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电子证据立法现状的思考

㈠ 关于我国电子证据的规定

电子证 电子证据据关于对电子证据如何采用，目前在中国理论界存在争议，而司法实践中的做法也不一而足。一种观点认为，电子证据同传统证据相比并无特别之处，它们在本质上都同属于证明的根据，传统证据的采用标准仍然可直接延伸至电子证据上。有人把这种遵循传统法律精神来解决电子证据新问题的“老瓶装新酒”做法，称为“循传统论”。另一种观点认为，电子证据确有不同于传统证据的地方，法官在审查判断电子证据的可采性与证明力时必须进行全新的特别考虑。这反映了人们对电子证据的一种特别担心，似乎隐含有不平等对待电子证据与传统证据的意味，故也被戏称为“歧视论”。
其实，无论是“循传统论”，还是“歧视论”，都有偏颇之处，为国际上立法经验所弃用。例如， 《联合国电子商务示范法》第9条一方面规定了“（1）在任何法律诉讼中，证据规则的适用在任何方面均不得以下述任何理由否定一项数据电文作为证据的可接受性：（a）仅仅以它是一项数据电文为由；……（2）对于以数据电文为形式的信息，应给予应有的证据力”，另一方面又规定了“在评估一项数据电文的证据力时，应考虑到生成、储存或传递该数据电文的办法的可靠性，保持信息完整性的办法的可靠性，用以鉴别发端人的办法，以及任何其他相关因素”。这反映了其制定者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一个基本指导原则——既不以其是数据电文就加以歧视，也不原封不动照搬照抄传统的认证规则。又如，分别制定有名为《1983年计算机证据法》 、 《1998年统一电子证据法》与《电子证据规则》等单行电子证据法的南非、加拿大与菲律宾，都只是对电子证据采用标准作了相对具体的注解，而未曾增加特殊条件的规定。
既考虑电子证据的特殊性，又不在可采性与证明力方面予以差别对待，这才是一种正确做法。依照中国的学理意见和法律规定，七大传统证据的采用标准通常可归纳为关联性标准、合法性标准与真实性标准。显然，确立中国的电子证据采用标准绝不能抛开这三个标准另起炉灶，但同时应该有所变通。
具体来说，判断某一电子证据应否被许可采纳，主要看它同待证事实是否有一定的联系、在形式上是否属实以及其生成、取得等环节是否有重大违法；判断被采纳的那些电子证据的证明力大小，则主要看它在实质上的可靠程度如何以及与待证事实的关联程度如何。诚然，上述尺度并非同等的重要。鉴于电子证据所依赖的计算机系统容易遭到攻击、篡改且不易被发现，以及电子证据本身容易遭受修改且不易留痕，对这种证据的真实性审查，无疑具有特别的意义。

㈡ 电子证据发展现状

您好，电子证据由于有以数字证据替代电子证据为宜的学术看法，让人感到“科学的归纳出这种证据的内涵”是何等的重要。即使这样，也不想再就电子证据与数字证据的两种提法作深入的理论探讨。理由很简单，两种提法之下的内容究竟有何巨大差异，可以从相关的学术论文中找到答案。
一、从国外的立法习惯上看，多采用“电子”一说
菲律宾的《电子证据规则》、加拿大的《统一电子证据法》、美国的《统一电子交易法》、英国政府的《电子通信法案》、新加坡的《1998电子交易法》乃至联合国的《电子商务示范法》均无一例外地采用了“电子”一词。另外，欧盟的《电子商务动议》、美国的《〈全球电子商务框架》等文件，虽无法律效力，却也在为数字化交易的实际应用提供着规范和标准。那么，为什么这些国家和国际组织不采用“数字”一词呢？这倒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
二、“电子”观念渗透与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
正如数字证据论者所言，“数字化信息中的‘数字’与日常用语中的‘数字’语意不同，无法被人们所广泛熟悉和理解。”数字概念在当今信息时代的确不是新概念，但是人们还是倾向于“电子”一说，皆缘于电子观念深入人心，以至于在“新生事物”的原生状态时就出现了“电子计算机”、“电子商务”、“电子资金”等电子用语；而“电子签名”的出现，更是把“生理特征签名”和“数字签名”涵盖其中。如果为了在明面上接触事物的本质，弃“电子”而用“数字”，那么是否要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一次观念上的革新，任由外界怎么说，只管把上列用语更改为“数字计算机”、“数字商务”、“数字资金”。不过这也会遇到难题，那就是“电子签名”改为“数字签名”后，就会涉及到母概念和子概念同一的问题。既然电子证据更名为数字证据后，仍然不可避免的涉及众多的“电子”概念，那么能否不望文生义，进而在外形下面去探求事物的本质呢？
三、“电子”观念上的“共识”成为理论研究的基础
从有关电子证据研究的文章来看，对电子证据的本质的认识并未达成一致（达成一致未必是一件好事情）。电子证据的广义解释和狭义解释为研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和回旋余地；正如提到刑事诉讼时，往往会有广义说和狭义说。在证据立法前景尚不明朗时，百家争鸣的态势使得电子证据的研究范围只能是概然性的；同时信息技术发展的非预期性也不容许对其进行精确的、缺乏拓展空间的限定。观念上的共识是交流与探讨的基础，而这种观念是不能不考虑象牙塔外的情势的。

㈢ 如何认定电子证据的效力

所谓电子证据：我国《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电子数据”，在学术与实践中常称为“电子证据”，两者所指外延大致相同。

根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规定，电子数据是指：通过电子邮件、电子数据交换、网上聊天记录、博客、微博客、手机短信、电子签名、域名等形成或者存储在电子介质中的信息。一般来说，电子证据指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的数据电文作为诉讼证据的统称。

电子证据的司法认定

《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提出，质证时，当事人应当围绕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针对证据证明能力有误以及证明力大小进行质疑、说明与辩驳。这也是司法审判人员审查和核实电子证据的标准。

真实性：审查电子证据出处、生产时间、地点、制作参与人、形成过程等情况，据此明确证据材料内容是否客观真实、有无删改、伪造等。

关联性：诉讼人应当对纠纷中带证明事实相关联的材料给予充分证明，根据认定规则尽可能保持证据材料原始状态有助于提升电子证据的可信度。

合法性：一方面，保证证据提供主体身份合法是前提条件，不仅包括证据收集身份要合法，还包括证据审查制作、收集、提取过程中的相关主体；另一方面，是证据材料收集方法与过程需遵从法律法规。

㈣ 电子政务相关法律问题与现状

电子政务是现代信息技术在公共行政中推广应用而产生的一种新的公共行政模式，是当代政府管理创新的主要方面。近年来，随着全球信息化步伐加快，我国电子政务应用不断深入，其立法方面存在的问题也日益突出，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电子政务的快速发展。因此，加强对我国电子政务立法问题的研究，认真分析我国电子政务立法现状，系统总结其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有效的对策，对推动我国电子政务持续、健康发展和促进我国信息化水平的快速提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我国电子政务立法现状

从世界范围看，各主要发达国家都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旨在促进本国电子政务发展的法律法规。如英国2001年5月通过的《电子通信法》，确立了数字签名的法律地位；新加坡制定了《信息安全指南》、《电子认证安全指南》，为其电子政务发展在法律上提供了依据；美国目前已形成以《电子政府法》为核心的较为完善的电子政务法律体系。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电子政务发展起步较晚，其相应的立法还处于探索发展阶段，先后出台了一些与规范电子政务发展有关的法律法规。

根据这些法律法规与电子政务发展和建设的关系可归纳为4类：

（1）计算机法，主要是有关计算机系统安全和保密的法律规范以及计算机软件保护法，如《计算机系统安全保护条例》、《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等。

（2）互联网法，主要是针对国际互联网的接入、安全、设施、经营以及主管部门等事项做出规定，如《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规定》、《互联网服务管理办法》、《中国互联网域名注册暂行规定》等。

（3）信息法，主要是有关政府信息化的法律和规章，如《北京市政务和公开服务信息化工程建设管理条例》等。

（4）政务公开法，主要是对政府有关业务流程和政策制定、执行及结果的公开，如《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草案）》、《行政许可法》、《政府采购信息公告管理办法》等。

总体上说，我国电子政务立法还处于“无纲领性立法、无确定立法规则、无有效的立法评价及监督机制”的三无状态[2]，现有法律法规的法律效力层次低，规章占大多数，至今我国尚未出台关于电子政务的纲领性立法以及明确的立法规则，更不用说评价及监督机制。

2、我国电子政务立法存在的问题

随着我国电子政务应用步伐加快，其立法方面存在的问题也日益凸现，越来越不利于电子政务的深入发展。

2.1立法模式存在的问题

在国外，电子政务立法有统一立法与单行法相结合模式和分散模式。美国属于前者。2002年12月美国通过《电子政府法》，并与其他单行法配套，如《政府纸张消除法》等。而我国则属于后者。有关电子政务的法律法规分散在计算机法、信息法、互联网法等单行法中。分散立法的缺陷是其法律环境适用复杂，尤其我国特定的社会环境使分散立法的缺陷更加突出，因为在我国大多是部门立法，法律阶位低，缺少统一的原则和标准，冲突现象严重，导致电子政务的特征不明显，实施效果差。

2.2电子政务标准立法亟待完善

虽然我国已制定了《电子政务标准》，但它只是一个标准框架，可操作性和检验性较差，全国各省市电子政务建设还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究其原因，一方面我国各级政府信息化的起步时间和发展阶段不同，发展水平也参差不齐；另一方面我国缺乏对电子政务建设标准的立法，在实践中采用不同的技术标准和传输协议。这就不容易互联互通，信息不能有效共享，形成“信息孤岛”现象，导致部门间协作性和安全可靠性较差，也不利于政府改进管理方式和提高行政效率。

2.3政府信息公开立法存在的问题

从美国立法过程看，在其电子政务发展过程中，先后制定了《阳光下的政府法》、《信息自由法》、《政府信息公开法》等，着力打造“阳光下的政府”。而我国至今仍没有出台政府信息公开法，并且早在1988年就通过以“凡不宣布公开的事项皆推定为保密”为原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这远远不能适应电子政务条件下政务公开的要求。在电子政务实施过程中，社会对政府信息的需求与政府信息的供给存在着巨大差距，政府掌握了80%以上的信息，有很多信息不论是理论上还是实际利益权衡上都应公开但未能公开[3]。政府信息公开没有成为一种制度，造成政府信息获取困难，侵犯了公民的知情权，浪费了信息资源，容易滋生腐败。

2.4公民隐私权保护立法存在的问题

在电子政务环境下，政府收集、储存和利用信息时，容易侵犯公民个人利益。政务公开要求政府职能部门将各自收集、储存及分析的信息公之于众，以保障公民的知情权，这将导致大量个人信息被公开，容易侵犯公民隐私权。这是电子政务发展过程中公民隐私权保护的特有问题，而我国现行法律对什么是个人隐私、如何保护个人隐私，尚无明确的规定。因此，如何加强对公民隐私权的保护，成为电子政务立法中不可忽视的问题。

2.5立法滞后制约电子政务发展

电子政务立法滞后，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其健康发展，主要表现在：许多亟待法律规范的事项并没有相应的法律规范；许多现有法律规范中的具体规定不适应电子政务发展需要，有的与电子政务发展相抵触，如对关乎电子政务根本性质定位的电子政府的法律地位问题，我国法律并没做出明确规定；对电子政务建设资金的来源、预算、使用以及监督等问题，也基本上没有法律的统一规定；涉及政府信息资源管理、政府信息公开及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都需要修订和完善；有关网络安全、政府信息认证、加密以及公众知情权等方面的网络法律法规几乎是空白。

2.6信息安全立法有待加强

电子政务直接涉及到各级政府的核心政务，关乎党政部门乃至整个国家的利益，因此，保障政务信息安全成为各国政府普遍关注的问题。一些电子政务发达的国家陆续制定专门的关于电子政务安全的法律法规，如英国《官方信息保护法》等。我国虽已出台了一些与网络信息安全有关的法律法规，但是电子政务在信息技术催化下快速发展，对信息内容安全性不断提出更高标准，而保障电子政务安全的专门法规迄今尚未制定，导致现有的法律法规难以适应电子政务发展的需要。特别是近年来随着我国电子政务建设不断推进，政务信息暴露和泄密的机会日益增多，政府的网络安全隐患也令人担忧，主要表现在：一方面网络访问的隐蔽性和不确定性易遭到病毒感染和“黑客”攻击；另一方面内部人员的蓄意破坏、越权处理公文、窃取国家机密等恶性事件频繁发生[4]。这些隐患可能导致国家及政府形象受到损害，对国家安全也构成威胁。因此，保障信息安全成为我国电子政务立法中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3、加快我国电子政务立法步伐的对策

完善的电子政务法律体系是电子政务规范有序发展的重要保障。为了推动我国电子政务的健康发展，要树立“立法先行”观念，通过制定新的法律法规、修订已有的相关法律，逐步建立电子政务相关法律的体系，从而促进我国电子政务的规范、健康发展[5]。

3.1加快电子政务基本法的制定

电子政务基本法是构建电子政务法律体系的基础，它既是制定下位法律法规的依据，又是理顺电子政务法律体系内部层次关系的前提。许多国家都通过制定电子政务基本法来统领、指导及协调各单行电子政务法律法规。因此，为了消除分散立法模式弊端，我国应借鉴其他国家经验，在今后的电子政务立法上选择统一立法与单行法相结合的模式，尽快制定《电子政务法》，以保障我国电子政务的快速发展。

3.2建立健全电子政务法律体系

电子政务法律体系建设，本质上是为电子政务提供一个公正透明和谐的环境。我国要在既考虑国情又借鉴他国经验的基础上，进行全面立法，构筑起完善的电子政务法律体系。该体系与计算机法、互联网法和信息法存在交叉关系，但不是简单的拼凑和叠加，而是一个独立的、具有自己内在规律的体系，除包括《电子政务法》外，还包括《电子政府法》、《电子政务技术法》、《电子政务基金法》、《电子政务行政法》和《电子政务监督法》等[6]。另外，还应包括用来规范某些重要行政部门电子政务实践的法律规范，如电子税收法、电子警察法和电子海关法等。

3.3扩大政府信息公开程度，尽快出台《政府信息公开法》

政府信息公开是建立法治政府的标志，也是电子政务向纵深发展的必要条件。借鉴国外经验，政府信息公开必须由法律来统一规范。针对我国现状，应遵循及时、真实、公正和方便的原则，明确政府信息公开的内容、方式、范围和程序，尽快出台《政府信息公开法》。政府信息除在政府网站上公布外，还应通过媒体、政府信息公告栏、公共电子屏、新闻发布会和公众服务热线等及时发布，促进政府信息公开行为法制化。

3.4加强对公民基本权利保护的立法

保护公民基本权利是依法行政的基本原则。在电子政务中应保护公民信息权和隐私权。公民信息权包括信息产权、信息自由权、信息自主权、信息平等权和信息救济权等，其中信息平等权尤受社会关注，即“信息鸿沟”，主要指贫困地区因缺乏电信基础设施，不能通过计算机网络等获取信息、接受先进教育所产生的不同地区和阶层的信息权落差[7]。借鉴国外经验，政府可以通过转移支付和给付请求等推进电信设施建设和人才培养来实现公民的信息平等权。另外，对公民隐私权保护的立法也是当务之急。在实践中除采取技术上，加密外，还应借助立法加强对公民隐私权保护，明确政府在收集、存储和传输数据中的保密责任，保证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

3.5加强对电子政务标准的立法

从国外立法经验看，为了推动政府信息化和电子政务发展，关键是搞好整体规划，制定统一的标准。针对我国电子政务发展现状，一方面在《电子政务标准》的基础上，遵循“急用先行，成熟先上，科学先进，切实可行”的原则[7]，从整体着眼，积极吸取社会各种力量推动电子政务标准的修订与完善；另一方面在电子政务建设上，必须科学规划，所有技术、标准、协议和接口都遵循相关标准，以保证网络的标准性、开放性和安全实用性，使我国的信息资源能得到充分利用。

3.6修订与电子政务发展相冲突的法律法规，健全其他相关法律法规

电子政务的实质在于制度创新，这意味着政府工作的内容、方式和程序等都将面临着变革，而应对这些变革仅靠政府自身努力是不够的，还必须依靠法律。在电子政务实施过程中，法律法规应随着电子政务的发展而调整，对不适合实际需要的法律，通过对其内容的废除、修改、合并和补充，以适应电子政务发展的需要。如，《刑法》中不仅需要将各种可能出现的危及电子政务系统安全的行为纳入刑法的调整范围，还应规定相应的具体刑罚，同时《合同法》、《证据法》等都需要不同程度的修改。另外，为了促进电子政务的健康发展，还需新的立法，特别是与信息及信息技术应用相关的法律法规，如关于简化行政管理过程和规范政府间文件传输的立法等。

3.7重视信息安全的立法，提高电子政务的安全水平

安全是电子政务的生命，信息安全成为当前电子政务信息化过程中的关键问题，是电子政务建设中的重中之重。政务信息公开可能使其安全性受到冲击，要保障其安全，仅依靠技术是不够的，还需要借助立法来解决。在对信息安全性方面进行立法时，应贯彻“积极防御，综合防范”的方针，明确电子政务的安全标准、具体规则以及对违反者的惩戒措施，对政府信息网络安全保护的操作标准做出统一规定，着重从制度层面上完善政府部门信息安全法规建设，对不同政府部门的数据安全和保密信息筛选制度以及信息认证等制定专门的法律法规，全面提高信息安全的防护能力。从而为保障国家信息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建构良好的制度屏障。

㈤ 谁知道我国法律对电子证据法律效力的规定啊

我国法律对电子证据法律效力的规定：
电子证据，亦称计算机证据,是指在计算机或计算机系统运行过程中产生的以其记录的数据和资料来证明案件事实的电磁记录物。
1、我国《民事诉讼法》(1991年制订，2007年修订)。在第六十三条证据的种类里，只规定了七种,物证、书证、视听资料、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鉴定结论以及勘验检查笔录，有“视听资料”，无电子证据这一证据分类。其余两大诉讼法的情况也是如此。传统的视听资料与电子证据在表现形式上是完全不同的。民事诉讼法制订在1991年，当时的中国法律实务界几乎没有计算机电子证据的摡念。到现在计算机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是否可以把电子证据归入视听资料，在法学界是存在比较大的争议的。
2、(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01年)。作为民事证据的权威司法解释，其第二十二条规定：“调查人员调查收集计算机数据或者录音、录像等视听资料的，应当要求被调查人提供有关资料的原始载体。”在这里，是把计算机数据作为视听资料。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2002年)。其第十二条规定：“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计算机数据或者录音、录像等视听资料”。
从高法的以上两个有关民事、行政证据的司法解释看，最高人民法院是把计算机数据这一电子证据作为视听资料来看待的。司法解释不能突破立法的框架，在诉讼法证据法对电子证据没有规定之前，勉强把电子证据归类到视听资料，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这种归类却与《合同法》的规定相抵触。
3、我国《合同法》(1999年)。其第十一条规定：书面形式是指合同书、信件和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从合同法的规定看，是把数据电文作为合同的书面形式，也就是书证。这与高法的上述司法解释将电子证据作为视听资料是完全不同的。

㈥ 关于我国电子证据的规定

根据《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审查判断电子数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电子数据是案件发生过程中形成的,以数字化形式存储、处理、传输的，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数据。

电子证据主要包括如下：

1、网页、博客、微博客、朋友圈、贴吧、网盘等网络平台发布的信息。

2、手机短信、电子邮件、即时通信、通讯群组等网络应用服务的通信信息。

3、用户注册信息、身份认证信息、电子交易记录、通信记录、登录日志等信息。

4、文档、图片、音视频、数字证书、计算机程序等电子文件。例外：以数字化形式记载的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等证据,不属于电子数据。

(6)关于我国电子证据立法现状的思考扩展阅读

为规范电子数据的收集提取和审查判断，提高刑事案件办理质量，近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出台了《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审查判断电子数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将自2016年10月1日起施行。

《规定》明确，电子数据是案件发生过程中形成的，以数字化形式存储、处理、传输的，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数据，包括：网页、博客、朋友圈等网络平台发布的信息，手机短信、电子邮件、即时通信等网络应用服务的通信信息，用户注册信息、身份认证信息、电子交易记录等信息，文档、图片、音视频等电子文件。

《规定》要求，收集、提取电子数据，应当由二名以上侦查人员进行，取证方法应当符合相关技术标准。收集、提取过程中，如能够扣押电子数据原始存储介质的，应当扣押、封存原始存储介质，并制作笔录，如无法扣押原始存储介质的，可以提取电子数据，但应当注明原因、存放地点或电子数据的来源等情况。

《规定》明确，如存在数据量大无法或不便提取，或者提取时间长可能造成电子数据被篡改或者灭失的等情形，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或者检察长批准，可以对电子数据进行冻结。冻结电子数据，应当采取计算电子数据的完整性校验值、锁定网络应用账号等方法。

《规定》要求，收集、提取的原始存储介质或者电子数据，应当以封存状态随案移送，并制作电子数据的备份一并移送，对网页、文档、图片等可以直接展示的电子数据，可以不随案移送打印件。对冻结的电子数据，应当移送被冻结电子数据的清单，注明类别、文件格式、冻结主体、证据要点、相关网络应用账号，并附查看工具和方法的说明。

《规定》明确，电子数据是否真实，应当着重审查移送的是否是原始存储介质、电子数据是否具有数字签名或证书等特殊标识等内容，对电子数据是否完整，应当采取审查原始存储介质的扣押、封存状态等方法进行验证， 对收集、提取电子数据是否合法，应当着重审查收集、提取电子数据是否由二名以上侦查人员进行以及取证方法是否符合相关技术标准等内容。

《规定》明确，如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电子数据鉴定意见有异议，可以申请人民法院通知鉴定人出庭作证。人民法院认为鉴定人有必要出庭的，鉴定人应当出庭作证。经人民法院通知，鉴定人拒不出庭作证的，鉴定意见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可以申请法庭通知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就鉴定意见提出意见。

《规定》要求，在电子数据的收集、提取程序中，如存在未以封存状态移送等瑕疵的，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如电子数据系篡改、伪造或者无法确定真伪的，以及电子数据有增加、删除、修改等情形，影响电子数据真实性的，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㈦ 电子商务法对传统立法产生的挑战

个人认为电子商务对我传统法律的的挑战有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行为规范问题。
这些新型民商事主体准入方面不规范。一是电子服务商的设立不规范，其设立的条件、程序以及经营的范围缺乏相应规范;二是从事电子网络经营活动的主体资格缺乏规范。传统的民商事主体需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
注册、领取营业执照，方可在核准登记的经营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由于网络的虚拟性，物理主体一旦进入虚拟空间，物理上的特征全都消失。电子商务主体在电子商务平台上以虚拟的形式出现，这个主体是否是一个合格的行为主体人们无法确认。再由于网络市场的跨行业、跨部门、跨地区性，使得电子商务经营商从事的经活动多样化，可以不受行业、部门、区域的限制，如果适用传统民商事主体严格规定的经营范围，便不足以体网络市场的特点，不利于电子商务便捷性、高效性的发挥。
二、取证问题。
由于网上虚拟如何界定证据的概念，一直是我国法律上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我国民事诉讼法并未对证据的概念作出明文规定，学术界一般参照刑事诉讼法第42条第1款的规定来解释民事证据。该条款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于是，我国许多学者据此得出“证据就是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事实”这样的证据定义。暂且不论这样的证据定义是否科学，单就其用于电子证据而言，就显得更难以让人信服。从目前的实践来看，人们经常面对并且普遍接受的电子证据包括电子邮件（E-mail）、电子公告（BBS）、电子聊天（E-chat）、电子数据交换（EDI）与电子签名（E-signature）等，那么，试问它们中哪一个属于事实（
Fact）呢？再者，由于电子数据只能处于一种虚拟的环境中，它们很容易遭受篡改、且不易被发觉，司法人员又如何确保他们所用的电子数据必然是真实的呢？如果上述回答是否定的话，则显然那种认为
“（电子）证据是指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电子形式的）事实”的观点不能成立。
三、认证问题。
认证是指法官对证据的认定，它主要包括采纳与采信两个方面，即可采性认定与证明力认定两个方面。我国法律对于证据的采纳标准与采信标准只作了形式上规定，而未作实质性规定。依照我国学理的主流意见，
某一证据必须具有关联性、合法性与真实性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证据证明力的大小取决于确实性与充分性。
上述标准似乎理应当然适用于电子证据。一般来说，关联性和充分性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事实问题，电子证据是否具有关联性与充分性同传统证据相比并无特别之处。但是，合法性标准与真实性标准肯定会构成我国判断电子证据可采性的难题，确实性标准也肯定会构成判断电子证据证明力的难题。任何国家面对新生事物所做的法律应对都不可能脱离本国的法律环境，因此各国的做法虽有相通之处，但差别也很明显。从世界范围来看，为消除电子商务纠纷中的证据障碍，一些国家、组织和个体通过立法、司法、判例和理论研究等方式做出了积极的回应，找到了一些行之有效的对策，积累一些有益的经验。通观解决电子证据障碍的现行做法，基本上可以概括为立法途径、司法途径与合同途径三种。我国应对电子商务引发证据障碍的措施无非也是以上三种途径。其中，合同途径主要取决于电子商务当事人，其效果好坏与当事人不无关系，而且该措施有着自身不可逾越的局限性，比如它不能克服由法律产生的强制条款、不能用以对抗第三人、至少对第三人没有强制拘束力等等。至于司法途径，由于我国没有判例法的传统，法官造法的权力有限，故它在我国亦有局限性。

考虑到我国目前正面临制定民事证据法与电子商务的契机，
民事证据法律制
度正处于变革时期，
这为一揽子解决电子证据障碍问题创造了有利条件，
同时也
为彻底弄清电子商务可能会到的证据问题设置了限制。
因此，
相比而言，
立法途
径才是我国较为理想的选择，
它能够全面解决我国电子商务活动中遇到的各种电
子证据障碍问题。
这是我国最现实最有效的法律应对。
只有尽快行动起来，
并在
以后适时调整，我们才能有效地解决电子商务活动中可能出现的各种证据问题。

㈧ 电子文件的法律证据地位主要有哪几种观点

您好，从我国目前情况看，在电子证据的可采性认定方面，缺乏较健全的法律支持。目前我国规定电子证据收集、认证等方面内容的大多是司法解释，其内容零散不成体系，缺乏刚性条款，没有较健全的法律支持。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1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22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48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3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侦查机关侦查工作贯彻刑诉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三部分第5条等部分法律条文涉及到诉讼中的电子证据问题，建议尽快完善我国的电子证据立法，对电子证据的适用范围、采纳条件、可采性原则等作出明确规定，以满足社会需要。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该《规定》第22条：“调查人员调查收集计算机数据或者录音、录像等试听资料的应当要求被调查人提供有关资料的原始载体”，可见现行证据法规是把计算机证据作为试听资料证据的一种予以明确的。
近年来，理论界对于电子文件证据的种类归属一直存在不同看法。有的学者认为，应将电子文件证据划入书证；也有很多学者的观点与《规定》一致，将电子文件证据归为视听资料。
如能给出详细信息，则可作出更为i周详的回答。

㈨ 2网络证据的法律地位分析（是否属于视听资料，还是一种单独的证据类型

在民事诉讼法上属于新的独立分类，即电子证据。

论电子证据的法律地位
作者:mhyy1982 发表时间: 2002/12/27 13:13 点击:183次 修改 精华 删除 置顶 来源 转移 收藏
摘要：本文在确认电子证据的可接受性基础上，分析了其作为一种新型证据所具有与传统证据类型不同的特点；以此说明在国内进行证据规则的立法时，应该将电子证据作为独立证据类型列入可接受的证据清单中。
关键词：电子证据 可接受性 证据清单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互联网为基础的电子商务迅猛发展，数字化通讯网络和计算机装置使得信息载体的存储、传递、统计、发布等环节实现无纸化。但是，这种信息载体的革命性变革也引发了诸多法律问题，单从程序法律角度来讲，就涉及到网上法律问题的管辖和电子商务中相关电子资料的证据力问题。而电子资料的证据力又与电子证据在证据法中的法律地位直接相关；从最近的学术资料中可以看出，电子数据的证据价值在法学研究与法学实践中得到相当的肯定，这也使得讨论电子证据法律地位问题的时机日渐成熟。
我国关于证据规则的立法一般是开列一份可接受的证据清单，如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3条规定：“证据有下列几种：（1）书证；（2）物证；（3）视听材料；（4）证人证言；（5）当事人的陈述；（6）鉴定结论；（7）勘验笔录。”这类立法不象德国、日本等国的证据法那样可以自由提出所有有关证据，开放程度较低，致使经过计算机传输和处理形成的电子证据难以确定其证据价值和法律地位。由于网络安全和电子商务风险等方面的原因，人们对电子证据在生成、存储、传递和提取过程中的可靠性、完整性提出更高的要求。这种对电子证据可信度予以“高标准，严要求”的理念，足以表明电子证据不同于以往的证据规则，是一种全新的证据类型。
鉴于我国证据法的相对滞后性和不确定性，以及法学理论界关于电子证据的一些争议，本文针对电子证据的法律地位问题仍须阐明如下观点：

电子证据可以作为诉讼证据

电子证据是存储于磁性介质之中，以电子数据形式存在的诉讼证据。反对电子证据作为诉讼证据的人认为，电子证据可能由于人为因素以及网络环境和技术限制等原因无法反映客观真实情况。但是其他传统类型的证据在真实性、可靠性方面也不是没有弊端的。例如，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证据必须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依据；《民事诉讼法》规定：一切证据必须查证属实，才能成为认定事实的根据；《行政诉讼法》规定：一切证据必须经法庭审查属实，才能成为定案的根据。这些规定表明任何证据都有其脆弱性，因此需要“查证属实”。依此逻辑，电子证据只要“查证属实”，就可以与其他证据一样成为诉讼证据。
证据的“可接受性”不仅是电子证据面临的问题，其他证据也不例外；诚然，我国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电子证据可否作为诉讼证据，但是这种日益普及的新事物已是无法回避。“实践中一切能反映案件真实客观情况的材料都可以作为证据。……我们唯一的出路只能是结合国际通用的证据规则对此予以应答”。从电子证据的可接受性方面看，可以从《联合国电子商务法范本》中找到佐证。该范本第九条第一款指出，在任何法律程序中，在应用有关证据的任何规则时，如果涉及一条数据消息作为证据的可接受性，就不能以它仅仅是一条数据消息为理由予以拒绝，更不能在当它是提供者在合理情况下所能提供的最好证据时，仅以它不是原初形式为理由加以否认；其第二款进一步阐明，“以一条数据消息存在的信息，应当获得其应有的证据分量。在评价一条数据消息的证据分量时，要考虑到生成、存储或传播该数据消息时所用方法的可靠程度，考虑到保持该信息完整性时所用方法的可靠程度，考虑到判明其原创者时所用方法的可靠程度，以及其它的相关因素”。电子证据不为法院和仲裁机关采纳的后果是不可想像的，它意味着电子商务交易的实体法保障难以实现，使电子商务交易演变成高风险的交易形式。
如果我们在法律上对计算机存储数据的采集，保全以及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完整性的认证等程序作出明确规定，通过电子数据的中转存证解决电子数据的不确定性问题，使电子证据的不可抵赖程度大为提高，那么一项符合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的电子证据就基本扫清了作为诉讼证据的法律与技术障碍。

二、电子证据不同于传统的书证

传统的书证是有形物，除可长期保存外，还具有直观性、不易更改性等特征，如合同书、票据、信函、证照等。而电子证据往往储存于计算机硬盘或其他类似载体内，它是无形的，以电子数据的形式存在，呈现出与传统书证不同的特征。
首先，电子证据保存的长期性、安全性面临考验，计算机和网络中的电子数据可能会遭到病毒、黑客的侵袭、误操作也可能轻易将其毁损、消除，传统的书证没有这些问题的困扰；其次，电子证据无法直接阅读，其存取和传输依赖于现代信息技术服务体系的支撑，如果没有相应的信息技术设备，就难以看到证据所反映出来的事实，提取电子证据的复杂程度远远高于传统书证；再次，虽然传统书证所记载的内容也容易被改变，在司法实践中亦曾发生过当事人从利己主义考虑，擅自更改、添加书证内容的现象，但是作为电子证据的电子数据因为储存在计算机中，致使各种数据信息的修正、更改或补充变得更加方便，即便经过加密的数据信息亦有解密的可能。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对电子证据可靠性的查证难度是传统书证无法比拟的。
电子证据与传统书证的差异是显著的，在证据立法相对滞后的情况下，将其归入传统书证只能是权宜之计。事实上，电子证据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不仅体现为文本形式，还可以图形、图像、动画、音频及视频等多媒体形式出现；这些暂且不论，电子证据以其对现代信息技术和安全防范措施的依赖，就已显示出不同于传统书证的独立性格。

三、电子证据不宜归入视听材料的范畴

诉讼法学界相当一部分学者从电子证据的可视性、可读性出发，对视听材料作出了扩大解释，突破了视听材料关于录音带、录像带之类证据的局限，把电脑储存的数据和资料归于视听材料的范畴。但是，视听材料在证据法中的地位是有限的，它充其量是印证当事人陈述、书证、物证等其它证据的有力工具；也就是说，视听材料能否作为定案证据，还必须结合其它证据来考察。正如《民事诉讼法》第66条规定，人民法院对视听材料，应当辨别真伪，并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审查确定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把电子证据归于视听材料的人认为，这是电子证据易于被伪造、篡改、拼接，且难以被觉察和发现的特点所决定的。事实上，电子证据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的可操作性在司法实践领域值得探讨。
拿网上购物合同为例，通过电子商务平台系统，该合同从订立到履行的全过程基本可以在网络上完成。如果当事人之间发生相关民事争议，他们所能提交的只能是计算机储存的数据和资料，法院将电子证据按视听材料处理时，就会陷入缺乏其它证据可供印证的尴尬境地。由于电子商务的飞速发展，网上的隐私权问题、知识产权问题、合同问题日益突出，电子证据在证明案件主要事实的过程中将起着关键作用，这是视听材料的印证作用所无法解释的。虽然电子证据与视听材料都必须通过一定手段转换成能为人们直接感知的形式，但是电子证据是从计算机储存的数据和资料中提取，并且需要对数据重新整合才能反映出案件事实，其中一些数据经计算机输出后更象是一种书证。
因此，笔者认为将电子证据简单地归入视听材料一类会限制其证据效力的发挥，进而影响到案件事实的认定，使法律关系处于不稳定的状态。

四、正确认识与电子证据有关的全球化解决方案

联合国贸法会采用了功能等价方法，以使电子证据符合“书面形式的要求”，并且对“原件”作了扩大解释，主要考虑到英美法系国家的传闻规则与最佳证据规则会制约电子证据的可接受性；事实上，英美等国为了适应计算机技术广泛应用的现实，也已突破了传统证据法的限制。而大陆法系国家，多是允许自由提出所有有关证据（如德、奥、瑞典等国）或是开列一份可接受的证据清单（如我国），因此在对电子证据的接纳上看并不存在实质性障碍。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功能等价方法作为全球化解决方案主要解决的是电子证据的可接受性问题，而电子证据在各国证据法中的法律地位仍然需要各国在各自的证据法体系中予以确证。由于各国的法律传统和信息技术发展的差异，在电子证据究竟属于何种类型的证据这一问题上的规定是不可能一致的。如果我们继续在证据的可接受性上进行争论，就可能会丧失证据法律为信息化社会服务的良好机遇，也会给我国的信息化进程带来不必要的程序法律障碍。因此国内证据法在考虑电子证据的法律地位时，还要规定相应的具体规则以统一认识，以避免法院和仲裁机构因自由裁量权的行使造成电子证据归类方面的分歧。

结语

鉴于电子证据以数字信号的方式存在，它的客观性、可靠性、不可抵赖性受计算机网络系统及其所依存的软硬件环境的影响很大；电子证据与案件事实间的关联性，也由于用特定的二进制编码表示，需要用特定的技术手段来确定。另外，电子证据表现形式的多样性（如文本、图形、动画、音频及视频等多种媒体信息），也使它难以完全归入任何一个传统类型的证据当中。在确立电子证据的具体规则时，如果考虑到这些重要特点，我们就会把电子证据视为新的证据类型，进而对电子证据的收集原则、收集方式及其运用作出有利于实务操作的规定，以适应计算机网络与电子商务飞速发展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