利三世的斗争中获胜，成立议会。13世纪末以后，议会经常召开，议员由贵族、市民和骑士组成，由于各个阶层的利益不同，常常不在一起开会，14世纪以后，议会逐渐分成上下两院。此后，下院的权力不断扩大，15世纪末，下院已经有提出财政议案和法律议案的权力。但是，这一时期议会仍然是封建性质的等级代议机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后，议会成为资产阶级同代表封建势力的斯图亚特王朝斗争的政治中心。光荣革命以后，议会相继通过《权利法案》和《王位继承法》，从法律上确认“议会主权”原则，进一步限制王权。未经议会同意，国王不得擅自批准法律、废除法律或中止法律的实施；并规定，国王必须信奉英国国教，天主教徒或同天主教徒结婚者不得继承王位。英国的君主立宪政体初步确立。在这种政体下：
1.国王（女王）处于统而不治的地位。
国王（女王）必须根据国会意愿行使行政权力。国王（女王）名义上是国家元首、联合王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和英国国教的世袭领袖。就法律地位而言，国王（女王）可以任免首相、各部大臣、高级法官和各属地的总督，召集、停止和解散议会，批准和公布法律等。实际上处于统而不治的地位，与封建专制制度下拥有绝对权威的封建君主相比，立宪君主只能是依法而治的君主。其存在主要作为国家的象征。在对外交往中代表英国；英王（女王）是英国国家的人格化，提供了国民效忠的对象，成为民族团结的纽带和国家统一的象征；在日常政治生活中，英王（女王）具有被咨询权、支持权和敬告权；英王（女王）作为英联邦首脑，还起着维系英联邦纽带的作用。
2.议会成为国家权力中心。
议会拥有立法权、财政权和对行政的监督权。表面上，议会通过的法案要经过国王批准，实际上这只是一种形式。18世纪以来，英王从来没有否决过议会通过的法案。
3.国王必须信奉英国国教（即是新教徒），天主教徒或同天主教徒结婚者不得继承王位。
传统马克思主义认为立宪君主制优于专制君主制，但共和制又优于立宪君主制，英国保留君主制实行君主立宪制是封建残余浓厚的表现——但现在有很多学者对此有不同看法。比如历史学家刘宗绪、刘祚昌、唐德刚等都反对简单地把君主制与封建残余等同，认为在特定历史环境下君主立宪制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可能更大。
比如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确立的君主立宪政体大大削弱了国王的权力，议会及政府逐步掌握了治理国家的权力，结束了英国的封建专制制度，使得英国走上资产阶级政治民主化的道路，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它代表了历史发展的趋势，是历史的一大进步。不仅对巩固资产阶级在英国的统治起了巨大的作用，而且对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建立新的制度，也有着巨大影响。
回答者：一诺yinuo - 经理 四级 5-17 08:10
内容有点多,不过怎么复杂的问题三言两语是说不清楚的。
1．英国是采用君主立宪制政体的国家。君主立宪制又称有限君主制，就是君主作为国家元首，但他(她)的权力要受宪法的限制。英国君主立宪制是资产阶级和贵族妥协的产物。
1640年英国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把国王查理一世送上了断头台，建立了共和国，后来又经历了克伦威尔军事独裁统治、司图亚特王朝的复辟和1688年的光荣革命，英国革命最终以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的妥协而结束，确立了君主立宪政体。在这个过程中充满着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的斗争和妥协，通过斗争和妥协又制定了一些宪法性文件，确立了只有法院具有审判和提审权的制度。1688年光荣革命后，为扩大议会权力，限制王权，议会于1689年制定了"权力法案"，1701年王位继承法的制定又进一步扩大议会权力，限制了王权。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资产阶级力量的强大，还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英国大量的惯例，如国王的权力和法律地位；英国内阁的建立和职权；内阁与议会的关系；首相的地位等，这些惯例使英国议会内阁制得以建立和完善，从而使君主立宪制最后巩固下来。
2．英王的权力及其在国家生活中的作用
英王的权力在法律上和实际之间差别很大。按照英国宪法规定，国王是世袭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立法机关的成员，法院首领，联合国武装部队总司令，英国国教世俗领袖。从法律上英王是国教最高统治者。
按照惯例，英王在政治生活中要根据下述原则进行活动：
第一，国王执行职务时必须依照内阁和议会的决定，大臣的建议而行动，不能自行其是；
第二，国王不能直接卷入政治的纷争之中；
第三，国王在各政党间保持中立立场；
第四，国王对整个国家政策没有答复责任，其言行对国民不负责任；
第五，国王对大臣提出的建议和勉励对大臣无任何约束力。
以上原则概括起来就是"统而不治"，"国王不为非"，"国王中立"，这些原则的贯彻目的正如英国宪法学家白杰浩特所说的是为了"使国王成为万众一心的一个光辉象征"。同时也使英王的实际权力已经名存实亡，正如恩格斯所讲："王权实际上已等于零"。(马恩全集1卷，第682页)
虽然如此国王仍然是整个国家机器的不可缺少的组成环节，没有这个环节，国家机器就运转不灵，在"王权"的行使中仍有一些形式上的职权需要英王来行使。
第一，在立法权方面形式上的权力。招集停止和解散议会需要经过英王的命令进行。平民院议长选出后需取得英王的同意。两院通过的法案，最后需经英王批准公布后才能生效。
第二，在行政方面形式上的权力。在形式上英王有任免官吏、指挥军队、对外宣战、主持外交活动、加封贵族等权力。
第三，在司法方面形式上的权力。形式上一切法院的判决，一切刑事追诉都以国王的名义进行，一切犯罪都认为是对国王的犯罪，法官以国王的名义任命，殖民地法庭上诉到枢密院司法委员会审理的案件，以国王的名义作最后裁定。
第四，当英国两大政党势均力敌或发生严重矛盾时，国王以不偏不倚的中立态度进行调解，作出决定，正如工党一理论家珍妮.李说："君主制是个有价值的缓冲器"。
第五，英王是英联邦团结的象征。自从大英帝国没落后，英国及其自治领、殖民地和其他成员国组织了一个松散的集合体－－英联邦英王在法律上是英联邦的元首，英国驻各自治领和殖民地的总督都由女王委派，英国资产阶级利用英王的威望把英联邦成员国联合起来，并通过她和王室的活动起着纽带作用。
除此以外，英国宪法学家白杰浩特认为英王还有三种残余权力，即知会权，警告权和鼓励权。所以英王有权获得有关内阁会议和所属各委员会的详细报告和记录。历任首相每周有一次要向她汇报国情，重大的国家事务首相也要与英王磋商，国王如认为内阁的决策有问题可以向首相提出警告，在遇困难时可鼓励首相克服困难。由于英王在任时间长，了解情况多，政治经验丰富，因而她的建议往往得到首相的重视，从而对内阁决议产生实际的影响，这就是英王的"潜在大权"。
恩格斯曾指出：“英国宪法没有君主政体淡化不可能存在的，在……去掉王权整个这一座人造的建筑物便会倒塌。英国宪法是一座颠倒过来的金字塔，塔顶同时又是底座。所以君主这一要素在实际上变得越来越不重要，它在英国人的眼光中意义就会越重大。大家知道，没有一个地方比英国更崇拜统而不治的人物。”

㈨ 针对工业革命引发的社会问题, 19世纪的英国进行了哪些社会立法

在工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激烈斗争下,受变化的自由主义的影响,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英国政府对政治、经济、社会、司法制度实行积极的干预政策,进行一系列立法改革。首先进行了议会选举法改革。通过1832年和1867年两次议会选举法的改革,工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逐渐争得了选举权,资产阶级逐渐控制了议会议席,议会里土地贵族的优势地位逐渐丧失,这样工业资产阶级和大商人就能通过自己在议会中的代理人制定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要求的法律。为了保护工人的人身权利,从19世纪30年代起,议会就开始通过一系列社会立法。1834年,在工业资产阶级的推动下,政府制定了一部《济贫法》。几次颁布《工厂法》,严格限定童工和女工每个工作日的工作时间为9小时; 1847年通过了(成年男工) 10小时工作日法案;通过一个《煤矿法》,规定了井下作业应采取的安全防范措施。这些法案旨在保护工人的身体健康和人身安全。对劳动争议的处理, 1896年议会通过的《调解法》规定,由政府成立调解委员会,负责处理各地委员会不能处理的劳动争议问题。这些都反映了无产阶级和普通民众的利益和要求。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政府不断制定社会立法,进一步加强国家干预的力度。

㈩ 英国的标志性宪法,制定背景及其特点

一、英国宪法的特点：

英国不是成文法国家，没有统一的宪法典，英国宪法的形成经过了漫长的历史过程，从《大宪章》的提出到《王位继承法》的通过，历时近五个世纪，逐步确立了议会主权原则、分权原则、法治原则，具有鲜明的原生性、连续性和继承性等特点。

二、英国的第一个宪法性文件《大宪章》，被视为英国宪法起源的标志。

1215年的《大宪章》 由一个序言和63个条款构成。主要内容是贵族和教会的权力不受国王的侵犯。它体现了一种难能可贵的原则精神，那就是“王权有限，法律至上”和保护公民权利。这是在黑暗的中世纪人们试图用法律的形式限制王权的第一次尝试；它对英国以后的政治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成为后来英国资产阶级对抗王权，反对专制的一个重要法律依据，为日后英国政治体制的确立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后来被掌权的资产阶级确认为英国的第一个宪法性文件，被视为英国宪法起源的标志。

三、英国宪法的产生、发展

17世纪上半叶，英国的政治经济关系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一方面在经济领域，圈地运动后，商品经济相当发达，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关系已基本取代封建主义的经济关系，新兴的资产阶级逐步登上历史舞台；另一方面在政治领域，斯图亚特王朝极力加强王权，封建贵族们在社会中拥有特权，而资产阶级却处于无权地位。这种政治体制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为开辟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1640年英国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一直持续到1688年才结束，大致经历了内战阶段、克伦威尔军事独裁时期、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时期和“光荣革命”四个阶段，最终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任务，确立了君主立宪制。

英国宪法就是在资产阶级革命的过程中产生的，它主要包括宪法性文件、起宪法作用的法院判例和宪法性惯例等内容。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是一场不彻底的革命，没有彻底清除封建制度，最终以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的妥协而告终。因此这种革命的不彻底性和妥协性对英国宪法的产生及其内容和地位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从形式上看，先后通过了一些宪法性文件，创设了一些宪法性惯例。主要包括1641年和1694年的《三年法案》、年的《施政条例》、1679年的《人身保护法》、1689年的《权利法案》、1701年的《王位继承法》。从内容上看，宪法逐步扩大了议会的权力，确立了议会至上的原则；限制了王权，确立了君主立宪政体；规定了公民的权利，并建立了有效的保障措施。

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后制定和通过的这些宪法性文件，逐步地限制了王权，确立了议会至上的原则，建立了君主立宪政体。这既是英国人民斗争的结果，也是资产阶级与新贵族妥协的产物。它们在英国历史乃至世界史上都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指引着资本主义宪法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