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杨东

1. 大数据助推个人信贷“线上化”

大数据助推个人信贷“线上化”
现代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让大量银行业务得以通过电脑或手机完成。而在大数据的助力下，以往周期冗长、手续繁琐的信贷业务也开始尝试“线上化”。
中国平安旗下平安普惠今年8月17日上线了房屋抵押贷款新品种“宅e贷”。借助这一产品，贷款从申请到审批都可以在线上完成。客户提交申请后，贷款资金最快4个小时就能到账。
据中国平安信用保证保险事业部总经理助理秦福荣介绍，目前“宅e贷”试点城市超过40个，短短几个月其新增贷款规模在平安普惠旗下所有贷款品种中占比已超过一成。
秦福荣表示，“宅e贷”之所以能实现从申请到审批的“线上化”，得益于强大数据的支撑。目前“宅e贷”与5家第三方机构达成合作，加上平安集团 内部的大数据系统，构成了便捷高效的评估体系。秦福荣透露，“宅e贷”正在探索租用平台、全流程代理等多种模式，与合作伙伴分享线上房屋抵押贷款市场机 会。
“宅e贷”进军个人房屋抵押贷款，只是大数据助力传统信贷业务“线上化”的众多案例之一。
去年末，建设银行率先推出个人网上自助贷款产品“快贷”，依托的便是建行客户资产、负债和信用等海量金融信息。浦发银行与中国移动联手正式上线“和利贷”系统，借助后者的交易往来记录，为客户提供标准化小额信用贷款。
在金融界人士看来，未来要让更多信贷产品实现“线上化”，仍有赖补上征信体系这一“短板”。
曾在银行业从业数十年的秦福荣坦言，最怕就是碰到没有任何信用记录、无从评估信用水平的“小白”。一些银行界人士也表示，央行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征信系统，银行内部也有大量的信用数据，但仍难以满足开发更多线上贷款品种的需求。
本月初在上海举行的“2015互联网金融与征信体系建设高峰论坛”上，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杨东表示，在“互联网＋”时代，大数据金融使得 个体在网络上的微观行为可以得到综合分析及有效利用。每个老百姓、每家企业的交易行为都被纳入金融大数据的收集范围，这也奠定了大数据金融征信的基础。
在杨东看来，完善互联网金融征信体系不仅需要建立征信数据库之间的信息共享机制，还要完善互联网征信监管机制，并加大对失信行为的惩戒力度。征信行业本身，也需要实现从官方主导向民间发展的转变。
秦福荣也表示，借助网络购物、第三方支付等途径，消费信息、行为模式、家庭状况等大数据正在帮助互联网金融打造一个“不一样的信用体系”。这也有助于包括信贷在内的更多传统银行业务走向“线上”。

2. 推进互联网加战略面临的首要挑战是什么

创新与监管。

业态创新和监管滞后的矛盾一直存在，但“互联网＋”时代，这一问题尤为凸显。

一年以来，“互联网＋”与传统业态融合产生的新业态带来惊喜的同时，也暴露出不少新的隐患和监管盲区，这给现有的监管体制和法制环境带来新挑战，矛盾最为激化的领域之一，莫过于“互联网＋出行”。

自2014年起，“网络约租车”，也即“专车”开始大面积进入公众生活。由于触及传统出租车监管体系的“非营运车辆不得载客牟利”的红线，2015年开始，专车在天津、广州等多地引发了与传统出租车行业的冲突，陆续被叫停。

2015年10月，交通运输部发布《关于深化改革进一步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和《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两个文件的征求意见稿，面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而为期一个月的公开征求意见后，关于“非营运车辆不得载客”等条款的分歧仍然较大。截至发稿时，交通运输部仍未发布正式规定，让积攒了大量用户的滴滴快的、优步、易到等“互联网＋出行”网络平台仍然头顶“达摩克利斯之剑”。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互联网与信息法律研究所所长杨东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造成监管滞后的原因由来已久，并非“互联网＋”时代独有。目前，监管部门是各司其职，监管模式难免单一，而“互联网＋”新业态下的创新往往是融合的、混业的，因此部门条块化的监管很难起到有效作用。

杨东认为，创新意味着变革，面对新事物，相关部门可采取协同监管、混业监管的办法，打破部门之间的信息和监管孤岛。

这只是“互联网＋”时代的一个现实案例。这样涉及多方面的综合性问题，恐怕很难一蹴而就。基于给新业态一定发展空间所采用的包容监管的态度，可能需要适时给出明确的说法。

3. 2021借贷宝还在正常运营吗

借贷宝平台2015年8月才上线，运营两年多时间，其注册用户达到1.38亿，累计交易额达到3600亿元，单日交易峰值突破10亿元，借贷宝等级借入和赚利差总额度与好友数有着直接的影响，每添加一位好友，即可增加2000元的授信额度，直至达到600万元的借款上限。变相让你发展下线，转化成传销行为参与人，最终走向犯罪的道路。

2016年11月24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以《P2P：新规之后 规矩没？》为题、点名炮轰借贷宝平台做的是违法行为，平台上不少借款人超额借款，超越监管红线，不具备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违背网络借贷信息中介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初衷。报道还引用了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杨东的观点，称类似借贷宝这种违规操作模式风险巨大，在国内无网络备案信息、无实际办公地址，投资者一旦上当受骗，损失很难追回，相关部门更应及早介入。

解析中国式悲剧的深层原因

2015年，我国网民数量已超过6亿人。在我们获得网络时代的快捷信息和高效沟通的同时，不法分子也利用网络快速传播非法信息，在更广的范围内从事违法犯罪活动。近年来破获的网银诈骗、互联网非法集资等网络洗钱案件警示我们，对于网络信息要仔细甄别，不要轻易通过网银、电话等方式向陌生账户汇款或转账。对于网络信息要时刻警惕，不可因贪占一进便宜而落入骗局。
合法的金融机构接受监管，履行反洗钱义务。是对客户和自身负责，根据我国《反洗钱法》规定，金融机构在履行反洗钱义务中获取的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信息，应当予以保密，非依法律规定定，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确保金融机构的隐私权和商业秘密得到保护。
网上钱庄等非法金融机构逃避监管，不仅为犯罪分子和恐怖势力转移资金、清洗“黑色钱”，成为社会公害。而且无法保障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信息的安全性，一个为您频繁“通融”违规经营的网上钱庄可能也为犯罪分子提供便利，让犯罪的黑手染指您的帐户，您能放心让这样的网上钱庄帮您打理血汗钱吗？

借贷宝增加转帐功能，账户直接转帐，实时到帐，借贷宝支付出现前，银联的清算模式如下：一切最终都要被银行银联监控，借贷宝的崛起改变了这一切，借贷宝客户可以直接和多家银行进行直连，绕过了银联，形成了自身的清算平台。金融监管的盲区已经形成，银行、央行、银联都无法掌握具体交易信息，无法掌握准确的资金流向，给反洗钱、金融监管、货币政策调节、金融数据分析等央行的各项金融工作都带来了很大的困难。金融就是“诚信”为本，才能做大做强，既做裁判又做运动员，扰乱市场秩序，妨碍公平竞争，由于缺乏监管，不良行为也就此滋生，在风险程序和尽职调查方面工作都不合格，匿名大额频繁现金交易或转账，并且对交易不设上限。交易突破时空限制，资金转移瞬时快捷，借贷宝已成了诈骗犯的洗钱天堂，存在欺诈，损害出借人利益的重大违法行为。

投资借贷宝收益3.4亿元

股转最后问询了九鼎的互联网金融板块人人行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也就是借贷宝。

2015年，九鼎集团的年报披露，借贷宝是一款致力于助力用户将“人脉变钱脉”,为用户提供开心赚钱体验的移动金融APP,由九鼎控股旗下成员——人人行科技有限公司开发运营。主要开展互联网金融业务，为熟人之间的资金借贷提供互联网金融平台。九鼎集团为其提供的技术咨询服务，销售收入1.32亿元。

嘉源科技为九鼎集团全资子公司,期初九鼎集团对它的投资额为5亿元,今年增加30亿元,截至目前,九鼎集团对它的总投资额达35亿元。这家公司于2009年成立,嘉兴嘉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嘉源科技”),主营业务为软件开发、信息技术服务、支付业务等。嘉源科技事实上正是九派天下支付有限公司的主要股东,后者的核心产品为九派支付。

2015年3月,九鼎集团出资7000万元收购鹰皇金佰仕70%股权,获得第三方支付牌照,后金佰仕更名为九派支付,九派天下（原鹰皇金佰仕）第三方支付平台实则为借贷宝这款产品的交易工具。

人人行是九鼎集团大股东同创九鼎控股的子公司。2017年12月，九鼎集团股东大会通过决议，九鼎集团以子公司嘉兴嘉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嘉兴嘉源”）的100%股权作价19.4亿元对人人行增资，同时以5.53亿元受让人人行老股，价格都在每股69.7元，最终持有人人行4.19%股权。

借贷宝是一个熟人借贷的P2P平台，虽然此前和九鼎集团没有直接股权关系，但跟公司业务往来密切。借贷宝运营主体人人行科技去年收入大约1亿多元，其中九成都来自九鼎集团。

今年3月，九鼎集团董事长吴刚曾表示，公司旗下互联网金融科技公司借贷宝将于两年内在香港上市。

股转对挂牌公司控股股东把旗下资产频繁交易去提出质疑，要求说明九鼎集团对人人行增资价格每股69.7元的合理性，另外把嘉兴嘉源卖给人人行以后还得到3.4亿元投资收益的合理性。

根据九鼎集团对外投资公告，公司持有嘉兴嘉源的成本在35亿元，但扣掉对其负债就只有16亿元，所以作价19.4亿元正好有3.4亿元收益。

九鼎集团表示，这次69.7元的定增价和老股转让、其他第三方参与本轮交易的价格是一致的，所以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根据公告，人人行控股最近一次融资是在2015年底，融资价格为63元/股。第一财经记者通过天眼查了解到，借贷宝有过四次融资，上一轮融资在2016年3月，投资方是钱势资本，其合伙人之一是前九鼎投资员工。2015年6月，借贷宝还曾从中化岩土获得3000万元战略投资。

4. 年薪百万的区块链职位薪酬存在泡沫吗

这天中午，31岁的郭杨 (化名)刚开完上午的技术会议，接下来还有七八个小时的技术讨论等着他，难得有时间从工作中抽离出来和朋友吃个饭，一听对方说了句“区块链技术总监年薪150万”，手一抖，碗差点翻了。

张作义现在的目标，就是以相同的方法完成区块链技术在其他场景的改造，他称，随着团队做的越来越多，大家看到有三百多上线的品牌商，已经有将近八千多个商品，就像搭积木一样，正在一些品牌商合作的基础上再建立起他合作关系。

郭杨此刻也踌躇满志。晚间9点，他加完班和朋友在公司食堂一边用餐，一边讲述区块链项目的最新进展，经历了区块链行业的起伏，也听了一些或悲或喜的消息，反倒觉得区块链这项技术更有生命力，更值得去探索。想到此，觉得当下工作让自己的野心得到了释放，并期待着建立一份真正属于区块链技术的事业。

5. 整治车险乱象 保监会刮起监管风暴

保险小编帮您解答，更多疑问可在线答疑。

“去伪存真”将有利于行业健康发展
互联网平台上非法集资案件的频发，引发了强劲的监管风暴。
在27日的部际联席会议上，决定将于下半年，组织开展全国非法集资风险专项整治行动，对民间投资理财、P2P网络借贷、农民合作社、房地产、私募基金等重点领域和民办教育、地方交易场所、相互保险等风险点进行全面排查，摸清风险底数，依法分类处置。
在具体操作上，将强调各地方政府为第一责任人，“一级抓一级”；强化行业监管；建立全方位监测预警体系，实现“打早打小”。
此外，部际联席会议将于5-7月，继续开展全国涉嫌非法集资广告资讯信息排查处理活动，加强对涉嫌非法集资广告的审查和监管。
事实上，在此番联系会议召开前不久，14部委便曾召开过电视会议，表示将启动全国范围内为期一年的互联网金融领域的专项整治。
面对监管层的如此密集、强劲的监管重拳，有人认为互联网金融必定会受到重创，行业发展空间也势必会因此被挤压。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杨东在蓝鲸财经记者训练营时向新华网记者表示：“此时的整治是必须的，没必要形成市场恐慌”。
“当前监管层对于互联网金融的整顿主要针对的是那些非法集资、假标不规范的一些平台。事实上，整治其实是对平台的一次去伪存真的过程，对于那些合规平台而言，无疑是一大利好，将有利于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杨东表示。
空间仍旧广阔消费金融或将是下一个发展蓝海
那么，未来互联网金融究竟会如何发展呢？
杨东表示，“互联网金融发展前景依旧十分广阔，消费金融是下一个互联网金融最大的蓝海之一。”
“互联网金融的初衷是为了服务于实体经济，而在实体经济中最需要服务的对象便是那些中小企业，而恰恰他们也正是传统金融机构所服务不到的。”杨东表示，“而在当前"双创"的大背景下，创业者、小微企业还将大批涌现，因此这种低成本的、高效率的融资方式，且能覆盖传统金融机构，传统投行、创投服务不到的领域的互联网金融，所能发展的市场将是相当巨大的。”
而当谈及未来互联网金融发展趋势时，杨东则表示，“伴随当前消费的升级，国家对消费者鼓励，包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发展，我认为消费金融将会成为新的增长点。”
近年来，信贷规模会不断的增加。据央行数据显示，2015年底中国居民的消费信贷余额是18.9万亿，同比增长23.3%，较一般贷款规模增长1.6倍。
“而目前我们的消费信贷整体的信贷当中占到20%，但在国际上发达、成熟国家中消费信贷在整体信贷占比一般能达到60%左右。由此可见，未来这个市场鸿渐是非常巨大的，尤其是依靠互联网技术进一步发展消费信贷、消费金融。”杨东表示。
不过，作为创新式的新兴金融产品，消费金融虽然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但同时在其监管上也颇具争议。对于互联网公司而言，在加强自身自律监管的基础上，必然是希望法规能够适当修订，从而促进行业发展；而从监管角度出发，把握风控始终是摆在第一位置的。那么，究竟该如何去平衡金融创新与监管完善之间的平衡？互联网金融的管控标准应如何确定，这些疑惑对于当下的行业发展而言，是亟待解决的制约瓶颈问题。

6. 如何让共享经济助力中国经济发展

这一先进的经济理念和传统的经济制度之间的症结该如何解开？在经济总是快速前进的今天，我们又该如何让共享经济助力中国经济发展？可以说，建设信用体系，完善市场，积极拥抱共享经济，一个都不能少。不能仅仅因为它会打破传统就对其避而不见，而是应该引导其价值走向。

政策积极拥抱

就像最初人们觉得互联网不过是技术层面的东西一样，现在人们对于共享经济，更多的是认为这不过是一种新的经济模式，或者是一种未来的概念。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教授朱俊生在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说，人们应该用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来看待共享经济。那些对于共享经济下传统社会保障体制会失效的判断，也应该换一种方式重新思考。

“这种新的经济形态肯定和传统的不太一样，它其实是比较分散的业态，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雇佣关系，所以传统的雇佣合同不一定适用于他们，我们不要用传统的东西去套这个新的东西，那中间肯定会有偏差的。”在朱俊生看来，传统的社会保险一开始出来的时候，它适合于工厂这种比较大规模的集中就业，其实在后来有一些非正规就业的时候也遇到了很大的冲击。

“像Uber这个共享性的业态，它跟传统意义上大家理解的那种社会保险不完全一样，如果用传统的思维方式理解这种关系，你可能认为它有问题，它违规，因为毕竟按照咱们的社会保险法是强制缴纳的，但是如果你把它理解为个人之间的自愿联合，或者说个人和资本之间的自愿联合，它涉及的不是传统的雇佣合同，所以也没有必要归属为社会保障问题了，这样的平台给我们带来了客观上的便利，打破了一些垄断的东西，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事情。”朱俊生认为，对一些创新的东西都应该有足够的包容，因为创新的东西有两种可能性：第一，做好了它将来可能会引起一些商业模式的变革甚至包括生活方式的变革；第二，也可能是昙花一现，后来出现一些问题消亡了，那么大家担心的问题也都不复存在了。

朱俊生认为，现在比较重要的是要给予宽松的政策环境。“现在新的商业模式带来了利益的重新分配，它打破了一些竞争利益的东西，当然大家会有反弹，各种监管部门试图通过一些政策扼杀它，我觉得这是非常危险的。这个市场应该让它自发地去发展，恢复竞争机制。”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中国人民大学金融创新与风险治理研究中心筹建负责人杨东对此也表示认同，他向《经济》记者表示，“未来社会保障方面，他能共享就随时都能获得帮助，获得众筹众帮，这本身就是一个保障，社会保障本身的作用、功能、价值在未来发生重构或者颠覆也未可知”。

法律严格管制

基于互联网金融浪潮而起的共享经济，之所以有很多不确定性，就在于互联网金融本身的不确定性。只有给企业与消费者更多的保障，才能促进市场的正常发展，实现企业与消费者的共赢。而想要达到这样的效果，便需要相关部门不断地完善监管制度，靠强制手段单方面处罚企业，强制关停并非明智之举。

完善法律体系，做好市场监管与宏观调控尤为重要。在这方面，杨东认为，应该注意投资者权益人的保护，平台本身有监管的义务。“对于开车的和用车的，应该与平台的资质有一定的吻合，通过大数据监控那些不规范的车主，发现就应该及时地清除，给他信用降级，将他踢出这个市场，一旦发生问题随时都能够找到追究责任的相关方。”

一些严厉的管制措施是非常有必要的。“既然认识到共享经济是未来的大趋势、大方向，就应该出台一个监管政策或者相关法规，规范这种新的共享经济模式的发展，避免无法可依的状况。竞争不公平、失去应有的平衡反而会出现泛滥和一种非正常的、不健康的发展态势。这既不利于行业的发展，又不利于对消费者或普通老百姓的保护。”杨东认为，面对共享经济的发展趋势，应及时出台相关监管措施，不能走极端，“现在不给它法律地位反而发展得很快，你没法阻止它发展，还不如主动去监管，让它和传统行业光明正大地进行竞争”。

而共享经济涉及的行业跨度很大，那么在界定的过程中如何进行细致规范？杨东认为，这还是要看具体情况，根据不同行业制定不同的规则。

建设信用体系

国内公民信用体系建设仍在进行中，共享经济领域的信用数据仍然较少。“信用度的问题在国内比较严重一点，大家缺乏沟通，政府间的数据也没有做到大规模的链接。”贝波网创始人朱泓源说。

以太资本创始人兼CEO周子敬对此也表示认同，“由于尚缺少能快速建立信用机制的基础条件，普及尚需更多时日”。

“其实陌生人交易的最大问题就是能否实名制。怎么让交易变得可追溯？后面必须有一套基于实名体系的交易方法。现在通过在线交易信息，以及电话号码、身份证号和银行卡信息的实名认证。”小猪短租CEO陈驰向记者表示，只有依托于现有的公民身份体系实现陌生人之间的闭环交易，才能逐渐打消安全交易。“央行已允许多家第三方民营征信机构开展个人征信业务，意味着未来基于实名身份，可以把每个人在社会不同场景下的信用记录，如消费、出行、违章、贷款等汇集起来，这会产生更立体更可用的信用记录。”在他看来，一旦这些成型，国内的陌生人社会信用机制问题会得到更大程度的解决。这将有助于共享经济商业模式的成型。

现在的信用体系建设也需要围绕着“互联网+”进行，毕竟这已经是一个大数据迸发的时代。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诚信评价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市场学会信用工作委员会主任陈贵向《经济》记者分析称，“互联网+”时代，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首先要重视市场机制。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互联网+’行动已成为国家发展战略。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智能移动为基础的移动互联时代，也为社会信用体系建立提供了新发展契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需要顶层设计，需要社会协同和市场机制综合构建，信用包括经济、社会、司法、政府公信诸多维度，信用也覆盖法治与道德和精神文明诸多领域，需要定量也需要定性进行中和评价。”陈贵说，政府主导与市场机制协同发展是中国信用体系建立的有效路径。

在他看来，发达国家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以市场为主导的“自下而上”的私人模式；一种是以欧洲大陆为代表的、以政府为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国家模式。美国模式的优点是市场主导、法治先行、中介发达、行业自律，具有重法治、轻道德、效率高、风险大的体系特征。欧洲模式的优点是政府主导、政令畅通、监管有力、透明度高，具有重监管、轻规制、效率低、公信差的体系特征。

陈贵认为，在“互联网+”时代，征信市场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为防范信用风险，扩大信用交易规模，有必要产生第三方征信机构，收集交易过程中的各种信用信息，对外提供专业化的征信服务。专业化的征信机构在发展的过程中又促使商业主体基于信息应用加快产品与服务的创新，推动了商业信用进一步蓬勃发展。个人征信业因信用卡、房地产和汽车按揭贷款等个人信贷消费而兴起，企业征信因上市、发债、信贷等资本市场扩大而兴起。”

而市场联防联控机制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有效手段。“构建失信惩戒机制有几个必备的要件：一是政府和民间的征信数据对征信机构开放；二是由专业征信机构投资，合法采集征信数据，构筑联合征信数据库，并合法公开征信调查结果；三是由政府倡导建立一个市场联防机制，由具备监管功能的政府部门、各类授信主体参加，使失信主体不能取得任何方式的信用便利。”陈贵说，企业机构和个人相关信用数据和信息的依法公开、共享、采集、加工和使用必须有法可依，不能有效保护集体和个人的合法隐私，不能清晰界定公开与保护信息的合理界限，社会信用体系就会失去民意基础和法律基础，也会失去该体系的正义性和公平性。

只有在信用体系建设上下大功夫，共享经济才有长足的发展空间。

7. 起是人们都知道云联惠啦,看政府是怎么想的都在看

近日，广州公安在其官方微博上公布消息称，广州警方成功摧毁“云联惠”特大网络传销犯罪团伙，黄某等多名主要犯罪嫌疑人落网。消息一出一石激起千层浪，再次震得国人目瞪口呆！

在被查封前，云联惠在金融圈也是很有名气，会员人数在2017年达到2000万左右，如今一夕被查封，千万人富豪梦破裂。据媒体获悉，2016年时广东省工商局还曾对外声称，云联惠运营模式暂不符合传销的“构成要件”，那么为什么时隔2年，就会以传销名义被查封呢？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分析云联惠为何会”被查封？

（会员们聚集在云联惠总部大楼前，图片来源于网络）

一、从政府管理层面来讲：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自移动互联网以来，政府一直鼓励包容、开放的创新经济发展政策，对于新经济模式予以最大程度的支持。云联惠也确实利用这个政策，大胆创新，勇于尝试，步步为营，做的风声水起，为当地的就业与税收带来成效，为消费者会员带来了一定的利益，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当地政府的认可。

但在2017年9月，据央广网报道，云联惠管理层主导的对外对会员的宣导有明显的夸大成份，有些明显含有欺诈成份:把小的说大；把“画饼”说成“真饼”，把子虚乌有说成真真实实，甚至于无限夸大……

这不但是云联惠核心管理层对广大消费者智商的漠视，也是对政府管理层智商与管理能力的漠视。在没有解决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前提下，仅仅依靠虚假的信息来传播误导，云联惠发展越快，发展越大，周边的人就越害怕。因为人人都知道云联惠管理层讲的不过是皇帝的新装，人人都不知道云联惠的明天在哪里，不知何时会引爆。而且人人都明白，云联惠就如同水量越积越多的堰塞湖，一旦引爆，越到后面造成的损失就越大，对社会稳定与人民群众的利益维护的负面影响就越大，就越发不可收拾。

所以云联惠的野蛮与迅猛的发展自然引起了有关方面的高度警惕与重视。有关方面也通过多种方式对云联惠核心管理层进行了不间断的旁敲侧击与警示，以此表达自己越来越强烈的担忧与害怕。

云联惠核心管理层缺乏对政治应有的了解、尊重与警畏，对这一善意的提醒与警示进行了错误的解读，不但没有进行反思与整改，从而想方设法让消费者放心，让社会管理者放心，反而进一步通过各种方式试图“绑架”政府、甚至“绑架”国际影响以求安全，最终只能走向被查之路。

二、从云联惠核心管理者层面来讲：肓人骑夜马，一路狂奔，查封属于必然

1、首先云联惠没有科学的理论来指导实践，不知明天在哪？（自杀指数60%）

思路决定出路，正确的理论指导与思路，是一切大经营大发展的先决条件，经营如果没有方向指引，就如同盲人过河、瞎子点灯，未来经营的走向，就会显得茫然而不知所措。

云联惠发展所依据的的“消费资本论”，总结了消费返利这一社会现象，并从一定程度上分析了消费返利这一现象存在的合理性，但并没有真正找出现象背后真正的根源，也没有提供消费让利的边界在哪里，最终的前途在哪里，也就是没有解决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问题。

按照这一理论指导的实践，就如同开车，只知出发点，不知目的地，开到哪里算哪里，开得越快，风险越大，开得越远，风险聚积越多。所以所有坐在车上的、还是车下的，是越看越看不到未来，越看越害怕，唯一安心的办法是等车撞了，或者等车停下来，实在受不了这种惊吓，就只能强行停下来以求安全。

据央广网报道，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互联网金融法律专家杨东指出，云联惠宣称的“消费资本论”是不合理的，没有稳定的收益不可能做到持续。“目前虽然没有明确证据表明其是庞氏骗局，但是会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平台做大后要想维持这么高成本的运营几乎不可能，必然会走向犯罪。”

2、其次涉嫌非法传销（自杀指数5%）

据媒体报道，2016年时广东省工商局曾对外声称，云联惠运营模式暂不符合传销的“构成要件”。

据本月上旬媒体采访广东某地方政府人士称，以传销来查处，是快速查处的需要。

如果以涉嫌非法集资罪名来查处云联惠，是比较困难的。从法律法规的角度来说，在《处置非法集资条例》没有出来前，政府相关部门是没有处置权的，比如现在打非办是挂在金融办下面，这个部门现在工作更多是在宣传上，没有行政管理权。而公安部门也只有接到办案后才能查处。

“云联惠本质上就是拉人头，是典型的传销案例，完全可以以传销罪名来查处。”上述政府人士称。

当然，根据中国的法律，云联惠是否定案为非法传销，最终是由人民法院来裁定的。

3、不懂政治、不讲政治，陷社会稳定、政府管理于高度风险之中（自杀程度35%）

首先，云联惠管理层在自身没有明确的科学理论来指导，在没有解决红旗到底能打多久，不能让大家放心的情况下，通过高额回报刺激消费者，依靠虚假和夸大的赚钱来源来误导消费者与社会，进行野蛮发展，让周边的人越来越害怕，越来越担心，一而三、再而四挑战包括管理层在内所有人的抗压能力，直到最后不得不通过引爆减压。

某种意义上，云联惠这几年的野蛮发展，就如同水位越来越高、悬在上空的堰塞湖，在泄洪至安全水位之前，没有人能安睡，唯一的办法只能是泄洪至安全线以内，至于采用何种方法泄洪倒是其次。

其次，云联惠核心管理层对政府管理层一再善意的提醒与警示进行了错误的解读，不但没有进行反思与整改，从而想方设法让消费者放心，让社会管理者放心，让各方利益攸关者放心，反而进一步通过各种方式利用领导进行站台，试图“绑架”政府、绑架领导，以求安全。直接陷社会稳定与政府权威于越来越大的敞口风险中。

最后，云联惠管理层通过邀请各国外交官、国际友人进行聚会、访谈，造成巨大的国际影响力，误导国际国内认为这是中国政府支持、国家领导人支持、国际社会支持的一件事，让一件没有解决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争议巨大、风险巨大的事情在国内国际即将尾大不掉，置国内管理与国际交往于越来越不可控的风险中，相当于云联惠管理层以自己的无知与无畏逼迫社会管理层不得不把枪口瞄向云联惠，并任云联惠管理层自己扣响了疑似自杀的扳机。

22个国家外交官员到达云联惠总部（图片来源于中国经济导报）

三、从云联惠原会员层面来讲：痛定思痛，痛何如哉

和云联惠核心管理层因自身的严重过错自取其辱不同，数以千万计的云联惠会员他们本身没有多大过错，只是因为误信了云联惠管理层这批人，上错了“云联惠这趟车”，随着云联惠的被查封，多年的“愿景”疑似破碎，多年的积蓄疑似成空，多年的面子反成负面。他们才是这件事情的最大受害者，也才是处理此事最需要安抚与安置的地方。我们来看看这批会员们的处境：

1、财产疑似成空。

据媒体报道，此次云联惠涉案3300亿元，这3300亿元不是天下掉下来的，是云联惠数以千万计的会员们通过各种方式真金白银投进来的，云联惠被查，有多少钱能重新回到云联惠会员们手中，这是一个天大的疑问，多年的努力成空，多年的积蓄没了，甚至背负巨额债务，云联惠的千万会员们要如何面对这一现实，如何接受这一现实？

2、心灵备受打击

一开始，广大会员尤其是资深会员信心满满、义无返顾带着“财富梦”跟随，但在云联惠因核心管理层的严重过错被查封后，他们现在两手空空，一无所获，甚至负债累累，心里落差可想而知, 简直不敢相信这一事实，甚至不敢面对未来的生活.....

3、家庭濒临破灭

约2000万的会员，代表这2000多万个家庭，当所有积蓄刹那间疑似灰飞湮灭时，代表着2000家庭的倾家荡产，濒临破灭。所有的愤怒、谩骂、痛恨、绝望.....,都难以让家庭重新回归幸福与平静。

在此我想请所有读到此文的亲们给身边的云联惠的原普通会员们带去一句话：一切都会过去的！时间会冲淡一切！放下吧！时间一定会让你们和你们的家庭重归幸福、宁静与平安！

总之，因为云联惠核心管理层的一而三、再而四的严重过错，导致云联惠不得不被查封事件，是让人痛心的。这一事件的发生，无论是对政府的公信力，对社会的稳定，对社会发展的信心，还是对原云联惠的广大会员，还是云联惠本身，都是存在巨大影响的。尤其给数以千万计的云联惠原会员及其家庭带来的创伤是巨大的，需要长的时间来安抚、来修复。

云联惠被查封这一事件提醒我们，企业要想走的安稳与长远，必须懂政治、讲政治。必须秉承对股东负责、对员工负责、对用户负责、对社会负责的经营理念，做有利于国家与人民的社会型企业！

最后我们来看一则最新发生的消息，因为特朗普总统与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努力，中兴公司终于快要恢复经营了。一家公司的恢复经营，竟需要地球上排名第一、第二的中美两国的最高首脑进行紧急磋商。任何一家想做大的企业的企业家们，不懂政治、不讲政治行吗？

本文作者系商权理论、时代、产业发起人，中国商权国际集团董事长沈拓

首赞
+

8. 杨东的代表性成果

论文类
《互联网金融风险规制路径》，载《中国法学》2015年第3期
《日本众筹融资立法新动态及借鉴》，载《证券市场导报》2015-04-10刊，第二作者 《论我国股权众筹监管的困局与出路--以<证券法>修改为背景》，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第一作者 《互联网金融的法律规制——基于信息工具的视角》 ，载《中国社会科学》2015第4期（《新华文摘》2015年第6期全文转载） 《合理监管促进中国股权众筹发展》，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03-04刊，第一作者
《中国式股权众筹发展建议》，载《中国金融》第3期，第一作者 《高等教育投入立法的构想》，载《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第1期，第二作者
《Consumer Protection and Reform of China’s Financial Law》，载《Hongkong Law Journal（SSCI收录杂志）》/Vol 44, 2014,5。
《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亟需扩大证券概念》， 载《法制日报》2014年4月9日理论版。
《股权众筹平台的运营模式及风险防范》，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第一作者）
《互联网金融视阀下我国股权众筹法律规制的完善》,载《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第一作者）
《股权众筹是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的组成部分》，载《中国证券报》2014年3月31日。
《互联网金融监管体制研究》，载《中国金融》2014年第4期。
《互联网金融推动金融法体系变革》，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1月22日。
《我国反垄断法实施以来垄断协议规制情况分析》，载《中国物价》2013年第11期。
《金融服务统合法:金融法制发展的必然趋势》， 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9月19日。
《中国会社における法定代表者の越権行为の位置づけに関する分析》，载【日】《国际商事法务》2013年第5期。
《资产运用契约をめぐる判例分析》，载【日】《New Business Law》2013年第3期。
《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统合立法体系的构建—以日本的立法经验借鉴为视角》，载《社会科学》2013年第8期。
《论金融法的重构》，载《清华法学》2013年第4期。
《金融申诉专员制度之类型化研究》，载《法学评论》2013年第4期。
《香港金融纠纷解决机制的新发展及其对内地的启示》，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第一作者）
《论我国证券纠纷解决机制的发展创新—证券申诉专员制度之构建》，载《比较法研究》2013年第3期。
《论金融服务统合法体系的构建——从投资者保护到金融消费者保护》，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
《政府主导型金融申诉专员制度评介》，载《政法论坛》2013年第3期。
《日本金融ADR制度的创新及其对我国的借鉴》，载《法律科学》2013年第3期。
《市场型间接金融:集合投资计划统合规制论》，载《中国法学》2013年第2期。
《互联网信息服务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及法律调整》，载《政法论坛》2012年第1期。
《论金融衍生品消费者保护的统合法规制——高盛“欺诈门”事件的启示》，载《比较法研究》2011年第 5 期。
《新经济条件下相关市场界定的法律问题》，载《中国工商管理研究》2011年第7期。（第一作者）
《论金融危机与反垄断执法、竞争政策之关系》，载《月旦财经法杂志》2010年第12期。（第一作者）
《投资法人制度的导入和投资者保护》（第一作者），载《证券市场导报》2010年第9期。
《后金融危机时代金融统合法研究》，载《法学杂志》2010年第7期。
《英国金融监管改革的新发展——以银行业改革为中心》（第一作者），载《银行家》2010年第7期。
《我国金融业统合监管体制的实现路径分析》（第一作者），载《社会科学研究》2010年第6期。
《高盛“欺诈门”》,载《方圆法治》2010年第10期。
《日本反垄断法的经验及其对中国反垄断法实施的借鉴价值和对策研究》（第二作者），载史际春主编《经济法学评论》第九卷，2009年9月
《论次贷危机对金融控股公司法制的影响》（第一作者），《社会科学》2009年第9期
《论日本法中的股份交换和股份转移制度》，载刘俊海主编《中国资本市场法治评论》第二期，2009年6月
《论金融法制的横向规制趋势—以日本金融商品交易法为中心》，载郭锋主编《全球金融危机下的中国证券市场法治》，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5月
《由“三菱丽阳收购璐彩特”案透析政府“救济”策》、载《法制日报》2009年6月11日第8版
《日本金融机构何以能集体抗击金融海啸》、载《法制日报》2009年5月7日第8版
《论金融法制的横向规制趋势》，载《法学家》2009年第2期
《推动金融体制改革 提升金融体系安全性》，载《中国证券报》2009年4月22日
《传导反垄断法专业知识、培植我国市场竞争文化》，载《法制日报》2009年3月26日第8版
《对收购可能形成的垄断，反垄断法该出手!》，载《检察日报》2009年3月30日
《依据合伙合同进行投资的法律规制研究——日本金融商品交易法中的集团投资计划》，载王保树主编《非公司企业法制的当代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论灾害对策立法》，载《法律适用》2008年第12期（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宪法学行政法学》2009年第5期全文转载）
《“富国强法”之路—2005年日本公司法制现代化改革评述》，载朱建荣主编《日本人是天生勤奋的吗？—日本社会经济发展的启示》，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10月
《论反垄断法与行业监管法的协调关系》，载《法学家》2008年第1期（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经济法学劳动法学》2008年第3期全文转载）
《论上市公司收购与公司社会责任》，载《法学杂志》2008年第3期
《一个投资者保护的无缝隙立法例——日本《金融商品交易法》中的集团投资计划》，载王利明、祝幼一主编《 物权法与证券投资者权益保护》法律出版社2008年6月
《日本的灾害对策体制及其对我国的启示》，载《中州学刊》2008年第5期
《感受日本的灾害对策体制》，载《法学家茶座》2008年4月总第22期
《2005年日本公司法制现代化的意义》，载《东北亚研究》2008年第一期
《中国企业并购法制的现状与课题》载杨栋梁主编《东亚经济发展与区域合作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
《试论依法减持国有股―兼议加入WTO后的我国的证券立法》，载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编《全球化下的中国与日本―海内外学者的多元思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日]《中国典型并购判例分析》，载《NEW BUSINESS LAW》2008年第6期，总第882号
[日]《论中国新公司法证券法的并购制度改革》，载《青山法学论集》2008年3月
[日]《评析中国外资并购新法规》，载《东亚经济研究》2008年1月第66卷第2号
[日]《中国国有股改革的最新动向和课题》，载《同志社法学》2007年11月
[日]《外资并购中国上市公司法律问题研究(上、中、下)》，载《国际商事法务》2004年3月。本论文获得日本研究企业并购(M&A)领域最著名的杂志《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Report Review》的优秀论文奖(第四届RECOF奖)
[日]《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法律问题分析》，载《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Report Review》2005年9月
[日]《中国所有制度的变容研究》，载《一桥研究》第29卷第4号2004年12月
[日]《中国国有股的法律问题研究》，载《一桥研究》第28卷第3号2003年10月
著作类
《金融服务统合法论》，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
《金融消费者保护统合法论》，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
[日]《中国的并购法制—制度运用和实证分析－》（独著），中央经济社2007年版
《最新日本公司法》（译著、第二译者），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
《经济法概论（第二版）》（副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实用经济法案例（第2版）》(副主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7年版
卞耀武、胡炜总顾问·黄来纪、布井千博主编：《中日公司法比较研究》（参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

9. 杨东的介绍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中国人民大学金融创新与风险治理研究中心筹建负责人1。

10. 杨东的简介

杨东，男，汉族，浙江人。
法学博士、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金融法研究所、竞争法研究所、日本法研究所秘书长、中国人民大学金融创新与风险治理研究中心筹建负责人、互联网与信息法律研究所执行所长。全国人大法工委、财经委“证券法”、“电子商务法”立法小组专家咨询组和课题组成员。 中国人民银行支付体系法律问题研究课题小组负责人。中国证券法研究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中国银行法研究会、中国保险法研究会理事 。
持续获得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等多项课题，获得学术奖励近10项；中国“金融统合法”理论 、“市场型间接金融”理论和“众筹金融”理论的创立者和提出者，为立法界、学术界以及政府和实务界所瞩目。 是我国互联网金融、移动金融、众筹金融监管和法律研究、金融消费者保护研究、互联网反垄断问题研究的先驱者之一和旗帜性代表人物。 我国第一本众筹著作《互联网金融第三浪：众筹崛起》 以及《赢在众筹：实战、风险、技巧》 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