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微前沿夜幕下的

A. 法考最难的科目是哪个要怎么备考

考生可以按照下列学科顺序复习：刑法→民法→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版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权→商经法→理论法学→三国法，每一学科则按照“知识+题”至少三轮复习。理论法学和三国法纯记忆的知识点较多，但也是性价比较高的学科，在考前花一些时间去背去强化记忆，容易得分，最好不要放弃这些学科。

B. 刑事诉讼的基本原理

刑事诉讼的基本原理要好好的学，具体如下看看我学习的心得
读书是读完一本再读另一本，后来我发现按照主题来阅读，更高效，更能够做到有的放矢。尤其在写作论文时，我会有选择地阅读，这时眼中看到的不是一本一本的书，而是一个个章节，一个个的问题。针对我的论文主题，我会频繁地从一本书跳到另一本书，从一处资料跳到另一处资料，从而来获得多个不同的学者对同一个主题不同角度的认识和阐述，

法条与原理

坦率地讲，上学时，除了复习准备司法考试会强化记忆一些法条应付考试外，没有在课堂或者图书馆翻阅法条，更没有刻意记忆法条，现在做律师也不会专门记忆法条，但在需要的时候能够迅速查找调动出来。上课时，导师没有按照刑事诉讼法学教材的章节顺序授课，其自成一派，从不照本宣科，授课范围是刑事诉讼前沿问题，授课方式是专题式讲授。

作为习法之人，掌握一套法律人的思维方式要比学习、记忆某个知识更为重要。正如练拳不练功，到老一切空，学习和熟练掌握刑事诉讼的基本原理，要比背诵法条和概念更为重要。

刑事诉讼原理是总结刑事诉讼实践而提炼出来的体现刑事诉讼基本规律的理论。刑事诉讼的原理包括了刑事诉讼中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基本理念，刑事诉讼的若干基本原则、基本要素、构造、程序等，这些原理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始终，是刑事诉讼立法、司法实务的指导性准则，所以只有熟练掌刑事诉讼的基本原理，才能够触及刑事诉讼的真谛，有助于理解刑事诉讼规则背后的东西，触类旁通，举一反三。

培养法律人的思维方式

法律人区别于非法律人的最显著的标志就是法律人拥有一套法律人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的特点就是运用法律的理念、原则、规则、概念进行思考问题，解决问题。陈瑞华教授曾精辟指出，法律人的思维方式，犹如一束光线，从一个独特的角度，照耀着我们的心灵，影响着我们对各种社会问题的看法，并帮助我们获取了越来越多的新知识和新理论，也使得我们在看待同一问题时，与一般的非法律人有了更多的不同视角和见解。

如何培养塑造法律人的思维方式呢？只要通过严格的法学训练，诸如大量的阅读，听讲座，完成知识的积累，学会研究问题的方法，写作论文过程中，可以使你养成科学的研究习惯和工作习惯，使你拥有科学的思维方式和理论素养，以上的训练过程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你，这套法律人的思维方式便水到渠成塑造成功，逐渐成为法律人的思维工具。

学习法律，一定要经常思考和写作，这两者是一种互动的关系，写作是为了更好的思考，思考促使你勤奋地写作。学习刑事诉讼法，还应当密切关注社会发生的热点案件，结合案件涉及刑事诉讼或者证据方面的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书写出来，这个过程可以培养写作、思考刑事程序问题的能力。

当你在阅读的时候，总是有种将书籍赋予你的知识和灵感书写出来的冲动。在读研期间，我有那么一段很规律的时间，上午图书馆看书，下午在宿舍写作，晚上图书馆接着看书、思考、写作，进入到一个良性的循环。

据我所知，很多人也有写作的冲动，但是在开始书写之前，又发现写不出来，觉得没有什么可写的，文笔与想法不同步，这是一个怪圈，这时更要逼着自己写出来，你越是不开始书写，总是拿有限的思维缓存去默想一个问题，就越是没有内容可以写

C. 如何从生态文明的系统观高度来理解人类所面临所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

摘 要 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全局性的社会系统工程，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面临诸多问题：环境污染严重、生态恶化、资源短缺，究其原因也是多方面的：生态意识淡薄、经济发展方式不合理、环境法律制度不健全。
关键词 环境问题 原因 生态文明建设
中图分类号：F124.5 文献标识码：A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与此同时我国的生态环境也承受着前所未有的挑战。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涉及面广，任务繁重，正确认识和理性分析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问题及其原因，是搞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中之重。
1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问题
1.1环境污染严重
1.1.1水污染情况
当前我国水污染形势依然相当严峻，根据近几年的《中国环境状况公报》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几乎所有的水资源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水资源质量存在不同程度的下降。2012年对长江、黄河、珠江、松花江、淮河、海河、辽河、浙闽片河流、西北诸河和西南诸河等十大流域的国控断面中，Ⅰ―Ⅲ类、Ⅳ―Ⅴ类和劣Ⅴ类水质断面比例分别为68.9%、20.9%和10.2%，总体为轻度污染，主要污染指标为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和高锰酸盐指数①。
地下水环境质量。2012年，全国198个地市级行政区开展了地下水水质监测。依据《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93），综合评价结果显示：极差占16.8%、较差占40.5%，较好占3.6%，良好占27.3%，优良占11.8%。主要超标指标为铁、锰、氟化物、“三氮”（亚硝酸盐氮、硝酸盐氮和氨氮）、总硬度、溶解性总固体、硫酸盐、氯化物等，个别监测点存在重金属超标现象。
海水污染情况。近几年，我国近海海域的污染状况呈现恶化的趋势，区域性灾害频繁发生。2012年，全国近岸海域水质总体稳定，水质级别为一般。主要超标指标为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四大海区中，黄海和南海近岸海域水质良好，渤海近岸海域水质一般，东海近岸海域水质极差。9个重要海湾中，黄河口水质优，北部湾水质良好，胶州湾、辽东湾和闽江口水质差，渤海湾、长江口、杭州湾和珠江口水质极差。
1.1.2大气污染情况
我国的大气污染的状况不容乐观，尤其是城市的大气污染状况更是相当严重。大气污染没有国界，严重的大气污染会改变地球的气候，造成温室效应、臭氧层破坏、酸雨等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
按照《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12），截至2012年底，全国74个城市建成符合空气质量新标准的监测网并开始监测。按照新标准对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和可吸入颗粒物评价结果表明，地级以上城市达标比例为40.9%，环保重点城市达标比例为23.9%。
另外，从人们的日常生活体验来看，2012年起一个新的名词――雾霾开始频繁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PM2.5频频爆表，人们谈霾色变，口罩的销量直线上升，雾霾严重影响了人们的正常生活。
1.1.3固体废物污染情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我国绝大多数城市尤其是大城市都面临来自固体废物污染的严峻挑战。这些固体废物主要有：工业固体废物、生活垃圾和危险废物等。全国年产垃圾以每年8%-10%的速度递增，200多个城市出现垃圾围城的局面，2012年，全国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为329046万吨，综合利用率为60.9%。这些垃圾产生的环境问题：一是对大气环境的影响。造成细微颗粒增加，释放毒气、沼气，造成大气的二次污染；二是对水环境的影响。渗滤液污染地表水和地下水，危害水生生物，使河流湖泊面积减少，排灌能力降低；三是对土壤环境的影响。有毒液体杀害土壤的微生物，破坏土壤的腐解能力，减少耕地面积。
1.2生态恶化
1.2.1生物多样性受威胁
“生物多样性”是生物（动物、植物、微生物）与环境形成的生态复合体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生态过程的总和，包括生态系统、物种和基因三个层次。
生物多样性是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条件，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是生态安全和粮食安全的保障。我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然而，目前我国生物多样性下降的总体趋势尚未得到有效遏制，生物资源过度利用和无序开发、工程建设以及气候变化严重影响着物种生存和生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我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与挑战：（1）部分生态系统功能不断退化。我国人工林树种单一，抗病虫害能力差。90%的草原不同程度退化。内陆淡水生态系统受到威胁，部分重要湿地退化。海洋及海岸带物种及其栖息地不断丧失，海洋渔业资源减少；（2）物种濒危程度加剧。据估计，我国野生高等植物濒危比例达15%―20%。野生动物濒危程度不断加剧，有233种脊椎动物面临灭绝，约44%的野生动物呈数量下降趋势；（3）遗传资源不断丧失和流失。
1.2.2水土流失严重
众所周知，我国“人多地少”，人均土地面积仅相当于世界人均土地的1/3；人均耕地面积不足世界人均水平的1/2。我国的水土流失严重，根据《2011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11年，我国的水土流失面积大约356.92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37.2%。按水土流失的强度分级，轻度流失162万平方公里，中度流失80万平方公里，强度流失43万平方公里，极强度流失33万平方公里，剧烈流失38万平方公里。再者，耕地质量退化趋势加重，退化面积占耕地总面积的40%以上。
1.3资源短缺
1.3.1水资源短缺
水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不可或缺的自然资源。我国人均淡水资源占有量约2100立方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8%，目前全国城市中有约2/3缺水，约1/4严重缺水，水资源短缺已成为制约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我国水资源的分布极不均衡，根据环保部门对中国内地 640个城市的淡水资源调查数据显示，有 400个城市供水不足，300个城市缺水，110个城市严重缺水，总计 2.32 亿人年均用水量不足。如前文所述，我国水资源的污染状况比较严峻，这也是造成水资源短缺一个重要原因。此外，水资源的重复利用率和有效利用率低，未来我国水资源短缺形势将更加严峻。 1.3.2能源短缺
能源是一个国家国民经济发展的基本支撑，从总体来说，我国能源资源总量比较丰富，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对能源的需求不断加大，能源消耗与日俱增。《中国统计年鉴2012》数据显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能源生产总量逐年上升，从1978年的62770万吨标准煤上升至2012年的331848万吨标准煤，但是能源消费总量上升速度更快，从57144万吨标准煤上升到361732万吨标准煤，能源的消费量远大于能源的生产量，说明我国能源远不能自给，能源需要依赖进口。再者，我国的能源消费结构依然比较单一，过分依赖煤炭等矿产资源。例如2012年，我国能源消费的结构中，煤炭占66.6%，石油占18.8%，天然气占5.2%，水电、核电、风电等占9.4%②。
2原因分析
众所周知，生态环境问题是一个多层面、多因素综合作用的复杂系统问题，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面临以上诸多问题，究其原因也是多方面的。
2.1人们的生态意识淡薄
思想是行为的先导，人们的行为受其意识和观念的支配，一直以来人们习惯于把自己看成支配自然的主人，忽视人类的活动对自然环境影响。尽管近些年来我国公民的环保观念日益增强，环保认知度不断提升，自觉参与环境保护的积极性有所提高。然而，我国公民的生态意识淡薄的情况依然十分明显。根据《2007 年全国公众环境意识调查报告》数据显示，对于调查所选取的7个环境科学知识概念，与日常生活关系密切的，如垃圾分类、白色污染、有机食品等具有较高的知晓度，但是仅有10%是人能正确了解环境保护的确切含义。被调查者大多认为我国的环境问题相当严峻，把它列为第四大社会问题，但对于个人居住区域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判定则比较低。但总体来看，其各项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均值都处于“不太严重”和“比较严重”之间。调查中，61.7%的人认为我国当前比环境问题更重要的问题还很多，50%的人认为我们不能为了环保而降低大众生活水平，32.7%的人认为我们应当先提高生活水平再谈环境保护。从环境保护行为看，公众实际采取的环境保护行为主要以能降低生活支出或有益自身健康的行为为主，如89.6%的人会采取节约用水、用电、用气的环保行为，而对于需要增加个人支出或给个人生活带来一定程度不便的被采用的程度较低，如只有22.1%的人购物时不使用塑料袋、32.8%的人在外就餐时不使用一次性餐具、38.6%的人会将废电池投入专门的回收桶或回收站等。调查显示，大众主动参与环保活动不足，仅有18.1%的人参加有关环境保护的公益活动，4.2%的人参与环保宣传，2.1%的人成为民间环保组织的成员，12.9%的人没有任何环保经历。
2.2经济发展方式不合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与此同时，我国也承担了巨大的资源能源压力，付出极其沉重的生态环境代价。“我国的 GDP 以每年 8%～12%的速度增长，环境损失也占当年 GDP 的 8%～13%”。从总体上看，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与低产出、低技术、低效益的经济发展模式依然存在。这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必然对资源和生态环境产生恶劣的影响。
客观地说，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跟过去我们经济发展水平不高、技术水平低下、经济总量小和人们对资源与生态环境问题的忽视有关系。试想在一个温饱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的人口大国，不可能不要高速度；在技术水平不高、环境意识不强的情况下也不可能不靠高投入、高消耗，进而也难免高污染。尽管我们在转变发展方式上也做过不少努力，也取得了一些成就，但通过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来换取高增长的发展惯性依然很大；从思想上忽视经济增长质量、忽视生态环境成本的倾向还相当严重；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出口，过度依赖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发展，过度依赖物质投入的问题还十分突出。从投入和消耗来看，投入大、消耗多仍是当今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特征。例如，2008年我国GDP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8%，而其消耗的资源总量却达到了15%以上，其中，钢材消耗超过31.8%、原煤达到39.6%、水泥消耗达到48%。单位产值能耗是发达国家的3～4倍，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多；主要产品单位能耗平均比国外先进水平高40%。
2.3环境法律制度不健全
当前，我国环境法律体系已基本上建立起来，但是仍然不完善，在环境法律制定、执行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环境法律内容滞后。现行法律法规跟不上经济社会发展的步伐，不能反映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新出现的环境问题。我国现行的环境保护法，颁布于1989年，内容偏重于“防治污染和公害”的规范和处罚，对于如何“保护和改善环境”则明显不足。从立法的角度上，就容易误导公众片面认为环境保护就是防治环境污染和公害，落实到行为上就会出现被动防治而不是主动保护。环境法律条块分割，缺乏统一性和完整性。我国除了《环境保护法》之外，也有单项环境法律，如《矿产资源管理法》、《野生动物保护法》、《森林法》、《草原法》、《水法》等，这些法律的实施容易造成部门分割，再加上存在的部门利益，一旦出现环境问题就会出现扯皮的局面。所以，从整个生态环境保护的角度来看，我们缺少综合系统的生态保护法律法规。
环境执法力度不够。目前，在环境执法过程中，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打击不力，执法不及时、不到位等现象。同时，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有限，违法成本太低，即使造成严重的环境问题也无法得到有效地遏制；执法过程监管缺位，无法用法律手段限制执法过程中存在的行政干预、人治大于法治、关系大于原则的现象。另外，环保机构权力有限。我国的环保部门隶属于政府机构，法律赋予这些执法部门的强制性手段和措施过少，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发展当地经济，对污染企业大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一些地方政府还充当了污染企业的保护伞。

D. 法治微前沿那个孙明成为千万富翁，落网被判处死刑了吗

如果他仅仅是因为有钱一般是不会判处死刑的！除非他是以黑社会性质揽财或者因黑社会性质有人命案附身，才能重判！至于收受贿赂罪不致死！

E. 谁能提供我一些刑事诉讼法原理论的资料!

我国1996年修改通过的《刑事诉讼法》第191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发现第一审人民法院的审理有下列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的情形之一的，应当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一）违反本法有关公开审判的规定的；（二）违反回避制度的；（三）剥夺或者限制了当事人的法定诉讼权利，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四）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的；（五）其他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这是我国刑事诉讼法中首次详细规定程序性违法的法律后果，标志着我国刑事诉讼法程序规则的逐步健全和程序性裁判机制的初步确立，因此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本文以《刑事诉讼法》第191条的规定为切入点，试图分析我国刑事诉讼中引入程序性裁判的意义，以及当前中国刑事诉讼法中程序性裁判存在的局限，并对中国刑事诉讼法中程序性裁判的完善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以期抛砖引玉，引起学界对这个长期“被遗忘角落”的重视和思考。

二、程序规则及程序性裁判的确立

（一）程序规则及程序性裁判的含义

程序规则是程序性裁判存在的前提。程序规则是相对于实体规则而言的，两者都属于法律规则的范畴，因而都须符合法律规则的一般逻辑构成。从逻辑构成上讲，每一个法律规则应由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两部分构成。[1] 行为模式是从大量实际行为中概括出来作为行为的理论抽象、基本框架或标准。行为模式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可以这样行为；应当这样行为；不应当这样行为；这三种行为模式也就意味着有三种相应法律规则：授权性法律规则；命令性法律规则；禁止性法律规则。法律后果一般是指法律对具有法律意义的行为赋予某种结果。它大体上可分为两类：（1）肯定性法律后果，即法律承认这种行为合法、有效并加以保护以至奖励。（2）否定性法律后果，即法律不予承认、加以撤销以至制裁。[2] 程序规则就是由程序性权利、义务（程序法上的行为模式）以及程序性法律后果构成的法律规则。具体到刑事诉讼程序规则而言，就是对公、检、法三机关和诉讼参与人[3] 参加刑事诉讼时应当遵守之操作规程以及违反操作规程所承担之法律后果作出规定的法律规则。以《刑事诉讼法》第191条为例：“……有下列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的情形之一的”，如违反本法有关公开审判的规定的，违反回避制度的、剥夺或者限制了当事人的法定诉讼权利、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的等，实质上是对上述行为的禁止性规定，即“不应当这样行为”，结合刑事诉讼法的其它相关法条，共同构成了“不应当从事上述行为”的行为模式。而“应当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则是行为模式违反时所承担的否定性法律后果。程序性行为模式和程序性法律后果两者共同构成了完整的程序规则。[4]

程序性裁判是法院裁判的一种。所谓“裁判”，就是用公共权力解决被告案件的行为。“裁判”一词有多种含义，最广义的裁判是指全部诉讼程序，即在诉讼本身意义上使用的裁判。但是诉讼法固有意义上的裁判是审判机关意思表示的诉讼行为。不过这种意义上的裁判，在狭义上仅是指，审判机关用公共权力解决被告案件，对案件适用法律的意思表示（例如，有罪或无罪的裁判）。广义上的裁判是指法院在诉讼行为中的法律行为（例如，申请回避的裁判、关于调查证据的裁判等等）。在诉讼法上，裁判一词一般是指广义上的裁判。[5]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狭义上的裁判仅指法院的实体性裁判，而广义的裁判，却包含了实体性裁判和程序性裁判。程序性裁判是指法院依据程序规则，对诉讼行为适用程序性法律后果的法律行为。例如二审法院发现一审法院的审理违反法定诉讼程序时，作出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的法

（二）程序性裁判确立的意义

程序性裁判的确立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首先，程序性裁判的确立充分体现了程序的独立价值，实现了刑事诉讼由工具主义价值观向多元价值观的转变，尤其是向程序本位主义的转变。中国长期以来的“重实体，轻程序”、“重结果，轻过程”、“重打击，轻保护”、“重国家，轻个人”的法律传统，是工具主义的集中体现。“重实体，轻程序”观念的形成与程序规则本身之缺陷是互为因果的关系，一方面，在工具主义的影响下，把程序规则视为可有可无的东西，立法者不重视程序规则的设计，大量的程序规则缺少法律后果的规定，存在致命的逻辑缺失；另一方面，程序规则这种缺陷的存在，必然导致程序性保障不力的后果，程序性裁判更是无从谈起，程序法的“不自重”，对“重实体，轻程序”观念的形成和强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程序规则的健全（增加了程序性违法后果的规定）和程序性裁判的确立，才使得程序的独立价值显现出来。正如陈瑞华教授指出的：人们对某一刑事诉讼程序是否为“善”的评价，要看刑事诉讼程序是否具有独立的内在优秀品质，而这一品质独立于裁判结论的正确性而存在，完全体现在刑事诉讼程序本身的设计和运作过程之中。[6] 我国学者还指出：“独立的程序价值和品味，本身就是现代文明、现代法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其进步性、科学性、民主性，就是通过刑事诉讼的独立价值得到了体现……特别是刑事诉讼法第191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发现第一审人民法院的审理有下列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的情形之一的，应当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的规定，……充分的体现了程序的独立价值。所以，它标志着我国诉讼制度的法治、民主和文明。” [7]

其次，程序性裁判的确立，有力的保障了被告人的程序性权利和宪法性权利，是刑事诉讼法在人权保障领域的一个飞越。现代刑事诉讼的目的已经实现了由“打击犯罪，发现实体真实”的一元目向“法律真实”和“人权保障”等多重目的的转变，尤其是人权保障的目的，充分体现了现代刑事诉讼的特征，以及民主与专制的区别。刑事诉讼规则从“人权保障”的层面来说，就是授予被告人程序性权利，并同时对国家追诉行为进行合理限制的手段。因此，日本学者田口守一指出，“确定某种程序是否为‘正当程序’（e process），必须视该程序重视‘人权保障’的程度。因此，完全可以把人权保障与正当程序相提并论。”[8] 当代各国刑事诉讼法大都规定了这种人权保障性程序规则，如无罪推定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我国刑事诉讼法也有类似的规定，如“人民法院审判案件，除本法另有规定的以外，一律公开进行。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人民法院有义务保证被告人获得辩护。”“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等。单从字面上来看，我国刑事诉讼法“人权保障”性条款并不算少，但是长期以来，这些条款大都没有规定相应的“程序性法律后果”，从而缺少基本的规则要素，使得本来的程序规则 沦为“宣言”或“口号”，不能成为程序性裁判的基础，因而实践中收效甚微，刑讯逼供等现象“虽屡禁而不止”。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后，第191条明确规定了违反本法有关公开审判规定、违反回避制度；剥夺或者限制了当事人法定诉讼权利等行为的程序性法律后果，从而使相关的程序规则得以健全，程序性裁判机制得以确立，以诉讼程序来保障人权的目标在实践中得以实现。但是我国刑事诉讼法中仍有许多程序性“规则”缺少相应的“程序性法律后果”，因而当前程序性裁判的范围和效力是有限的，有待立法的进一步完善。

三、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程序性裁判的局限

通过上文的论述可以看出，我国刑事诉讼法通过第191条的规定，已经初步确立了中国刑事诉讼中的程序性裁判机制，是“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的一个闪光点”，但是无论从第191条自身来看，还是从整体上对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的程序性裁判机制进行反思，我认为尚存在诸多缺陷，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避重就轻，局限于法院系统内部的自我约束

纵观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仍有大量的程序“规则”缺少“程序性法律后果” ，尤其对于公、检机关的程序性违法行为，缺少相应的程序性违法后果。例如刑事诉讼法虽“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但却没有规定程序性违法后果。不可否认我国刑法中已经有了相关罪名的规定，如刑讯逼供罪、妨害作证罪 、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等，但是这些“实体性法律后果”只针对违反诉讼程序规则的“人”，而不直接否定“违法行为”及“违法行为之果”，因而难免有隔靴骚痒，文不对题的感觉。这一现象已经引起了学界的反思，如我国学者王敏远指出：“刑讯逼供显然是一种典型的违反诉讼程序的行为，虽然法律规定了对刑讯逼供行为应予实体法意义上的惩罚，但即使行为人承担了实体法上的法律责任，而程序法若无刑讯逼供所得的证据不得采信的法律后果，就会导致刑讯逼供的行为在实体法上被否定，而其所得之证据却在程序意义上被认可。这种局面当然很荒唐，但若没有程序法意义上的法律后果，却会变成现实。”[9] 陈瑞华教授也指出“最高人民法院尽管在一项司法解释中也要求各级法院将刑讯逼供所提供的证据排除于定案根据之外，[10] 但这种司法解释本身不具有较强的法律效力，也就难以具有可操作性。各级法院真正按其要求去做的并不多。” [11]

刑事诉讼法修改以后，从第191条调整的范围来看，仅限于二审法院对一审法院的程序性审查，是法院系统内部在程序上的自我约束。而事实上，相对于作为国家追诉机关的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来说，法院是一个“利益无涉”的裁判机关，法院的中立地位使得它缺乏违反程序的冲动，因而更容易合法公正的履行有关庭审的程序规则。在实践中，法官违反程序法的现象要比上述公、检机关违反程序法的现象轻缓得多。因此，第191条的修改虽然迈出了中国刑事诉讼中程序性裁判的第一步，但却没有针对中国刑事诉讼中最关键、最严重的问题，颇有避重就轻之嫌。当前，由于上述大量程序“规则”缺失“程序性法律后果”要件，使得程序性裁判缺乏必要的基础，法庭审判大都局限于实体裁判，背离了“裁判”的应有之义。“程序正义”和“人权保障”的价值淹没于“打击犯罪，追求客观真实”的“热忱”之中，公、检机关的程序性违法已经成为困扰刑事司法的顽症。

（二） 程序逆行，被告人遭受“双重危险” ;

“双重危险”原则是英美法系刑事诉讼的一项基本原则[12] ，根据这一原则，被告人不得因同一个罪行而受到两次起诉、审判和科刑。如《美国联邦宪法》第5条修正案规定：“任何人均不得因同一罪行而两次受到生命和身体上的危险。”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曾作出过一系列判例，对不受双重危险原则的适用范围作出了规定：第一，如果被告人被法庭判决无罪，检察官无权对被告人提起上诉，即使法庭在审判中犯有某种对检察官不利的法律错误或者起诉状存在有某种缺陷。第二，如果被法庭判决有罪的被告人提出了上诉，上级法院可对其进行第二次审判。但是如果被告人的有罪裁判在新的审判中得到维护，法官一般不得对被告人判处更重的刑罚。第三，如果一项起诉因证据不足而被法庭在作出最终裁决之前予以驳回（相当于宣告无罪），被告人一般不能受到第二次审判，等等。[13] 英美法系中的“不受双重危险”原则在适用范围方面显然要比大陆法系的“既判力”理论更宽泛，后者仅适用于已经生效的裁判，而前者则不限于此。在联邦法院，陪审团一旦宣誓成立，则第一次危险就已经构成，在地方法院，第一个证人出庭意味者第一次危险的成立，此时，检察机关一旦撤诉，就不允许重新起诉，否则会使被告人“遭受双重危险”。“不受双重危险”原则当然也有例外，但往往是有利于被告人的例外。 [14]

“不受双重危险”原则，或“一事不再理”原则存在的正当性，主要在于它对诉讼当事人所体现出的人文关怀， 如果“随意逆向运行的司法裁判程序还可能使当事人反复陷于诉讼的拖累之中，其利益和命运长期处于不确定和待裁判的状态。”“而这对于处于弱者地位的当事人而言，将是不具备起码的公正性的”[15] ，贝卡里亚在论证刑罚的及时性时也指出：“惩罚犯罪的刑罚越是迅速和及时，就越是公正和有益。”“说它比较公正是因为：它减轻了捉摸不定给犯人带来的无益而残酷的折磨。” [16] 重复审理或程序逆行无疑会带来上述不人道的后果。

通过上面的理论阐述之后，再来审视我国刑事诉讼以及其中的程序性裁判。我们会发现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并没有“一事不再理”原则，“不受双重危险”更是无从谈起，有的只是约定俗成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原则。我国二审法院贯彻的是“全面审查”原则，因而同时包括了实体裁判和法律裁判，在法律裁判中包含了第191条所涉及的程序性裁判。仅就现有的程序性违法后果而言，第191条对于一审法院的程序性违法，只规定了“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的法律后果。既没有作是否有利于被告人的区分，也没有发回重审次数的限制，更没有针对严重程序违法，侵犯被告人宪法权利而径行作出有利于被告人之裁判的规定。首先，不可否认，在实践中法院的程序违法大多是侵犯了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因而发回重审通常都是基于有利于被告人的理由。但是在理论上并不能排除相反的可能，即“法庭在审判中犯有某种对检察官不利的法律错误”，在这种情形下，发回重审，程序逆行，就不再具有正当性。其次，发回重审并没有次数的限制，在我国没有独立的羁押制度的情况下，案件审理的期限往往就是被告人的羁押期限，在无数次的发回重审而不裁定解除羁押的情况下，就会使被告人在无限延长的羁押中“遭受多重危险”，不具有起码的公正性。最后，除了规定发回重审的法律后果外，没有规定任何更为严厉或直接的法律后果，例如，在一审中严重程序违法，严重侵犯了被告人的基本人权的，径行驳回公诉，改判无罪等，这就使得程序逆行成了程序性裁判的必然后果。笔者并不试图站在“不受双重危险”的立场来否定我国的两审终审制和发回重审制度，在我国现有的司法框架和司法质量的前提下，两审终审是必要的。但对于程序性裁判发回重审问题，我认为应当站在“不受双重危险”的立场对之进行限制和改造，使程序性裁判的结果更为科学和人道。
其次，健全程序性审查的机制，拓宽程序性裁判的范围。我国现阶段的程序性裁判，根据第191条的规定，仅限于二审法院对一审法院庭审程序的裁判。而真正意义上的裁判，主要是法院对控辩双方诉讼行为的裁判，因此程序裁判的范围理应拓宽到一审阶段对控辩双方，尤其是控诉机关诉讼行为的审查，审查侦查、起诉机关在侦查、起诉过程中，有没有违反法定程序，侵犯被告人合法利益，如果存在违法事实，应当启用程序性裁判对之适用不利的程序性法律后果。同样的，在二审或再审阶段，仍应继续这种程序性审查。法院庭审中的程序性裁判是对侦查、起诉行为的“事后审查”。随着人权保障意识的提高，程序性裁判的范围还应当拓宽到审前阶段，即对侦查、审查起诉行为进行“事中”程序审查，因为侦查、审查起诉过程中，涉及到国家公权力与公民私权利的对抗，在这种对抗中应当介入一个中立的第三者，对程序性问题，例如超期羁押问题、非法取证问题等作出裁判，一则是对国家公权力作出及时限制，防止权力的滥用，二则可以对犯罪嫌疑人作出及时救济，保障犯罪嫌疑人的程序性权利不受非法侵犯。这实际上是构建审前阶段的司法审查制度，实现由行政追诉形态向诉讼形态的回归。[19] 从我国现有的法律框架来看，对审前阶段的程序性审查尚未纳入法院司法审查的范围，因而对于审前超期羁押等问题，没有一个合法有力的救济途径，而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2款（二）项明确规定“公安、国家安全等机关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明确授权实施的行为”不在司法审查的范围之内，但是除了该司法解释的法律效力尚有待确定之外，“非法取证”“超期羁押”是否为“刑事诉讼法的明确授权实施的行为” 也是值得商榷的。因此，从应然角度，该司法解释并不能否定这一理论设想的正当性。为了防止法官对实体问题产生预断，应当组织专门法官或构建预审制度来从事这种审前程序审查。当然，这些制度的构建还有待于司法改革和制度改革进一步深入。

最后，提高人权保障意识，加大对程序性违法制裁的力度。我国刑事诉讼法有关程序性违法后果的规定，只有第191条的“发回重审”，而且过于简单概括，正如上文所述，有违背“双重危险”和“责任主义”原则之嫌。对于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发回重审”制度，应当站在人权保障的立场，依据“不受双重危险”和“责任主义”原则进行限制和改造。首先，应当区分“发回重 审”是否有利于被告人，对于不利于被告人的“发回重审”应当严格限制；其次，应当对“发回重审”的次数作严格限制，避免诉讼进入无休无止的境地，而且为了防止羁押期限的不当延长，应当同时判令解除被告的羁押状态；最后，应当区分程序违法的程度，对于轻微的程序违法，可以作出纠正程序错误的裁判，而不必“发回重审”，以免被告“遭受双重危险”，对于严重程序违法、侵犯被告人人权的情形，应当作出更为严厉的裁判，如径行作出无罪判决，使违法者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以维护程序正义，保障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人权。

以上是对程序性裁判完善的理论建构，而法律规则的建构还需要在理论建构的基础上，结合立法技术使之更为具体化和操作化。限于篇幅和文章的主题，在此不再赘述。

「注释」

[1]也有的学者认为法律规则由假定、处理和制裁三部分构成，本文所指的行为模式实质上是对假定和处理的合并。

[2]沈宗灵（主编）：《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7－38页。

[3]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将公、检机关排除在“诉讼参与人”的概念之外，至少在观念上就造成了控辩双方诉讼地位的不平等，是“线性诉讼结构”的产物。在“线性结构”下，控辩式审判方式的引进将面临极大的风险。有关刑事诉讼的“线性结构”和“三角结构”的详细分析，参见，陈瑞华：《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中国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2－123页。

[4]北京大学法学院陈瑞华教授认为，程序规则自身还应当区分“实体性程序规则”和“纯粹程序性规则”，前者类似于本文所称的程序规则，包括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的逻辑结构，而后者则是为了前者的落实所设计的操作化规程，应当包括对程序性裁判的举证责任和举证程度等问题。应当说陈教授的观点对我国程序规则的完善和程序性裁判的确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纯粹程序性规则”应当以“实体性程序规则”已经完备为前提，在中国的刑事诉讼法中，前者尚存在严重的逻辑缺失——大多数程序规则只有行为模式而没有法律后果。限于论述的重点和文章的篇幅，本文对“纯粹程序性规则”不作论述。

[5][日]田口守一：《刑事诉讼法》，刘迪、张凌、穆津等译，卞建林审校，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82页。

[6]陈瑞华：《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中国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8－89页。

[7]樊崇义：“论刑事诉讼法律观的转变”，载《政法论坛》2001年第2期，第51页。

[8]同注5，第12页。

[9]王敏远：《刑事司法理论与实践检讨》，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9页。

[10]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的规定。——笔者注。

[11]陈瑞华：《看得见的正义》，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第190页。

[12]“双重危险”原则与大陆法系的“既判力”理论被认为是对“一事不再理”这一古老原则的不同诠释。“既判力”理论是从维护司法权威的角度来论证“一事不再理”之正当性的，认为司法的权威在于裁判不能被频繁推翻。但是这一论证存在一个无法克服的悖论，即司法的权威同样不能建立在谬误之上，而“一事再理”往往是基于纠正谬误的需要，司法要通过稳定性来体现它的权威，就必须同时认同自身的谬误。而“双重危险”则是从人权保障的角度论证“一事不再理”之正当性的，认为应当避免使一个人长期处于不确定状态。我们认为将作为技术规则的刑事诉讼法注入权利的因素，从而使之成为动态宪法，成为人权保障法，这是当代刑事诉讼法发展的方向，而“双重危险”原则所体现的人文关怀，恰恰代表了这一方向。

F. 为何做法官以及如何做一名优秀法官

人生有梦才精彩，法官是我人生的梦想。通过自身的不断努力，终于实现了做一名法官的梦想，既感到高兴又感到彷徨，因为如何才能够做一名称职的法官，一名好法官的困惑一直围绕着我，通过这几天的学习，我的心慢慢的也点释怀了，好像有点明朗了。当然，我深知，这仅仅是一种初步的体会，我以后的路会更长，这种困惑将伴随我的一生，我也必将会为此而践行一生。
法官是法治社会的一个精英群体，如果你仅仅把它当作谋取生活的手段，就亵渎了它的神圣。法官是一种境界，是融法律与品格为一体的境界;法官是一种人生，是在追寻正义的过程中修善自我的人生;法官是一种信念，是获取人生辉煌的信念。正是如此，我才渴望成为一名法官，并最终实现了我的法官梦!
公正的审判是法院工作的核心,是法院职能的集中体现,是树立司法权威即提高司法公信力的关键.要做到公正审判,必须加强法官队伍自身建设。法官,是司法机关的细胞,司法机关的司法能力建设有赖于法官的司法能力建设.因此,从狭义上讲,司法能力建设的就是法官的司法能力建设。而正确适用法律、公正高效司法,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的能力.不难看出,这是从整体上对法院工作提出的要求和期望.但这几个方面的能力,实际上是通过法官素质的提高来加强的.可以说,法官的司法能力建设与司法能力建设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小流汇成江河,砖木盖成楼房,只有依靠法官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加强自身的司法能力,法院的司法能力的提高才能实现.因此,法官在司法能力建设中起着中流砥柱的作用,其地位是无可替代的.
一个浅显的道理：合格的法官不是终身的，做一个法官，不易;做一个好法官就更难。大家都知道不进则退的道理，昨天的合格法官、优秀法官，今天不一定合格，更不一定优秀。只有与时俱进，努力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不断地学习和探索，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人民法官。要成为一名合格优秀的法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需要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学习、实践、历练，它既是一个法官从初任到成熟的过程，也是一个人从青涩到成熟的成长历程。能够成为一个优秀的法官，我认为必须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努力。
一、法官必须不断加强职业道德修养。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承担着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维护正义的神圣职责，只有具备完善的人格，勇于面对压力的法官，才能成为适应社会需求的合格法官。法官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乃至一言一行，都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在群众中产生各种不同的影响。因此，法官要时刻注意自身道德情操的修养，通过开展审判活动，领悟做人的道理，完善自己的人格。,
并能深入其中,理解其法学原理,这是我们法官在提高自己的学法能力中尤其要注意的.学习要克服为了学习而学习,机械应付,要有热情,能拓展自己的思维.要全面理解法律原意,整体上加以掌握,忌单个的条文片面理解,将法律条文作圣经.另一个是用法能力,即依法办案能力.这种能力,是提高法官司法能力的关键.知识学来并非束之高阁,而是要运用到具体案件中,将法律作为评判案件的标准.要将法律的规定与现实社会中的现象有机结合起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能发挥应有作用.
二、法官必须做到博学多才。法律是一门艺术,它需要长期的学习和实践才能掌握,在未达到这一水平之前,任何人都不能从事案件的审判。法官是法律人，是国家法律的执行者和公平正义的维护者，应该具有渊博的法律知识和高超的审判技能。渊博的法律知识和高超的审判技能不是天生的，而是靠后天的不断学习而获取的。在学习中，要不断提高两种能力：一个是学习能力,即吐故纳新的能力。孔子曰：温故而知新，正是说的如何提高人的学习能力。法律更新很快，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吐故纳新，如何及时更新自己的法律知识，迅速掌握现行的法律。如果没有专业的法律知识，没有娴熟的审判技能，没有丰富的社会科学知识，就很难胜任审判工作。
法官的博学多才，首先表现在对法律的精通与知新方面。精通，就是要掌握法律的基本理论，了解法律产生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以及发展趋势和社会作用，掌握法学原理，探究法律要旨，理解和领会立法意图。不仅要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要抓住要领，运用自如。知新，就是要学习和掌握新颁布实施的法律法规。有人说法官是孤独的职业，是因为法官是一个依靠一个人的能力就能完成工作的职业，不需要很多人组织在一起来完成工作，是通过个体的思想和智慧履行职责，思想和智慧只有在独处的环境中才会产生。思考需要自信和孤独，孤独是法官思考所必须的时间和空间，是闲世人之所忙，忙世人之所闲的境界。法官应该有自己的人生轨迹和方向，做自己愿意做、应该做的事情，从己而不从众。当代社会经济迅猛发展，科学知识分化急剧，新陈代谢迅速，作为调节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法规不断出台，新的法律知识越来越多。这就要求我们要吸取新信息、新知识、新理论，掌握新法律，新要求，不断充实自己，丰富和完善法律知识。专业知识的精通与知新，要求我们必须始终自觉地坚持学习，始终站在法律的前沿。
此外，一名合格的法官还必须掌握丰富的社会科学知识，既要掌握自然科学常识和逻辑学、心理学、法医学方面的知识，又要掌握语言学、文字学和文学写作方面的知识，还要握历史、地理、人文科学等方面的知识。从某种程度上讲，一名合格的法官就是一部汇集网络的科学词典，只有博学多才，才能细察万象，明断是非。
三、法官必须做群众的贴心人。维护公平和正义，保护国家、集体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是法官的神圣职责。法官在现实中要多接触一些案例，要多深入乡村、企业了解群众的生产和生活，了解他们的疾苦,掌握现存的一些社会矛盾和弊端，分析产生的原因及对策。通过到社会中学习磨练，不断提高自己处理问题的能力。只有让广大人民群众信任法官，才能树立起法律的威信。因此，我们要通过开展审判工作，努力缩短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情感距离，用自己的全部行为教育广和引导大人民群众学法、知法、懂法、守法。要善于了解群众的最关心的问题，善于解决群众最急需解决的困难，要设身处地为群众着想，体谅他们的难处与痛苦，切实为群众排难解纷，切实保护群众合法权益，做广大人民群众的贴心人。
第一，要有一颗良心。在办案中，可能由于个人的法律知识水平高低不同，法律适用会有所不同，那是个人的认识问题，但是如果法律事实的认定不同，那不是单纯的个人认识问题，而是一个人做人原则问题，没有一颗最起码的做人应有的良心。古人说：法官之上是法律，法律之上就是良心，小节不察生大隙，举头三尺有神明，做为一名法官，要有良好的职业道德，要有一颗良心，一颗为民之心，为公之心，这样才能对得起我们自已，不失自已做为一个人的根本，最起码可以使自已所办理的案件摆脱其它因素的束缚，才能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第二，要保持一颗感恩心。感恩我们的父母，因为是他们给了我们生命并养育了我们;我们感恩社会，因为是社会成就我们每个人的成长，使我们成为栋梁;我们感恩生活，因为是生活带给了我们磨难，并使我们能够享受每一滴幸福;我们感恩我们工作，因为是工作给了我们生活来源，并从中体会了职业的快乐，追求到了人生的价值，当然我们也要感恩每一起案件，每一位当事人，因为是他们的每一滴血和泪，敲响了我们做人的警钟，带来了做人的启示，使我们更加珍惜我们自已的每一刻幸福。因此始终保持一颗感恩心，可以使我们在百忙之于，忙的有价值，有光彩，才能乐在当下，体会出创作之快乐、唯美之快乐、责任之快乐。
第三、要有一颗廉洁之心。作为一名法官，要做到风清法正，只有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已之心，养成良好的生活作风，才能抵制社会的不正之气，才能守护住自己纯洁的心灵，守住我们廉洁的做人底线。那我们就要做到六慎即：慎微、慎言、慎察、慎出、慎行、慎独。在处理问题时一定要防微杜渐、三省五审、独善其身。同时我们也一定要把握好四关即：人情关、亲情关、说情关、委屈关。在面对自已的亲朋好友时，我们一定要坚守自己的信念，要对他们晓之以情、动之以理，我相信是朋友，一定会给予理解和支持。当然如果是昔日领导，我们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可以为之提供方便，但是这种方便不是让你徇私枉法，而是让你能够在法律范围内给予方便，实在做不到，可以实事求是的向其解释，我相信都能够理解，毕竟曾经他们也经历过嘛!因此我们要做到六慎、四关很不易，但是我们一定要为之而努力，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做到不畏惧，不卑不亢，才能始终保持一颗廉洁之心。
第四、要有一颗平常心。法官也是一个人，一个社会中普普通通的人，我们没有比他人更高的特权，也没有比他人更高的地位，我们一定要尊重他人，我们跟他们的差别是职业不同，仅此而已。由于受我国传统思想的影响，官本位思想较严重，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很多人感觉自己是个法官，很了不起，可以为所欲为，其实这是很危险，尤其是对刚进入法官队伍的我们来说，更危险。很多已经执业很长时间的法官都知道，法官是个高危险职业，有人比喻是刀尖上的舞者，的确如此。因此我们要学会用平常心善待自已，善待工作，善待他人，始终保持一个平和心态，只有这样，我们在对待当事人的时候，才能做到平等对待，才能不会用有色眼镜来看待他们，才能不会漠视他们的权利，特别是面对一些蛮不讲理的当事人时，始终保持一个平和心态，尤为重要。因此如果我们能将自己做到了平庸而不平凡的境界，那我们的人生价值也就彻底的体现出来了。
四、法官必须做到与时俱进，要有审时度势的政治觉悟。作为一名法官，我们要有坚定的政治信念，这也许很多人不屑，其实我开始也有一点，认为这样很空洞，但是我细细的体会后，我才发现这是多么的必要呀。法官要具有坚定的政治信念，就要考虑国家之政策，这样有助于办理案件。比如：专项斗争的开展(二抢一盗);马锡五巡回审判方式;调解年活动等，这些活动在对于我们日常办案中影响是很大的，如果你不了解这些内容，即便是你的判决没有错误，但是社会效果不理想，也是不行的，也是不能做为一个好的判决推广的，我们现在着重的是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法律效果是最基本的效果，但也绝不能办案就案，一定要考虑社会效果。因此具有审时度势的政治觉悟有助于我们处理案件。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时代的日新月异就是我们面临的第一挑战。执法观念、工作方法、专业知识、业务能力都必须紧随时代的车轮，不断地更新、拓展、充实和提高。我们要勇敢地摈弃旧事物，勇敢地接受新事物。要敏锐地了解新思想，认真地研究新理论，迫切地学习新知识，不断地提升自身素质。大浪淘沙，真金百炼，去除外在约束之后，更需要的是心灵的准绳，这种准绳，对于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职责而言，不能一概而论，但我认为，无论时代如何发展，有一点是不变的，那就是我们只有将个人的发展与国家、社会的发展，与党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树立法律意识、民族意识、社会意识和责任意识，才不会迷失方向。
五、法官要有较高的悟性和较强的求知欲。 很多法律前辈告诫：上班如上学，可能同一天工作，但是若干年后，就会分出不同层次。原因为何，就在于是否具有悟性，可见作为一名法官悟性是必备的。这就需要在日常工作、生活中要不断的思考、总结，做一个有心的人。在处理事务时，善于用法律思维来考虑;处理问题时，善于用法律智慧来解决，不断提高自己的悟性，使自已在处理事物时能够做到游刃游余。要有较强的求知欲，由于法律是门社会科学，根基于社会生活，伴随着社会层出不穷的问题，往往会有一些新颖事物出现，而于此同时，法律的规定又往往落后于社会生活，因此一定要养成终身学习的习惯，孜孜不倦，努力提升自已的素养，丰富自已的知识积累，做一名知识型法官，以便于解决纠纷。很多人有这种认识，在学校学到的东西在工作中可能只会用到20%，而很多工作中需要用到的知识你又不具备，这怎么办呢，这就需要学习，只有不断学习，不断充实自己，才能汲取丰富的营养，才能使自己不断适应新的情况，在现实中，有很多法官，他们可能学历没有多高，但是他们的法律知识储备并不少，处理问题的能力很高，原因在于，他们有较强的求知欲，在工作中不断学习，不断提升自己，因此我们一定要做到学无止境，做到终身学习。
六、法官要有程序观念。在现实中，很多情况下，我们法官较注重实体上正义，而忽视程序上正义。而实际上，实体正义有时候法官也左右不了，程序正义法官却是可以左右的。尤其是程序上的正义是需要被看到的，有时候很可能法官的不经意间的言论、眼神，当事人就会浮想翩翩，大做文章，实际上这也无可厚非，这些东西当事人的的确确是看在眼上的，既便是你的判决再正确，他们也会持怀疑态度，这也很正常。因此程序上的正义是需要被看到的，这也如同为什么越是比较亲近的人，我们越是没有像对待其他人那样，客客气气，结果是造成很多的误会，这就是因为我们忽略一些被人看到的客气，一些程序，只是单纯的追求实质内容而已。
总的说来，做一名合格法官已经不易，更何况是一名好法官，但是查看一些好法官的事迹，他们也没有什么丰功伟绩，都是在自己平凡的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干着不平凡的事业。就我个人认为，法官首要的任务是要认真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理论，理解和把握其深刻内涵，并贯彻到审判工作之中。要在转变观念中破解难题，要在更新思路中转变发展方式，要把解放思想体现在具体工作中，落实在解决问题上，时刻按照优秀法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G. 怎么评价节目《天网》

《天网》一部专门记录大案与要案的法制节目，在目前央视的各大节目中，综合排名与口碑是比较靠前的。

拥有一批忠实的粉丝，从我看过的集数来看，大多数的每期节目都是来源与真实案件改编，但是有一些有一定的加工成分。

H. 北京大学法学本科的教材有哪些

法学院本科生用教材：

一、法学院9字班版本法学绪论（入门课）：沈宗灵《法理学》（不常用）
宪法学：许崇德《中国宪法》(不常用),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 龚祥瑞<比较宪法与行政法>
民法学（1）（总论部分、物权）：马俊驹《民法原论》（主要是上册） 民法学（2）（合同法）：崔建远《合同法》（修订本）
刑法学（1、2）：张明楷《刑法学》 民事诉讼法学：张卫平《民事诉讼法教程》 婚姻与继承法学：杨大文《亲属法》、同系列的《继承法》
中国法制史：叶孝信《中国法制史》（新编本） 知识产权法：郑成思《知识产权法教程》 刑事诉讼法：陈光中、徐静村《刑事诉讼法学》
商法学（1）（商法总论、公司法）： 王保树《中国商事法》（同时也是商法学2） 王保树《中国公司法原理》等等（主要是这两种）
外国刑法学：张明楷《外国刑法纲要》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济法：王保树《经济法原理》
国际法：Akehurst's Mordern Introction to International Law

二、法学院0字班版本（更新至2004年）1 法学绪论/法理学（高鸿钧、王晨光，许章润老师）
《法学绪论》使用张文显主编的21世纪课程系列，北大/高教版。 但实际上基本不讲教材。许章润老师的《法理学》课有参考书单。 2
比较法总论（高鸿钧老师） 《外国法制史》，由嵘编 《比较法总论》，茨威格特、克茨著 《比较法研究》，沈宗灵 3
刑法学（张明楷、黎宏、周光权老师） 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最新版，黄色封皮的。 4 宪法学（王振民、程洁老师）
许崇德《宪法》，人大出版社出版。金黄色(灰土黄色封皮) 5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田思源老师）
姜明安主编的两本，一本是21世纪教材系列，北大/高教版。 一本是法律硕士(JM)教材系列，法律出版社的，42块钱的那本。
两本教材各有特点，似乎教师更推崇后者，因为比较新，收录了很多新法规。 6 民法学（师资众多，不一一列举）
历史上曾经使用过马俊驹老师的《民法原论》，法律出版社九五规划教材。 物权、债权、侵权法请往下看。 7 国际公法（李兆杰老师）
无教材，主要看讲义。李兆杰老师的教材据说年内会出版。 8 国际私法（李旺老师） 李旺《国际私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出版，黄色封皮的。
9 国际经济法（车丕照、傅廷中老师） 车丕照《国际经济法概要》，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39.50元。 10 物权法（程啸老师）
2001级使用《物权法》，梁慧星，法律出版社95规划教材。
2002级是程啸老师自编讲义，但指定的是王利明主编的《物权法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1 国际贸易与技术转让法（傅廷中老师）
王传丽的《国际贸易法》政法大学出版社 12 西方法律思想史（高鸿钧老师） 《西方法律思想史》人民大学出版社，谷春德主编，
另有凯利的《西方法律思想简史》为重要参考书，法律出版社。 13 债权法（崔建远、韩世远老师）
法律出版社2003年出的崔建远老师的《合同法》（新版是黄色封皮的）、法律出版社
2004年3月版的韩世远老师出的《合同法总论》和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的张广兴先生的《债法总论》老版本。 14 侵权行为法（程啸老师）
王利明《侵权行为法归责原则研究（修订版）》，政法2003 杨立新《侵权法论》（第二版），人民法院2004

I. 法学论文什么比较好写

多了去了，民法和商法写的比较多
难度高点的刑法也可以写

J. 食品安全问题法律思考

食品安全时间频发，食品安全管理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焦点，本文仅从食品安全问题产生的根源和我们国家食品安全管理的现状进行分析和讨论，在此基础上就食品安全管理的立法及执法监督问题提出一些建议.食品作为一种商品，同样遵循市场经济规律，食品经济发展到今天，出现瘦肉精、地沟油、三聚氰胺等伪劣食品，这严重威胁到消费者的生命健康权利，那么我们的食品经济发展到底出了那些问题呢，笔者从经济学的需求供给以及现代工业技术对食品生产加工的影响，并对食品生产销售消费的流通过程中的利益分配进行深入的探讨分析，以此得出中国食品安全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食品经济发展过程中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因市场和监管等问题而分配不合理，导致生产者采取低成本造价以营利的经营策略，另外在概括总结了我国目前的食品安全管理的法律体系以及制度机制，分析了食品安全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建议在立法时应关注食品经济各环节的利益分配，加强对农村等食品安全问题严重的区域的执法监督力度，同时建议地方政府应当打破地方保护主义，以便于食品安全管理。
关键词：拖曳效应、小农作坊式、地方保护主义、执法监督
食品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的物质条件，在经济飞速发展食品不断丰富的同时，频发的食品安全事件也给我们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为何食品安全事件频发，且经多次治理依旧不能让人们吃到放心的食品，为此我们有必要认识食品安全问题产生的根源，探讨在法治背景下如何治理食品安全问题。（在线律师网—提供法律服务）
一 分析食品安全问题产生的根源
食品也是一种商品，任何有关商品的社会现象都是经济现象。食品经济也遵循生产力和收入决定食物结构的经济规律。因此有必要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和探讨。
（一） 需求的“拖拽效应”滋生伪劣食品
在实际生活中处于平均收入线以上的高收入人群还通过电影、报纸、广告等影响一国居民的食物品类需求，因为他们消费的商品被视作“可及的幸福”的象征，会极大影响一国居民对于食物的“品类”欲望。对于低收入群体而言，这种影响拖拽他们进入更高的食品品类层次，产生食物结构的“拖拽效应”。
但是个体的最终购买行为受其收入约束。如果一国人口的收入水平差异不大，那么低收入人群的食物品类欲望仅受到轻微的“拖拽”。如果一国居民的收入水平呈金字塔形或哑铃形分离态势，低收入人群占比较大，且收入远低于高收入人群，低收入人群受到的“拖拽效应”就变得严重。于是，低收入人群想购买的食物品类、实际价格，与他们的实际购买力之间就产生了巨大差异，导致“低价预算和高价品类”的畸形需求。现在国内人口的收入水平差异巨大，多数居民的收入水平不高，因此从某程度上而言，多数国人都是被“拖拽”着，处于不同程度的畸形食物需求中。
在一个监管不完善的市场中，任何需求都因有利可图而能得到满足。厂家总能找到办法降低成本和价格，以迎合这种需求，而低价格、低成本最终导致产品品质的下降，而消费者却无法识别。表面上看，低收入群体花少量的钱就买到了高水平的食物品类，但实质上，他们得到的食品质素却已面目全非。因此在贫富分化严重的情况下，“拖拽效应”滋生伪劣食品，这些伪劣食品以低价的优势扎根于低收入群体和低收入地区的市场。
（二）现代技术和中国式小农式生产的怪异结合造成普遍性的国家食品安全危机
机械化、化肥、农药、食品添加剂、转基因技术等都是一种减低单位粮食耗费要素的技术，这些技术提高了全球粮食产量，降低了粮食价格，降低了恩格尔系数，带来了人口的增长，但同时，也是食品安全问题的始作俑者，迫于人口压力，人们不得不接受其潜在的危害。现代工业技术为造假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同时也使造假危害变的更大更隐蔽。
中国食品生产的主力是以小、散、乱为特点的小农式作坊生产者，它们既在最前沿也在最基层。因为现代化的大型食品企业的根基仍然是深植于小农作坊的。从各种食品安全事件反映的事实来看，真正执行作假的也正是这些底层生产者。他们并未取得暴利，但仍选择作假，一方面是由于监管低下，而另一方面，相对于没有利润来说，有利润就等同于暴利！因此现代技术和中国式小农式生产的怪异结合，危及全社会，造成普遍性的国家食品安全危机。
（三）中国食品的基层生产者为何会制造不安全的食品
首先，“拖拽效应”造成了伪劣食品的兴起。由于监管的不到位，消费者识别能力又有限，这些低成本的伪劣食品竞争力很大，劣币倒逼良币，逼迫大型企业降价以应对竞争。在社会化大生产的方式下，生产者面临的监管和自身的机会成本都使他们不敢轻举妄动，但根植于小农作坊的大型企业却可以把这种风险分散并且下放，大型食品生产厂商以不断降低采购价格的方式，把成本压力和风险转给了小农作坊式的基层生产者。
其次，中国人很大一部分收入用于支付生活中的房贷、油费等议价能力强的垄断性产品，只用一小部分支付已经是充分市场竞争的食品消费上，且因食品生产者分散弱小议价能力底下，所以食品花费就是所有消费品中最难提高的。另外面对通货膨胀，地方政府要保持物价平稳和社会稳定，但却不能动油价、电价、房价和房租，而最市场化的食品价格由于其影响广泛，就成为各地政府的重点打压对象。政府不必要和不正确的干预，扭曲了各生产要素的报酬，其成本最终却强制性地加在了最具市场定价和充分竞争的行业上。
再次，食物生产流程中各个利益方通过物流费用、高速公路费用、油价以及和地价息息相关的超市地租获取了消费者为购买食物而支付的对价中的大部分，真正到达生产者手上的寥寥无几。这种新的剪刀差深刻伤害了中国食品生产的最底层。基层食品生产者因在强势的行政性、垄断性要素前议价能力不足，仅能取得很少的利润，低下的利润使小农式作坊始终缺乏应有的积累，加之产权保护的差强人意，不能促使小农作坊蜕变为现代企业，只能靠低质量来换取利润。而与大企业相比，这些分散的小农作坊作假机会成本小，在成本压力下，缺乏议价能力的它们只有采取消极议价的方式——造假，不顾一切地降低成本。
综上所述，“拖拽效应”造成的价格支付不足，而垄断性要素及行政权力对基层食品生产者的压榨，则造成实际上的国内食物价格整体支付不足，导致普遍性的伪劣食品泛滥。近年来随着贫富分化，“拖拽效应”加剧；经济集中增大，各种垄断性要素纷纷觉醒，扑向市场夺取利润；公民权益不足导致公民维权成本高昂，同时也使得作为监管的公共品供给不足——上述因素共同导致了食品安全的恶化。
二 食品安全管理的现状
（一） 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体系情况
为保障食品卫生安全，卫生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食品安全法》，制定了90余个配套规章，涉及食品及食品原料、食品包装材料和容器、食品卫生监督处罚、餐饮业和学生集体用餐等各方面的管理。在加大食品生产经营阶段的立法力度的同时，中国也加强了农产品种植、养殖阶段，以及环境保护对农产品安全影响等方面的立法，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等法律，以及相应的行政法规，已基本上建立了一套完整的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体系，
（二） 食品质量安全标准体系状况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统一管理中国食品标准化工作，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分工管理本部门、本行业的食品标准化工作。食品安全标准包括了农产品产地环境，灌溉水质，农业投入品合理使用准则，动植物检疫规程，良好农业操作规范，食品中农药、兽药、污染物、有害微生物等限量标准，食品添加剂及使用标准，食品包装材料卫生标准，特殊膳食食品标准，食品标签标识标准，食品安全生产过程管理和控制标准，以及食品检测方法标准等方面，涉及粮食、油料、水果蔬菜及制品、乳与乳制品、肉禽蛋及制品、水产品、饮料酒、调味品、婴幼儿食品等可食用农产品和加工食品，基本涵盖了从食品生产、加工、流通到最终消费的各个环节。
（三） 食品认证认可体系情况
中国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统一管理、监督和综合协调全国的认证认可工作，加强认证市场整顿，规范认证行为，现已基本形成了统一管理、规范运作、共同实施的食品、农产品认证认可工作局面，基本建立了“从农田到餐桌”全过程的食品、农产品认证认可体系。认证类别包括饲料产品认证、良好农业规范（GAP）认证、无公害农产品认证、有机产品认证、食品质量认证、HACCP管理体系认证、绿色市场认证等。
（四） 食品安全检验检测体系情况
在国内食品监管方面，建立了一批具有资质的食品检验检测机构，初步形成了“国家级检验机构为龙头，省级和部门食品检验机构为主体，市、县级食品检验机构为补充”的食品安全检验检测体系。中国认定了3913家食品类检测实验室通。在进出口食品监管方面，形成了以35家“国家级重点实验室”为龙头的进出口食品安全技术支持体系。另外初步形成了部、省、县相互配套、互为补充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体系。
（五） 食品监管体制
我国坚持预防为主、源头治理的工作思路，形成了“全国统一领导，地方政府负责，部门指导协调，各方联合行动”的监管工作格局。食品安全监管分为四个环节，分别由农业、质检、工商、卫生等四个部门实施。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承担食品安全综合协调职责，负责食品安全风险评估、食品安全标准制定、食品安全信息公布、食品检验机构的资质认定条件和检验规定的制定，组织查处食品安全重大事故；国务院质量监督、工商行政管理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依法分别对食品生产、食品流通、餐饮服务活动实施监督管理。为了加强对各有关监管部门的协调指导，设立了食品安全委员会，该委员会属于国务院主管。（在线律师网—提供法律服务）
三 食品安全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一） 信息披露不及时不规范
食品安全事故发生后，消费者主要是通过看新闻媒体和相互转告得知各种信息的，政府的信息披露不及时，此外政府的信息披露还存在着不规范、不明确的问题，没有起到警示和监管的作用。
（二） 食品安全知识普及不到位，消费者维权难
首先，食品安全知识普及不到位。食品认证标志作为判断食品质量的基本表示，尚不为消费者熟悉，能够真确识别食品标志的很少，许多消费者根本没有见过这些认证标志，这反映出食品安全知识的宣传不到位。其次消费者维权意识比较薄弱，在遭遇食品安全问题之后，绝大多数消费者采取消极态度处理，之所如此是因为现行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虽然为消费者提供了五种维权途径，但是这些途径并不能够得到有效的发挥，另外维权成本高昂等原因导致消费者对食品安全问题采取消极不作为的态度。
（三） 多头监管，职责不清
根据《食品安全法》的规定，食品安全委员会作为最高层次的议事协调机构，它只可能监管重大的突发事件，而地方和日常的食品安全问题仍然由各职能部门承担。由于立法机构、方为职责、工作重点、监管手段各不相同，有效的协调机制尚未健全，“多头分管、职责不清、权责不明、重复监管、监管空白”等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四） 执法不严，效果不佳
有法必依，执法必严是我国的法治基本原则。但是在食品安全事件中，绝大多数责任人只收到了行政及经济处罚，违法成本太低，不足以遏制频发的食品安全事件。国家虽然对监管者实行了问责，但大多数问责官员很快异地任职，实际上并没有承担责任，使法律对责任的规定形同虚设，由于监管执法不严，导致了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信任度下降，社会效果不佳。
（五）农村的食品安全问题更突出
劣质食品源源不断的流向小城镇和贫困地区的农村，这不仅仅是因为劣质食品的价格便宜，更为重要的是消费者保护组织或机构在农村的无能为为劣质食品的销售打开了方便之门，事实上在各类食品安全事件中，受害最大的还是广大农村地区，因为一方面是农村人口比例占我国人口比例的80%以上；另一方面是农村的安全卫生检疫和医疗保障等方面的条件无法与城市地区的相提并论。
（六） 地方保护主义加重了食品安全问题的治理难度
在以经济发展水平为考核官员政绩的当下中国，地方政府和食品生产企业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应对食品安全事件时存在着一种“共谋”，食品安全事件发生时，地方政府往往会悄悄的保护食品生产企业，试图低调处理食品安全事件，地方保护主义的心态昭然若揭，三鹿奶粉事件即为典型的一个例证。大规模、专业化的伪劣产品的生产往往都是伴随着地方政府为一己私利的地方保护主义而生长壮大，而大规模、专业化的伪劣产品出售之所以成功也往往是在当地政府所提供的各种形式的地方保护下形成的。
四 对策建议
（一）、制定符合经济规律的法律，通过法律手段调控食品经济发展中的矛盾
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已经证明自由竞争并不是一只十分有效的无形之手，市场经济还需要国家政府通过行政、法律等有形之手进行调控。食品安全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食品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各环节利益分配不均衡，导致食品生产者为谋取利益使用现代化技术和化学药剂来谋取暴利，从而导致伪劣食品充斥市场，不但造成了伪劣食品驱逐优质食品的不良后果，更重要的是严重的威胁到食品消费者的生命健康安全。为此我们有必要采取法律手段对其进行调控，使食品经济发展走向正常轨道。
从经济学的分析中不难看出，导致食品安全问题日趋严重的根本在于社会经济发展中出了问题，而且这些问题相互影响，造成今日的食品安全危及。为此立法者应当清醒认识食品生产流通环节中的各种弊端，针对弊端制定相应的法律规范，来调整食品经济关系中的矛盾，通过法律的制裁惩罚和激励指引作用，引导食品生产经营者朝着有利共存的方向发展。要更大范围内发挥法律的激励指引作用，而不只是惩罚制裁。
（二）、加强对生产链的源头治理，为基层食品生产者谋出路
中国食品生产的主力军是以小、散、乱的小农作坊式的生产者为主的，小农作坊式的生产主要集中在农村，而食品安全问题最严重的地区也是在农村，而根据前文所述，农村地区的食品安全管理落后不到位，因此我们有必要针对农村和小农作坊式的生产者进行依法治理和监督，加强对基层生产者中的违法生产行为的处罚力度。同时应当考虑为这些小农作坊式的食品生产者谋划好出路。政府可以考虑以集中生产代替小散乱的布局，出台相应的地方法规和政策，鼓励和指引这些小生产者朝着合法规范的方向发展，并通过地方法规的形式给予生产者以各种政策扶持以及法律保护，使我们这支食品生产的主力军健康持续发展。
（三）、通过法律手段调控食品生产流通环节的各方利益
由于食品生产流通过程中的各个环节的利益分配不合理，作为最基层的农民及小作坊获取的利润太少，而在中间流通环节却层层加价，最终食品到消费者手里又价高的不能承受，这种利益分配不公的现象直接促使食品的基层生产者采用低成本和造假的方式牟取利益。因此如何分配食品生产流通过程中的各方利益，就成为政府进行食品安全管理时思考的重点，同时也是立法者应当关注的焦点。要想办法减少流通环节的成本，让初始生产者有利可图。另外国家应当加大对房价、油费、物流费、等各种与食品经济相关的经济因素的调控措施，减少食品生产流通的成本。
（四）、加强食品安全执法监督检查工作，打破地方保护主义
前文已经叙述了我国食品安全的法律体系，从中可以看出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了一套食品安全管理法规体系。但是我们的执法监督工作却做的不尽如人意，尤其是对文中提到的农村及和小作坊更是十分疏漏，还有执法者和被执法者勾结分利的事情发生，另外我国行政执法一贯的运动式作风也为害很深。食品安全管理过程中执行不力是最严重的问题，中国之法治不在立法能否与时俱进，而在于执法是否能够一以贯之，执法的好坏才是食品安全管理的关键所在。而地方保护主义和执法不力又是相互推波助澜的。为此有必要加强执法监督力度，地方政府应当放弃地方保护主义和门户之见，为执法排除障碍。徒法不足以自行，执法好坏的关键在于执法者，我们应当鼓励那些严格执法的执法者，同时应当严厉打击执法不力者，另外应当建立一支有法治信仰的执法队伍，只有执法队伍精明强干，才能保证严格依法执法，执法的问题解决了，才能使人们对法律产生信仰和尊重，无论是生产者和消费者才会对法律寄予厚望，才会在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中守法。这样依法治理食品安全问题，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就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