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刑事立法

1. 古时候的刑法

古代刑罚是作为古代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发展与变化，实质上也是整个中国社会发专展与进步的浓缩。刑罚属体系的发展与变化的原因是多层次的，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特点，同时代不同的当权者亦有不同的举措。 是总的发展趋势是以原始的野蛮、落后、残暴向着文明、慎刑方向发展。

2. 中国古代法律为什么以刑法为主

中国古代法律以刑法为主主要有以下原因：

一、中国古代王权的特点决定了它对刑法的特殊需要。

获得王权的家族或集团是诸多竞争者中的获胜者，加强和保持胜利者的地位需要刑法。

二、中国古代专制集权政体下的国家统一对刑法的需要。

中国古代社会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建立在小私有制经济基础上的特殊社会结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维持大一统国家的强烈意愿，使得刑法在古代法律中处在特别重要而突出的地位上。

三、中国古代社会的封闭性，对形成古代中国法律“以刑为主”特点的影响。

四、古代的统治阶级认为，严厉的法律更有效力，同时也有助于警示人们不违法或减少违法行为。

(2)中国古代刑事立法扩展阅读：

中国古代的法律形式很多，不象现代法律只有法、法规、条例等少数几种。

古代法律形式总结起来有如下几种：刑、法、律、令、典、式、格、诏、诰、科、比、例。

在一个朝代，经常有几种法律形式同时使用，组成该朝代的法律体系。

不同的法律形式的使用范围也不一样，效力高低也有很大区别。

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具有以下主要特点：

1、国家主义。历代法律都以皇帝个人意志的形式表现出来。律的制定虽由朝臣具体完成，但批准权属于皇帝，历代帝王都凌驾于法律之上

2、礼法结合。在中国古代法律中，礼占有重要位置，“为政先礼，礼为政本”，礼既是道德规范，又是法律规范。

3、法定特权。中国古代法律从维护等级制度出发，赋予贵族官僚以各种特权。

4、诸法合体。中国古代法律最早表现为礼刑并用，之后形成诸法合体的封建法典。

从战国李悝著《法经》始，至秦、汉、唐、宋、明、清诸律，都是以刑法为主，兼有诉讼、民事、行政等方面的内容。这种诸法合体混合编纂形式，贯穿于封建社会各朝代。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中国古代法律制度

3. 古代中国如何立法 君主命令就是法律吗

中国历代立法指导思想和立法活动的演变陈建华（一）夏商朝的立法思想是神权法思想。神权法思想是从原始社会的宗教信仰发展而来的，人类进入第一个阶级社会以后，原始社会的宗教信仰被加上了阶级属性，成为神权法思想。夏朝统治者把自己的统治说成是“受天命”，代表上天对人间进行统治；把他们对奴隶和平民的镇压和惩罚说成是“恭行天罚”。从夏朝开始，奴隶主就利用“天命”、“天罚”的神法权思想对奴隶进行欺骗，给他们的统治披上一层神秘的合法的外衣。商朝全部继承了夏朝的神权法思想，并且较夏朝更进一步，发展为一种典型的神权法思想。立法活动：1、禹刑。《左传》记载，“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它是指夏朝法律的总称，并不是指一部成文法典，大多是启及其后继者根据氏族晚期习俗陆续积累的习惯法，具体内容无可详考。2、汤刑。《左传》记载，“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它是商代法律的总称，包括不成文的习惯法和国王发布的“誓”“诰”“命”等。誓侧重于出兵打仗前的盟誓，主要是发布军事命令或宣布军事纪律，大体相当于后来的军法。诰侧重于国王或者权臣对大臣、诸侯或者下属官吏发出的命令、指示或训诰。命是君主针对具体事情发布的命令。三者均具有很高的法律效力。（二）西周的立法指导思想是明德慎罚与以德配天以及亲亲与尊尊，具体到刑事立法指导思想就是“义行义杀”和“明德慎罚”。西周法律思想反映西周统治者立法思想的成熟与丰富，有利于政权和社会的稳定发展。所谓“义行义杀”，就是针对国内不同地区、不同的情势，选择最适宜的刑罚手段来对付社会犯罪，反对不分青红皂白，一味刑杀的方法。所谓“明德慎罚”，就是在对付社会犯罪问题上，要提倡德治，提倡伦理道德的强行灌输，以期在人们头脑中构筑预防犯罪的精神堤坝，有效地预防可能发生的犯罪。同时在镇压时，采取审慎的方针，即区分严重犯罪与一般犯罪的界限，对一般犯罪采取宽缓的原则；对严重犯罪才施以重刑。立法活动1、吕刑。周穆王为了革新政治，命司寇吕侯作“吕刑”。后因吕国改称甫，所以又称甫刑。它是西周中期很有代表性的法典，内容不可考，《尚书•吕刑》有所记载。吕刑论证了敬德于刑，以刑德教的重要性，反映了奴隶制法制的成熟状态，是在总结商和周前期法制建设经验基础上的重大发展，影响深远。2、九刑。两种含义，一为周朝初年制定的刑书；一为西周的刑罚，即墨、劓、剕、宫、大辟五刑加上赎、鞭、扑、流等刑罚，合起来称九刑。3、周公制礼。将夏、商两代礼制加以折中损益，加上周族自己的礼制，制定了通行全国的较为全面、系统化的周礼，即所谓礼典，规范调整西周时期政治、经济、军事、司法、教育、婚姻、家庭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周礼是西周时期法律规范的重要形式之一。（三）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纷纷建立了封建性的国家，为了巩固从奴隶主手中夺取的政权，封建地主阶级采用法家思想作为他们的立法指导思想。具体内容包括以下三方面：1．“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意思是说，取消按照血缘关系而规定的法律特权，取消按照爵位的有无和高低享有不同的待遇，除国君之外，不论是谁，只要违法犯罪，都要按法律论罪处罚。这样，开始打破奴隶制“刑不上大夫”的壁垒。2．“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意思是说，要制定成文法，并向百姓公布，是人人皆知法而有法可依。从而否定“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秘密法。3．行刑，“重其轻者”。是指在定罪量刑时，加重对轻罪的刑罚。这样，轻罪就不致产生，重罪也就无从出现了。立法活动1、郑国“制刑书于鼎”。公元前536年郑国执政子产鉴于当时社会关系得变化和旧礼制的破坏，率先制刑书于鼎，以为国之常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公布成文法的活动。这是打破奴隶主垄断法律的一种手段，打破了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局面。2、邓析“竹刑”。公元前502年，郑国大夫邓析自行修订郑国的法律，书于竹简之上，称为“竹刑”。它虽属私人作品，但是影响很大。邓析后因“私造刑法”有违“国家法制”，被执政驷歂处死，但他的竹刑仍在郑国流传并为国家所承认，从而成为官方的法律。3、、晋国铸刑鼎。公元前513年，晋国赵鞅把前任执政范宣子所编刑书正式铸于鼎之上，公之于众。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公布成文法的活动。4、《法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比较完整的封建成文法典，在中国封建立法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共有6篇，《盗法》、《贼法》、《囚法》（又称《网法》）、《捕法》、《杂法》、《具法》。其中，将《盗法》和《贼法》放于法典之首，体现了“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它是战国时期法律改革的重要成果，也是战国时期封建立法的典型代表和全面总结；它的体例和内容为后世封建成文法典的进一步完善奠定了重要基础。从体例上看，它的六篇为秦汉所直接继承，成为秦律、汉律的主要篇目，魏晋以后最终形成了以《名例》为统率，以各篇为分则的完善的法典体例。5、商鞅变法。战国时期一次最为重要的社会改革。，在变法过程中，将《法经》改编为秦律，史称“改法为律”。法是指春秋中后期对法律规范的总称，由夏商西周时期的法律“刑”发展而来。要求把法律的普遍性和必行性提到更高的位置上来，改法为律即突出强调法律规范的普遍性、稳定性、必行性，使法律观念的又一进步，对秦朝法制统一有重要的意义。此后，中国古代的法典基本以律为名。（四）秦朝的法律指导思想仍然采用法家的思想，主要表现为：1．法令由一统。这一思想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全国实行统一的法律；第二层含义就是最高立法权属于皇帝。2．事皆决于法。秦朝专任刑罚，规定了各种法律来规范人们的行为。3．以刑杀为威。这一思想有三层含义：第一，法网严密；第二，严刑重罚；第三，滥施刑罚。立法活动秦朝法律制度的许多内容直接来源于商鞅变法期间以及商鞅变法以后秦国所确立的制度。秦统一后主要是颁布各种单行的法律法令，立法活动频繁，但没有制定一部大而全的统一法典。（五）汉朝的法律思想经历了两个发展时期，汉初到文景帝时期采用黄老的无为而治作为统治思想，到了汉武帝之后确立了封建正统的儒家法律思想。后世封建王朝基本沿袭封建正统法律思想。1．汉初至文景时期汉初至文景时期以黄老思想为主，并辅以法家思想为法治的指导思想。汉初，由于秦朝的苛政和连年战争，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统治者需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局面，使人民得以休息生养，恢复和发展生产，以巩固刚刚建立的封建政权。这时，刘邦总结秦亡的教训，作为借鉴。刘邦手下陆贾根据黄老思想，结合当时的社会情况，提出“道莫大于无为”。当时统治阶级从皇帝到丞相无不尊崇黄老思想。文景时期尤为显著。无为而治的思想反映在立法指导思想上就是“轻徭薄赋”、“约法省刑”。结果，出现了生产发展、人民生活改善的繁荣景象。2．汉武帝以后汉武帝以后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并辅以法家思想为法制指导思想。其核心是“德主刑辅”。汉初社会政治经济经过七十年的恢复和发展，国家积累了大量物质财富。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得到巩固，但汉初分封的诸侯王室力量也逐渐强大起来，同中央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土地兼并严重，加上匈奴不断入侵，最高统治者就亟需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寻求新的法制指导思想。汉武帝招贤纳士，董仲舒以“春秋大一统”思想应对。他指出，要建立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首先要统一思想。进而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的儒术，是将儒家思想与阴阳家思想结合起来，使之神秘化。他指出，事件万物都分为阴和阳，德为阳，刑为阴，德主则刑辅。这也是总结秦朝“转任刑罚”的教训，提倡先用德礼进行教化，教化无效再辅以刑罚。这种刚柔并济的治国之道，是汉武帝行之有效的统治方法。这一思想对后世历代王朝的立法影响很大，是以纲常名教为核心的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开端。立法活动1、“约法三章”与《九章律》。刘邦入咸阳后，宣布废秦苛法，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汉朝建立后，高祖命萧何参照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在《法经》的基础上，增加《户律》《兴律》《厩律》。它是汉朝的基本法律。2、汉律60篇。惠帝时，叔孙通为补充《九章律》所未涉及的官秩、仪品之制，编订《傍章律》18篇；武帝时张汤制定《越宫律》27篇，规范宫廷警卫等事项；赵禹制定《朝律》6篇，明定朝贺制度。以上四部分共60篇，汉律的框架基本形成。（六）唐朝初年立法指导思想同当时“安民立策”的总方针政策密切相关，大体可以归纳为三点：1．德本刑用。唐太宗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积极推行以教化为宗，刑罚为辅的政策。把“德礼”作为推行政治教化的根本，刑罚只是为保障推行“德礼”而设，二者相辅而行。2．法令简约。所谓简约，就是条文简明，使人易知。3．宽仁慎刑。所谓宽仁就是提倡用轻刑。所谓慎刑，就是对犯罪者处刑采取慎重的态度。立法活动1、《武德律》。为唐高祖武德年间制定颁布，是唐朝立法的开始，以隋朝《开皇律》为基础，没有太多变化。2、《贞观律》。唐太宗命长孙无忌、房玄龄等全面修订法律，经过11年的时间，完成并正式颁布，共12篇，500条。构筑了唐律的基本框架，标志着唐代基本法典即告定型。3、《永徽律疏》。唐高宗以《武德律》和《贞观律》为蓝本，制定颁布《永徽律》，共12篇，500条。后长孙无忌又奉命制定律疏，对律文进行逐字逐句的解释，与律文具有同等的效力，附于律后合编一起，称为“永徽律疏”。它总结了汉魏晋以来立法和注律的经验，不但对主要原则和制度从历史上寻根溯源，说明其沿革，引用儒家经典，作为律文的理论依据。《永徽律疏》在元代以后被称为《唐律疏议》，它是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封建法典，也是中国封建时代最具社会影响的代表性法典，集中体现了唐朝法律空前发达的盛况。（七）宋代立法指导思想宋王朝统治时期社会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部曲转化为佃农，摆脱地主的私属地位，跻身为国家编户。宋初统治者为适应这一变化，总结了唐末五代“君弱臣强”导致变乱的教训，确立中央集权的基本国策，加强对社会的全面控制和统治。宋代统治者针对国内阶级矛盾激化，农民起义不断，确立了重惩“贼盗”的法制指导思想。主张采用重法，使用酷刑严厉镇压“贼盗”犯罪，所谓“太祖、太宗颇用重典，以绳奸慝”，就说明了这一点。立法活动1、《宋刑统》的制定。在内容上沿袭《唐律疏议》，但在各篇下分214们，并且律后附有唐中期以后到宋初到敕、令、格、式。2、编敕活动。宋代自太祖制定四卷本《建隆新编敕》后，凡新帝即位或每次改元都有编敕。3、编例活动。宋代也很重视编纂条例和断例工作，以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形势。神宗变法期间首颁《熙宁法寺断例》，南宋时期高宗颁布《绍兴刑名断例》等。北宋哲宗首颁“权宜指挥”，至南宋中期指挥已达数万件之多，其法律地位也日趋重要。（八）元代立法指导思想一是“参照唐宋之制”，“附会汉法”；二是沿用本民族习惯法。立法活动1、《至元新格》的制定，成为元代立国后第一部成文法典汇编。2、《风宪宏纲》与《元典章》。分别制定与元仁宗时期与元英宗时期。3、《大元通制》。以《风宪宏纲》为基础，修订了元代较为完备的成文法典《大元通制》，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元代法制状况。（九）明朝处于我国封建社会的后期，为了维持政治、经济不遭受严重的破坏，君主专制统治更加强化，并发展到极端化的程序。这一时期的立法指导思想是开国皇帝朱元璋确立的，对整个明朝的立法活动都有深刻的影响。1．重典治乱世。具体体现在重典治吏和重典治民两方面。朱元璋认为，国家的稳定，首先取决于封建国家能否实行对于各级官吏的有效管理。他试图通过重典治吏，来达到更好的治民、治国，强化中央集权。2．礼刑并用。朱元璋也从历史中意识到，一味强调镇压，仅靠严刑峻法，虽可以取得一时之效，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主张礼法并用，将礼的预防犯罪的职能同法的镇压的职能有机地结合起来。既坚持严刑酷法，又强调德礼教化，儒法结合，礼刑并用。3．加强法制宣传。朱元璋将立法与法制宣传结合起来，要求老百姓知晓法律是如何规定的，用实际案例来教育老百姓。立法活动1、《大明律》。《大明律》是明太祖朱元璋在建国初年开始编修，洪武30年完成并颁布于天下的法典，共七篇30卷，460条，一改传统的刑律体系，更为名例、吏、户、礼、兵、刑、工七篇格局。《大明律》是有明一代大法，也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具有代表性的法典，不仅本朝终世奉守不变，历代也无敢轻改。2、《明大诰》。朱元璋在修订《大明律》的同时，为防止“法外遗奸”，亲自督导编制了《大诰》四编。主要内容是为惩治臣民各种典型犯罪的案例及朱元璋发布的训词诫令，是明朝具有特别法性质的重刑法令汇编，充分体现了“重典治世”的思想。3、《问刑条例》。条例是明律以外的单行法规，一般简称“例”。通常来自于司法审判的典型案例，司法机关根据该案例拟定条文，经皇帝批准颁布，成为可以普遍适用的法律形式。明孝宗弘治年间，刑部删订《问刑条例》，使之成为正式法律，还将律例合编，例为附注，称《大明律集解附例》，影响了清朝。（十）清初“详译明律，参以国制”的立法思想。清朝统治者从关外时期起，就重视借鉴明代法制的得失，尤其到皇太极时，已从实践中认识到吸收明代法律文化的重要性，因而形成了“参汉酌金”的立法原则。“参汉”，就是吸收明代的法制；“酌金”，则是有条件地援用女真族的习惯法。在这一原则指导下，开始将明律为代表的汉族封建法律意识与原则吸收到有关的法律、法令中。在汉官的建议下，清代法制建设将“详译明律，参以国制”作为基本的立法指导思想。立法活动1、《大清律例》。中国历史上最后一部封建法典，是清朝较为完整、严密的定型大法，它与《大明律》的体系结构基本相同。2、则例。则例是清代最重要的法律形式，分为条例、则例、事例、成例等。则例指清朝针对中央各部门的职责、事规程而制定的基本规则，是规范各部院政务活动、保障其正常运转的行政规则。可以视为清政府的行政法规，自康熙朝开始制定，分为一般则例和特别则例。

4. 中国古代刑事诉讼法的特点

①司法与行政不分来，行政机关自兼理司法。皇(王)权至上，司法与行政不分的制度始终一脉相承，在地方上，中国古代长期实行地方行政长官兼理司法的制度。
②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没有根本性差异。中国古代的法律制度以刑为主，刑民不分，实体法和程序法合一。 公民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也往往通过刑律来调整。

5.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刑事立法有了重大发展主要表现在什么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刑事立法有了重大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分别是八议入律官当入律确立重罪十条准五服以制罪 。

一 八议入律

中国封建刑律规定的对八种人犯罪必须交由皇帝裁决或依法减轻处罚的特权制度。

“八议”最早源于西周的八辟，在曹魏的《新律》中首次入律。

“八议”具体内容为

议亲，即皇亲国戚；

议故，即皇帝的故旧；

议贤，即德行修养高的人；

议能，即才能卓越的人；

议功，即功勋卓著的人；

议贵，即三品以上的官员和有一品爵位的人；

议勤，即勤谨辛劳的人；

议宾，即前朝国君的后裔被尊为国宾的；

唐朝法律规定，上述八种人犯了死罪时，司法机关不能直接审判，要先禀报皇帝，说明他们犯的罪行，以及应议的种类，然后请求大臣商议处罚方案，然后交皇帝决定批准，一般都能得到宽大处理。如果犯的是“流”罪以下，就不必再议，照惯例减一等处理。但如果犯了十恶重罪，享受八议的人也不能完全免罪，有的只是改变处死方式，有的则仍然流放。

“八议”特权

又称“八辟”，古代为庇护统治阶级成员的罪行，规定如议亲（皇亲国戚）、议能（有大才能者）、议功（对国家有大功者）等八种人，给予减免刑罚特权的特别审议。

自《唐律疏义》确立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的“八议”制度以来，一直到《大清律例》，“八议”之法便成为皇亲国戚、功贤故旧、贵族官僚等八议之人逃避和减轻封建法律制裁的护身符，八议之人犯罪可以堂而皇之、有法可依地享有“议、请、减、当、免”的特权。但是，随着专制统治的加强，到明清，特别是到了清代，“八议”之法的应用范围也在不断缩小，乃至载而不用，徒有虚名了。

二 官当入律

官当起源

官当起源于《晋律》中的“杂抵罪”，即用夺爵位、除名籍和免官来抵罪。在南朝的陈出现了正式的“官当”名称，所以一般认为这种制度是陈所确立的。《北魏律》首次将“官当”制度列入法典。官当直接为官员的特权提供了法律依据。如果犯的是公罪，还可以多当一年（参见“公罪与私罪”）。一般五品以上的官员犯罪后可以当徒二年，九品以上可以当徒一年，所以，犯公罪的五品以上的官员可以当三年。当然十恶重罪等危害封建国家社会秩序的罪刑是不适用的。

官当的发展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官吏从来没有与平民在法律上有过平等。奴隶社会时期，官吏阶层垄断法律，强调“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由士以上则必以礼乐节之，众庶百姓则必以法数制之”。法律只是用以统治的工具，官吏作为工具的运用者，不受法律的拘束和制裁。春秋战国以后，改法为律、统一法制，封建社会的官吏已不再能置身法律之外，但是，“刑无等级”、“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的平等，只是阶级内部的平等。封建社会采用了议、请、减、赎、当、免等一系列措施，使官吏得以逃避追究或减免处罚。官当，是这种官吏法制特权的表现形式之一，它以允许官吏用官职爵位折抵惩罚为其内容。

官当主要运用在审判过程的量刑环节，此前的抓捕、审讯、定罪等环节，官吏可借助议、请等制度获得优待。实践操作中，无论公罪、私罪，官吏都可以以罚俸、降级、革职等方式抵刑。《汉书·惠帝纪》记载：上造以及内外公孙，耳孙有罪当刑及当为城旦舂者，皆耐为鬼薪白粲，去其官爵，而使不受刑。这是官当的早期记载。晋律规定：“免官者比三岁刑”。这是正式的以官抵刑的开始。《魏书·刑法志》记载：官品第五以上可以官阶当刑，免官三年以后许还仕，降原官阶一等。这说明官吏可以以官抵刑，而且在三年以后可以重返仕途，只不过比原官阶低一等而已。南朝陈律的规定很细，如果官吏应定五年或四年徒刑，可以以官抵二年刑，其余服役；若为三年刑，官当二年，余一年如为私罪可赎，若为公罪可交罚金；二年以下刑，可全以官当。官当时，每一爵级一般许允抵刑两年。

自隋开始，官当广泛采用，办法更为详尽复杂，官吏所得到的特权也更为丰厚，在唐宋时期达到顶峰。此间官当的标准大体是：犯私罪以官当徒一年；犯公罪当徒者，五品以上官当徒三年，九品以上官当徒二年；流罪亦可官当，三岁流刑比徒四年。官当不是永远剥夺官吏的政治生命，而只是暂时不为官。《唐律疏议·名例》和《宋刑统·名例律》都规定：以官当罪者期年后但降先品一等叙，除名者六载之后依出身法听叙，免官者三载之后降先品二等叙，免所居官者期年后降先品一等叙。叙官以后，与他官无异。在执行中，官当尽量设法保留犯官的官位，一人身兼多官，可以分别当罪，还可以用历任之官当之。《唐律疏汉》有记载：有二官者，例得先以职事官、散官及衙官中之最高者当之，次以勋官当之，一一折算，累加抵罪。《宋刑统》规定：若现任二官当罪之外尚有余罪，或当罪已尽，后又犯法者，并听以历任之官当之。官当而丧官之人，并不失去法律上的特权地位，在法律上仍比平民优越。《唐律疏议》和《宋刑统》均规定：官阶低微，不足以当其罪者，余罪收赎；官已当尽，未重叙之前，又犯罪者，听以赎论。官虽已尽，但因官而生的赎权仍在。

明、清在官当方面比唐宋明显收敛，官吏免刑的范围以笞杖轻罪为主，方式主要是罚俸，降级和除名。明律例规定：官吏应受笞杖刑者，笞四十以下附过还职，五十解见任别叙，杖六十降一等，七十降二等，八十降三等，九十降四等，俱解见任，流官于杂职内叙用，杂职于边远叙用，杖一百者始罢职不叙。若未入流品官及吏典有犯私罪笞四十者，附过各边职役，五十罢见役别叙，杖罪并罢职役不叙。《清律》规定：“凡内外大小文武官犯公罪，该笞者，一十罚俸一个月，二十、三十各递加一个月，四十、五十各递加三个月，该杖者，六十罚俸一年，七十降一级，八十降二级，九十降三级，俱留任，一百降四级调用”。又云：“凡进士、举人、贡、监、生员及一切有顶戴官，有犯笞杖轻罪，照例纳赎，罪止杖一百者，分别资参除名，所得杖罪，免其发落”。

官当的形成

官当现象在中国的出现和发展决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有其深厚的文化根源的，是历史文化的必然。它因儒家“亲亲尊尊”、“君君臣臣”的等级观念而生，同时也为维护社会等级秩序，宣扬和发展儒家等级文化起到了重要作用。可以说，官当等官吏特权现象本身就是儒家文化的组成部分。

官当与“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礼法等级观念有着密切的历史渊源。礼和刑是古代中国法制的两大组成部分，它们所强调的就是人的贵贱尊卑的差等。《礼记》有云：“夫礼者所以章疑别微以为民坊者也，故贵贱有等，衣服有别，朝延有位，则民有所让。”《荀子》曰：“礼之生为贤人以下至于庶也。”礼之等级明显可辩。关于刑，荀悦有云：“礼教荣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朴以加小人，治其刑也。君子不犯辱，况于刑乎？小人不忌刑，况于辱乎？”贾演曰：“君之宠臣虽或有过，刑戮之辜不加其身，尊君之故也，此所以为主上豫远不敬也，所以体貌大臣而厉其节也。”官吏贵族纵有违法，不用刑制跃然可见。所以，荀子在《富国篇》论曰：“由士以上则必以礼乐节之，众庶百姓则必以法数制之。”这种礼法等级制度，正是官当现象出现的文化背景。进入春秋阶段以后，“礼崩乐坏”，法家崛起，主张法制，于是“法布于众”，“范天下不一而归于一”，官吏不能再置身于法外，但由于礼法观念的深远影响，法家“刑无等级”终不能实施，议请，当赎等作法自然而生。

官当是儒家思想影响法律的直接产物。在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过程中，法家思想逐渐成长起来，并在中国历史上一度成为统治思想。秦朝重视法制并不等于重视法学，它严刑峻法、横征暴敛、滥用民力，实施高压专制统治，很快被西汉所取代。西汉王朝鉴于秦之的教训和经济凋敝的情况，首先采取了黄老思想，主张约法省刑，清静无为，以休养生息。但道家思想过于消极，不利于巩固中央集权，到汉武帝时，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黩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开始确立起来。儒家思想就其渊源而言，可以上溯到殷、周“天命神权”和“礼治”，因春秋战国的“礼崩乐坏”而试图修之而产生。但汉的儒家思想已远远超出了孔孟所主张的“礼治”、“仁治”、“德治”的范围，它经荀子的发展，已不再强调维护贵族世袭特权的旧礼，而是倡导适合封建地主阶级需要的、维护封建官僚等级制度的新礼。荀子曰：“隆礼至法则国有常”，“治之经，礼与刑”，儒家开始吸收法家的观点，主张“礼”、“法”并用，维护统治。到董仲舒时期，儒家思想已吸收了法、道、阴阳五行等多派思想，形成了完全为封建统治服务的完整思想体系。这种思想的核心就是“尊卑长幼之序”，宗法、皇权、纲常、忠义等等，无不打着等级特权的烙印。这种思想占据统治地位的第一个表现就是影响法律。法为儒用，法必然是维护等级特权的法。董仲舒认为：“圣人之性”，“承天意，以成民之性为任者也”；“中民之性”，“厚其德而见报简其刑”；“斗筲之性”，“民者，瞑也”，“发刑罚，以立其威”。人有差等，礼刑有别，用刑不一，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官当的出现是必然的。汉朝法制从立法到司法的儒家化，是官当出现的直接原因。

官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广为流传的主导型文化。在国际上，儒家文化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文化讲究等级特权，坐在等级特权顶峰的就是皇权。马克思在《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一文中指出：“就像皇帝通常被尊为全国的君父一样，皇帝的每一个官吏也都在他所管辖的地区内被看作是这种父权的代表。”官吏是天上的星宿下凡，他们是圣人，是立法者，司法者，即或有罪，也可以教化明理，而不必加于刑。这种观念本身就是儒学所倡导的。官吏受儒学蔽护，势必竭力鼓吹维护儒学，儒家文化自然久盛不衰。在这种相互作用中，逐渐形成了官僚吏制与儒家文化千丝万缕的联系，议请、当赎、减免自当是儒家文化的“精髓”所在。

三 确立重罪十条

重罪十条始于北齐律（北朝），它是将危及封建国家根本利益的十条最严重的罪名，集中置于律首，以强调这十种犯罪是打击的主要对象。北齐律所规定的重罪十条：“一曰反逆，二曰大逆，三曰叛，四曰降，五曰恶逆，六曰不道，七曰不敬，八曰不孝，九曰不义，十曰内乱。其犯此十者，不在八议论赎之限”。隋唐直至明清封建法典所规定的十恶，就是在此基础上稍加损益而成的。

1、“重罪十条”是《北齐律》中规定的对十种最严重的犯罪予以严厉制裁的制度，在此之前，就已相继出现在秦汉的律令当中。北齐统治者在总结历代封建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将统治阶级认为危害国家根本利益和统治秩序最严重的犯罪集中概括为十种，称为“重罪十条”，置于法典的首篇《名例律》中，作为封建法律重点打击的对象。

2、这十种犯罪是：“一曰反逆，二曰大逆，三曰叛，四曰降，五曰恶逆，六曰不道，七曰不敬，八曰不孝，九曰不义，十曰内乱。”

犯此十条者，不仅要处以最严厉的刑罚，而且不得适用“八议”和赎刑的有关规定。

3、从“重罪十条”的内容看，主要包含两大罪行：一类是严重危害皇帝的人身安全、个人尊严及威胁统治秩序的犯罪行为，另一类是严重违背封建伦理道德和社会秩序的犯罪行为。把这两类行为列为重罪予以严惩，目的在于维护封建王朝的专制统治和封建的伦理道德、家族制度以及与之相应的社会秩序。

4、“重罪十条”自北齐确立以后，对后世封建立法影响极其深远。隋唐律在此基础上发展为“十恶”定制，并为宋元明清历代所承袭。

四 准五服以制罪

所谓“准五服以制罪”是指九族以内的亲属之间的相互侵害行为。“五服”制度是中国礼治中为死去的亲属服丧的制度。“五服”是指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五服制罪原文是“准五服以制罪”，就是按照五服所表示的亲属关系远近及尊卑，来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本质是维护家族的等级制。

晋制《晋律》时，第一次将礼中的“服制”列入律典中，作为定罪量刑的原则。“五服”，即以丧服为标志表示亲属间血缘亲疏及尊卑，共分五等，故称“五服”。

“准五服以制罪”的原则是：服制愈近，即血缘关系越亲，以尊犯卑者，处刑愈轻；相反，处刑愈重，服制愈远，即血缘关系疏远者，以尊犯卑，处刑相对加重；以卑犯尊，相对减轻。

6. 我国古代最早刑法是谁发明的什么朝代建立的

1、禹刑。具体是谁参与制定，已经不可考。
刑法起源有这样的说法，"刑始于兵而终于礼"。这是对中国古代法独特发生路径的经典概括。在部族战争中产生的暴力行为方式作为刑罚,规范己方的军事行为,维护己方的军事利益,是为军事刑法。而这种暴力方式引入到日常生活中,即通过刑罚惩罚犯罪确立正确的行为规范,是为刑法。
2、出处：《禹刑》仅见于《左传》昭公六年。晋国的叔向在抨击郑国子产“铸刑书”时提到：“夏有乱政，而作禹刑。”
3、释义：指的是夏朝的刑法，也是夏朝刑法的总称。
4、内容:禹刑的具体内容已经无从考证，汉代以后的典籍说夏朝的刑条很多，东汉郑玄说：“夏刑，大辟二百，膑辟三百，宫辟五百，劓、墨各千。”已经有了“五刑”。也就是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说的，奴隶制五刑法——墨、劓、刖、宫、大辟。
分别指的是，在脸上刺字、挖掉鼻子、剜掉膝盖、毁掉生殖器（男为去势；女为幽闭）、死刑。这种对人的肉体进行残忍惩罚的，统称为”肉刑“，在汉朝时期被逐渐废除（除了死刑），五代时期又逐渐兴起。
5、发展：夏——《禹刑》是夏朝法律的名称，性质相当于现代的刑法典
商——《汤刑》是继夏而起的商朝在开国之初制定，在立法思想上是《禹刑》的继承和发展，罪例有三百条，最重的刑例是不孝。
西周——《九刑》是西周时期成文刑书的总称，全书共分9篇。九刑基本沿袭商朝的五刑制度，又增加了赎、鞭、扑、流等四种刑罚，称以上的九种刑罚为为西周的九刑。
5、参考资料：
http://ke..com/view/489014.htm
http://ke..com/link?url=9v_OGUZC1n3czkxa
http://..com/link?url=eYb5BpSOEpm7Jp6JF93fknXvpmDl9_UymOdmE0mkzjDFxu2vtJ_xair__mPBLN1VyQU8OmW

7. 中国大陆刑法典从清代到现在有哪些

1、清代《大清新刑律》

《大清新刑律》于1908年完成，但由于守旧派的反对，直到1911年1月25日才公布。不久清王朝即告覆亡，该律并未施行。它采用资产阶级的刑法体例、刑罚制度和刑法原则。在刑法体例方面，分总则、分则两篇。

在刑罚制度方面分主刑、从刑两种，主刑包括死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罚金；从刑包括褫夺公权和没收。 在刑法原则方面，采用了资产阶级的罪刑法定主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此外，还根据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的新情况，规定了有关妨碍国交、妨碍选举、妨碍通讯、交通以及妨害卫生等方面的犯罪。

2、北洋政府《暂行新刑律》

《暂行新刑律》是北洋政府成立之初对《大清新刑律》稍加删改而制定的刑事法规，于1912年4月30日颁行，内容与《大清新刑律》基本相同。

1912年3月，袁世凯发布命令：“所有从前施行之法律及新刑律，除与民国国体抵触各条应失效力外，余均暂行援用。”此处所指“新刑律”，即清末修律公布之《大清新刑律》。据此命令，北洋政府法部随即拟定《删修新刑律与国体抵触各章条等并删除暂行章程文》，并附列删除各章条目，经呈袁世凯批准，并通令各司法衙门遵行，是为《暂行新刑律》。

后1914年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以“重典”威慑人民，颁布《暂行新刑律补充条例》15条，增设了一些罪名，并加重了原来的许多刑罚。此外，北洋政府还在1915年和1918年先后拟定了两次刑法修正草案；但均未颁行。

3、国民政府1928年《中华民国刑法》

该刑法分为总则和分则两编，共48章，387条。1935年1月1日又公布了经过修改的刑法,即所谓新刑法。其中总则编12章99条,分则编35章258条。

列举了诸如窃盗、杀人等罪名，并针对各罪内容特别规定。学说上一般把刑法分则按照侵害法益的不同分为国家法益、社会法益和个人法益数部分；在个人法益方面又常再细分为生命、身体法益、自由法益和财产法益等。

原则上本法总则部分的规定适用於所有法律的刑事规定（其他法律的刑事规定称附属刑法，即刑法以外之特别刑法），在分则的部分则列举了基本的刑事处罚规定。

4、国民政府1935年《中华民国刑法》

新刑法标榜“从轻主义”,对一般轻罪的处罚比旧刑法规定的有所减轻,但对于所谓触犯反动统治秩序的行为则从严、从重处罚。

同时吸取了德、意、日帝国主义国家刑事立法政策中所谓“社会防卫主义”和“主观人格主义”精神，宣称犯罪原因在于人的生理素质和心理因素，主张应以主观的犯罪动机，而不是以客观的犯罪事实作为定罪量刑的根据。

对所谓“内乱罪”以及“外患罪”、“杀人罪”、“强盗罪”等“危险极大”者，皆规定了惩罚“预备犯”、“未遂犯”和“阴谋犯”的条款。

特别增加了“保安处分”专章,对于所谓有犯罪行为或有“犯罪嫌疑”“犯罪危险”的人,可以借口预防“犯罪”或“再犯罪”,实行“社会防卫”手段,令其入感化教育处所。

5、新中国1950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大纲草案》

在 1950 年，我国就在原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的主持下进行了刑法典的起草准备工作。刑法大纲草案是对新中国各项法律的高度概括，是日后刑法修订的基础

6、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是用刑罚同一切反革命和其他刑事犯罪行为作斗争，以保卫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保护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的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维护社会秩序、生产秩序、工作秩序、教学科研秩序和人民群众生活秩序，保障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8. 中国古代的刑法

你好,最残酷的是一种叫檀香刑的,把人用一个檀香木经过特殊处理后从后门插入从后颈穿出,但却用人参等高级补品维持着生命,要好几天才折磨死,那种痛苦据说比地狱还惨.

9. 中国古代的法律！最好是隋唐两宋南北朝！古代犯故意杀人罪怎么判！（要原话，文言文）！

《唐律疏议．贼盗律》规定：“诸谋杀人者，徒三年；已伤者，绞；已杀者，斩；诸谋杀制使，若本属府主、刺史、县令及吏卒谋杀本部五品以上官长者，流二千里；诸谋杀期亲尊长、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父母者，皆斩；诸部曲、奴婢谋杀主者，皆斩。”

《唐律疏议·斗讼律》规定：“诸斗殴杀人者，绞；以刃及故杀人者，斩；诸误杀人者，减斗杀一等；诸以力共戏杀人者，减斗杀二等；诸过失杀伤人者，各以其状，以赎论(谓耳目所不及，思虑所不致；共举重物，力所不致；若乘高履危足跌及因击禽兽，以至杀伤之属，皆是)。”

《唐律疏议》 原名律疏，是东亚最早的成文法之一。唐朝刑律及其疏注的合编，亦为中国现存最古、最完整的封建刑事法典，共三十卷。唐代在量刑的规定上区分了故意犯罪和过失犯罪，一般故意犯罪处刑从重，过失犯罪处刑从轻，这表明唐律已经注意到行为人的心理动机对于量刑的影响。同时结合六杀理论的出现，表明唐代刑法的完备和立法技术发展。

10. 中国历代刑法

到底中国历史上有哪些著名的酷刑，又是怎麼执法呢？今天要来为大家介绍，真的光看就腿软！

◎剥皮

历史上最爱搞剥皮的人是明太祖。由於他是贫民出身，最恨贪官污吏，一旦被他抓到贪污，下场通常就是剥皮，他即位之初，曾抓到一对父子贪污，震怒之下，下令剥皮。皮剥下来之后制成两面鼓，挂在衙门口，以昭炯戒。

「剥皮实草」则是后来的事，并且有规定，贪污多少两银子以上就处以此刑。最早的剥皮是死后才剥，后来发展成活剥。剥的时候由脊椎下刀，一刀把背部皮肤分成两半，从这里撕开，慢慢用刀分开皮肤跟肌肉，像蝴蝶展翅一样的撕开来...

◎腰斩

电视上的包青天，开铡的时候我们看到的都是把人头塞进去，刀起头落，彷佛中国式的断头台。但是根据历史上的记载，包青天那三把铡刀其实是腰斩用的，也就是一刀下去，就要把人分成两段。

由於腰斩是把人从中间切开，而主要的器官都在上半身，因此犯人不会一下子就死，斩完以后还会神智清醒，得过好一段时间才会断气。

明成祖杀方孝孺就是用腰斩，传说一刀下去之后，方孝孺还能以肘撑地爬行，以手沾血连书「篡」字，一共写了十二个半才断气，大家可以算算看一共要多少时间，而这段时间受刑人又得受多少苦痛。

◎五马分尸

五马分尸很简单，就是把受刑人的头跟四肢套上绳子，由五匹快马拉著向五个方向急奔，把人撕成六块。不要以为这没什麼，要把人的头跟四肢砍下来都得花不少力气，更何况是用拉扯的。而受刑人身受的苦处更可想而知。真到撕开的时候，恐怕受刑人已经不会觉得痛苦。痛苦的是正在拉扯的时候。

另外常听到的「大卸八块」，通常是把人杀死以后，才把人的头、手脚剁下来，再把躯干剁成三块。不过历史上有一段记载，恐怕比大卸八块还惨。

汉高祖死后，吕后把他的宠妾如意夫人抓来，剁去手脚，割掉鼻子耳朵舌头，眼睛挖出，丢在猪圈里餵养，取名「人彘」。结果吕后自己的儿子看到，给活活吓死...

◎凌迟

说到凌迟处死，那可就不简单了。以前听人家骂「杀千刀的！」意思就是诅咒这个人给凌迟处死。最早是把人杀死之后再剁成肉酱，称为「醢」，受过此刑的记得有子路，还有周文王的长子伯邑考。

后来发展更加精细，目的还是要让犯人受最大的痛苦，因此不但是活的时候施刑，还要求受刑人必须身受多少刀以后才死。

据说发展到后来，每次凌迟要由两个刽子手执行，从脚开始割，一共要割一千刀，也就是要割下一千片肉片才准犯人断气。而据说犯人若未割满一千刀就断了气，刽子手也要受刑。

◎缢首

在国外，绞刑是普遍使用的刑罚。在国外来说，多半是使用绞刑台，绞刑台的构造是在受刑人脚站的地方有个活门，等绳子套好，活门一开，受刑人就两脚悬空。

不过这样子处死的受刑人通常不是窒息而死，而是因为颈椎被拉断了，因此不会死得太痛苦。三毛就是这样自杀的，据说这样子自杀，只需要13公分的空间就足够把颈椎拉断。不过，中国人就没那麼人道了，中国人的绞刑是用弓弦缢杀..就是把弓套在受刑人脖子上，弓弦朝前，行刑人在后面开始旋转那张弓。弓越转越紧，受刑人的气就越来越少，最后终於断气...

◎请君入瓮

「请君入瓮」这句成语也是从酷刑来的..那是唐朝时代，武则天当皇帝的时候，朝中有位酷吏叫来俊臣，崇尚严刑峻法，对不肯招供的犯人往往以酷刑对待。

方法是找个大瓮，把人塞进去，然后在瓮下面用柴火加热。温度越来越高，受刑人也越来越受不了，如果不肯招供的话，往往就被烧死在瓮里...

后来武则天听说了这件事，就把来俊臣找来，问他犯人不肯招供要怎麼办？

来俊臣很得意的把这个方法说了出来，武则天就淡淡的说了句：「则请君入瓮」，把来俊臣烧死...

◎阉割

谈酷刑，大概绝对不能不谈阉割。而中国的历史上，有关阉割的东西可以写成一本书。阉割的历史非常久远，有简单的有复杂的。

简单的就像阿拉伯人，只要犯了强奸罪，人家就会帮你准备一块木坫，叫你把小弟弟搁在上头，然后一斧头剁掉。

复杂的就像中国人，由於代代都要靠宦官来服伺后妃（以免皇帝戴绿帽子），所以阉割的历史久远。中国人的阉割可讲究了。

首先要拿绳子把小弟弟绑起来（包括子孙袋）让血液不流通，自然坏死，然后拿利刃一刀子割掉（全部喔！不是只有小弟弟）。

割掉了以后拿香灰一盖，止血，还得拿根鹅毛插在尿道里。等过了几天把鹅毛拿掉，如果尿得出来，阉割就算成功了。要是尿不出来，这个人就算废了，大概最后会死於尿毒症吧。所以如果是要阉来当宦官的话，最好趁年纪还小就阉掉，年纪大了危险性高很多。

◎刖刑

关於刖刑，大家的说法不太一样。有人说是把膝盖以下都砍掉，也有人说是把膝盖骨削掉，以后者比较可信。总之，刖刑是一种类似截肢的酷刑。

战国时代，孙膑受师兄陷害，受的就是刖刑。听说他名字本来叫孙宾，受刑之后，才改为孙「膑」。如果是把膝盖骨削掉，大腿小腿之间失去了保护，这个人可能连站都站不起来，要出入行走都得靠拐杖。

◎插针

用插针当酷刑？没错，人身上有几个地方，针插下去可是会哭爹喊娘的。插哪里呢？插手指甲缝。俗语说：「十指连心」，被针插进指甲缝可会痛得椎心刺骨，不信你试试看。

以前这招也是用来逼供的，不知道为什麼，特别喜欢用在女生身上，有可能是因为女生的忍耐力比较差吧。不过也听说女生耐痛的能力比男生强，生孩子那种痛都撑得过来，男生绝对没办法。

这种酷刑很早以前就有人用了，很多笔记、小说里面都有提过。而且现在还有人在用。

◎活埋

活埋是战争时常用的手段。因为省力，速度也快。对日抗战时，日军就常用这招，另外一些第三国家的游击队也常用，所以常常有新闻报导在什麼地方又发现千人冢....

中国的酷刑中，活埋古已有之。过没听过有什麼名人受过这种刑罚。比较狠一点的，会把人直挺挺的埋在土里，只露出一颗头，然后开始凌虐..

◎服毒

服毒大概算是酷刑之中唯一比较人道的方式..中国古代的毒药中，最有名的应该是「鸩」这种毒药，成语中的「饮鸩止渴」便是源自於此。

据说这是一种鸟，鸟的羽毛含有剧毒，只要把羽毛泡在酒里，立成毒酒，饮之立毙。其次应该就是砒霜。这种毒药中外皆有使用，以前拿来毒老鼠，当然，要人死也是很好用的。而且据说砒霜没有什麼特别的气味，长期少量加在饮食中人注意不到，自然一步步被毒死....

◎棍刑

这里要说的棍刑，不是用棍子打人。
这里说的棍刑，是拿根棍子直接从人的嘴里插进去，整根没入，穿破胃肠，让人死得苦不堪言。历史上没有看过用这种刑罚的记载，不过金庸小说「侠客行」里有提到，还给这种酷刑起了个美名叫「开口笑」。
另外红楼梦里，尤二娘「吞金」自杀，就是类似的原理，利用金子的重量，吞进去之后，也是穿破胃肠而死。

这种酷刑还有变形，就是对待淫妇用的「木马」。（满清十大酷刑那部电影里有）也是拿根木桩，从下体插进去，由於木桩在木马上，人又坐在木马上，身体的重量会往下落，木桩便会慢慢穿入，也让人死得很惨...

◎锯割

把人用铁锯活活锯死，其惨状似乎与淩迟、剥皮也在伯仲之间，难怪在地狱酷刑中，就专门有把人锯开的酷刑。锯割刑罚的惨像，千百年来在人们心中形成一种十分恐怖的阴影，使人畏惧震惊。

◎灌铅

这种酷刑，就是用铅或锡灌入受刑人的肠子里，锡的熔点是摄氏二三二度，铅的熔点是摄氏三二七点四度，无论灌锡或灌铅都能把人烫死。而且溶化的锡或铅一入肚腹就会凝固成硬块，这种重金属的坠力也能致人死命。

◎梳洗

这里说的梳洗并不是女子的梳妆打扮，而是一种极残酷的刑罚，它指的是用铁刷子把人身上的肉一下一下地抓梳下来，直至肉尽骨露，最终咽气。梳洗之刑的真正发明者是朱元璋。

实施梳洗之刑时，刽子手把犯人剥光衣服，裸体放在铁床上，用滚开的水往他的身上浇几遍，然后用铁刷子一下一下地刷去他身上的皮肉。就像民间杀猪用开水烫过之后去毛一般，直到把皮肉刷尽，露出白骨，而受刑的人等不到最后早就气绝身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