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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子思想道德

发布时间: 2022-09-12 15:36:50

㈠ 曾子的主要思想是什么 如何认识“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

曾子主张以孝恕忠信为核心的儒家思想,他的修齐治平的政治观,内省、慎独的修养观,以孝为本的孝道观至今仍具有极其宝贵的社会意义和实用价值。曾子说:“我每天多次反省自己:替别人做事有没有尽心竭力?和朋友交往有没有诚信?老师传授的知识有没有按时温习?”

㈡ 曾子大学的中心思想是什么

《大学》的中心思想:着重阐述了提高个人修养、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与治国平天下之间的重要关系。中心思想可以概括为“修己以安百姓”,并以三纲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和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大学》提出的人生观与儒家思想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基本上是儒家人生观的进一步扩展。这种人生观要求注重个人修养,怀抱积极的奋斗目标,这一修养和要求是以儒家的道德观为主要内涵的。

三纲八目又有阶级性, “明德”、“至善”都是封建主义对君主的政治要求和伦理标准;“格物”、“致知”等八条目是在修养问题上要求与三纲领中的政治理念和伦理思想相结合。

(2)曾子思想道德扩展阅读:

《大学》的意义:

1、提出了一个政治哲学纲领。《大学》以不长的篇幅使儒家思想理论化、通俗化,便于学者学习掌握,而儒家思想为封建王朝的稳固提供了保障。

2、作为科学启蒙第一书,它提出的“诚意正心”是必备的科研心态、“格物致知”是认知的唯一途径、“止于至善”是追求臻美境界,“日日新”是强烈的创新意识。

3、是儒学重要的思想载体。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政治的合法性依据,在中国古代廉政文化建设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4、提出的经济思想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最为有利的文化根基。

5、提出的诚信思想对当代探讨诚信缺失的社会根源以及创建以人为本的政治理念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6、《大学》是国学经典之一,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

㈢ 孔子有子曾子等提倡的忠信孝悌仁和思想在今天有何借鉴意义

孔子提出并建立以“孝悌”为基本规范和基础、以“仁”为最高境界的系统化、理论化、去神化、平民化的单纯伦理意义上的孝悌道德规范,是人们日常进行处理伦理关系的最基本的道德准则。这样的理论学说更容易被普通民众所接受,而且在社会发展中能够被全体人民普遍认同,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道德营养供给。学习儒家孝悌思想,加强理论认知,有助于个人的道德品质和文化素养的养成。
其次儒家孝悌思想也是一种实践活动。孔子提出的孝悌思想是用来实践的,在实践中规范和调和家庭内部的人际关系,达到社会稳定、维护周礼的客观效果。要想达到家庭和谐、社会稳定的客观效果,人们就必须去践行,这是一种实践精神,是要落实到个人的日常行动上来。儒家孝悌思想与个人的日常生活相联系,鼓励人们在实践活动中自觉规范言行,严格要求自己,这样就可以提高自己的道德素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目标。
从儒家孝悌思想的目的来看,孔子当初提出孝悌思想是为了解决家庭问题进而解决社会问题,“孝悌”原本就是一个家庭观念。在家庭中生活中,做到最基本最简单的孝敬父母、尊敬兄长之后,我们才能把其他的事情有条不紊地进行。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儒家传统中家国一体认为一个国家是一个小家庭的N次放大,只有先“齐家”而后再“治国”、“平天下”。
儒家孝悌思想把亲情感情与家国天下联系起来,演延成了一种爱国思想,个人视报效祖国为最大的孝义和最高尚的德行,也是最崇高的价值追求,就像追孝先祖一样。这样“孝悌成为社会秩序稳定、社会关系合理存在、社会生活发展的基础”。热爱祖国,随时随地为保卫祖国而死是每个人的精神追求,这样子必然会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和安定的国家局面。因此,儒家孝悌思想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维持了国家相对的长治久安。

㈣ 曾子认为君子应当重视哪三个方面的道德请简要概括

君子应该重视的三方面的道德君子,要讲信誉讲信誉是君子的第一条道德标准一个不讲信誉的人,不可能是君子。

㈤ 曾子的主要思想

《曾子·天圆》中指出:“阳之精气曰神,阴之精气曰灵,神灵者品物之本也。阴阳之气各从其行则静矣。偏则风,俱则雪,交则电,乱则雾,和则雨。阳气胜,则散为雨露;阴气胜,则凝为霜雪。阳之专气为雹,阴之专气为霰。霰雹者,一气之化也。”
《曾子·天圆》认为毛虫羽虫是阳气化生的,介虫、鳞虫是阴气化生的。人是倮生的,无羽毛鳞甲,乃是禀阴阳精气而生。
这就明显地突出人在万物天地中的地位。这正是儒家思想的特点。《曾子·大孝》说:“天之所生,地之所养,人为大矣。”认为人是天地间最伟大的,“天地之性为贵”(《孝经》)。《小戴礼记·礼运》中说:“人者五行之秀气也。”荀子继承并发展了这一思想,认为人不是顺应自然,屈从于自然,而是能动的改造自然。“从天而倾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发现并重视人的作用,这是儒家思想的精华。 《韩诗外传》卷一记,曾参为养活父母仕于莒,曾当过“得粟三秉”的官职。虽有从政经历,但综观其一生,仍然是一个孔子式的知识分子形象。其根源在于他那尽守礼约、躬守孝道、不苟同权贵的思想品格。他曾声言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论语·泰伯》),《庄子·让王》篇中记载:“曾子居卫,温袍无表,颜色肿哙,手足胼胝,三日不举火,十年不制衣。正冠而缨绝,捉衿而肘见,纳履而踵决。曳纵而歌《商颂》,声满天地,若出金声。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故养志者忘形,养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说苑·立节》载:“曾子敝衣以耕,鲁君使人往致邑焉。”《韩诗外传》说“齐聘以相,楚迎以令尹,晋迎以上卿,皆不应命。”

㈥ 曾子主张什么思想

曾子主张的思想就是,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与盛起,一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易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修身,身修而后其家,家齐而后治国,国治而后治天下

㈦ 孔子的弟子曾子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曾子,(前505-前435),名曾参(zēng shēn)字子舆,春秋末期鲁国南武城(山东平邑)人。

十六岁拜孔子为师,勤奋好学,颇得孔子真传。积极推行儒家主张,传播儒家思想。他的修齐治平的政治观,省身、慎独的修养观,以孝为本的孝道观影响中国两千多年,至今仍具有极其宝贵的社会意义和实用价值,是当今建立和谐社会的丰富的思想道德修养。

编《论语》、著《大学》、写《孝经》、著《曾子十篇》,后世尊奉为“宗圣”,是配享孔庙的四配之一。

曾子是儒家正统思想的正宗传人,他把孔子的思想和学问授给弟子,又将孔子的言行整理成《论语》,上承孔子之道,下开思孟学派,对孔子的思想一以贯之。曾子在儒学发展史乃至中华文化史上均占有重要的地位。

鲁悼公三十二年(前435年),曾子辞世,终年70岁,葬于山东嘉祥满硐乡南武山脚下。嘉祥县南建有曾子庙、曾林(曾子墓)。曾姓后裔均把曾参作为自己的开派祖。

㈧ 曾子的思想。

“阳之精气曰神,阴之精气曰灵,神灵者品物之本也。
阴阳之气各从其行则静矣。偏则风,俱则雪,
交则电,乱则雾,和则雨。阳气胜,则散为雨露;
阴气胜,则凝为霜雪。阳之专气为雹,阴之专气为霰。
霰雹者,一气之化也。

㈨ 曾子孝道故事

曾子认为,孝道是人类社会的根本法则,无所不在,无时不用,无所不包,那就不能仅仅适用于父母与儿女之间,还应该扩展到社会。因而把弘扬孝道与转变社会风气进而寻求治世结合起来,主张以孝治民,以孝为政。 曾子说:“先王用来治理天下的有五条原则:尊重有德的人,尊重地位尊贵的人,尊重老年人,尊敬年长的人,慈爱年幼的人。这五条,是先王用来安定天下的原则。为什么尊重有德的人? 因为他们接近于圣贤之道的要求;尊重地位高贵的人,因为他们接近国君;尊重老年人,因为他们近似自己的双亲;尊敬年长的人,因为他们近似自己的兄长;慈爱年幼的人,因为他们近似自己的儿女。因此,达到孝的最高标准就接近于天子了,达到悌的最高标准就接近于霸者了。之所以说达到孝的最高标准就接近于天子,是因为即使天子也有父母;之所以说达到悌的标准就接近于霸者,是因为即使诸侯也定然有兄长。对上述先王的教导沿袭而不改,就可以用来领导天下国家。” (“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 贵有德,贵贵,贵老,敬长,慈幼。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贵有德何为也? 为其近于道也;贵贵,为其近于君也;贵老,为其近于亲也;敬长,为其近于兄也;慈幼,为其近于子也 (以上数句,《吕氏春秋·孝行》引。此下数句与上文浑然一体,故亦视为曾子之语。) 。是故至孝近乎王,至弟近乎霸。至孝近乎王,虽天子必有父。至弟近乎霸,虽诸侯必有兄。先王之教,因而弗改,所以领天下国家也。”《礼记·祭义》)从而将行孝和治理国家视为一体。曾子认为,“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因为人死之后容易被忽视,年代隔远了容易被忘记。如果能事死如生,事亡如存,丧尽其礼而祭尽其诚,并且把这种诚心推而广之,人民的道德风尚就会归向淳厚朴实。 在儒家思想中,孝悌与治理国家、移风易俗是一致的。孔子弟子有若说:“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论语·学而》) 曾子认为“孝子善事君,弟弟善事长”(《曾子立孝》),孝养父母与忠于事君,两者 是一致的。因为曾子的“孝本”思想,要体现的是父母的价值,为了父母的荣耀,可以做官,可以作战,而且都要干好,否则便是不孝:“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战阵无勇,非孝也。” (《礼记·祭义》) 曾子决不是消极避世的人。“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 君子人也” (《论语·泰伯》),“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同上)“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孟子·公孙丑上》)等语,无不透露着他的社会责任感和一往无前的精神。 其谨慎小心和尚勇之气,并不矛盾。曾子把家庭看成一个小社会:“事父可以事君,事兄可以事师长,使子犹使臣也,使弟犹使承嗣也。”“赐予其宫室,亦犹庆赏于国也;忿怒其臣妾,亦犹用刑罚于万民也,是故为善必自内始也。内人怨之,虽外人亦不能主也。”(《曾子立事》)在这里,父亲俨然是国君,其他则是臣妾。处理好家庭关系,也是一种社会实践,能当孝子,也能当忠臣,曾子的本意就在于此。 一 “孝”字简释 “孝”的观念产生较早。“孝”字,古作 ,上面为一老人,下面为一小孩。康殷说;“象‘子’用头承老人手行走。用扶持老人行走之形,以表示‘孝’。” [1](P39)东汉许慎则解释说:“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清段玉裁注:“《礼记》‘孝者,畜也。’顺于道,不逆于伦。是之谓畜。” [2](P398)这些解释虽然是从不同的角度出发,但是意思完全一样,都认为“孝”是尊敬长辈,侍老奉亲。《礼记·礼运》也说;“何为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因此,“孝”首先是一种社会道德原则,是处理家庭中长辈和儿女间关系的准则。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演变,“孝”被封建帝王利用来为他们的统治服务。这样,“孝”就由道德范畴扩展到了政治范畴。 二 阐发儒家孝道观的主要经典著作《孝经》 在儒家经典十三经中,《孝经》“是一部字数最少,内容最浅,而影响最大,引起的争议最多的著作”。 [3](P1)其巨大的影响不是在学术价值上,而是在社会价值上。以致其面世以来,上自帝王将相,下至黎民百姓,争相传习,备加尊崇,影响所及远至日本、朝鲜等邻国异族。 《孝经》成书于何时,历来有不同的观点,但“今文《孝经》经过刘向整理后,才确定了后来流行本的规模”。 [3](P11)东汉时,《孝经》就被列为儒家七经之一,当时流行的是孔安国传郑玄注。自那以后,《孝经》一直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到唐代,玄宗亲自为之作注,更是大力倡行。宋朝学者邢昺为之作疏。现今流行的《孝经》本子,就是唐玄宗御注、(宋)邢昺疏的本子。由于《孝经》将家庭与社会人伦道德紧密结合,加上统治者的积极宣扬,故《孝经》几乎成了封建时代家喻户晓的儒家经典。 对于《孝经》的作者,历来说法不一,因而也引起了一系列证伪的官司。笔者则认为《孝经》是孔子和曾子所作,我们且看两例有力的证据。西汉司马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曾参,南武城人,字子舆。少孔子四十六岁。孔子以为能通孝道,故授之业。作《孝经》。死于鲁。”司马迁是位大史学家,治学严谨,考证确凿,加上离春秋战国时代较近,资料转抄讹误甚少,当不会有错。东汉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也说:“《孝经》者,孔子为曾子陈孝道也。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举大者言,故曰《孝经》。”《汉书》言“为曾子陈孝道”,即《史记》载“故授之业”。从马、班两位史学大家的记载可以看出,《孝经》的最初作者实际上应为两人:一是孔子;一是曾子。孔子将孝道口述给曾子,曾子将其记录整理下来,间或插有自己的心得体会。这就是所谓的孔子“述而不作”。他们两人的关系类似于当今某篇文章口述者和整理者的关系。故笔者认为《孝经》的最初作者应是孔子和曾子。当然,曾子的门人可能也参与了整理《孝经》的工作,于是也有他们的观点及其在书中对他们先生的尊称。 今本《孝经》仅一千七百九十九字,凡十八章。 对于《孝经》的内容,宋代理学家朱熹认为“篇首六七章为本经,其后皆传文”。 [4](卷八十二) 《孝经》一书,对于从帝王将相到黎民百姓之间的各个阶层的孝行都有明确规定。但其基本倾向是以伦理道德教育为政治服务,那就是以孝劝忠,以孝治天下,从而达到《大学》里所说的“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最高政治目的。正因为如此,它才得到历代帝王的极力推崇。 三 孝为德之本 历代儒学之士大力宣扬 孔孟儒学认为,“孝”是一切德行的根本,教化的源泉。《孝经·开宗明义章第一》就载: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孝为德之本的思想在儒家其他著作里也有所反映。有子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5](P71)认为孝是仁的基础。孟子则说:“亲亲,仁也。” [5](P430)又说:“仁之实,事亲是也。” [5](P359)将侍老奉亲之孝作为仁的实质。《大戴礼记·曾子大孝》载:“夫孝者,天下之大经也。夫孝,置之而塞于天地,衡之而衡于四海,施诸后世,而无朝夕。”指出“孝”是一切德行的起点,是一切德行的大经大本,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根本法则。[6](P475) “仁”是孔子伦理思想的核心。“樊迟问仁,子曰:‘爱人’。” [5](P171)“仁者爱人”是孔子对仁的简明概括。而他又认为 “孝”是“仁”的基础,“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 [5](P71)既然孝道观是孔子伦理思想的最高道德准则,那么,为了这种理念价值的推行,就必然有一些最具体最直接的行为要求。 儒学创始者非常重视父母子女间的感情交流,并强调子女对父母的尊敬、爱戴和赡养。[7]诚然,行孝的最基本的要求是子女对父母的物质奉养,但是孔子并不停留在物质奉养上,他认为仅是物质上的奉养是不够的,还得在感情上对父母表示真诚的尊敬和爱戴。所以他又说:“今之孝者,是为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5](P79)如果对父母在感情上不尊敬和爱戴的话,仅是物质上的奉养,又与犬马有什么区别呢?不过,孔子对“孝”的最高阐述是要求子女在父母生前按照父母的意愿行事,在父母死后继承他们的遗志立身。所以孔子说:“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5](P74)周武王和周公旦继承文王的遗志讨灭了商纣王,故孔子赞扬他们说:“武王、周公,其达孝矣乎!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5](P44)司马迁著《史记》,班固著《汉书》都是立志完成其父遗留下来的未竟事业,是孔子孝道观最高要求的体现。 孔子对于要求子女孝敬父母做的一些具体行为,典籍中还有如下一些记载: 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5](P79)父母在世时,要以礼侍奉;死了,要以礼安葬,并且按礼仪祭祀。 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 [5](P79)关心父母的病痛是讲求孝道之关键。 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5](P98)就是要求子女经常在父母面前尽些孝心。 孟子对孔子仁孝思想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他认为孝是仁的实质。因此,“事孰为大?事亲为大。” [5](P357)又说:“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尊亲之至,莫大乎以天下养。” [5](P385)。推已及人,把最初产生和存在于家庭中的孝悌观念推广到整个社会,是孟子孝道观的独到见解。故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5](P253) 孔孟以后,宣扬孝道观的大儒不乏其人。北宋中期,理学领袖关中张载、洛阳二程都大力阐发孔孟儒学孝道观,从而使孝悌观念在民众中得以迅速传播,并打下深刻的烙印。 张载则把孟子推已及人的孝悌观念作了更深层次的引申。他提出了“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茕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于时保之,子之翼也。” [8](P180) 二程对“仁”与“孝”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他们指出“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言为仁之本,非仁之本。”[9](卷十一)“为仁之本”与“仁之本”是有区别,仁是本,孝是用,不能混为一谈。又说:“人无孝悌不可,而不全力以赴尽孝尽悌也不可。”[9](卷二十三)不仅要有孝悌观念,而且要有孝的行动。 清朝名儒魏源也对孝道有所阐发,他说:“君子之言孝也,敬而已矣;君子之言敬也,孝而已矣。一举足不敢忘父母,一出言不敢忘父母。”[10](P14)把侍奉双亲的“孝”和“敬”紧密结合起来。这是魏源的新见解。 四 孝为政之本,统治者对孝道大力提倡 孝悌观念也是统治者为政的根本。 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5](P82)有人问孔子为什么不从政时,孔子引用《尚书》里的话来解释自己用孝悌观念来影响社会政治,就是参政了。这一则对话就说明了儒学创史人孔子一开始就将宣扬孝悌观念的活动看成是政治行为。 《孝经·开宗明义章》云:“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这就指出了“孝”是伦理道德和政治行为的结合体。而“孝道”对封建政治的重要性在《孝经·三才章》里则体现得更为具体。《孝经·三才章》写道:“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是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顺天下,是以其教不肃而成,其政不严而治。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也。”治理国家以道德教化为基础,道德教化以孝行为根本,故孝道既行,天下自然垂拱而治。《孝经·孝治章》载:“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天下和平,灾害不生,祸乱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只要推行孝悌,就会国泰民安,政治清明。有子也言:“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5](P70)历代帝王深知提倡孝道孝行对于稳定其统治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对儒家孝道孝行推崇有加。汉代统治者为表示推崇孝道,自惠帝始,给多数皇帝谥号前都加一“孝”字,如“孝惠帝”、“孝文帝”等等。《汉书·艺文志》载:“汉文帝时《论语》、《孝经》皆置博士。”《孝经》受到重视。同时将行孝与否作为选吏的依据,行孝者可以被举为“孝廉”,由朝廷任命为官。更有甚者,以皇帝九五之尊,撰集注解《孝经》的也屡见不鲜,如晋元帝、梁武帝、唐玄宗等都曾为之作注。 封建统治者重视“孝道”的宣传,主要是为了达到以孝劝忠的目的,其理论基础来自于《大学》里的“三纲八目”。 《大学》开篇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是为三纲。就是一要修明天赋善德,二要治国安民,三要达到以上两项所应当达到的目标。 《大学》的“八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载:“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统治者利用孝道来教化百姓,就是修其身的过程。向广大民众宣扬孝行,就是希望以此影响人们,以齐其家。而这两项措施最终都是为了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目的。 “治国必先齐其家”[5](P12)指出了以孝齐家对治国的重要性。“孝者,所以事君也”,[5](P12)把人们行孝的对象直接指向为君主。《礼记·祭义》则说 “事君不忠,非孝也。”更加明确地指出对君主不忠,就是不孝的表现。 当然,统治者要推行孝道,还需以身作则,广敬博爱,规范天下。“所谓平天下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挈矩之道。”[5](P14)正因为如此,历代帝王为了稳固自己的统治,也做出了许多诸如上述一些宣扬孝道孝行的姿态。 除了用一些非强制性手段外,统治者还运用了强制性手段来推行孝道,那就是将儒家“孝”的伦理思想渗透到刑律中,制订了对“不孝”作出惩罚的法律条文。秦代便继承先秦“惩治不孝”的传统,专有惩罚不孝的规定。出土的《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诊式》就载:某甲控告其子不孝,要求官府惩治,官府按其所告查办,“将其子断足,迁蜀边县,令终身毋得去迁所论之”。其后历朝都有对“不孝”作出惩治的法律条文,而且更加繁密严厉。 历代帝王推崇“孝道孝行”,其终极目的是为了稳定其统治。但不可否认这一行为在客观上对社会也有一定的良性作用。 五 儒家孝道观的民间影响 历代儒学之士在理论上的大力阐发,封建帝王在行动上的推崇,这二者的合力在民间的影响就是《二十四孝》的产生和广为流传。 《二十四孝》始成于元代,多数人认为是郭居敬撰辑。 《二十四孝》在民间的影响巨大,流传甚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两点:一是它适合中国封建社会地主阶级稳定统治的需要,历代帝王不遗余力地加以提倡;二是经过几代儒学之士的阐发,孝悌观念作为一种社会道德原则在一般民众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宣扬这一观念的《二十四孝》自然容易被民众接受。 《二十四孝》所选孝子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从时间上说,包括了历史上各个朝代的孝子;从社会地位来说,上自帝王将相,下至黎民百姓;从年龄上说,孝子中有幼童,有成年,还有老人;老莱子戏彩娱亲,汉文帝亲尝汤药等等典型事例,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总之,《二十四孝》为各式各样的人物树立了孝行榜样。 然而,《二十四孝》的流传具有双重性,它既对社会人伦秩序的维护起了重大的良性作用,但也不可避免地扭曲了人们心目中人道性的“孝”的观念,从而导致了“愚忠”“愚孝”现象的发生。 总之,孝悌观念既是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优良美德,也是儒学伦理道德的重要内容之一。儒家的宣传和统治者的提倡,自然有它合理的内核。但不可否认其中也必然杂有不正确的成份,也即后人所说的“愚忠”和“愚孝”。正确地看待孝悌观念和推崇孝道孝行,就是我们现代人应该引起注意和重视的。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孝感动天 舜,传说中的远古帝王,五帝之一,姓姚,名重华,号有虞氏,史称虞舜。相传他的父亲瞽叟及继母、异母弟象,多次想害死他:让舜修补谷仓仓顶时,从谷仓下纵火,舜手持两个斗笠跳下逃脱;让舜掘井时,瞽叟与象却下土填井,舜掘地道逃脱。事后舜毫不嫉恨,仍对父亲恭顺,对弟弟慈爱。他的孝行感动了天帝。舜在厉山耕种,大象替他耕地,鸟代他锄草。帝尧听说舜非常孝顺,有处理政事的才干,把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嫁给他;经过多年观察和考验,选定舜做他的继承人。舜登天子位后,去看望父亲,仍然恭恭敬敬,并封象为诸啮指痛心 曾参,字子舆,春秋时期鲁国人,孔子的得意弟子,世称“曾子”,以孝著称。少年时家贫,常入山打柴。一天,家里来了客人,母亲不知所措,就用牙咬自己的手指。曾参忽然觉得心疼,知道母亲在呼唤自己,便背着柴迅速返回家中,跪问缘故。母亲说:“有客人忽然到来,我咬手指盼你回来。”曾参于是接见客人,以礼相待。曾参学识渊博,曾提出“吾日三省吾身”(《论语·学而》)的修养方法,相传他著述有《大学》、《孝经》等儒家经典,后世儒家尊他为“宗圣”。 百里负米 仲由,字子路、季路,春秋时期鲁国人,孔子的得意弟子,性格直率勇敢,十分孝顺。早年家中贫穷,自己常常采野菜做饭食,却从百里之外负米回家侍奉双亲。父母死后,他做了大官,奉命到楚国去,随从的车马有百乘之众,所积的粮食有万钟之多。坐在垒叠的锦褥上,吃着丰盛的筵席,他常常怀念双亲,慨叹说:“即使我想吃野菜,为父母亲去负米,哪里能够再得呢?”孔子赞扬说:“你侍奉父母,可以说是生时尽力,死后思念哪!”(《孔子家语·致思》)。 芦衣顺母 闵损,字子骞,春秋时期鲁国人,孔子的弟子,在孔门中以德行与颜渊并称。孔子曾赞扬他说:“孝哉,闵子骞!”(《论语·先进》)。他生母早死,父亲娶了后妻,又生了两个儿子。继母经常虐待他,冬天,两个弟弟穿着用棉花做的冬衣,却给他穿用芦花做的“棉衣”。一天,父亲出门,闵损牵车时因寒冷打颤,将绳子掉落地上,遭到父亲的斥责和鞭打,芦花随着打破的衣缝飞了出来,父亲方知闵损受到虐待。父亲返回家,要休逐后妻。闵损跪求父亲饶恕继母,说:“留下母亲只是我一个人受冷,休了母亲三个孩子都要挨冻。”父亲十分感动,就依了他。继母听说,悔恨知错,从此对待他如亲子。 鹿乳奉亲 郯子,春秋时期人。父母年老,患眼疾,需饮鹿乳疗治。他便披鹿皮进入深山,钻进鹿群中,挤取鹿乳,供奉双亲。一次取乳时,看见猎人正要射杀一只麂鹿,郯子急忙掀起鹿皮现身走出,将挤取鹿乳为双亲医病的实情告知猎人,猎人敬他孝顺,以鹿乳相赠,护送他出山。 戏彩娱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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