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依法治国案例
1. 如何实现依法治国，以聂树斌案为例
一、聂树斌案改判无罪具有重大意义，堪称我国刑事司法历史中一个里程碑式的案件
首先，聂树斌案改判无罪是我国全面依法治国的时代背景中实现的。案件从2005年王书金出现、聂树斌母亲张焕枝不断申诉，到最高人民法院指定异地复查、听证、决定再审到最终宣判，虽然步履艰难，但始终在向正确的方向推进。冤错案件严重侵犯公民合法权益，严重损害司法公正，严重影响法律尊严。中央政法委于2013年7月出台《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指导意见》；2014年10月中央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健全冤假错案有效防范、及时纠正机制”，要求完善再审制度，解决再审启动难、改判难问题。没有这些重要精神和刑事诉讼制度的不断完善，聂树斌案改判是不可能的。此案是我国全面依法治国过程中的刑事司法制度走向文明的代表性案例。
其次，聂树斌案再审无罪，彰显了我国最高司法机关重塑司法公信力、纠正冤假错案的坚定决心，以及敢于直面错案疑案的精神。最高人民法院及负责复查的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案件承办人多次表示，聂树斌案件的复查、再审要经得起真相与历史的检验。正义也许会迟到、但从不缺席。改判体现了一种审慎的司法观念。虽然聂树斌已无法复生，但今天的改判是对其家人多年不懈努力付出的慰藉。
再次，聂树斌案再一次为“疑罪从无”的刑事诉讼原则作了有力的背书。据统计，党的十八大以来，近三十余件重大冤假错案得到纠正，许多案件是按“疑案从无”的原则改判的。“疑罪从无”是人权保障理念的内在要求，是程序法治原则的重要体现，是遵循司法规律的必然要求，也是防范冤错案件的唯一选择。聂树斌案案发时间长、证据灭失多，查清事实和证据的难度极大。在案件复查过程中存在多种不同意见与观点。从公布的现有证据来看，既不能证明王书金是真凶，也不能否定公安机关认定聂树斌具有作案嫌疑的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坚持“疑罪从无”改判无罪，为未来的司法活动提供了准则和标杆。
第四，聂树斌的复审、改判体现了最高人民法院中立裁判、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坚定立场。现代刑事司法体系以审判为中心，人民法院坚守司法中立，树立司法权威。聂树斌案长期以来受到社会、媒体和法律学术界的关注，舆情复杂多变。无论舆论如何，审判活动关注的核心始终是证据和事实。最高人民法院在指定异地复查、再审过程严谨、审慎，坚持证据裁判，对案件保持了超然和客观的态度,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公正无私、不偏不倚、居中裁判。
二、聂树斌案改判过程中旨在保障程序正义的各项制度探索，为公正司法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首先，最高人民法院直接提审是使案件迈向公平正义的重大程序推动。提审作为人民法院审判监督的一种方式，法律有明确规定,但实践中由最高人民法院提审的已经二审终审的刑事案件为数不多,足见其对提审案件慎之又慎。最高人民法院直接提审本案，是对此案迈向公平正义的重大程序推动，也是对民声民意、社会关切的有效回应。
其次，最高人民法院指定异地复查案件，有效避免了自错自纠和久拖不决。因聂树斌案在河北省一审、二审，被告人家属多年申诉无果。最高人民法院指定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复查，这在我国刑事诉讼历史上非常罕见。聂树斌案被异地复查，最大程度保障了复查的公正性和公信力。聂树斌案开启了疑案异地复查的先例，指出了冤假错案纠偏的示范路径。
再次，复查、再审环节充分保障当事人参与权、阅卷权和公众知情权，召开听证会等有益形式，为处理社会有广泛影响的重大案件提供了很好的参照。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案件复查过程中，充分保障代理律师阅卷权，确保其能够完整复印、拍摄聂树斌案及与之紧密相关的王书金案卷宗。举行聂树斌复查工作听证会也是一种有益的制度创新。听证会邀请了专家学者、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法院监督员、妇女代表和基层群众代表等广泛参与，检察院派员监督，法院官方微博全程图文直播,听证人员填写不记名意见表等做法，都体现了处理重大、复杂疑难案件的法治思维和法治精神，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来实现公平正义，“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三、总结聂树斌无罪案的沉重教训，完善刑事冤错案件预防与纠错制度
刑事误判、错案的后果极为严重，不仅会对那些被错误定罪的人及其家庭造成严重伤害，也会对司法公信力乃至国家形象造成严重伤害。特别是对错杀、冤杀的情况，其代价是无法挽回的。聂树斌案无罪案，再一次警示严格规范司法的重要性。
首先，要坚持从司法规律出发贯彻落实刑事诉讼制度，消除冤错案件发生的土壤。
聂树斌案的出现，固然有着上世纪90年代办案科技力量不足、水平有限、执法规范化建设欠缺等方面的原因。但是任何时期发生冤错案件，都同样是一个悲剧。查办该案过程中存在的不当、错误的执法理念、执法方式都值得再次反思。如原判对聂树斌案定罪主要依据是聂树斌本人口供，凸显了口供为中心的办案思路和“笔录中心主义”的证据审查模式。以2012年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和“两个证据规定”的出台为标志，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确立了保障人权、疑罪从无、证据裁判、从严掌握死刑案件证据标准等原则和制度。但是，在当前司法实践中，依旧存在着过于重视口供、有罪推定，甚至刑讯逼供、变相刑讯逼供等不当理念和行为，应当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不再制订“命案必破”等可能导致司法不公，违反司法规律的不合理考核指标，防止因急功近利追求办案效率而造成冤错案件。
其次，以聂树斌案的平反为契机，推进完善刑事案件纠错机制，完善审判监督程序和证明标准体系。
聂树斌案虽然平反了，但是应该看到，这起案件平反的原因是偶然的，是王书金这个“真凶”或者“疑似真凶”落网、招供，并进入舆论视野后才成为一起备受关注的案件。而无论是此案“真凶落网”还是其他案件“死者复活”，都是小概率的事件。然而，刑事错案的纠正不能依赖“偶然”。要明确推翻有罪生效裁判的证据标准。从“有错才纠”走向“有疑即纠”。“有错才纠”是目前我国司法在再审程序上的基本观点，其对于再审启动条件的要求极高。而“有疑即纠”对于再审启动条件的要求显然降低。聂树斌案成为多年的“疑案”，在复审、听证阶段控辩双方存在的分歧主要是证据的证明标准问题，应当明确“疑罪从无”的“疑点”需要证明到何种程度即可作为无罪处理。为确保有错必纠，要充分保障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诉讼权利。查阅聂树斌案完整卷宗，一直成为困扰该案代理律师的最大难题，当事人、辩护人依法享有的阅卷权等程序性权利要充分保障。对于重大、有社会影响力的案件，要将听证程序进一步规范化、常态化，保障公众知情权。
再次，正视和正确认识冤错案件的存在，特别是疑罪从无案件，要“权责统一”明晰错案责任，完善司法责任制。
“刑事司法的最高境界是无冤”。但是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完全避免冤错案件几乎不可能。例如在美国，根据密歇根大学法学院的统计，1989年到2013年之间，至少有1188名曾经被判处有罪者因出现新证据被改判无罪，每年约60-80名服刑犯人被改判无罪，但这只是冰山一角。对于保留死刑的我国和美国等，都存在着错杀的可能。而凶杀、强奸等特定犯罪在冤案中占有相当比例。对于冤错案件，追责程序是督促和预防冤错案件的制度保障，同时“权责统一”是现代法治的重要标志,其基本要求就是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失职要问责、违法要追究。对冤假错案的追责,要公开透明,主动回应社会关注。冤假错案的追责同样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明晰责任。
望采纳我的回答。
2. 新时代推动法治进程2021年度十大案件都有哪些
一、赖小民受贿、贪污、重婚案这是金融领域一起触目惊心的腐败大案，赖小民，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原董事长，2021年1月5日，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贪污罪和重婚罪判处赖小民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经司法机关最终认定，从2008至2018十年时间里，赖小民收受、索取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7.88亿元，是迄今为止人民法院受理的职务犯罪案件中受贿数额最大的贪官。
赖小民不但受贿数额特别巨大，而且犯罪情节特别严重，具有主动向他人索取贿赂等多项依法从重情节，赖小民的绝大部分受贿行为发生在党的十八大之后，属于典型的不收敛、不收手，顶风作案，犯罪行为的社会影响特别恶劣。
为了满足个人的贪欲，赖小民违背国家政策，参与一些明令禁止国有金融机构涉足的项目，最终导致一些巨额投资放债业务出现问题，资金难以收回，对国有金融企业的经营管理秩序造成严重侵害，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和金融风险，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
二、侵害英烈名誉、荣誉刑事第一案
中国西部边陲，喀喇昆仑高原，2020年6月，外军公然违背双方协定，悍然越线挑衅。陆军某边防团团长祁发宝带领几名官兵据理交涉，遭到了对方的暴力攻击。面对数倍于己的外军，祁发宝和战友们与对方展开殊死搏斗，誓死捍卫祖国领土主权，祁发宝身负重伤，营长陈红军以及战士陈祥榕、肖思远、王焯冉英勇牺牲、以身殉国。
2月20日，网名“辣笔小球”的犯罪嫌疑人仇子明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
以往对于此类案件大都是追究民事责任，2021年3月1日生效的《刑法修正案（十一）》，专门增设了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标志着我国在英雄烈士名誉、荣誉保护方面民事、行政、刑事三个层级的规制措施全面建立。“辣笔小球”案成了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设立后的全国首案。
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法院刑庭庭长 杨浩：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人民群众对于这个行为的反应非常强烈，可谓是群情激愤，我们认为这样的行为是完全符合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犯罪构成的。
三、“10·18”特大跨境电信诈骗案
一个电话、一条短信，或冒充客服退货退款、或冒充公检法人员威吓哄骗、一次“中奖”带来了一连串陷阱、甜言蜜语背后暗藏着凶险的“杀猪盘”，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套路层出不穷，屡打不绝。电诈“毒瘤”、民之公敌；铲除公害，民之所盼。
猛药去疴、重拳生威，“10·18”系列案件审判的从严从重、依法严惩，有力震慑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彰显了司法为民、除“骗”务尽的立场与力度。
四、百香果女童被害案
这是一起让人不忍重提却又难以释怀的侵害未成年人凶案。广西钦州灵山县小学生杨晓燕，遇害时年仅10岁，人们痛惜地把她叫做“百香果女童”。
2018年10月4日中午，晓燕独自在家附近售卖百香果，正当她走在回家的小路上，一双邪恶的眼睛盯住了晓燕。
案发第二天，面对警方的询问，杨光毅拒不承认自己作案。案发两天后，杨光毅在其父亲的陪同下到灵山县公安局伯劳派出所自首。
2019年7月12日，钦州中院以强奸罪一审判处杨光毅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杨光毅不服，提出上诉。2020年3月25日，广西高院作出二审判决，改判杨光毅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依据是杨光毅投案自首，可以依法从轻，改判死缓。
二审改判后，一石激起千层浪，百香果女童遇害案引发公众热议，如果恶魔可以因为自首而被法律宽恕，那如何依法保护未成年人？
杨家共有五个孩子，晓燕的父亲在她一岁时因见义勇为离世，全家六口人的生活一直靠母亲打零工勉强支撑，丧女之痛与改判结果，让晓燕的母亲无法接受，于是委托律师向广西高院提起申诉。
正义不可缺席，罪刑终有法定。2020年5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对杨光毅强奸一案调卷审查，经过近6个月的依法审查，2020年11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再审决定，指令广西高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再审。
最高人民法院复核认为，原审被告人杨光毅犯罪动机卑劣，犯罪手段特别残忍，犯罪情节特别恶劣，危害后果特别严重，既违国法，又悖天理，更逆人情，虽有自首情节，不足以对其从宽处罚。
五、中国证券集体诉讼第一案
2018年10月16日，一篇揭露康美药业货币资金造假的文章出现在网上，康美药业股票当天盘中触及跌停，之后连续三天跌停，市值腰斩，数万名股民血本无归、欲哭无泪。
上市公司财务造假是证券市场的一颗“毒瘤”，严重伤害广大股民的合法权益，危及市场秩序和金融稳定发展。此前，对于此类行为的行政处罚只能处以几十万的顶格罚款，如此恶劣的造假，违法成本却极低。
但公正不会一直缺席，这一次被割的不再是“韭菜”，财务造假者自己终于躺在了砧板之上。
2021年11月12日，随着广州中级人民法院的法槌敲响，长达近三年的康美药业财务造假案当庭宣判，康美药业等相关被告承担投资者损失总金额约24.59亿元，赔偿金额之高创下了国内A股市场同类案件之最。
六、民法典“自甘冒险”适用第一案
2020年4月20日，当时70岁的宋某与其他球友在北京某公园内进行羽毛球三对三比赛，激烈较量当中，周某杀球进攻、大力暴扣，宋某伸手举拍，防守未果，当场被羽毛球击中了右眼。
2021年1月1日，新中国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民法典》正式实施，2021年1月4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此案，这是民法典中“自甘风险”原则首次在庭审实践中应用，成了公众高度关注的焦点。
法院经审理认为，宋某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对抗性竞技比赛，应认定为“自甘风险”的行为，当庭判决，驳回了原告宋某的全部诉讼请求。
民法典实施一年来，一个个纸面上的法律走进日常生活成了裁判规范与行为准则，腹中的胎儿是否有继承权、高空抛物受害者如何维权、见义勇为是否会被讹诈，一个个鲜活的案例，彰显了民法典“民”字当头，以民为本，正在成为“百姓生活的网络全书”。
七、“人脸识别”第一案
“扫码”与“刷脸”现在已经是日常生活中的常态。2019年4月，浙江杭州市民郭兵花费1360元，购买了一张杭州野生动物世界“畅游365天”的双人卡，并确定以指纹识别方式入园游览。同年10月，园方将指纹识别升级为“刷脸”入园，并要求用户录入人脸信息，否则将无法入园。“刷脸”认证在大多数人看来就是对着手机点点头、眨眨眼的事儿，但郭兵认为人脸信息属于高度敏感个人隐私，野生动物世界无权采集，不接受人脸识别，要求园方退卡。园方则认为，从指纹识别升级为人脸识别，是为了提高效率。双方协商无果，郭兵一纸诉状将杭州野生动物世界告上了法庭。
2021年4月9日，备受关注的“人脸识别第一案”二审在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法院判定，杭州野生动物世界赔偿郭兵合同利益损失及交通费共计1038元；删除郭兵办理指纹年卡时提交的包括照片在内的面部特征信息，以及指纹识别信息；并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
杭州市中级法院主审法官韩圣超：法院是旗帜鲜明地提出，只有在消费者知情同意的前提下，经营者才能收集使用消费者的个人信息，而且必须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
八、吴春红申请再审无罪赔偿案
2020年4月1日是吴春红永生难忘的日子，这一天他被宣告无罪释放，从开始被羁押服刑到重获自由之身，已经过去了整整5612天。
2004年11月，河南省商丘市民权县两名幼童食物中毒、一死一伤，同村村民吴春红被认定为凶手。在此后的三年时间里，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三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吴春红死缓，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三次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2008年，商丘中院第四次开庭判处吴春红无期徒刑，从此，吴春红和家人走上了多方申诉的漫漫长路。
沉冤昭雪，无罪归来，尽管无妄的牢狱之灾已经结束，但失去自由的五千多个日夜、身心所遭受的痛苦煎熬，成为了吴春红难以愈合的创伤。2020年6月，吴春红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国家赔偿。
2020年8月，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国家赔偿决定书》，决定赔偿吴春红侵犯人身自由赔偿金194万余元，精神损害抚慰金68万元，并向吴春红赔礼道歉。
吴春红认为赔偿金额偏低，向最高人民法院递交了国家赔偿申请复议书。在冤错案件中，受害人最大的伤害来自精神损害，在中国法治进程中，一些“特例”的出现会为前路标注下鲜明的路标。2021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20）最高法委赔25号国家赔偿决定，将原来的68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提高至120万元。
九、种子套牌侵权纠纷案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种业知识产权保护事关国家粮食安全，事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党总书记强调，要把种源安全提升到关系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金地公司认为亲耕田公司的行为构成侵权，向法院诉请判令亲耕田公司停止侵权并赔偿经济损失300万元。亲耕田公司称其仅是向种子供需双方提供自留种子信息，由供需双方自行交易，并未销售被诉侵权“金粳 818”稻种。
亲耕田公司不服判决，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应认定亲耕田公司系交易的组织者、决策者，构成销售侵权，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帮助侵权予以纠正。亲耕田公司未获得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违法销售“白皮袋”种子，侵权行为情节严重，一审法院按照赔偿基数的二倍适用惩罚性赔偿正确，故判令驳回上诉
3. 中国古代依法治国的典型事例
1、商鞅变法
商鞅变法是战国时期一次较为彻底的封建化变法改革运动，顺应了封建历史发展的潮流，推动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转型，符合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大大推动了社会进步和历史的发展。通过改革，秦国废除了旧的制度，创立了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制度。
改革推动了秦国社会的进步，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同时，壮大了国力，实现了富国强兵。为以后秦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2、申不害提出，韩非加以发展的“术治”
术治的中心思想是“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韩非子·定法》）。他们认为“法”是公开的，“术”则是藏在君主心中、暗自运用的，君主掌握这种统治术，就可使“群臣守职，百官有常”，巩固统治阶级内部的秩序。这是保证“法”的实施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3、道家思想的“无为而治”
无为而治是道家的治国策略，所以治国是无为而治的第一应用。为了贯彻无为而治的方针 ，各级政府官员既要抛弃各种政绩主义和形式主义，也要抛弃“为人民谋幸福“、“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等仁政理念。
宽刑简政、轻徭薄赋、与民休戚，尽量靠万民的自为无为无不为，靠万民的自治无治无不治，自己做好必要的服务工作即可；同时有所为有所不为，充分信任和依靠下属，让下属去完成各项工作，自已主要做好识人用人的工作。
(3)2016依法治国案例扩展阅读：
早在公元前七世纪左右，管仲为齐国相，提出了“以法治国”的主张，他说：“威不两错，政不二门，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法治的信心。他凭借“以法治国”的治国方略，使齐国大治，“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管仲不仅强调“以法治国”，同时也注意建设道德体系，使法治与道德教化相结合。他以“礼义廉耻”为最基本的道德规范体系，并且上升到关系国家存亡的地位，他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从管仲起，到韩非综合法家思想提出“法、术、势”相结合的理论，历时已数百年。在这期间，法家的思想不断得到充实和发展，成为先秦最具代表性的法理学。
网络-商鞅变法
网络-无为而治
网络-术治
4. 有关依法治国重要意义的具体事例
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健全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促进市场经济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依法治国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和有力保障。社会主义法治作为社会主义民主的表现形式已当然地包含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之中，并且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法治在作用上是相辅相承的。
第二，依法治国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和推进器。
第三，依法治国是现代文明的标志和里程碑。
第四，依法治国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和必然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决定它必须是法治经济。市场主体的活动，市场秩序的维系，国家对市场的宏观调控，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巩固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的有效运作，市场对资源配置基础性作用的发挥，都需要法律的规范、引导、制约和保障。从西方国家的经验看，规范竞争行为的主要手段是法律手段而非行政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建立良好的法制首先是一种经济行为，它为市场经济的运行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规则，从而使市场行为得以在健康有序的基础上进行。所以，法制建设应当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5. 中国古代依法治国成功的例子
中国古代法治切切的说是启蒙于“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代。首先战国时，韩国国相专申不害教韩昭侯“属术治”，其时的“术治”即“法治”。韩非解说：“术者，因任而受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展示了“法治”实质为君主个人的集权统治，要求君主们要不择手段，以法律的威严镇压群臣百姓，以达到巩固王权统治，建立高度集中的封建集权国家的目的。其次在秦孝公时，商鞅携《法经》入秦，受到秦王的重视，先后两次在秦国主持变法。再次秦汉时期的黄老学一个主要特征是“守法而无为”，所谓“无为”，不是毫无作为，也不是漫无边际的放任，而是不超越既定的法律规定。“法”是“无为”的界限，而无为的“道”又是“法”的根源。所以，要求“法立而弗敢废”，就是指立法之后不轻易变更，要“循守成法”。 汉初统治者坚持黄老之学“赏罚信”的思想，主张严格执法，即使皇帝也只有“执道生法”的权力，而不得犯法。汉文帝就是一位不以个人意志破坏法律规定而“循守成法”的皇帝。
6.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关系的实例
法治之法必须是符合最基本道德规范的普遍善良之法，而不是脱离道德以外的法律；以德治国（德治）的道德必须是以现代的道德观为基础的，而不是我国传统的道德为基础。在法治的原则之下以现代的道德观念为基础的德治是统一的，二者具有互补性和不可替代性。
1、依法治国需以以德治国为基础。
这首先是因为道德是立法的基础，重要和基本的道德规范是法律规范的主要来源之一，先进的道德规范是法律规范的主要价值目标之一，良好的道德规范是评价法律规范善恶的主要标准之一。
其次是因为道德是执法的基础，法律规范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模糊性，能否公正地、准确地把握立法宗旨，取决于执法者的素质；执法者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能否恰当地运用这一权力，则取决于执法者的素质。
2、以德治国需以依法治国为补充与保障。
以德治国着力于通过提高人的内心觉悟和建设人的动机文明，来端正人的文明行为；依法治国则着力于通过约束人的外部行为和建设人的行为文明，来开掘人的内心文明。
以德治国着力于建设个体文明，通过榜样的力量促进社会主义群体文明水平的提高；依法治国则着力于建设群体文明，通过群体文明的提高，防范、震慑个体的越轨行为。
(6)2016依法治国案例扩展阅读：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重要意义
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不断探索和总结历史经验基础上做出的重大理论创新，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性认识的升华，是我党在新形势下对执政治国经验的最新总结。
认真学习领会和贯彻落实江总书记的这一重要思想，对 于开创让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7. 关于依法治国的案例
案例一：江西赣南某贫困县，年财政收入不到一亿元。十五年里，换了四任书记县长，新城开发的位置依次从北至南，再从南至北，改动了三次，光规划费用就花费了两千余万。至今南北两处新城，都是半拉子工程，境内怨声载道。
依法治国，首先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树立法制观念、学会法治思维，带头遵守法律。从漫长的封建社会各个王朝来看，比较繁荣的治世，诸如文景、贞观、康乾等年代，都以皇帝和臣子们能够俭约自爱、奉公守法为先决条件，才使得百姓安居乐业，天下较为太平；反过来，众多干戈四起、生灵涂炭的乱世，又无不以统治者放纵私欲、践踏法律、蔑视公理为滥觞。古今一理，建国60多年来，在各项建设欣欣向荣、稳健发展的五六十年代和近三十年来，靠得就是我们大多数领导干部严于自律、模范守法。如今，在步入改革开放的攻坚期和深水期的关键时刻，之所以要把依法治国作为一个重要议题，在中央全会上进行研究讨论，并加以重大完善和改进，特别是提出依法决策五个程序，还有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就是为了有助于各级领导干部在行政管理活动中树立法治思维。而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也是为了有力地规范行政决策行为。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要切实自觉地学法守法用法，做遵纪守法的模范，在决策和施政当中，善于应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学会用法律的眼光看问题、置身法律的框架下做决策，坚决避免“领导批示就是法”、“领导拍板就是法”“领导支持就是法“的错误意识和违法行为。要始终以法律容许不容许、法律追究不追究来考量问题，最大限度杜绝“一个将军一道令”“新官不理旧账”等唯我独尊、自行其是的法盲行径，从源头上避免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面子工程。要习惯于一任接着一任干，多做一些民生工程、基础工程，从而更好地履行自己的职责。
案例二、山西吕梁某县，2003年7月。青年刘某酒后闯到与其有情感纠葛的王某家闹事。110赶到后，刘某不听劝告，对穿便衣的副队长，推搡了一下。110队员当即刘某押回县公安局，将其双臂拷在暖气管上，一顿暴打，导致刘某左眼失明，至今未做一声道歉，赔偿更无从谈起。
依法治国，其次要求各级政法机关和执法执纪部门要奉公守法、严格自律，模范执行法律。政法机关作为国家法律载体和具体执行部门，理应在法律规定的框架内行使职权。然而，当下的许多乱像表明，为数甚多的政法部门的工作人员，特别注重个人利益、团体利益和局部利益，有法不依执法不公执法不严以罚待法的案例时有发生，霸气干警糊涂法官和刁横执法人员时有曝光，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法律部门的形象，滋长了黑恶社会的蔓延坐大。一些执法执纪部门，则是围着当地主要领导和部门利益转，利欲熏心，肆无忌惮，公然知法犯法，深为群众所诟病。“打铁必须本身硬”，要实现依法治国的宏伟目标，各级政法机关和执法执纪部门理应深怀对法律的敬畏之心，自觉学法、带头守法、严格执法，甘于淡泊、恪守原则，不搞潜规则，不越雷池一步，时时处处维护法律的尊严，维护自身的形象，让法纪观念蔚然风行。
案例三：2014年11月3日下午，安徽省含山县孙某带着妻子戴某到巢湖市康平妇产医院做无痛人流手术后，闯进手术室，质问护士长：为什么有男的（医生）在？护士长解释，“他是麻醉师，为了患者安全，麻醉师必须在场观察。”孙某不由分说，对麻醉师拳脚相加，随后拿出刀子刺到高医生右侧腰部，李强当场倒下，孙某立即逃离。（腾讯网）
依法治国，更主要的广大人民群众从我做起、学法守法，以遵纪守法为荣。法治精神、法治文化，很大程度是老百姓的参与和自律。在过去，普法工作下了很大的功夫，也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但是，与社会经济事业的飞速发展和错综复杂的社会形态相比，普法工作依然空白很多，大有可为。社会上各种权大于法、拳头大于法、家法大于法的不正常现象相当常见，遇事每每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意气用事，盛怒之下，出言不逊，乃至拳脚交加、拔刀相向的场面，不止在深受网络暴力毒害的未成年人之间经常发生，在青年人、中年人、乃至老年人之间，也多次上演着。依法治国，就是需要广大公民，都有明确的法制观念，了解掌握基本的法律知识，遵纪守法，规范自己的言行，恪守社会道德底线，不钻制度的漏洞，既不做恃强凌弱、穷凶极恶的霸王，也不怕胡搅蛮缠、没理强占三分的赖皮，更要避免口无遮拦、动手动脚的粗野行径，要相信法律，牢固树立“任何事情只要是违法的，不管做成什么效果，都是不可行的”法治意识，遇到问题首先从法律角度看一看，习惯于通过法律渠道来解决问题，学会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共同营造一个公平正义的法治大环境。
依法治国就是依照体现人民意志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法律治理国家，而不是依照个人意志、主张治理国家；要求国家的政治、经济运作、社会各方面的活动统统依照法律进行，而不受任何个人意志的干预、阻碍或破坏。
简而言之，依法治国就是依照法律来治理国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显著标志，还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必要保障。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人民当家做主根本保证。
2014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首次专题讨论依法治国问题。10月28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发布。
参考：http://ke..com/view/50940.htm
8. 十大案件是如何评选出的
1月22日，由最高人民法院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共同主办的“新时代推动法治进程2021年度十大案件”评选结果揭晓，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周强出席活动并讲话。周强强调，要坚持以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法治思想，坚持严格公正司法，充分发挥典型案件示范引领作用，用公正审判凝聚人心，以司法裁判引领风尚，大力弘扬法治精神，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新时代推动法治进程十大案件”评选，是深入贯彻党法治思想，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举措。中国证券集体诉讼第一案，树立了资本市场法治建设的新标杆；民法典“自甘风险”适用第一案，用民法典为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保驾护航；种子套牌侵权纠纷案，为种业创新发展营造良好法治环境的价值取向，本次评选出的年度十大案件，每一起案件都是党法治思想在人民法院的生动实践，都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法治精神的集中体现。
以案件回应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新要求新期待，才能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年度十大案件是全国法院一年来审理的数千万案件的典型代表，也是全国各级法院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真实写照。全国法院要充分发挥典型案件的示范引领作用，站稳人民立场、坚持人民至上，紧紧围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目标履职尽责，让万千案件弘扬法治精神，传递公平正义。
以案件回应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新要求新期待，才能不断开创新时代人民法院审判执行工作新局面。全国法院要充分发挥典型案件的示范引领作用，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强化裁判文书说理，坚持以法为据、以理服人、以情感人，切实发挥人民法院司法裁判的规范指引作用，通过“小案件”讲述“大道理”，用有力量、有是非、有温度的司法裁判回应人民群众期盼。要认真总结案例积累的审判执行经验做法，深化成果运用，推进规则完善和制度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人民法院审判执行工作新局面。
一个案例胜过一打文件。全国各级法院广大法官要深刻领会此次评选的重要意义，坚持以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法治思想，牢固树立新时代正确司法理念，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营造全社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为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积极贡献。
9. 小羽的案例如何体现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有机结合
正"法治安天下,德治润民心"。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并把其作为实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必须坚持的重要原则",
法律是准绳，任何时候都必须遵循；道德是基石，任何时候都不可忽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把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依法执政基本方式落实好，把法治中国建设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使法治和德治在国家治理中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法律和道德都具有规范社会行为、调节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在国家治理中都有其地位和功能。法安天下，德润人心。法律有效实施有赖于道德支持，道德践行也离不开法律约束。法治和德治不可分离、不可偏废，国家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协同发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成功经验和深刻教训，把依法治国确定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把依法执政确定为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这条道路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强调法治和德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既是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对治国理政规律的深刻把握。
要强化道德对法治的支撑作用。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就要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为全面依法治国创造良好人文环境。要在道德体系中体现法治要求，发挥道德对法治的滋养作用，努力使道德体系同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衔接、相协调、相促进。要在道德教育中突出法治内涵，注重培育人们的法律信仰、法治观念、规则意识，引导人们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营造全社会都讲法治、守法治的文化环境。
要把道德要求贯彻到法治建设中。以法治承载道德理念，道德才有可靠制度支撑。法律法规要树立鲜明道德导向，弘扬美德义行，立法、执法、司法都要体现社会主义道德要求，都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其中，使社会主义法治成为良法善治。要把实践中广泛认同、较为成熟、操作性强的道德要求及时上升为法律规范，引导全社会崇德向善。要坚持严格执法，弘扬真善美、打击假恶丑。要坚持公正司法，发挥司法断案惩恶扬善功能。
要运用法治手段解决道德领域突出问题。法律是底线的道德，也是道德的保障。要加强相关立法工作，明确对失德行为的惩戒措施。要依法加强对群众反映强烈的失德行为的整治。对突出的诚信缺失问题，既要抓紧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又要完善守法诚信褒奖机制和违法失信惩戒机制，使人不敢失信、不能失信。对见利忘义、制假售假的违法行为，要加大执法力度，让败德违法者受到惩治、付出代价。
要提高全民法治意识和道德自觉。法律要发挥作用，首先全社会要信仰法律；道德要得到遵守，必须提高全体人民道德素质。要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引导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使人们发自内心信仰和崇敬宪法法律；同时要加强道德建设，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提升全社会思想道德素质。要坚持把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依法治国的基础性工作，使全体人民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要深入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引导广大人民群众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良好道德风尚，争做社会主义道德的示范者、良好风尚的维护者。
要发挥领导干部在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中的关键作用。领导干部既应该做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组织者、推动者，也应该做道德建设的积极倡导者、示范者。要坚持把领导干部带头学法、模范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的关键，推动领导干部学法经常化、制度化。以德修身、以德立威、以德服众，是干部成长成才的重要因素。领导干部要努力成为全社会的道德楷模，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带头注重家庭、家教、家风，保持共产党人的高尚品格和廉洁操守，以实际行动带动全社会崇德向善、尊法守法。
10.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关系的实例
法治之法必须是符合最基本道德规范的普遍善良之法，而不是脱离道德以外的法律；以德治国（德治）的道德必须是以现代的道德观为基础的，而不是我国传统的道德为基础。在法治的原则之下以现代的道德观念为基础的德治是统一的，二者具有互补性和不可替代性。
1、依法治国需以以德治国为基础。
这首先是因为道德是立法的基础，重要和基本的道德规范是法律规范的主要来源之一，先进的道德规范是法律规范的主要价值目标之一，良好的道德规范是评价法律规范善恶的主要标准之一。
其次是因为道德是执法的基础，法律规范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模糊性，能否公正地、准确地把握立法宗旨，取决于执法者的素质；执法者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能否恰当地运用这一权力，则取决于执法者的素质。
2、以德治国需以依法治国为补充与保障。
以德治国着力于通过提高人的内心觉悟和建设人的动机文明，来端正人的文明行为；依法治国则着力于通过约束人的外部行为和建设人的行为文明，来开掘人的内心文明。
以德治国着力于建设个体文明，通过榜样的力量促进社会主义群体文明水平的提高；依法治国则着力于建设群体文明，通过群体文明的提高，防范、震慑个体的越轨行为。
(10)2016依法治国案例扩展阅读：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重要意义
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不断探索和总结历史经验基础上做出的重大理论创新，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性认识的升华，是我党在新形势下对执政治国经验的最新总结。
认真学习领会和贯彻落实江总书记的这一重要思想，对 于开创让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