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行政法学

A. 陈峰的获奖情况

省级以上奖项：
2011年 “法治江苏”征文三等奖
2010年 获江苏省行政法学会论文一等奖
2010年 第一届江苏省行政与经济法优秀研究成果一等奖
2009年 获江苏省行政法年会论文二等奖
2008年 获第三届“全国公法博士生论坛”优秀论文奖
2008年 获江苏省行政法年会论文三等奖
2007年 获第二届“全国公法博士生论坛”优秀论文奖
2004年 获江苏省大中专学生暑期实践先进个人、优秀成果奖
校级以上奖项：
2010年 获苏州大学“朱敬文特别奖学金”（全校三人之一，文科唯一一人）
2010年 获苏州大学“朱敬文奖学金”
2009年 获苏州大学2008~2009年度校学术标兵称号（全校六人之一）
2009年 获苏州大学“王健奖学金”
2008年 获校“学习十七大、学习新党章”主体征文活动中获一等奖
2007年获苏州大学王健奖学金
2006年 荣获苏州大学2006年度王健奖学金
2005年 获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第二次论文发布会二等奖
2004年 获苏州大学 2003~2004年度人民奖学金二等奖学金
2004年 获苏州大学 2003~2004年度校优秀学生干部
2003年 获苏州大学 2002~2003年度人民奖学金三等奖学金
2003年 获苏州大学 2002~2003年度校学生会优秀学生干部
2002年 获苏州大学2001~2002年度校三好学生
2002年 获苏州大学2001~2002年度校优秀学生干部、学生干部先进个人奖学金
2002年 获苏州大学2001~2002年度专项奖学金
2001年 获苏州大学2000~2001年度人民奖学金一等奖学金
2001年 获2000~2001年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院优秀学生干部
2001年 获苏州大学2000~2001年度校暑期实践先进个人
最近5年曾发表过的主要著作、论文（包括发表时间、刊物名称、合作者及本人在合作者中排名次序）：
1) 2010年参编（副主编）学术论著《中国行政法学专题研究述评（2000-2010）》（苏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2) 2009年合著（第二作者）学术专著《行政协助过程规制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3) 《建议制定我国宪法性法律“尊重和保障人权法“——完善我国公民基本权利体系的另一种思路》，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宪政与行政法治评论》（第四卷），第二作者，2010年3月版；
4) 《协力行政的兴起及其行为型态探析》，载《求是学刊》（全国核心期刊），第一作者，2010年第1期；
5) 《协商民主：提供“审议”传统宪政理念的新视角》，载于《中共中央党校学报》（全国核心期刊），第一作者2008年第4期；
6) 《互联网管制背景下的网络人权保障体系探析》，载于《法治论丛》，第二作者，2008/02，并于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2008年第8期转载；
7) 《审议民主：一种“审议”传统宪政理念的宪政观》，载于《甘肃政法学院学报》（核心期刊），（CSSCI来源集刊，全国核心期刊），第一作者2008年第4期；
8) 《试论实现给付行政任务的公私协力行为》，载于《南京大学法律评论》（CSSCI来源集刊，全国核心期刊），第二作者，2008年春秋号；
9) 《论实现给付行政任务的公私协力行为》，载于2008年10月“第三届全国公法学博士生论坛”论文集，独立作者（该文获2008年第三届全国公法博士生论坛优秀论文奖）；
10) 《试论行政法任务变迁对我国行政法学研究的启示》，载于《社会公正与法治国家》，独立作者，2008年11月版（该文获2007年第二届全国公法博士生论坛优秀论文奖）；
11) 《协力行政及其行为型态研究意义考略——”公民有序参与”法治化路径研究》，载《法政研究》（武汉大学宪法学与行政法学学科集刊），2009年创刊号。
12) 《行政协力行为初论》，载《东方法学》，独立作者，2009年第4期，并于“人大复印报刊资料”2009年第12期转载；
13) 《农村群体性事件法治化的制度逻辑——基于城镇化背景的分析》，第二作者，2010年全国行政法年会论文。
14) 《行政协力范畴探略——行政协力的概念与若干相关问题》，载《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第一作者，2009年第4期；
15) 《论行政程序中当事人协力义务的相对性》，载《江苏省法学会行政法学会2009年年会论文集》，独立作者，2009年；
16) 《论实现给付行政任务的公私协力行为》，载于2008年10月《“第三届全国公法学博士生论坛”论文集》，独立作者（该文获2008年第三届全国公法博士生论坛优秀论文奖）；
17) 《域外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之特征》，载于《安徽警官职业学院学报》，第一作者2008/04。
18) 《行政证据收集中的若干问题及对策——由“钓鱼执法“事件引发的思考》，载于《”江苏省行政与经济法研究会2010年会“论文集》，第二作者（该文获第一届江苏省行政与经济法优秀研究成果一等奖）；
19) 《基于过程理念的行政程序法研究——评《中国行政程序法的理念与实践》》，载于《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独立作者2008年第4期；
20) 《试论行政法任务变迁对我国行政法学研究的启示》，载于《社会公正与法治国家》，独立作者，2008年11月版（该文获2007年第二届全国公法博士生论坛优秀论文奖）；
21) 《协力行政及其行为型态研究意义考略——“公民有序参与”法治化路径研究》，载《法政研究》（武汉大学宪法学与行政法学学科集刊），2009年创刊号；
22) 《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的法治路径探析》，载于《江苏农村经济》，第二作者，2008年第5期；
23) 《论行政法律关系“不平等下的对等”之性质》，载于《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第一作者，2009年第2期；
24) 《论行政程序中当事人协力义务的相对性——以行政调查程序为例》，载于《学习论坛》，独立作者，2010年第1期；
25) 《论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司法审查》，载于《鄂州大学学报》，第二作者，2009年第4期；
26) 《评翁岳生主编之<行政法>》，《湖南农机》，第一作者，2008年第11期;
27) 《试论行政法任务变迁》，《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第一作者，2007年第11期；
28) 《透视我国缺席判决制度的程序缺陷及其完善》，《中共南昌市委党校学报》2007年第4期（第二作者）
29) 《行政指导价值基础初探》，《西南法学》2005年第四卷，吉林文史出版社（独立作者）
30) 《试论行政指导在行政法意义上的理论基础》，《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 （独立作者）
31) 《台湾地区行政法学研究集大成之巨著——评翁岳生主编之<行政法>》，《美中法律评论》，2007年第1期（独立作者）
32) 《试论电子政务对传统行政行为理论的影响》，《社科研究》，2006年第3期（香港杂志）（独立作者）
33) 《试论我国公共人事服务事业民营化的行政法学思考》，《研究生法学杂志》，2006年第五卷第2期（独立作者）
34) 《行政权：行政法逻辑起点的科学界定》，《社会科学论坛》2006年7月（第一作者）
35) 《浅论研究行政法理论基础的宪政意义》，《河南郑州市委党校学报》，2006年第4期（第一作者）
36) 《司法赔偿委员会若干问题分析和改革建议》，《山西警官高等专科学报》，2006年第3期（第一作者）
37) 《公共人事服务事业民营化的行政法学思考》，《长春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第一作者）
38) 《论行政法律关系双方权利义务的对等性》，《学术论坛》2004年第一辑“法学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第28页~29页（独立作者）
39) 《农民权利保障问题探析》，《青岛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第一作者）
40) 《刍议我国行政诉讼收费制度》，《齐齐哈尔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第一作者）
41) 《确立行政权为行政法逻辑起点的可行性分析》，《江西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第一作者）
42) 《试论我国建立行政法人制度的可行性》，《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第一作者）
43) 《试论行政法逻辑起点》，《检察研究》（2006年第三卷），中国检察出版社。（第一作者）
44) 《工商行政管理文化的精髓是政府法治文化》，《工商管理科学》，2006年第8期（第二作者）
45) 《侦查权性质之定性探讨》，《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7期（第二作者）
46) 《刑事被害人保护制度之构想》，《法学教育》，2006年第4期（第二作者）
47) 《论西部大开发与法治现代化》，《理论新探索》，2006年第3期（第二作者）
48) 《和谐工商 法治先行》，《工商管理科学》，2006年第12期（第二作者）
49) 《行政紧急程序初论》，《大连干部学刊》，2006年第6期（第二作者）
50) 《浅谈政府采购合同的法律适用》，《中国律师和法学家》，2006年3月号（第二作者）

B. 英美法系国家为什么开始不承认行政法的存在

西方两大法系行政法基本原则之比较

行政法基本原则作为行政法的基本问题之一，历来为中外学者所关注。但对什么是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及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有哪些，西方各国的情况不尽相同，各学者也往往有不同的概括。在西方各国中，以法、德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和以英、美为代表的普通法系，被公认为是对世界影响最大的两大法系。这两大法系各具特点，对行政法基本原则的认识也有各自鲜明的特色。所以，这里主要以西方两大法系作为比较对象。通过对西方两大法系行政法基本原则的深入比较，我们可以从中探寻其所遵循的普遍性规律，以为我国行政法基本原则的确立提供有益的启示。

一 大陆法系-以法、德为代表的分析

（一）法国：行政法治与均衡原则

法国素有“行政法母国”之誉，它最先从理念上承认行政法是一个独立的部门法。法国也是欧洲大陆法系国家中的典型代表，其行政法的产生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概言之，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为法国行政法的产生提供了政治、经济、思想准备，大革命时期建立起来的独立行政法院制度直接标志着法国行政法的产生，并使以法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之行政法院模式与英美法系之普通法院模式形成鲜明对比。正是伴随着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出现的法治国思想和独立行政法院制度的发展，在法国逐步产生和形成了行政法治原则和均衡原则，这两个原则被认为是法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所谓行政法治原则，即政府行政活动必须遵守法律；法律规定行政机关的组织、权限、手段、方式和违法的后果。行政法治，作为法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包含3项内容：第一，行政行为必须有法律依据。第二，行政行为必须符合法律。第三，行政机关必须以自己的行为来保证法律的实施。[1]

在法国，均衡原则（Th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是作为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而出现的，它是“二战”后，法国行政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的监督逐渐强化的产物。但是，“均衡性”作为行政法院对于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司法监督或审查的原则，其含义目前仍没有一致的解释。大体说来，它是行政法院在行政机关具有自由裁量权或其他特殊情况下，在无法依据法律条文或其他原则对行政行为进行裁决的情况下，监督、审查、决定是否撤销一定行政行为的法律手段。它根据具体情况审查行政行为是否合理、行政决定是否适度，审查事实与法律适用是否一致。其根本要求是“合理均衡”。[2]

（二）德国：依法行政、比例与信赖保护原则

德国与法国并称为现代大陆法系的两大脊梁。法国在大陆法系中以民法的贡献最大，同时亦被誉为行政法的母国。但在公法学、特别是行政法学领域，后来居上的德国也形成了现代世界行政法体系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对各国行政法影响极大。[3]在德国，对行政法及其基本原则产生最重要影响的因素是法治国思想。法治国的思想发轫于德国，法治国理念孕育着依法行政原则。而且随着法治国思想在德国从形式意义法治原则到现代实质意义法治原则的发展变迁，行政法基本原则也在法治主义由机械走向机动，行政权由消极走向积极的历史背景下逐步发展并完善，即由作为形式主义的依法行政原则过渡到实质主义的比例、信赖保护原则。

依法行政原则是法治国成立的最基本要素，其涵义是指行政活动必须接受议会法律的规制，必须置于法院的司法控制之下；行政活动违法的，必须追究行政机关的法律责任。对依法行政原则的具体内容，不同学者有不同的分析。德国行政法学创始人奥托。麦耶尔（Otto Mayer）认为，依法行政原则包括以下三项原则：第一，法律的规范创造力原则，即行政机关所制定的行政法规范是法律创造的；第二，法律优位原则，即法律对行政具有支配性地位，行政作用不得与法律相抵触；第三，法律保留原则，即一切行政作用虽非必须全部从属于法律，但基本权利的限制必须由法律规定。 [4]多数学者则认为依法行政原则包括两项内容，即法律优位原则和法律保留原则（principle of law reservation）。 [5]

比例原则，又称为均衡原则[6]或平衡原则[7]，是实质意义法治国原则的典范。它不但为现代条件下的干预行政提供了新的规范形式，而且有普遍的适用性。在行政法上，无论是制定普遍性规则的行政活动还是传统的行政行为，都应当接受该项原则的规范和制约，并以此判断它的合法性。[8]奥托。麦耶尔曾将比例原则誉为行政法中的“皇冠原则”。台湾学者陈新民教授认为，比例原则是拘束行政权力违法最有效的原则，其在行政法中的角色如同“诚信原则”在民法中的角色一样，二者均可称为相应部门法中的“帝王条款”。[9]一般认为比例原则是一个具有宪法位阶的法律原则，它滥觞于19世纪警察国家时期，渊源于“法治国家理念及基本人权之本质”，通过联邦宪法法院的判决逐步成为限制行政权的有效手段。它具体包括三个子原则： 第一，行政措施对目的的适应性原则。即所采取的国家措施（普遍的或个案的）适应于它所追求的或者法律所规定的目的，不得偏离。第二，最小干预可能的必要性原则。如果以国家措施干预公民自由为实现公共利益所不可缺少，那么这种干预应当是最低限度的。公共权力对公民一般自由权利的干预，只应当发生于维护公共利益所必需的程度上。出于基本权利的性质，个人对于公共权力不必要的干预可以提出异议进行抵抗。第三，禁止过分的适当性原则。它的基本意思是干预自由的国家措施对当事人来说是不过分的，对国家所追求的目标来说是适当的，又称为狭义的比例原则。质而言之，比例原则要求行政目的与行政手段相适应、成比例，要求行政措施符合行政目的且为侵害最小之行政措施。[10]

信赖保护原则是二战后在德国发展成功的又一项行政法原则。其涵义是指：基于维护法律秩序的安定性和保护社会成员正当权益的考虑，当社会成员对行政过程中某些因素的不变性形成合理信赖，并且这种信赖值得保护时，行政主体不得变动上述因素，或在变动上述因素后必须合理补偿社会成员的信赖损失。该原则的核心思想即维护法律秩序的安定性，保护社会成员的正当权益。[11] “保护人民权利，首重法律秩序之安定。”[12]但是，在行政过程中却处处隐藏着不安定因素，如行政法规范必须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作出修正，行政行为因违法或不合适宜也需要加以撤销或废止而发生变动等。为不使社会成员因信赖上述因素的安定性而遭受损害，有必要对其正当权益设置一道屏障。信赖保护原则正是对这一现实需要的制度回应。当然，信赖保护原则的适用是有条件的，且因信赖对象的差异而存在操作上的差别。概括而言，其适用条件是行政过程中某些因素的不变性值得信赖，且这种信赖值得保护。

二 普通法系-以英、美为代表的分析

（一）英国：越权无效、合理与程序公正原则

英国是普通法系的典型国家。与大陆法系“公法模式”的行政法相比，英国没有划分公私法的传统，政府和公民之间的关系与公民个人相互之间的关系，原则上受同一法律-“普通法”的调整和同一法院-“普通法院”的管辖。虽然现代意义的行政法理念与制度在英国开始于17世纪下半叶，但直到现在，其外在形式仍然主要采用过去普通法的一套规则和形式。[13]普通法传统中的“法的统治” （Rule of Law）原理、“自然正义原则”（the Doctrine of Natural Justice）等对英国行政法一直起着支配的作用，并由此形成英国行政法上的越权无效原则、合理性原则与自然公正（程序公正）原则等三项基本原则。

所谓“法的统治”，又称“法治原则”，根据英国著名学者戴西（A.V.Dicey）的解释，其涵义即“英国人依法，而且只依法进行统治”。[14]“法的统治”这种理论与19世纪的自由主义政治理论相结合，作为英国宪法的基本原理之一得到确立，与“议会主权”原则在近代英国宪法中同时占据了稳固的地位。[15]所谓“议会主权”的原则是议会制定法处于英国法的顶点，不存在优越于它的法律，而且也不可能有审查它的机关。它是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宪法斗争胜利的结果，亦被戴雪称为英国宪法的重要原则。“在行政法上，议会主权原则与法治原则同样重要，共同构成行政法的基础，并由此产生行政法的一个中心原则”，[16]这就是“越权无效”原则。因为根据法治原则，政府行使权力的所有行为，即所有影响他人法律权利、义务和自由的行为都必须说明它的严格的法律依据，受到影响的人都可以诉诸法院。根据议会主权原则，议会制定的法律为最高法律，法院必须无条件地适用议会所通过的一切法律，不能审查议会所通过的法律是否合法。因此，行政机关的行为如果在法律规定的权限范围以内时，法院就无权过问。也就是说，英国法院对于行政诉讼的管辖权，只在行政机关行为超越其法律权限时才发生。法院通过判例由此发展了著名的“越权无效”原则。英国著名行政法学家威廉。韦德指出：“公共当局不应越权，这一简单的命题可以恰当地称之为行政法的核心原则。”[17]这个核心原则是英国法治原则和议会主权原则的直接后果。

当然，在戴雪的法治观中还包含着另外一层意思，就是认为行政法是保护官吏特权的法国制度，和英国宪政传统、法治国情即法律平等主义或普通法统治不相容，这使得行政法在英国长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到了20世纪，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发展，英国人的法治观念开始发生变化，不仅承认了行政法，而且以新的法治观念作为英国行政法的基础。新的法治观念一方面继承了戴雪的法治观，另一方面又有很大的发展。其中最突出之处是在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方面，英国发展了合理性原则。对戴雪而言，法治与专制是天敌，而行政自由裁量权是权力专断的集中体现，任何实质性的自由裁量权都是对自由的威胁，应当加以拒绝。戴雪这种将“专断”（arbitrary）与“行政裁量”（discretionary）相提并论而加以全面排斥的法治观，受到了现代英国著名宪法学家詹宁斯（W. Ivor Jenning）的猛烈抨击。詹宁斯认为，在英国，“事实上，公共机构的确拥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但“专断”并不等于“广泛的自由裁量权”，适应社会需求的广泛的自由裁量权与同样适应社会需求的法治并不冲突。[18]另一位英国著名的行政法大师威廉。韦德（William Wade）也持同样的观点。他认为，“过去，人民通常认为，广泛的自由裁量权与法不相容，这是传统的宪法原则。但是这种武断的观点在今天是不能接受的，确实它也并不含有什么道理。法治所要求的并不是消除广泛的自由裁量权，而是法律应当能够控制它的行使。”[19]为了有效地控制自由裁量权，法院通过判例建立并发展了英国行政法上另一个重要的基本原则-合理原则。

同时，由于不受限制的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观点被完全否决，英国自然法传统中的自然正义原则也在行政法中获得新生，并在广泛的行政法领域中适用，从而形成英国行政法上的又一核心原则-程序公正原则。在英国，自然正义乃是自古即存在之概念，它起源于自然法的理念，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而成为英国普通法上的一项基本原则。“在某种程度上，英格兰普通法长期发展的过程，其实正是普通法院在自然法原则的导引下裁决案件、连续不断地试图追求自然正义的过程。”[20]在普通法的传统中，自然正义是关于公正行使权力的“最低限度”（因而也是最“自然”的）的程序要求，其核心思想有二，一是公平听证规则，即任何人或团体在行使权力可能使别人受到不利影响时必须听取对方意见，每一个人都有为自己辩护和防卫的权利；二是避免偏私规则，即任何人不能成为自己案件的法官，也就是说某案件的裁决人不得对该案持有偏见和拥有利益。[21]自然正义原则最早只适用于司法或者准司法功能，或者说，在负有义务按照司法要求进行活动的情况下才可以适用该原则，而不能将此原则适用于纯粹的行政功能。[22]但是，在长期的司法审判过程中，“通过阐发自然正义原则，法院设计了一套公平行政程序法典”，[23]从而使这些原则不仅适用于法院和行政裁判所的司法权，同样也适用于行政权，要求行政机关在行使权力时也要保持最低限度的程序公正。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司法热衷于通过限制行政权力的干预来保护个人的司法能动主义被认为有悖于公共利益，加上战时的紧急状态赋予行政机关许多不受自然正义约束的特权（privileges），行政自由裁量权成了戴雪意义上的真正的特权。司法沉默了，司法的自我节制（judicial self－restraint）显示出对司法积极主义（judicial activism）的决定性胜利。[24]但是，1963年上议院在处理“理奇诉鲍德温”一案中，认为政府在作出解雇警察局长的决定之前，并没有听取被解雇人的个人意见，因此这种解雇决定是非法的。[26]这标志着司法政策的重大变迁，表明自然正义重新受到重视并扩展地应用于一切影响个人权利或合法预期（legitimate expectations）的决定中。[27]“里奇诉鲍德温案”为自然正义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英国行政法在传统的根基上的复兴带了个头。“不久法院作出了一系列判决，使行政法恢复了元气并重新建立了与过去的联系。自然正义原则获得了适当的适用，它给行政正当程序规则提供了广阔的基础。”[28]

从上面的分析可见，越权无效原则、合理性原则与自然公正（程序公正）原则已构成英国行政法的三项基本原则。其中，越权无效原则是英国行政法的核心原则，但在英国，越权原则的具体内容并没有制定法的明确规定，因而在理论上存在着广泛争论。根据英国法院判例的发展，越权理由主要有三类：一是违反自然公正原则；二是程序上越权；三是实质上越权。实质又包括四种情况：一是超越管辖权的范围；二是不履行法定义务；三是权力滥用；四是记录中所表现的法律错误。[29]由于近代以来，自然公正原则与作为约束权力滥用的合理性原则已发展成为一项单独的行政法基本原则，因此，狭义上的越权无效原则并不涵盖上述所有方面，它所约束的范围只包括程序上的越权、超越管辖权的范围、不履行法定义务和记录中所表现的法律错误。即便如此，越权无效原则仍旧是一个涵盖面广泛的原则，只要不属于自然公正原则与合理性原则约束的问题几乎都可以用越权无效原则来约束。总之，在英国，如果说合理原则主要是实体法原则的话，那么公正原则则主要是程序法原则，越权无效原则则既涉及实体也涉及程序；如果说越权无效原则（狭义）要求行政权的行使不得超越议会法明确规定的条件，是一种授权法原则的话，那么合理原则和公正原则则主要是一种普通法原则。从这个角度，英国的这三项原则是平行的。当然，广义的越权无效原则包含着合理原则和公正原则，后两者实际上是要求行政权的行使不得超越议会立法所隐含的条件。从这个角度，合理原则和公正原则又只是越权无效原则这一总原则的分支部分或补充原则。这就是英国以上三项原则之间的关系。

（二）美国：正当程序与行政公开原则

美国法的基础是英国普通法，两国同属普通法系国家，其行政法理论和制度有诸多相似之处，尤其是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美英行政法几乎完全一致。直到19世纪末，为了解决工业迅速发展而引起的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美国建立了独立管制机构（Independent Regulation Agency），标志着美国行政法开始形成自己的特色。[30]1946年根据美国宪法的“正当法律程序”条款而制定的《联邦行政程序法》，从行政程序和司法程序上对庞大的行政权加以控制，从而使美国行政法得以迅猛发展。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作为美国宪法原则的“正当法律程序”（Due Process of Law）对行政法的影响最大，它直接形成了美国行政法上的“正当法律程序”原则，即行政性正当程序原则，并经进一步发展而形成美国行政法上另一基本原则即行政公开原则。

正当法律程序原则在美国宪法中的确立，先是在纽约州1787年“人权法案”中得到发展，然后才被吸收到联邦宪法修正案中，并通过美国最高法院的判例得以发扬光大。根据美国法院的解释，宪法规定的正当法律程序具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正当法律程序是一个程序法的规则，称为程序上的正当法律程序。这种意义的正当法律程序要求要求一切权力的行使，在剥夺私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时，必须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当事人具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其二，正当法律程序是一个实体法的概念，称为实质性正当法律程序。这种意义的正当法律程序要求议会所制定的法律必须符合公平与正义。如果议会制定的法律剥夺个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不符合公平与正义的标准时，法院将宣告这个法律无效。[31]在正当法律程序的适用范围上，自19世纪末，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和行政权的扩展，美国宪法第5条、第14条修正案所确立的正当法律程序观念开始向行政法领域渗透，逐步形成了行政性正当程序规范，从而使得正当法律程序的适用范围呈爆炸性的扩张，而不再只适用于法院的诉讼程序。所谓行政性正当程序原则，即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力剥夺私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时，必须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当事人具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它是作为美国宪法原则的“正当法律程序”在行政法领域中的具体运用，也是其向行政法领域的渗透与扩张。

行政公开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行政法发展的又一重要方向。这段时期，由于越战失利、总统选举舞弊及种族歧视扩大，公众对行政机关越来越不满，从而导致行政机关的威信降低，引起一系列的行政法的改革。1946年联邦行政程序法在这段时期经过几次修改，其主要的宗旨是实现行政公开。公众认识到过去通过司法审查和行政程序来限制行政权，只能保障个人的权利免受行政机关的侵犯，而不能保证行政权的行使符合公共利益，也不能保证行政机关能为公众提供更多的福利。因此，行政必须公开，由公众直接参与对行政的监督，以补充程序限制和司法审查的不足。于是，国会于1966年修改1946年行政程序法中关于政府文件公开的决定，制定了《情报自由法》，规定除该法列举的九项情况外，全部政府文件必须公开，任何人有权要求得到政府文件，行政机关不得拒绝；1976年制定《阳光下的政府法》，规定合议制机关的会议必须公开；1974年制定《隐私权法》，规定行政机关所保持的个人纪录，有对本人公开的义务等。[32]行政公开作为一项重要的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地位由此得以确立。所谓“行政公开是指个人或团体有权知悉并取得行政机关的档案资料和其他信息而言，通常称这种权利为了解权。”[33]当然，公众享有了解权，有权知悉并取得政府掌握的档案或信息，同时，法律也对公众的了解权作了限制。《情报自由法》、《阳光下的政府法》和《隐私权法》分别就政府文件的公开、会议的公开和个人记录的公开问题作了详细规定，构成了美国行政公开制度之骨架。

三 两大法系行政法基本原则之比较与对接

（一）行政法基本原则形成之共性规律

无疑，西方各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既存在着形式上的差异，又有着深层次的共性特征。无论是差异，还是共性，均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和国情基础。尤其是各国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形成，均要符合各国国情，适应各国的法律传统、民族传统、政治体制及社会经济情况。由于西方各国政治法律制度、历史文化传统等因素的差异，导致其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历史发展模式存在着较大不同。没有最好的模式，只有最适合的模式。通过比较，我们也可以寻求出各国行政法基本原则形成过程中所体现出的一些共性特征和规律。

1.法治国家与宪法精神

正如现代行政法发端于近代法治国思想一样，作为规范行政权力之基本法律准则的行政法基本原则也是伴随着近代法治国思想的发展而形成的。虽然法治国思想发轫于德国，但是“大自然迫使人类去解决的最大问题，就是建立一个普遍法治的公民社会”。[34]因此，法治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要求，已被西方各国不同程度地确立为本国基本的治国原则。尽管早期在德国所表现出的“法治国”（Rechtsstaat）思想与在英国表现出的“法的统治” （Rule of Law）原理的确存在某些层面上的不同，但“就讲求法治国家的基本目的乃在于保障人权与抑制政府的滥权，使得法成为规范国家生活的惟一准则，此是英、德两国法治主义者所不争的事实”。[35]

法治的要义在于对公权力的合理配置。在专制国家时代，公权力根本不受任何法律及司法的拘束，“在警察国家时代，国家公权力只服膺民法及受到民事审判的拘束，而法治国则更进一步，所有公权力都受到法律的拘束。”[36]发端于近代法治国思想的行政法，其任务就在于为行政权力的运作提供依据，使行政权力受到法律的拘束。随着自由法治国家向社会法治国家的发展，近代形式意义法治原则到现代实质意义法治原则的变迁，法治原则已不仅仅是判断权力运作合法性的准绳，而且也成为衡量权力运作正当性、公正性的重要根据。相应地，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即行政必须服从法律的基本准则，也在此历史背景下逐步发展并完善，成为衡量行政权力运作的合法性、正当性、公正性的基本准则。可以说，法治原则不仅孕育了行政法基本原则，而且推动了行政法基本原则的逐步发展并完善，因而始终是行政法基本原则形成过程中至关重要的因素。

法治国家的理念与原则又是通过宪法而确立的，它们反映到宪法之中而成为基本的宪法精神和原则，并发挥着规范国家权力运作之功效。作为“宪法的具体化”的行政法，其基本原则正是从体现民主法治国家精神和观念的宪法原则中推导出来，后者是前者的直接依据。质言之，行政法基本原则是由宪法决定的，一个国家有什么样的宪法，就有什么样的行政法基本原则。如德国宪法所规定的法治国原则、议会民主原则和基本权利保护原则不仅决定着德国行政法上的依法行政原则，还要求行政活动符合比例原则，遵循信赖保护原则等。行政法治之所以是法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是由法国宪法所确立的法治原则决定的。越权无效原则之所以是英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也是由英国宪法所确立的法治原则与议会至上的宪政体制所决定的。作为美国宪法原则的“正当法律程序”则直接形成为美国行政法上的“正当法律程序”原则，即行政性正当程序原则。

宪法不仅决定着一个国家行政法基本原则的表现形式，而且决定着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内容和精神。因此，虽然法治是各国行政法的共同目标，但其具体内容却因各国宪政体制的不同而不同。如法律保留原则和法律优先原则是德国依法行政原则的内容，而不是英国越权无效原则的具体内容，尽管两者都是现代法治国家政府行使权力时所普遍奉行的基本准则。

2.判例确认与理论加工

从方法论上看，西方国家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形成还是一个判例确认与理论加工相结合的过程。无论在大陆法系国家还是在英美法系国家，其行政法都是一个基本的部门法，但多数国家却尚未制定出一个像刑法典、民法典那样的统一行政法典。这就决定着行政法基本原则无法通过行政法典的形式加以明确、统一的规定，而只能是通过其他的方法而形成。在西方国家，这种方法就是法官判例的确认，并辅之以理论的归纳、总结和加工。

在以判例法为主要法源的英美法系国家，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主要通过法官的判例来确立，这是不言而喻的。例如，英国行政法上的程序正当原则和实体合理原则，就是在得到判例的最初确认，然后被后来的判例所反复援引、实践后发展起来的。英国行政法学权威韦德在分析实体合理原则时，就述及了对该原则确立和形成具有重要影响的数十个判例。[37]作为英国行政法之核心原则的越权无效原则，虽然是一个制定法原则，但该原则所涉及的具体内容即越权的理由如“案卷表面错误”

C. 沈开举的成就及荣誉

1984年以来，先后为研究生、本科生和专科生开设了法学基础理论、宪法学、行政法学、行政诉讼法学、国家赔偿法学、比较行政法学等多门法学课程。教学效果优良，先后获得郑州大学法学院中青年教师讲课大赛一等奖、郑州大学中青年教师讲课大赛一等奖和郑州大学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的称号。
参与撰写学术著作近20部，其中主编司法部法学教材编辑部审定的高等学校统编法学教材《交通行政法》一部，个人专著《行政征收研究》一部，主编《国家赔偿法通论》、《行政处罚法通论》等著作五部。在《中国法学》、《宪政论丛》、《行政法学研究》、《人民日报》、《法制日报》等十几种核心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
承担多项国家和省市的科研项目，其中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行政补偿研究》一项，参与中国法学会项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法律机制研究》一项。2002年参加由应松年教授主持的《国家赔偿法》修改建议稿起草工作，担任三个起草小组中河南组召集人。2003年参加国务院法制办委托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承担的《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方案》的起草工作，并担任主要执笔人。承担河南省社科基金项目3项，其中主持《河南省实施〈行政处罚法〉状况及其对策研究》一项，参与2项。另外，还承担《司法腐败研究》、《行政责任研究》等郑州市和郑州大学项目各一项。
积极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1998年曾与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会应松年会长、杨海坤教授组成中国行政法代表团赴韩国参加东亚行政法年会，并作了“中国行政诉讼现状及其问题”的学术报告。1999年和2001年两次参加大陆行政法代表团赴台湾进行学术交流，作了“行政强制执行与行政强制措施研究”等学术报告。近年来，多次应邀参加在北京、杭州、大连、海口等地举行的中美、中英、中德行政法学术研讨会。还多次应邀参加全国人大法工委举办的《行政许可法》、《行政强制法》和《行政程序法》起草工作研讨会。

D. 台湾铭传大学 的法学和行政管理专业怎样 想去交流 ...

铭传法学在台湾大学中，并不算太有名，私立大学中法学最有名气的，应该算是东吴大学，不过铭传大学整体来看算是不错的学校，至少比起私立的技职大学要好

E. 朱维究的介绍

朱维究，女，1944年生，河北省人， 1966年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原北京政法学院）。现任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中国政法大学台湾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博士后流动站导师；1983年起历任中国政法大学讲师、教授、比较法研究所所长、《比较法研究》主编、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宪法与行政法导师组组长、民政部社团复议委员会委员，中国警察管理研究会常务理事等教学、行政及社会职务；现仍兼任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常务理事、中共中央纪律检察委员会监察部特约监察员、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行政立法研究组成员、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建设顾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民革北京市委副主任委员等职。

F. 请谈谈行政法基本原则在实践中的运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将于今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这是一部规范我们各级政府行为的重要法律，也是世界上以单行法形式颁布的第一部行政许可法。因此，行政许可法的制订和实施还没有现成的、成熟的经验可以让我们借鉴，还需要我们在实践中去不断的探索和完善，这是不同于以往任何一部法律在制订和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客观情况。当然，在实践过程中，从属于行政法部门的《行政许可法》在制订和实施的过程中必然要受到行政法原则的指导，以更好的体现出制订该法的价值取向，弥补法律制订中的疏漏，协调法律实施过程中的矛盾和冲突。

传统中国行政法理论把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主要归纳为行政合法性原则和行政合理性原则，然而近些年以来，行政公开原则以及信赖保护原则等行政法原则也越来越被国内行政法学界所认同。我国以单行法的形式颁布了《行政许可法》，其目的正是要规范我国各级政府的行为，限制政府权力的滥用，以更好的保护起行政相对人的权利。而作为行政法原则之一的信赖保护原则，其出发点就在于限制政府行为的随意性，督促政府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保护公民基于对政府的信赖所产生的利益。因而，我们不难看出，信赖保护原则对于行政许可法的制订和实施有着固然的指导性价值，将信赖保护原则运用于政府实施行政许可行为方面，将会有助于更完善的保护起公民的利益，并有助于诚信政府的构建。可喜的是，在我国即将实施的行政许可法中已经在很多方面体现出了信赖保护原则，尽管在有些方面体现的还不是特别充分、完善。本文写在《行政许可法》即将实施之时，更多的是希望信赖保护原则及其理念能被学界和政府部门所认同和理解，并能使信赖保护原则被贯穿并运用于政府的行政许可之中，从而更好的保护起公民的信赖利益，树立诚信政府的良好形象。

一．行政法学理论中的信赖保护原则

信赖保护原则最早出现在德国1976年《联邦行政程序法》中，《联邦行政程序法》第48条第2款规定：“提供一次性或连续性金钱给付，或者以此为条件的行政行为违法的，不得撤销，但以受益人信任该行政行为存在，并且该信任在权衡撤销的公共利益的情况下值得保护为限。如果受益人已经使用给付，或者财产处理不能恢复原状，或者恢复原状会造成受益人无法预料的损失的，原则上应当保护信赖。”韩国1996年《行政程序法》第4条对信赖保护原则有了新的发展：“1、行政机关执行职务时，应本于诚实信用为之。2、法令之解释或行政机关之惯例为国民普遍地接受后，除对公共利益或者第三者的正当利益有明显危害之虑外，不得以新的解释或者惯例溯及而为不利之处理。”我国台湾地区于2001年1月1日施行的《行政程序法》吸收并发展了信赖保护原则，于第8条规定：“行政行为，应以诚实信用之方法为之，并保护人民正当合理之信赖。” [1] 以上可见，信赖保护原则在行政法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并不是一个非常明确的概念，其外延呈现出越来越大宽泛的趋势。一般认为，狭义的信赖保护原则只限于运用在授益性行政行为中，即若行政机关要撤消先前的授益性行政行为，而行政受益人又存在值得保护的信赖利益，则行政机关不得撤销先前的受益性行政行为，除非不撤消将明显损害到公共利益，则只能在给予合理补偿的前提下才能撤销。广义上的信赖保护原则扩展到了保护由一切行政行为引起的相对人信赖利益的损失。行政许可作为一种典型的授益性行政行为，信赖保护原则显然应该成为行政许可行法的基础性的真理和原理，并成为实施行政许可行为的指导性原则。

为了更好的理解信赖保护原则，我们需要知道在哪些情况下行政相对人以及其他利害关系人可以适用信赖保护原则寻求保护。一般来说，使用信赖保护原则需具备以下三个要件：首先，信赖对象为行政行为，至少具有公权力行为的外貌，至于它是合法还是非法不成问题，除非它因重大明显之瑕疵而无效；其次，相对人因信赖该行为而作出一定的安排，而不止有信赖的意思表示；再次，对行政行为的信赖是正当的、有生活经验上的根据的。根据各国的行政法理论，一般来说下列行为是不能寻求信赖利益保护的：1.行政行为因为相对人采用欺诈、胁迫、贿买或者其它不正当手段作出；2.相对人对重要事项为不正确或者不完全的说明；3.相对人明知行政行为违法，或者应知其违法但因重大过失而不知其违法；4.行政行为显然错误；5.行政机关预先保留变更权。 [2]

二.信赖保护原则在我国《行政许可法》中的体现和不足

我国行政法学理论的发展起步较晚，至今仍未给予信赖保护原则以足够的重视。我国目前还很少开展对信赖保护原则的研究，立法中也没有信赖保护原则的明确规定，实践中自然也就不可能将其作为行政主体进行行政活动的要求，这与现代行政法治的要求是不相适应的。

值得庆幸的是，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于2003年8月27日通过，并将自2004年7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开始关注起信赖利益保护的问题，并实际上已经把信赖保护原则运用于其中。该法第八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取得的行政许可受法律保护，行政机关不得擅自改变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行政许可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修改或者废止，或者准予行政许可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变更或者撤回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由此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财产损失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补偿”；该法第六十九、第七十条明确规定了行政许可可以撤消和注销的几种情况及限制条件，并确立了行政机关由于撤消行政许可给相对人造成损害的赔偿责任。

当然，在这部行政许可法中信赖保护原则还没有得到完全的、充分的体现和运用。首先，行政许可法在总则中只把公正、公平、公开以及便民作为行政许可设定和实施的的原则，并没有明确的提出信赖保护的原则。显然，行政许可法中的这些原则只注重了在行政许可设立和授予过程中对政府行为的规范和对公民利益的保护，然而，这些原则是很难运用于行政许可授出后的实施阶段的，这很容易造成政府在行政许可实施阶段行为的随意性，使得行政许可的丧失稳定性，从而造成对相对人信赖利益的损害。如果能把信赖保护原则运用于其中，则这些原则基本可以贯穿行政许可行为的整个过程之中，从而对行政许可行为起到更好的指导作用。其次，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九条，对于行政机关自身的违法、越权等情况下作出的行政许可笼统的规定为可以撤消，而不管相对人是否善意、有过错，这样的规定明显有违于信赖保护原则。依据信赖保护原则，只要被许可人是基于合理的信赖并善意的取得该利益，那么行政机关自身的错误或者是违法行为的后果就不能由行政相对人来承担。因此，关于许可法中的这一条款，本人认为还值得商榷。再次，行政许可规定了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变更或者撤回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的唯一情形——即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这样的规定不仅过于单一，而且由于对公共利益没有统一、明确的解释，很容易造成行政机关对公共利益的滥用。但是，如果能够合理利用信赖保护原则的几种排除保护情形，在行政许可法中赋予行政机关预先保留变更或撤销行政许可的权利，通过听政、协商等方式与相对人约定具体、明确的变更、撤消情形，这样做不仅可以事先给予相对方以合理的预期并减少其信赖利益受损的可能，也可以通过这样的保留使行政机关在许可实施过程中有了一种对被许可人更为有效的监督手段。此外，行政许可法也没有完全确立起信赖利益保护的途径。就理论上来讲，对相对人的信赖利益主要有两种保护方式，即存续保护和财产保护。所谓存续保护，即因行政行为而产生的行政法律关系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不论其是否合法，一律要稳定行政相对人所信赖的法律状态。所谓财产保护，即在必要时则打破原有法律状态，而对行政相对人因信赖行政行为而遭受的损失予以财产上的保护。我国目前的行政许可法对行政相对人的信赖利益还是主要采用不完全的财产保护，对于存续保护还没有明确的、有效的救济途径。

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一直强调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国家而言，在行政许可中能将私人合法权益置于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同等地位予以考虑，能开始注意到对公民信赖利益的保护，这表明我国行政法治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已经迈出了可喜的步伐。可是，在行政许可法中只靠几条简单的法律规定并不能使我们对信赖保护原则拥有足够的理性认识，无法自觉而又全面地运用信赖保护原则。因此，有必要加强对行政法学中信赖保护原则的研究。我们在行政立法中，没有信赖保护原则这样一个核心思想的贯穿，对公民信赖利益的保护将会是松散的不成体系的；同时，信赖保护原则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一种理念，我们在行政活动过程中，需要信赖保护这样的理念的贯穿，从而使每一个公民，包括行政机关人员，自觉全面地运用信赖保护原则来行政、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三．信赖保护原则在行政许可中的主要运用：

（一） 运用信赖保护原则可以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许可行为进行事前的控制：

信赖保护原则其意义不仅在于提供事后的权利救济，保护公民的信赖利益不受损害；信赖保护原则的运用也给行政机关的行政许可行为提出了要求——不得随意作出、不能任意变更，否则就有可能承担起由损害公民信赖利益而产生的责任。因此，信赖保护原则在行政许可中的运用可以增强行政机关的责任感，通过明确的责任承担机制来反响约束和监督行政许可行为，使得行政机关在设立行政许可时不得不三思而后行，由此起到事先规范行政行为，防止行政许可的随意性的效果。

信赖保护原则要求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许可时必须审慎，不仅仅要考虑到作出的行政许可是否合法、合理，笔者认为，还必须要考虑以下这些方面。第一，行政机关必须有明确的分工和协调，行政许可在设立时就要防止不同部门之间的行政许可相互交叉、矛盾、冲突，以避免因为今后不断的调整而可能给相对方造成的信赖利益的损害；第二，由于行政许可是基于对普遍行为禁止为基础的，所以行政机关在设立行政许可时还要考虑是否在将来一定时期内有必要进行这种禁止，可禁可不禁的或者只是为了短期目标的，就尽量避免使用行政许可的方式，以提高行政许可的稳定性和信赖度；第三，应该将只能一次性授出、无法收回的行政许可（如对自然资源开采的许可）和可以收回的行政许可（如对特许经营权的授予）作出区别对待。对于前者行政许可的授予必须特别慎重，采用诸如潜在的被许可人竞争性的方式和综合评判的方式予以授权（如招投标方式）；而对于后者则应对行政许可的期限以及撤消情形作出合理的、明确的规定，在给相对人合理预见的基础上，利用信赖保护原则本身排除损害赔偿的例外情形——预先保留变更许可变更权，来妥善解决行政许可中对将来情况难以预计的难题，当然这种方式要求行政机关和相对人之间的互动，单方面的允许行政机关保留许可变更权必然会造成权力的滥用，因而可以采取诸如听政、协商等方式来解决。

（二） 信赖保护原则要求行政机关的行政许可行为不得损害相对方的即得利益：

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许可，是基于对普遍行为禁止的基础上的。行政许可当然的对许可实施以后的未经许可的行为具有禁止的效力，然而信赖保护原则的存在又要求行政许可不得任意禁止行政许可施行前已经存在的合法行为，不得随意限制或者损害相对人已经依法取得的利益，除非该行为与利益的存在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公共利益，否则应该优先对该行为作出许可的追认。虽然政府的行政行为必然要与社会发展变化相适应而不断调整，然而政府的行为如果割断历史，没有连续性，不注意对合法的即得利益的保护，则社会生活必然处于不稳定状态，也就谈不上公民对政府的信赖。实际上，这也是法治国家普遍信奉的“禁止不利变更”原则的又一体现。在法国，信赖保护主要是通过限制立法机关制定具有溯及力的法律规范、保护既得权益的方式表现出来的。 [3] 因此，在我们行政许可法即将开始实施的阶段，特别要注意行政许可在对于普遍行为进行限制之时，对于过去已经存在的合法的即得利益的保护，有条件给予许可的，就应该优先对其承认并给予其许可；由于公共利益的需要不能再允许其存在的，就应该予以适当的补偿。这种“禁止不利变更”的做法也应该是对信赖保护原则的一种扩展。

（三） 行政许可的撤销必须受到限制

“行政机关与人民事务往返之间，往往使人民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与持续性产生信赖。当无明显的事由足以证明此信赖与公共利益相违背时，应对其予以适当保护。信赖保护原则固然在许多公法领域都有适用的余地，但于行政行为的撤销最具直接关系”。 [4] 从依法行政的角度讲，行政机关如果作出了违法的行政行为，有权机关应当依其职权并经正当程序予以撤销。但是，基于信赖保护原则，“是否撤销违法的行政处分，应衡量行政合法性的公共利益与人民信赖该行政处分的信赖利益，而非一意维护合法性”。具体地说，在一般情况下，对违法的不利具体行政行为（或称负担行政行为），有权机关可随时依法撤销。因为在一般情况下，撤销不利具体行政行为通常不发生相对人既得利益或信赖利益的保护问题。 [5] 然而行政许可在一般来说都是授益性行政行为，撤消该行为通常会损害到相对人信赖利益，因此行政许可的撤消必须受到严格限制。只要被许可人是善意的、无重大过失的，那么由于行政机关自身的原因，如违法、超越职权、或者疏漏而作出的行政许可就不得任意被撤消。除非如果不撤消将会严重损害到公共利益，然而即使这样也应该给予相对人信赖利益损失的赔偿。

（四） 行政许可的废止应受到限制

在行政法上，行政行为的撤销是针对违法行政行为而言的。而行政行为的废止则是针对合法行政行为而言的，它是指因客观情况的变化，原行政行为不再适应新的情况，有权机关决定终止该行为往后的效力。一般情况下，对合法的不利行政行为，行政机关可以依法裁量是否废止。对合法的授益行政行为，如行政许可行为，除非法律上有特别规定，原则上不得废止。基于信赖保护原则，在下列情况下行政许可不得废止：1.如果行政机关在废止该行政许可后又有义务作出内容相同的行政许可的（例如由于城市道路拥挤，提高发放车辆牌照标准，对已申请到牌照，符合原来发放标准的许可就不应该废止）；2.行政机关曾对第三人承诺不废止该行政行为的；3.按法律、一般法律原则、行政先例或行政行为的特征等要求，不得废止的。但当出现了下列情形时，可以部分或全部废止：1.行政许可在作出时就附有废止保留条款；2.行政许可附有履行义务，而相对人未及时履行该义务或未在法定期限内履行该义务；3.行政许可所依据的法规或事实基础发生了变化，如不废止该行政行为，则将会给公共利益造成危害，且该危害大于相对人将会受到的信赖利益的损失。在上述三种情形中，前二种是可归责于相对人的事由所造成的。如第一情形，相对人明知或应知行政机关将来要在一定条件下废止该行政许可，因而不产生信赖保护的问题。第二种情形是因相对人的过错造成的，也不符合信赖保护原则的构成要件。但是第三种情形实属情势变更所致，故行政机关在废止行政许可时，应充分考虑信赖保护原则，对被许可人的信赖利益进行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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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朱丽琴：《试论行政程序法中的信赖保护原则》，选自《法学杂志》2003年，第二期

[2] 何海波：《通过判决发展法律――评田永案件中行政法原则的运用》，摘自上海法律与经济研究所网站：http://www.sile.org.cn/zlk/list.asp?articleid=288

2 王名扬著：《法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5月版，第145、第158-167页。

[4] 黄学贤：《行政法中的信赖保护原则研究》《法学》2002年第5期

[5] 城仲模：《现代行政法学发展的新趋势》，载《行政法专集》（一），台北市公训中心印行，1990年版，第126页。

（邵俊: 同济大学法律系宪法与行政法硕士研究生）

G. 胡建淼的科研成果

胡建淼在行政法学研究上的成果，主要在于形成或强调3种理论，即“双线理论”、“动态理论”和“中观行政法学理论”。他的格言是：中国需要有“法的经验”，但更需要有“法的理性”。他将为寻找与筑建后者而奋进。 《外国公法译介与移植》，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06月
《国家赔偿的理论与实务》，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04月
《公共行政组织及其法律规制暨行政征收与权利保护》,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04月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01月
《行政诉讼法学》，法律出版社，2004年11月
《中外行政法规：分解与比较》，法律出版社，2004年08月
《外国宪法诉讼：案例及评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06月
《外国宪法诉讼：法规及评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06月
《行政诉讼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2003年06月
《行政法》，浙江大学出版社，2003年04月
《行政诉讼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02月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01月《行政强制法研究丛书（共四本）》，法律出版社，2003年01月
《行政强制》，法律出版社，2002年11月
《行政违法问题探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11月
《行政法学（教学参考书）》，法律出版社，2000年04月
《宪法学十论》，法律出版社，1999年09月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06月
《比较行政法—20国行政法评述》，法律出版社，1998年7月 行政主体责令承担民事责任的法律属性，《中国法学》2009/01
公共摄像监视与公民隐私权保护，《法学》2008/06
中国内地与澳门行政诉讼若干制度之比较，《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08/Z1
论行政机关对行政许可申请的审查深度，《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06
美国管理性征收中公共利益标准的最新发展——以林戈尔案的判决为中心的考察，《环球法律评论》2008/06
论公共摄像监视——以隐私权为中心，《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08/04
行政驱逐出境若干基本问题探析，《法学》2007/11
论最小侵害原则在行政强制法中的适用，《法学家》2006/03
有利法律溯及原则及其适用中的若干问题，《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06
论法规违宪审查建议权，《法学家》2005/02
“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与中国的行政立法——以《行政诉讼法》、《国家公务员法》为例，《中国法学》2005/05
信息技术发展带来的法律新课题——《个人信息保护法》研究，《科学学研究》2005/06
中国行政诉讼范围的演变与趋向——划定·限制·恢复·拓展，《政法论坛》2005/05
政府管理与信息公开之法理基础，《法学论坛》2005/04
其他行政处罚若干问题研究，《法学研究》2005/01
中国行政法学的理论模式及发展展望，《法制现代化研究》2004/00
论行政领导人行政责任的准确认定，《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06
我国行政程序法的模式与结构——依据对世界上行政程序法规范结构的统计与透视，《政法论坛》2004/05
行政明确性原则初探，《江海学刊》2004/05
公共利益概念透析，《法学》2004/10
论合意理念在行政领域中的渗透——基础、表现及其支撑系统，《法学杂志》2004/04
WTO与中国行政救济制度的改革，《浙江社会科学》2003/02
论中国“行政强制执行”概念的演变及定位，《法治论丛》2003/01
论中国台湾地区的行政执行制度及理论，《法学论坛》2003/05
我国行政法上的强制执行:行为、定性及立法归属——兼论《行政强制法》或《行政程序法》与《行政诉讼法》对现行行政强制执行行为在调整范围上的划分，《政法论坛》2003/04
现代行政视野中的事实行为——行政环境、蕴含与诉讼，《行政法学研究》2003/01 《中外行政强制制度的现状及中国行政强制制度的改革》，国务院法制办，2002年05月01日

H. 行政法的渊源

涵义
行政法渊源是指行政法律规范的产生与存在形式。其应包括实质渊源与形式渊源，就法律的适用而言，通常讲行政法渊源是指形式渊源，即行政法律规范的载体。凡载有行政法规范的各种法律文件或其他行政法的形式均为行政法的法源。就整个行政法的法源结构而言，包括成文法源与不成文法源两大部分。
成文法，也称制定法，是以成文形式出现的法律规定。一般说来，在成文法主义的大陆法系国家，成文法占据其法体系的中心地位，特别是在行政法领域，成文法的比重更大。中国行政法的渊源是指各种成文法，全球行政法渊源通常还包括判例、行政惯例和行政法理。
渊源
中国是一个成文法国家，行政法的法源主要是成文法。包括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自治条例、单行条例、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法律解释、国际条约与协定。
宪法：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不仅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而且是国家机关日常活动的根据
与基础。宪法作为行政法的根本成文法源，包含的行政法规范主要有：(1) 关于国家行政机关组织、基本工作制度和职权的规范。
(2) 关于国家行政管理活动基本原则的规范。
(3) 有关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的规范以及保护外国人合法权益和关于外国人义务的规范。
(4) 有关国有经济组织、集体经济组织、外资或合资经济组织以及个体劳动者在行政法律关系中的权利、义务的规范。
法律：在中国这样一个成文法国家，在宪法之下，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制定的法律是行政法的基本成文法源。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
法规：行政法规是国务院根据宪法和法律而制定的有关行政方面的具有国家强制力的规范性法律文件。行政法规更集中地规定和表现了行政法规范的内容，例如国务院2003年5月公布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就是对具体行政管理活动的直接规范。
地方法规和自治、单行条例：地方性法规是指享有地方性法规制定权的地方国家权力机关依照法定权限，在不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制定的在本行政区域内实施的规范性文件。只限于民族自治地方适用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也是行政法重要的成文法源之一。
解释：法律解释指人们对法律规范的含义以及所使用的概念、术语、定义所作的阐释。中国广义的法律解释制度分为立法解释和具体应用解释两种，而《立法法》中的法律解释实际上仅仅指立法解释。在法律解释中，凡涉及到行政管理领域都属于行政法规范，属行政法的法源。
规章：行政规章包括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前者如民政部于2003年3月发布的《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协会管理暂行办法》。后者如杭州市人民政府188号令决定2003年1月施行的《杭州市老年人优待办法》。
实施
国家间的条约和政府间的协定时常会涉及到一国国内的行政管理，成为调整该国行政机关与公民、组织及外国人、外国组织之间行政关系的行为准则，因此条约和协定中的某些条款也是行政法的渊源，除非某一条款在中国参加该条约订立协定时给予保留。
效力关系
各种法律形式的位阶与制定主体的法律地位相适应，其明确的依据是法律规范的规定，包括《行政诉讼法》、《立法法》、《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规章制定程序条例》和《法规、规章备案规定》。

I. 法学专业考研有哪些方向可以报考哪些院校

01法律（非法学）

专业介绍：法律（非法学）硕士研究生，是法律硕士（Juris Master简称JM）专业型硕士学位之一，法律（非法学）硕士学位是具有特定法律职业背景的职业性学位，主要培养面向立法、司法、律师、公证、审判、检察、监察及经济管理、金融、行政执法与监督等部门、行业的高层次法律专业人才与管理人才。法律（非法学）硕士具有双重的背景，其中非法学是指本科阶段不能学习法律，研究生阶段学习的是法律。法律（非法学）硕士是学习美国的教学模式，要求本科阶段为非法律的学生才能报考。法律（非法学）硕士的司法考试通过率比法学硕士通过率高，成为法律硕士研究生的优势之一。

就业方向：在律师事务所从事律师、律师助理等工作；考取国家公务员在法院、检察院等国家部门从事工作；在企业从事法务工作；在金融机构从事与法务相关的工作。

02经济法学

专业介绍：经济法学是一级学科法学下设的二级学科。它是调整在国家调节社会经济过程中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规范和保障国家调节，促进社会经济协调、稳定和发展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它主要研究经济宪法、经济组织法律关系、国际投资经营法律关系、宏观经济管理关系、经济活动管理关系中的各种法律问题，旨在促进国家管理和调控市场经济的能力，以便使得国民经济能够持续、健康、高效和快速发展。主要研究方向有经济法主体法律制度研究、涉外经济法律制度研究、产业法律制度研究。

就业方向：主要就业去向是国内的大学、科研机构；国家立法机关、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及其他各级国家机关；金融机构、企业事业单位、律师事务所等。

03法学理论

专业介绍：法学理论专业是法学下设的二级学科之一。法学理论以法的基本概念、原理和规律等法学最基本的理论为研究对象的专业，主要侧重法的本质与概念研究、法的形成与运作的研究、法的作用和价值研究、法治研究、人权研究、立法学研究等方向。

就业方向:公司的法律事务、法律顾问；研究所做法学研究；律师事务所；法制编辑、记者；律师。

04刑法学

专业介绍:刑法学是法学专业二级学科之一，刑法学是研究刑法及其所规定的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科学。它属于部门法学的范畴，是部门法学中最重要的学科之一。刑法学是法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属于部门法学。刑法学以刑法为研究对象，是研究犯罪和刑罚及其罪刑关系的科学。研究对象有规范刑法学、理论刑法学、比较刑法学、国际刑法学。

就业方向:本专业毕业生适合在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以及立法机关、行政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仲裁机关和法律服务机构、特别是在高中等学校从事法学教学与科研工作。

比较推荐的法学院校有：

中国政法大学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西南政法大学

华东政法大学

西北政法大学

J. 财政法与行政法的关系

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关系
（一）行政法的界定
传统行政法是在资产阶级革命以后以判例发展起来的。本质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在国民经济运行中政府权力滥用的限制之法。行政法起源于对政府权力的控制（“控权论”），以保护国民不因权力滥用而遭受损害。传统行政法，实际以国家利益、个人利益平衡为本位，以防止行政权膨胀，越界侵害私人利益，应对其加以防范、限制为价值理念，以依法行政、合理行政为基本原则。
部分行政法学者主张，现代行政法认同国家行政权的扩张（“赋权论”）或“平衡论”），认同行政法领域从国家行政扩充至公共行政，认同行政主体及行政相对人的扩张，以使行政法与民法一样呈现边缘化、社会化趋势，对日新月异经济发展有更大的适用度、以使行政法学对当代社会生活有更强的解释力。
大陆法系国家与英美法系主流行政法学界对行政法的认识不一，一般来说，前者较宽，后者较窄。同一法系不同国家，同一国家不同学者对行政法的认识也不一致。我们认为控权仍是最经典的行政法的核心与本体，其宗旨、理念、基本原则和功能有所修正，但未发生根本变化。
按照我国的通说，行政法是“规定国家各个方面行政管理的行政法规的总称”，是“关于国家行政组织及其行为，以及对行政组织及其行为进行监督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我国关于行政法学界对行政法的理解和界定偏于宽泛。
（二）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区别
经典行政法之本质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政府权力滥用的限制之法。现代行政法学起源于对政府权力的控制，以保护国民不因权力滥用而遭受损害。美国行政法学家古德诺认为，“行政法是公法的一部分，它规定行政机关的组织和职权，并规定公民在受到行政行为侵害时的行政救济”。我国台湾学者林纪东和管欧都认为，行政法是规定行政权的组织及其作用的法。行政法为政府的组织人事和行政救济法，基本宗旨是依法行政和廉洁高效。
产生并发展于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法，即不是从行政法中分化出来的法，更与行政法在立法宗旨、功能作用、调整对象、理论依据、基本原则等方面有着本质的区别。
（三）经济法与行政法的联系
经济法为实现国民经济稳定、协调、持续发展，国家介入社会经济最主要和经常性地运用政府和其他行政主体的权力，因而，经济法与行政法在内容上有交叉，具有密切的相互联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