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学说

『壹』 刑法理论中死刑存废两种学说各自的理由

（一）
在1764年出版的《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贝卡利亚以犀利的视角批判了当时野蛮而又残酷的刑事制度，控诉和揭露了制度背后的蒙昧主义，使人们对于犯罪与刑罚的认识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在书中，贝卡利亚首次提出废除死刑的观点，这一思想成为后人在讨论死刑存废问题时无法绕开的高峰。而如今，当我们再次回归原著，重新梳理书中废除死刑的观点，也不难发现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关于死刑存废这一问题的论证，从方法和思路上看，大体可以分为两大类别：一种是从死刑的效用性出发，讨论死刑的实施对于规制犯罪行为是否有效；另一种立足于死刑的正当性分析，判断死刑是否应该废除。效用性判断与正当性判断这两种思路的确立，为我们去审视贝卡利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废除死刑的观点，提供了更加全面的视角。
在效用性判断上，贝卡利亚通过比较死刑与终身监禁的实施效果，展开了相关论述。在他看来，“对人类心灵发生较大影响的，不是刑罚的强烈性，而是刑罚的延续性……处死罪犯的场面尽管可怕，但只是暂时的，如果把罪犯变成劳役犯，让他用自己的劳苦来补偿他所侵犯的社会，那么，这种丧失自由的监禁则是长久的和痛苦的，这乃是制止犯罪的最强有力的手段。”即死刑对犯罪的遏制效果不如终身监禁，因而主张应当废除死刑，改用终身监禁。
死刑的效用性判断实际上是一个事实层面的问题。由于不同认识主体有着不同的经验或实证材料，对于死刑的效用性也会做出不同的判断。按照这一判断思路，似乎并不能有效、全面地得出死刑是否应当被废除的结论。因此，贝卡利亚在书中关于死刑实施效果的分析，并不能成为支持废除死刑这一论点的可靠依据。
（二）
死刑的存废问题归根到底还是一个价值层面上的问题，一个价值性质的主张是无法通过事实材料加以证成的。在厘清问题本质属性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就贝卡利亚废除死刑的观点在价值性判断层面上进行更加深入地挖掘。
从价值性判断这一角度来看，贝卡利亚在书中主要基于社会契约论及立法的内在逻辑阐述了废除死刑的依据。按照社会契约论的观点，当人类达到一种自然状态不利于生存的境地时，人类为了形成一种力量的总和，去克服阻碍人类生存的种种障碍，便寻找一种形式结合起来，这种结合的形式便是“社会契约”。
基于这样的社会契约，每个人都要将自己的权利、财富、自由中其用途对于集体有重要关系的那部分奉献出来，转让给国家，以便国家“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维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产”。
贝卡利亚赞成卢梭的“社会契约说”，并利用“社会契约”理论说明为什么国家无权对公民适用死刑。他在书中指出，人们在订立社会契约组成国家时，并未交出自己的生命权，因而国家便没有以死刑剥夺人的生命的权力。他认为：“君权和法律，它们仅仅是一份份少量私人自由的总和，它们代表的是作为个人利益结合体的普遍意志。然而，有谁愿意把对自己的生死予夺大权奉予别人掌管呢？每个人在对自己作出最小牺牲时，怎么会把冠于一切财富之首的生命也搭进去呢？”
不能说贝卡利亚的这一见解毫无道理，但这一见解中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诚然，按照卢梭的设想，个人在与国家订立契约时，不会把自己的一切权利都交出去，更不会把自己的生命权也交出去，因此，国家不能无缘无故地剥夺守约公民的生命权利。但是，对那些违约的个人，却不因此就认为国家一概不能剥夺其生命权利。原因在于，社会契约绝不仅限于这一种。在杀人犯杀人这一具体情形下，按照订立契约的主体，可以分为国家与受害者之间的契约、受害者与杀人者之间的契约以及国家与杀人者之间的契约。
三种契约有着各自不同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如国家与受害者订立契约之际，受害者向国家让渡一定的权利、财富或者自由，这是受害者向国家负有的义务；与之相伴的是获得国家对其生命权的保护这一权利。当受害者的生命被剥夺，国家应然履行保护个人生命权的义务，从而采取措施对杀人者施以惩罚，由此可以得出国家按照契约原则剥夺杀人者生命权具有正当性。
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按照契约约定的内容不同，会成立不同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此，就加害人与国家之间订立的契约而言，契约订立之际，杀人者要获得国家权力对于其生命权的保护，就应向国家做出保证，不去侵犯他人的生命权，因此一旦其实施杀人行为，即意味着其违背了约定义务，国家则依照契约放弃对其生命权的保护。按照这个思路同样可以得出国家按照与个人订立的契约，在个人实施杀人行为的情况下，剥夺其生命权的正当性。
在立法的内在逻辑上，贝卡利亚认为，国家一方面惩罚杀人行为，另一方面又通过死刑实施杀人，这是自相矛盾的，也是荒谬的。他指出：“体现公共意志的法律憎恶并惩罚谋杀行为，而自己却在做这种事情；它阻止公民去做杀人犯，却安排一个公共的杀人犯。我认为这是一种荒谬的现象。”
在这一点上，贝卡利亚只从表面上看待犯罪杀人与死刑杀人的相似之处，忽略了二者在本质上的区别：前者是非法的杀人，后者是合法的杀人；前者是出于卑劣的目的杀人，后者是为了预防犯罪而杀人；前者是为了一己私利而杀人，后者是为了保护公众的利益而杀人。
（三）
美国学者欧内斯特·温·丹·哈格在这一点上指出：“当一名罪犯被合法逮捕与监禁时，我们并不说‘合法的绑架’。逮捕与绑架在自然意义上无法区分。但是，法定惩罚不必从自然意义有别于犯罪。惩罚因其有着社会的支持与正当的目的而不同于犯罪……要是像贝卡利亚所认为的一样，以处决惩罚杀人——以罪犯对其受害人所为的行为作为对其的惩罚——是荒谬的，那么，对一位贪污犯处以罚金或剥夺一个剥夺他人自由的人的自由，便同样是荒谬的。将抢劫与征税、谋杀与处决、赠予与盗窃相区别的不是自然行为而是其社会意义。”
在立法的内在逻辑的分析上，由于贝卡利亚没有分清犯罪行为同依照法律实施惩罚犯罪这两种行为各自所具有的社会意义，其认为国家惩罚杀人行为存在内在矛盾的观点是片面的。
通过对贝卡利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有关废除死刑的观点进行重新梳理，我们发现在效用性判断和正当性判断两个层面上其观点都或多或少存在一定的片面性，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就否定其观点对于分析死刑存废问题的思想价值。同时我们也应清楚地看到，对于这些问题的发掘，实际上为我们更加深入地去探讨死刑存废的问题开阔了思路。
随着社会的发展，刑事处罚体系从过去的残酷性向人道性发展，限制、废除死刑是世界的大潮流。我国继刑法修正案（八）减少13个死刑罪名、保留55个死刑罪名之后，历经三次审议，于2015年8月29日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九），再次减少9个死刑罪名，在执行少杀、慎杀、逐步减少适用死刑罪名的死刑政策方面，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当今社会价值越来越多样化，需要我们以更加开放的视角去审视死刑的存废问题。“杀人偿命”不能被简单地彻底否定，因为我们应当看到这一观点中存在的合理成分，考虑到在惩罚恶劣犯罪上，死刑的实施对于受害方及追求公平正义的社会民众所具有的那种慰藉人心的作用。
在思考死刑的存废的问题时，我们需要审慎地做出价值权衡，分析判断：死刑的实施涉及哪些价值考量的因素以及围绕这些因素我们应如何去权衡。
当今世界越来越把废除或限制死刑适用作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切实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显著标志，这要求国家在死刑存废的价值权衡上应密切关注当今世界通行或具有普适性的标准，及时确立起自身清晰的态度及立场，而不应成为民众情感宣泄及社会舆论导向的附庸。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贰』 刑法中因果关系的几种主要学说是什么

必然因来果关系说、偶自然因果关系说、条件因果关系说。
必然因果关系说认为：当危害行为中包含着危害结果产生的依据，并合乎规律地产生危害结果，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就是必然因果关系。
偶然因果关系说危害行为中并不包含着危害结果产生的依据，偶然介入其他因素，并由其他因素合乎规律地引起危害结果时，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就是偶然因果关系。
条件因果关系说认为：当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存在“没有前者就没有后者”的关系时，前者就是后者的原因。

『叁』 前田雅英的刑法观点

（1）实质的犯罪论。前田认为构成要件该当性的判断，具有“选择值得处罚的法益侵害行为的机能”，易言之，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具有可法的违法性。他反对形而上学地、形式地解释构成要件。他主张违法性的原点是对国民现实利益的侵害，违法性的实质是对法益的侵害或威胁。他也反对形而上学地讨论责任问题，提出应实质地具体地把握非难可能性，认为责任论的视点是“达成刑事政策的结果”，应否追究责任，当以国民的规范意识为根据。
（2）扎根于国民规范意识的理论框架。前田认为，只能以国民的规范意识为媒介，刑罚才能达到防止犯罪的目的，并将这种观点贯彻到具体的解释论。前田提出，刑法上的非难以国民的规范意识为基础，即使在追究故意责任时，视点也必须放在“以一般人为基准的非难”。因此，故意中的认识是“足以唤起一般人违法性意识的事实认识”，这使得法定符合说的界限、假想防卫过当等问题得到较圆满的解决。
（3）着眼于法律的现实适用的解释论。前田的刑法理论被认为是明确地认识到判例的重要性的理论，刑法学说本身对现实社会并没有实践意义，只能通过影响司法实务间接对现实社会产生影响。因此刑法学说应当是以判例为根据，展开适应法律现实适用的解释论。前田对一切问题的分析都注意结论的适用效果，注重各种学说对刑法适用产生的积极或消极影响。
（4）立足于日本国情的刑法学。他反对盲目模仿、接受西欧的刑法理论。 （1）主张放弃明治以来模仿西欧刑法学的做法，而根据东洋传统确立日本刑法理论，特别是应当总结日本审判实务长时期积累的经验，得出人民认可的结论。
（2）主张法官在处理具体案件时，要成为“人民之声”的代言人，实现真正民主的刑事司法。因此，要从实质上理解和坚持罪刑法定原则，如果仅从形式上解释有代表国民意志国会制定的刑法，则不能实现真正民主的刑事司法。
（3）承认以防止犯罪等效果促使人民生活提高的刑罚制度，主张目的刑论；同时认为，“报应”作为划定刑罚上限的基准是有必要。

『肆』 刑法理论中有哪些学说是立场相反但结论一致的情况

在我国复的刑法立法中，存在三制大基本原则：罪刑法定、刑法面前人人平等、罪责刑相适应。主客观相统一原则虽贯穿刑法始终，却没有在立法上明确为基本原则。实际上，主客观相统一原则是近代各国刑法中的内在精神，它不是一种基本立场，而是贯穿刑法始终的内在概念，无论表述为责任主义还是主客观相统一，这一原则都不可取代。

『伍』 西原春夫的刑法理论

西原春夫先生刑法学说的主要理论特点：
⑴尽量以司法实务能够实际适用的方法来建造其刑法理论。正是他提出的“交通事故中的信 赖原则”理论确立了他在日本刑法学界的地位。
⑵具有较强的实证色彩，理论细致而确定。
⑶比较研究深入。
⑷体系上受到耶塞克与齐藤金作的影响，属于具有较强折衷主义色彩的客观主义刑法论者。被称为“日本刑法学界少数派的领袖”
⑸人性或者人本的刑法学作为立论的哲学基础。对刑法的哲学评价是负面的，是“必要的恶”。

『陆』 认识刑法

犯罪客体，是指我国刑法所保护而为犯罪行为所侵犯的社会关系。第一个题回A肯定正确，B不对，犯罪客体答不等同于犯罪对象。C和D都有选的理由，但这个题出的不严谨，如果单选肯定是A，多选我就选ACD，毕竟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也受国家保护，我国刑法所保护的那种社会关系是指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社会主义制度，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国有财产或者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权，公民私人的财产所有权，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等等。这些社会关系在我国刑法第13条已有明确的表述，它们一旦为犯罪行为所侵犯，就成为犯罪客体。
第二题选A!

『柒』 有哪些刑法学必读的经典著作

马克昌主编：《犯罪通论》（第三版），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马老仙逝，其思永存，学术地位自不待言。
马克昌主编：《外国刑法学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神作，囿于先生早年经历，翻译的很拗口，但也好懂。
马克昌：《比较刑法原理：外国刑法学总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同上，也是很难读，却很易理解。
马克昌主编：《近代西方刑法学说史》，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我还没拜读这一本大作。
高铭暄主编：《刑法专论》（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王作富主编：《刑法分则实务研究》[上中下]（第五版），中国方正出版社2013年版 。王先生是传统刑法和新刑法的集大成者。
陈兴良、周光权著：《刑法学的现代展开》，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少壮派法学家
陈兴良：《刑法哲学》[上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怎一个好字！

『捌』 刑法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各自有哪些利弊

一、刑法主观主义的主要观点梳理 一般认为，在刑事责任之理论根据问题上，西方刑法学说史上最经典的对立是刑事古典学派刑法客观主义思想(又称为行为主义)与刑事近代学派刑法主观主义思想(又称为行为人主义)的对立。刑法客观主义思想是在全面继承启蒙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刑法客观主义思想在反对中世纪刑法的任意性、宗教性、身份性和残酷性方面具有巨大的进步意义。然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由于突变的社会背景和自然科学的发展，刑法客观主义思想不能适应遏止犯罪的需要，开始被刑法主观主义思想取而代之。刑法主观主义思想以实证的科学方法为先导，以犯罪人格作为科学研究的目标，极力主张刑事责任的根据应当从具体的犯罪人中寻求。至今，刑法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思想仍然在西方各国的刑法立法、司法以及理论的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而一般认为，刑法主观主义是一种系统化的关于犯罪与刑罚的理论思想体系。刑法主观主义思想经过龙勃罗梭、加罗法洛的初创，后又经过菲利等人的努力，最后由李斯特将刑法主观主义思想推向一个历史高峰，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内容丰富的理论体系。上述学者站在刑法主观主义理论的角度，使刑法主观主义学派的一系列见解和主张得以整合，从而使其成为一种体系性的理论。在意识决定论的统领下，刑法主观主义思想在犯罪论和刑罚论诸多重大问题上都形成了有别于刑法客观主义思想的独树一帜的观点。 (一)行为人中心论 一般讲，刑法主观主义学派与刑法客观主义学派的争议之焦点在于，刑法关于犯罪与刑罚的规定以及司法上关于犯罪的认定与刑罚的适用，是应当重视行为人还是重视行为。刑法主观主义理论一般主张行为人中心论，即直接以犯罪人的危险性格，作为刑罚的依据，因不法的行为显现出来的危险人格，而必须负“生活操行责任”。行为人中心论与行为中心论相对立，它是从行为人与行为的关系处罚，将刑事责任的基础从行为转向行为人。行为人中心论的要义在于寻找危险性与责任概念之间的关联。[2]具体讲，行为人中心论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人的个性是迥然各异的，不仅犯罪人与一般人有所不同，而且犯罪人与犯罪人之间也是千差万别的。犯罪是行为人的个性行为，所以犯罪不应求诸行为人之行为，而应求诸行为人的人格、人身危险性等主观因素。易言之，刑法价值判断对象应为行为人之人格，而非客观行为。由此，行为人所处刑罚的轻重应当取决于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的大小，而与客观行为实害之大小无关。 需要指出，行为人中心论并非完全将行为的客观因素打入冷宫，只不过认为行为并非是脱离行为人的抽象行为，而是行为者的行为，行为仅仅是行为人人格的表征，是藉以认识行为人身危险性的桥梁与中介。[3]因此，“必须当刑法所规定的犯罪出现时，才可以处罚行为人，这是根据刑法功能——保护犯罪人自由的大宪章推导出来的必然结论。”[4]正是基于上述认识，刑法主观主义学者往往认为应受处罚的不是行为而是行为人，并以此作为刑法主观主义理论的基点。李斯特曾针对刑法客观主义学者提出的以客观违法行为作为刑罚的根据的观点，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刑法立法的根本错误，不仅仅是考虑人民的法律意识，而且是造成它在与犯罪作斗争中的无能为力，在于过高地估计了行为的外在结果和未顾及行为人的内心思想……在规定刑罚的种类和范围时，在法律和判决中，有必要将重点更多的放在行为人的内心思想上，而不是行为的外在结果上。”[5](二)社会责任论企法网www.enterlaw.net 在刑罚的根据问题上，刑法客观主义一般主张道义责任论。道义责任论的理论基础是意志自由论，其基本内涵为行为人唯有基于自由意志活动而实施犯罪行为，才能遭受伦理上的责难。[6]而

『玖』 为什么纳粹时代刑法学说主要为主观说

客观指就事论事、实事求是，比较公正、中立；主观指倾向性较明显，立场一回般站在自己认答为对的一方，而自己认为正确的往往未必是对的，一般具有一定自我保护意识、自我防卫心理。比如：就一件医患纠纷而言，客观的评论应该就事论事，看到底有没有医生的责任，看主要的责任出在哪里，患者自己的责任可以忽略吗？最后的结论可能就是一个沟通不良的误会罢了！主观的评论可能是，医生说医生有理，患者说患者有理，最后的结论可能出现互不相让、让真相永久埋藏在历史中！

『拾』 刑法中因果关系的几种主要学说

必然因果关系说、偶然因果关系说、条件因果关系说。
必然因果关系说认为：当危害行内为中包含容着危害结果产生的依据，并合乎规律地产生危害结果，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就是必然因果关系。
偶然因果关系说危害行为中并不包含着危害结果产生的依据，偶然介入其他因素，并由其他因素合乎规律地引起危害结果时，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就是偶然因果关系。
条件因果关系说认为：当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存在“没有前者就没有后者”的关系时，前者就是后者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