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生省立法

⑴ 请问输血感染艾滋病的几率是多高还有，进行地下卖血交易得艾滋病的几率为多少

献血的人本身患有艾滋病，这个人献出的血中含有艾滋病病毒，经输血进入健康的人的体内，输血人也会感染艾滋病，而为艾滋病患者抽血使用的针头，如经再次使用，会传染至下一个献血人的体内。
通过输血而感染艾滋病病毒是最早的艾滋病病例之一。前面已经谈到在最初阶段用四个“H”代表艾滋病的特点，其中一个“H”就是通过输血感染艾滋病的血友病病人。美国1985年4月累计艾滋病病人226例中因输血和使用凝血因子的血友病人199人，占2.16％。通过输血感染艾滋病不仅在美国，而且在世界各地发现。西欧21国1985年9月报告艾滋病1,573例，因输血或使用凝血因子而感染的血友病人88人，占6.8％。发展中国家因输血而感染艾滋病的比率甚至更高。1992年非洲因输血所致艾滋病病例约占全部病例10％。我国在北京、上海、廊坊、承德等地，相继发现输血者艾滋病病毒抗体阳性，或因输血而感染艾滋病病毒的病例。在某些国家甚至构成轰动一时的丑闻。

法国：1985年法国全国输血中心主任加雷塔等将明知带有病毒的血液输给1200名输血病人，造成一些人死亡，加雷塔本人被判刑4年，罚款10万美元，卫生部部长也因此辞职。

日本：1978年日本厚生省批准从美国进口血液制剂后，各大制药公司一哄而上，日本血液制剂的进口量直线上升。据统计，仅1979－1983年日本进口血液量就增长了4倍。目前，日本的血液制剂90％靠进口，年消耗约占世界血液制剂总量的三分之一。日本负责从国外进口血液制剂业务的是以日本“绿十字”为首的五大制药公司，其中“绿十字”占进口总量的60％，并从这种买卖中，赚取了巨额利润。早在1982年，绿十字公司总部就接到报告说，该公司设在美国的26个采血站中有2个因发现艾滋病病毒而被迫关闭，但公司负责人对此不以为然。结果使日本约4,000多名血友病患者中，1,800人因输入血液制剂染上艾滋病病毒，其中近400人因患艾滋病而丧生。绿十字公司的创立者为内藤良一，原是 臭名昭著的731部队石井田郎手下一名得力干将。他在日军偷袭珍珠港之前，溜到美国偷回了真空干燥技术，为日本制造装填细菌用的陶瓷炸弹提供了技术保障。当年 731部队就是利用内藤偷来的技术在哈尔滨进行多种细菌炸弹试验的。石井和他受到美国的包庇，得以保留下来。1950年内藤在绿十字的前身日本血液银行成立时，在公司曾担任专务、副社长、社长，直至董事长。1989年起，大阪和东京两地因输血而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受害者相继向法院提出起诉，但诉讼一拖再拖。原因是厚生省在1983年就已充分认识到这种血液制剂有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危险，但却没有采取任何中止使用的措施，1983年后绿十字公司的负责人中有6人是从厚生省药务局退下来的局级干部，当时的公司社长松下廉藏就是从厚生省调入的，是内藤的心腹。除局级干部外，从厚生省调到绿十字公司的一般业务骨干亦占公司职员总数的10％。日本舆论界说：“绿十字公司早已变成厚生省药务局的一个分部了。”内藤还和日本原帝京大学副校长安部英关系密切。安部英作为日本血液凝固学方面的权威，对制订日本血液制剂政策具有决定性影响。1983年安部英担任厚生省设立的艾滋病研究小组组长，掩盖了血液制剂受到严重污染的真相。经过5年的斗争，东京、大阪两地地方法院分别作出判决，国家和出售血液制剂的五大制药公司向因输血而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受害者谢罪，赔偿每一位受害者4,500万日元，并负责解决受害者的治疗问题。以现任厚生省大臣为首的政府代表以及相关的五大制药公司负责人先后跪倒在受害者及其家属面前，表示忏悔和请罪。（《光明日报》，1996年3月23日，第6版）

印度：孟买血液中心在1992－1994年提供污染艾滋病病毒的血液，供给至少10家市医院，中心职员还在黑市出售污染血液，该中心30％的血液来自专业供血员，许多人有艾滋病病毒，该中心现已被印度红十字会关闭。(HIV/AIDS Legal Link, 1995，no.3, p.28)

我们有理由问：我国是否也有这种对可能感染艾滋病病毒的输血血液漫不经心的血站？鉴于我国在医院接受输血的病人，通过输血感染各种类型的肝炎的比率相当高，卫生部门应该尽快将防止输血传播艾滋病病毒、保证安全供血作为最紧急的任务来完成。

然而，即使卫生部门作了很大努力，也难以保证输血的绝对安全，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美国的经验值得我们参考。

美国：1986年报告有1,200名接受输血者和500名血友病患者因输血或凝血制剂而感染艾滋病，占全部艾滋病病例的3、5％。突然间，所有人都有了通过输血而感染艾滋病的危险。当1983年第一个因输血而感染艾滋病的病例登记在案时，美国红十字会和美国血库协会都不愿意承认艾滋病可通过血液传染。1985年才有抗体检测，但美国卫生部于1983年3月要求血液中心开始对供血者的高危生活方式进行预筛。供血前的筛查基于关于艾滋病的医学的流行病知识，要求供血者阅读教育材料，对特殊的生活方式问题作出回答。这些努力成功地减少了高危供血。1982年旧金山供血者中的艾滋病病毒现患率为1.1％，1983和1985年间减少了90％。全国首次供血者中的现患率为0.0155％，为美国全国人口现患率0.4％的4％。发明抗体检测后，接受一个单位的艾滋病病毒阳性血的危险从1/153,000单位降到1990年的1/210,000分之一，1994年为400,000分之一（美国疾病控制中心）。随着输血单位量的增加，个人危险也增加，几乎100％接受艾滋病病毒阳性血都感染艾滋病病毒，并发展为艾滋病。

医学界早就知道输血会带来危险。美国红十字会输血部估计，每10,000名接受者中患严重或致命的输血传染病有3人，约每年1,200人，患艾滋病的危险为1/400,000，相当于麻醉导致死亡的比率。然而，公众仍然关注输血的安全性。美国血库协会1993年进行的电话问卷调查发现，28％的人担心他们会通过供血而感染艾滋病，50％担心通过接受输血而感染，10％说非常可能发生。80－90％的人支持对故意供感染艾滋病的血的人刑罚处理；强制检测医务人员；强制检测医院病人；并要求将阳性结果报告给公共卫生当局。

1986年美国血库协会（代表2,370家独立的血液收集中心）建议在任何手术或输血前征得知情同意，并记录在案。因为许多因输血感染艾滋病的诉讼案都涉及未能获得知情同意。

在美国志愿血液收集和供给系统是一个20亿美元的市场。美国红十字会通过遍布全国的44个地区中心收集51％的全国血液供应。1990年这些中心获得了7.41亿美元的收益，140万免税的利润。各地违反联邦血液收集和加工标准的事件时有报告。美国血库协会成立于1947年，为抗衡美国红十字会，它为它们的非赢利成员制订了统一的标准，这些成员年收益为5－50万美元，免税利润为其5－10％。总统艾滋病流行委员会的最后报告指出：“某些地区血中心在减少使用输血治疗方面行动迟缓，因为它们的收入来自出卖血液。”

美国的血液是由800万志愿者供给的，为人口的5％。这些人重复输血，他们不断接受艾滋病检测。应该说他们的供血是比较安全的。即使如此，人们仍在考虑种种替代办法。

自体输血：血从病人取出，又回输到该病人。这种办法已经采用了几十年，但只用于罕见血型的人。对大多数病人来说，这是最安全的输血办法。虽然美国红十字会和其他血液收集中心不鼓励自体输血，但它仍然迅速增长。1992年红十字会收集了212,000份自体供血，为上一年的150％。10年前预先供血占全部供血的1％，现为5％。估计自体供血的最大利用潜力为10－15％。自体输血一个缺点是，收集、加工和供给血都需附加费用。血液中心加工一单元的志愿者供血的费用约为150美元，加工和处理自体血（包括运输、追踪和贮存）每单元再增加约50美元。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最近的调查表明，用自体血代替社区志愿输血是得不偿失（1995）。

围手术技术：手术前后回收和输回病人的血。术前从病人收集血，将血液稀释。用含盐溶液将血量人工增加，术后输入。手术间失去的血也可回收、净化，术后回输给病人。70年代中开始采用的回收机，最近才有需求，它从手术台吸走血，净化和过滤后再输入。回收血的设备市场估计为每年1亿美元，十年后可达3.5亿美元。

不输血。在手术前使用促红细胞生成素，它是一种激素，具有增加身体产生红细胞的能力。这需要医生对术后较低血细胞比容水平（以前是输血的适应征）采取容忍态度。

自体输血和接受术后较低血细胞比容水平使60－70％的病人不接受除自身血以外的血。以前每个病人要输2.5单位的血。

MANTRA(Mandatory Notification of Transfusion Alternatives)立法。尽管因输血感染艾滋病的病例急剧下降，全国血液供给的安全性提高，以及努力寻找同源血源的其他办法，美国人仍然害怕通过输血感染艾滋病。许多州开始立法努力，要求明确警告血液安全问题和引导病人采用其他血源。许多法案要求制订新的知情同意文件和使公共卫生部门参与实施新的管制输血规划。这些法案要求医生在术前向病人提出有关他们输血选择及其正反面的建议。1989年加利福尼亚州颁布第一个MANTRA法案－－保罗犯识鞯难�喊踩�ā?991年新泽西州通过了类似立法。另外8个州提出了法案，但未通过。这些立法都是规定医生和外科医生有责任在输血也许成为必需时告诉病人除同源输血外的其他选择。几乎所有法律规定三种输血来源：同源输血，自体输血和指定输血。

华盛顿的美国医学意识协会于1993年建议所有人同他的医生讨论自体输血选择，在钱包中带一张卡片：“保证在急诊时使用自己的血”。美国红十字会和美国血库协会则反对MANTRA。他们认为就输血选择教育病人是医生的责任，通过医学教育比通过国家立法更有效。红十字会还反对立法规定对同源输血和自体输血收取同样费用的规定，因为自体输血时对病人在住院期间或出院后几星期必须追踪。医生和外科医生一般反对额外的义务性知情同意，认为这是对医患关系的侵犯。一个病人感染艾滋病的危险只有千分之一，其他治疗选择危险更大，因此并不需要特别的知情同意。1989年加利福尼亚州医学会反对甘恩法案，认为这是不必要的，是过度的反应。他们鼓励自体输血，然而反对由州来强加知情同意，这会增加知情同意的时间和复杂性，而并未显著改善病人的安全。(Thompson 1995)

虽然中国的情况与美国有所不同，但扩大输血来源的选择，对预防艾滋病病毒的传播是有利的。
参考资料：http://www.ai.org/kcxfz/blood05.htm

⑵ 中药提取物的发展进程

目前我国中药提取物产业已形成一定的规模，专业生产企业有200家以上，不少中成药、精细化工等生产企业也生产提取物。经营企业有200-300家，经营规模普遍较小，最大不超过千万美元。
在国外，提取物是植物药应用的重要环节和方式。1993 年 2 月在德国Dusseldorf海涅大学召开的第41次世界药用植物研究年会上的大会发言中，有10个为介绍植物提取物及成分活性的研究。日本于上世纪70年代末即将中药制成提取物应用，新加坡等地也相继研制并广泛使用。欧美各国25%处方至少含有1种来自高等植物的提取物或化合物。在美国，植物提取物占草药市场的95%以上，生药材和其他产品占有率不到5%。在德国，以提取物为主要形式的草药产品占全国药品市场总额的10%，占全国OTC市场近30%，且其草药产品被认为是药品而不是食品补充剂，并为医疗保险所覆盖。可见植物药提取物在国外有着较好的应用基础和广泛的市场。我国出口国外的中药提取物主要品种有：银杏、贯叶连翅、刺五加、当归、人参等提取物。 美国的草药管理比较落后，其制定的《饮食补充剂健康和教育法》中，对“饮食补充剂”的定义包括了“草药或其它植物”以及其“任何浓缩物”，这毫无疑问地确定了植物提取物作为饮食补充剂的合法地位。2000年版《美国药典》收载的植物药中包括提取物(含植物油、芳香油等)20种。
在德国立法程序上允许植物提取物作为处方药进行注册，德国注册药品中约有60000种含有草药成分，大部分是草药浸剂，这些药品基于600-700种植物，制作的提取物或制剂约5000种。中药如欲作为植物药进入德国，则有严格的审批程序。首先，需填写申请表，产品的质量应符合《中国药典》的德译本，重金属含量不能超标，农药残留量小于0.1-1.0mg/kg，化学、微生物试验结果达标，还要有产地国生产许可证等证明材料和德国专家证明书等多种证明文件。一般我国中药多以保健品形式进入德国，按食品管理形式申请。
欧盟则把药品分为8 类，即专利药、仿制药、非处方药、天然植物药、疫苗制品、血液制品、生物制品和抗抑郁剂。除英、荷两国外，德、法、意等国均将天然植物药列为处方药或OTC药物进行管制。2003年11月，欧盟议会通过了《欧洲植物药注册程序指令》修改意见，规定传统植物药可以含有非植物药成分，部分放宽了传统植物药注册的临床使用时间要求。该指令生效后，原受有关食品法规管辖的传统植物药制品，如果其含有的天然植物药物质或天然植物药提取物的含量低于医用剂量，则该植物药制品仍由相关食品法规管辖。
《欧洲药典》列出了提取物(Extracts)通则，2000年增补版中收载了3 种标准化提取物：芦荟、番泻叶和颠茄叶标准化提取物，并正探讨对提取物进一步规范和分类。按内在质量分为量化提取物(Quantifide Extracts)，标准提取物(Standardized Extracts)和纯化提取物(Purified Extracts)。欧洲产生了各种药用植物的标准化提取物：紫锥菊、缬草、短棕榈和银杏叶等。
日本虽历史上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是中国中药出口的第一大市场，但汉方医药的使用也受到极大的限制。目前除已批准的210种方剂外，厚生省对新增汉方药的审批异常严格，以等同于化合物新药的方法对待汉方药，几乎等于关紧了大门，并对进口中成药的审批也有不少限制性措施。但近年来，日本政府对健康食品的管制明显趋于缓和，如取消了剂型的限制，放宽了可以用于健康食品的天然植物药种类的限制等。日本将于明年推出新的《药事法》，基本的原则是“规制缓和”，实行“元卖责任制”对药品生产、流通的管理办法进一步向欧美靠拢，将放松以往过于严格的限制。 目前，西药在兽药领域的使用日益受到限制，而中药提取物抗菌抗病毒作用强大，且无耐受性及毒副作用，日益被兽药生产领域高度重视。

⑶ 脑死亡的功能与好处

移植法的一个内容的立法方式。当前，采用专项立法模式的国家和地区中以美国最为典型。1966年美国提出脑死亡是临床死亡的标志，并于1968年在第22届世界医学大会上，由美国哈佛医学院脑死亡定义审查特别委员会提出了将“脑功能不可逆性丧失”作为新的死亡标准，并制定了世界上第一个脑死亡诊断标准，即“哈佛标准”。1970年，美国堪萨斯州率先在美国各州制定了有关于脑死亡的法规《死亡和死亡定义法》。1978年，美国制定了的《统一脑死亡法》（Uniform Brain Death Act， UBDA），并正式在法律上将脑死亡定义为“全脑功能包括脑干功能的不可逆终止”。在美国，脑死亡立法与器官移植立法是分开进行的，器官移植立法早于脑死亡立法。早在1968年即美国提出“哈佛脑死亡标准”的当年，1968年，美国律师协会（American Bar Association）等组织就倡议通过了《统一组织捐献法》（Uniform Anatomical Gift Act，简称UAGA），至1973年，该法案已经在全国50个州及哥伦比亚特区统一实施。1984年，美国又通过了法律效力更高的《器官移植法案》（National Organ Transplants Act）。这样一来，在美国，一般的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受器官移植法的规范，而脑死亡的判定则受脑死亡法的规范；如果在器官移植过程中涉及到了脑死亡的判定与实施等问题，则要受到器官移植法与脑死亡法的双重约束。
采取专项立法模式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好处：（1）将脑死亡与器官移植作为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实质性区别的法律问题，分别适用不同的法律，这就在立法上将脑死亡与器官移植的界限进行了显然的划分，避免将器官移植与脑死亡混为一谈；（2）由于脑死亡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器官移植而更在于它是一种更为科学的死亡概念，因此，对脑死亡问题制定专门的立法有利于突出脑死亡的法律地位，使人们相对更为全面且科学地理解脑死亡，并因之相对更为重视脑死亡；（3）制定专门的脑死亡法并对脑死亡问题适用专门的脑死亡法，有利于树立和体现脑死亡法的权威，提高其运作的实际效果；（4）在器官移植方面，脑死亡法与器官移植法的统一适用，体现了脑死亡法对器官移植法的配合与支持，有利于器官移植活动的开展；（5）最为重要的是，将脑死亡问题单独加以立法有利于避开人们较为敏感的器官捐献问题，从而不但可使其更为乐意认同和接受脑死亡的概念，且不会对器官移植法的实施产生潜在的负面影响。然而，另一方面，采取脑死亡专项立法模式的弊病也是较为明显，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将脑死亡明确从器官移植中分离出来，单独制定并适用脑死亡法显然增加了立法的投入及法律的运营成本，也客观上增加了执法者的责任与负担；（2）在现有科学不能以压倒一切的证据证明脑死亡是绝对科学且不存在任何差错的情况下，对脑死亡进行专项立法会面临很大的立法风险。
（二）西班牙的混合立法模式
所谓混合立法模式，即不对脑死亡问题单独制定法律，而是将其与其他内容特别是器官移植一起规定在器官移植法中，作为器官移植法的一个重要内容。与美国对脑死亡进行专门立法不同，西班牙的脑死亡法是融合在其器官移植法中的。其1979年由国会通过的《器官移植法》直接对脑死亡的概念及其判定要求进行了规定，根据这些规定：脑死亡是指完全和不可逆的脑功能丧失；如果是脑死亡，必须有3名医师的诊断证明；必须有临床评估及相关的各项检查来证实供者死亡的诊断符合法律程序要求。显然，西班牙并没有将脑死亡问题作为完全独立于器官移植之外的一个问题来加以看待，而是将其作为了器官移植的一个当然内容。正因为如此，西班牙没有像美国那样制定专门的脑死亡法，而是将脑死亡问题直接规定在了器官移植法中。
日本的脑死亡立法模式是承袭西班牙的脑死亡立法模式而来的，该立法模式在1994年时初露端倪，到1997年其《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法》出台时最终成型。早在1994年4月，日本“关于脑死及器官移植的各党协议会”向国会提出的《器官移植法案》第6条就对脑死亡问题进行了灵活处理。该条规定：“医生在符合以下各条之一时，可以从死者（含脑死者，下同）体内取出用于移植的器官。1. 死者生前曾以书面形式表示自愿捐献器官用于移植手术，且知道这一意愿的家属对此无异议或该死者无家属。2. 死者生前曾以书面形式表示自愿捐献器官用于移植或虽然死者未表示过这一意愿，但其家属以书面形式表示同意。3. 前面所设计的脑死亡者，是指被断定为包括脑干在内的整个脑部的机能都不可逆转地停止了的死者。4. 对脑死的判定，应根据被普遍认可的医学知识，按照厚生省令来进行……”[2] 显然，日本的这一法案并不是专门针对脑死亡问题的法律，而是针对器官移植的，其立法目的在于解决医师从脑死者身上摘取器官用于移植时的合法性问题，而且该法案也没有模式，制定一部不受器官移植法制约而其本身又摆脱不了与器官移植法之间的固有联系的脑死亡法，可以使脑死亡法成为器官移植的辅助法而又不会表现得过于功利。
3. 由于过去医学理论界一些学者在提倡脑死亡法立法建议时，将脑死亡法作为解决器官移植供体器官来源不足的主要依据，错误地分析了脑死亡法与器官移植之间的关系，导致很多人对脑死亡立法形成了一种偏见，即认为脑死亡立法就是为了服务于医生强制从脑死者身上采集人体器官的保障法。在这种偏见的误导下，人们不仅对脑死亡法表现出了强烈的抵触与排斥，且对器官捐献也产生了一定误会。如果采取混合立法模式，将脑死亡与器官移植规定在同一部器官移植法中，则不仅会加重人们对脑死亡法的误解，不利于人们对脑死亡的认同和接受，且极有可能会产生“恨乌及屋”的负面效果，使人们对器官移植法也产生抵触。
4. 脑死亡作为一种较传统心死亡更为科学的死亡概念，其意义不仅在于保障器官移植的成功率这一个方面，更在于为脑死亡这种科学的死亡标准提供明文法律依据以及为民事主体民事权利、民事行为能力的终止以及杀人罪的成立等民事与刑事问题提供立法支持，如果采取混合立法模式则很容易张显脑死亡法在器官移植方面的意义而掩盖甚或抹杀其在其他方面的、相对于器官移植而言的更为重要的意义。
5. 在脑死亡方面，我国台湾地区借鉴美国的做法而采取了专项立法模式，台湾在1987年6月制定了《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并于同年9月颁布了《脑死亡判定步骤》。如果我国在该方面也采取专项立法模式则将显然有利于避免祖国大陆与台湾地区在脑死亡问题的产生法律冲突，从而有利于两地开展更为广泛和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与交往，有助于祖国统一大业的最终完成。
基于以上五个方面的分析，我们以为，我国脑死亡法应当采取专项立法模式，即单独制定一部《脑死亡法》，而不应将脑死亡与器官移植搅在一起，将脑死亡法与器官移植法统一立为同一部法。当然，将脑死亡法与器官移植法分立即单独制定一部《脑死亡法》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无视脑死亡与器官移植之间的特殊联系，将脑死亡完全与器官移植脱钩，乃至在器官移植法中不对脑死亡作任何规定，而在脑死亡法中也丝毫不提及器官捐献及器官移植；相反，出于脑死亡法与器官移植法固有联系及协调两法之间关系的需要，在我国器官移植法中依旧需要提到脑死亡问题，而在《脑死亡法》中也依旧需要充分考虑器官移植的现实需要。为此，需
要在我国器官移植法中规定：医师可以从生前自愿捐献其遗体或遗体器官或者在其死后经其家属同意而捐献遗体或遗体器官的死者身上摘取器官用于移植，但如以脑死亡标准判定患者已经死亡的，需要依据《脑死亡法》的规定严格进行。而在《脑死亡法》中也需要规定：摘取脑死者的器官用于移植的，需于脑死者生前征得其本人同意或于其死后征得其家属同意，器官的摘取依照《器官移植法》的有关规定进行。

⑷ 脑死亡的死亡标准

脑死亡概念提出的基本前提是脑死亡就是人的死亡，就是生物学死亡；被确诊脑死亡就是死人，其社会功能已经终止，当然不具备活人的民事和刑事的责任/权利。脑死亡等于死亡是基本共识。死亡已属死亡阶段，在这种情况下，人的社会功能已不复存在，但应当尊重死者，让死者享受死的尊严；科学地界定一个人的死亡时间，在司法实践中有重大意义。现在，英国医学会概念是：脑死亡是人体全脑和脑干以下全部脑功能的永久性不可逆终止。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获得认识统一后，先后有不同国家以医学会宣言或是直接以国家立法的形式确立了脑死亡的法律地位，具体如下：
除1968年美国哈佛大学脑死亡诊断标准外，各国制定了多种脑死亡诊断标准。具体如下：
法国Mollaret标准（1959）
美国Schwab标准（1963）
美国Minnesota标准（1971）
瑞典标准（1972）
日本脑波学会脑死亡委员会标准（1974）
墨西哥标准（1976）
英国皇家医学会脑死亡标准（1976）
美国NIH脑死亡协作研究组标准（1977）
美国联合调查标准（1977）
美国总统委员会标准（1981）
日本大阪大学标准（1984）
台湾标准（1984）
日本厚生省脑死亡研究班标准（1985）
比利时标准（1986）
拉美16国标准（1989）
匈牙利标准（1989）
冰岛标准（1991）
法国标准（1994）
英国皇家医学会脑干死亡标准（1995）
美国神经科学学会脑死亡诊断指南（1995）
美国神经疾病和中风国家研究所诊断标准（1997）
加拿大脑死亡诊断标准（2000）等。
中国脑死亡标准正在制定中。
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还是采用“哈佛标准”或与其相近的标准；有近30个国家立法通过了脑死亡标准。关于脑死亡定义争议很多。有学者认为“是否应该将脑死亡的定义扩展至包括永久性的无意识状态”；中国有学者认为“意识、思维能力的丧失，就标志着人的死亡”，即植物人属于脑死亡，美国也有人持相同观点，并认为当今的概念“形而上学”。但是，多数学者还是认为二者是有区别的，不可以把脑死亡与持续性植物状态（或称“大脑皮质死亡”、“植物人”）相混淆。将后者随意当作是脑死亡而放弃抢救或治疗是不合法的，可能引起民事或刑事的指控。

⑸ 日本体重超过多少犯法

日本人体重无论超过多少都不犯法，但对政府人员和企业职员的腰围是有明确要求的。

日本法律在2009年颁出了一个最大腰围标准：40岁或者以上的男人腰围不能超过80cm，而相应年龄的女人则不能超过90cm，而且都有硬性检查（相扑除外）。

如果有公民的腰围超出了这个限定范围，就需要被强制进行减肥，不仅会督促减肥，还会对一些减肥失败的公民进行健康教育。

不过，这是针对政府人员和企业职员设立的，对暂时没有工作的人来说，则是无效的。在日本这样一个严格自律的国家，这样的律法也是能够理解的。

腰带长，寿命短：

日本厚生省（相当于我国的卫生部）认为“腰围”立法能有效减缓中老年人的心血管、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蔓延，既能让全体日本人更健康长寿，也能减少国家公共医疗保险制度和支费付用，此举可谓一石二鸟，皆大欢喜。

腰带长，寿命短。在我国，男性腰围≥90cm（2.7尺），女性腰围≥85cm（2.55尺），就算是腰围过大，被定义为腹型肥胖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