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飞立法

① 国家公务员法的解读

“本法所称公务员，是指依法履行公职，纳入国家行政编制，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工作人员”。公务员法中这条的备受推敲的规定，首次明确了列入公务员范围得同时具备三个条件：即依法履行公职，纳入国家行政编制，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
这意味着，今后公务员不再局限于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将扩大至符合上述3个条件的所有工作人员。按照这个标准统计，截至2003年底，我国公务员总数为636.9万人。
此外，公务员法还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保留了“参照管理”的形式，即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中除工勤人员以外的工作人员，经批准参照公务员法进行管理。
公务员起草领导小组副组长、人事部副部长侯建良表示，这样规定有利于保持各类机关干部的整体一致性，有利于统一管理，也有利于党政机关之间干部的交流使用，同时也参照了国际通行做法。
关于公务员法与法官法、检察官法、人民警察法的关系，根据立法法关于同位阶法律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规定，对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履行职责的特殊要求，除适用公务员法的有关规定外，仍可适用有关法律规定。
我国公务员包括下列工作人员：一 中国共产党机关的工作人员 二人民代表大会机构的工作人员 三 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 四 政协机关的工作人员 五审判机关的工作人员 六检察机关的工作人员 七 民主党派机关的工作人员。 公务员法规定：服从和执行上级依法作出的决定和命令是公务员的基本义务，并规定不得拒绝执行上级依法作出的决定或者命令，是公务员的纪律。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李飞称，这是保证令行禁止、政令畅通和机关效能的要求。与此同时，公务员法还规定，公务员执行公务时，认为上级的决定或者命令有错误的，可以向上级提出改正或者撤销该决定或者命令的意见。上级不改变该决定或者命令，或者要求立即执行的，公务员应当执行该决定或者命令。执行的后果由上级负责，该公务员不承担责任。但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公务员法突出了对公务员的严格管理：
一是规定了严明的行为规则和考核、惩戒制度，规定了公务员9项基本义务、16项基本纪律，进行严格考核，考核的结果与职务的升降、与长工资发奖金以及辞退相挂钩；违反纪律的要受处分。
二是规定了领导成员的引咎辞职和责令辞职制，即所谓“问责制”。
三是有严格的离职从业限制。公务员辞去公职或者退休的，原系领导成员的在离职3年内，其他公务员在离职两年内，不得到与原工作单位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任职，不得从事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的经营活动，违反者要予以处罚。 公务员法对公务员工资制度明确规定：公务员实行国家统一的职务与职级相结合的工资制度，体现工作职责、工作能力、工作实绩、资历等因素，保持不同职务、级别之间的合理工资差距；工资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和奖金，公务员工资应按时足额发放。
公务员法对公务员工资水平明确规定，应与国民经济发展相协调、与社会进步相适应；并规定，国家实行工资调查制度，定期进行公务员和企业相当人员工资水平的调查比较，并将比较结果作为调整公务员工资水平的重要依据。 公务员法首次明确了机关设立聘任制公务员职位，意在满足机关对较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的需要，同时也可降低机关用人成本，对一些社会通用性较强的事务性、辅助性工作，随时从社会上直接招聘人员来做。此外，把聘任制作为公务员任用的补充形式，可拓宽选人、用人渠道，改善公务员队伍结构，增强公务员制度的生机和活力。
李飞表示，聘任制主要适用于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如金融、财会、法律、信息技术等方面；辅助性职位，如书记员、资料管理员、数据录入员和勤杂事务等方面职位。
为了严格控制聘任制范围，公务员法规定聘任制岗位必须经省级以上公务员主管部门批准，涉及国家秘密的，不实行聘任制。 公务员法规定，“确定初任法官、初任检察官的任职人选，可以面向社会，从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取得资格的人员中公开选拔。”
李飞强调，法官、检察官的任用与公务员录用不是一回事。法官、检察官的任用有从事法律工作年限等特别要求；法官、检察官的职务都是副科级以上的层次，其任命机关是人大常委会而不是政府机关；初任法官、检察官也没有试用期的规定。这些都与公务员录用存在着很大的区别。综合考虑各方意见后，终于形成这种各方都能认可的表述。 在公务员法中，保障公务员合法权益的规定很多。如公务员有8项基本权利；对公务员不利的人事处理决定，应以书面形式通知其本人；处分公务员须听取本人的陈述和申辩；公务员对涉及本人的人事处理决定不服时可提出申诉，并进一步扩大了申诉的范围，对省级以下机关的申诉还可以再申诉；公务员对侵犯其合法权益的机关及其领导人员可提出控告，等等。
侯建良介绍说，公务员法中另一个鲜明的特色是，公务员法还建立了人事争议仲裁制度，适用于聘任制公务员与机关之间发生争议的处理。这种因履行聘任合同而产生的争议，先由一个中立的人事争议仲裁机构来调解和裁决，当事人对裁决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② 中日企业上存在的法律问题

一、日本的企业形态

（一）商人、公司、企业的概念及其法律体系

日本的《商法》中，没有使用"企业"这个概念，而只有"商人"、"商行为"和"公司"的概念。在商人的规定上，日本《商法》基本上采用法国的客观主义，即认为以一定的商行为为业的人即为商人。《商法》第4条第1款规定："本法所称的商人，是指以自己的名义、以从事商行为为业的人"。但是，在1938年的修改中，吸收了德国法规定的"作为商人营业者即为商人"的主观主义，即商人主义的规定。《商法》第4条第2款规定："利用店铺或其他类似设备、以从事物品销售为业者，或者经营矿业者，虽非以从事商行为为业，但亦视为商人。"此外，关于医生、律师、画家、音乐家等自由职业者是否为固有商人，一般认为即使他们以营利为目的从事工作，但也不符合社会通常观念上的营业。另外，公法人中的铁道事业、煤气事业一般被认为是营业，邮政事业则不被认为是营业。但是，在承认公法人为商人时，其商业登记、商号等规定，适用特别法，而不适用商法。关于公司的概念，则是规定在《商法》第52条，它是指："以从事商行为为业的目的而设立的社团"，但是"以营利为目的并按照本编规定设立的社团，即使不以商行为为业，但也视为公司"。

在日本的现实经济生活中，"企业"一词被广泛使用。日本学者一般认为："企业是从事生产活动的经济主体"。[2]由于1899年公布的《商法》具有个人本位主义的近代性格，因此在法律主体上使用了"商人"这一概念。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出现了诸如股份有限公司那样的能够把资本、人和物高度结合成一体的经济组织。使用"企业"这一概念，比"商人"更能正确地表达现代经济组织的特征，因此商法学者也逐渐把"企业"看成了"商人"的代名词。著名的商法学者竹内昭夫认为：商法可以被看成是企业法，而企业法是"以调整与企业相关的主体之间的经济利益为目的的法律领域"。[3]现在，日本学界达成的共识是"商法企业法论"，即认为商法是以企业特有的生活关系为对象的法。商法，作为企业关系中特有的法，也叫企业法，这里的企业是指具有计划和继续意图的、从事营利行为的一个统一和独立的经济单位。[4]

（二）企业形态

如果把日本的商法看成为企业法的组成部分，那么，日本的企业就有如下8种不同形态：

1.个人企业

个人企业的法律形态是"个人商人"。在作为商人的个人企业中，个人一方面是交易的主体，独享经营利益，另一方面，对于企业损失也要承担无限责任。所以，个人财产与企业财产在法律上没有区别。但是，1990年的《商法》和《有限公司法》修改，承认了一人有限公司的设立，其条件比大陆法系的德国和法国更为宽松。

2.隐名合伙

隐名合伙，表面上看是个人企业，是形式上出名经营者的个人企业，名义人是权利义务的主体。但是，实际上还有一个隐名合伙人的存在，此人在不显露自己姓名的条件下出资，并根据隐名合伙协议的约定而享受利润分成。因此，隐名合伙实质上是共同企业的一种（《商法》第535条）。

3.合伙

日本《民法》第667条规定："合伙协议基于当事人的约定，共同出资以经营共同的事业而发生效力。"日本的"合伙"有二种情况，一是《民法》规定的合伙协议；二是指基于合伙协议而成立的团体。作为企业形态的合伙是指第二种意义上的合伙团体，但是它仅限于民法上的合伙，与特别法上的非企业合伙是有区别的。特别法上的合伙，是指农业协调合作社、消费生活协同合作社和森林合作社等依照特别法而设立的具有法人资格的"合伙"，它们既不以公益、也不以营利为目的，而是以日本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弱者的相互扶助和协调为目的。民法上的合伙企业则不具有法人资格，是以单个合伙成员之间的信赖关系为前提的共同企业。

4.企业合作社

这是指按照《中小企业等协同组合法》第9条和第10条规定设立的企业合作社。为了有效地保护中小企业的经济地位，确保中小企业获得公正的经济活动机会，日本专门对中小企业的合作经营做出了规定。企业合作社可以从事商业、工业、矿业、运输业、服务业和其他事业，合作成员的责任以其出资额为限度，采取理事和监事管理的方式开展经营活动。

5.合名公司

相当于英美的partnership，它是具有相互信赖关系的少数个人共同经营事业的公司形态，其中各股东对公司的债权人承担直接连带无限责任（《商法》第80条）。公司股东一方面对公司债权人负有严重的责任，另一方面他们本身也是公司的业务执行机关和代表机关。在基本事项的决定上，需要取得股东的一致同意，并且没有其他股东的承诺，不能将所持股份转让给他人。根据日本法务省的统计，截止到2000年3月底，日本共有合名公司19299家。[5]

6.合资公司

相当于英美的limited partnership，它是根据《商法》第146条和157条，由无限责任股东和有限责任股东构成的公司。其中，有限责任股东与无限责任股东相比，由于责任较轻，因此不具有公司业务执行权和代表权，而只具有一定的监督权。但在公司基本事项的决定中，一般需要全体股东的一致同意，有限责任股东在转让股份时，需要无限责任股东的全员承诺，但不需要其他有限责任股东的承诺。合资公司实际上是合名公司的一个变化形态（《商法》第147条）。根据日本法务省的统计，截止到2000年3月底，日本共有合资公司80493家。

7.股份公司

相当于英国的company和美国的corporation，它是指股东对公司债权人不承担任何责任、而仅仅对公司承担有限的出资义务，其责任"以其所有股份的认购价额为限度"（《商法》第200条第1款）的公司。由于股份公司采取把股东的地位称作股票的细小比例单位的形式，因此股东只对公司承担以出资额为限度的有限责任。由于股份公司的股东地位采取股票和有限责任的形式，意味着股东的人数可以很多并仅仅在资本的面上集结，是典型的物质上的公司。由于受到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政治思想的影响，股份公司的意思决定机关一般由股东总会、董事会和监查人三个机关组成。但是，在1950年的《商法》修改中，缩小了股东总会的权限，扩大了董事会的权力。同时，监查人的业务监查权限也被主要转移到了董事会，监查人的权限主要被限制在了会计监查领域。[6]股份公司很容易形成拥有许多股东的大规模的团体，这在日本是募集大众游资、创办大企业的最佳途径。股份公司的最低资本金为1000万日元。根据日本法务省的统计，截止到2000年3月底，日本共有股份公司1208384家。

8.有限公司

相当于德国的Gesellschaft mit beschr?nkter Haftung 和法国的sociéte à responsabilité limitée，它是由只对公司负有一定的出资义务、而对公司债权人不负任何责任的股东构成的公司（《有限公司法》第17条）。在股东责任这一点上，它与股份公司是一样的，但是其公司的设立手续和内部组织情况等，在一定程度上简单化了。如对董事的人数及任期没有限制，监查人为任意机关，不允许公开募集社员，社员的人数原则上在50人以下，最低资本金为300万日元。根据日本法务省的统计，截止到2000年3月底，日本共有有限公司1691750家。

二、我国的企业形态

（一）我国企业制度的创新

我国现代企业制度的重建，始于对外开放的"三资企业法"，即1979年颁布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1986年颁布的《外资企业法》和1988年颁布的《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其中，中外合资经营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都是外国公司、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个人，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在中国境内与中国的公司、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共同举办的企业。在企业形式上，《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第4条明确规定："合营企业的形式为有限责任公司。"而根据《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第2条规定，合作经营企业可以是法人，也可以不是法人，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企业形态。根据《外资企业法》第2条规定，外资企业则是指依照中国有关法律在中国境内设立的全部资本由外国投资者投资的企业，但不包括外国的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在中国境内的分支机构。

在引进外资，创制企业模式的同时，我国于1988年又颁布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和《私营企业暂行条例》，于1990年颁布了《乡村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于1991年颁布了《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在企业形态的划分标准上突出了所有制的特色。一般认为，全民所有制企业（1993年《宪法》修改后称国有企业）、乡村集体所有制企业和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公有制企业，中外合资、合作企业是混合所有制，外资企业则属于私营企业的范畴。

（二）我国公司制度的建立

我国1993年通过的《公司法》，是根据与前述企业法完全不同的原理而制定的，即它不是根据所有制的形态而是根据出资者的责任形式这一与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法相同的原理而制定的。《公司法》第2条和第3条规定："本法所称公司是指依照本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是企业法人"。在与日本企业法律制度的比较中可以发现，我国《公司法》未对无限责任公司和两合公司做出规定。这被解释为，主要是顺应国有企业改革的需要，侧重于规定国有企业责任有限化的法律依据。[7]事实上，我国从八十年代后期才开始在少数国有企业实施股份制改革试点工作，到1992年开始全面推行，《公司法》则反映了这一形势的变化。

1997年我国颁布了《合伙企业法》，1999年又颁布了《个人独资企业法》，这两个法律是对我国公司法律制度的充实和完善。根据《合伙企业法》第2条的规定，各合伙人因为"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因此它实际上相当于无限责任公司。在该《合伙企业法》的起草过程中，也曾讨论过相当于两合公司的企业形式，即设立有限合伙人的规定问题。但由于这一问题的复杂性，最终没有在该法中规定出来。根据《个人独资企业法》第2条的规定，自然人个人投资并以其个人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的经营方式得以确立，这实际上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人公司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即在《公司法》第64条有关国有独资公司的基础上，增加了自然人一人公司的规定。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原有的企业法和《公司法》都未能包含的诸如城乡股份合作制企业那样的新的企业形式，在法律规范上也出现了企业法和公司法相融合的领域。如1996年通过的《乡镇企业法》第2条规定："乡镇企业是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农民投资为主，在乡镇（包括所辖村）举办的承担支援农业义务的各类企业"，"符合企业法人条件的，依法取得企业法人资格"。

（三）企业形态

综上所述，我国的企业形态主要有下列9种：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外资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国有企业、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乡镇企业等。根据我国《公司法》第18条规定："外商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适用本法，有关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法律另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因此，可以说"三资"企业的绝大部分是采取了有限责任公司的形态。可见，与日本的企业形态相比，我国的企业形态更为复杂多样。我国的法律虽然对大陆法系下的隐名合伙、企业合作社、合名公司和合资公司尚缺乏明确的规定，但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的"三资"企业、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则做出了时代性的制度创新。

三、中日两国企业形态的本质差异

首先，日本的企业具有统一的"商的色彩"即"营利的性质"[8]，法人企业只有公司。而我国的法人制度是在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中产生的，因此我国的法人企业不限于公司，没有公司化的全民所有制或国有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和股份合作制企业也都是法人企业。这些企业自然地、或多或少地具有"作为国家行政担负者的"性格。[9]因此，扩大国有企业自主权及其公司化、民营化等课题，是完善中国企业制度的关键。[10]诚然，由于所有制形式上的差异，我国的企业制度比较侧重于公有制企业和混合所有制企业形态的发展，而日本的企业制度则从一开始就主要以私有企业为调整对象。

其次，从法律的层面讲，日本的商法即企业法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已经形成了比较稳定的现代公司制度。相对而言，我国的企业制度还处在尚未完全定型的发展阶段。例如日本的企业法中没有"股份合作制"的企业形式，我国的"股份合作制企业"实际上是"集体"经济发展的产物，具有浓厚的中国特色。可以说，中日两国现代企业法律制度上的差异，主要来自日本资本主义商法体系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本质差异。

第三，就企业关系所依据的法律体系看，日本的企业法律制度所遵循的是"特别法优于习惯法"的原则，因此在制定法之间适用的顺序是：商事特别法令、条约、商法和民法。并且，日本《商法》第1条规定了"本法未规定的，适用商业习惯，没有商业习惯法的，适用民法"。我国的企业法律制度主要是遵循各类企业的特别法、公司法和民法通则等规定，在是否可以遵循商业习惯法的问题上，尚未有明确的规定。

参考文献：

[1]赵旭东：《公司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页。

[2]（日）境新一：《现代企业论-经营与法律的视点》，文真堂2003年版，第3页。

[3]（日）竹内昭夫、龙田节编：《现代企业法讲座1》，东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6页。

[4]（日）川村正幸等：《现代商法》，中央经济社2001年版，第2页。

[5]（日）北泽正启：《会社法》，青林书院2001年版，第31页。

[6]（日）加美和照：《新订会社法》，劲草书房2001年版，第181页。。

[7] 李飞：《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立法思考》，《中国法学》1995年第1期。

[8]（日）井上茂：《法哲学研究》（第四卷），有斐阁1986年版，第243页。

[9]（日）川岛武宜：《日中经济贸易中法律上的基本问题》，《判例タイムズ》1986年No.585，第3页。

[10]（日）古岛义雄：《亚洲o中国o日本-企业与金融的改革》，东京シグマべイスキャピタル株式会社2002年版，第85页。

③ 宪法与法律委员会属于全国人大的什么

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专门委员会之一。

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统一审议向全国人大或者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的法律案；其他专门委员会就有关的法律案进行审议， 向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提出意见，并印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或者常委会会议。

2018年3月1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将“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更名为“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

(3)李飞立法扩展阅读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拟更名为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

2018年3月5日上午，宪法修正案草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王晨在作关于草案说明时透露，2月28日，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提出，将“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更名为“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

王晨说，上述调整涉及宪法第七十条中法律委员会名称的规定。根据党中央精神，将这个问题在本次会议审议宪法修正案（草案）时一并考虑。

④ 我国《公务员法》的立法目的是什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是为了规范公务员的管理，保障公务员的合法权益，加内强对公容务员的监督，促进公务员正确履职尽责，建设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高素质专业化公务员队伍，根据宪法，制定的法律。

(4)李飞立法扩展阅读：

2005年4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

根据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等八部法律的决定》修正。2018年12月29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修订，自2019年6月1日起施行。

⑤ 求对行政许可法第十六条的解释

【释义】 本条是关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的行政许可规定权的规定。
设定权和规定权是两种不同的立法权。所谓设定权是指法的创制权，是立法机关创制新的行为规范的权力，是从“无”到“有”。规定权是指现有的法的规范具体化的权力，不创制新的行为规范，是从“粗”到“细”。设定权和规定权都属于广义的立法权。在我国，立法主体呈多元化，除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外，国务院、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较大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部门、省级人民政府、较大市的人民政府等都有一定的立法权。但它们的立法权限不同，立法的目的也不同，有的是创制性的立法，有的是执行性的立法。创制性的立法是立法主体为了填补法律或者法规的空白而进行的立法；执行性的立法是为了执行某个特定的法律或者法规的规定而进行的立法，是对法律或者法规的具体化。根据宪法和立法法的规定，行政法规和规章作为行政机关的立法，它们都需要上位法作为“依据”，是为实施上位法而制定的实施性的规范性文件。地方性法规虽然不需要上位法作为“依据”，只要不与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就可以，但实践中地方性法规还是以实施法律、行政法规为主。因此，可以说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主要是为了保证宪法和法律的实施而制定的，从性质上讲，主要是执行性的立法。但实际情况是，我国的法制建设起步较晚，任务重，都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一是进展慢，赶不上发展需要；二是有些事情制定法律的时机还不成熟，需要国务院或者地方先行试验。因此，不同的立法主体都有一定的创制权。在我国，行政法规创制性的立法比较多，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创制性的立法比较小，尤其是规章，一般都是执行性的立法。本法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规定了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省级人民政府规章在行政许可立法上的创制性立法权，划分了行政许可的设定权，本条进一步规定了它们在行政许可立法上的执行性立法权，即规定了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的行政许可规定权。

一、行政法规的规定权
根据宪法和立法法的规定，行政法规是国务院根据宪法和法律或者法律的授权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它的法律位阶比较高，既可以设定行政许可，也可以对法律设定的行政许可进行具体化。目前，由于一些领域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没有立法，行政法规进行创设的立法比较多，大量的行政许可是由行政法规设定的，行政法规对法律设定行政许可作出具体规定的比较少。这是由于我国法制建设初期的任务和特点决定的。随着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越来越多，法律的空白越来越少，行政法规的创制性立法空间相对变小。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一般比较概括、抽象，对拿不准的东西往往授权行政法规去规定，因此，行政法规对法律作进一步具体化的空间还比较大。所以，本法规定行政法规可以在法律设定的行政许可事项范围内，对实施该行政许可作出具体规定。行政法规对法律设定的行政许可作具体规定，要注意与其创设性立法的区别，也就是说在对法律规定的行政许可作具体规定时，不能创设新的行政许可。
二、地方性法规的规定权
地方性法规是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情况下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不需要有上位法作为“依据”，有自主立法的性质。但实际情况是，地方法规创设性的立法比较少，实施性的立法比较多。尤其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国家在制定法律时，往往规定得比较“粗”，给地方立法留下一定的“空间”，实践中地方性法规主要以实施法律为主。因此，本法规定地方性法规可以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行政许可事项范围内，对实施该行政许可作出具体规定。根据这一规定，地方性法规既可以对法律设定的行政许可作出具体规定，也可以对行政法规设定的行政许可作出具体规定。同样需要注意的是，地方性法规在对法律、行政法规设定的行政许可作具体化时，不能增设新的行政许可。
三、规章的规定权
这里的规章包括国务院部门规章和地方人民政府规章。国务院部门规章是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地方政府规章是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无论是国务院部门还是地方人民政府，其主要职能还是执行法律、法规，进一步落实法律、法规的规定。有时法律、法规制定得比较“粗”，如果不进一步细化，执法人员不好掌握，执行起来可能会乱，因此，需要规章进一步具体化。本法规定规章可以在上位法设定的行政许可事项范围内，对实施该行政许可作出具体规定，赋予规章行政许可规定权，以保证法律、法规的贯彻实施。
这里的“上位法”是指法律效力等级高的法。由于制定机关不同，法的效力等级也不同，在不同的效力等级的法之间，效力等级高的为上位法，效力等级低的为下位法。如在法律与行政法规之间，法律是上位法，行政法规是下位法；在行政法规与地方性法规之间，行政法规是上位法，地方性法规是下位法。对于国务院部门规章来说，法律和行政法规是上位法。对于地方政府规章来说，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都是上位法。
本法没有赋予国务院部门规章的设定权。在审议中有不同意见，有意见的认为，应当给部门规章一定的行政许可设定权，其主要理由是：（1）在我国目前的法律体系中，部门规章与地方政府规章在效力上处于同一位阶，在设定行政许可方面应当处于平等的地位，如果给地方政府规章设定权，就应当给部门规章设定权。部门规章作为我国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是公开、透明和规范的，并已成为各部门依法行使行政管理权的重要依据；（2）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需要政府管理的事务越来越多，有些事项必须实行行政许可，但制定法律、行政法规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应当允许各部门不断探索和调整自己的管理形式和方式，不必事事都要经过国务院讨论、决定；（3）在有些行政管理领域，法制还不健全，大量的执法依据是中央和国务院的文件，包括中办、国办、中宣部的有关文件和部门规章。如果这些文件设定的行政许可都不能作为执法依据，一时间国家法律又不能出台，管理上就会出现空档，行政管理就会出现无法可依的局面；（4）我国已加入世贸组织，为了保护人民健康，维护国家利益，需要利用部门规章的形式及时采取一些有针对性的技术贸易措施，设定必要的行政许可，如果不分情况，区别对待，一律禁止部门规章设定行政许可，在今后的管理中有可能陷于被动；（5）赋予部门规章行政许可设定权，只要按照合法、合理、效率、责任、监督的原则，通过严格行政许可的设定条件，建立规范的行政许可程序和监督机制，就能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有效实施行政管理，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另一种意见不赞成赋予部门规章行政许可设定权。理由是：（1）在设定权问题上，要继续体现行政许可制度改革的精神，政府管该管的，放开不该管的，不能干什么都要发许可证，政府不能变成万能的政府，要尽量减少许可；（2）许可太多，会影响效率。现在企业工商登记的前置审批太多，地方政府要营造好的投资环境，要求工商行政部门快发执照，但这些前置的许可程序又不能少，给工商企业登记带来很多问题；（3）在市场监管上，应当加强事后监督，减少事前许可；在设定权上，所有许可事项，只要两道手续，搞二重奏就可以了。原则上应当取消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的设定权。
取消部门规章的行政许可设定权是在起草行政许可法过程中国务院所作出的重大决策，是放松行政管制，治理行政许可太多、太滥的必要措施。考虑到国务院各部门主要任务是执行法律、行政法规，是执法部门，不宜自我授权，以防止为本部门和本系统设定和扩大权力。虽然取消规章的设定权会有一些问题，但是没有行政许可并不是放弃监管，对一些必要的行政许可，可以通过国务院发布决定的方式予以保留，因此，取消规章的设定权不会有太严重的后果。权衡利弊，最后，行政许可法维持了国务院提交的草案的规定，没有赋予部门规章行政许可设定权。
法规、规章在对上位法设定的行政许可作具体规定时，主要是对行政许可的条件、程序等作出具体规定，应当注意两点：
1．不得增设行政许可
如法律规定设立某类企业需要某个部门批准后，就可以到工商局登记注册，行政法规在作具体规定时，规定还要另外一个部门批准，这就属于增设了行政许可。对于上位法作出规定的管理事项，如果需要设定行政许可，应当由上位法设定，上位法没有设定，应当理解不需要用设定行政许可的方式管理，下位法不能增设新的行政许可。这样规定是为了防止不同立法主体重复设定行政许可。
2．不得增设违反上位法规定的其他条件
上位法在设定行政许可时，有时没有规定条件，有时条件规定得比较概括，出现这两种情况，都需要法规、规章进一步具体规定，但不得增设违反上位法规定的其他条件。如何理解是对许可的条件进行具体化还是增设新的条件，实践中往往难以区分。应当结合设定行政许可的目的来判断。如烟草专卖法第十五条规定：“经营烟草制品批发业务的企业，必须经国务院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省级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取得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许可证，并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没有对取得“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许可证”的条件作规定，需要法规或者规章作出具体规定。如果法规、规章规定必须经营指定的烟厂生产的卷烟，就属于增设了违反上位法规定的条件。再比如计量法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制造修理计量器具的企业、事业单位，必须具备与所制造、修理的计量器具相适应的设施、人员和检定仪器设备，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考核合格，取得《制造计量器具许可证》或者《修理计量器具许可证》”。但对必须具备什么样的设施、人员和检定仪器设备没有规定。国务院计量主管部门可以作具体规定，如果计量主管部门规定生产规模必须达到多少才发证，也属于增设新的条件。
（以上内容出自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张春生、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李飞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释义》）

⑥ 释法前，两次宣誓的那两个人怎么办，既然裁定第一次无效。第二次又宣誓。和人大出的释法宣誓一次无效即丧

李飞：第三个问题，在这之前已经出现的情况。我刚才讲了，按照基本法考虑到香港原来的法律制度，只要终审法院已经下了终审判决的可以例外，我已经把问题说明白了。再有，监誓人的权力问题。大家看这次解释第二条最后一款最后一项，对监誓人的职责，根据立法的原意作了阐明。我也看到香港有的貌似法律权威讲，基本法104条里读不出“监誓人”，我反过来要问他，公职人员的宣誓是不是很庄严的宣誓，监誓人监誓是宣誓必备的，所以监誓人负有重要的职责。不妨我把这一条再认真学习一下，宣誓必须在法律规定的监誓人面前进行，监誓人负有确保宣誓合法进行的责任。对符合本解释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规定的宣誓，应确定为有效宣誓。对不符合本解释和香港特别行政区规定的宣誓，应确定为无效宣誓，并不得重新安排宣誓。这就是说，监誓人的职责已经包含在基本法和有关法律对宣誓整个程序的规定当中，他的职责是非常重要的。

⑦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的人员组成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简称“香港基本法委员会”，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下设的工作委员会。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设立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的决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的任务是：就有关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17条、第18条、第158条、第159条实施中的问题进行研究，并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供意见。
香港基本法委员会由12名委员组成，内地和香港委员各6人，任期5年。所有委员均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命。
香港委员须由在外国无居留权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担任，由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立法会主席和终审法院首席法官联合提名，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
委员会组成人员
主任
李飞
副主任
梁爱诗（女）张荣顺
委员
刘廼强陈弘毅郑淑娜（女）
饶戈平莫树联徐泽
黄玉山 黄兰发谭惠珠（女）

⑧ 聊聊当前的热点话题 (两会) 要快啊，最迟明天早上

新华社北京3月15日电（记者周亮、崔清新、周婷玉）2011年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宣告形成，树立起我国民主法制建设进程中的又一座丰碑，也标志着我国全面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丰硕成果振奋人心，宏伟目标催人奋进。两会召开期间，代表委员表示，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全面法制保障和强大制度动力。

完善法律体系不停步

230多件法律、690多件行政法规、8600多件地方性法规……这是一个集中体现党和人民意志、立足中国国情和实际、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法律体系。

“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治进程中的重大历史成果。”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李飞说。

江西省委常委、副省长陈达恒已连任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亲身经历了我国依法治国方略的深入实施，感受了民主政治建设的发展进步。他说：“法律体系形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的法制基础。”

南京大学校长陈骏代表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让我们对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充满信心。”

成就鼓舞人心，前进永不止步。

代表委员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不是立法任务的完成，更不是终结。站在立法工作的新起点上，抓紧修改与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法律，及时制定对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有重要意义的法律，仍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沈春耀表示，今后一个时期，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到法律的修改完善上来、放到法律配套法规的制定上来，同时还要制定一些新的法律。

修改教育法、修改预算法、修改民事诉讼法……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代表提出的议案中，有81%涉及到对法律的修改。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信春鹰代表表示，法律体系的形成只是完成了一个阶段性的目标，今后的工作会更艰巨，难度会更大。“对立法机关来说，法律体系的形成只是表明立法工作在新的起点上更加深入，工作要求会越来越高。”

保证党的领导不削弱

我国宪法载明，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以国家根本法这种最高法律形式明确了中国共产党在国家经济、政治、社会生活中的领导地位。

代表委员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探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艰辛努力和伟大实践中逐步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完善和法治国家建设的推进，都离不开党的领导。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成为基本国策，载入宪法，人民群众管理国家的政治权利有了法律保障。福建省省长黄小晶代表说：“前进路上需要凝聚而不能耗散。确保党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地位，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推进事业发展的根本政治保障。”

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与核心。代表委员表示，确保实现人民当家作主，需要有坚强的政治领导，需要有“领路人”和“主心骨”。

“我国的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核心。作为民盟盟员，我坚决拥护这个制度，不搞多党轮流执政。我们需要稳定的发展，需要有核心力量来保障百姓安居乐业。”宁夏银川唐徕中学教师吕新萍代表说。

党心连着民心，党的主张源于人民的意愿。代表委员认为，无论是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还是个别立法的建议，党的主张都凝结着全党全国人民的集体智慧。

吉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金锁代表说：“法律体系的形成，高度体现人民性，开辟了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新纪元。”

每一部法律的出台都肩负着反映民意的重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王利明代表说：“物权法历时13年经过8次审议，特别是通过媒体、网络等形式向全民征求意见，就充分体现出这一点。”

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不动摇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最重要的是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代表委员指出，要在坚持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过程中，用法律体系稳固国家发展的政治方向，在涉及国家根本制度等重大原则问题上不动摇，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永葆本色。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综合国力大幅增强，这是全世界公认的事实。”陈达恒代表说，“我们找到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无论何时、何种情况都要坚持走下去，而且要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既定方略进一步法制化、制度化，确保国家一直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

思想指导行为，方略引领作为。代表委员指出，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要遵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以贯之地坚持、遵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等各项基本制度。

“新中国成立60多年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能够最广泛地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没有别的什么主义。”今年60多岁的四川资阳市迎接镇分水村村支书杨翠芳代表说：“我们老百姓如今过上了这么幸福的生活，我们国家的发展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应该珍惜，而绝不能动摇我们的指导思想。”

国体、政体、制度、方略……决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会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最终会走向哪里。代表委员认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是史无前例的艰巨探索。必须从政治高度认识国家发展的根本方向性问题，始终不渝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陈斯喜说：“我国的法律集中地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国家学说和经济、法律等一系列重要思想。比如，在国家权力归属上，我们坚持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反对君权神授；在国家政权形式上，我们实行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和运作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不是‘三权分立’的议会制或总统制；在经济方面，我们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基本制度，要由这个国家的历史发展和现实国情决定，由这个国家的人民作出选择。代表委员指出，必须始终坚持从我国的国情和实际出发，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作为立法基础，紧紧围绕经济建设的中心任务、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推动科学发展和促进社会和谐的战略方针，坚持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制度最怕‘水土不服’。”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张文显代表说，“一些国家不顾本国国情和发展阶段，盲目照抄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最终导致社会动荡，社会发展严重倒退，人民生活深受影响，这种教训十分深刻。”

香港镒源资本有限公司董事长温嘉旋代表说：“我国现行制度具有合理性、匹配性、优越性，如果不坚持，国家建设就无法顺利推进，改革开放成果也将丢失。”

法律确立规则，法律规范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与时俱进、不断完善的科学体系。“从制度上、法律上保障国家始终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有利于构建科学发展、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的体制机制，可以为中国前进的巨轮导航添力。”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胡振鹏代表说。

贯彻实施法律不打折

有法可依，是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前提；有法必依，则是依法治国的灵魂。

安徽省检察院检察长崔伟代表直言，尽管“有法可依”迈出了一大步，但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情况依然存在。

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许前飞代表指出：“法律制定出来后不是要摆在那儿，不实施就等于不存在。”

一些代表委员强调，没有监督，法律难以有效实施。国家权力机关要依法行使监督权，加强和改进监督工作，确保宪法和法律得到正确实施。

沈春耀代表表示，要采取积极有效措施，切实保障宪法和法律的实施，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和尊严，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许前飞代表指出，各级政府、各个执法部门，首先要建立严格依法办事的理念。整个社会着力于构建一种遵守法律、崇尚法律的氛围。

法律的权威源自公正。坚持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是维护法律尊严的重要手段，是保证法律实施效果的重要环节。

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曹康泰委员指出，一方面国家行政机关要严格按法律权限和程序办事，加快法治政府建设。另一方面，国家审判机关、检察机关要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敬大力代表表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后,如何适应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健全完善,从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高度推动国家 “法治”建设，仍是一个重大的现实课题。

⑨ 根据"一国两制"构想，我国的国家结构形式会发生哪些重大变化

一、我国的国家结构形式
（一）国家结构形式的概念和种类
国家结构形式是指特定国家的统治阶级根据一定原则采取的调整国家整体与部分、中央与地方相互关系的形式.如果说政体或者说政体组织形式是从横向角度表现国家政权体系,那么国家结构形式则是从纵向角度表现国家政权体系.现代国家的国家结构形式主要有单一制和联邦制两大类.单一制是指国害由若干普通行政单位或者自治单位组成的国家结构形式.在单一制下,国家只有一部宪法,一个最高立法机关和一个中央政府,一套完整的司法系统.地方政府的权力由于中央授予,每个公民只有一个统一的国籍.联邦制是指国家由两个或者多个成员国（邦、州、共和国等）组成的国家结构形式.在联邦制下,除了有联邦的宪法外,各成员国还有自己的宪法,除设有联邦立法机关、政府和司法系统外,各成员国还有自己的立法机关、政府和司法系统；公民既有联邦的国籍,又有成员国的国籍.
尽管一个国家采取何种国家结构形式取决于很多因素.主要却决定于历史的因素和民族的因素.即一个国家形成的历史传统和民族的组成、分布状况、民族关系、民族经济的发展等要素.
（二）我国是多民族的单一制国家
我国宪法序言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一规定表明,单一制是我国的国家结构形式,决定我国采取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的原则主要有两方面：
1．历史原因,我国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建立的就是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尽管也曾有过分裂割据的状况,但时间非常短,而国家统一的局面一直居于主导地位.长期的历史传统,决定了我们必须建立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
2．民族原因.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的历史状况和民族关系,决定了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不适宜采取联邦制,而应该采取单一制.
二、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概念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指在国家的统一领导下,以少数民族聚居区为基础,建立相应的自治地方,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使实行区域自治民族的人民自主地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制度.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1）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各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都是中央统一领导下的地方政权机关；（2）民族区域自治必须以少数民族聚居区为基础,是民族自治与区域自治的结合；（3）在民族自治地方设立自治机关,民族自治机关除行使宪法规定的地方国家政权机关的职权外,还可以依法行使广泛的自治权.
（二）我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必要性
民族区域自治是我们党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符合我国国情的基本制度,它体现了国家的集中统一领导与民族区域自治的有机结合.实行这一制度不仅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保障少数民族人民的平等权利和当家作主、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权利,而且有利于把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与少数民族地区的特点结合起来,采取适合本民族地区特点的方式和步骤走社会主义道路,从而促进少数民族的进步和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的发展.
（三）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
民族自治地方是指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行政区域.根据宪法第30条的规定,民族自治地方包括自治区、自治州和自治县.民族乡则不是民族自治地方.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是自治区、自治州和自治县和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宪法规定,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应当有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公民担任主任或者副主任.自治区主席、自治州州长、自治县县长由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公民担任.
（四）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权
民族自治地方和自治权是指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根据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和其他法律的规定,根据实际情况自主地管理本地方、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权利.宪法和法律规定,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自治条例是指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并结合当地民族政治、经济和文化特点制定的有关管理自治地方事务的综合性法规.单行条例是指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在自治权范围内,依法根据当地民族的特点,针对某一方面的具体问题而制定的法规.自治区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须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后才能生效；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须报省或者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批准后才能生效,并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
2．根据当地民族的实际情况,贯彻执行国家的法律和政策,上级国家机关的决议、命令不适合本民族自治地方的实际情况,经上级国家机关批准,自治机关可以变通或者停止执行.
3．自主地管理地方财政.依照国家财政体制属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收入,都应当由自治机关自主地安排使用.
4．自主地管理地方性经济建设.
5．自主地管理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
6．组织维护社会治安的公安部队.
7．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在执行职务的时候,根据本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条例的规定,使用当地通用的一种或者几种语言文字.
三、我国的特别行政区制度
我国宪法第31条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特别行区是指在我国版图内,根据我国宪法和法律规定设立的,具有特殊的法律地位,实行特别的政治、经济制度的行政区域.特别行政区有其自自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
1．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自治权包括（1）行政管理权.除国防、外交以及其他根据基本应当由中央人民政府处理的行政事务外,特别行政区有权依照基本法的规定,自行处理有关经济、金融、贸易、工商业、土地、教育、文化等方面的行政事务.（2）立法权.但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须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3）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4）自行算处理有关对外事务的权团市委.根据规定,中央人民政府可授权特别行政区依照基本法自行处理有关对外事务.
2．特别行政区保持原有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变.
3．特别行政区的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由该区永久性居民依照基本法的有关规定组成.
4．特别行政区原有的法律基本不变,除属于殖民统治性质或带有殖民色彩,以及除同基本法相抵触或经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要作出修改者.
（二）“一国两制”是设立特别行政区的基本指导方针
“一国两制”即“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是指在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内,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经过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决定,可以容许局部地区由于历史的原因而不实行社会主义的政策,依法保存不同于全国现行制度的特殊制度.“一国两制”主要意义表现在：（1）它有利于实现祖国统一,保持国家主权与领土土的完整.（2）它有利于用和平方式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保持台、港、澳地区的稳定与繁荣,促进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3）它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提供了范例,具有世界历史意义.（4）它丰富和发展发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学说的重大发展.
（三）中央与特别行政区的关系
根据基本法的规定,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享有高度自治权的地方行政区域,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因此,中央与特别行政区的关系,是一个主权国家内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或者说是中央对特别行政区进行管辖和特别行政区在中央监督下实行高度自治而产生的相互关系.
（四）特别行政区政治体制
1．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是特别行政区的首长,代表特别行政区,根据基本法的规定,对中央人民政府和特别行政区负责.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由年满40周岁,在香港通常居住连续满20年并在外国无居留权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以及在澳门通常居住连续满20年的澳门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的中国公民担任.行政长官在当地通过选举或协商产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2．特别行政区政府.特别行政区政府是特别行政区的行政机关.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为特别行政区政府首长.特别行政区政府下设政务司、财政司、律政司和各局、厅、处、署等.特别行政区政府依基本法规定行使职权,并对立法会负责；执行立法会通过并已生效的法律.定期向立法会作施政报告,答复立法会议员的质询.等等.
3．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特别行政区立法会是特别行政区的立法机关,行使立法权.其职权包括：根据基本法的规定依法制定、修改和废除法律；审核、通过政府的财政预算；根据政府提案决定税收和公共开支；听取行政长官的施政报告并进行辩论；对政府工作提出质询；等等.
4．特别行政区的司法机关.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司法机关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各级法院,包括终审法院、高等法院、区域法院、裁判署法庭和其他专门法庭,并由律师司主管刑事检察工作.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司法机关是澳门特别行政区法院和检察院,包括初级法院、中级法院和终审法院,检察院独立行使法律赋予的检察职能.

乔晓阳：“一国两制”与单一制国家体制不矛盾
人民网北京4月6日讯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记者招待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乔晓阳、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李飞、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副主任徐泽介绍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有关规定的解释情况,并答记者问.
乔晓阳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说,关于联邦制和单一制的问题,美国是联邦制,中国是单一制,单一制下面设立一个特别行政区,这正是“一国两制”的伟大之处,与单一制不矛盾.中央和香港特区的关系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一般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比如刚才讲到地方没有自己固有的权力,权力都是中央授予的.另外有关“一国”的体现都是在单一制下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还有一层就是“一国两制”下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就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香港有高度自治权,这个权力远远大于内地各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权力.它的统一就是在一个国家下面的两种制度.
乔晓阳说,基本法也明确,香港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保持资本主义制度50年不变,法律制度不变,司法制度,除了有了终审法院带来的变化以外,其他基本都不变.通过基本法来保证香港实实在在的搞资本主义.这两个跟联邦制是不一样的,联邦制的权力实际上是各个州授予联邦,把其他权力保留下来,没有给联邦的权力,都是在各自的州里面.
乔晓阳说,单一制是反过来的,地方没有权力,地方的权力是中央给的,这是一个根本的区别.如果说一定有“剩余权力”,这个权力也是在中央.基本法20条是这样规定的,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全国人大和中央政府给予的其他权力.也就是说在基本法已经授予的权力的情况下,如果特区有需要,但是你本身没有权,还要再由全国人大或中央政府授予.这和联邦制是不一样的.
乔晓阳说,是否需要修改,行政长官应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报告,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确定,这是解释的第三条.至于说到是不是就是行政长官需要、人大需要,人民有这个需要怎么办?香港社会是多元的社会,香港民主需求是多样的,各个界别、各个方面都有不同的民主需求.
乔晓阳说,在香港发展民主,必须要有利益兼顾、均衡参与的问题.即便是将来普选,请注意基本法的第45条,提名委员会也是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这也是体现均衡参与.人民有需要,行政长官有很多咨询机构,可以广泛的吸纳人民的需求,最后由他作为特别行政区的代表以及基本法规定向中央负责,他要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报告,这个报告里应当反映出人民的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