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中国没设立法会

1. 我们国家是大陆法系国家为何我国没有宪法法院

中国没有设立宪法法院，其职能由人民代表委员会行使。(我国1954年宪法解释问题没有作出明确规定，只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解释法律。
1975年宪法也没办关于宪法解释的规定。
1978年宪法首次确认了我国的宪法解释机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从而基本上确订我国的宪法解释体制。
1982年宪法同样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解释宪法的权力，并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办权监督宪法的实施)

2. 水陆法会的形成历史

在魏晋南北朝的南朝，梁朝的梁武帝非常崇信佛教。一天夜里，他梦见一位神僧来访。这位神僧对他建议说：六“道里的众生，受苦无量，何不作水陆(大斋)普济群灵?”
梦醒以后，梁武帝将自己的梦境告诉朝内的群臣，大臣们面面相觑，没有人能懂得梦境的含义。这时候，宝志禅师上奏道，梦境必有缘由，劝武帝广寻群经，以求答案。于是，梁武帝当即令人将各种佛教经典请到法华殿上来，自己亲自早晚和宝志禅师一起阅览。直到几日后，当阅及“阿难遇面然鬼王”的典故，他俩这才恍然大悟。
典故里的大致内容是这样的：某日，佛陀的侍者阿难在林间宴坐时，忽而遇见一位浑身皮包骨头、腹大如鼓的鬼王，来到他的面前。阿难问：“你是谁？为什么来这里?”鬼王回答说：“我叫面然，特来告诉你：三天之后，你也将堕落饿鬼道，和我一样痛苦。”阿难焦急地问：“那有什么办法可以避免这样的果报呢？”鬼王告诉阿难：“如果你能在明天布施百千个饿鬼及百千个婆罗门仙，各施一斛饮食，并供养佛、法、僧三宝，仗此功德，既可增长寿命，亦可避免此果报。阿难出定后，内心惊恐不已，急急忙忙向佛陀报告。于是，释迦佛便教阿难修习《陀罗尼施食法》，使得被加持过的食物成为法供养，这样既可上供佛、法、僧三宝；又能平等下施饿鬼等众生。食物经观想修法后，由少量转为无边无量，施食给所有的鬼道众生，消除众鬼的恶业痛苦，使之们舍去鬼身，生于天上。阿难也因此获得救拔，脱离了堕落恶趣的果报。
得此缘由后，梁武帝即与宝志禅师一起以《无量威德自在光明如来陀罗尼》施食法为核心，花了将近三年时间制成水陆仪文。仪文制成后，梁武帝首先在宫内设立道场，于佛前不点灯烛，手捧仪文，向佛虔诚发愿：“若此水陆仪文能资助六道，广度有情，符合佛法，愿我礼拜后，灯烛不点自明；否则，灯烛晦暗如初。谨启。”
梁武帝发愿之后，便在佛前行礼拜。刚一拜下，殿堂之内，顷刻之间，灯烛自然通明，光耀如昼；再次礼拜，整座宫殿有些晃动，出现安祥信号；三拜完毕，天空居然飘下了香花，示现少见祥瑞。由此，梁武帝信心大进，更加坚定不移。
于是，当时农历的二月十五日，在今天的镇江金山寺，举行了我国佛教历史上第一次水陆法会。梁武帝亲临地席，令著名的僧祐律师宣读仪文。年代约在梁天监四年（505），一说在天监七年（508）。自是，水陆法会就在国内流传开来，并发展成为佛教寺院里最为隆重的佛事活动。
梁武帝之后，水陆仪文由于经历周、隋战乱而逐渐失传。直到唐高宗咸亨年间(670-673)，长安法海寺的英禅师在梦中得到异人指点，醒后在大觉寺内的一位僧人义济那里，得到了梁武帝的水陆仪文原本，遂再兴法会于山北寺。从此，水陆法会又得以重新风行海内。 宋代水陆法会尤其流行，几乎遍及全国，特别成为战争以后朝野举行的一种超度仪式。当时著名的水陆法会有，宋元祐八年(1093)苏轼为亡妻宋氏设立的水陆道场，并撰写《水陆法像赞》十六篇，称为“眉山水陆”。他在《引文》中说：轼敬发愿心，具严绘事；而大檀越张侯致礼乐，闻其事，共结胜缘。请法云寺法涌禅师善本善择，其徒修营此会。永为无碍之施，同守不刊之仪。轼拜手稽首，各为之赞，凡十六首。
宋熙宁年间（1068-1077），川人杨锷重述旧规，制成仪文三卷，盛行于天府之国。元丰七年（1084），镇江金山佛印禅师，因商人请求，于寺中设立水陆法会，佛印亲自主持，场面宏大壮观，闻名遐迩。绍圣三年(1096)，僧人宗颐又删补详定诸家所集之本，完成《水陆仪文》四卷，普劝四众弟子，依法崇修，超度水陆亡灵。可惜早已失传。
降及南宋，水陆法会又有新的发展。乾道九年（1173），浙人史浩途径镇江，见金山寺壮丽秀美，遥想以往水陆大斋之盛，出于报答四恩，于是发心施田百亩，在四明东湖的月波山上建立专门的水陆道场，分春、夏、秋、冬四季举行，并且亲自撰写疏文。此事上达天听，宋孝宗特地敕书“水陆无碍道场”的匾额，加以鼓励。月波山周围有一座尊教寺，师徒道俗3000余人，完全遵循月波山四时普度之法。同时，又礼请《佛祖统纪》的作者志磐，续成四卷本德《水陆新仪》一书，推广流通，奉劝海内十方丛林，采用此法，普度众生，一时奉行者众多，正如宗颐在《水陆缘起》中所说的那样：今之供一佛，斋一僧，尚有无限功德，何况普通供养十方三宝、六道万灵，岂止自利一身，亦乃恩沾九族。……江淮、两浙、川广、福建，水陆佛事，今古盛行。或保庆平安而不设水陆，则人以为不善；追资尊长而不设水陆，则人以为不孝；济拔卑幼而不设水陆，则人以为不慈。由是，富者独立营办，贫者共财修设。
这也就是后世所谓富者独立营办的“独性水陆”与贫者共财修设的“众姓水陆”的起源所在。不仅如此，宗颐在《水陆缘起》中还详细地论述了水陆召请三时，上下堂八位等，以及供养的上、中、下三种对象：上则供养法界诸佛、菩萨、声闻、缘觉、明王、天龙八部、婆罗门仙等；次则供养梵天、帝释、二十八天及虚空界一切尊神；下则供养三山五岳、河海、大地龙神、往古人伦、阿修罗众、冥官眷属、地狱众生、无主无依诸鬼神众、幽魂滞魄、法界旁生等。凡是四圣六凡一切众生，普遍供养。使“未发菩提心者，因此水陆胜会，发菩提心；未脱苦轮者，因此水陆胜会，得不退转；未成佛道者，因此水陆胜会，得成佛道。”
也许是佛教各界人士的极力提倡与大肆宣传，水陆法会在两宋时代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元朝，在朝廷大力扶持下，水陆法会的规模更是盛大空前。延祐三年(1613)，朝廷于金山寺设立水陆大会，令江南禅、教、律三宗的大德与会说法，参加的僧众达1500多人。流传至今的径山高僧元叟行端《朝廷金山作水陆升座法语》，就是当时他临坛说法的记录。至治二年（1322）的金山寺法会，规模也非同一般，月江正印禅师在《金山大会归上堂》中记载：金山大会，诚非小缘。山僧得与四十一人善知识，一千五百比丘僧，同入如来大光明藏，各说不二法门，共扬第一义谛。由此，全国各地纷纷仿效，进一步推动了水陆斋会活动的广泛开展。
明代伊始，因开国皇帝朱元璋为沙门出身，他登基后，以朝廷之力极力宏扬佛法。对于水陆法会来说，不仅制作规模空前，而且相关的仪轨也予以定型下来。洪武元年至五年（1368-1372），先后于南京蒋山设立广荐法会（即水陆法会）。其中洪武五年的那一次，规模最大，一时高僧硕德云集金陵，诸如季潭宗泐、楚石梵琦、来复见心、东溟慧日、梦堂昙噩等，均应邀与会说法，仅参加僧众人数即达千人之众！此前，朱元璋曾让宗泐作《赞佛乐章》八曲，诏令太常演奏，而他本人与群臣也赴会礼佛。大臣宋濂还为此撰写了《蒋山寺广荐佛会记》一文，记录了此次盛大法会的真实情景。
此外，明代在江、浙之间有“北水陆”与“南水陆”之分。指的是四明所行的南宋志磐续成的《水陆新仪》为南水陆，而镇江金山寺的水陆旧仪，被称为北水陆。明末高僧祩宏弃“北”从“南”，将《水陆新仪》稍加修改后，写成《水陆修斋仪轨》六卷，风行于世。
清代高僧仪润又依据祩宏之意，详述水陆法会的作法与规则，撰成《法界圣凡水陆普度大斋胜会仪轨会本》六卷，成为流传至今“打水陆”的通用版本，简称《水陆仪轨会本》，共四册。内容包括坛场布置、形象配列、法器供物、法事进行等。
近几十年来，《水陆仪轨》本子虽无更新或补充，但在实际施行中（尤其是超度亡灵的类别）却推陈出新，形成了现在流行的“水陆空大法会”。借以超度水陆之外因空难而丧命的孤魂野鬼，使之脱离轮回之苦。始作俑者，是旅居美国加州万佛城的度轮老和尚。他在1987年代首创在万佛城举行“水陆空大法会”，邀请中国大陆的僧人主持，盛况空前。从此，内地纷纷仿效，形成了现在流行的“水陆空大法会”的惯例。

3. 中国最近能不能出现一次大型法会

因为近期要避免人群聚集，所以不会出现大型的法会。

4. 法会合法吗

合法。
法会又称作法事、佛事等，是一种佛教仪式是指为讲说佛法、供养诸佛、设斋施食等活动而举行的集会，其根本精神是『以法相会,如法修行』。所以是合法的。
法会也指：一般寺院的朝暮课颂、定期举行的共修，以及根据不同经典、含摄佛菩萨誓愿的经忏佛事，皆属于法会的范畴。中国从古代就非常盛行法会，信徒们参加法会，希望得到诸佛菩萨的慈悲愿力，从而消灾添福。早在东汉灵帝时，就曾在洛阳佛塔寺斋请诸沙门，悬缯烧香，散花燃灯。设会讨论佛义、讲经，也曾于同泰寺设救苦斋和无遮大会，亲自讲金字般若经。

5. 为什么新中国成立那年没有宪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是1954年9月20日经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并颁布的。
其所以待到建国5年后方才有宪法，是因为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在全国范围内，军事行动尚未结束，土地制度的改革尚未完成，人民还没有充分组织起来，当时不具备实行普癣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的条件。
所以采取过渡措施，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作为全国人民共同的政治基矗事实上，共同纲领曾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
建国后3年，形势有了很大变化，制宪的时机巳经成熟。1952年12月24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向政协常委会提议：由政协向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建议制宪。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经过讨论，接受了政协的建议，通过了关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并组成了以毛泽东任主席、由33人组成的宪法起草委员会。1954年1月至3月，毛泽东率领一个由中共中央指定成立的小组，在杭州西湖起草宪法。边起草边组织在京的中央委员讨论。为了搞好讨论，毛泽东还曾亲自开列参考书目。经过一段紧张工作，终于搞出了一个宪法草案初稿，于1954年3月23日向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出，作为开展工作的基矗宪法起草委员会从3月23日到9月12日一共举行了9次全体会议，会议都由毛泽东或者刘少奇主持（其中第8次会议由邓小平主持）。历次会议的气氛非常民主，讨论极为深入。
宪法的制定是在党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同时，又特别注重群众智慧的发挥。除宪法起草委员会内部多次认真讨论外，还曾在1954年3月至6月的81天时间内，组织了北京500多位高级干部讨论宪法草案初稿，接着有全国8000多人讨论，提出了5，900多条意见。自6月14日到9月10日，还经历了为时3个月的全民讨论，全国人民对宪法草案提出修改或补充的意见，经整理归并后共达180，420条。宪法草案经过反复修改，在9月15日提交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后，1000多位全国人大代表又进行了认真的讨论。我国的宪法是人民的宪法，人民主动、积极地参与工作，保证了1954年宪法的民主性和完善性。
1954年宪法是新中国诞生后的第一部宪法，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毛泽东说过，这个宪法“使人民有一条清楚的轨道，使全国人民感到有一条清楚的明确的正确的道路可走”。宪法第一次以根本法的形式，记录了全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长期革命斗争而取得的胜利成果，确认了千百年来受压迫的人民群众成为国家主人翁的事实。
1954年宪法规定了各项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其他的基本制度，为我国后来的民主建设与制度建设奠定了基矗可以说，后来宪法规定的主要内容，都是1954年宪法的继承和发展。尽管几十年来我国各方面的发展变化十分巨大，但后来的宪法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并不同第一部宪法离得太远。以目前的现行宪法来说，他所规定的一系列最根本的制度，例如人民民主专政制、人民代表大会制、民族区域自治制、生产资料公有制等等，都是从1954年宪法那里延续下来的。即使是宪法典的体系结构，也同1954年宪法非常近似。至于凝聚在1954年宪法中的理论思想，当然更应成为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宝库中的组成部分。
由于社会发展一日千里，在新条件下产生的现行宪法无疑地更臻完善。现行宪法反映了更为丰富和新型的客观现实，从而发展到了更高的阶段。但是尽管如此，具有开创意义的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崇高历史地位，是应予充分肯定的。

6. 法会的中国法会

后汉时即有皇帝行斋会之事。历代三宝纪卷四载，光和三年（180），后汉灵帝于洛阳佛塔寺饭诸沙门，悬缯烧香，散花燃灯。或设会讨论佛义、讲经等，以达祈福增慧之目的。斋请僧侣之法会称为千僧会、万僧会。南朝梁武帝中大通元年（529），于同泰寺设救苦斋；中大通五年，又于同泰寺设无遮大会，帝亲自讲金字般若经。此外，行于我国之法会尚有水陆会，即设斋食供养水陆有情之法会；梁武帝时，始行于金山寺。放生会，乃由他处买进受捕之鱼鸟牲畜，于三宝前为其说法，授三皈五戒，再放之于山野沼泽、泉池河水，此即放生会。华严会，乃讲赞华严经之法会。盂兰盆会，即于每年七月十五日，以百种物供养佛法僧三宝，以报父母长养慈爱之恩。狮子会，九月重阳，诸僧皆坐狮子座，作法事讲说。此外，据荆楚岁时记龙华会条载，四月八日诸寺各设斋，以五香水浴佛，以为弥勒下生之征，称为龙华会。 从农历元月至十二月，正式之佛教法会如下：元月一日弥勒佛圣诞法会、元月九日供佛斋天法会、二月十九日观音菩萨圣诞法会、四月八日佛陀圣诞法会、六月十九日观音菩萨成道纪念法会、七月十五日盂兰盆会、供僧会、七月二十九日地藏菩萨圣诞法会、九月十九日观音菩萨出家纪念法会、九月二十九日药师佛圣诞法会、十一月十七日阿弥陀佛圣诞法会（举办弥陀佛七）、十二月八日佛陀成道纪念法会。

7. 重阳节寺庙有法会吗

重阳节是民俗，不是佛历，所以寺院一般都没有法会。不过由于当下重阳节渐渐兴旺，我国政府又将重阳节正式定为法定节假日——“中国老人节”，所以沿海地区的一些寺院也开始在重阳节因应十方信众的需求来做一些相应的祈福类法会了。譬如福建省福鼎市的资国寺，每年重阳节就有“九九重阳老年文化艺术节”呢！

8. 阐述为什么我国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法>法典.

长期以来,统一的行政法典一直被许多人视为非分之想。行政权的不断扩张、行政事务的纷繁复杂以及国外鲜有行政法典的现实,使行政法法典化的思路一直难以被立法部门及行政法学界的主流所接受。但随着行政法学研究的深入及国内外行政法治的发展,克服行政法法典化的技术障碍已触手可及,在此背景下,中国行政法是否应和其他部门法一样,选择一条法典化的发展道路,这关系着中国行政法发展的宏观战略和未来形貌,值探讨。
一、行政法法典化的技术障碍
迄今为止,认定行政法难以法典化的理由显然出自技术方面的考虑。“行政法之所以不存在统一的法典,其原因有三:第一,行政法所调整的对象———行政关系过于广泛,且多种多样,各种不同的行政关系又在较大的别,很难以统一的规范加以调整;第二,部分行政关系的稳定性低,变动性大,有必要留给法律位阶较低的法规和规章调整,而不宜由统一法典进行规范;第三,行政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产生较晚,规范各种行政关系的基本原则尚未完全形成,有些基本原则虽已形成,但尚不完全成熟,从而不具备将之编篡成统一法典的条件。”①为了论述的方便,笔者将上述三点原因分别概括为行政关系广泛说、行政关系不稳定说、行政法不成熟说。首先,对于行政关系广泛说,笔者认为并不
能服众。与其他部门法相比,很难说行政法的调
整对象比民法的调整对象更广泛。现代行政权的
触角尽管已延伸至从摇篮到墓地的时空领域和社
会领域,但其基础仍然是人与人之间的财产及人
身关系,即民事关系。从这种意义上说,无论被
涂上了权力色彩的行政关系如何扩张,其范围都
难以超越作为其基础的民事关系。就渊源而言,
总是先有涉及摇篮和墓地的民事关系,才会有针
对摇篮和墓地的行政关系;总是先有涉及互联网
上的“网财”的民事关系,才会有针对“网财”
的行政关系。作为公法关系的行政关系与作为私
法关系的民事关系之间的这种渊源关系,使行政
关系广泛说失去了赖以立论的历史佐证。而且,
行政活动的种类再多,也多不过民事活动,甚至
不见得多于形形色色的犯罪活动。而不同的行政
关系之间的差别,也很难说比不同民事关系之间
的差别更大,甚至不好说比不同性质的犯罪间的
差别更大。更何况,行政关系的广泛性是近现代
行政权扩张的结果,在奉行“管得最少的政府就
是最好的政府”的年代,西方国家行政关系的范
围并不算广泛,但行政法的法典化仍然没有实现。
因此,按照行政关系广泛说的逻辑,既解释不通
民法和刑法何以能够法典化的现实,也解释不通
在行政关系简单的年代行政法何以仍然没有实现
法典化的现象,以行政关系广泛说为依据来反对
行政法的法典化,恐怕难以自圆其说。
其次,就行政关系不稳定说而言,其立论的
依据,实际上是担心统一的行政法典会损害行政
机关应对丰富多彩的社会事务的能力,但这种担
心实际上并不必要。因为,统一的行政法典并不
会将所有的行政法规范一网打尽———正如民法典
也没有将所有的民事规范一网打尽一样,统一的
行政法典既不会完全取代法律位阶较低的行政法
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也不会取消行政机
关的自由裁量权及行政立法权,甚至不会影响立
法机关在行政法典之外制定单项行政法律的权力,
因而不会损害行政机关的应急能力,也不会降低
行政机关的回应性。
最后,对于当今各国罕有行政法典的原因,
应当承认,行政法不成熟说提出了一种非常有力的解释。正是由于行政法及行政法学的不成熟,
才导致支持行政法法典化的主张无论在立法实践
领域还是学术研究领域都难以占据主流地位。但
另一方面,任何法律部门及法律学科都有一个由
不成熟走向成熟的发展过程,而法典化则是其成
熟与否的重要标志。显然,行政法不成熟说有助
于我们认识行政法在过去为何无法实现法典化,
却不能用来否定行政法法典化的未来趋势。随着
行政法及行政法学的渐趋成熟,行政法完全可以
紧随民法、刑法等其他部门法的脚步,走上一条
法典化的发展道路。
值得注意的是,行政法法典化的技术障碍不
仅在理论上可以克服,在实践中也同样可以跨越。
抛开已成为历史的德国、前苏联等国在此方面的
努力不谈,《荷兰一般行政法》的生效、一些国
家和地区行政程序法典所呈现出的实体化的倾向
(即,行政程序法中纳入实体性条款)、以及卷帙
浩繁的美国联邦行政法典的编篡,都表明阻碍行
政法法典化的技术障碍绝非坚不可摧。
二、行政法法典化的非技术障碍
如果说过去各国行政法难以实现法典化的原
因主要出自技术障碍的话,目前阻碍我国行政法
法典化的深层原因则主要出自非技术障碍。这种
非技术障碍主要表现为两方面:一是对行政法法
典化的现实意义认识不足,二是行政领域的立法
存在路径依存。
(一)对行政法法典化的现实意义认识不足
行政法法典化的意义不仅在于使行政法形式
上更加美观,更重要的是,它具有如下现实意义:
1.减少行政法制中的法律冲突
法典化最明显好处在于它能够减少和避免行
政领域单项立法之间的法律冲突。在法典化之前,
由于在行政领域存在着若干个单项法律,这些法
律尽管都由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但
由于其侧重点不同、参与起草的部门不同、审议
的人员不同、制定的时间及背景不同,因而在同
一事项上的规定可能会有所不同。同时由于各个
单项立法均属同一个法律位阶,互不隶属,且缺
乏可以统辖这些单项立法的行政法律原则,这样
在同一事项上的不同规定就演变成为法律冲突。
而在法典化之后,行政领域的一些单项立法被并
入行政法典之中,且行政法典确立了统一适用于
行政一般领域的行政法原则,这既有利于避免或
减少在同一事项上存在不同的法律规定,又有利
于解决因这些不同的法律规定而产生的法律冲突。
2.弥补行政法制中的法律空白
尽管我国的行政法制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
但行政法领域的法律空白依然存在,而且还会继
续存在。由于行政领域的单项法律均各管一段,
在这些单项法律间的空白地带行政权就处于无法
可依的状态。在此无法可依的空白地带,无论行
政机关有所做为还是裹足不前,均会均会授人以
柄,受到来自不同利益群体的责难。而统一的行
政法典通过对行政法基本原则的确立,可以为行
政机关在法律空白地带行使权力或约束权力提供
法律依据,从而弥补行政法制中的法律空白,使
政府摆脱进退失据的尴尬境地。
3.减少行政法制中的重复条款
在目前单项行政法律中,存在着一些内容完
全雷同或基本相近的条款。例如,无论行政处罚
法、行政许可法,还是起草过程中的行政强制法,
均有内容相近的关于行政公开的条款。这些内容
重复的条款,不仅增加了行政法制中的条款数量,
制造了行政法条款的虚假繁荣,而且还为起草、
审议及学习掌握该条款增加了不小的工作量。制
定统一的行政法典可以将这些内容雷同或相近的
条款合并集中,从而消除行政法制中的条款泡沫。
4.避免公法拖累私法
尽管私法公法化是一股世界性的潮流,公法
与私法之间仍然存在着一条大致清晰的分界线。
但在我国,公法与私法的界限却常常为人所忽视,
从而导致私法侵凌公法的现象,即在原本属于私
法体系的法律文件中不适当地吸纳公法条款。而
基于该公法条款而引发的争议,又拖累了该私法
文件的审议通过,由此导致公法拖累私法的现象。
有关行政垄断条款的争议对于反垄断法的影响,
即是公法拖累私法的典型事例。②
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公法拖累私法的现象的
出现,其原因固然非常复杂。但公法与私法之间
的界线不被国人所尊重,也是其中重要的原因。
而行政法典的出台,有助于国人明确公法与私法
的界线,从而有助于消除或减少公法拖累私法的
现象。
应当指出的是,对于行政法法典化的上述现
实意义,无论学界还是立法部门在理解上并不存
在困难,但由于对行政法法典化的现实意义认识
不足,学界和立法部门对行政法的法典化表现得
相当冷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