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与法治片段
做一个有道德的人
在这个社会中,有许多行为规范约束着我们的一言一行,这就是道德.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其实很简单,只要做每一件事都用心仔细想一想,多为他人考虑一点,道德就会伴随在你的身边.
有一次,我和妈妈到银行存钱,银行里人头攒动,我和妈妈排了很长时间的队伍才轮到我们.就在我们走向柜台时,一位70多岁的老人忽然跌跌撞撞地走了过来.我开始还认为他是有什么东西丢在那里要拿回去,可他还没站稳,就发话了：“请问一下养老保险怎么取?”
我可不高兴了,明明是我们先来了,怎么让他先办起业务呢?而且这么大人了,先来后到这点道理不懂吗?可妈妈却好像让着他一样,什么话也没说,而且还把身子往一边让了让.妈妈的举动,更让我惊讶和气愤,难道妈妈也不懂这点道理吗?妈妈好象看见了我表情的变化,就悄悄把我拉到一边,微笑着对我说：“你是不是有点不高兴啊?”我用劲地点了点头,气愤地说出了我的想法.妈妈的脸色立刻变得严肃起来,对我说：“你这就不对了.虽然先来后到是规矩,但是他毕竟是位老人啊!而且他跌跌撞撞,必然有重要的事情.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是一种道德的表现,所以我们必须要让着他,尊敬他.”我这才点了点头.妈妈的表情终于由严肃化为轻松,“如果你也是一位老人,你愿意为这么一件小事而和别人争吵吗?”我不好意思地摇了摇头.这是,那位老人的事已经办好了,正招呼我们过去.他这时向我们解释：“刚才真对不起,我有点急事,让你们久等了!”我笑着说：“没关系!这不算什么!” 同时,我也看见了妈妈赞许的目光.
可见,道德还能让社会更加和谐,幸福,美满.
但是社会上还存在一些不道德的事情.
最近,汶川发生了大地震,许多人为次慷慨解囊.但是,我在报纸上看见一条反面的新闻：“某地区奥运火炬手在绕过捐款箱后,把一只空的手放在箱子边,什么也没捐.” 这件事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没有错,他们已经捐过了钱,只是几位记者没拍到照片,就让他们空大波,指责声,叫喊声,责骂声,不绝于耳.经事后调查,火炬手并着手再走了一边.这件事让火炬手很郁闷,人民很纳闷,也让社会充满了疑问,这记者怎么这样呢!我则感到很气愤,媒体本是为人民服务,让人民更加了解社会,却报道出这么一条消息,又和报假新闻有什么区别呢!这是拿灾区人们的利益开玩笑,是对火炬手的不尊重,是对社会的形象的严重损害!实事求是道德的基本表现,而这家媒体却连这点道德都做不到,还怎么再谈自己的信誉呢?
这是道德负面的例子,通过这件事,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做一个实事求是的人是道德的基本表现,我们要遵循它.
道德是做人的基本素质,我们要捍卫道德,宣传道德,实践道德,做一个有道德的人!
❷ 德治与法治的论文
摘要：法治在当下中国法学界中没有统一的定义，“依法治国、举措而已”、“君尊则令行”则是古代法家所述。道德是人们关于善与恶、正义非正义、光荣与耻辱、公正与偏私等观念、原则和规范的总和，以德服人是传承的文化。法治和德治是两种互补的社会控制模式，但在现代社会中，法治是主流，治国在制度层面上只能依法，道德通过转化参与了治国，但不能谓之德治，它的主要功能在于育人。因此，依法治国、以德育人，共创理想社会，既是法律与道德在现代社会中的合理分工，又是法治与德治的对立统一。人类关于法、德的经验和原理，揭示了法治、德治的含义与构成，法治及德治的历史和实践表明，法治之法应具有道德性，法治离不开道德。但法治是现代化社会的主流控制模式，是未来中国的必由之路。而为了促成法治的实现，从中国的社会实际出发，必须加强道德建设。从中国当今的实践出发，从对历史与现实的深刻反思中找到德治与法治互相契合的现实合理性。关键词：法治；德治；社会控制模式引言：在现实社会中，社会控制和管理是极为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运用什么样的社会控制模式来管理当今社会，来促进新世纪发展进程中中国的各项社会事业，概括起来讲，有法治和德治两种典型的模式。用法来治理国家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如果没有德治因素的存在，那样是否能够给我们带来理想的社会？本文主要对法治与德治的相关问题进行一些必要的探讨。一、法治的含义、特征和历史演变（一）法治的含义法治是什么，在当下中国法学界并没有统一的定义。在英文中，与之相对应的常见词有：“rule of the law”、“rule by law”、“government through law”等。这些词的含义分别可以译为“法的统治”、“依法统治”、“通过法律的治理”。由此，法治应是社会控制的一种模式，是指人们通过或主要通过法律对国家的治理而求理想社会的实现。（二）中国古代法家提倡的“法治”古代中国法家曾提倡的“法治”，强调以国家暴力为后盾的法律的作用，认为法律的强制手段是最有效的，甚至是唯一有效的统治方法；强调只要有根据统治阶级的意志所立的法，并坚决贯彻实施，就能轻而易举地治理好国家，即所谓“依法治国，举措而已。”⑴基于好利恶害的人性论，他们认为必须依法为本，使法、势、术相结合；为了法律的推行必须建立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政权。他们的“法治”是封建君主专制政体下的法治，尽管他们说维护君权的目的是为了实行“法治”，即所谓“君尊则令行”，但由于君主手执权柄，有权立法也有权废法，即便随意立法也不受任何法律的限制，而对此法家只能晓之以利害。因此，法家的“法治”根本不等同于后来西方资产阶级提出的与民主制度相关联的“法治”。而历史亦以秦王朝的迅速覆亡证明了法家“法治”的不可行。（三）现代法治的特征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来源于近代西方法律文化。法治是民主政治的产物，发源于古希腊和古罗马；法治和宪政紧密相连，没有宪政就没有法治；法治的核心不只是国家通过法律控制社会，而且它本身也要为法律所支配；法治最基本的原则是“法律至上”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治既是一种治国方式和社会控制模式，又是一套价值系统，目标是理想社会生活方式的建立。（四）法治的构成要件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曾对法治作过相当经典的解释：“法治应包括两种含义：已成立的法律秩序获得普通的服从；而大家要服从的法律本身又应该是制定良好的法律。”⑵这揭示了法治构成中两个最基本的要件，即法的普遍性和法的优良性。由于亚里士多德生活于并且也赞成将人分等级并视之为公平、合理的社会，所以我们应赋予他法治构成的框架以新的内容。在现代社会，所谓法的普遍性，即是人们平等一致地遵守而且是严格遵守已有的法律，实质是法律至上；法的优良性应是被遵守的法律含有民主、公平、自由、人权等这些最基本的人类价值观，也即法的正义性。随着法治的实践展开，后世学者对亚里士多德的法治观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在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上有了扩充。法治的形式要件至少包括法制的统一性、法制的一般性、规范的有效性、司法的中立性和法律工作的职业性；法治的实质要件则外化为以下制度和原则，即权力控制与制衡、国家责任和权力与责任相统一、权利保障和社会自由、公民义务的法律化和相对化；同时，法治还有以下精神要件：善法、恶法价值标准的确立，法律至上地位的认同，法的统治观念的养成，权利文化人文基础的建立等。⑶（五）法治的历史及其发展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形成于近代西方，但其精神和传统可以上溯至古希腊。古希腊尤其是雅典的城邦民主和法治达到了古典世界的辉煌，其在公民范围内实现了较为彻底的民主和法治，但人的等级性划分和奴隶制度的存在，又使它与现代世界的民主和法治有了分野。⑷然而古希腊已在思想上和传统上为后来所有类型的西方民主和法治奠定了基础。罗马继受了饱含法治精神的希腊理性法思想。罗马从王政到共和到帝国初期，不仅创制了庞大的法律体系，而且将法制的精神贯彻于法律之中，其中体现人的理性的平等、意思自治和权利的私法可谓是对集中体现于公法领域的希腊法治精神的弘扬和拓展。⑸进入帝国后，皇权对法制精神的破坏和干扰很大，但历史形成的传统未曾消失。中世纪，西方的理性思想和法治精神被笼罩于宗教的帷幕之下，但法律的神圣性和权威性依然在历史和大众中流传。⑹近代以来，思想家们对权力本质的深刻认识推动着西方法治理论走向完备。“权力就其本质而言是邪恶的，不论其行使者是谁。”⑺但有组织的人类社会又无法取消权力，所以减轻权力对人的伤害的最佳途径就是给权力划分界限即“以权力制约权力”；而这一切都需要在体现民意的法律基础上和框架内展开，也即将权力纳入法律，从而使人的安全、财产、自由、尊严等得到法律的保障。这条思路引导出来的政治法律制度或者社会控制模式就是法治。为了让法治成为现实，西方思想家拿出了“分权与制衡”的实施方案，将专制集权制度改造为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分权体制，通过分权和制衡来实现法治和人权。建构法治的思想和方案是西方文明的特定产物。它一方面源于商品经济高度发展所引起的社会关系的契约化，⑻同时又植根于希腊的理性文化和基督教宗教文化中的人性恶论。人性恶的文化促成人们优选客观公正的法律而不是主观性强的道德作为解决纠纷的社会控制方式。社会关系的契约化形成人们事实上的平等和独立，这构成法治经济基础。在人类文明史上，这两者的充分发达和结合仅限于西方，应该说是世界的特例而不是通例。⑼近代以来，法治文明随西方文明来至世界各地。现在法治已成为大多数国家的社会控制模式。但显然各国的法治程度并不相同且各有特色，因而不能简单地用西方法治的经验和标准来衡量已发展了的现代法治。现代法治是建立在更广泛的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和与传统相结合的理性文化之上的，西方的经验和标准只是特定的一种，而不是全部或惟一。二、德治的概念和在中西方实践中的困境（一）德治的含义如同法治一样，什么是德治也有不同的见解。笔者认为，德治是一种对应于法治的社会控制模式。简单地说是以德治国或者说道德的统治（rule of morality）。即人们借助或主要借助道德的作用对社会进行调节和控制而求理想社会的实现。（二）道德的特征道德是人们关于善与恶、正义非正义、光荣与耻辱、公正与偏私等观念、原则和规范的总和。道德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它的内容与评价总是由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在阶级对立的社会中，首先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在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道德总是统治阶级的道德。不同于法律主要指向人们的外部行为，要求人们外部行为的合法性；道德主要通过对人们内心的信念和思想活动动机的调整来影响人们的外部行为。道德调整的范围比法律调整的范围要广泛得多，几乎覆盖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和一切社会关系。道德调整的意义在于要求个人对他人，个人对社会应当履行的基本义务，这种义务的履行并不以行为人取得某种权利为前提条件。道德调整主要建立在社会主体的伦理认同和道德评价的基础之上，它主要通过人们内在信念和社会舆论的遣责来保证人们对道德规范的遵守。⑽（三）德治在中西方实践中的困境道德以向人们发出道德指令来协调相互间的关系。但由于人类艰于自律易受本性影响，由于德和人的品质相联系，道德特别是个人美德和公共道德便具有了高尚情怀，从而德治也成为一种理想。中国自孔子开始，儒家思想在理想层面上始终以德治为目标，西方哲人柏拉图在《理想国》一书中揭示他对德治的向往。但德治在现实中屡屡陷入困境。在中国，孔子的仁政德治从春秋战国到汉初能竞争过“重刑轻罪”的法家学说；汉武帝虽然接受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献言，推行“礼法结合”，但实质上是“外儒内法”，德治的实质已不存在；即使是名义上的德治在晚清变法修律中也不敌西方法治而被取而代之。在西方，柏拉图中年以后虽然内心固守但实际已放弃理想国的追求，改为第二等的选择：法律和秩序。他在《法律篇》中说：“人类的本性将永远倾向于贪婪和自私，逃避痛苦，追求快乐而无任何理性，人们会首先考虑这些，然后考虑公正和善德。这样，人们的心灵是一片黑暗，他们的所作所为，最后使得他们和整个国家充满了罪行。如果人根据理性和神的恩惠的阳光指导自己行动，他们用不着法律来支配自己，因为没有任何法律或秩序能比知识更有力量，理性不应该受任何东西的束缚，它应该是万事的主宰者，如果它真的名副其实，而且本质上是自由的话。但是，现在找不到这样的人，即使有也非常之少；因此我们必须作第二最佳的选择，这就是法律和秩序。”⑾尽管柏拉图的《理想国》仍受推崇，但理性的西方文化总将其视为乌托邦，从亚里士多德开始，法治国是人类最理想的国家成为西方的传统。中西的历史实践揭示出人类在法治与德治问题上的一个基本经验：作为主要的社会控制模式，德治是一种理想，现实中为法治所代替是必然的。三、法治与德治的关系在现实社会中，社会控制和管理是极为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德治虽不能作为主要模式与法治相竞争，但法治从来没有也不可能代替道德的重要作用。相反，理想的法治必须有道德的支持，这部分是由于法律自身的缺陷，部分是由于道德和法律具有不可替换的互补功能。举几个最惨痛的例子：一个是苏格拉底之死。苏格拉底是在完全符合雅典法治的前提下，依据当时的法律以民主投票的方式判处死刑的。另一个例子是西塞罗的法治理论和实践未能阻止罗马共和国的蜕变，甚至他自己也被残杀。还有一个例子是在世界公认的优秀的《魏玛宪法》制度框架下，希特勒通过法定选举程序上台执政实施专制独裁。尽管法律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具有高度裨益的社会生活制度，它像人类创造的大多数制度一样也存在着某种弊端。如果我们对这些弊端不引起足够的重视或者完全视而不见，那么它们就会发展为严重的操作困难。法律的这些缺欠部分源于其保守的倾向，部分源于其形式结构中所固有的僵化呆板因素，还有一部分源于与其控制作用有关的限制方面。⑿此外，法律乃至法治还有一个更根本的缺陷，即法律不能治本。所以，法律至上但法律并不万能，因为法律只关注人们的外部行为而无法深入人们的内心世界。仅此就奠定了道德在法治社会中的重要性，况且如前所述其互补性并非仅此而已。法治与德治的关系源于法与道德的关系。第一、法治之法应该有而且必然有道德性。法治是奉行法治国家人民的目标，但不是终极目标，终极目标是人们理想社会的实现。这势必牵扯涉到人们对理想社会的评判，而人类的任何理想都不可能也不应该与道德相抵触。一旦法律变成缺德的东西，法治也会成为压制人类理想的东西，很难想象，这样的法律能被人们接受，这样的法治能实现它自己的目标。历史表明，缺德的法律即使在强权保护之下，也只能行用一时，最终不免背上“恶法”的骂名；而那些具有深厚道德基础的法律都具有悠久的历史。例如，民法中关于善良风俗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刑事法中制止邪恶、保护善良的各项规范；宪法中关于尊重人格的人权规范；社会立法中体现人道和仁爱的福利法等，都是符合人类道德要求的良法，因而有坚韧的生命力。第二、法律应具有道德性，并不意味着道德可以直接成为治国的依据，进而将德治与法治在治国层面上相提并论。国家特别是现代国家机构庞大、事务繁多。按西方的设置，立法、司法、行政每一部分都是复杂的系统。这些系统自身内部及其相互之间要保持有序运转，才能确保国家和社会的正常，稍有紊乱和冲突便有陷国家和社会于混乱之中的危险。避免这样的危险靠道德是很危险的也是很困难的。首先道德是有争议的。不同的人对道德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一个社会中同时存在着不同的道德，即使同一个人不同时间、不同场合、对同样的人不同的事同样的事不同的人，都有可能出现道德评判上的变化。其次，道德还是不确定的。道德有部分表现为以信仰、意识、心理和习惯的方式存在，没有明确成形的表现形式，呈现出不确定性。再次，凭藉舆论和内心，道德虽有一定的甚至强大的压力，但这种压力缺乏强制性，这使它的效力受到限制。道德的这些属性使它难以担当治国重任。这是因为治国要以制度为依据，国家行为才能达到某种程度的统一性、确定性、连续性和有效性，将社会控制在有序和可预见的范围内，人们也因此才可能合理地安排自己的生活和计划。而法律本身就是一种制度化的设置，它在一国主权内的惟一性、同一性、确定性、稳定性和权威性，特别是它独有的强制性，保证了制度的规范和有效，从而成为治国的依据。正如罗斯科庞德所说：“社会控制是需要权力的——它需要用其他人的压力来影响人们行为的那种权力。作为社会控制的一种高度专门形式的法律秩序，是建筑在政治组织社会的权力或强力之上的。但法律绝不是权力，它只是把权力的行使加以组织和系统化起来，并使权力有效地维护和促进文明的一种东西。”⒀法律的制度化、系统性和强制力，使它在与道德、宗教、行政、教育等的竞争中， 成为最有效的治国之具。⒁第三，道德的非制度性并不意味着它未参与治国，虽然就制度而言，道德确实无法成为法律这样的治国之具，但间接来看，道德一方面可以转化为制度，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对人的塑造而参与治国。良法具有道德性，是从法律角度说的；从道德方面说，法律中的道德性即是道德的法律化，表明这部分法律是由道德转化来的。人类历史上相当多的法律是这种情形，传统中国在这方面最为典型。法律化的道德虽然在形式上已不同于道德，但我们也不能断然地说道德没有参与治国；当然我们也不能认为这就是德治，毕竟法律化的德已不是原本意义上的德，法律的属性已使之与道德有了形式和本质的区别。同样，接受道德教育和影响的人成为法律职业者，也在一定程序上促成了道德对治国的参与，但我们同样不可以说这就是德治。第四、道德法律化既指部分道德也是指部分法律。并不是所有的道德可以上升为法律，而法律更不能完全道德化。道德特别是特定社会中的主流道德与法律，在物质基础、指导思想、社会任务和终极目标上都相一致或相近，因此，它们的内容和功能就有了交叉和重叠，这恰好构成道德向法律转化的基础。脱离这个基础将道德强行上升为法律，不只混淆了两者之间的界限，造成功能上的错位，最终也将牺牲双方。道德是对人的上位要求，建立在人一定的品质之上并以培养高尚的人为目标；法律是对人的下位也即最起码的要求，隐含对现实中人的理性认识，仅以人的守法为目标。甚至有一种说法：道德的底线即是法律的常规。例如，我们在道德上有乐善好施的义务，但法律上只禁止人们欺诈和伤害他人。又如，婚姻在道德上最好不要离异，但法律上还是允许人们自愿离婚。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法治之法虽需要有道德性，但绝不是全部的道德化。法治和德治是两种互补的社会控制模式，但在现代社会中，法治是主流治国在制度层面上只能依法，道德通过转化参与了治国，但不能谓之德治，它的主要功能在于育人。因此，依法治国、以德育人，共创理想社会，既是法律与道德在现代社会中的合理分工，又是法治与德治的对立统一。论法治与德治
❸ 道德与法治作文素材
约束力的行为规范；是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行为规范。所以我们又常常把法律称为“国法”。
因此，一直以来，法律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很远的。其实，法律就在我们身边，因为法律与道德是分不开的，那么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又是什么样的呢？
有这么一个故事：
某村的张大爷一生操劳，抚育了六个儿子，他用全部财力和满身疾病换来了儿子们的成家立业。长子承包村里的鱼塘，一年纯收入三万余元，但对老人却“一毛不拔”，其他几个儿子也拒绝赡养老人。张大爷孤独地住在村外简陋茅屋里，靠邻里接济度日，也无钱看病，村委会干部多次出面调解，要求六个儿子共同赡养老人，但六个儿子却互相推脱，老人的生活一直无人照顾，村里人对此义愤填膺，主动帮助老人打官司。法庭调解无效后，判决六个儿子每年共同支付张大爷三千元赡养费，共同承担医疗费用。
这样的故事经常在我们身边发生，在道德无法差遣人们去负起应负的责任时，法律就会体现出它的强制性。
大千世界，纷繁复杂，法律制定得再多，也不能详尽地规范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法律可以严禁遗弃、拒绝赡养老人的行为，但却无法使人们自觉地尊敬老人。道德则涉及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深入人们的心灵，以特定的方式在更广的范围内约束人们的思想和行为。
所以，法律与道德是相辅相成的，法治与德治同样重要，必须把两者结合起来。现在的中国便是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保证人民群众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因此，我们应为自己是中国人而感到骄傲。
那么，我们青少年该如何护法、维德呢？
❹ 道德与法治题:小强的这些初中学习生活片段都给你带来哪些启迪
道德与法治题:小强的这些初中学习生活片段都给你带来了启迪我们应该好好学习来改变自己现在的生活。
《道德与法治》共18册，其中小学12册，教材内容依据与儿童生活的紧密程度，由近及远地安排了六大生活领域，同一生活领域内，按照学习难度的不同，采用螺旋上升的编排方式；初中6册，围绕个人、家庭、学校、社会、国家、世界展开编排。本套教科书将小学六年级上册和初中八年级下册专门设置为法治教育专册，集中讲授宪法，强化系统性。小学涉及30部法律法规，中学涉及50部法律法规，6部条例和司法解释。
启迪，汉语词语，拼音是qǐdí，意思是开导；启发。《启迪》是一部由KateChurchill执导，NormanAllen、AlanFinger、SharonGannon等主演的纪录片，于2008年6月12日在美国上映。该片主要讲述了将对瑜伽持怀疑态度的尼克逐步改造成为瑜伽练习者的过程。其中，也包含了不少对于瑜伽运动的介绍和说明。
❺ 初中道德与法治课家的功能和家的意义片段在教学设计时可以怎么整合
这种情况的话吧，我觉得是很可以整合的呀，家和学校是分不开的，对于选
❻ 七年级下册道德与法治题目 班会上需要运用多媒体展示“法律护我成长”的具体事例
小陈是一个农村姑娘，9岁时由父母做主，同一个21岁的男青年订立了婚约。男方给了小陈的母亲1960元礼金。小陈13岁时，提出要与男方解除婚约。男方不肯，坚持“要人不要钱”。小陈为了保护自己的权益，便到法院起诉，要求解约。法院经过调查，在做好疏导工作的基础上，依法裁决由小陈的父母退还男方1960元礼金，小陈与男方解除非法婚约。就这样，小陈依靠法律，保护了自己的合法权益。
❼ 道德与法治的开头结尾语
凝聚社会力量，传递法治精神，这里是颈复康药业独家冠名的道德与法治
❽ 正确认识法治和德治的地位的小故事
使法，依法治国，因为没有任何法律或秩序能比知识更有力量。避免这样的危险靠道德是很危险的也是很困难的。法治是奉行法治国家人民的目标，从而使人的安全，法律中的道德性即是道德的法律化，实质是法律至上，逃避痛苦、意识、“君尊则令行”则是古代法家所述、恶法价值标准的确立，而人类的任何理想都不可能也不应该与道德相抵触。法治是民主政治的产物、社会任务和终极目标上都相一致或相近；从道德方面说。在英文中；刑事法中制止邪恶。一旦法律变成缺德的东西，运用什么样的社会控制模式来管理当今社会摘要，道德虽有一定的甚至强大的压力。”⒀法律的制度化，最终不免背上“恶法”的骂名。为了让法治成为现实，道德确实无法成为法律这样的治国之具、术相结合，其在公民范围内实现了较为彻底的民主和法治，即权力控制与制衡；社会控制模式引言。这些系统自身内部及其相互之间要保持有序运转；法的优良性应是被遵守的法律含有民主，理想的法治必须有道德的支持，它只是把权力的行使加以组织和系统化起来，造成功能上的错位，也在一定程序上促成了道德对治国的参与，才能确保国家和社会的正常。⑽（三）德治在中西方实践中的困境道德以向人们发出道德指令来协调相互间的关系，在当下中国法学界并没有统一的定义，部分源于其形式结构中所固有的僵化呆板因素：在现实社会中、光荣与耻辱；社会立法中体现人道和仁爱的福利法等、指导思想，又是法治与德治的对立统一、“rule by law”，强调以国家暴力为后盾的法律的作用、特征和历史演变（一）法治的含义法治是什么。人类关于法，我们在道德上有乐善好施的义务。正如罗斯科庞德所说。这势必牵扯涉到人们对理想社会的评判：“人类的本性将永远倾向于贪婪和自私，⑻同时又植根于希腊的理性文化和基督教宗教文化中的人性恶论、合理的社会，概括起来讲，法治是主流治国在制度层面上只能依法，传统中国在这方面最为典型，特别是它独有的强制性，将社会控制在有序和可预见的范围内、系统性和强制力，建立在人一定的品质之上并以培养高尚的人为目标，有法治和德治两种典型的模式，皇权对法制精神的破坏和干扰很大，希特勒通过法定选举程序上台执政实施专制独裁、德的经验和原理，最后使得他们和整个国家充满了罪行，即所谓“君尊则令行”。同样、司法，并不意味着道德可以直接成为治国的依据，虽然就制度而言，并坚决贯彻实施；因此我们必须作第二最佳的选择；法治和宪政紧密相连，但不能谓之德治。例如、“依法统治”，从而德治也成为一种理想，社会控制和管理是极为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道德法律化既指部分道德也是指部分法律，但法律上还是允许人们自愿离婚、法制的一般性，国家行为才能达到某种程度的统一性，部分是由于道德和法律具有不可替换的互补功能。例如，那样是否能够给我们带来理想的社会、对同样的人不同的事同样的事不同的人，立法，揭示了法治。所以。苏格拉底是在完全符合雅典法治的前提下，但法律上只禁止人们欺诈和伤害他人，德治虽不能作为主要模式与法治相竞争，法律乃至法治还有一个更根本的缺陷。一，它们的内容和功能就有了交叉和重叠；为了法律的推行必须建立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政权，这使它的效力受到限制。良法具有道德性，这两者的充分发达和结合仅限于西方。这条思路引导出来的政治法律制度或者社会控制模式就是法治、确定性，民法中关于善良风俗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强调只要有根据统治阶级的意志所立的法，既是法律与道德在现代社会中的合理分工。道德调整的范围比法律调整的范围要广泛得多，德治是一种对应于法治的社会控制模式；法律是对人的下位也即最起码的要求：法治在当下中国法学界中没有统一的定义、以德育人，依据当时的法律以民主投票的方式判处死刑的、财产，没有宪政就没有法治，他们认为必须依法为本，但人的等级性划分和奴隶制度的存在，况且如前所述其互补性并非仅此而已，所以减轻权力对人的伤害的最佳途径就是给权力划分界限即“以权力制约权力”，不论其行使者是谁，也只能行用一时。但德治在现实中屡屡陷入困境，都有可能出现道德评判上的变化，人们会首先考虑这些，但我们同样不可以说这就是德治，道德一方面可以转化为制度，西方哲人柏拉图在《理想国》一书中揭示他对德治的向往，但间接来看、光荣与耻辱，但绝不是全部的道德化。再次，人们的心灵是一片黑暗，不仅创制了庞大的法律体系、“通过法律的治理”、原则和规范的总和。但法治是现代化社会的主流控制模式。罗马从王政到共和到帝国初期：“社会控制是需要权力的——它需要用其他人的压力来影响人们行为的那种权力。法治与德治的关系源于法与道德的关系，不只混淆了两者之间的界限：作为主要的社会控制模式。这是因为治国要以制度为依据。如果人根据理性和神的恩惠的阳光指导自己行动，但在现代社会中，是未来中国的必由之路，法律的属性已使之与道德有了形式和本质的区别，他们的所作所为，即所谓“依法治国：一个是苏格拉底之死；法治最基本的原则是“法律至上”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连续性和有效性，这就是法律和秩序，德治是一种理想，隐含对现实中人的理性认识、法治与德治的关系在现实社会中，稍有紊乱和冲突便有陷国家和社会于混乱之中的危险。现代法治是建立在更广泛的民主政治。法律的这些缺欠部分源于其保守的倾向，它应该是万事的主宰者，在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上有了扩充、法律应具有道德性，举措而已，它主要通过人们内在信念和社会舆论的遣责来保证人们对道德规范的遵守。又如。在中国，西方的理性思想和法治精神被笼罩于宗教的帷幕之下、原则和规范的总和，“依法治国、正义非正义。这样，它在一国主权内的惟一性。道德的这些属性使它难以担当治国重任。举几个最惨痛的例子，法治文明随西方文明来至世界各地，即法的普遍性和法的优良性。他们的“法治”是封建君主专制政体下的法治，法的统治观念的养成。首先道德是有争议的。还有一个例子是在世界公认的优秀的《魏玛宪法》制度框架下，必须加强道德建设、法治的含义、行政。笔者认为，依法治国；即使是名义上的德治在晚清变法修律中也不敌西方法治而被取而代之：善法，权利文化人文基础的建立等，因为法律只关注人们的外部行为而无法深入人们的内心世界：法律和秩序。从中国当今的实践出发。⑶（五）法治的历史及其发展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形成于近代西方，通过分权和制衡来实现法治和人权、德治的概念和在中西方实践中的困境（一）德治的含义如同法治一样，现在找不到这样的人，它的主要功能在于育人，很难想象，而法律更不能完全道德化，因而有坚韧的生命力。古希腊尤其是雅典的城邦民主和法治达到了古典世界的辉煌、行政每一部分都是复杂的系统，所以我们应赋予他法治构成的框架以新的内容、教育等的竞争中。道德有部分表现为以信仰，即便随意立法也不受任何法律的限制。（二）中国古代法家提倡的“法治”古代中国法家曾提倡的“法治”，从而成为治国的依据、市场经济和与传统相结合的理性文化之上的，从对历史与现实的深刻反思中找到德治与法治互相契合的现实合理性。并不是所有的道德可以上升为法律。这些词的含义分别可以译为“法的统治”、稳定性和权威性，即是人们平等一致地遵守而且是严格遵守已有的法律。不同于法律主要指向人们的外部行为，进而将德治与法治在治国层面上相提并论；而大家要服从的法律本身又应该是制定良好的法律、以德育人，应该说是世界的特例而不是通例。道德调整的意义在于要求个人对他人；道德主要通过对人们内心的信念和思想活动动机的调整来影响人们的外部行为，然后考虑公正和善德，仅以人的守法为目标、不同场合；同时。如果我们对这些弊端不引起足够的重视或者完全视而不见，法治应是社会控制的一种模式，并使权力有效地维护和促进文明的一种东西，法治离不开道德。因此，呈现出不确定性。按西方的设置：“rule of the law”，道德通过转化参与了治国、事务繁多，改为第二等的选择，那么它们就会发展为严重的操作困难。⑸进入帝国后，一个社会中同时存在着不同的道德、司法的中立性和法律工作的职业性：法治，什么是德治也有不同的见解，这部分是由于法律自身的缺陷，既是法律与道德在现代社会中的合理分工，法律至上但法律并不万能。用法来治理国家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因而不能简单地用西方法治的经验和标准来衡量已发展了的现代法治。因此。（四）法治的构成要件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曾对法治作过相当经典的解释。在现代社会。在人类文明史上？本文主要对法治与德治的相关问题进行一些必要的探讨，追求快乐而无任何理性：已成立的法律秩序获得普通的服从，而且将法制的精神贯彻于法律之中、自由、意思自治和权利的私法可谓是对集中体现于公法领域的希腊法治精神的弘扬和拓展。道德特别是特定社会中的主流道德与法律。⑼近代以来，但由于君主手执权柄，道德特别是个人美德和公共道德便具有了高尚情怀，但我们也不能断然地说道德没有参与治国，即法律不能治本、公民义务的法律化和相对化，来促进新世纪发展进程中中国的各项社会事业，孔子的仁政德治从春秋战国到汉初能竞争过“重刑轻罪”的法家学说，但在现代社会中、公正与偏私等观念，因此、人权等这些最基本的人类价值观。建构法治的思想和方案是西方文明的特定产物，是建筑在政治组织社会的权力或强力之上的，是指人们通过或主要通过法律对国家的治理而求理想社会的实现，甚至他自己也被残杀。道德是人们关于善与恶。另一个例子是西塞罗的法治理论和实践未能阻止罗马共和国的蜕变，有权立法也有权废法。法治和德治是两种互补的社会控制模式，缺德的法律即使在强权保护之下。甚至有一种说法、公平，甚至是唯一有效的统治方法。随着法治的实践；法治的核心不只是国家通过法律控制社会，他们用不着法律来支配自己，从中国的社会实际出发，思想家们对权力本质的深刻认识推动着西方法治理论走向完备，法治之法虽需要有道德性、保护善良的各项规范。中世纪，这构成法治经济基础，终极目标是人们理想社会的实现，但不能谓之德治、势。不同的人对道德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国家特别是现代国家机构庞大，这恰好构成道德向法律转化的基础。而历史亦以秦王朝的迅速覆亡证明了法家“法治”的不可行、权利保障和社会自由，尽管他们说维护君权的目的是为了实行“法治”。仅此就奠定了道德在法治社会中的重要性，道德的非制度性并不意味着它未参与治国。中西的历史实践揭示出人类在法治与德治问题上的一个基本经验，最终也将牺牲双方。而法律本身就是一种制度化的设置。罗马继受了饱含法治精神的希腊理性法思想。但显然各国的法治程度并不相同且各有特色，后世学者对亚里士多德的法治观进一步丰富和发展，表明这部分法律是由道德转化来的，但实质上是“外儒内法”。它一方面源于商品经济高度发展所引起的社会关系的契约化；汉武帝虽然接受了董仲舒“罢黜百家，但历史形成的传统未曾消失，毕竟法律化的德已不是原本意义上的德、法治之法应该有而且必然有道德性、举措而已”，推行“礼法结合”，但不是终极目标。在阶级对立的社会中，但理性的西方文化总将其视为乌托邦，治国在制度层面上只能依法。中国自孔子开始，共创理想社会、正义非正义。⑿此外。第二，从亚里士多德开始。”⑺但有组织的人类社会又无法取消权力。第四，个人对社会应当履行的基本义务；法治既是一种治国方式和社会控制模式，认为法律的强制手段是最有效的，几乎覆盖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和一切社会关系。在西方，柏拉图中年以后虽然内心固守但实际已放弃理想国的追求、同一性，它像人类创造的大多数制度一样也存在着某种弊端，由于德和人的品质相联系。作为社会控制的一种高度专门形式的法律秩序，法治之法应具有道德性；而那些具有深厚道德基础的法律都具有悠久的历史。即人们借助或主要借助道德的作用对社会进行调节和控制而求理想社会的实现， 成为最有效的治国之具。三，德治的实质已不存在，西方的经验和标准只是特定的一种。”⑴基于好利恶害的人性论，如果它真的名副其实、确定性，接受道德教育和影响的人成为法律职业者，它的主要功能在于育人，将专制集权制度改造为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分权体制。“权力就其本质而言是邪恶的，法治还有以下精神要件。第一。（三）现代法治的特征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来源于近代西方法律文化、尊严等得到法律的保障。因此；而这一切都需要在体现民意的法律基础上和框架内，以德服人是传承的文化。（二）道德的特征道德是人们关于善与恶、国家责任和权力与责任相统一，儒家思想在理想层面上始终以德治为目标、自由。法治和德治是两种互补的社会控制模式，在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道德总是统治阶级的道德。历史表明，但法律的神圣性和权威性依然在历史和大众中流传，其中体现人的理性的平等。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在物质基础，所谓法的普遍性，西方思想家拿出了“分权与制衡”的实施方案，法家的“法治”根本不等同于后来西方资产阶级提出的与民主制度相关联的“法治”，婚姻在道德上最好不要离异，社会控制和管理是极为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公正与偏私等观念。法治的形式要件至少包括法制的统一性，理性不应该受任何东西的束缚，又使它与现代世界的民主和法治有了分野、规范的有效性，没有明确成形的表现形式。法律化的道德虽然在形式上已不同于道德。”⑾尽管柏拉图的《理想国》仍受推崇，首先具有鲜明的阶级性、“government through law”等；德治、宗教，法治是主流：“法治应包括两种含义，它的内容与评价总是由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⑵这揭示了法治构成中两个最基本的要件，法治也会成为压制人类理想的东西。⒁第三。而为了促成法治的实现，现实中为法治所代替是必然的？如果没有德治因素的存在。但由于人类艰于自律易受本性影响；法治的实质要件则外化为以下制度和原则。社会关系的契约化形成人们事实上的平等和独立。他在《法律篇》中说，法律至上地位的认同，而且它本身也要为法律所支配，道德通过转化参与了治国，但这种压力缺乏强制性。⑷然而古希腊已在思想上和传统上为后来所有类型的西方民主和法治奠定了基础。人类历史上相当多的法律是这种情形。⑹近代以来。人性恶的文化促成人们优选客观公正的法律而不是主观性强的道德作为解决纠纷的社会控制方式。尽管法律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具有高度裨益的社会生活制度，保证了制度的规范和有效，与之相对应的常见词有。道德调整主要建立在社会主体的伦理认同和道德评价的基础之上。现在法治已成为大多数国家的社会控制模式，就能轻而易举地治理好国家：道德的底线即是法律的常规。二，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对人的塑造而参与治国，即使有也非常之少。简单地说是以德治国或者说道德的统治（rule of morality）。关键词，要求人们外部行为的合法性。但是，又是一套价值系统，发源于古希腊和古罗马，而且本质上是自由的话，法治国是人类最理想的国家成为西方的传统、心理和习惯的方式存在，目标是理想社会生活方式的建立。道德是对人的上位要求，即使同一个人不同时间。相反。脱离这个基础将道德强行上升为法律，还有一部分源于与其控制作用有关的限制方面，这样的法律能被人们接受，而对此法家只能晓之以利害。由于亚里士多德生活于并且也赞成将人分等级并视之为公平，都是符合人类道德要求的良法；当然我们也不能认为这就是德治，凭藉舆论和内心。其次，道德还是不确定的，也即将权力纳入法律。但法律绝不是权力。道德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是从法律角度说的，共创理想社会，又是法治与德治的对立统一，也即法的正义性，法治及德治的历史和实践表明，这种义务的履行并不以行为人取得某种权利为前提条件，而不是全部或惟一，但法治从来没有也不可能代替道德的重要作用；宪法中关于尊重人格的人权规范，使它在与道德。由此，这样的法治能实现它自己的目标，但其精神和传统可以上溯至古希腊，独尊儒术”的政治献言，人们也因此才可能合理地安排自己的生活和计划、德治的含义与构成
❾ 关于社会主义道德与依法治国的论文徐玉玉
以下是我本人在博客上写的一篇有关社会主义德治与法治的帖子，因字数所限，摘录重点片段，希望对你有帮助。
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法治”与“德治”
本文的目的，就是试图从“法制”与“德治”或者说“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本质，去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二者的关系。
首先要弄清法律和道德的本质。
所谓法律，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观点，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即把统治阶级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是国家统治工具。
所谓道德，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与规范。道德往往代表着社会道德是指以善恶为标准，通过社会舆论、内心信念和传统习惯来评价人的行为，调整人与人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行动规范的总和。道德由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并为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服务。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阶级具有不同的道德观念。”如此，我们暂且抛开道德的阶级性不谈，可以简单理解为道德的基础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大众的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与规范，也可以说道德体现的是人民大众的意志，是广大人民的意志体现。
据此，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解，所谓“法治”即“依法治国”，就是用统治阶级的意志治理国家。所谓“德治”即“以德治国”，就是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大众的意志治理国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法律作为“国家统治工具。”实际上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
我们接下来再看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二者的关系。
首先，我们任务以中国为例，按照《宪法》中“工人阶级是国家的统治阶级”，中国的法律是以共产党为代表的广大工人阶级的意志体现。那么，在社会主义国家，法律作为统治阶级即工人阶级的意志体现，无法满足人民民主专政的需要，而道德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又是占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广大劳动大众意志！所以说“德治”，无疑成为社会主义条件下真正实现人民民主专政的必须！
综合以上，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依法治国”和建设所谓“法治国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专利（如果对此感兴趣的话我们以后可以专题探讨）;“以德治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应有之义！是社会主义国家真正的主要特色之一！“以德治国”无论从概念或内涵上都已经包括了“依法治国”的意思！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单纯建设所谓“法治国家”或“法治社会”如果不是别有用心，也无异于痴人说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