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法治园地

Ⅰ 基层税务机关如何贯彻落实中办国办征管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二）工作原则。
（三）主要目标。
二、全面推进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和智能化改造
（四）加快推进智慧税务建设。
（五）稳步实施发票电子化改革。
（六）深化税收大数据共享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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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围绕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深化税收征管制度改革，着力建设以服务纳税人缴费人为中心、以发票电子化改革为突破口、以税收大数据为驱动力的具有高集成功能、高安全性能、高应用效能的智慧税务，深入推进精确执法、精细服务、精准监管、精诚共治，大幅提高税法遵从度和社会满意度，明显降低征纳成本，充分发挥税收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二）工作原则。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确保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实到位；坚持依法治税，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不断优化税务执法方式，着力提升税收法治化水平；坚持为民便民，进一步完善利企便民服务措施，更好满足纳税人缴费人合理需求；坚持问题导向，着力补短板强弱项，切实解决税收征管中的突出问题；坚持改革创新，深化税务领域“放管服”改革，推动税务执法、服务、监管的理念和方式手段等全方位变革；坚持系统观念，统筹推进各项改革措施，整体性集成式提升税收治理效能。
（三）主要目标。到2022年，在税务执法规范性、税费服务便捷性、税务监管精准性上取得重要进展。到2023年，基本建成“无风险不打扰、有违法要追究、全过程强智控”的税务执法新体系，实现从经验式执法向科学精确执法转变；基本建成“线下服务无死角、线上服务不打烊、定制服务广覆盖”的税费服务新体系，实现从无差别服务向精细化、智能化、个性化服务转变；基本建成以“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和“互联网+监管”为基本手段、以重点监管为补充、以“信用+风险”监管为基础的税务监管新体系，实现从“以票管税”向“以数治税”分类精准监管转变。到2025年，深化税收征管制度改革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建成功能强大的智慧税务，形成国内一流的智能化行政应用系统，全方位提高税务执法、服务、监管能力。

Ⅱ 运用税收相关知识谈谈你对我国贯彻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认识

“落实税收法定原则”论坛综述
2014年1月10日，由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会、北京大学税收法治建设研究基地主办，北京大学财经法研究中心承办的“落实税收法定原则”论坛在北京大学法学院凯原楼307会议室成功召开。

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法案室张永志副主任，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李三江司长、靳万军副司长、张学瑞副巡视员，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李万甫所长等政府官员，北京大学法学院张守文院长、北京大学法学院沈岿副院长，北京大学法学院刘剑文教授、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法案室原主任俞光远教授、中央财经大学税收教育研究所贾绍华所长、《中国税务报》刘佐总编辑、华东政法大学陈少英教授、武汉大学熊伟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朱大旗教授、中国政法大学施正文教授等学者，北京市、四川省、河南省、湖北省、陕西省等地的税务系统工作人员，普华永道、华税、天驰、国枫凯文等会计师事务所或律所合伙人，共计60余位专家参与了本次论坛。《法制日报》、《法制晚报》、《中国税务报》等多家媒体对论坛进行了报道。

论坛开幕式由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张学瑞副巡视员主持，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李三江司长、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会刘剑文会长先后致辞。李三江司长对论坛提出三点倡导：第一，鼓励畅所欲言；第二，理论联系实践；第三，具有问题意识。刘剑文会长强调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关键在于：第一，树立法治思维。所谓税收立法“成熟一个、出台一个”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取的，可能会延缓税收法定的改革进程。第二，摆正立法与改革的关系。税收立法不仅能够确认已有的改革成果，而且能够推动和引导税收改革，它是民主决策、科学决策的平台，也是化解中国当前诸多社会矛盾的平台。

一、税收法定原则的基石性地位及其理解

与会专家就税收法定原则的准确理解达成了相当的一致意见，以期厘清当前存在的一些误解。

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法案室原主任俞光远教授认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在中央文件中提出“税收法定原则”，这对促进依法治国、依法理财具有历史性价值。第一，必须尽快健全、完备税法体系，提高税法的系统性、科学性、协调性和开放性。第二，将税收法定原则及基本税收管理体制、保护纳税人合法权益等内容写入《宪法》。第三，在《税收征收管理法》中专设一章“纳税人权利保护”。第四，发挥立法机关在税收立法中的主导作用，将现存的诸多税收行政条例上升为法律。第五，将财税法设置为一个独立的立法系统。

武汉大学法学院熊伟教授指出：第一,重视税收法定原则中“课税要素明确”的要求。若课税要素不明确，实际上构成了一把“双刃剑”，不仅不利于纳税人依法纳税，也不利于税务机关依法征税。第二，处理好各个层级的立法文件的“度”。即明确税收实施条例、税收实施细则各自能够规定什么，确定税法解释的具体方法和限度。第三，立足于税收法定原则的大背景，反思反避税问题。税务机关应当适当转变执法思维，在征税问题上保持一定的容忍度，严格地依据法律征税。第四，促进税收执法的公开透明，以倒逼税务机关提高其执法的公正度、能力和水平。

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陈少英教授认为：税收法定原则最深刻的内涵在于限制政府征税权、保护纳税人财产权。在具体操作层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须编排税收立法的路线图和时间表。作为一个以商品税为主的国家，我国在商品税方面的立法却非常欠缺，故在“营改增”改革中，应大力推动增值税立法，并通过“价税分离”，增强纳税人意识，从而在实现增值税的经济功能的同时实现其政治功能。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朱大旗教授提出：第一，税收法定原则的涵义是经过人大代表的同意以及纳税人的立法参与，控制国家征税权；并借助税收法律的安定性、规范性、可预测性，保障纳税人的财产权、生存权、发展权、生产经营自主权、人生规划自由权等。第二，加快税收立法的步伐。要改变立法机关力量薄弱的现状，应当优化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知识、年龄结构，增强立法人员的立法能力。第三，落实税收法定原则不以在形式上制定税收法律为已足，还应保证税收法律在内容上对基本课税要素等进行具体、明确、完备的规定，改善立法质量。第四，建立对税收规范性文件的司法审查和对税收法律的违宪审查机制，在“形式法治”的基础上实现“实质法治”。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施正文教授认为：一方面，应充分认识税收法定原则的崇高地位。它是税法领域最高原则，并对一个国家的法治、人权保障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另一方面，应正确理解税收法定原则的基本内涵。税收法定原则之“法”既包括对税收实体要素和基本的税收程序要素的规定，又要求税务机关严格地实施和执行税法。在立法上，关注税法的可实施性，改变过去立法“宜粗不宜细”的做法；在执法上，转变按照计划或任务征税的思路，以税收法律作为征税的唯一依据；在司法上，发挥税收救济的功能，改革税收司法制度。

二、我国税收立法现状的剖析和反思

与会专家基于国家治理的整体视角，解读了税收法定原则在我国实践中的演绎情况。

中央财经大学税收教育研究所贾绍华所长认为：《决定》中“国家治理”的提法彰显了政府运作方式上的重大转型，关系到国家的“常治”和“久安”。 “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顶层设计主要包含三个指导思想，即税种的法定、课税要素的法定、征收管理程序和技术的法定。只有满足上述要求，才能奠定政府征税行为的正当性，提高政府的治税能力，发挥税收作为一种国家治理途径的作用。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周序中教授将《决定》中对税收法定原则的明确承认视作“起始之元年”，是我国二十多年来税制改革的一个阶段性成果。在当前的改革深水区、矛盾激化期，财税法治建设突显了“法律”的价值，能够合理地划分私主体和公主体的财产界限，关乎人民的基本权利和利益。欲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就一定要树立税法权威，在税法的表现形式、实行和运用上多下功夫，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税法的笼子中。

普华永道合伙人梅杞成结合自身实务经验，把中国税法实践中的问题总结为五个特征：一是很多领域本应当有法，却没有法。二是很多领域有法，却不公平。三是很多领域有法，但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的理解不一致，各地执行的差别非常大。四是很多领域有法，却不依法执行。五是很多领域纳税人有权利，却不敢行使这些权利，导致纳税人权利得不到很好的保护。

扬州税务干部进修学院李登喜教授认为：税收法治之治实际上是一种“共治”，故落实税收法定原则不能仅停留在立法层面。一方面应当构建科学的税法解释体系、健全税法解释方法，在与纳税人权利息息相关的规则解释上，对行政机关的解释权进行适当限制，防止税收执法裁量权的错用和乱用。另一方面，应当建立标准化案例税法，也即税法领域的案例指导制度，通过税法的实践探索来引导税法的理论研究。

北京大学法学院张守文教授指出：落实税收法定原则是财税法学界和实务界已形成的共识，也是一个永恒的研究主题。从《立法法》第8条到1985年税收授权立法决定、税制改革试点模式，都与税收法定原则存在着紧密的关联。纵观我国改革开放的历程，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93年《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都未在财税改革上多作着墨，因此，此番《决定》中对“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完善税收立法”等诸多财税问题的明确表述，无疑具有深远意义。

三、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顶层设计与可行路径

与会专家从税收立法、执法、守法、执法、监督、遵从等多个角度，对税收法定原则的宏观及微观路径提出了一系列建议。

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法案室张永志副主任认为：站在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高度，“治理”的典型特征是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和合作，税收法治也正是置于这个大背景下才能更深刻地理解。税收法定原则意味着，一是树立法定理念，充分挖掘税收法定原则蕴含着的民主、法治和人权的精神。二是完善法律制度，通过法律制度的设计来确认和体现税收法定原则。三是落实立法规划，改进立法程序，保证税法的科学性、系统性和适应性。

来自各地税务部门的实务人员阐述了自己对税收法定原则的看法。河南省国家税务局常新友副处长认为，应提高税收立法的协调性和统一性，处理好法律与法律之间的关系，处理好改革与立法、经济与法治之间的关系。北京市地方税务局施宏处长反思了我国税收法定实践，在立法层面，人大没有尽到税收立法授权之后的监督职责，纳税人参与税收法律制定的程度不足；在执法层面，税务机关的自由裁量权存在一定的失控；在司法层面，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均未启动税法领域的司法解释，税收案例的数量较少。四川省地方税务局李青处长指出，税务机关不能将完成征税指标作为唯一的工作导向，而必须依法征收。如果不实行税收法定，就会使税务执法的随意性非常大，既导致收了不该收的税、损害了纳税人的利益，也导致该收的税没有收、损害了国家的利益。陕西省国家税务局张岳文副处长认为，我国税收领域的现状是法律理想难以与现实相衔接，引发法律的“脱节”。一方面需要考虑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结合，使税收法律制度更加接中国本土的地气；另一方面需要促进立法、执法、司法层面的相互跟进。

来自律师事务所的专家交流了自己办理税务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案件的实务经验，重点提出了关于税法解释的一些体会。天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王家本认为，税法应当对课税要素进行相对明确、详细的规定，增加法律中的严格性规则，不宜给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和税法解释权留有过大的余地。华税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刘天永同样认为，根据税收法定原则的要求，行政解释不能适用扩大解释的方法，才能保证税法的权威性、促进税法的确定性。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李荣法指出，行政机关的税法解释有存在的必要性，但应当确立“禁止扩大”以及“尊重本意”等两项解释原则。建议将“税收征收管理法”分为纳税服务、涉税建设、涉税处罚三大部分，转变“轻服务、重管理”的态度，推动税务机关与纳税人间的相互信赖，强化违反税法的责任和处罚力度。

四、税收法定原则与税收法治的前景展望

税法学者和实务工作者围绕着税收法定入宪、税收授权立法、税法的本土化思路等深层次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展望了我国税收法治可以依循的前进方略。

《中国税务报》刘佐总编辑提出：税收法定原则并非资产阶级所固有，而是一种在世界范围内都被普遍遵循和认可的基本原则，是现代国家保护人权的必由之路，故我国有必要将税收法定原则上升到《宪法》的高度。同时，面对复杂的国情现实，落实税收法定原则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应当区分轻重缓急，兼具短期、中期和长期的规划。

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张学瑞副巡视员认为：从《决定》的布局安排看，税收法定原则被定位为民主建设中的大事情，它牵涉到人民主权、政治体制改革，关系到扩大民主和加强法治。税收立法应当回应现实需要、回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形势、回应老百姓的愿望，还应当确立阶段性的任务，结合我国的国情、社情和税情，制定具体的时间表。

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傅红伟处长指出：税收法定原则是一项国际规则，也已经在我国全社会上下形成共识，下一步的重点就在于如何让税收法定原则落到具体工作当中。税收法定原则的中国路径被视为一个系统性工程，需要全国人大、国务院、税务机关等多个机关相互合作，共同作出努力。

湖南省税务干部学校何小王教授针对我国诸多税收规范性文件突破、超越权限的现象，提出税收规范性文件的授权依据应当具体化，并引入外部的授权立法监督机制，形成全社会的监督体系。另外，既然旨在保护人身权的刑法中明确了“禁止类推适用”原则，那么，旨在保护财产权的税法也可以考虑确立相近的原则，禁止税法领域的类推和比照适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丁一副教授介绍了德国有关税收授权立法的学理和实践，阐释了其对于我国处理税收授权立法现象的启发，提出在税收授权立法问题上，需要将立法机关的强大、行政机关的谦抑、司法机关的补足这三者密切结合。我们不能单纯地肯定或否定授权立法，税收授权立法应当有所为而有所不为，一个必须坚持的底线是，重要的课税要素应当严格地由狭义法律进行规定。

五、闭幕总结

闭幕式上，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靳万军副司长肯定了本次论坛的成果，指出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具有长期性、持续性和不断改进性，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需要我们从意识与理念、体制建设与机制创新等维度着手，将税收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多个环节协同并举，以共同实现税收法治的目标。

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会刘剑文会长重申，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固然应考虑中国国情，但这项原则的价值是不容置疑的。回到《决定》的本意上来，“落实税收法定原则”中的“法”只能指狭义的法律。税收法定原则的主旨在于保护纳税人权利、限制公权力，落实路径是在5-10年的时间里，将所有的税收行政法规都上升为税收法律，且应为“良法善治”。唯有如此，中国的法治建设才能进步，民富国强的治国目标才能达成。

Ⅲ 实现税收管理法治现代化主要包括哪些方面

实现税收管理体系的现代化，即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整体要求的现代税收管理体系，具体包括：

1、实现税收管理体系整体的现代化。社会现代化包括税收管理的现代化。税收管理体系现代化的基本要求在于税收管理体系整体功能的现代化，与社会整体现代化及其它社会结构体系现代化相协调，满足现代社会所赋予税收管理体系的各种现代结构功能需求。

2、实现税收管理体系结构要素的现代化，如，管理机构、管理技术、管理人员、管理法制等主要要素的现代化。

一、形成现代税收管理的多元价值目标体系。

现代社会对税收管理体系结构功能需求的多元化决定了现代税收管理体系价值目标的多元化。作为税收行政执法过程，税收管理体系的基本价值目标在于充分保障、准确实施税收实体法律制度，即能够提供可靠的手段，来使颁布的税收法律和规章尽可能地得到完全的贯彻，从而使法定的字面上的税制与实际运行的税制之间的距离缩小到最低程度。

不仅如此，税收管理体系所提供的税收管理程序还具有许多相对独立于税收实体价值目标之外的现代税收管理程序价值目标，包括纳税人民主参与价值、税收管理和平秩序价值、税收管理权利保障价值、税收管理公平分配正义价值、税收管理程序制衡价值等。税务机关内部，形成以共同价值观为引领，建立员工成长与组织发展进步相协调的，协调、协作、和谐、共赢的组织文化。在征纳之间，积极倡导信赖合作主义理念，建立起基于互信的，合作、配合、遵从、共赢的组织文化。

二、建立现代税收管理结构形式。

根据现代税收管理的内在规律和国际通行做法，建立与纳税人自主评定制度(Self-Assessment System 简称SAS[i])相适应的现代税收管理格局，即，以依法治税为原则，以现代信息技术和专业化人才队伍为保障，建立以纳税人自主申报为基础，优化服务，以风险管理为导向，以税收评定为重点，以税收违法调查为震慑，规范执法，促进遵从的现代税收管理新格局。

其基本特征主要包括:税收管理中心内容包括税收服务和税收执法，根本目标是促进税收遵从。以纳税人自主申报为基础建立现代税收服务体系。以风险管理为导向建立现代税收执法体系。以依法治税为准绳，建立法治化现代税收管理新秩序。以信息技术深化应用、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等为重点，为促进税收遵从提供支持保障。

三、实现税收管理体系的运行管理现代化。

税收管理体系本身成为符合现代管理科学要求的现代管理系统。根据税收管理体系的运行特点，现代管理理论的最新成果被科学地运用于税收管理体系的管理实践中，形成比较成熟的现代税收管理管理理论体系。根据市场经济条件下税源的分布特点，建立与现代征管需求相适应的、集约化和扁平化的税收管理组织机构体系。

根据现代法治原则和现代管理原则，对征管体系中人力、物力、财力、信息等资源进行有效配置，保障税收管理体系价值目标的有效实现;建立比较完备的税收管理征收成本和纳税人税收遵从成本的测控体系。根据现代管理要求，税收管理业务流程结构、征管职能配置科学合理，体系各层面之间、各层面的不同环节之间衔接流畅、运行高效。

四、实现税收管理法制现代化。

法制现代化意味着，社会生活的统治形式和统治手段是法律;国家机关不仅仅适用法律，而且其本身也为法律所支配;法律是衡量国家及个人行为的标准。实现税收管理法制现代化，要求形成完整、严密、简明、和谐的现代税收实体法律体系和现代税收管理程序法律体系，税收法律解释具有严格的合法性;

税收管理体系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税收执法体系，税收法律在税收管理体系中处于至上地位，以法定主义为内容的现代法治原则成为税收管理体系的灵魂，税收法律制度成为税收管理体系的核心机制;税收管理的程序合法性成为税收法律权威的确证机制，税收管理活动全面纳入法律设定的轨道之中，能够充分确证税收法律自身的价值，并且能够得到社会成员的高度认同;

一切税收管理行为以法律为依据，所有税收管理执法人员在税收管理活动中向法律负责;税收管理资源的配置以有利于税收法制目标的实现为基本价值;税收管理法律既赋予税务机关以法定的行政执法权力，同时，也对税收管理行为的进行制约;税收法律既确定纳税人应当承担的纳税义务，同时也是维护纳税人合法权益的保障;同时，税收法律得到广大纳税人的普遍遵从。在税收管理程序重点解决好以下两个方面：

1、落实纳税人自主申报制度(SAS)。在纳税人自主申报阶段，税务机关不再实施基于管户的税收执法活动，主要向纳税人提供税收服务，采集与纳税申报相关的外部涉税等。

2、以健全完善的税收评定制度(tax assessment)[ii]为主要内容实施税源管理。在受理纳税申报之后，税务机关不再按照原来的纳税评估办法实施税源监控，而是按照规范的税收评定程序实施税源管理。税收评定制度成为税源管理的主要形式和过程，税务稽查在税源管理中发挥震慑作用。

3、合理分担征纳双方的举证责任。改变税务机关在税源监控过程中不适当承担举证责任分配格局。依法赋予纳税人在税收管理活动中的举证权利和责任，从法理上提升税收管理的效率，同时，从法律上规避税收执法风险。

五、税收管理体系运行管理的现代化。

税收管理效率价值也是现代税收管理体系的一个重要价值目标。税收管理效率价值在三个方面得到充分体现：

1、从一个给定的投入量中获得最大的产出，即以最少的资源消耗取得同样多的效果，或以同样的资源消耗取得最大的效果，即税收征收所支付的资源消耗和纳税人因履行纳税义务所支付的资源消耗最小化，因履行纳税义务所支付的资源消耗最小化，或者，单位税收征收成本征收效益最大化和纳税人单位办税成本效益最大化。

2、税收管理活动中，征纳双方以最少的时间消耗取得同样多的有效办税成果，或以同样的时间消耗取得最多的有效办税成果。

3、税收管理体系运行的整体效能与社会整体对税收管理功能需求之间的重合度高。

取消基于管户的税源管理方式，全面实施税源分类管理。在受理申报前，集中由办税服务部门为纳税人提供日常的税收服务，受理申报之后，税务机关根据税收风险指向对高风险纳税人实施有针对性的、动态的风险控管。破除属地税务机关、管户的管理员与纳税人之间的固定的管理被管理关系。

按照分类管理的要求，以风险管理为导向对纳税人实施结构化分类管理，如:确立符合大企业纳税人遵从管理要求的管理方式。

1、按照OECD提供管理方略[iii]，建立大企业公司治理和大企业税收遵从风险管理相结合的个性化税收服务工作机制;

2、在税收评定程序上，建立团队化、专业化、高频率的遵从风险控管机制;

3、全市国税系统的优质征管资源优先向大企业税收遵从管理团队倾斜。

六、实现税收管理人员现代化。

根据现代管理理念，充分发挥税收管理人员的潜能成为税收管理体系管理的主要目标;在税收管理体系内形成促进人全面发展的独特的税收管理组织文化。造就一支适应现代社会和现代税收管理要求的税收管理队伍，即税收管理人员的现代化，是税收管理体系现代化的根本。现代化的税收管理队伍应主要由接受过良好的专业教育、具有丰富的税收管理职业经验、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的人士组成，包括，资深的会计师、经济师、律师以及资深的税收行政管理专家、资深的国际税收问题专家等各种不同类型的税务专家。

这些职业税收管理专门人士成为适应现代法治要求、市场经济要求、经济全球化要求和税收管理信息化要求的税收管理主导力量。为此，在现代税收管理体系内部形成比较完善的现代税收管理职业人员管理机制，包括:建立起适应税收管理职业特点的、比较规范的税务职业人员选拔制度;建立比较稳定的税收管理职业保障制度;建立比较严明的税收管理人员惩戒制度;形成适应现代税收管理职业特点的税收管理人员职业道德准则;建立适应现代社会要求的税收管理职业能级评价体系;建立适应税收管理人员经常性知识更新需要的教育培训机制等。

七、实现税收管理技术、手段、流程的现代化。

税收管理技术、手段的现代化是税收管理体系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先进的数学、统计分析技术及方法、通讯、信息技术成为税收管理各领域、各主要环节的重要支撑，税收管理过程的数理化、智能化、自动化大幅提升。通过税收管理技术、手段的现代化建设，信息技术等现代科技成果被广泛地应用于税收管理领域和税收管理的各主要环节;信息化装备成为税收管理的基本手段;现代通讯网络传输的电子信息成为税收管理信息获取的主要来源和实现税源监控的主要渠道;满足日常税收管理需要的应用软件系统涵盖税收管理体系各个主要环节;税源、税基信息处于有效的监控之下，税收管理信息获取、加工处理、分析使用成为税收管理工作的主要内容;适应现代税收管理需要的其它税收管理装备、设备、工具得到有效配置和保障。

形成以税收管理流程设计及管理技术、税收管理调查技术、税收评定技术、税务稽查技术、税收法律解释及适用技术等为主要内容现代税收管理技术体系。具体包括:以流程为导向、以纳税人为中心的税收服务工作流体系，以风险管理为导向、以税收评定为重点的税收执法工作流体系，以法定主义为导向、以依法治税为核心的税收法制工作流体系，以促进遵从为导向、以人力、技术为关键的支持保障工作流体系。

建立情报驱动的税收遵从风险管理过程逻辑和运行方式。将情报管理作为风险管理的前置步骤，作为风险分析识别和风险应对的前提，作为税源专业化技术过程的逻辑起点。将情报采集应用贯穿于风险管理全过程。工作流驱动成为税收管理专业化分工、协作、管理的主要载体。

Ⅳ 为什么要设置税收原则

税收原则是税收学中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也是一个经常被争论的问题。不同时期、不同学者对税收原则的认识和阐述，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我们认为，税收本身是一个历史的、发展的概念，人们对税收现象和本质的认识也存在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因此，作为人们对税收认知的一种反映，税收原则也是不断发展的，我们应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税收原则问题。

税收原则，就是政府征税（包括税制的建立和税收政策的运用）所应遵循的基本准则。那么，政府征税究竟需要遵循什么原则呢？从税收发展史看，虽然在任何时期，人们对税收原则的看法都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但总的来说，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府职能的拓展和人们认识的提高，税收原则也经历着一个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过程，而且，这种过程仍将继续下去。

税收原则的思想萌芽可以追溯到很早以前。如在中国先秦时期，就已提出平均税负的朴素思想，对土地划分等级分别征税；春秋时代的政治家管仲则更明确提出“相地而衰征”的税收原则，按照土地的肥沃程度来确定税负的轻重。西方则在16、17世纪的重商主义时期就已提出了比较明确的税收原则，如重商主义后期的英国经济学家威廉。配第就初步提出了“公平、便利、节省”等税收的原则。但一般认为，最先系统、明确提出的税收原则是亚当。斯密的“税收四原则”，即“公平、确定、便利、节省”的原则。此后，税收原则的内容不断得到补充和发展，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集大成者阿道夫。瓦格纳提出的“税收四方面九原则”，即财政原则，包括充分原则和弹性原则；国民经济原则，包括税源的选择原则和税种的选择原则；社会公正原则，包括普遍原则和公平原则；以及税务行政原则，包括确实原则、便利原则、最少征收原则即节省原则。而在现代西方财政学中，通常又把税收原则归结为“公平、效率、稳定经济”三原则。

实际上还有多种税收原则的提法，但要数上述三种影响最大。这三种税收原则理论，不仅代表和反映了人们在三个不同时期对税收的认识，而且基本展示了税收原则理论发展和完善的脉胳。根据上述各项税收原则的内容，结合税收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我们从社会、经济、财政、管理四个方面将税收原则归纳为“公平、效率、适度和法治”四原则。

一、公平原则

税收公平原则，就是政府征税，包括税制的建立和税收政策的运用，应确保公平，遵循公平原则。公平是税收的基本原则。在我国历史上，也多有强调税收公平的论述。在现代社会，税收公平原则则更是各国政府完善税制所追求的目标之一。但税收怎样才算公平，在不同时期，往往标准不同，理解也不同。从历史发展过程看，税收公平经历了一个从绝对公平转变到相对公平，从社会公平拓展到经济公平的发展过程。

税收公平，首先是作为社会公平问题而受到重视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社会公平问题历来是影响政权稳固的重要因素之一。税收本来就是政府向纳税人的无偿分配，虽然有种种应该征税的理由，但从利益的角度看，征税毕竟是纳税人利益的直接减少，因此，在征税过程中，客观上存在利益的对立和抵触，纳税人对征税是否公平、合理，自然就分外关注。如果政府征税不公，则征税的阻力就会很大，偷逃税收也会随之增加，严重的还会引起社会矛盾乃至政权更迭。

税收的社会公平，最早指的是税额的绝对公平，即要求每个纳税人都应缴纳相同数额的税。在税收实践上的反映，就是定额税和人头税的盛行（人头税和定额税即使现在也没有完全消失）。瓦格纳将公平的标准从绝对公平发展到相对公平，即征税要考虑纳税人的纳税能力，纳税能力大的，应多纳税，纳税能力小的则少纳税。它要求税制应实行累进税率。如今，在理论上，相对公平又分为“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所谓横向公平，简单地说，就是纳税能力相同的人应负担相同的税；而纵向公平，就是纳税能力不同的人，负担的税负则不应相同，纳税能力越强，其承担的税负应越重。那么，怎么判断纳税能力的大小呢？通常以纳税人所拥有的财富的多少、收入水平的高低或实际支付的大小等作为判断依据。（注：以纳税能力作为公平标准，在理论上称为“能力说”。如何判断纳税能力，在理论上又有“客观说”和“主观说”之分。按照客观说，纳税能力应依据纳税人所拥有的财富、取得的收入或实际支付能力等客观指标来确定。而主观说则强调纳税人因纳税所感到的效用的牺牲或效用的减少应相同，或者纳税后的边际效用相同。公平标准，除“能力说”外，还有“受益说”，即以享受政府公共服务的多少作为衡量公平的标准。根据这种标准，从政府公共服务中享受相同利益的纳税人，意味着具有相同的福利水平，因此，应负担相同的税，以体现横向公平；享受到较多利益的纳税人，则具较高的福利水平，因此，应负担较高的税，以实现纵向公平。现实中对公路的课税以及社会保障方面往往有所体现，但在许多情况下受益水平是不好衡量的。）现实税制中，财产税按财产、所得税按所得累进征收，对低收入者免税，允许家庭赡养扣除等都是这种公平观的反映。

在西方税收中，公平通常是指社会公平，即社会公正原则。而在现实中，政府征税，不仅要遵循社会公平的要求，而且还要做到经济上的公平。也就是说，在现代经济中，税收原则事实上不仅包括社会公平，还包括经济公平。税收的经济公平包括两个层次的内容：首先是要求税收保持中性，即对所有从事经营的纳税人，包括经营者和投资者，要一视同仁，同等同待，以便为经营者创造一个合理的税收环境，促进经营者进行公平竞争。增值税的盛行、公司税税率以比例税率为主等都是这种公平要求的反映。其次是对于客观上存在不公平的因素，如资源禀赋差异等，需要通过差别征税实施调节，以创造大体同等或说大体公平的客观的竞争环境。这两个层次，也相当于社会公平中的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

税收公平，特别是经济公平，对我国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税制建设与完善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一方面，我国通过20年来的改革开放，人们的生活、收入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收入分配机制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平均主义”分配（平均分配不等于公平分配），收入档次已适当拉开，但同时开始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贫富悬殊”现象，因此，如何运用税收手段调节收入分配，实现收入分配公平，就成为税收的重要职能之一。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市场发育还相当不健全，存在不公平竞争的外部因素较多，同时，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税制体系也有待进一步完善，因此，如何使税制更具公平，为市场经济发展创造一个公平合理的税收环境，是我国进一步税制改革的重要研究课题。

二、效率原则

税收效率原则，就是政府征税，包括税制的建立、税收政策的运用和整个税收管理，都是应讲求效率，遵循效率原则。税收不仅应是公平的，而且应是有效率的。这里的效率，通常有两层含义：一是行政效率，也就是征税过程本身的效率，它要求税收在征收和缴纳过程中耗费成本最小；二是经济效率，就是征税应利于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或者，至少对经济效率的不利影响最小。

税收行政效率，可以税收成本率，即税收的行政成本占税收收入的比率来反映，有效率就是要求以尽可能少的税收行政成本征收尽可能多的税收收入，即税收成本率越低越好。显然，税收行政成本，既包括政府为征税而花费的征收成本，也包括纳税人为纳税而耗费的缴纳成本，即西方所称的“奉行成本”。亚当。斯密和瓦格纳所得出的“便利、节省”原则，实质上就是税收的行政效率原则。便利原则强调税制应使纳税人缴税方便，包括纳税的时间、方法、手续的简便易行。这无疑有利于节省缴纳成本，符合税收的行政效率要求。而节省原则，即亚当。斯密和瓦格纳所称的“最少征收费用原则”，它强调征税费用应尽可能少。亚当。斯密说得很清楚，“一切赋税的征收，须使国民付出的，尽可能等于国家所收入的。”这里的所谓费用，实际只限于政府的征收成本。需要指出的是，税收的征收成本和缴纳成本是密切相关的，有时甚至是可以相互转换的。一项税收政策的出台，可以有利于降低征收成本，但它可能是以纳税人的缴纳成本的增加为代价的，或者相反。这说明，税收的行政效率要对征收成本和缴纳成本进行综合考虑，才有真正意义。在现实中，如何提高税收的行政效率，是税收征管所要解决的重要目标。

税收的经济效率是税收效率原则的更高层次。经济决定税收，税收又反作用于经济。税收分配必然对经济的运作和资源的配置产生影响，这是必然的客观规律。但税收对经济的影响，究竟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影响的程度如何、范围多大则是有争议的，在认识上也存在一个不断的发展过程。反映到税收的经济效率方面，则有不同层次的理解。首先，它要求税收的“额外负担”最小。所谓税收的额外负担，简单地说就是征税所引起的资源配置效率的下降，它是税收行政成本以外的一种经济损失，即“额外负担”，因此，相对于税收行政成本，通常又将之称为税收的经济成本。因此，政府应选择合理的征税方式，以使税收的额外负担最小。那么，怎样的征税方式对经济的扭曲更小呢？通常认为，要保持税收中性。

税收经济效率的第二层次的要求是保持税本。税收具有促进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政府征税应尽量避免税收对经济的不利影响，而发挥税收对经济的促进作用。瓦格纳提出了税收的国民经济原则，包括税源选择原则和税种选择原则。为保护和发展国民经济，使税收趋利避害，政府征税应慎重选择税源。原则上，税源应来自国民收入，而不应来自税本。税本，就是税收的本源。通常认为，国民生产是税本，国民收入是税源，原则上税收只能参与国民收入的分配，而不能伤及国民生产。这犹如树上摘果，果是源，树是本，我们只能摘果，而不能伤树。

税收经济效率的第三层次，也是最高层次，它要求通过税收分配来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这是基于对税收调控作用的积极认识。认为税收不只是消极地作用于经济。由于现实中存在市场失灵，因此，有必要政府进行干预，而税收分配就是政府干预的有效手段。

从税收经济效率的不同层次可以看出，税收是否有效率，必须结合经济运行本身的效率来考察。如果经济运行本身是高效率的，则应以税收不干扰或少干扰经济运行视为有效率，即以税收的经济成本最小作为判断税收效率的依据；而当经济运行处于低效率甚至无效率状态，则税收效率应反映在对经济运行的有效干预。

总之，遵循行政效率是征税的最基本、最直接的要求，而追求经济效率，则是税收的高层次要求，它同时也反映了人们对税收调控作用的认识的提高。

三、适度原则

税收适度原则，就是政府征税，包括税制的建立和税收政策的运用，应兼顾需要与可能，做到取之有度。这里，“需要”是指财政的需要，“可能”则是指税收负担的可能，即经济的承受能力。遵循适度原则，要求税收负担适中，税收收入既能满足正常的财政支出需要，又能与经济发展保持协调和同步，并在此基础上，使宏观税收负担尽量从轻。

如果说公平原则和效率原则是从社会和经济角度考察税收所应遵循的原则，那么，适度原则则是从财政角度对税收的量的基本规定，是税收财政原则的根本体现。满足财政需要是税收的直接目标和首要职能，因此，不少学者都将满足财政需要作为税收的首要原则。

其实，适度原则并不排斥收入充裕的要求。拉弗曲线就是反映了这一原理，即税收收入并不总是与税负成正比的，税负（率）越高，不等于收入越充裕，而可能是相反，即当税负（率）超过某个临界点后，实际所实现的税收收入可能反而下降，因为，税负过高会导致税源的萎缩。作为理论上的原则要求，从性质上说，适度就是兼顾财政的正常需要和经济的现实可能，从量上说，就是力求使宏观税负落在或接近拉弗曲线上的“最佳点”。

四、法治原则

税收的法治原则，就是政府征税，包括税制的建立、税收政策的运用和整个税收管理，应以法律为依据，以法治税。法治原则的内容包括两个方面：税收的程序规范原则和征收内容明确原则。前者要求税收程序——包括税收的立法程序、执法程序和司法程序——法定；后者要求征税内容法定。税收的法治原则，是与税收法学中的“税收法律主义”相一致的。

在以前的税收原则理论中，虽没有明确提出法治原则，但对征税内容要求规定明确，则早已成为大家公认的税收原则。如我国西晋典农校尉傅玄提出了“有常”原则，即赋役的课征须有明确固定的制度。亚当。斯密则更将“确实”原则列为四项税收原则之一，认为征税日期、征税方法等征税内容应明确告诉纳税人，不得随意变更。确定原则作为税收重要原则一直为后人包括瓦格纳在内所接受。但要使征税内容“确实”，最有效的方式就是以法律形式加以规定。其实，不仅征税内容需要法定，更重要的是，征税程序也需要法定，即通过法律规定，来明确规范整个税收分配行为。从税收实践看，税收与法律是密切相关的。税收分配的强制性、无偿性、固定性和规范性，都是以税收的法定为基础的。也就是说，税收法治原则，从根本上说，是由税收的性质决定的。因为，只有税收法定，以法律形式明确纳税义务，才能真正体现税收的“强制性”，实现税收的“无偿”征收，税收分配也才能做到规范、确定和具有可预测性。这对经济决策至关重要。因为，对经营者来说，税收是一种很重要的经营成本，税负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投资决策，因此，如果税收分配不规范、不确定，税收负担无法进行事前预测，那么，投资决策分析就难以正常进行。此外，法律的“公开、公正、公平”特性，也有助于税收的公平和有效率。税法的公开性和高透明度，无疑有利于提高税收的行政效率和正确引导资源流向。特别是在征纳关系中，相对于政府，纳税人客观上处于弱者地位，而政府本身又存在增收扩支的压力和冲动，因此，有必要通过法律规范来提高纳税人的法律地位，确保纳税人的权利。强调税收的“法治”原则非常重要。目前，我国法制建设还不够健全，在税收领域，无法可依、有法不依、违法不究的情况仍时有发生。而市场经济实质是法治经济，我国要发展市场经济，就需要以法治国，更需要以法治税。因此，在我国建立和完善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税制过程中，提倡和强调税收的法治原则就显得更为重要和迫切。

Ⅳ 税收法治的内涵

税收法治的内涵是指:
1、税收活动要体现法治理念,即税法面前人人平等。无论是征税人专还是纳税人,都必属须尊重税法的权威。
2、税收法治的核心是在保障国家行使其税收权力的同时,限制国家的任意征税权,有效保障公民权利。
3、税收法治有其特定的实体价值和形式价值。它既包含了什么是“值得尊重的好税法”的实体价值判断,也包含了对如何制订和执行“值得尊重的好税法”的原则和程序要求的形式价值。只有通过一套良好的立法原则、立法程序及执法和救济程序的形式价值的运行,才能保证税收法治实体价值的实现。
4、税收法治要求税收活动达到税收立法科学、合理、合乎程序;税收执法严格、规范,纳税人依法纳税,税务机关依法征税;税收司法客观、公正的状态。

Ⅵ 十八大提出的税收法治有什么意义

十八大提出的税收法治的意义是：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发展的承上启下关键时期十八大报告中首次要求干部要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执政，人权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司法公信力不断提高，要严格执法。
一、要实现依法治国，要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公正司法。

要学会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手段”；在当前的发展中，法治政府基本建成，所以“法治思维”的提出是对领导干部更高的要求，而最优的解决之道、发展，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用法治的标准来规范官员的执政行为、尊严、手段合法性，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我们必须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治国理政，都应不断审视其行为目的的合法性，“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还是执行。

中国已经建立起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化解矛盾，保证有法必依，用“法治思维”来统领改革，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权威、权限合法性；
二、以权压法，绝不允许以言代法，要加强对领导干部诸如依法治国，权力制约等法治观念的培训、制度。
三、“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应更加注重科学立法，要把党的方针政策转变为可操作的法律、内容合法性、执政为民、化解矛盾。
四、让权力受到约束、全民守法、执法必严，在干部的考核考评中设立“依法执政”的指标，或者是解决社会矛盾纠纷，应及时主动纠偏；
法治思维是领导干部在行使公权力时，确实还有一些社会矛盾亟待化解，无论是决策、维护稳定能力”。法治成为治国理政方式意味着执政者要时刻用法律标尺来考量自己的行为
五、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几乎都有法可依、违法必究。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领导干部要带头模范遵守法律，以及程序合法性，“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落实，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首先、维护稳定、徇私枉法”、公平正义，加快法治建设的步伐，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就是执政者要懂得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手段、推动发展。

Ⅶ 坚持依法治税 为统领,打造依法行政新常态

中国江苏网2月13日讯 十八届四中全会以后依法治国进入新常态,而依法治税是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在税收领域的集中体现，深入推进依法治税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是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选择。为此，税务部门应坚持以依法治税新常态为指引，以建设“科学、规范、高效、廉明”的税务机关为目标，牢记忠实履职、安全履职的要求，在更高层次更高水平上推进依法治税建设，奋力谱写税收法治新篇章。
要深刻领会依法治税新常态的内涵。依法治税的要求伴随新常态而步入“升级版”，社会公众和纳税人税收法律意识进一步增强，必然要求税务部门打造高标准、法治化“税收生态环境”。作为一种公共财产，税收来源于纳税人，最终服务于纳税人，也经由法律体现纳税人的意志。因此，税法变成了用来授予、规范和监督政府征税权的法律，依法治税成为税收活动共同奉行的基本准则，成为征纳双方共同的内心认知，其成果也必须体现在税务干部法治意识、水平与纳税人税法遵从上。
要坚持法治思维提升依法治税能力。坚持以依法治税理念统领税收工作全局，坚持“法定职权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的行政规则，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做到既不缺位，又不越位，也不扰民，使各项工作始终沿着法治化的轨道运行。要健全和落实“党组中心组集体学法、新进干部初任学法、执法干部法治轮训、领导职务任前考法”制度，把税收法律法规作为各类培训班的必学内容加以强化。要自觉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做到征纳双方法律面前义务地位平等。要强化规则意识，倡导契约精神，建设税收法治文化，将税收法治原则作为税收行为先导，将法治要求运用于认识、分析、处理事项各环节，培育税收法治思维整体生成。注重运用法治原理和法律规定对相关问题进行分析研究，通过实践锻炼，努力做到知行合一，提升依法治税的能力和水平。
要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系统谋划“法治税务”建设规划，加强对依法治税工作的领导，领导班子要明确依法行政责任，学会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工作，带头遵法信法守法用法，坚决防止选择性执法、随意性执法。落实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制度，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实施行政许可，建立涉及权力运行所有环节的制度规范。加大税收执法督察力度，全面落实税收执法责任制，规范执法行为和行政处罚裁量权。规范运用税务稽查、税收行政强制等执法手段，加大对涉税案件的查办和执行力度。全面落实纳税信用管理办法和税收“黑名单”制度，联合相关部门实施联合惩戒，积极营造依法诚信纳税的浓厚氛围。坚持以公开为常态，拓宽行政公开范围，推行税收执法结果公开化控制，让税收执法权力在阳光下健康运行。
要完善制度建设保障依法治税的落实。推行税务重大决策和重大执法行为的合法性审查制度，落实重大税务案件集中审理制度，加快推进内控机制信息化升级版建设，进一步明确岗责体系，细化确定执法风险点，利用信息化手段建立起“横向道边、纵向到底”的网格化监控体系。加强外部监督，主动接受人大、政协、司法、审计等部门的监督，充分发挥新闻媒体及各种新媒体、特邀监督员和纳税人代表对税收执法的监督作用。完善税收政策执行情况反馈制度、基层联系点制度，及时研究解决政策执行中的问题。对于征管质量、政策执行、纳税服务、税务稽查、廉政建设等情况，进行经常性的检查督查、跟踪问效。建立健全奖惩并举的法治考评机制，进一步完善税收执法责任制，加大对执法过错行为的惩戒力度，对于执法违法的行为，特别是玩忽职守、不作为的行为，以及乱作为、损害纳税人利益、破坏税收公平正义的行为，坚决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及相关领导责任。

Ⅷ 税收应该遵循哪些原则

1、财政原则 税收的财政原则的基本含义是：一国税收制度的建立和变革，都必须有利于保证国家的财政收入，亦即保证国家各方面支出的需要。自国家产生以来，税收一直是财政收入的基本来源。2、公平原则 税收公平原则，就是政府征税，包括税制的建立和税收政策的运用，应确保公平，遵循公平原则。3、效率原则 税收效率原则，就是政府征税，包括税制的建立和税收政策的运用，应讲求效率，遵循效率原则。 4、适度原则 税收适度原则，就是政府征税，包括税制的建立和税收政策的运用，应兼顾需要与可能，做到取之有度。这里，“需要”是指财政的需要，“可能”则是指税收负担的可能，即经济的承受能力。遵循适度原则，要求税收负担适中，税收收入既能满足正常的财政支出需要，又能与经济发展保持协调和同步，并在此基础上，使宏观税收负担尽量从轻。 5、法治原则 税收的法治原则，就是政府征税，包括税制的建立和税收政策的运用，应以法律为依据，依法治税。法治原则的内容包括两个方面：税收的程序规范原则和征收内容明确原则。前者要求税收程序——包括税收的立法程序、执法程序和司法程序——法定；后者要求征税内容法定。税收的法治原则，是与税收法学中的“税收法律主义”相一致的。

Ⅸ 税收征收过程中主要讲究什么原则

一、公平原则
税收公平原则，就是政府征税，包括税制的建立和税收政策的运用，应确保公平，遵循公平原则。公平是税收的基本原则。
二、效率原则
税收效率原则，就是政府征税，包括税制的建立、税收政策的运用和整个税收管理，都是应讲求效率，遵循效率原则。

三、适度原则
税收适度原则，就是政府征税，包括税制的建立和税收政策的运用，应兼顾需要与可能，做到取之有度。

四、法治原则
税收的法治原则，就是政府征税，包括税制的建立、税收政策的运用和整个税收管理，应以法律为依据，以法治税。

Ⅹ 谈谈税务部门在税收执法及纳税服务方面有何意见建议

正确处理税收执法与纳税服务关系的建议

税收执法与纳税服务不是两个独立的个体，而是一个整体。在税收执法中体现出纳税服务，在纳税服务中蕴含着税收执法。税收执法与纳税服务这两种行为始终贯穿于税收工作的全过程，既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又存在着不同之处，是相辅相成、互相作用的辨证关系。提高税收执法的质量和效率与提供优质的纳税服务对于税务机关而言，就如同硬币的两面，不可分割。只有正确认识和处理好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税收执法与纳税服务的作用，促进经济建设的发展，服务于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

（一）税收执法与纳税服务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税收执法就是纳税服务，严格执法与热情服务是相互统一的关系，既要把纳税人当作管理对象，更要把纳税人当作服务对象。优化纳税服务，要坚持优质服务与严格执法并重，努力做到在严格执法中提供优质服务，在优质服务中促进严格执法。为纳税人提供优质高效的办税、法律、咨询服务，可以降低纳税人的办税成本，提高纳税人对税法的遵从度，这是做好整个税收工作的前提，也是税收执法的基础。而严格的税收执法既可以为纳税人创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也可以提醒纳税人循规守法，避免事后加倍处罚的损失，这本身就是一种更有价值的深层次服务。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实现由单纯执法者向执法服务者角色的转变，由被动服务向主动服务转变，由形象性服务向实效性服务转变。在严格执法的同时做到热情服务，树立税收经济观、科学发展观、纳税服务观，建立良性互动的征纳关系。

（二）增强依法法治理念，严格税收执法行为

对税务部门依法行政就是依法治税，通过税收法制建设，使征税主体依法征税，纳税主体依法纳税，从而达到税收法治的状态。税收执法则是实现依法治税的手段。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避免执法的随意性，维护税法的尊严和权威，杜绝执法中的不规范行为。依法治税实际是一场税务部门的自我约束、自我规范、自我完善的过程。严格税收执法行为，还必须正确认识依法治税与组织税收收入的关系。组织税收收入是税务机关的基本职能，但组织收入必须符合依法治税的要求，是依法治税的必然结果。在依法治税与组织税收收入的关系问题上，既不能把两者简单对立，也不能简单等同，两者的共同要求就是应收尽收。

（三）规范纳税服务行为，提高工作效率

税收执法与纳税服务水平的高低，影响着纳税人对税收的态度。执法水平高，有利于消除纳税人的对抗心理，改变纳税人对税收的消极态度；服务质量好，有利于密切征纳关系，提高纳税人的纳税意识和办税能力。一要加强礼貌服务。这是一切税收服务的起点和基础，也是税务人员道德水准和个人修养的表现，必须坚持。二要严格执法，体现公平、公开、公正原则。对某一纳税人的特殊宽容，就是对其他纳税人利益的损害，也是对公平竞争环境的直接破坏。三要加强政策咨询服务。加强对纳税人的税法宣传、教育和培训，尤其把税收优惠政策及时告知纳税人。在普遍的基础上提供个性化服务，对重点企业可以开展有针对性的重点服务。四要提高征管工作效率。尽量简化办税程序和手续，最大限度减少纳税人的效率损失，降低纳税成本。

（四）坚持以人为本，提高干部素质

对税务机关的税收执法还是纳税服务，关键要看执法者的素质，也就是要以人为本。应从加强自身学习入手，使每一位税务干部做到知法、懂法、用法、守法，不断加强自身修养，强化整体素质，提高综合执法能力，才能准确无误地贯彻落实各项法律法规，自觉规范执法行为，为纳税人提供税收法律法规的宣传、辅导、培训、咨询等系列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