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安梧教授道德经

① 怎么才能让自己在睡觉的时候，不想工作的事情，不胡思乱想而睡不着觉

压力太大了吧？要学会减压了。适当做些运动，听些节奏舒缓的音乐，适度的和朋友开些玩笑，在人多的时候表现一下自己的幽默感。在无人的时候大喊两声，这些或许有助于你的调节。最关键的是，你要真正放松

② 关于人性的书籍

1.《人性论》：休谟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休谟思想中最重要的方面都在这本书中进行了阐述。

关于认识、人性、道德的经典著作，“一切科学都与人性有关，对人性的研究应是一切科学的基础。”

悲伤和失望产生愤怒，愤怒产生妒忌，妒忌产生恶意，恶意又产生悲伤，一直完成整个一周为止。

在这一切吵闹中间，获得胜利者不是理性，而是辩才。获得胜利者不是持矛执剑的武士，而是军中的号手、鼓手和乐队。

——休谟

本书试图通过对人性的研究来揭示制约人的理智、情感和道德行为的准则。全书分三卷，第一卷讨论知性，第二卷讨论情感，第三卷讨论道德。

9.《中国伦理学史》(外一种)：近代第一部伦理学史专著，阐述了从孔子到王阳明28位思想家的伦理思想，附录中列叙了戴震、黄宗羲、俞正燮三人的道德学说。另附有《中学修身教科书》。

《中国伦理学史》全书分绪论、先秦创史时代、汉唐继承时代、宋明理学时代四大部分32章，系统地介绍了我国古代伦理学界重要的流派及主要代表人物，并阐述了各家学说的要点、源流及发展。

如其例言所说“悉本我国古圣贤道德之原理，旁及东西伦理学大家之说，斟酌取舍，以求适合于今日之社会”。

吾国夙重伦理学，而至今尚无伦理学史，迩及伦理界怀疑时代之托始，异方学说之分道而输入者，如风如烛，几有互相衡突之势，苟不得吾民族固有之思想体系以相为衡准，则益将彷徨于歧路，盖此事之亟如此。

——蔡元培

③ 何真临：湖南人把文化当成了改变世界的武器

何真临，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七、八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劳动模范，曾任湖南省企业家协会副理事长，后任三一集团副总裁、党委第一副书记。作为一个“职业企业家”，何真临的职业生涯有着传奇般的经历，在七届人大会上因与李鹏总理的对话，被李鹏总理赞誉为“学者型的企业家”。在八届人大会上，由于对话中引出了朱镕基同志的名言：“又吹哨子又打球，准赢”，引起了全国各大媒体的追捧，被戏称为“职业议员”。20世纪90年代，何真临“企而优则仕”，被提拔为省轻工业厅副厅长、省轻工集团副总经理、省盐务局副局长。2006年退休受邀加盟三一，任三一集团副总裁、党委第一副书记。2013年1月，何真临所著《我与首富梁稳根：揭秘三一》在北京首发，该书全方位解读了与三一和梁稳根有关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及其背后的故事。也就在该书出版之际，何真临践行加盟三一时的诺言，七年之痒，离开三一，再次隐退江湖。我曾经多次与原三一集团原副总裁何真临先生进行会谈。何真临先生博学、深邃而有锋芒，大有“唯楚有才”和舍我其谁的感觉。前不久，我去湖南讲学，再次与何真临先生相逢，老友见面，抚今追昔，感慨万千。

我为什么选择三一

程冠军：您做过官员，又曾长期在国企工作。从官员到国企领导，然后到民营企业三一重工。当时，您是怎么来三一的？

何真临： 我是在体制内画了句号以后9个月才到三一的。我这个人就是这样，直率，没有隐瞒，不装深沉。我总结自己一生有四句话：第一句：技而优则企。技术干的比较好，结果就当了企业家，99.37%的职工选了我当厂长，完全是民选。而且当时我提出来，如果没有80%以上的选票，我绝对不当，民众不拥护，我当干什么呢？第二句：企而优则事。企业干的比较好，当了领导。第三句：政而劣则民。这是一种自贬，也是一种自嘲。我这个人太学术，太自负，在政界原地踏步了14年，退休是草民一个。第四句：名而回归企。最后又回归到企业了。这四句对我的一生的概括。

七届全国人大的时候，李鹏同志到我们湖南代表团听取发言，这一次，我与李鹏同志进行了对话。那个时候我是个企业家，我跟李鹏总理提出，要重视企业家在市场经济中的举足轻重地位。当时李鹏给我的评价是“学者型的企业家”。我对李鹏同志说，只有全面提升企业家的政治、经济、 社会 地位，才能够发挥这个群体的作用。在八届人大上，我跟朱镕基同志又有过一次对话，朱镕基有一句尽人皆知的名言叫“又吹哨子又打球”，这句话就是我在与他对话时引出来的，我当时提出了中国政界的四大弊端。当时，朱镕基总理到湖南代表团听取发言，我们湖南团有的代表在朱镕基总理面前发言显得很胆怯。我认为，这就大大地削减了我们湖南团代表的议政的能力和水平。看到这种情形，我们湖南团的其他代表也很着急，这时，一位领导的秘书对我说：“何总，你上吧”，我说：“没有点名要我发言啊”。他说：“你怕什么！”我最怕激将法。就对他说：“怕倒不怕”。结果等大家讲的差不多的时候，我突然说：“朱总理，我作为一个企业界的代表，我讲一分钟。”我的话一出口，全场都愣住了，朱镕基马上睁大了眼睛看着我。这时，我就噼里啪啦，用最快的语速，讲了中国政界的四个问题。第一，官商再度泛起；第二，银行，我为鱼肉，他为刀俎。另外还有两个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我讲到官商再度泛起的时候，就打了一个比方，如果把球场比作一个市场的话，那么交战的双方就是企业，裁判员就是政府，我说：“请问总理，如果裁判员也来打球？”朱镕基马上语出惊人：“又吹哨子又打球，准赢”。

在七届和八届全国人大期间，我既是全国劳模、全国人大的代表，又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还是湖南省企业家协会的副理事长。那时，连南德集团的牟其中也请我去和他交流。牟其中与我从未来中国和世界经济的走向，讲到华尔街，上下五千年，谈了两个小时。牟其中很有气势，大背头、高个子，讲起话来不断打手势，滔滔不绝。他的口才、思维，演讲能力和雄辩都非常杰出。我这个人一生不服输，这次见面，他很佩服我，我也佩服他。

早在那个时候，梁稳根就一直在观察我，看我的锐气和思维，看我的作风和情操。他每次见我都说，你越来越年轻，你的谈话还这么锐利，思想还是那么犀利等。后来他就多次发出邀请，他说：“你当什么厅长，你到我这儿来吧。”我说：“梁老板，你原谅我吧，我跟共产党奋斗了一辈子，我不能中途变节。你要我来可以，那等我把共产党的这个句号画圆了以后。”后来他就跟我们国资委主任讲，何厅长是一个有气节的人。

我退休刚过几天，梁稳根就来电话：“何厅长，我期盼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我说：“老板，你容我再三思一下！”中间又拖了几个月，最后梁稳根请我在三一最有 历史 意义的一个地方——岳麓山爱晚亭跟我谈了很多。此时，我被梁董事长的诚意所打动了，试想，我已经下来了，已经不是什么厅长，已经是一个草民，三一还是非要我来。我不来对不起三一。我说：“来可以，但我有一个条件，我不干经济工作，我说我这一生都是在经济的旋涡里面，进也忧，退也忧。进完不成订单，愧对客户，退无以对员工交代。梁董事长说你干什么都可以，战略、工会、党务、文化。我说干什么都可以，唯独不担经济责任。来到三一，梁董事长就要我分管文化，后来担任党委第一副书记，兼管工会工作，又分管对外联络工作，还有公共关系，还有他交办的一些特殊的任务，很多时候我是他的特使，甚至他的一些私人事务也交我去办理。

国企民企：如何实现角色转换

程冠军：您曾经担任过湖南省轻工厅的副厅长，还担任过大型国有企业的一把手。到三一之后，您是如何实现角色转换的？

何真临： 我当了14年的副厅长，后来又担任轻工盐业集团负责人。从轻工盐业退休以后，没多久我就来到了三一。此前，我对三一认真研究了6年，对三一的经济、政治、文化、党务各个方面，应该说还是有一点点认识的。可以这么讲，我这几年到三一，就是研究三一、诠释三一、提升三一，研究、诠释、提升——这么6个字。此前，我一直想写一本三一的书，但一直没有实现。写“华为”的书有若干，但是写三一的书只出现过两本，而且这个两本都不着边际。真正权威的描述三一的书一直到去年还没有出来。主要原因是因为三一的董事长梁稳根一直保持低调，我每次请示他关于写三一的时候，他总是说，可以准备材料，现在还不着急。他是希望进入世界500强之后，再出版关于三一的书。离开三一之后我写了一本《 我与首富梁稳根——揭秘三一重工 》。这本书可以说是对三一的全面精确解读。

我对三一文化的解读是从学者的角度而言的。三一，不同时候有不同的解读，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大方向基本是一致的，比如说文化的解读，战略的解读，创新的解读，肯定是一致的。

三一是很有趣的一个企业，尽管任正非在民营企业是最低调的，但是任正非也不时地会发表一篇文章，诸如《 我的母亲父亲 》《 乏味的冬天 》《一江春水向东流 》等，明确地彰显了他的文化和战略意图。相比之下，梁稳根是最低调的。第一，他几乎不参加各种各样的会议（除非是党的会议），也很少接受媒体采访。关于三一，清华写过我们的案例，北大写过我们的案例，北方交大写过我们的案例，国内很多知名的学校都写过我们的案例。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学府中央党校也来写过我们的案例。

要真正了解三一，不只单纯的了解经济，还要了解政治，了解文化。因为三一的成长，不是单方面的经济的崛起，而是三一人高度的政治智慧、经济智慧和人生智慧的一个结晶。因此，写三一不是那么好写的，它不单纯是一个经济体系，从某种意义上说，三一和主流意识形态完全是融为一体的。董事长梁稳根在当选党的十七大代表的时候就说，我入党以后，就把党的事业和三一的事业融为一体了。

程冠军： 您是一个有思想、敢爱敢恨、敢于承受打击的人。您是湖南企业家中的风云人物，您与两任总理都有过对话。古人说，曾经沧海难为水，我认为您是“曾经湘江难为水”。

何真临： 在三一工作的七年间，我接触的经济学界的著名学者很多，耳闻目染。早在来三一之前，我曾经在国企工作，我是七届、八届全国人大代表，我所接触的都是中国顶尖级的学者和知名人士。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先生是我非常好的朋友。我在中央党校学习的时候，厉以宁为我们讲大课，就是我游说他去的，他本来只给省部级班的讲课，结果我们厅级班的领导知道我和他的交情，就游说我去说服厉教授。我对厉以宁说，您讲小课是讲，讲大课也是讲，为什么不可以讲大课呢？结果他就讲了。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在全国人大期间，我接触的一大批中国学界的泰斗。比如说哲学界的李泽厚先生， 历史 学家刘大年先生，考古学家张忠培先生，他们都是我非常好的朋友。我们都是一交谈就是几个小时，有时候甚至通宵达旦。我的市场经济的启蒙理念，就是著名经济学家、中央党校的王珏教授给我灌输的。

说我有理论，有实践，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主要是站在三一这个平台上的。我所讲的每一个经济学的理念，都有三一的案例在支撑，三一是怎么做的？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果？ 我们希望 社会 各界能够全面的、系统的、正确的，从政治的层面、经济的层面、人事的层面、 社会 的层面、战略的层面等多个角度去认识三一、解读三一。 因为三一的成功不是单方面的成功。它抓住了我们国家的发展机遇，深刻领会了主流意识形态的需要。一个企业要能够得到成长，他必须首先认同主流意识形态。主流意识形态造就了三一，其实我的很多解读都涉及这个问题。“三一”人是大智慧、大手笔、大谋略。这个企业之所以办成这样的规模，它是多种智慧的结果。揽天下英才，共举天下大事。简单地说，可以归结为这两个方面，一个是政治智慧，一个是人才谋略。

我跟许多中国学术界的泰斗都有深厚交情。我之所以能够在学术界有一席之地，一是得益于我的历练、思考和与时俱进，更为重要的是，三一给我提供了一个非常大的平台。如果我不是三一的副总，我值什么钱？所以，我感谢三一。

湖湘文化：改造世界的利器

程冠军：湖湘文化对三一有十分重要的影响。您认为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哪些地方？您认为湖湘文化的最显著特征有哪些？

何真临： 三一的文化的渊源，应该是来源于三个方面：第一个是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第二个是地域文化的影响，那就是湖湘文化；第三个就是舶来文化，即西方文化中对品质的重视。中国文化更多的是一种抽象的、集成的、宏观的、全局的文化。而西方的文化则是不断分解和细分的一种文化。制造业本身就是需要东方文化的支撑，就是需要这种集成的、整合的文化。三一其实是把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精神构建和集成为核心竞争力，然后再用这个核心竞争力去整合西方文化中精工的那些元器件，所以才有了这么一个集大成的三一。三一文化是对全球文化的整合。比如说品质改变世界，这就是中西文化的集成，品质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是没有的，中国人对品质是模糊的。中国没有品质的概念，品质是西方的概念，是西方文化，是西风东进以后的一个新的概念。制造业所代表的是品质的历练。如果不结合西方的品质文化，我们没办法谈制造。因为制造文化的核心是品质。所以，品质改变世界，蕴含了舶来文化的精髓。那么改变世界的本身，又是东方文化的精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平天下不就是改变世界吗？

湖湘文化不同于一般的文化概念，一般的文化是作为一种摆设，一种炫耀，一种士大夫的精神寄托，而没有把文化当成一种改变世界力量， 湖南人把文化当成了改变世界的武器 。马克思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中国的湖南人是把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融为一体了，这就是经世致用。湖湘文化主要有四个特点。第一，心忧天下；第二，经世致用；第三，实事求是；第四，敢为人先。湖湘文化中的实事求是文化源于岳麓书院，毛泽东同志就是从那里走出来的，并把实事求是文化变为我们党的一大法宝；三一的文化，是经世致用的一种文化，三一人是把文化当作一种改造世界的利器，品质改变世界，这就是致用。心忧天下——三一人作为一个制造业的民族品牌，它考虑的不是通过制造业赚钱，而是通过制造来建立一个高品质的中国品牌，去改变世界，这是一种心忧天下的情怀！那么，当中国改革开放还处于一种朦胧状态的时候，梁稳根毅然决然的辞官下海，那要冒多大的风险，这是不是敢为人先？说到实事求是，三一的文化中，更多的不是把它当作束之高阁、津津乐道的一种精神，更重要的是，它把实事求是运用到了制造的每个领域、研发的每个领域，把品质改变世界，作为引领我们各项事业的一面旗帜。在这种文化的理念的指导下，我们才实现了突破。这就全面解读了三一与中国文化、湖湘文化的关系。

程冠军：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一方文化也造就了一方人。改革开放以来浙江涌现出了像宗庆后、南存辉、马云等一批企业家。您能谈谈湘商吗？

何真临： 浙商是小商品起家，湘商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做就做惊天动地的大事。他们没有崛起之前默默无闻，崛起之后会声响很大。厚积薄发，惊天动地。湖湘文化在近代史上所写下的都是浓墨重彩的几笔。湖湘文化名人当中首推曾国藩。蒋中正每天把《 曾国藩家书 》放在自己的办公桌上，《 曾国藩家书 》在今天也是教育子孙后代的重要的典籍。毛泽东则说，曾国藩是用文化打败了太平天国。太平天国提出了不伦不类、不中不洋的主张，而曾国藩则举起了捍卫民族文化的旗帜，因此所有的读书人都响应了。所以曾国藩的厉害不光是在于他的局势和手段，还在于他文化的号召。从湖南走出的新中国领袖毛泽东能够“搅得周天寒彻”，靠的就是6个字：打土豪，分田地。他把中国广大百姓几千年的诉求挖掘出来，满足老百姓，谁不来干革命？因为旧中国大部分老百姓都没有土地。因此，文化是从根本上激发需求的一种动机。毛泽东有与天奋斗的一腔豪情，但他又是一个刚柔相济的人，看到穷苦百姓没有饭吃，他会流泪。他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产生了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毛泽东思想。毛泽东的伟大之处在于他用伟大的文化改变了中国。 从曾国藩到毛泽东，他们的身上都有湖湘文化的影子。

曾国藩是湖湘文化的领袖，是湖湘文化的集大成者。 湘商是在改革开放中期后期异军突起的，湘商不像浙商，浙商起步比较早，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已经崛起了。那么，湘商的崛起，是以三位工程机械的领袖为代表的。从生产模式看，浙商是小商品，湘商是重工。三一的总裁项文波说过一句这样的话：原来人们都认为我们湖南人只会种田，只会杀猪，只会打仗。但是，当工业化的滚滚潮流扑面而来的时候，像梁稳根这样的企业家却能够脱颖而出，这就是时势造英雄。

湖湘文化本身孕育了一批敢为人先，心忧天下的仁人志士。他等待着天时的召唤，当天时一到，他就脱颖而出，很豪迈。

程冠军：如何看待企业文化对于企业经营管理的作用？如何看待文化学与管理学之间的辩证关系？

何真临： 一个人是否聪明，是否智慧，关键是他能不能把各门学问打通。 企业也是如此，世界上最伟大的企业，他们的文化是相通的。 乔布斯跟梁稳根是相通的。三一提出的“品质改变世界”，与所有有责任的企业就是相通的。经济学和哲学是可以打通的，为什么？企业文化是价值观，是行为准则。经济学搞的再好，没有明确的价值取向，没有凝聚人的理念、使命、愿景、精神，这个经济学就是没用的。所以陆游说“功夫在诗外”。写诗不是简单的语句的运用，还包括文学、 社会 、民生、哲学等方方面面，包括对鸟鱼虫草的洞察，对每一个细节都细心观察，才能成诗。经济学也是这样，其实它的功夫也是在经济之外的，尤其是要懂得文化学、人才学、领导学。不懂文化学，怎么凝聚人？不懂人才学，怎么领导人？不懂领导学，又怎么组织资源？因此，学问都是相通的。比如，在人格理论、文化理论里面，我认为，要把弗洛伊德、马斯洛，把哲学的真善美和驭世之道等全部打通。如果不打通，你的学问依然是迷茫的。

搞经济一定要把政治学、心理学、管理学打通。打通以后你才会知道，中国的真正的政治是什么。学问是互通的，它只不过是从不同的角度去研究 社会 的一个层面而已，最后它肯定是相通的。经济学里的亚当 • 斯密就是这样一个人，除了对经济学的巨大贡献之外，他还写过《 道德情操论 》。

文化是指引企业的最核心的东西。 中国人的思维是系统、全面的思维，是高屋建瓴的思维。所以它能够吸取世界的精华为我所用，它那种博大包容的胸怀，能够把别人最先进、最美好的东西化为己有 。佛教本来是印度向我们传播的，结果，现在中国的佛教成了世界最大的佛教，就是因为中国人有一颗包容的心。它不像西方文化，西方文化是局部的，而中国文化是整体的，它构筑一个很大的框架体系。文化的发展已经证明，未来世界的文化绝对是东方文化。事实上，整个世界就是一个模糊的，中国文化从根本上道出了世界的奥妙。中国的文化的本身最能够呼应集成创新，但中国文化也有其弱点，就是它很难呼应原始创新。

“企业家论语”专栏作家：程冠军

此文刊登在《南方企业家》杂志2020年10月刊

关于大同思想网 ：大同思想网是由大陆新儒家代表、湖南大学法学院原院长杜钢建、青年学者枕戈、天地人律师事务所邹红艳律师、岳麓书院唐宏站博士发起，并有学界代表人物郑佳明、卢德之、陈明、秋风、林安梧、黄玉顺、伍继延、杜文忠、韩星、何真临、曾亦、韩秉欣、黄守愚等一大批学者支持的文化学术网，于2012年9月1日在湖南长沙成立。网站以推动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实践法治中国为当下目标，弘扬王道文化、中道思想、大同理想，并希冀中华文化的全面复兴。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复兴大潮中，大同思想网已成为中国独具特色的国学网站之一。

④ 求研究性学习作文650字，有关金庸的武侠小说！

神雕侠侣》中的杨过和小龙女是金庸小说中最出名、也最受人喜爱的人物。他们被认为是天造地设的一对璧人，他们的爱情故事也最为曲折、最为生动、最令人激动和痴迷。
这是一个充满了悲剧意味的故事。自他们相爱之日起，就离多合少，往往旧劫未去，新劫又生，历尽曲折悲欢，充满苦涩苍凉。然而他们又坚贞不渝、锲而不舍，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海枯石烂情不变。从而迷醉了无数的读者。
然而，我要说的是，我们像杨过和小龙女一样，在这一漫长而艰苦的历程中，不自觉地坠入了一场迷梦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欺骗。这场欺骗并非来自小说的作者——也许作者也像其主人公及读者一样受了欺骗——而是来自“爱的幻觉”，来自人性及其爱情心理。
杨过和小龙女当真是值得称羡的佳侣吗？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至少不能完全肯定。
这倒并不是因为杨过比小龙女要年轻几岁晚一辈，也不是因为杨过失去一条臂膀和小龙女失去处女的贞操——这一切小说的作者都一一安排了圆满的解决方法，而主人公也确实是克服了这些微不足道的障碍。
杨过和小龙女的爱情的真正危机是他们的个性的极端对立，他们的人生理想及其喜爱的生活方式的极端矛盾。他们实质上完全是两种人，当属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他们走到一起本就是一次偶然，一种命运的捉弄，而他们的相爱更恐怕是一场误会，一场不自觉的自我欺骗。
“异性相吸”，也许是产生这种误会的第一个重要原因。这里的“异性”
不仅是指男女性别的差异，而且是指男女性格上的差异。我们常常见到一个活泼开朗的人爱上一个沉默稳重的人，一个聪明灵俐的人爱上一个木讷刚毅的人，一个外向的人爱上一个内向的人..等等，而都得到了相对完满的结局，甚至可以归纳为一种“规律”，即异性相吸、相反相存。我们不否定这一点，也承认性格的相互补充是爱情与婚姻的和谐或妥协的一种较为有利的情形。但我们也不应该忘记，对“另一极”性格的自然的倾慕，源于一个古老的审美法则，那就是隔岸观景。我们总是发现与自己不同的、有距离的事物较自己身边的、眼前的、熟悉的事物更美。我们总容易让那些使我们“不明白”及我们不具备（没有或没见过）的东西迷惑。..可是我们一旦“获得”，这种审美距离一旦消失，情形就大不一样了。杨过和小龙女的情形大致如此。
在古墓之中，两人只觉得互相关怀，是师父和弟子间应有之义，既然古墓中只有他们两人，如果不关怀不体惜对方，那么又去关怀体惜谁呢？——
有意味的是，小龙女第一次离开杨过，是因为杨过根本不懂得爱情：
小龙女正色道：“你怎么仍是叫我姑姑？难道你没真心待我么？”她见杨过不答，心中焦急起来，颤声道：“你到底当我是什么人？”杨过诚诚恳恳的道：“你是我师父，你怜我教我，我发过誓，要一生一世敬你重你，听你的话。”小龙女大声道：“难道你不当我是你妻子？”
杨过从未想到过这件事，突然被她问到，不由得张惶失措，不知如何回答才好，喃喃的道：“不，不！你不能是我的妻子，我怎么配？你是我师父，是我姑姑。”小龙女气得全身发抖，突然“哇”的一声，喷出一口鲜血。（第七回）
这里有—个小小的误会，欧阳锋找到杨过，疯疯癫癫地点了小龙女的穴道（那时她正与杨过脱了衣服练“玉女心经”），被对小龙女心仪已久的全真派道士尹志平乘虚而入。小龙女以为是杨过，也就坦然失身了，等到杨过找到小龙女时，尹志平早已离去。杨过不知就里，而小龙女则以为杨过在装疯卖傻，不负责任。因而见他仍不叫她是“妻子”（她以为杨过占有了她）
而气愤急怒，想要杀了杨过，终觉不忍，因而只有转身疾奔下去，离他而去。
可是杨过确确实实是不知道前因后果。不知道如何得罪了师父，不明白“何以她神情如此特异，一时温柔缠绵，一时却又怨愤决绝？为什么说要做自己的‘妻子’，又不许叫她姑姑。”想来想去也想不出所以然来，只有以为“此事定然与我义父有关，必是他得罪师父了。”
杨过对他的师父小龙女，其实只有敬爱之心，却没有性爱之情；有亲近和依恋的关系，却没有热烈的爱情冲动。
那时他还是一个孩子。不懂爱情，不懂性，不懂男女之爱有别于师徒之爱、姑侄之爱。
等到小龙女离开他以后，在寻找小龙女的过程中，才慢慢地意识到小龙女所要的男女之情是什么。因而，他在追寻“白衣少女”（小龙女也总是一身白衣）的过程中，他结识了陆无双、完颜萍，并把她们当成小龙女的幻影。
他以为（我们大家都以为）自己爱上了小龙女却不知小龙女此人也只是一种幻影：爱的幻影。这幻影正是被他情窦初开的心创造出来的。
同时，这幻影也是最初环境激发出来的。
因为从此以后，他与小龙女就开始了离多合少，劫难重重的日子。除了这第一次分离以外，还有三次重要的或长久的分离，一是相聚不久，又因“礼教大防”而分离；再一次是小龙女因明白自己失身于尹志平，同时又以为杨过要娶郭芙而再度悄然离去；最后一次则是小龙女为了让杨过吃药治毒，跳进了绝情谷底，从而使他们之间分离十六年之久。
值得注意的是，所有的分离虽然各有外部原因造成，然而都是小龙女主动离去的。虽然她每一次离去，都有足够的“为了爱”的理由，谁能说这不正是她的本能的逃避呢！？
无论是理智的回避或是本能的逃避，造成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分离和悬念。而这种分离与悬念又恰恰是激发杨过的强烈的情感及其爱的幻觉的最好的动力。分离造成的是美感及其审美心理的距离。一次次分离之后的悬念总会得到自觉或不自觉的夸张和放大。更何况每一次分离，都伴有使杨过不得不去追寻的理由，比如第一次他是要找到小龙女，以便弄清他是怎样得罪了她；第二次知道小龙女是迫于“礼教大防”而离去，激发了杨过的反抗命运的热情（这在杨过的个性及生命中是一贯的）；第三次知道小龙女对他误解而离去，使他加倍地歉疚；第四次则是为了一句诺言..
我们必须看到，在这一爱情——我们权且称这种模糊不清的激烈情感为爱情——的追逐中，杨过始终是以热烈的追求者而存在的。而这恰恰合乎杨过的性格，这种大苦大热的曲折追寻，正合杨过的口味。在他而言——在我们每一个人而言都是如此——追求本身，追求的过程本身已经比追求的对象更为重要。追求和期待虽然不无痛苦，但也是一种热烈而美好的生活方式或生存方式。在这一过程中，始终都充满最美好的期待和幻想。幻想中的情侣，期待中的恋人总是要比真实的人美妙得多。
这一切乃是杨过的性格决定的。命运的障碍和外物的干扰，总会激起他的强烈的逆反心理，仅是为了“反抗”本身，他也会不顾一切不计生死的（这在他反叛全真派时已经有过充分的显示）。他和小龙女的关系遭到旁人的非议时，便又是如此。小说中写道：
..黄蓉道：“好，你既要我直言，我也不跟你绕弯儿。龙姑娘既是你师父，那便是你尊长，便不能有男女私情。”
这个规矩，杨过并不像小龙女那样一无所知，但他就是不服气，为什么只因为姑姑教过他武功。便不能做他的妻子？为什么他与姑姑绝无苟且，却连郭伯伯也不肯信？想到此处，胸头怒气涌将上来。他本是个天不怕地不怕、偏激刚烈之人，此时受了冤枉更是甩出来什么也不理会了，大声说道：“我做错了什么事碍你们了？我又害了谁啦？姑姑教过我武功，可是我偏偏要她做我妻子。你们斩我一千刀，一万刀，我还是要她做妻子。”（第十四回）
这一段充分地表明了他的性格，但并没有表明他对小龙女的爱本身。—
—在这样一个激动的时刻，你就是让杨过为了反抗命运而娶任何人为妻他都会毫不犹豫地这样干的。这就是他的性格。因此，如果没有这些冲突，如果没有这种强烈的冲突所引起的强烈的逆反心理及反叛精神，那又如何呢？如果没有一次次的分离，那又会如何呢？——这样的疑问是意味深长的，也是触及本质的。
强烈的爱的期待美化了爱的对象。热情的爱的追求掩盖了对爱的对象及爱本身的无知。这才是杨过与小龙女的真正的悲剧。
十六年以后，这对情人重新聚首，恍若隔世。经过数十年的曲折和分离，这一对有情之人大概能不再分离地过几天平安的日子了。
然而，也许到了这个时候，他们（会不会发现）之间的爱情悲剧及无法调和的性格冲突才会真正地拉开序幕。而以前这几十年的故事只仅仅是这一悲剧的长长的“引言”？——遗憾的是，小说到这里就结束了。这正是作者的聪明之处，使我们保留了最为美好而强烈的印象，而无法猜度他们的“后事如何”。对此，我们不能责怪作者。因为小说不是生活的教科书，它只负责将美丽的情感悲喜（无论真正的结局如何）带给我们，将最为华采的乐章展示给我们，至于真实而琐细的平凡生活么，那就不是作者的事了。
我们说过杨过和小龙女是不会幸福的。这有以下几点原因。
其一，杨过是一个多情的人，而小龙女则是一个“无情无欲”的人。—
—这是她的古墓生涯的结晶，也是她的武功的必要基础。——那古墓派玉女功养生修练，有“十二少、十二多”的正反要诀：“少思、少念、少欲、少事、少语、少笑、少愁、少乐、少喜、少怒、少好、少恶。行此十二少，乃养生之都契也。多思则神怠，多念则精散，多欲则智损，多事则形疲，多语则气促，多笑则肝伤，多愁则心慑，多乐则意溢，多喜则忘错昏乱，多怒则百肠不定，多好则专迷不治，多恶则焦煎无宁。此十二多不除，丧生之本也。”
（第39 回）显然，小龙女将此要诀练得很好，否则她无法在古墓中长大，尤其无法在绝情谷底一个人生活十六年之久。
其二，杨过是一个热情如火、活泼激烈的人，而小龙女则是一个宁静冲虚、恬淡幽闭的人。这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必然出现极大的反差和冲突。杨过曾说：“不错，大苦大甜，胜于不苦不甜。我只能发痴发颠，可不能过太太平平安安静静的日子”（第29 回）。而小龙女则恰恰相反。所谓“水至清则无鱼，人至清则无徒”小龙女则至淡至虚，如何为伴？
其三，杨过属于这个风尘劳苦、多劫多难的苍凉人生，而小龙女则属于古墓。她像是幽灵，又像是仙女。总之，她属于空谷，属于绝域，是花瓶加温室里的花，一经人间风雨就会惶然失措，本性迷失，如坠地狱。
以此种种，台湾学者曾昭旭先生也有过很好的论述：“现在我们要谈到像杨过，小龙女这样的结合，中间含有怎样的困难与缺憾呢？我们前文已提到这冲虚的理想不是人生究极圆满的，这刚猛的生命也不是冲虚和清畅的生命。因此在本质上这种结合就只是暂时的。小龙女之下凡是暂时应迹，杨过之要求平息其生命的冲动也只是一种心灵受伤时的暂时要求。到末了，小龙女还是要回归空境，杨过也还是要再涉人间的。所以他们的相遇，最好就是如浮云之聚散，缘尽了，彼此挥挥手，各奔前程，则小龙女不失其应迹渡化，杨过也如其暂时小憩。而一定要归宿于此，而谋长久的结合，则不但处境磨难多多，内在的缺憾也是极深沉的。而杨过因种种外缘，毕竟决心归宿于小龙女了。于是，这一份感情便显现出悲剧性质来。这悲剧从杨过这边来说，便是他原可以凭借自己冲至道德理境，如今限于清虚的格局而不能出头了。
而从小龙女那边来说，则是她对杨过的许多言行表现有根本的不解。遂显出二人的结合，有着隐隐的危机。”①从本性来说，小龙女已是忘情灭欲的世外仙灵（只有小说中才会有这样的人物），而杨过则是凡肠如火、风流热烈、活泼多变、偏激刚烈的世间英雄。小龙女之爱杨过，那是因为杨过热情依恋并不断“追求”（她则常常回避或逃避）；杨过之爱小龙女，则是隔岸观景、追光逐影要比苍凉的人间更有魅力。他们的恋爱起于古墓中没有外人的孤独的自然，而后饱经磨难、生死相许，历尽尘劫，反而显得格外的多姿，加强了追求本身的意义而夸张了情感的度数。
当然，我们只能提出自己的疑问和意见，只能按照我们的思路去分析或综合。我们无法也不能去“判断”：他们是否存在爱情？他们是否感到幸福？
他们是否能在一起过和平宁静的日子？这一切小说中都没有写，而我们也不是杨过或小龙女本人，所以我们无法判定。这些也不能让任何外人来判定，因为爱情与幸福乃是（当事者）心理的感受。感受如何？甘苦寸心知。这便是爱情的神秘处、诱人处。
我们只能说，他们的这种感情，至少有相当一部分是被分离所造成，被期待所激发，被磨难所巩固、所推动。我们只能说，这两个主人公都是毅力惊人的人。尤其是杨过，小龙女因为无欲少情，反而能宁静长久。
然而不论怎样，我们都还要感谢金庸，他为我们写出了这种若即若离、曲折悬念的爱情故事。展示了“越是得不到的东西就越觉得美好、越是想要”
这种人性心理的真实，深刻地表现了人类情感的秘密和人性的秘密。
① 曾昭旭《金庸笔下的性情世界——论（神雕侠侣）中的人物形态》，见《诸子百家论金庸》，台湾远景出版事业公司版。

⑤ 林安梧的部分期刊论文

1.林安梧，1992年7月，语言的异化与存有的治疗─以老子《道德经》为核心的理解与诠释， 刊于 《鹅潮学志》，第八期，页31-57，台北。
2.林安梧，1992年2月，「抽象的感性」下的变革论者─以康有为为例的精神现象学式之哲学解析，《哲学与文化》，第十八卷第二期，页 24-53，台北。
3.林安梧，1992年12月，论「道之错置－－－对比于西方文化下中国文化宰制类型的一个分析， 刊于《鹅湖》，第十八卷第六期，台北。
4.林安梧，1993年1月，论熊十力体用哲学中「存有对象」的两重性－－从对象的两重性之厘清到存有的根源之稳立，《鹅湖学志》，第九期，页55-75，台北。
5.林安梧，1993年6月，「以理杀人」与「道德教化」－－环绕戴东原对于朱子哲学的批评而展开对于道德育的一个理解与检讨， 刊于《鹅湖学志》，第十期，页91-116，台北。
6.林安梧，1994年1月，「当代新儒学」及其相关问题之理解与反省 (上)，《鹅湖》十九卷七期(总号223)，页10-20，台北。
7.林安梧，1994年4月「儒家思想与成人教育」－－论孔子「仁教」哲学中的成人教育思想， 刊于《鹅湖》第十九卷第十期，页1-8。
8.林安梧，1994年9月，迈向儒家型社会批判学的建立－－以徐复观先生的思想为核心的基础性理解，刊于《鹅湖》第二○卷第三期，页 49-57，台北。
9.林安梧，1994年8月，从「单元而统一」到「多元而一统」－－以「文化中国」一概念为核心的理解与诠释，刊于《鹅湖》第十九卷第一期，页16-23，1994年7月 台北。
10.林安梧，1994年8月，儒家的宗教精神及其成圣之道－－不离于生活世界的终极关怀， 刊于《宗教哲学》第一卷第一期(创刊号)，页 123-139，台北。
11.林安梧，1994年12月，关于儒家哲学中的「实践」概念之厘清--从「老儒家」、「新儒家」到「后新儒家」的反思，《鹅湖》二十卷六期(总号234)，页18-19，台北。
12.林安梧，1995年1月，论儒家的宗教精神及其成圣之道--不离于生活世界的终极关怀，《宗教哲学》一卷一期，页123-139，台北。
13.林安梧，1995年1月，论「公民意识」的诞生，《文讯月刊》七十三期(总号111)，页4-6，台北。
14.林安梧，1995年1月，开启「意义治疗」的当代新儒学大师--唐君毅先生，《鹅湖》二十卷七期(总号235)，页2-5，台北。
15.林安梧，1995年2月，文建会与文化发展，《文讯月刊》七十四期(总号112)，页20-54，台北。
16.林安梧，1995年4月，「顺服的伦理」、「根源的伦理」与「公民的伦理」－－对儒家「伦理」概念的反省与考察，刊于陈明主编之《原道》集刊，第二辑，页 84-100，团结出版非出版，新华书站发行，北京。
17.林安梧，1995年6月，略论道德教育之困结及其厘清之道，《菁莪季刊》七卷二期(总号24)，页13-17，台中。
18.林安梧，1995年6月，实践的异化与克服之可能--悼念牟宗三先生兼及于当代新儒家之发展，《鹅湖》二十卷十二期(总号240)，页51-55，台北。
19.林安梧，1995年7月，「论语--走向生活世界的儒学」序言，《鹅湖》二十一卷一期(总号241)，页23-25，台北。
20.林安梧，1995年9月，中国文化的哲学观，《鹅湖》二十一卷三期(总号243)，页7-15，台北。
21.林安梧，1995年10月，<中国近现代思想观念史论>序，《鹅湖》二十一卷四期(总号244)，页37-41，台北。
22.林安梧，1995年12月，哈伯玛斯[Jurgen Habermas]的批判理论，《通识教育》二卷四期，页17-43，台北。
23.林安梧，1996年1月，迈向佛家型般若治疗学的建立－－以《金刚般若波罗密经》为核心的展开， 刊于陈明主编之《原道》集刊，第三辑，页 60-83，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祷出版，新华书站发行，北京。
24.林安梧，1996年1月，论中国文化传统中的「血缘性纵贯轴」，《鹅湖》二十一卷七期(总号247)，页12-18，台北。
25.林安梧，1996年2月，「儒家型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可能--革命的实践．社会的批判与道德的省察，《鹅湖》二十一卷八期(总号248)，页6-16，台北。
26.林安梧，1996年3月，<当代新儒家哲学史论> 序言，《鹅湖》二十一卷九期(总号249)，页41-44，台北。
27.林安梧，1996年4月，论中国文化传统中的「血缘性纵贯轴」，《宗教哲学》二卷二期(总号6)，页43-53，台北。
28.林安梧，1996年4月，从血缘性纵贯轴到人际性的互动轴--「建立社会新伦理、促进中国现代化」的一个反思，《现代化研究》第六期，页16-24，台北。
29.林安梧，1996年5月，「王霸之辨」与「统独之争」的混淆及厘清，《鹅湖》案十一卷十一期(总号251)，页7-8，台北。
30.林安梧，1996年6月，儒家道德实践的根本困结及其转化创造之可能--从咒术型的实践因果逻辑到解咒型的实践因果逻辑，《佛光学刊》第一期，页131-147，嘉义。
31.林安梧，1996年8月，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为台湾之文化生态及其发展进一言，《文讯月刊》九十二期(总号130)，页40-42，台北。
32.林安梧，1996年8月，不离「生活世界」、「社会总体」的终极关怀--南华管理学院哲学研究所，《汉学研究通讯》十五卷三期(总号59)，页333-334，台北。
33.林安梧，1996年10月，论「气的感通」与「连续型理性」--血缘性纵贯轴下「宗法国家」的宗教与理性，《东方宗教研究》第五期(总号7)，页7-20，台北。
34.林安梧，1996年10月，宝瓶系列：如是我闻一时佛在--如是我闻，《普门》第二百零五期，页90-92，台北。
35.林安梧，1997年1月，如是我闻一时佛在--一时佛在(生活十二帖)，《普门》第二百零八期，页34-36，台北。
36.林安梧，1997年4月，孔子与阿Q--一个精神病理史的理解与诠释，《鹅湖》二十二卷十期(总号262)，页56-57，台北。
37.林安梧，1997年6月，「揭谛」发刊词--「道」与「言」，《揭谛学刊》第一期，页1-14，嘉义。
38.林安梧，1997年6月，「道德与思想之意图」的背景理解:以「血缘性纵贯轴」为核心的展开，《本土心理学研究》第七期，页126-164，台北。
39.林安梧，1997年9月，走向生活世界的儒学--儒学、「论语」与交谈，《通识教育》四卷三期，页33-53，台北。
40.林安梧，1997年10月，牟宗三先生之后:咒术、专制、良知与解咒--对「台湾当代新儒学」的批判与前瞻，《鹅湖》二十三卷四期(总号268)，页2-12，台北。
41.林安梧，1997年11月，不信春风唤不回--关于「加强通识教育」的一些补充意见与建议，《鹅湖》二十三卷五期(总号269)，页29-30，台北。
42.林安梧，1998年3月，《论语》与廿一世纪的人类文明︰交谈、启示与文明治疗，(浙江社会科学双月刊)， 1998年第2期，页24---31，浙江杭州。
43.林安梧，1998年3月，大学情意教育的理论基础与实务研究--以「儒、道、佛」三家为核心的理论反省与实务考察，《通识教育》五卷一期，页13-26，台北。
44.林安梧，1998年3月，三论「道的错置」--中国政治哲学的根本问题，《鹅湖》二十三卷九期(总号273)，页19-34，台北。
45.林安梧，1998年5月，「党国儒学」的一个侧面思考--以「科学的学庸」为核心的展开，《鹅湖》二十三卷十一期(总号275)，页1-9，台北。
46.林安梧，1998年5月，关于「善之意向性」的问题之厘清与探讨：以刘蕺山哲学为核心的展开，（刘蕺山学思想论集），页155-166，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印行，台北。
47.林安梧，1998年7月，道家思想中的「女性主义」，《宗教哲学》四卷三期(总号15)，页90-97，台北。
48.林安梧，1998年8月，台湾哲学的贫困及其再生之可能--对于「台湾、中国: 迈向世界史」论纲「贰」、「参」的再解释，《哲学杂志》第二十五期，页68-93，台北。
49.林安梧，1998年8月，张深切的「台湾性」与「中国性」及其相关之问题，《鹅湖》二十四卷二期(总号278)，页2-11，台北。
50.林安梧，1998年8月，当代儒佛论争的一些问题--与李向平商榷，《二十一世纪》第四十八期，页124-130，台北。
51.林安梧、赖锡三，1998年9月，「禅佛教思想」与「本土化通识教育」，《通识教育》第五卷三期，页55-73，台北。
52.林安梧，1998年11月，「哲学、生死与宗教」国际学术研讨会--儒家的生死智慧--以「论语」为中心的展开，《生死学研究通讯》第一期，页8，嘉义。
53.林安梧，1998年12月，「论语」--走向生活世界的儒学，《钱穆先生纪念馆馆刊》第六期，页72-89，台北。
54.林安梧，1999年1月，后新儒家哲学的思维向度，《鹅湖》二十四卷七期(总号283)，页6-15，台北。
55.林安梧，1999年1月，道家思想与现代管理--以老子「道德经」为核心的省察，《宗教哲学》五卷一期(总号17)，页97-108，台北。
56.林安梧，1999年3月，「人的素质」与「通识教养」座谈系列之一--关于「香港」与「中国大陆」两地哲学的对比，《通识教育》六卷一期，页129-148，台北。
57.林安梧，1999年3月，「天地有道」与「回念一几」--以「人的素质」之提升为核心，《通识教育》六卷一期，页15-32，台北。
58.林安梧，1999年3月，解开“道的错置”-----兼及于”良知的自我坎陷”的一些思考，《孔子研究季刊》总第53期，1999年第一季，页14--26 ，中国孔子基金会主办，齐鲁书社，山东济南。
59.林安梧，1999年6月，对于台湾当前几个通识问题的哲学理解：「知识」与「权力」：一个哲学治疗学的观点，《通识教育》六卷二期，页85-107，台北。
60.林安梧，1999年6月，迎佛牙事件文化现象之哲学考察，《思与言》三十七卷二期，页209-232，台北。
61.林安梧，1999年7月，试论述中国哲学之起源及其从伏羲到皋陶之发展过程--以黄振华先生的理解为核心的展开，《鹅湖》二十五卷一期(总号289)，页7-22，台北。
62.林安梧，1999年8月，试论述中国哲学思想自皋陶以后至春秋战国时代之发展历程--以黄振华先生的理解为核心的展开(上)，《鹅湖》二十五卷二期(总号290)，页8-15，台北。
63.林安梧，1999年9月，明末清初关于「格物致知」的一些问题--以王船山人性史哲学为核心的宏观理解，《中国文哲研究集刊》第十五期，页313-335，台北。
64.林安梧，1999年9月，「后新儒学」义下的「论语」，《鹅湖》二十五卷三期(总号291)，页39-42，台北。
65.林安梧，1999年9月，试论述中国哲学思想自皋陶以后至春秋战国时代之发展历程--以黄振华先生的理解为核心的展开(下)，《鹅湖》二十五卷四期(总号292)，页36-52，台北。
66.林安梧受访、石齐平访谈，1999年12月，廿一世纪「通识教育」与「知识经济」的探索，《通识教育》六卷四期，页113-125，台北。
67.林安梧，2000年2月，当前师资培养改革向度之我见--师范院校通识教育访评之后，《教育研究》第七十一期，页21-23，台北。
68.林安梧讲、丁安顺 杨謦绮整理，2000年3月，台湾精神现象的一个哲学考察--九0年代台湾思想发展概况，《鹅湖》二十六卷三期(总号303)，页37-46，台北。
69.林安梧，2000年4月，死 里求生--关于中国思想研究的一些思考，《鹅湖》二十五卷十期(总号298)，页2-11，台北。
70.林安梧，2000年5月，当代新儒学之回顾、反省与前瞻--从「两层存有论」到「存有三态观」的确立，《鹅湖》二十五卷十一期(总号299)，页36-46，台北。
71.林安梧， 2000年5月，儒教的家庭观：从《易经传》咸恒两卦说起──以「夫妇轴家庭观」与「君臣轴家庭观」为对比，《家庭与宗教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页15--43，言鼎文化事业公司印行，台北。
72.林安梧，2000年6月，「心性修养」与「社会公义」：中华文化迈向二十一世纪的纠结之一，文刊于陈明、朱汉民主编《原道》第六辑，页69--80，贵州人民出版社印行，中国贵阳。
73.林安梧，2000年9月，台湾精神现象的一个哲学考察,《鹅湖》第廿六卷第三期（总号：303），页37--46，台北。
74.林安梧，2000年11月，<教育哲学讲论>自序--后新儒家哲学思维向度下的教育理论，《鹅湖》二十六卷五期(总号305)，页34-38，台北。
75.林安梧，2000年12月，「存有三态论」与「存有的治疗」之构建--道家思维的一个新向度，《鹅湖》二十六卷六期(总号306)，页28-39，台北。
76.林安梧，2001年1月，迈向道家型「管理哲学」的一个可能--以老子「道德经」为核心的省察，《文明探索丛刊》第二十四期，页36-52，台北。
77.林安梧讲、孙强记录整理，2001年3月，儒学革命--一种可能的方向，《鹅湖》二十六卷九期(总号309)，页13-20，台北。
78.林安梧 陈德和讲、傅淑华 廖祟斐纪录，2001年5月，通识与专业之间(上)--离开清华返回台湾师大的对话，《鹅湖》二十六卷十一期(总号311)，页18-26，台北。
79.林安梧，2001年6月，从「以心控身」到「身心一如」--以王夫之哲学为核心兼及于程朱、陆王的讨论，《国文学报》第三十期，页77-95，台北。
80.林安梧，2001年6月，「儒家生死学」的一些省察--以「论语」为核心的展开，《辅仁宗教研究》第三期，页133-163，台北。
81.林安梧，2001年6月，后新儒家哲学拟构︰以《道言论》为核心的诠释与构造，沈清松主编”国际中国哲学会会议论文集”《跨世纪的中国哲学》，页277—312，五南图书公司印行，台北。
82.林安梧 陈德和讲、傅淑华 廖祟斐记录，2001年6月，通识与专业之间(下)--离开清华返回台湾师大的对话，《鹅湖》二十六卷十二期(总号312)，页22-29，台北。
83.林安梧，2001年10月，台海两岸哲学发展的一个观察，《鹅湖》二十七卷四期(总号316)，页12-15，台北。
84.林安梧，2001年12月，后新儒学的社会哲学：契约、责任与「一体之仁」--迈向以社会正义论为核心的儒学思考，《思与言》三十九卷四期，页57-82，台北。
85.林安梧，2002年1月，从「牟宗三」到「熊十力」再上溯「王船山」的哲学可能--后新儒学的思考向度，《鹅湖》二十七卷七期(总号319)，页16-30，台北。
86.林安梧，2002年2月，儒家道德哲学的两个向度--以「论语」中「曾子」与「有子」为对比的展开，《哲学与文化》二十九卷二期(总号333)，页108-116+189，台北。
87.林安梧，2002年6月，中日儒学与现代化的哲学省察：「情实理性、气的感通」与「仪式理性、神道仪轨」--由李泽厚「中日文化心理比较试说略稿」一文引发的检讨，《国文学报》第三十一期，页53-79，台北。
88.林安梧，2002年6.7.8.9月，武汉对谈：中国哲学的未来(1-4)--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交流与互动，《鹅湖》，第廿七卷第十二期，第廿八卷第一期、二期、三期〈324.325.326.327期〉，台北。
89.林安梧，2002年7月，科技、人文与「存有三态」论纲，《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第四期，页16-19，中国浙江。
90.林安梧，2002年8月，论「教育改革」及其相关的「文化土壤」与「心灵机制」问题，《教育研究》第一百期，页101-107，台北。
91.林安梧，2002年10月，儒释道心性道德思想与意义治疗，《道德与文化》(双月刊)2002第五期(总号120期)，页44-49，天津社会科学院，中国天津。
92.林安梧，2002年10月，再论「儒家型的意义治疗学」--以唐君毅先生的「病里乾坤」为例，《鹅湖》二十八卷四期(总号328)，页7-16，台北。
93.林安梧，2002年10月，关于「宗教教育」的一些哲学思考--中西宗教形态学下的对比展开，《宗教哲学》八卷二期(总号28)，页36-48，台北。
94.林安梧，2002年12月，「易经」思想与二十一世纪文明之发展，《鹅湖》二十八卷六期(总号330)，页36-48，台北。
95.林安梧，2002年12月，人文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异同，《含章光化﹕戴琏璋先生七十哲诞论文集》，页203-238，里仁书局印行，台北。
96.林安梧，2003年1月，关于中国哲学解释学的一些基础性理解，《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三十一卷第一期，页31-39，中国安徽。
97.林安梧，2003年2月，「存有三态论」与廿一世纪文明之发展，《鹅湖》第廿八卷第八期(总号332)，页19-29，台北。
98.林安梧，2003年3月，主体性的探究与实践，《应用心理研究》第十七卷，页1-5+19-27+34-44，台北。
99.林安梧，2003年4月，「道」「德」释义﹕儒道同源互补的义理阐述，《鹅湖》第廿八卷第十期(总号334)，页23-29，台北。
100.林安梧，2003年6月，「心性之学」在教育上的运用﹕儒道佛义下的「生活世界」与其相关的「意义治疗」，《新世纪宗教研究》，第一卷第四期，页27-62，台北。
101.林安梧，2003年7月，「人文学方法论：诠释的存有学探源」自序，《鹅湖》第廿九卷第一期 (总号：337)，页18-23，台北。
102.林安梧，2003年9月，「道的错置--中国政治思想的根本困结」序言，《鹅湖》第廿九卷第三期 (总号：339)，页29-35，台北。
103.林安梧，2004年1月，拳称太极、道通天地--苏清标<太极拳的哲学>代序，《鹅湖》二十九卷七期(总号343)，页17，台北。
104.林安梧，2004年2月，「自然先于人、人先于自然科学」：记一段科学史的学问因缘，《鹅湖》二十九卷八期(总号344)，页25-29，台北。
105.林安梧，2004年6月，「中华道统」与「文化中国」论「多元而一统」：「文化中国」、「政治中国」与「经济中国」的对比反思，《宗教哲学》三十期，页110-119，台北。
106.林安梧，2004年7月，「天地有道、人间有德」--李承贵<中国传统道德转型之研究>代序，《鹅湖》三十卷一期(总号349)，页54-56，台北。
107.林安梧，2004年8月，后新儒学的新思考：从「外王」到「内圣」--以「社会公义」论为核心的儒学可能，《鹅湖》三十卷二期(总号350)，页16-25，台北。
108.林安梧，2004年10月，关于「觉」在教育上的作用：总体之源的场域觉醒--对《道言论》中「一本空明」的阐释，《鹅湖》三十卷四期(总号352)，页13-19，台北。
109.林安梧，2004年12月，老子《道德经》首章之诠释与重建--论「存在场域」、「生命护养」兼及于「意义治疗」，《鹅湖》三十卷第六期(总号354)，页18-28，台北。
110.Makeham, John & 林安梧，2005年3月，John Makeham访谈林安梧论「新儒学」与「后新儒学」(1)，《鹅湖》三十卷八期(总号356)，页50-64，台北。
111.Makeham, John & 林安梧，2005年4月，John Makeham访谈林安梧论「新儒学」与「后新儒学」(2)，《鹅湖》三十卷九期(总号357)，页15-21，台北。
112.林安梧，2005年6月，「新儒学」、「后新儒学」、「现代」与「后现代」﹕最近十年的省察与思考之一斑，《鹅湖》三十卷第十二期(总号360)，页8-21，台北。
113.林安梧，2005年8月，牟宗三的康德学与中国哲学之前瞻──格义、融通、转化与创造，《鹅湖》三十一卷第二期(总号362)，页12-24，台北。
114.林安梧，2005年11月，《存有三态论》诸向度的展开--关于后新儒学的「心性论、本体论、诠释学、教养论与政治学」，《鹅湖》三十一卷第五期（总号365），页9-18，台北。
115.林安梧，2005年12月，明清之际：从「主体性」、「意向性」到「历史性」的一个过程--以「阳明」、「蕺山」与「船山」为例的探讨，《国文学报》第三十八期，页1-29，台湾师范大学印行，台北。
116.林安梧，2006年2月，《儒家伦理与现代社会：「后新儒学」视点下的省思与前瞻》序言《鹅湖》三十一卷第八期（总号368），页37-42，台北。
117.林安梧，2006年3月，《儒学转正：从「新儒学」到「后新儒学」的过渡》自序，《鹅湖》三十一卷第九期（总号369），页62-34，台北。
118.林安梧，2006年8 月，后新儒家的道家可能﹕《新道家与治疗学》序言，《鹅湖》三十二卷第二期(总号374)，页46-52，台北。
119.林安梧，2006年12月，中西哲学会通之「格义」与「逆格义」方法论之探讨：以牟宗三先生的康德学与中国哲学研究为例，《淡江中文学报》第十五期，页95-116，淡江大学，台北。
120.林安梧，2007年3月，大学通识教育的困境及其再生之可能：以台湾地区为例之一瞥，《大学通识报》总第二期，页23-38，香港中文大学通识教育研究中心，香港。

⑥ 中国古代 近代 当代的哲学史与哲学家

司马迁，孔子，老子，曾子

老子
(约) 公元前600 - 公元前500
〖春秋〗
春秋时思想家，道家创始人。一说即老聃，姓李名耳，字伯阳，楚国苦县 （今河南鹿邑东）厉乡曲仁里人，做过周朝“守藏室之史”（管理藏书的史官），孔子曾向他问礼，后退隐，著《老子》。一说老子即太史儋，或老莱子。《老子》一书是否为老子所作，历来有争论。《老子》以“道”解释宇宙万物的演变，以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乃“夫莫之命（命令）而常自然”，因而“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为客观自然规律，同时又具有“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的永恒意义。《老子》书中包括大量朴素辩证法观点，如以为一切事物均具有正反两面，“反者道之动”，并能由对立而转化，“正复为奇，善复为妖”，“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又以为世间事物均为“有”与“无”之统一，“有、无相生”，而“无”为基础，“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馀”；“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其学说对中国哲学发展具深刻影响，其内容主要见《老子》一书。
孔子 Confucious
公元前551 - 公元前479
〖春秋鲁国人〗
春秋末期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学说创始者。 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人。先世为宋国贵族。少“贫且贱”，及长，曾任“委吏”（司会计）和“乘田”（管畜牧）等事。学无常师，相传曾问礼于老聃，学乐于苌弘，学琴于师襄。聚徒讲学，从事政治活动。年五十，由鲁国中都宰升任司寇，摄行相事。后又曾周游宋、卫、陈、蔡、齐、楚等国，自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终为见用。晚年致力教育，整理《诗》、《书》等古代文献，并删修鲁史官所记《春秋》，成为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历史著作。相传先后有三千人弟子，其中著名者七十馀人（贤人）。其思想以“仁”核心，以为“仁”即“爱人”。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论点，提倡“忠恕”之道，又以为推行“仁政”应以“礼”为规范：“克己复礼为仁”。对于殷周以来的鬼神宗教迷信，采取存疑态度，以为“未知生，焉知事鬼”，“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又注重“学”与“思”的结合，提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和“温故而知新”等观点。首创私人讲学风气，主张因材施教，“有教无类”，“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强调“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政治上提出“正名”主张，以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都应实副其“名”，并提出“不患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观点。自西汉以后，孔子学说成为两千余年封建社会的文化正统，影响极大。现存《论语》一书，记载有孔子与门人的问答，是研究孔子学说的主要资料。
邓析
公元前545 - 公元前501
〖春秋〗
春秋末法家先驱，名家。郑国人。曾任郑国大夫，并创 办私学，以所作《竹刑》（写在竹简上的法律）教人，宣传法治，“民之……学讼者不可胜数”（《吕氏春秋•离谓》）。他“操两可之说，设无究之词”，对后来辩者颇有影响。《汉书•艺文志》著录《邓析》，系后人托名所作。
曾子
公元前505 - 公元前436
〖春秋•鲁〗
（前--前） 春秋末鲁国南武城（今山东费县）人。名参，字子舆。 孔子学生。以孝行著称。曾提出“吾日三省吾身”（《论语•学而》）的修养方法。认为“忠恕”是孔子“一以贯之”的思想。又主张“慎终（慎重办理父母的丧事）追远（虔诚追念祖先），民德归厚”、“犯而不校（计较）”等。《大戴礼记》中多记载其言行，相传《大学》亦为其所著。后世封建统治者尊其为“宗圣”。
子思
公元前483 - 公元前402
〖战国〗
战国初哲学家。姓孔，名伋，孔子之孙。相传曾受业于 曾子。宣扬儒家道德观念“诚”，以为“诚”是世界本原，以“中庸”为其学说核心。孟子曾受业于他的门人，将其学说加以发挥，形成了思孟学派。后世封建统治者尊其为“述圣”。《汉书•艺文志》著录《子思》二十三篇，已佚。现存《礼记》中的《中庸》、《表记》、《坊记》等，相传为其所著。
墨子
(约) 公元前468 - 公元前376
〖战国〗
春秋战国时思想家、政治家，墨家创始人。名翟。相 传原为宋国人，后长期住在鲁国。曾学习儒术，因不满“礼”之烦琐，另立新说，聚徒讲学，成为儒家的主要反对派。其“天志”、“明鬼”学说，承袭殷周传统思想形式，但增入“非命”与“兼爱”等内容，反对儒家的“天命”和“爱有差等”说，以为“执有命”是“天下之大害”，力主“兼相爱，交相利”，不应有亲疏贵贱之别。处世奉行“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精神。其“非攻”思想，反映当时人民反对战争的意向，其“非乐”、“节用”、“节葬”等主张，为反对贵族“繁饰礼乐”和奢侈享乐生活。又重视生产，强调“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墨子•非乐上》），并提出“尚贤”、“尚同”等政治主张，以为“官无常贵，民无终贱”，“必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乱则得治”。弟子众多，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教育目的，尤重艰苦实践，服从纪律。墨学于当时对思想界影响很大，与儒家并称“显学”。现存《墨子》五十三篇，是研究墨子和墨家学说的基本材料。
庄周
(约) 公元前369 - 公元前286
〖战国〗
战国时哲学家。名周。宋国蒙（今河南商丘东北）人 。曾任蒙地漆园吏。家贫，曾借粟于监河侯（官名），但拒绝楚威王厚币礼聘。他继承并发展老子“道法自然”观点，强调事物的自生自化，认为“道”是“先天地生”，“自本自根”、“无所有在”，“道未始有封”（即“道”无界限差别），而达到“万物皆一也”（即万物齐一无差别）。又以为万物“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仄山为小；莫寿乎殇子，而彭祖为夭”（《庄子•齐物论》），主张齐物我、齐是非、齐大小、齐生死、齐贵贱，提倡“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精神境界，安时处顺，逍遥自得。为文汪洋恣肆，想象奇丽，。所著有《庄子》。
荀子
(约) 公元前313 - 公元前228
〖战国〗
战国末思想家、教育家。名况，时人尊其为“卿”。 汉人避宣帝讳，曾改称孙卿。赵国人。游学于齐，曾三任祭酒。后赴楚国，春申君任其为兰陵（今山东苍山兰陵镇）令，著书教学以终。韩非、李斯，均为其学生。其学说总结先秦诸子学术思想，对古代唯物主义有所发展。如反对天命、鬼神迷信之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并提出“制天命而用之”思想。如以为人能通过“天官”（感官）及“天君”（心）之知觉认识客观，并强调思维优于感觉。又认为“凡万物异则莫不相为蔽”，为获得正确认识，必须使心“虚壹而静”。与孟子“性善”说相反，认定人性生来本“恶”，“其善者伪也”，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才可以为善。其政治观为“礼治”与“法治”相结合，坚持儒家“正名”说，强调尊卑名分，主张“法后王”（效法文、武、周公之道）。其于经济，提倡强本节用、开源节流，“省工贾、众农夫”等观点。为文说理透辟，结构谨严，《赋篇》对汉赋兴起具影响。所著有《荀子》。
董仲舒
公元前179 - 公元前104
〖西汉〗
西汉哲学家，今文经学大师。广川（今河北枣强东） 人。专治《春秋公羊传》。曾任博士、江都相及胶西王相。汉武帝朝举贤良文学之士，进“天人三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为武帝所采纳，形成“独尊儒术，罢黜百家”政治格局，为此后两千馀年间封建统治者所沿袭。其学以儒家宗法思想为中心，杂以阴阳五行说，将神权、君权、父权、夫权贯串为一，形成封建神学体系。其说以“天人感应”说为中心，以为“君权神授”，“天”对地上统治者经常用符瑞、灾异等表示愿望或谴责。又将天道和人事牵强比附，以论证其“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观念。还提出“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并宣扬“黑、白、赤三统”循环的历史观。所著有《春秋繁露》（经后人附益修改）及《董子文集》。
扬雄
公元前53 - 18
〖西汉〗
一作杨雄。西汉哲学家、文学家、语言学家。字子云。蜀 郡成都（今属四川）人。成帝时为给事黄门郎。王莽时，校书天禄阁，官大夫。为人口吃，不能剧谈，而以文章名世。早年所作《长杨赋》、《甘泉赋》、《羽猎赋》，风格模仿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等赋。后来薄辞赋为“雕虫篆刻”，“壮夫不为”，转而研究哲学。仿《论语》作《法言》，仿《易经》作《太玄》。提出以“玄”作为宇宙万物根源之学说，并强调如实地认识自然现象的必要，并认为“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终”，驳斥了神仙方术的迷信。在社会伦理方面，批判老庄“绝仁弃义”观点，而重视儒家的学说，认为“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法言•修事》）。曾著《方言》，叙述西汉时代各地方言，为研究古代语言的重要资料。又续《苍颉篇》编《训纂篇》。原有集，已散佚，明人辑有《杨子云集》。清严可均所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收其赋、箴等共四卷，最为详备。
王充
(约) 27 - 97
〖东汉〗
东汉唯物主义哲学家。字仲任。会稽上虞（今属浙江）人。 出身“细族孤门”，少游洛阳太学，曾师事班彪，好博览而不守章句。历任郡功曹、治中等官，后罢职家居，专事著述。同郡谢夷吾上书荐充才学，汉章帝特诏公车徵，以病未赴。论学以为“天地合气，万物自生，犹夫妇合气，子自生矣”（《论衡•自然》），即“气”之运动产生万物。自然界之“灾异”，是“气”变化之结果，与人事无关。又以为：“夫天道，自然也，无为；如遣告人，是有为，非自然也”（《遣告》），人之生命与精神，均以“精气”为物质基础，“死而精气灭”（《论死》），不承认有脱离形体而独立存在的灵魂。其说对当时流行的“天人感应”论和灾异、遣告、鬼神等迷信，又曾作《问孔》和《刺孟》等篇，反对歭儒家经典变为教条。论文章则强调内容，力主“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章无补”（《自纪》）。并提倡通俗，反对崇古、模拟和“浮华虚伪之语”（同上）。所著有《论衡》。
嵇康
224 - 263
〖三国•魏〗
三国魏文学家、思想家、音乐家。字叔夜。谯国?9銍（今安微 宿县西南）人。与魏宗室通婚，官中散大夫，世称嵇中散。崇尚老庄，讲求养生服食之道。为“竹林七贤”之一，与阮籍齐名。因倡言“非汤武而薄周孔”，且不满当时掌权之司马氏集团，遭钟会构陷，为司马昭所杀。在哲学上，认为“元气陶铄，众生禀焉”（《明胆论》），肯定万物均禀受元气而生。又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之说，主张返回自然，厌恶儒家烦琐礼教。鲁迅称其文“思想新颖，往往与古时旧说反对”，《与山世源绝交书》、《难自然好学论》等为代表作。诗长于四言，风格清峻，有《幽愤诗》传世。所撰《声无哀乐论》，认为音乐本身无哀乐可言，同一音乐可以引起不同感情。善鼓琴，所弹《广陵散》尤著名，并作《琴赋》，对琴之奏法及表现力，均作细致描写。所著有《嵇中散集》，已散佚。后人辑本，以鲁迅所辑校《嵇康集》为最详备。
王弼
226 - 249
〖三国•魏〗
三国魏玄学家。字辅嗣，魏国山阳（今河南焦作市）人。曾 任尚书郎，少年即有文名，卒年仅二十四岁。好谈儒道，辞才逸辩，与何晏、夏侯玄等同倡玄学清谈风气，世称“正始之音”。认为“无”是宇宙万物的本体，“道者‘无’之称也”，天地虽大，“寂然至无，是其本矣”。又以为“凡有皆始于无”，肯定名教（有）出于自然（无）。又“援老入儒”，以玄学代替当时逐渐衰微的汉儒经学。其注《易》偏重哲理，扫除汉代经学烦琐之风。所著有《周易注》、《周易略例》、《老子注》、《老子指略》等。
玄奘
602 - 664
〖唐〗
通称三藏法师，俗称唐僧。唐高僧，佛教学者、旅行家，与 鸠摩罗什、真谛并称为中国佛教三大翻译家，唯识宗的创始者之一。本姓陈，名袆。洛州缑氏（今河南偃师缑氏镇）人。出家后遍访佛教名师，因感各派学说纷歧，难得定论，便决心至天竺学习佛教。唐太宗贞观三年（公元629年，一说贞 观元年），从凉州出玉门关西行，历经艰难抵达天竺。初在那烂陀寺从戒贤受学。后又游学天竺各地，并与当地学者论辩，名震五竺。经十七年，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回到长安。e组织译经，共译出经、论七十五部，凡一千三百三十 五卷。所译佛经，多用直译，笔法谨严，丰富了祖国古代文化，并为古印度佛教保存了珍贵典籍，世称“新译”。曾编译《成唯识论》，论证“我”（主体）、“法”不过是“识”的变现，都非真实存在，只有破除“我执”、“法执”，才能达到“成佛”境界。所撰又有“大唐西域记》，为研究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孟加拉国以及中亚等地古代历史地理之重要资料。历代民间广泛流传其故事，如元吴昌龄《唐三藏西天取经》杂剧，明吴承恩《西游记》小说等，均由其事迹衍生。
韩愈
768 - 824
〖唐〗
唐文学家、哲学家。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县南）人 。自谓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早孤，由嫂抚养，刻苦自学。贞元頴成进士，任监察御史，以事贬为阳山令。赦还后，曾任国子博士、刑部侍郎等职。又因谏阻宪宗迎佛骨，贬为潮州刺史。后官至吏部侍郎。卒谥文，世称ò韩文公。政治上反对藩镇割据，思想上尊儒排佛。文学上力反六朝以来骈偶文风，提倡散体，与柳宗元同为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其散文继承先秦、两汉古文传统，加以创新发展，气势雄健，�人称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所作《原道》、《原性》，维护自尧舜至孔孟一脉相传的道统；又认为人性有上、中、下三品之分，上品之人天生为善，下品之人天生为恶，中品之人可引导至善或恶。但在《师说》中，又以为“人非生而知之者”，并提出“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之合理见解。其诗力求新奇，以文入诗，有时流于险怪，对宋诗影响颇大。所著有《昌黎先生集》。
李翱
772 - 841
〖唐〗
唐哲学家、文学家。字习之。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东）人 ，一说赵郡人。贞元进士，官至山南东道节度使。谥文。哲学上受佛教影响颇深。所著《复性书》，糅合儒、佛两家思想，认为人性天生为善，“情由性而生”，则有善有不善，“情既昏、性斯匿矣”，提出以“正思”的方法，消灭邪恶之“情”，以达到“复性”而成为“圣人”。曾从韩愈学古文，是古文运动的积极参加者。所作《来南录》，为传世很早的日记体文章，文风平易。著作有《李文公集》等。
刘禹锡
772 - 842
〖唐〗
唐文学家、哲学家。字梦得。洛阳（今属河南）人，自言 系出中山（今治河北定县）。贞元间联登进士、宏辞二科。授监察御史。参加王叔文集团，反对宦官和藩镇割据势力。失败后，贬朗州司马，迁连州刺史。后以裴度力荐，迁太子宾客，加检校礼部尚书。世称刘宾客。和柳宗元交谊很深，人称“刘柳”，后与白居易唱和甚多，又并称“刘白”。其诗通俗清新，善用比兴手法，寄托政治内容。《插田歌》、《竹枝词》及《柳枝词》等组诗，富有民歌特色，为唐诗中别开生面之作。在哲学上提出“天与人交相胜”、“还相用”的观点，认为自然的职能在于“生万物”，人的职能在于“治万物”，反对“因果报应”论和“天人感应”说。所著有《刘梦得文集》。
柳宗元
773 - 819
〖唐〗
唐文学家、哲学家。字子厚。河东解县（今山西运城县解 州镇）人，世称柳河东。贞元进士，授校书郎，调蓝田尉，升监察御史里行。与刘禹锡参加王叔文集团，任礼部员外郎。失败后，贬为永州司马。后迁柳州刺史，故又称柳柳州。与韩愈皆倡导古文运动，同被列入“唐宋八大家“。所作散文峭拔矫健，说理透彻。《捕蛇者说》揭露社会矛盾，批判时政，尖锐有力。《三戒》等寓言，篇幅精短，笔锋犀利。《永州八记》等山水游记，写景状物，多所寄托。又工诗，风格清峭。在哲学观点上，认为”元气“是物质的客观存在，否认“元气”之上还有更高主宰。并提出天地、元气、阴阳不能“赏功而罚祸”，反对当时流行的因果报应思想。《天对》一文，回答千年前屈原在《天问》中提出的有关宇宙、自然、历史等方面的问题。又有提倡儒、释、道三教调和的主张。所著有《河东先生集》。
李觏
1009 - 1059
〖北宋〗
北宋思想家。字泰伯，学者称盱江先生。南城（今属江西 ）人。曾任太学助教，升直讲。反对道学家不许谈“利”、“欲”的虚伪道德观念。认为“人非利不生，曷为不可言？”“欲者人之情，曷为不可言？”肯定了人的物质生活要求。又说：“耕不免饥，土非其有也。”提出“井地立则田均，田均则耕者得食”的主张。著作有《直讲李先生文集》（《盱江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