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法治

A. 《比法治更重要的是什么》， 月半弓的一篇法律博客，求全文

比法治更重要的是什么 人半弓
对于执政者来说，最重要的是政权，而不是法治，法治只是一种政权形式和治理方式而已；对于普通人来说，最重要的是幸福和自由，也不是法治，法治只是实现幸福和自由的途径；对于社会整体来说，最重要的是稳定和发展，同样不是法治，但实行法治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当今是民族国家时代，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存在各种各样的不稳定因素，冲突和内耗时时都存在，制约着社会的发展，损耗着个体的幸福，冲击着政权的稳固。包括香港、泰国、非洲、中东、东欧、苏格兰、东南亚、南美，甚至中国内地等等，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是如此，他们中间有些是实行法治的，有些没有实行法治，有些是民主制的，有些不是，但却都一样地潜伏着各种危机。
所以，民主与否，法治与否，不是问题的根源。虽然必须承认民主和法治是能够有效地解决问题的手段。

那么，根源是什么呢？我觉得可能是“社会认同”！
至少从那些逐渐走向动荡不安的国家和地区来看，危机都是从认同分化和社会撕裂开始的。当原有的社会认同体系因为特定的原因动摇之后，如果不能迅速建立起新的认同一致，不同族群的成员就开始分化，社会开始撕裂。比如香港现在就在干这样的事儿！台湾本省人和外省人的不认同也只是暂时冷却了，将来还会闹，苏格兰与英格兰刚刚闹完事，美国种族分化阴影总也挥之不去，乌克兰和中东就更不用说了。这都是认同不一致的问题。
当然，有些社会认同只是表面上的，比如朝鲜，虽然主体思想一统天下，但潜伏在社会成员内心的却是极端的不认同，所以，整个社会始终处在随时都可能爆发危机的边缘，更谈不上稳定和发展。
“改革转型”实质上就是在尝试建立新的社会认同，一个社会如果一直都在转型，说明这个社会始终没有形成认同上的一致。中国社会从鸦片战争之后就开始转型，转型之路到现在也并没有结束，就是因为社会阶层之间、成员之间、不同民族之间一直没有建立起足够的认同意识。
当今中国在社会认同问题上面临的挑战大概可以归为几个方面：一是民族之间的认同缺失，这个问题与宗教信仰、历史传统、地域、外部势力等有关，无需多言，也并不那么重要。
二是青年一代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不够。青年一代吃的穿的听的看的都来自西方，来自于那些不需说教就能深入其内心的价值体系中，骨子里已经西化，所以，很难再对传统意识形态体系产生认同。青年是未来的主导，他们不认同的东西是没有生命力的，这是最大的社会认同危机。
三是体制内成员的自我认同不够。许多官员身在体制之中，享受着体制的优待，喊着歌颂体制的口号，背后却干着与体制要求背道而驰的勾当。他们显然并未把体制的宗旨意识内化到自己心中，也从来没有真正对体制形成过认同，而只是在利用体制、消费体制。他们没有立场、没有理想，只有满足私欲的冲动，一旦体制出现裂缝，马上就会变成党奸、国奸、汉奸。但如果这样的官员遍地都是，那么真正的原因可能就要归咎于体制了，这或许就可以叫做“体制原罪”。体制原罪就是指因为体制不被认同而导致成员行为普遍异化所产生的罪责。所以，体制改革才是迫切需要的。
四是体制外成员对体制的认同不够。由于分配不公、体制内成员行为普遍异化等原因，导致体制外成员把体制内视为既得利益者，进而仇官仇富。体制内外在某种程序上已经形成社会撕裂。

解决问题的终极手段同样是“社会认同”。
其实，我们拥有许多已经形成高度一致的“社会认同”：
一是“爱国”。爱国之心来源于传统文化，也来源于“国家本位”的世界格局所带来的外部压力，所以，爱国问题上社会认同是很容易形成并且可以保持稳固的。不管哪个岛的主权或者哪样的分裂话题，都可以轻易点燃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
二是发展经济。这是改革开放之后形成的新的社会认同，但因为它符合人性，很容易深入人心，所以很快也就获得了“社会认同”的地位。
三是反腐。反腐未必是恒定的社会价值，但却是当下最为应景和出彩的社会认同，因为公务行为异化得实在是太厉害了。所以，“反腐”和“爱国”一样，这些年都是屡试不爽的聚拢社会认同的法宝。
四是法治。潜规则和明规则、诚信危机、权力约束等等，都需要法治来拯救，法治几乎成了所有社会问题的一致指向。所以，不管法治是真有用，还有假有用，都必须要实行法治。法治同样是当今的“社会认同”之一。
除上述外，尚有诸多有待肯定和宣扬的“社会认同”，比如学术文化方面的，产权所有制方面的，官员选拔任用方面的，等等。

总之，大凡是那些符合人性、符合理性、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不需要强迫就能深入人心的价值、制度、治理手段等，都可以成为“社会认同”。而只有符合社会认同的改革和社会治理措施才能真正给一个社会带来稳定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