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立法

A. 《慈善法》究竟要解决哪些问题

从2014年4月26日到12月1日，由清华大学NGO研究所、北京大学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共同发起，明德公益研究中心承办的“慈善立法半月谈”总共举办了13期，开展了关于慈善立法的开放学术讨论。

今天下午，在这13期沙龙讨论和研讨的基础上，首部慈善立法专家建议稿公布。

从2005年民政部提出慈善法立法建议开始，《慈善法》已经在漫长的立法道路上踯躅了近十年。

立法步伐明显加快出现在2013年11月，慈善法被列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并最终确定由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牵头起草。

2014年2月24日，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召开慈善事业立法领导小组第一次全体会议，列出了立法时间表和路线图。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华慈善总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曾经介绍说，根据初步计划，2014年的主要工作任务是开展广泛调研，召开专题会议，在充分调研与听取各方意见的基础上，借鉴国外慈善事业发展的经验，争取在年底形成正式的法律草案稿。如果进展顺利，预计2015年上半年可以提交审议，即进入正式立法程序。

目前，已经至少有五个版本的立法建议稿在起草中。据中国青年报记者了解，《慈善法》出台一再推迟，是因为各界对慈善问题的看法还存在很多分歧和争论。

据了解，我国现行慈善方面的立法已经有1999年的《公益事业捐赠法》，和规范我国三种社会组织—基金会、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注册和基本行为的三个行政法规。

在今天的专家建议稿发布会上，学术界较为一致的观点是，现在要制定的《慈善法》应该超越这些，成为一部基本法，对慈善的组织、行为，以及如何培育、扶持和监督慈善组织，促进中国慈善事业的真正大发展，作出明晰准确的法律规定。谁来筹集慈善资源

目前，我国有很多筹募善款的主体，第一就是政府，遇到重大灾害，民政部门和有政府背景的机构筹集的资源较多。其次是人民团体如工青妇组织，还有由国务院机构编制管理机关核定、并经国务院批准免于登记的团体，包括相关的事业单位。第三是有政府背景的正式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在这些之后，才是那些登记注册的民间社会组织。第三和第四项加起来，据2013年的统计，为54.1万个。而第一、二项有很多基层组织，总量据测算有近千万个。第五是企业，包括国企和民企。最后，还有未登记注册的民间组织及个人。

B. 制定慈善法人大行使了立法权还是监督权

中世纪欧洲是以法兰西为代表的等级森严的封建统治,但是在十二世纪,随城市的发展,也有独立自主的自治城市,其中的资本主义体系还是比较完备的,总而言之,中世纪就是欧洲从封建向资本主义过渡的过程补充本组笔谈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取得的理论成就进行了探讨。李根蟠认为，中国的“封建地主制”理论的提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取得的一个丰硕成果，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封建观的新发展，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陈其泰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关于民族理论问题的研究与探讨取得了重大成就，主要表现为：关于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问题、对中国史范围的处理和历史上民族统一的不同阶段问题以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念等方面基本达成共识。张越认为，在中国历史发展阶段的探讨过程中，唯物史观所起的作用重大，意义深远。王志刚认为，“五四”时期形成的唯物史观传播热潮具有三个显著的时代特点：即力求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理论进行系统介绍和全面理解；运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开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创建工作。张利认为，范文澜在历史评价问题方面贡献良多，主要体现在：以历史主义原则评价历史人物；从加强各民族团结友好的高度评价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以一种中国史与世界史联系的眼光对历史演进的一些重要问题加以评析，揭示其本质。张剑平对新时期以来中国史学界在历史认识论和方法论研究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就进行了探讨，提出了自己的一得之见。许殿才从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地位、如何运用与发展唯物史观以及史学与现实的关系等四个方面，对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恩主义史学理论在发展过程中所取得的理论成果进行了阐述。邹兆辰则认为，在中国史学理论水平的提高过程中，善于分析与借鉴，功不可没。回答人的补充2009-09-1218:08谈到中世纪的政治，人们很自然会想到等级、特权和**，很难把它同近现代的民主政治相挂钩。因为在我国的历史教科书中，总是把中世纪的**政治同近现代的民主政治对立起来，在我国学者写的几种介绍西方民主政治或民主思想的历史书中，也几乎不谈中世纪，在介绍完古希腊、罗马的民主之后便跳到了近代，似乎中世纪与民主没有任何关系。我认为这是不恰当的，不利于人们了解历史真实，近现代民主政治之所以会首先兴起于西欧，然后扩及世界各地，这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光用近现代历史发展可以解释清楚的，而应有其深厚的历史根源。这个根源不是古希腊罗马的民主，而是西欧中世纪的民主。近现代西方民主政治可以概括为这么四大要素：宪法政治、议会政治、党政和选举制度，而除党政之外的三大要素都是从西欧中世纪的政治制度中发展而来。一、宪法政治起源于中世纪限制王权的法令在古代希腊和罗马的民主政治中不存在宪法，为了防止当权者个人权力的膨胀、遏制贵族**势力的发展和保障一般公民的基本利益，采取的基本措施主要有两个：一是通过增设当权者的数目来达到相互制约和分权的目的，如雅典的执政官最初为一人，后增为三人，再后增为九人；二是通过缩短当权者的任期来遏制个人势力的发展，如雅典的执政官最初是终身制，后改为十年一任，再后改为一年一任。在中世纪的西欧，各国的最高统治者国王主要是世袭的和终身的，特殊情况下则由封建主选举产生，或是通过武力征服获得，因而中世纪的国王地表现出的是**的一面，也被看作是**统治的代表。但西欧国王的**统治是远不能同东方的国王**相提并论的，西欧的地方封建主总是在想方设法约束国王**势力的增长，最主要的措施是：通过签署特殊的法律文件来限定国王的权力范围和通过议会或是其它专门机构来制约国王的权力。西欧的地方封建主通过与国王签署特殊法律文件来约束国王权力的行使，以维护自身利益，这便催生了宪法政治。英国是近现代宪法政治的发源地，其近现代的宪法就是从中世纪约束王权的法律中发展而来的。早在英国盎格鲁——撒克逊时代，就已存在法律高于王权的思想。当国王无视其它贵族的利益，为所欲为时，贵族们便想方设法迫使国王签署新的法律文件来约束国王的行为。当无地王约翰在位时，他任意践踏传统习惯法，不断增加税收，大幅度提高贵族的兵役免除税（盾牌钱），甚至剥夺贵族的土地等，这引起贵族们的普遍不满，于是，贵族们联合起来，并联络了骑士和市民，于1215年6月迫使无地王约翰签署了“大宪章”。大宪章公开阐明了法律高于王权的思想，指出王权必须受到监督，提出了保护基本人权的条款，被人们称为英国宪法制度的起源。在大宪章签署后，后来的历任国王在位时几乎都要签署保障人民的人身和财产权利的法律文件。在英国光荣革命之后的1689年，英国议会通过了《权利法案》，对“大宪章”以来的英国宪法作了一个总结，确立了“议会至上”原则，明确了国王的权利和地位，重申了基本人权，是确立英国君主立宪制度的重要文献。至此，形成了英国近代的宪法政治。在西欧的其它地方也出现了专门制约王权的法律文件或法律条文。如1356年12月德皇查理四世颁布的“黄金诏书”，也是德意志诸侯限制皇权维护自身独立权益的法律文件。就连十字军东征时期在地中海东岸建立的四个十字军国家也制定了限制王权的法律。1099年，十字军攻占耶路撒冷后组织了耶路撒冷市政委员会，起草了《耶路撒冷审判书》，规定十字军各国国王都要服从耶路撒冷市政委员会的决议。这说明在西欧社会，封建贵族通过政治斗争利用法律手段来制约王权是一种很普遍的方式。尽管西欧其它地方的这些制约王权的法律，没有能够象英国的大宪章那样直接演变为近代的宪法，但也为他们能够较快地普遍接受这一新事物奠定了基础。关于上述这一问题，我已有专门的文章——《论西方近现代宪法政治的中世纪起源》[1]——进行论述，在此仅作一概述。二、议会政治起源于中世纪的等级会议在古代希腊和罗马的民主政治中，因实行的是直接民主制，不存在代议制机构，有的是全体公民都可以自由参加的公民大会或人民大会，另有由有身份有地位的贵族组成的元老院或长老院，但都不是由人民选举的代表组成的权力机构。古希腊、罗马的这种直接民主制存在着明显缺陷：一是只能在小国寡民的城邦社会里实行；二是容易造成极端民主的现象。因而，古希腊、罗马的民主政治不可能对近现代的议会政治产生影响。议会政治和宪法政治一样是起源中世纪的西欧，实际上是和宪法政治相伴随而产生的。在中世纪中期，为了制约逐渐强大起来的王权，真正实现法律至上的原则，西欧各国普遍建立起了等级会议。近现代西方的议会制度就是从中世纪的等级会议发展而来。最早建立起较完善的近现代议会制度的国家是英国，其它西方国家的议会制度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到英国议会制度的影响，因而，英国的议会又被公认为是西方议会之母。英国近现代议会制度，就是直接从中世纪的议会发展而来。关于英国议会的萌芽，最早可以追溯到盎格鲁——撒克逊时代贤人会议。贤人会议的成员是世袭的教俗贵族，不是由人民选举而产生的代表，没有广泛代表性，但贤人会议在盎格鲁－撒克逊时代所起的特殊作用还是对以后英国的政治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诺曼底征服后，贤人会议被改造成了“大会议”，后改称为“议会”。1264年，以孟福尔为首的大贵族在与国王的内战中取得胜利，控制了政权。为了扩大支持力度，孟福尔在第二年召开议会时，除了通知传统的教俗贵族参加外，还要求各郡选两名骑士、各市选两名市民代表参加，从而使议会第一次成为具有广泛代表性的会议。因而，有人把这次议会看作是英国议会制度的起点。在14、15世纪，英国议会已逐步获得了司法请愿权、征税权、财政监督权、立法权和监督、弹劾政府官员的权力等，已逐渐发展成为独立的权力机构；并形成了两院制：由传统贵族代表组成的上院和由骑士、市民代表组成的下院，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完全由选举产生的代表组成的议会——下院。其立法的基本程序也逐步形成，所有法案都要经两院分别进行三读，经过充分讨论通过后，由国王批准生效。这种基本程序一直没用到近现代议会。到都铎王朝时期的议会与英国近代早期议会已是非常近似，在两院构成、立法程序、代表产生方式等方面基本是一致的，只是都铎时期的议会在换届、会期等方面还不规范化，有点随国王之意。在资产阶级革命后的1694年，议会通过了“三年法案”，规定议会至少三年召开一次，每届议会不得超过三年，使议会的召开、换届走向规范化。而议会其它方面的重大变革一直到工业革命之后的19世纪才进行。在西欧各地，如法国、德国、西班牙、尼德兰等，在中世纪中后期都出现了等级会议。但这些国家或地区的等级会议都未能象英国等级议会那样得到充分发展，成为独立的政治实体，尤其是获得立法和监督政府的权力。因而，这些国家的等级会议，都未能象英国等级议会那样很自然地由中世纪发展到近现代。但我们也不能完全否认这些国家中世纪等级会议的存在对后来资本主义议会制度形成的影响，在这些地方的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筹建全国议会和利用议会进行斗争都是革命的主要内容之一。在西欧的其它地方，虽然等级会议发展得不是很充分，但城市议会却发展良好。在13－15世纪，在法、德、意等地取得自治权的城市中，由选举产生的市议会普遍存在，且是城市的最高权力机关。在德国的城市同盟中，也存在着由各城市代表组成的同盟议会，同盟的重要决策都是由同盟议会来决定。当然，中世纪的这种市议会是有明显局限性的，也未能直接促使近现代的国家议会政治的诞生，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欧洲市议会的普遍存在，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西方人的政治观念，使西方人很容易想到议会斗争这样一种政治斗争的手段，也乐于接受国家议会这样一种国家民主的政治形式，甚至有人认为中世纪中后期出现的等级会议就是市民议会政治在国家政治中的最初表现。关于这一问题，本人也另有文章进行专门论述，可参见愚作《论西方近现代议会政治的中世纪基础》[2]，在此不赘述。三、选举制度起源于中世纪的有限选举制在古代希腊和罗马的民主政治中，就已存在着选举制度。但在古希腊和罗马，选举的是官员或陪审团成员，而不是选举议会的代表。在近现代的西方民主选举活动中，选举总统或总理等国家首脑虽也是其重要内容，但更主要的是选举议会或国会的代表。单纯地选举政府官员和选举议会是有着根本性区别的，前者是选举个人，当选者个人的素质、能力对政治的影响较大，后者是选举一个群体，或是选举一个机构，通过这个群体或机构来制约政府、影响政局；前者不仅只能在相对狭小的范围内实行，而且政策难于延续、政局难于稳定，后者则不受地区范围的限制，也不会因政府官员个人的行为而轻易改变政策、影响政局。因而，这也就决定了古希腊和罗马的民主政治难于持久稳定地发展，只能是在历史上昙花一现。西方近现代的选举制度，包括议会选举和重要官员的选举，其中议会选举最为重要，因为议会选举的走向会左右重要官员的选举。议会选举制度和议会制度一样是起源于中世纪。在西欧中世纪中后期兴起的等级会议中，教会贵族的代表是来自那些有着较显赫地位的大主教、主教和修道院院长，世俗贵族的代表是来自国王指定的世袭大贵族，这些代表都不是由选举产生，但其中的第三等级市民的代表几乎都毫无例外地是由自治城市选举产生。尽管这种选举和现代选举有着天壤之别，只是富有阶层极小范围内的选举，其实叫选派更合适，但毕竟不是指定的，不是靠特权和世袭地位获得的。在英国，不仅每个自治市的两名代表是由选举产生，而且每个郡的两名骑士代表也是由选举产生。在议会分裂为上下两院后，市民代表和骑士代表正好共同组成了下院。这样在英国就有一个完全靠选举代表组成的议会——下院。在法国、德国、西班牙等大多数西欧国家，因其等级会议没有能够得到充分的发展，成为拥有立法权和监督权的独立政治实体，致使其选举会议代表的选举活动也未能制度化、规范化。而在英国，由于议会拥有了一系列实际的权力，尤其是下院凭借其拥有广泛的代表性获得了征税权和同上院平等的立法权，议会议员还获得了在与会期间拥有言论自由和不被逮捕的权利，这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希望成为议员，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议员选举。这也自然使得英国选举下院议员的活动逐渐规范化、制度化。15世纪，英国议会通过了一系列的有关选举的法令。第一个选举法于1406年颁布，它规定：郡长必须按照正当的选举程序组织选举，选举应当是完全自由的，选民不受外界压力的影响。而后又做出补充规定，授权大法官监督各郡选举，对违犯选举法的郡长处于惩罚或监禁。[3]1429年的选举法又明确规定了郡选民的财产资格，凡年土地租金收入达40先令的土地持有人拥有选举权。1432年，又申明选举人必须在参选郡中居住或在该郡拥有地产。至于被选举权，1445年法规宣布：各郡竞选议员者的社会地位必须在骑士之上，当选骑士应有20镑以上的年收入。[4]以上都是针对各郡选区的选举法规，至于城市选区，因为只有自治市才有资格选举议员，而自治市因选举市议会都有自身的选举法规，一般而言都是局限于独立的经济纳税人，包括地产主、商会会员、行会师傅等在内的拥有选举权。拥有被选举权的则都是富有的纳税人。我国著名学者赵文洪在他的论文《中世纪英国议会与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的起源》中也曾概括道：中世纪英国议会就是“纳税人的代表机构”，是“以财产为基础的权力机构”；“议会成员是纳税人的代表”。[5]据1436年纳税人登记簿估算，当时全国选民仅在10000－15000人之间，15－16世纪之交，有选举资格的人数约为30000人左右。[6]这在全国人口中的比例是非常低的。从以上英国15世纪的议会选举法规可以看出，英国中世纪的议会选举制完全是一种有限的选举制，在各郡选区主要是照顾了封建主政治的利益，在城市选区主要是照顾了经济纳税人的利益，对于广大的劳动人民来说是没有选举权的。而实际上英国近代早期的议会选举制也是有限选举制，其现代议会的普选制是从有限选举制一步一步发展而来。在光荣革命之后的1710年，英国议会又通过了选举法，规定在各郡选区中，选举权统一授予所有年收入达40先令的地产者。这实际上是重申了1429年的选举法规。对于被选举权则进一步提高了门槛，规定各郡选区的议员只能由年收入不少于600镑的人来充任，各城市选区的议员则由年收入不低于300镑的人来充任。据统计，在1761年，全英国700万居民中只有25万选民，不足居民总数的4％。[7]因而，针对于这种情况，恩格斯曾指出：当时的下院“无非是一个不依赖人民的关门的中世纪同业公会”。[8]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在选区划分方面，也是沿袭中世纪的，由于经济的兴衰、人口的变迁，到19世纪初，出现了很多没有实际意义的“袖珍小邑”或“腐败选区”，而又出现了一些新兴大城市不是选区，没有资格选举议员的现象。“在18世纪，不仅下院议员选举制度与中世纪相差无几，其组织状况和立法程序也无多大变化。”[9]这种情况一直到工业革命基本完成之后的19世纪的议会改革才逐步被改观。1832年修改选举法，使中小资产阶级获得选举权，1867年使产业工人获得选举权，1884年使农民获得选举权，到1928年则最终实现了男女平等的普选制。在欧洲的其它地方，虽然没有出现象英国那样由中世纪一脉相承地发展到近现代的议会选举制度，但也普遍地存在着城市议会的选举。在中世纪中后期，取得自治权的城市普遍建立起了市议会。市议会作为城市的最高权力机关，其议员都是由市民选举产生。“11世纪末期，意大利和法国南部最先开始实行由议会和执政官进行管理（1095年在阿斯蒂，1117年在米兰，1127年在克雷莫纳）。在德国，许多城市是从13世纪初期起开始实行议会制（科隆是在1216年）：（选举出来的）议会是公社最高的行政机构，监督整个的行政管理。”[10]当然，中世纪的这种市议会是不能和近现代的民主政治相比的，实际上只是在极少数富裕市民间实行的民主。如从1297年起，意大利威尼斯共和国选举最高的立法和监督机关（大议会）议员的权利只属于“黄金簿”上列名的几百个家族，行政权属于从大议会中选出的小议会（或称元老院），它的首领是选出的终身总督。而意大利另一个城市共和国佛罗伦萨，于1229年制订的“正义法规”规定：最高机关长老议会，由七个大行会（被称为“肥人”的大企业家同盟）各选一名议员，十四个小行会（被称为“瘦人”）共选两名议员组成。它的首领称为“正义旗手”，既是议会议长，又是民军指挥。[11]从中可见，市民议会的选举也是极为有限的，只是在少数上层市民间进行。但这种选举的普遍存在也是有着重要意义的，至少为后来各地近现代议会选举制度的形成打下了一定基础。我国学者应克复甚至认为，“由城市市民自己在特定的资格限制的候选人中选举官员，这证明是西方现代选举制的开始。”[12]而且欧洲其它国家的近现代议会选举也同样是经历了一个从有限选举制到普选制的发展历程的。如法国在1789年资产阶级大革命之后通过的选举法规定：只有能交纳其值相当于当地三日工资的直接税的积极公民才能享有最基本的选举权，可在初级会议中投票选举选举人；被选出的选举人应交纳相当于当地10日工资的直接税，可参加省一级会议选举议员；被选出议员必须交纳相当于26－52天工资的直接税，才能参加全国议会。[13]在以后多次修改的宪法中，对于选举和被选举人都有一定的财产资格限制。后经过长期的民主斗争，法国在1944年戴高乐的新政府实现了普选制。综上所述，西方近现代的宪法政治是从中世纪英国的法律至上原则和约束王权的法律发展演变而来；西方近现代的议会政治是从西欧中世纪的等级会议，尤其是英国的等级议会发展演变而来；西方近现代的选举制度则是从西欧中世纪的等级会议议员的选举活动，尤其是英国下院议员的选举活动中产生、发展而来。而宪法政治、议会政治和选举制度是近现代西方民主政治的重要核心组成部分。因而，西方近现代民主政治首先兴起于西欧，尤其是最早形成于英国，这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深厚的社会历史根源的。

C. 全国人大为慈善开门立法有哪些意义

1、这是我国的第一部规范慈善活动的国家大法
我国经常参加慈善活动的志愿者，有6500多万人；社会捐赠总额已从10年前的100亿元左右，变成了目前的1000亿元左右。随着慈善事业体量的增大，慈善领域出现了新情况、新问题，需要通过制定慈善法加以引导和规范。
制定慈善法，体现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努力。尤其是，慈善活动中的一个大类“扶贫济困”，直接关乎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可以说，这是我国扶贫、脱贫工作在法治层面上迈出的又一大步。
2、拓展慈善格局
慈善法对“慈善活动”进行了更为广义的界定，将促进教科文卫体事业发展及保护环境的公益活动都囊括在内。可以说，这一放眼“大慈善”格局的界定为慈善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
3、松绑公募网募
针对社会普遍关心的公开募捐与互联网募捐，慈善法草案予以了一定程度的松绑。
慈善法草案第二十三条规定：“依法登记或者认定满二年的慈善组织，可以向原登记的民政部门申请公开募捐资格。慈善组织内部治理结构健全、运作规范的，民政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发给公开募捐资格证书。”
这一适当扩大公开募捐主体范围的举措，意味着少数慈善组织掌握公募权的局面将被打破。更多慈善组织将可以通过努力争取公募资质，平等地参与竞争。捐赠者也将有更多元的选择，从而促使“良币驱逐劣币”效应显现。
4、追责骗捐诈捐
近年来，不时被曝出的骗捐、诈捐事件，屡屡消费着社会大众的善意和信任。因为没有相关法规追责，许多骗捐者、诈捐者都能全身而退，这类事件也常不了了之。
慈善法草案第三十一条规定：“不得通过虚构事实等方式欺骗、诱导募捐对象实施捐赠。”第五十九条规定：“受益人未按照协议使用慈善财产或者有其他严重违反协议情形的，慈善组织有权要求其改正；拒不改正的，慈善组织有权解除协议并要求受益人返还财产。”
第四十一条规定：“捐赠人应当按照捐赠协议履行捐赠义务。捐赠人违反捐赠协议逾期未交付捐赠财产，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慈善组织和其他接受捐赠的人可以要求交付；捐赠人拒不交付的，慈善组织和其他接受捐赠的人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或者提起诉讼”，具体情形包括“捐赠人通过广播、电视、报刊、互联网等方式公开承诺捐赠的”。
5、框定原则义务
除了追究受益人与捐赠人骗捐、诈捐等不正当的行为，慈善法草案更为慈善组织、民政部门框定了财产管理、信息公开等方面的原则、义务。
慈善法草案第五十二条规定：“慈善组织的财产应当根据章程和捐赠协议的规定全部用于慈善目的，不得在发起人、捐赠人以及慈善组织成员中分配。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私分、挪用、截留或者侵占慈善财产。”第五十四条规定：“慈善组织的负责人和工作人员不得在其投资的企业兼职或者领取报酬。”
第六十条规定，“慈善组织应当积极开展慈善活动，充分、高效运用慈善财产，并遵循管理成本最必要原则，厉行节约，减少不必要的开支。慈善组织中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基金会开展慈善活动的年度支出，不得低于前三年收入平均数额的百分之七十；年度管理成本不得超过当年总支出的百分之十五。”
信息公开也是慈善组织必须做好的一大工作。慈善法草案第七十二条规定：“慈善组织应当每年向社会公开其年度工作报告，包括财务会计报告、年度开展募捐和接受捐赠情况、慈善财产的管理使用情况、开展慈善项目情况，以及慈善组织工作人员的工资福利情况”。
民政部门也要配合信息公开。慈善法草案第九十五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应当建立慈善组织及其负责人信用记录制度，并向社会公

D. 中国慈善立法亟须突破“为什么募捐”瓶颈

实际上，2005年，民政部就已经正式启动了《慈善法》的起草工作，2006年《慈善事业促进法》草案出台并被列入国务院年度立法计划，并准备于2007年提交全国人大审议。但是，在2007年的“两会”上，立法规划中并未能见到慈善法的影子。人们不由揣测其间原因。慈善立法的定位争议被认为是慈善立法延缓的一个重要原因。曾参与早期慈善法讨论的杨团指出：《慈善法》草案之争议主要表现在两个问题上，一是慈善到底是靠政府还是靠民间，二是靠“大款”还是靠大众。但是，这个理由未得到普遍认同。“一个如此简单的选择题，难道还有什么争议吗？你觉得会是问题的所在么？”同样曾参与立法讨论的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王名教授如此对本刊记者说。而民政部相关负责人的多次讲话与论述也印证，起码在高层，关于慈善“民间-政府”“大众-富人”的认识并不是问题。国务院法制政法司处长朱卫国曾专门撰文指出:慈善法的立法本位，是“靠民间，而不是靠政府”“靠大众，而不是靠大款”。民政部副部长李立国也曾在某慈善法的研讨会上明确表示，要践行“人人可慈善”的理念，“民政部将不再作为慈善主体，而要为慈善事业、民间慈善事业创造条件。要逐步推动民政部门主的慈善和救助、福利设施由民间组织和社区承，逐步实行管分离。”慈善立法延缓的另一个理由是郑功成教授提出来的。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就立法而言，根据国家发展需要与可能条件，是有一定的计划的，立法机关必须保证一些重要的或者发展进程中需要急切规范的立法项目优先出台，从这个意义上讲，为慈善事业立法虽然很重要，但在社会保险法、社会救助法等基本的社会保障法律还未制定之前，显然不可能将慈善事业立法摆到优先位置。”但是，属于政府责任的《社会保险法》《社会救助法》是否就具有优先于慈善法的理由呢？郑功成教授的理由是：面对巨大的灾难，慈善行为能够解决多少现实问题呢？这正是一种现实的考虑。民政部部长李学举8月22日在国务院新闻公室就中国自然灾害救助和城乡困难群众救助问题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披露：截至当时，全国各类自然灾害共造成了3.1亿人次受灾，因灾直接经济损失高达1264亿元。在巨大的灾难面前，救助主要依赖于政府，这是一个必然，因此，民间慈善不可能在其中成为主角。但是，这种现实的考虑并不能抹杀慈善之与救助不同的意义。对于受难者而言，来自政府的社会救助属于政府必须履行的责任，而慈善，其意义则不仅在于救助，更在于一种慈善文化、一种志愿精神的释放。民间慈善组织缺失接下来，“一对一”的行为方式被认为是一系列问题的核心所在。这种模式被评论者认为难脱“旧时代的施舍与恩赐观”。而现代慈善观念，则是以施助者与受助者法律与人格地位平等为基础的。捐赠与受赠分离的“个人——机构——个人”的行善模式，被视为是一个成熟的现代的慈善模式。但是，尽管中国也有慈善机构，人们却更愿意选择“一对一”的模式。这是中国慈善行政色彩浓厚的一大结果。民政部官员曾公开表示，“我国的慈善工作基本是由民政部门牵头、有关部门配合、社会各界参与。在救灾和群众生活困难救助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民政部门直接承担慈善募捐工作，难免出现浓厚的行政强制色彩，缺乏慈善事业本该有的自愿性、独立性和自发性。”慈善的窘境也就不断出现：一方面大家都在感慨中国慈善人士太少，国人慈善意识不强；另一方面当真有慈善家出现时，往往被“枪打出头鸟”。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王名教授看来，问题的真正所在在于独立的民间慈善组织的缺失。这实际上是一个关于NGO发展的老话题。这也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国务院法制政法司处长朱卫国在他的一篇论述慈善的文章中曾写道：“慈善法不能是一部伪善庇护法。我们决不给非法、虚伪、欺诈、贪婪等留置空间；‘颜色革命’的企图和势力更不要幻想披上慈善的外衣。”“慈善立法的核心问题是民间慈善组织的发育问题。而要是离开了慈善组织，那么现在已有的法律法规是够用的。”王名说。对慈善行为的捐赠、优惠、管理，实际上已经有相关的法律法规在规范。这一点，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委员郑功成也曾提到。目前，我国涉及慈善事业以及公益捐赠的法律法规总共有六部，分别是：《公益事业捐赠法》《红十字会法》《社团登记管理条例》《基金会登记管理条例》《企业所得税法》以及《个人所得税条例实施细则》。但是，在现实的操作上，关于慈善组织发育的问题仍然会出现。王名说，“关键不是民众是否捐钱捐多少的问题，而是这些钱能否得到一个合理的利用，能否有所值的问题。”在他看来，慈善NGO(非政府组织)的问题不解决，那么慈善立法是否拖延就是一个“假命题”。这涉及到如何对NGO定位，包括政府和慈善NGO的关系、慈善组织的属性与结构治理。慈善组织的注册问题、企业捐赠12%的税收减免政策如何落实等等。“这显然不是一部慈善法所能够解决的。”王名说。在8月22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发布慈善进入立法的窦玉沛最终也并未明确表明，慈善法将何时出台。

E. 总产量达到一定水平后，立法者和慈善家就无需再那么关心绝对产量的增加与否

总产量达到一定水平后,立法者和慈善家就无需再那么关心绝对产量的增加与否,此时最为重要的事情是,分享总产量的人数相对来说应该有所增加;而分享总产量

F. 中国慈善立法是否已经通过

实际上，2005年，民政部就已经正式启动了《慈善法》的起草工作，2006年《慈善事业促进法》草案出台并被列入国务院年度立法计划，并准备于2007年提交全国人大审议。

但是，在2007年的“两会”上，立法规划中并未能见到慈善法的影子。人们不由揣测其间原因。

慈善立法的定位争议被认为是慈善立法延缓的一个重要原因。曾参与早期慈善法讨论的杨团指出：《慈善法》草案之争议主要表现在两个问题上，一是慈善到底是靠政府还是靠民间，二是靠“大款”还是靠大众。

但是，这个理由未得到普遍认同。“一个如此简单的选择题，难道还有什么争议吗？你觉得会是问题的所在么？”同样曾参与立法讨论的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王名教授如此对本刊记者说。

而民政部相关负责人的多次讲话与论述也印证，起码在高层，关于慈善“民间-政府”“大众-富人”的认识并不是问题。

国务院法制办政法司处长朱卫国曾专门撰文指出:慈善法的立法本位，是“靠民间，而不是靠政府”“靠大众，而不是靠大款”。

民政部副部长李立国也曾在某慈善法的研讨会上明确表示，要践行“人人可慈善”的理念，“民政部将不再作为慈善主体，而要为慈善事业、民间慈善事业创造条件。要逐步推动民政部门主办的慈善和救助、福利设施由民间组织和社区承办，逐步实行管办分离。”

慈善立法延缓的另一个理由是郑功成教授提出来的。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就立法而言，根据国家发展需要与可能条件，是有一定的计划的，立法机关必须保证一些重要的或者发展进程中需要急切规范的立法项目优先出台，从这个意义上讲，为慈善事业立法虽然很重要，但在社会保险法、社会救助法等基本的社会保障法律还未制定之前，显然不可能将慈善事业立法摆到优先位置。”

但是，属于政府责任的《社会保险法》《社会救助法》是否就具有优先于慈善法的理由呢？郑功成教授的理由是：面对巨大的灾难，慈善行为能够解决多少现实问题呢？

这正是一种现实的考虑。民政部部长李学举8月22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就中国自然灾害救助和城乡困难群众救助问题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披露：截至当时，全国各类自然灾害共造成了3.1亿人次受灾，因灾直接经济损失高达1264亿元。

在巨大的灾难面前，救助主要依赖于政府，这是一个必然，因此，民间慈善不可能在其中成为主角。

但是，这种现实的考虑并不能抹杀慈善之与救助不同的意义。

对于受难者而言，来自政府的社会救助属于政府必须履行的责任，而慈善，其意义则不仅在于救助，更在于一种慈善文化、一种志愿精神的释放。

民间慈善组织缺失

接下来，“一对一”的行为方式被认为是一系列问题的核心所在。这种模式被评论者认为难脱“旧时代的施舍与恩赐观”。而现代慈善观念，则是以施助者与受助者法律与人格地位平等为基础的。

捐赠与受赠分离的“个人——机构——个人”的行善模式，被视为是一个成熟的现代的慈善模式。但是，尽管中国也有慈善机构，人们却更愿意选择“一对一”的模式。

这是中国慈善行政色彩浓厚的一大结果。

民政部官员曾公开表示，“我国的慈善工作基本是由民政部门牵头、有关部门配合、社会各界参与。在救灾和群众生活困难救助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但是，由于民政部门直接承担慈善募捐工作，难免出现浓厚的行政强制色彩，缺乏慈善事业本该有的自愿性、独立性和自发性。”

慈善的窘境也就不断出现：一方面大家都在感慨中国慈善人士太少，国人慈善意识不强；另一方面当真有慈善家出现时，往往被“枪打出头鸟”。

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王名教授看来，问题的真正所在在于独立的民间慈善组织的缺失。

这实际上是一个关于NGO发展的老话题。这也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国务院法制办政法司处长朱卫国在他的一篇论述慈善的文章中曾写道：“慈善法不能是一部伪善庇护法。我们决不给非法、虚伪、欺诈、贪婪等留置空间；‘颜色革命’的企图和势力更不要幻想披上慈善的外衣。”

“慈善立法的核心问题是民间慈善组织的发育问题。而要是离开了慈善组织，那么现在已有的法律法规是够用的。”王名说。

对慈善行为的捐赠、优惠、管理，实际上已经有相关的法律法规在规范。这一点，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委员郑功成也曾提到。

目前，我国涉及慈善事业以及公益捐赠的法律法规总共有六部，分别是：《公益事业捐赠法》《红十字会法》《社团登记管理条例》《基金会登记管理条例》《企业所得税法》以及《个人所得税条例实施细则》。

但是，在现实的操作上，关于慈善组织发育的问题仍然会出现。王名说，“关键不是民众是否捐钱捐多少的问题，而是这些钱能否得到一个合理的利用，能否有所值的问题。”

在他看来，慈善NGO(非政府组织)的问题不解决，那么慈善立法是否拖延就是一个“假命题”。 这涉及到如何对NGO定位，包括政府和慈善NGO的关系、慈善组织的属性与结构治理。慈善组织的注册问题、企业捐赠12%的税收减免政策如何落实等等。

“这显然不是一部慈善法所能够解决的。”王名说。
在8月22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发布慈善进入立法的窦玉沛最终也并未明确表明，慈善法将何时出台。

G. 提高中国慈善立法的科学水平.的翻译是：什么意思

提高中国慈善立法的科学水平.的翻译是：
Improving the scientific level of Chinese charitable legislation

H. 社会募捐会设立门槛吗

一、有关社会募捐的立法现状
社会募捐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可以保护募捐事业各
方主体的权利、促进慈善捐赠事业的发展，但现行有关社会募捐的法律法规存在很多不足，立法层次较低，且完整的法律法规体系尚未形成。目前，与社会募捐相关的法律规定主要有：
（一）有关法律规定
关于规范社会募捐最主要的法律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慈善捐赠法》，主要是对捐赠主体和慈善组织的权利义务进行了规定。《公益事业捐赠法》规定了捐赠、受赠、捐赠财产管理及使用的法律责任。其目的是为了保护捐赠资金的正常运转，促进与鼓励慈善捐赠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主要是有关慈善机构中的红十字会的组织机构、标识、经费财产等方面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针对企业及个人捐赠进行减免税问题作出了规定。《民法通则》、《合同法》等虽然不是专门规范慈善捐赠事业的法律，但是其对事业单位、杜会团体的资格以及对捐赠合同的规定，也适用于慈善事业。
（二）国务院颁布的有关行政法规
《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了基金会应如何募集、使用资金及基金会的登记管理；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对企业的捐赠金额及税收优惠的政策等做出了规定；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对社会团体及事业单位的登记管理作出了详细规定。但是总的来看，这些行政法规仅仅是对慈善捐赠事业相关问题做出了原则性的规范。
（三）国务院职能部门制定的有关部门规章
这部分规章主要是针对各个不同的公益捐赠主体的捐赠行为，以及在捐赠物品的运送过程中涉及的税收作了规定，有民政部颁布的《汶川地震抗震救灾资金物资管理使用信息公开办法》、《救灾捐赠管理暂行办法》；财政部、国家税务局《关于企业等社会力量向红十字会捐赠有关问题的通知》等。
（四）地方性法规规章
部分省市自治区根据地方实际，制定出台了在本地区实施的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对慈善捐赠作出了规范，如《上海市募捐条例》、《湖南省募捐条例》、《宁夏回族自治区慈善事业促进条例》、《宁波市慈善事业促进条例》、《江苏省慈善事业促进条例》、《甘肃省慈善捐助管理办法》等。
（五）规范性文件
民政部制定的《公益慈善捐助信息公开指引》以及《吉林省社会慈善捐赠款使用管理办法(试行)》、《内蒙古自治区慈善捐助管理办法》等规范性文件，在上位法缺位的情况下，在一定领域范围内发挥着规范、指引社会募捐的作用。
二、社会募捐法律制度的缺陷
目前我国还没有一部专门对慈善业进行规范和保护的法律规定，更不用说对社会募捐的专门立法，慈善捐赠立法仍然处于滞后状态，而且就是现有的与慈善事业有关的法律法规也还不够成熟完善，各种现行法律法规之间也不够协调统一，存在严重的制度缺失，所有这些问题使得我国慈善事业尤其是社会募捐事业处于一种复杂混乱的状态。
（一）社会募捐法律资源分散、立法层次低，不能提供有效的法律保障
在影响社会募捐的众多因素当中，法律制度环境是带有根本性的因素。首先，具有基本法性质的《慈善法》缺失，相关条款零散地见诸相关的法律、行政规章以及相关规范性文件的条款中。其次，捐赠制度不完善，立法存在明显空白。《公益事业捐赠法》作为规范社会募捐的基本法律，对接受捐赠的行为予以规范，但对其前提性行为―公开劝募行为没有规范，出现法律空白，而该空白恰恰是问题的多发地带。第三，由于对募集资金的管理使用未实行有效地法律规制。实践中，一旦发生纠纷只能参照《公益事业捐赠法》、《民法通则》及《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来处理，法律依据不统一，导致同一案件可能产生不同的判决结果。比较典型的如“余其山诉广西横县地税局募捐款纠纷案”就捐款余额归属问题，审法院认为善款余额不应属于受赠人个人财产；二审法院认为其所受捐赠的款项属于其个人遗产，其继承人对遗产享有继承权；再审法院认为受益人在救助事项上享有的只是特定债权请求权，善款不能归其所有，因此其死后该善款余额不能作为受赠人个人的遗产，由其继承人来继承。可见，同一案件判决理由不同，判决结果也不同。
（二）社会募捐主体混乱不清
《公益事业捐赠法》第10条规定：“公益性社会团体和公益性非营利的事业单位可以依照本法接受捐赠。”但在实践中，一些相关政府机构、各种公益性社会团体、基层组织、某些媒体或者个人都可以接受公益捐赠。任何单位和个人，无须办理任何手续，只要找个由头就可组织发起一场募捐活动，这些募捐组织或是临时性成立，或是由一些不具募捐主体资格的组织如学校、报社甚至个人发起，种种情况都没有被纳入法律的规范中，引起很多有关募捐方面的社会争议，甚至最终要通过司法途径解决。就整个社会而言，公益捐赠作为一种资源，其存量是有限的，如果不加合理地利用，会造成无端的浪费，从而影响捐赠人再次捐赠的积极性。同时发起捐赠过多过滥，一方面使人感到疲于应付，产生厌烦感。另一方面，捐赠人缺乏对募集人信用识别的能力和经验，一旦受骗，会对社会募捐的整体事业产生不信任感。而目前为
公益慈善组织提供的规范主体的法律制度，仅限于《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和《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由于这些法规只是从行政管理的角度出发，因此缺乏关于慈善组织的基本规定，诸如公益慈善组织的主体资格、基本权利义务、财产问题、治理结构等方面缺乏相关规范。
（三）慈善信息公开不到位
与近年来快速扩大的捐赠规模相比，国内慈善事业信息公开的步伐明显落后。事实上，在我国，完全不披露和仅少量披露相关信息的慈善组织高达 75%。这已经成为制约慈善组织公信力的重要因素。郭美美事件、卢俊卿事件、红十字会事件，之所以频频发生并引发公众质疑热潮，主要是慈善捐赠去向不明、慈善组织缺乏信息透明造成的。而《2010年度中国慈善透明报告》更显示，近九成受访公众对信息公开不满意，这种情绪上的不满意很快就演变为行为上的不满意，芦山地震发生后，截止4月20日晚20点，红会接受到的捐款不足15万元；而同一时期，壹基金获认捐善款已超千万。目前的慈善领域缺乏强制性的法律，也缺乏对信息不公开的问责规定，其对信息公开化的制度性建设作用有限，这些立法上的特性决定了我国的慈善领域法律法规在问责方面的缺位。2011年民政部出台公益慈善捐赠信息公开指引在网上公开征求意见过程中，人们就提出“指引”力度不够大，应该改成“办法”，但是民政部经过研究论证后发现，如果改成“办法”，缺乏上位法依据。具体说如果规定了若干方面的强制，它不公开，没有上位法的依据难以进行处罚。
（四）缺乏有效的管理措施和监督手段
社会募捐是由募集人主动发起的，募集人作为捐赠人与受益人之间的纽带而展开募捐活动。由于缺少明确的监督管理机制来规范和制约整个监管过程，导致募捐过程出现很多问题。募集人募集和交付款物的过程是社会募捐活动的中心，募集人的行为决定着捐赠人的捐助目的实现，若募捐过程存在暗箱操作则捐款者与特定救助对象的知情权无法得到保障，也很难保障捐赠款物的正常使用，将直接影响捐赠目的的实现，也直接影响到捐赠人的捐赠热情。比如在方力钧等百余名艺术家的追问下，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对8472万元捐款使用情况作出说明，善款用于“博爱家园”项目，虽未按指定项目使用，但与捐赠人意愿总体一致。红会虽向捐赠人致歉，这笔钱确实用于震后重建项目，但是，8472万元不是一笔小钱，改变善款用途不是一件小事。善款使用尊重捐赠人的意愿，是慈善的基本伦理，也是常识，在这样的个案中，再次看到红会运行机制中存在的问题。为了取信于民，红会采取的行动是设立了“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这样的独立监督机构，但是并不如已经独立运作的壹基金聘用“四大”之一的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担任财务审计更为直接和有说服力。红十字会相对于其他募捐组织，有相对健全的体制机制保障，尚且如此，对于其他一些没有有效的管理措施和监督手段的募捐组织，对捐赠款物的占有、使用和处分更是处于一种缺乏监管的状况中。
（五）税收优惠难以激发捐赠热情
首先，法律规范过于分散，缺乏完整的关于公益慈善组织税收的立法。对公益慈善组织及其公共事务活动的各项税收优惠政策散落在不同的法律、法规中，它们之间往往缺少衔接，使得许多优惠政策无法落到实处。其次，对不同的公益慈善组织区别对待，2003年9月，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明确规定：对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等社会力量向中华慈善等机构的捐赠，准予在缴纳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前全额扣除。而其他大量的公益慈善组织不能享受这样的待遇。最后，在具体实践中，对捐赠的税收优惠政策少，幅度过小，不能形成刺激社会募捐发展的鼓励性因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9条规定：“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12%以内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24条规定：“个人将其所得通过中国境内的社会团体、国家机关向教育和其他社会公益事业以及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地区、贫困地区捐赠，捐赠额未超过纳税义务人申报的应纳税所得额30%的部分，可以从其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无论是个人捐赠还是企业捐赠，捐赠额都不是在应纳税所得额中全额扣除的。尤其是对企业所得税应纳税额的扣除只有12％，比率太低，对企业捐赠不能形成良好的刺激。
三、 完善社会募捐制度的立法建议
社会募捐制度在我国还处于发展初期，社会募捐法律法规作为慈善事业的制度安排和基础，面对现有法律制度的缺陷，应当采取积极的立法措施来解决。
（一）明确社会募捐中的主体法律关系
社会实践中，之所以频频发生由社会募捐引发的纠纷，主要原因在于募集人没有正确地把握其主体地位，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根据《合同法》关于赠与合同、《公益事业捐赠法》与《救灾捐赠管理办法》关于捐赠的规定，结合社会募捐本身固有的属性，明确募捐法律关系中各方主体的资格和享有的权利、负担的义务，填补立法空白，有利于规范社会募捐的运作。
首先，捐赠人作为募捐合同当事人中的承诺方，享有相应的权利和承担相应的义务：(1)有权决定自由捐赠。捐赠应当本着自愿和无偿的原则，并有权决定捐赠物的品种、数量、金额等。捐赠的财产应当是其有权处分的合法财产。(2)有权设定捐赠目的和用途。捐赠财产的使用应当尊重捐赠人的意愿，按照约定的用途合理使用，在未征得捐赠人同意的情况下不得将捐赠财产挪作他用。(3)监督权。捐赠人有权向募集人查询捐赠财产的使用、管理情况，并提出意见和建议，以保证捐赠目的的实现，防止募捐款物被滥用。(4)给付义务。捐赠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地点、方式将捐赠财产交付给募集人。法律规定须以登记方式发生移转效力的应当办理移转登记手续，否则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5)不得任意撤销捐赠。社会募捐作为一种公益道德性质的特殊赠与合同，加之捐赠人方面可能存在一定的商业目的，捐赠人在捐赠财产的同时，也有可能获得一定的收益(如获得较高的社会评价)，有时这种收益要大于捐赠财产的价值，同时参照《合同法》第186条的立法精神，除非存在法定事由捐赠是不能任意撤销的。当捐赠人的经济状况显著恶化，严重影响其生产经营或者家庭生活的，可以享有撤销捐赠拒绝履行合同义务的权利，以符合“公序良俗”的民法精神。但是从社会募捐的价值理念角度出发，捐赠人不能享有请求返还捐赠财产的权利。(6)瑕疵担保义务。如果由于捐赠人故意提供有严重瑕疵的财产或者故意不告知捐赠财产的瑕疵或者保证捐赠财产无瑕疵，从而造成受益人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其次，募集人是社会募捐合同中发出要约的一方，其权利义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依约定接受捐赠的权利。社会募捐是诺成性合同，当捐赠人直接做出捐赠行为或者做出捐赠的意思表示时，募集人便有权接受捐赠。(2)按捐赠的目的管理、使用捐赠财产的权利(义务)。社会募捐是为特定目的的利他赠与，募集人并非真正的合同受益人，对捐赠的财产没有所有权，只拥有妥善管理、充分合理使用的权利或义务。(3)接受捐赠人、受益人监督的义务。当捐赠人、受益人查询捐赠财产的管理和使用情况时，募集人应当如实答复。
第三，社会募捐中的受益人处于利益第三人的地位，而非合同当事人，其权利义务表现在：(1)享有受益权。受益人有权根据捐赠人和募集人订立的为第三人特定利益的募捐合同而获得捐赠财产的使用权，享有利益。(2)按捐赠意图使用捐赠财产的义务，即受益人使用捐赠财产必须符合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原则。(3)享有债权请求权。当债务人(捐赠人)不按承诺为捐赠时，第三人(受益人)得请求债务人向自己为给付。行使请求权所获得的捐款只能用于特定目的，不得挪作他用和作为致富的条件。换言之，它不因行使请求权而获得捐款(含捐款余额)的所有权。(4)求偿权。当捐赠人不完全履行其义务时，受益人可以请求赔偿未向自己给付所生之损害。(5)以债权请求权为基础的诉权。当募集人或者其他人侵犯其受益权时，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二）规范社会募捐程序
一是建立募捐登记制度，提高公益慈善组织的透明度
公益捐赠是具有崇高品德的行为，承载着深重的社会价值，我国法律没有关于建立申报登记制度的规定，因此随意性较大，似乎任何人都可以随意发起，所以如何核实募捐发起信息正确的问题，是很多捐赠人在做出捐赠决定前会犹豫不决的主要原因。实行申报登记制度，就是要求社会募捐的募集人在募捐开始之前，先到法定的国家管理机关进行申报登记，获得批准后才可以进行募捐。申报登记的内容应包括：募捐的目的、时间和地点、方式、救助对象、使用范围以及其他有关事项，将社会募捐纳入国家监管范围，实行全社会统一管理，这一制度可以有效避免社会募捐发起的随意性。
二是建立完善的信息公示制度，对募集人筹集和使用捐赠款物的行为进行公开
要提高组织的公信力就要增加其工作的透明度。具体来说就是要把组织的规章制度、财务收支、项目运作等都向公众公开，只有做到公开透明，才能赢得公众的信任，让公众成为慈善募捐的参与者、知情者和监督者。募集人在社会募捐结束时，应将募捐的捐赠人名册、总的募集款物数量、每位捐助人捐助款物的数量以及通过哪种方式将募集款物交给了受益人、是否有剩余款物等事项，通过国家级和地方级的平面媒体或新闻广播媒体进行公示，并制作书面证据以备后续查阅，接受国家法定机构(民政部门)的监督，从制度上规制社会募捐中可能出现的滥用侵占捐赠物资、对捐赠人不负责任等现象。
三是建立资质评估和信用资格认证制度
引入第三方评价机制，让第三方作为中立方建立起一套统一的评价监督体系。对公益慈善组织的运行能力和效率进行评估，帮助慈善资源进行有效的分配，并且及时发现不作为和从事非法行为的公益慈善组织，给予资信评价，让主管机关及时进行监管和实施惩罚措施。一些国家尝试由政府对慈善组织进行评级，但效果欠佳，主要是公众对政府的评级极度不信任。适当时建立行业自律协会，行业协会的竞合性也会在相当程度上起到非常重要的制约和自律作用。例如德国的募款协会为德国的募款人士提供了培训、认证和沟通的桥梁，提高了募款活动的效率保证了募款活动在道德和法律的约束范围内进行，极大地提高了公众对慈善行业的信心。
四是明确募捐余款的归属
要通过立法明确社会募捐的法律性质，将其界定为是附条件的利他赠与合同，即捐赠人与募集人之间为了受益人的利益订立的一个赠与合同，该合同的目的是捐赠人捐款用于解决受赠人的特定困难，受赠人只能按照捐赠人的意图使用善款，目的实现后，该善款的剩余应交回募集人，由其分配给同样需要救助的人。这样不仅能够解决善款余额的归属，还能提高慈善资金的使用效率。
（三）完善社会募捐的税收激励机制
我国目前的税收立法对于慈善捐赠和慈善组织免税的政策比较模糊、免税额度偏低，操作程序繁琐，打击了人们尤其是企业的捐赠积极性。进一步完善对各类公益慈善组织的免税优惠制度，一是对现有的优惠政策进行有效的落实。最主要的是要“从程序上保证税收优惠的落实，税务机关应当在企业及个人所得税的征收中，明确抵扣的计算方法和具体步骤。二是提高社会捐赠的税收减免比率。目前，企业和个人只有向指定的十几家大型基金会捐赠才可以得到税前全额扣除的优惠，严重限制了社会募捐的效果和群众的捐赠热情，应逐步提高税收优惠的比率。三是在免税申请的环节严格审查，对现有公益慈善组织的性质重新界定，只有符合条件的公益慈善法人才能享有免税资格，坚持合法公平的原则，对同样地位的实体同样对待，无论是公立基金会还是民间公益基金会，都应享有同等的优惠并承担相同的义务。四是对慈善法人的各种活动进行严格区分，只有与慈善目的有关的活动才能享受税收优惠，与慈善目的不相关的活动不能享受税收优惠。
（四）完善社会募捐监督制度
在社会募捐的监管体系中政府的法律监督、行政监督是主导，外部的他律比如社会公众、媒体是重要手段，自律是法律和他律的结果，也是公益组织公信力和生存的关键。
一是确定政府专门部门的监督
在公益慈善事业发展过程中，政府的角色应当由直接组织推动者转变为引领者，其职能应定位为设计师、裁判员和服务员，为公益慈善事业提供引导、监管和服务，不去从事具体业务活动和项目运行。建立社会募捐的过程监督机制，
明确民政部门的执法监督机构的地位和性质，在募捐发起的条件审查、募捐款物的来去监控等方面履行执法监督权，并为种种违法募捐行为设定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对滥用权力、强行摊捐者规定处罚措施，确实保障公众的爱心不被亵渎。
二是完善公益组织的自律制度
公益组织的生存和发展只能依赖社会的信任，得到社会的支持，公益组织良好的自我监管日渐成为捐赠者选择捐赠方向或从事志愿服务的重要准则。加强公益组织体制改革与内部制度建设，是充分发挥公益组织在公益慈善活动中主体作用的迫切要求。第一，完善机构设置，发挥互相监督的作用。内部监控可以设立理事会，理事会由捐赠人、公益组织的成员、社会知名的代表组成，负责政策的决定和监督，同时还可以设立执行官具体执行理事会的决议，受理事会的监督。理事会通过采取定期评估执行官的工作绩效，考察执行官的工作方向是否与组织的使命相悖，特别是对组织的财务运作进行严格监督。比如壹基金理事会由冯仑、李连杰、柳传志、马化腾、马蔚华、马云、牛根生、王石、杨鹏、周其仁、周惟彦11人组成，负责运作的执行长是王石，健全的内部机构设置有效地增强了壹基金的公信力。第二，完善的管理制度，确保规范运作。建立公益慈善组织工作人员的持证上岗制度，保证公益慈善组织工作人员的专业能力和水平。建立公益组织的财务审计制度，在每个会计年度末及时向主管机关提交年度会计报告，年度工作报告。其中报告中最权威的是第三方独立的审计机构出具的审计报告，内容包括公益组织基本情况、机构表现、财务状况、公益项目和重大慈善活动的开展情况效果。”建立有效的定期回访与抽查制度，受益人对捐赠款物的使用有进行监督的义务，受益人对捐款应当通过正规的交付渠道进行分发，应通过缔结委托合同确定委托人在捐赠款、物分发过程中的义务与责任。建立强制的出具捐赠凭证制度，募集人对每笔捐款的进入，每件物品的收受，都要给付相应的接收凭证。接收凭证应由主管部门监督印制，载明接收捐赠的时间、地点，捐赠的性质与数额，捐赠人的姓名或名称，募集人的名称等事项。捐赠凭证可以作为所得税扣除的依据。
三是保证社会公众的监督权
对公益慈善组织实行社会监督的理论依据是对其“公共责任”的追问。这虽然是一种非正式的监督制度，由于受益权主体的虚拟性，仅凭行政监督、理事会监督是不够的。其机制是社会公众均享有监督权，使每一个对该组织关心或有疑问的人都可以对它进行检查、监督，一旦被发现问题，则会受到严格的处罚，相当于给了公益慈善组织一个强烈的自律激励。所以其操作成本低，实行有效，社会效益好，起到正式监督机制所不能替代的作用。另外，发挥媒体的舆论导向、监督、威慑作用。媒体对公益慈善活动及时、全面、真实的信息披露也帮助社会公众对公益组织进行监督。
总之，监管体系完善，外部制度完备，监管主体到位，公益组织内部自律，社会监督氛围浓厚，才能为公益慈善事业构起一道坚不可摧的防线。

I. 募捐的立法规范

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
第二十一条 本法所称慈善募捐，是指慈善组织基于慈善宗旨募集财产的活动。
慈善募捐，包括面向社会公众的公开募捐和面向特定对象的定向募捐。
第二十二条慈善组织开展公开募捐，应当取得公开募捐资格。依法登记满二年的慈善组织，可以向其登记的民政部门申请公开募捐资格。民政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作出决定。慈善组织符合内部治理结构健全、运作规范的条件的，发给公开募捐资格证书；不符合条件的，不发给公开募捐资格证书并书面说明理由。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自登记之日起可以公开募捐的基金会和社会团体，由民政部门直接发给公开募捐资格证书。
第二十三条开展公开募捐，可以采取下列方式：
（一）在公共场所设置募捐箱；
（二）举办面向社会公众的义演、义赛、义卖、义展、义拍、慈善晚会等；
（三）通过广播、电视、报刊、互联网等媒体发布募捐信息；
（四）其他公开募捐方式。
慈善组织采取前款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方式开展公开募捐的，应当在其登记的民政部门管辖区域内进行，确有必要在其登记的民政部门管辖区域外进行的，应当报其开展募捐活动所在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备案。捐赠人的捐赠行为不受地域限制。
慈善组织通过互联网开展公开募捐的，应当在国务院民政部门统一或者指定的慈善信息平台发布募捐信息，并可以同时在其网站发布募捐信息。
第二十四条开展公开募捐，应当制定募捐方案。募捐方案包括募捐目的、起止时间和地域、活动负责人姓名和办公地址、接受捐赠方式、银行账户、受益人、募得款物用途、募捐成本、剩余财产的处理等。
募捐方案应当在开展募捐活动前报慈善组织登记的民政部门备案。
第二十五条开展公开募捐，应当在募捐活动现场或者募捐活动载体的显著位置，公布募捐组织名称、公开募捐资格证书、募捐方案、联系方式、募捐信息查询方法等。
第二十六条不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组织或者个人基于慈善目的，可以与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合作，由该慈善组织开展公开募捐并管理募得款物。
第二十七条广播、电视、报刊以及网络服务提供者、电信运营商，应当对利用其平台开展公开募捐的慈善组织的登记证书、公开募捐资格证书进行验证。
第二十八条慈善组织自登记之日起可以开展定向募捐。
慈善组织开展定向募捐，应当在发起人、理事会成员和会员等特定对象的范围内进行，并向募捐对象说明募捐目的、募得款物用途等事项。
第二十九条开展定向募捐，不得采取或者变相采取本法第二十三条规定的方式。
第三十条发生重大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和公共卫生事件等突发事件，需要迅速开展救助时，有关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协调机制，提供需求信息，及时有序引导开展募捐和救助活动。
第三十一条开展募捐活动，应当尊重和维护募捐对象的合法权益，保障募捐对象的知情权，不得通过虚构事实等方式欺骗、诱导募捐对象实施捐赠。
第三十二条开展募捐活动，不得摊派或者变相摊派，不得妨碍公共秩序、企业生产经营和居民生活。
第三十三条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假借慈善名义或者假冒慈善组织开展募捐活动，骗取财产。

J. 代表建议：立法规范慈善市场 防止“诈捐骗捐”是怎么回事

《慈善法》实施后，对规划慈善市场起到重要作用，但近年来仍出现了不少诈捐事件，这说明公益慈善行业在杜绝乱象上仍存在盲点。

鉴于上述问题，董配永在《建议》中提出的建议是：首先是建议建立科学统一的慈善表彰奖励机制，正确引导慈善市场为善行为；其次是建议尽快出台制度规范，突出大众传媒对慈善环境建设的价值导向和引领作用。完善媒体平台在慈善信息实名登记、前期审查、过程监管、即时阻断等方面的具体规定，对网络募捐平台设立门槛，能较好履行审核义务的才能给予主体资格认定,明确媒体发布不实信息需要承担的连带责任，加强问责追责力度。

除此之外，《建议》还认为国家应当建立健全运行协调机制，明晰监管主体各方权责，以及针对个人求助行为予以约束规范，填补立法空白。通过立法进一步明确受益人的资格、权利、义务，要求受益人在发布求助信息的同时，提供完备的身份证明、资产证明、求助目标金额证明，提高对受益人行为的可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