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聿慧论人权与法治

⑴ 人权与法治的关系是什么

法治又称“法律的统治”，是指以法律为准则统治或治理国家。它与“人治”相对，即治理国家依靠确定的、公开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法律规则，而不是依靠统治者个人的意志。法治与法制不同，法制是指法律制度，不涉及治国原则和法律的价值与权威。不同国家对法治的理解是不同的。一般来说，法治有三层含义：第一，依照法律治理国家，建立和维护社会秩序；第二，宪法和法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必须严格依法办事；第三，保障民主、平等和自由。

法治思想最早是由古希腊哲学家提出来的，亚里士多德曾对法治政府优于人治政府进行了论证。我国古代的《管子》一书中就含有“依法治国”的思想，并且法治学说一直在传统社会中发展延续。进入20世纪后，我国传统的法治概念与民主、自由、人权相结合，成为社会改良和革命的口号。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不断探索人民当家作主、依法保障人权的道路。1997年，党的十五大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立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1999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将其确立为宪法原则。2004年，“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被载入宪法，这成为我国依法治国、保障人权在制度发展上的新的里程碑。

法治与人权有着密切的关系。首先，法治是保障人权的前提条件。没有法治，就不能充分尊重和保障民主、平等、自由等基本人权。在国际上，人权也必须通过公正的国际法律秩序来保护和促进。正因为如此，《世界人权宣言》将法治确立为一项重要原则。其次，权利是制定宪法和法律的根据。人权作为一个权利体系，会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完善，这对创设和发展法律权利和义务关系有很大的影响。第三，人权作为一种“应然”的道德权利，可以为法律权利和相应的法律原则、制度提供道德基础，从而解决法的道德性问题，并在某种程度上补救法律形式的不足。

⑵ 《人权宣言》有何作用和影响

1、作用

• 《人权宣言》的公布表明，法国资产阶级用以法律为基础的资产阶级权利取代了君主个人意志为标志的封建特权。这是在政治和法律领域带有根本性的变化。作为资产阶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它将启蒙思想发扬光大，并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了下来，起到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巨大作用，特别对欧美的资产阶级革命或改革，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它还推动了其他很多国家民主思想的发展，推动了世界资产阶级民主化的进程。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和学说对亚洲和中国的革命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 《人权宣言》揭示了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原则，否定了封建等级制度，体现了摧毁封建君主专制的要求，成为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思想武器，它实际上宣告了旧封建王权灭亡和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诞生。

2、影响

• 宣言对于解释《联合国宪章》中的人权条款具有权威的指导作用。由于《联合国宪章》未规定具体的人权内容，在这种意义上，宣言填补了这一空白，宣言具体阐述了宪章规定的“人权及基本自由”的内涵。

• 宣言是第一个在国际领域系统地提出保护和尊重人权具体内容的国际文件，具有开创意义。宣言第一次规定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还提出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人权思想和原则，如对人权的承认是维护和平的基础；人权应受到法治的保护；良好的社会秩序和国际环境是实现个人权利和自由的保证等等。

• 宣言作为国际人权法体系的纲领性文件，是众多人权文件的理论依据或思想基础。宣言成为联合国系统国际人权立法的基础。从国际人权立法及实践的发展来看，宣言作为人权的国际共同标准的主要组成部分已为世界各国所公认。1966年的国际人权两公约就是以宣言为基础，是宣言的法律化；联合国制定的其他人权公约也都基本上是对宣言的承继、延伸和发展。

• 另外，宣言对一些区域性的人权公约，如《美洲人权公约》、《欧洲人权公约》和《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宪章》的制定也产生了巨大影响。宣言还直接影响了一些国家国内宪法的制定。

3、简介

《人权宣言》（即《人权和公民权宣言》，1789年8月26日颁布）是在法国大革命时期颁布的纲领性文件。德国学者耶利内克（Georg Jellinek）认为人权宣言以美国的各州宪法的权利法案为蓝本，甚至“基本上是抄袭北美各州权利法案而来的” ，法国学者布特米（Emile Boutmy）则认为人权宣言是法国的文本是法国原创的，与北美的权利法案都源于欧陆的“18世纪精神” ，关于这一点，学术界目前仍没有共识。可以确定的是，宣言确实采用了18世纪的启蒙学说和自然权论。其中宣布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是天赋不可剥夺的人权，肯定了言论、信仰、著作和出版自由，阐明了权力分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私有财产神圣而不可侵犯等原则。

⑶ 人治与法治的根本区别

法制是法律制度的简称，它是相对于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以及其他各种制度而言的。

法治则是与人治相对的一个概念：主张法治意味着否定人治，赞成人治则意味着反对法治。

法治和人治被人们在对立的意义上加以使用，在中外历史上已经存在了几千年。中国近代资本主义思想家政治家如孙中山等也倡导以民主政治和法治取代封建专制政治和人治，并有精辟论述。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历任领导人中，也同样是在与人治相对的意义上运用法治一词。

⑷ 试论述社会主义法制与人权的关系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不断探索人民当家作主、依法保障人权的道路。1997年，党的十五大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立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1999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将其确立为宪法原则。2004年“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被载入宪法，这成为我国依法治国、保障人权在制度发展上的新的里程碑。
法治与人权有着密切的关系。
1、法治是保障人权的前提条件。没有法治，就不能充分尊重和保障民主、平等、自由等基本人权。在国际上，人权也必须通过公正的国际法律秩序来保护和促进。正因为如此，《世界人权宣言》将法治确立为一项重要原则。
2、权利是制定宪法和法律的根据。人权作为一个权利体系，会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完善，这对创设和发展法律权利和义务关系有很大的影响。
3、人权作为一种“应然”的道德权利，可以为法律权利和相应的法律原则、制度提供道德基础，从而解决法的道德性问题，并在某种程度上补救法律形式的不足。

⑸ 对法治的理解和认识

行政机关是中国绝大部分法律、法规的执行者，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是法治文化建设的基础。下面由我为大家整理的对法治的理解和认识，希望大家喜欢。

对法治的理解和认识篇一

在现代社会追求民主、公平、正义的大背景下，法治是历史的必然要求，法治通常与人权、自由、平等相联系;而人治在传统观念中通常与专制、等级、特权等相联系。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法治的权力立足点在法，即法律支配权力，而人治的权力归结点在人，即权力支配法律。但是无论是法治或是人治都不是尽善尽美或者是一无是处的，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应当辩证地看待法治与人治的关系，从而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一、人治、法治在中西文明国家的起源

1.人治和法治在中国的起源

西周末期礼崩乐坏，社会上涌现出了一大批对法律有着独到见解的思想家。郑国的子产为了让人们对自己的行为有理性预期而“铸刑鼎”，而晋国的叔向坚持地捍卫伦理纲常反对子产的做法，他认为：一方面，用公布出来的法律来治国非治国的基本方略;另一方面，这种做法培养了人们的拐骗心里贻害无穷，使一个国家的人民变得不淳朴，民风国风低下。从此可以看出儒家把人治作为治理国家的方法，主张“为政在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如果统治者能够以身作则，严于律己，百姓会自觉地效法。相反，国家虽然制定了法律，但统治者带头不执行，那么法律制定得再好也无济于事。“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政治的得失，关键在于用人的得失。

与儒家相比，法家为了冲破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建立有利于新兴地主的社会秩序而提倡“依法治国，则举措而已”。把“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改为公布成文法;把“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改为“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把“明德慎罚”改为“严刑峻法”，因此后来才有了“城门立木”、“误期当斩”，秦律也因此被描述为“繁似秋荼、密如凝脂”。虽然古代的法治和现代的法治在本质上是有区别的，但都不同程度地强调了法律在国家中的作用。

2.人治和法治在西方的起源

法治与人治这两种治理社会的理念也曾经在古希腊同样并存。古希腊的柏拉图曾经热烈主张的“贤人政治”实际上就是人治。乌托邦由了解善的人或代表知识的人即哲学家来统治和掌管，哲学家在国家中拥有决定性权力。而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则认为人有不同的感情思想而法律则不会，他提出了法治思想，在《政治学》一书中指出法治应当包括两个基本要素：已成立的法律得到了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服从的法律本身是指定的良好的法律，即良法和法律至上原则。坚持法治也是西塞罗一贯的立场，国家政治权力的运作必须正当而合法，法律是国家行使权力的依据，即使是作为最高行政长官的执政官也在法律的约束之下。

需要明确指出的是，古代的法治、人治虽然在内容上有很大出入，但实质上都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自身利益，绝不是现代意义上所指的法治观念，所以有人认为虽然中国在历朝历代都有相应的法律，但皇权至上，皇权高于法制，所以说到底，中国古代还是人治的社会。

二、人治与法治的对比

1.法治的优点和缺陷

法治指以民主为前提和目标，以严格依法办事为核心，以制约权力为关键的社会管理机制、社会活动方式和社会秩序状态。最简单的方法是说，不仅人民受到法律的管治，连统治者本身也受到法律的管治，人民与政府同样被法律约束，要依法守法。国家机关的行为必需是法律或法规许可的，而这些法律或法规本身是经过某一特定程序产生的。即法律是社会最高的规则，没有任何人或组织机构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

法治的优点：其一，法律是集体智慧的产物，它没有感情，不会说话，不能像人那样信口开河，而实行人治容易产生个人独断专行贻误国家大事，特别是世袭制更是如此;其二，实行一人之治较为困难，即使在贤人之治的情况下君主的能力和精力毕竟有限而且还剥夺了大家轮流执政的权利。纵观西方各法治国家，他们之所以能保持国家政权几百年不动摇社会持续发展，与法治国家的治国方式是密不可分的。法治可以避免因领导人的变换而发生动荡，不管是谁当领导人都要严格按照现有的法律办事。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何历史上并非每位美国总统都属贤能之士，人们却可以容忍他的存在。

法治的缺陷：首先，社会生活每天都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有限的法律条文是不能完全框定变幻莫测的世界。新情况的出现往往在以前的法条中找不到对应的解决办法，等到法律制定出来之后又不能弥补所带来的损失。其次，有人认为“法律是最低的道德，道德是最高的法律”。一个人的行为如果完全符合道德规范的要求，那他是不用担心会受法律追究的。相反一个人违反法律，他一定违反道德。法律只是对一个人提出了最低、最起码的要求。这个要求是远远低于道德标准的。如果连法律的这种最低要求都不能达到，那么法律就要以自己的强制力来达到目的了，法律只调整那些对道德构成极大挑战和威胁的情况。

2.人治的优点和缺陷

人治指个人或少数人掌握了社会公共权力，对占社会绝大多数的其他成员进行等级统治的社会体制。

人治的优点：法律的制定需要复杂的程序和很长的时间，过去的法律不能应对现实的需要，可人能及时因地制宜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船小好掉头”，个人的决策不需要复杂的程序和时间，社会成本小，也能够紧扣时代的变迁。人治也是一种精英政治，能最大可能地发挥人的潜能。贤人政治的判断往往比常人的判断可能更正确。

人治的缺点：我们说人治的成本低、见效快、出人才。但这些都得在很完美的情况下才可能实现，它对人的要求就得是贤人、能人、圣人，什么地方差一点都不行。人治的社会里众人的命运被系于个别人的手中，常常因为统治者的喜怒哀乐而改变。人们对自己的行为没有了合理的预期，整日生活在提心吊胆的状态下。人治社会最容易充满着危险走向专制。当统治者变得残暴不仁的时候国家的繁荣昌盛马上就成为泡影，我国历朝历代的更替就是人治的典型例子。

三、辩证地看待法治人治的关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有人认为，儒家人治和法家法治就其实质而言都是人治，中国只有最高统治者才享有完全的自由与权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应该批判传统的人治思想。但是，以为法治就能解决一切问题，实际上是对法治错误的迷信。从本质上说，法也是由人制定和执行的，因此，法治和人治也不是完全对立的，应当辩证看待二者之间的关系。

1.法治是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把“依法治国”写进宪法是新中国成立60年来“人治”与“法治”两种治国方式反复较量的结果，这是由国家的本质决定的。法治国家或法治国，是指国家法治化的状态或者法治化的国家，是法治在国家领域内和国家意义上的现实化。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当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矛盾在不能调和的地方、时候和条件下，便产生国家。反过来说，国家的存在证明阶级矛盾不可调和，他使阶级压迫合法化。对内，国家承担着一系列的领导工作，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这些庞大繁多的社会管理活动只有通过法治手段才能实现功能。对外，在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新阶段，任何一个国家都要融入世界之林，这是现代化国家的必由之路。要调整国家之间的关系，唯一的办法就是立法协调，于是国际法应运而生。国际法是国家间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往，对一切国家都具有拘束力，作为衡量和裁判国际行为是与非的法律标准。从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国家的对内职能还是对外职能，法治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2.人治是确保法治顺利实施的重要保障

人们已经普遍接受了法治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但如果单纯把法治当做是一种一劳永逸的方式而把人治作为封建糟粕，其实这是孤立片面的观点。中国历史悠长，人治的历史也很漫长，在一个长期以人治为主要治理社会工具的国家，要一下子转到以法治为主的治理方式上来还是有一定的难度。更为重要的是，我国历朝历代中也有着很多人治的成功案例。“能人”往往有着超前的眼光和杰出的才能，他们一旦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对社会的影响力和感召力是可想而知的。国家再依靠这个人所产生的社会效果对民众采用教育、感化的方法，更能够发掘人之善性，抑制私欲、提升道德，从而达到社会稳定长治久安的目的。

四、结语

将“好人法治”误以为是单纯的人治,这是一个错误。极端一点说,如果人人都是自私自利忘恩负义的人,法治的公平公正,也只是对于坏行为的公平公正,对于整个社会的良性运行并没任何有好处。从现实生活来看，并不是说所有的事情都是要靠法律来解决的，自由的契约、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才是解决纠纷的主要方式。因此，如何来界定“人治”这是一个问题。如果说人治是指人们能对一般社会矛盾进行一个的妥善处理，那么这种有效人治也是需要的。但是如果说我们把人治定义为是某些个人利用公权力来强奸民意，专制武断，那这种人治就是我们要坚决反对的。另外，一个国家的政权组织要正常运行，都要由相应的人员来担任职责。任何法律条文都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制定和执行的，用老祖宗说的“徒法不足以自行”。没有具备高水平的执法者和司法者，那些法律文本只不过是束之高阁的废弃的纸张罢了。法律的理性会战胜人的理性，所以应以法治为主，人治的主体从主导者演变为执法者以法要求的理性精神来执行法律，这才是最好的选择。

对法治的理解和认识篇二

党的作出了关于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大战略部署。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到四中全会，从全面深化改革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当代中国奋发向前的决心坚定不移，我们党治国理政的方略愈加清晰。全面深化改革是必须打好的攻坚战，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必须解决的大课题，它们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长远发展，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关系广大人民幸福安康。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意味着什么?就意味着法治的地位和作用将更加彰显，法治必须且必行。

虽然我国古代关于法的思想相当丰富，早在2000多年前就有“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的说法，但在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法仅仅是王法、治始终是人治，没有也不可能有法治，特别是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历朝历代，法都是为了维护统治者的利益和他们需要的社会秩序，人民往往为法所役、惧法畏讼仍然规定“皇帝权力神圣不可侵犯”。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也正因为如此，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对法制重视不够，我国法制很不完备。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大力加强法治建设。我们制订完善大量法律，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实现了国家和社会生活有法可依;积极推动法律实施，稳步推进司法改革，保障了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合法权益;广泛进行法制教育，持续开展普法工作，提高了全民族法律素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党总结新鲜经验、借鉴人类文明成果，提出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大任务，强调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如今，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法就是规范和秩序，法治代表文明和进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美好幸福生活，必须依靠法治。从轻法到重法、从惧法到信法，这种变化实为不易。

对法治的理解和认识篇三

法治的最基本的特征就是以法律作为最高标准来管理社会和作为生活指标，而社会包括个人与公共或私营机构，更包括社会的执法者、领导人，他们都要以法律为依据行事。那么立法机关会不会拥有不受法律制约的权力呢?不会，因为立法也要经过一系列的、受法律约束的程序而产生，立法机关不允许人出于私利来制定法律。此外，法治的社会更有分权的意味，法治原则要求对社会每个角色都有相应的法律约束。就三权分立的情况来说：它就是立法有立法的程序，司法有司法的法律依据，行政有行政的权力与规范。显然，法治与以法为治的区别在于后者纯粹按照法律去管理国家，前者更涵盖的是对政府权力的约束，我们千万不可以把法制只当做“政府立法，人民守法”，否则会对法治产生很多的误会。

我认为法治与民主是分不开的，被授予权利的个人有义务对社会作出贡献及监督以防止社会出轨，所以在一个法治的社会里面，我认为应该有对法治的遵守与对民主的行使。从一个作为香港人的角度出发，以下我会再仔细讨论我对法治的分析以及法治的重要性。

(二) 法治的好处

著名的法律学者戴斯指出法治所包含的三个基本要素：一，没有有关法律前，没有人会因为未作出违反该法律的行为而受到惩罚，或是在肉体上或财物上有损失。二，没有人能凌驾于法律上，包括所有男女，且不论其社会地位或其情况。三，法庭的决定是维护个人权益的最后防线。对于这几个元素，我是非常同意的。第一元素所说的就是对执法者或行政机关的约束，即使一个人在合法的情况下得罪了一个执法者或在行政机关工作的人，他们也没有权力也不可以因为私人恩怨对这个人作出惩罚。第二点重申了法治最基本的涵义，那就是肯定法律所拥有的崇高地位，而且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至于第三个元素，我认为有两方面的涵义：一方面是关于法律对于司法者的约束，司法者的法律决定以国家的法律为依据;二是法律维护了个人应有的权利，法律对于国家社会与个人之间的权力分配具有至高无上的决定性，而法治就是三者间一条较为公平而可行的分界。既然法治有分权的意味，那么法治的最大好处就是能够防止个人、群体、社会或国家的权力凌驾于其他个人、群体、社会或国家的利益，同时保障他们的利益。

此外，法治是民主制度实行的不可或缺的方法。在法治原则中，法律对政府权力与个人皆具有普遍拘束力，并要求政府与人民共同尊重和遵守法律。一旦法律不是透过民主机制制定，它往往会沦为政府对人民的统治工具，遑论有效的制约政府权力，这样便会跟法治原则的最基础特征相违背，因此法治也可说是民主的必要前提。

再者，法治能够保障人权。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国

最大利益而贡献出的部分权利。但是随着国家的发展与时代的改变，权力分配有时候会向国家一面倾倒，历史上这个情况的例子并不少见，例如极权主义如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等。若要避免这个情况，我们就应该有一个良好的制度去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而法治原则本身就能够做到这一点。

最后，法本来就具有公正性，确定性和较人治为高的效率。法治为商界提供了公平竞争的环境，这才有了英美、香港等法治地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相反，在中国内地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商家若要发展公司，要做的是多请地方官员吃饭，可惜这种“联谊”不但不能推进经济发展，还让商家沉沦于吃喝玩乐。

(三) 对法治的批评

法治引起的最大的争议是对于戴斯提出的第三个元素：任何人均可通过司法制度作出申诉。反对者提出个人有可能因为一己私利从而利用法律漏洞谋取个人利益。虽然说现实上个人可能会有私心，但这种观点不是完全的针对了法治，而只针对法律与个人的一部分。在前面提出过，以法为治跟法治原则并不完全相同，以法为治只是法治的一部分。更何况，法律有漏洞可以透过以下的方法而解决：第一，完整法律条文。法律的漏洞可以透过修改或添加法律用词来澄清法律上含有灰色地带的问题，香港的基本法就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释法。二是赋予个人或个人组成的群体行政权力去辅助法律的行使，香港的陪审团制度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刑事案件严重到某一个程度，政府就会发函邀请社会公民当陪审团，其作用就是透过投票的方式来定一个人的罪，多票方为最终决定，而且这个决定连法官也没权影响，法律怎样赋予了这个陪审团定罪的权力，如何保障了法律对被控人的公平，都一一体现了法治。

(四) 法治的重要性

宏观来看，一个法治社会对个人，社会与国家都很重要。从个人的层面上，法治是保障了个人本来应有的权利、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冲突和不平，和防止社会或国家对个人的剥夺，“在法律之下，人人平等”，虽然这件事在我上法律导论后知道未必是对的，因为不同的法是针对不同群体或阶层而立的，但有法总比无法好，起码在法律之下，每个群体都会受到不同的法律条文约束。在社会的层面上，既定的法律程序对于社会发展及其效率有着不可代替的帮助。在国家的层面上，法治更有助政治稳定。如果领导的产生与更替是由一个至高无上，且大众人民制定的法律程序来监控的话，在换届的时候就不会引来社会的动荡，并会令国民臣服由人民一起制定的法所产生的领导。

微观来说，法治对社会的不同行政机关亦很重要。对立法机关来说，

可以随意制定对自己或所属群体有利的法律，从而危害其他群体的利益，破坏社会的稳定。对司法机关来说，若果没了法律的约束，司法机关就可以乱用司法程序，自行判罪，伤害无辜的人或放过有罪的人。至于法治对行政机关在说及戴斯所提出的第一个元素已经略提了，其重要性也很明显，所以在这就不再提及了。

(五) 总结

我认为法治对个人、社会和国家都有很大的益处，故在最后我反思我们伟大的祖国的法治进程。虽然中国古代有说：“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但是，中国内地的法治进程在巨多困难里仍然难以完善地实行，中国内地的法治在社会转型和走向世界的双重背景下发展，其发展环境的复杂性让其无法用单一用任何现有的理论去描述跟解释，但完善立法、执法、司法制度和强化规则意识仍然是走向法治社会的必由之路。中国内地的法治制度受到了许多方面的限制，在秩序安全问题方面，内地跟香港不同，内地拥有的是成千上万的人民和土地，要是实行法治的话，可能会做成行政效率下降和影响社会的秩序的相反效果，而且中国数千年来的传统文化，一直没有法治这个概念，要人民一时间认识并接受这种原则实属不可能。但我认为，有了宏观的视野以及务实的精神，在了解改革开放后国家前所未有地迅速发展的国情之下，中国内地会走出一条具社会主义的法治的道路。

伯利克里在“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的演讲中自豪地宣称：「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因为政权是在全体公民的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我想这一句就好精确的概括了法治最终目标--它就是走向民主的良法。

⑹ 如何尊重和保障人权

人权，从字面意思来理解，人权就是人的权利。

人类从诞生之日起，就不断的在发展进步当中。所以随着社会文明不断进步发展，相应的人的权利也得到了基本的保障，尊重人权保障人权也成为了社会乃至一个国家的一项重要目标。

那么如何尊重和保障人权，我认为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要将人的权利作为一项最基本的权利来维护。

二、要给予个人足够的尊重，不容许他人肆意践踏。

三、享受人权的个人，要也要懂得最起码的自尊和自爱。

四、尊重人的权利，保障人的权利，这二者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

希望我的回答能够帮助到你，祝你开心快乐每一天。

⑺ 国家机构如何贯彻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

新时期中国在人权保障方面取得的进展呈现出新的特点。
(一)人权理论研究的纵深化
改革开放以来，人权理论研究取得了重大进步。随着思想解放的深人，人权理论研究的禁区被突破。人权已经不再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专利，社会主义也讲人权。而且我们在法治问题上也取得了共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从总书记的报告到了我们的宪法中。依法执政被确认为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一个基本方式。人权理论研究的纵深发展表现在:法治与人权的关系进一步明确，法治的真谛是人权。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实质，就是要从法律和制度上保障人权。
人权理论研究的纵深发展还表现在:中国学者在探索建立在我们国家的国情和传统之上的有中国特色的人权理论。继上个世纪提出关于生存权的理论之后，我们又在探索和研讨中国的人权哲学基础，发展新的权利理论，例如和谐权利理论。
和谐涵指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作为个体的人身与人心的和谐三重要素。中国传统文化包含着对人与自然、人与人、人身与人心关系的深刻体认识与把握。可以将之概括为“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宽厚仁爱”的人际观、“恬淡平和”的身心观。老子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讲:“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孔子讲以“仁”待人、以“仁”待物，“推己及人”，“成物成己”。在这些观点的背后，便是天、地、人合一和谐的宇宙观。在人际关系上，孔子讲:“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礼记·礼运》云:“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孟子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些均集中展现了儒家宽厚仁爱、悲悯豁达之情以及立意高远的和谐人际追求。在人身与人心的关系.上，中国传统文化虽有宋明“存天理，灭人欲”的极端，但更主张心态恬淡、身心平衡，更有“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这样的伦理情怀。中国传统立意高远、完满深邃的人生观、世界观、宇宙观，虽然近数百年来在表面上，对人类文明的解释力和推动力弱化了，但是不容置疑的是，人类文明轴心时代的几大文明中，惟有中华文明绵延至今不断;而在近几百年异军突起的各色文明，有的已成夕阳丽影，有的渐趋衰微之势，中华文明的价值却日趋彰显。和谐社会这一概念本身，就承载了国人他求之后向中国文化的回归欲望。
作为东方典型的中国文化侧重对超验人生价值的追问，而西方文化则侧重现实的致用;中国文化重视群体的正义，而西方文化则重视个体的正义;中国文化重视人际的和谐，而西方文化重视人际的界分;中国文化侧重人生价值的完满，而西方文化侧重人生日用目标的实现。文化路向的差异，提供了东西方文化互补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西方文化的致用性、个体性、务实性可以补中国文化“有神却无体”之弱;而中国文化的高远性、和谐性、完满性则又可修西方文化“有体却无神”之弊。中国文化固有的和谐智慧，惟有加以新质料的化合，方能实现现代化的转换和开新，这新的质料就是人权，这新的化合之物便是和谐权。
在此意义上说，人们对人权的诉求就具有了与西方人权理论迥然不同的视野与境界。传统西方的人权理论重在人类局部，而非人类整体;重在矫枉，而不在开新;重在斗争，而不在和谐。和谐之人权诉求，在人本身，欲达身与心的谐调平衡;在社会，欲达人与人的和美共荣;在宇宙，则欲达人类与自然的同韵合律。和谐之权的提出，是对传统三代人权的整合与升华。相对传统西方人权理论而言，和谐权重在开新，而非复兴，重在超越，而非守成，重在弥合，而非对抗。和谐权利的诞生和被凝练，向传统人生理念、现有国家政治理念、当下国际关系理念提出了重构的时代命题。
和谐权意欲将人类带人这样一个境界。在其中，人人沐浴在自由的甘露之中，凭其天性与自由意志充分展示自我，参与人类文明乐章的鸣奏，并能尽享这一和谐乐章的韵律之美。
在法律上，和谐权对公共权力的要求超过以往任何时代，不独追求幸福是获得个人身心和谐的权利定在，在社会治理中能够达致人与人和谐即社会和谐的善政良治更是国家应负的首要义务。人人被公权力善待是和谐权的价值所在，也是和谐权的法律要素。和谐权将改造民主的内涵，人人被善待，尤其是少数人和弱势人被善待，将是新式民主的标志。人在友好的环境中生存与发展，是和谐权对国家与他人提出的新要求。和谐权的提出，将改造现有的权利义务关系。我们现在所拥有的生态、环境和资源不是从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而是从子孙那里借来的。要把对自然的权利观转化为义务观。这是达到天人合一这种人类最高生活境界的和谐的伦理基础。
整个人类追求共存共荣、和谐发展的历史，实质上是一部充满纷争与战火的历史。当今国际间持续不断的摩擦与战争，使我们感受到的是人类各大文明、各大宗教之间潜在的和可能的对立与冲突。但是，当今世界文明图景是双面的，“文明的冲突”仅是其中的一面，另一面则是“文明的共存互养”。文明何以“共存互养”?中国文化“和而不同”的思想，当能够提供真正的依托与智慧。因此，和谐权不独是达成国内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的基础，而且也是达成国际间文化与文化、宗教与宗教、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相互和谐的纽带。和谐权是21世纪的人类消弭文化冲突，在“不同”中求“和”，又能在“和”中存其“不同”的依靠与凭借。进人新世纪以来，中国在人权保障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成就为世人所瞩口。新时期中国在人权保障方面取得的进展呈现出新的特点。
(一)人权理论研究的纵深化
改革开放以来，人权理论研究取得了重大进步。随着思想解放的深人，人权理论研究的禁区被突破。人权已经不再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专利，社会主义也讲人权。而且我们在法治问题上也取得了共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从总书记的报告到了我们的宪法中。依法执政被确认为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一个基本方式。人权理论研究的纵深发展表现在:法治与人权的关系进一步明确，法治的真谛是人权。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实质，就是要从法律和制度上保障人权。
人权理论研究的纵深发展还表现在:中国学者在探索建立在我们国家的国情和传统之上的有中国特色的人权理论。继上个世纪提出关于生存权的理论之后，我们又在探索和研讨中国的人权哲学基础，发展新的权利理论，例如和谐权利理论。
和谐涵指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作为个体的人身与人心的和谐三重要素。中国传统文化包含着对人与自然、人与人、人身与人心关系的深刻体认识与把握。可以将之概括为“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宽厚仁爱”的人际观、“恬淡平和”的身心观。老子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讲:“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孔子讲以“仁”待人、以“仁”待物，“推己及人”，“成物成己”。在这些观点的背后，便是天、地、人合一和谐的宇宙观。在人际关系上，孔子讲:“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礼记·礼运》云:“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孟子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些均集中展现了儒家宽厚仁爱、悲悯豁达之情以及立意高远的和谐人际追求。在人身与人心的关系.上，中国传统文化虽有宋明“存天理，灭人欲”的极端，但更主张心态恬淡、身心平衡，更有“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这样的伦理情怀。中国传统立意高远、完满深邃的人生观、世界观、宇宙观，虽然近数百年来在表面上，对人类文明的解释力和推动力弱化了，但是不容置疑的是，人类文明轴心时代的几大文明中，惟有中华文明绵延至今不断;而在近几百年异军突起的各色文明，有的已成夕阳丽影，有的渐趋衰微之势，中华文明的价值却日趋彰显。和谐社会这一概念本身，就承载了国人他求之后向中国文化的回归欲望。
作为东方典型的中国文化侧重对超验人生价值的追问，而西方文化则侧重现实的致用;中国文化重视群体的正义，而西方文化则重视个体的正义;中国文化重视人际的和谐，而西方文化重视人际的界分;中国文化侧重人生价值的完满，而西方文化侧重人生日用目标的实现。文化路向的差异，提供了东西方文化互补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西方文化的致用性、个体性、务实性可以补中国文化“有神却无体”之弱;而中国文化的高远性、和谐性、完满性则又可修西方文化“有体却无神”之弊。中国文化固有的和谐智慧，惟有加以新质料的化合，方能实现现代化的转换和开新，这新的质料就是人权，这新的化合之物便是和谐权。
在此意义上说，人们对人权的诉求就具有了与西方人权理论迥然不同的视野与境界。传统西方的人权理论重在人类局部，而非人类整体;重在矫枉，而不在开新;重在斗争，而不在和谐。和谐之人权诉求，在人本身，欲达身与心的谐调平衡;在社会，欲达人与人的和美共荣;在宇宙，则欲达人类与自然的同韵合律。和谐之权的提出，是对传统三代人权的整合与升华。相对传统西方人权理论而言，和谐权重在开新，而非复兴，重在超越，而非守成，重在弥合，而非对抗。和谐权利的诞生和被凝练，向传统人生理念、现有国家政治理念、当下国际关系理念提出了重构的时代命题。
和谐权意欲将人类带人这样一个境界。在其中，人人沐浴在自由的甘露之中，凭其天性与自由意志充分展示自我，参与人类文明乐章的鸣奏，并能尽享这一和谐乐章的韵律之美。
在法律上，和谐权对公共权力的要求超过以往任何时代，不独追求幸福是获得个人身心和谐的权利定在，在社会治理中能够达致人与人和谐即社会和谐的善政良治更是国家应负的首要义务。人人被公权力善待是和谐权的价值所在，也是和谐权的法律要素。和谐权将改造民主的内涵，人人被善待，尤其是少数人和弱势人被善待，将是新式民主的标志。人在友好的环境中生存与发展，是和谐权对国家与他人提出的新要求。和谐权的提出，将改造现有的权利义务关系。我们现在所拥有的生态、环境和资源不是从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而是从子孙那里借来的。要把对自然的权利观转化为义务观。这是达到天人合一这种人类最高生活境界的和谐的伦理基础。
整个人类追求共存共荣、和谐发展的历史，实质上是一部充满纷争与战火的历史。当今国际间持续不断的摩擦与战争，使我们感受到的是人类各大文明、各大宗教之间潜在的和可能的对立与冲突。但是，当今世界文明图景是双面的，“文明的冲突”仅是其中的一面，另一面则是“文明的共存互养”。文明何以“共存互养”?中国文化“和而不同”的思想，当能够提供真正的依托与智慧。因此，和谐权不独是达成国内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的基础，而且也是达成国际间文化与文化、宗教与宗教、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相互和谐的纽带。和谐权是21世纪的人类消弭文化冲突，在“不同”中求“和”，又能在“和”中存其“不同”的依靠与凭借。

⑻ 英国革命时期的人权思想和内容 火速啊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指导思想是限制国王和天主教会的权力，废除封建特权，保障工商业活动的自由，保护新教徒，发展资本主义，要求民主。
天赋人权、主权在民、自由平等是欧洲启蒙运动批判专制统治的思想武器。
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期间各阶级、阶层、社会集团及其代表人物的政治思想。这一时期的政治思想，既是英国社会政治斗争的产物，也是自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以来近代西方政治思想的发展。
背景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是这一时期政治思想的主流，它与法国启蒙运动时期要求民主、平等的思想不同，表现出鲜明的自由主义特征。它以财产权为核心的天赋人权理论为出发点和理论基础；以论证资产阶级所要求的自由和法治为核心内容；以要求限制（而不是取消）王权和政府权力，建立议会主权的君主立宪制为政治目标。但这一时期的阶级关系复杂,阶级斗争激烈,不仅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的保皇派进行斗争，而且革命阵营中代表资产阶级不同阶层的长老派、独立派和平等派、以及代表城乡贫民的掘土派之间的政治思想斗争也在进行。
保皇派的政治思想由王室、天主教僧侣和封建贵族组成的保皇派，以君权神授理论为武器，为封建制度辩护。其思想代表是R.斐尔默。他在《论父权、国王的自然权力》一文中,以《圣经》的观点为依据,试图证明国王的权力来自亚当的父权与统治权，是天赋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力。在为封建专制制度辩护的同时，他攻击建立在社会契约论和自然法基础上的人民主权理论，反对资产阶级革命。
长老派的政治思想长老派是代表大资产阶级和上层新贵族利益的政治派别。他们同封建贵族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不满国王的宗教政策，反对恢复天主教的势力，主张政教分离。他们反对废除君主制，只想通过国王实行某些改革，以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当革命超出他们的目标时，便与封建王权妥协、勾结，以维护和平、秩序为理由，主张剥夺人民的革命权利。
独立派的政治思想独立派是代表中等工商业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利益的政治派别。他们反对长老派保守妥协的立场，主张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取消封建特权，建立自由的共和国。其政治思想的代表是J.弥尔顿和J.哈林顿。弥尔顿认为，自由是人与生俱来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言论、出版自由是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他提出人民革命思想，认为英国人民废黜暴君是合理合法的。他主张建立议会主权的共和制，并实行地方自治，用地方权力限制中央权力以防止政府专制。哈林顿提出政府应进行土地制度和选举制度的改革，壮大中等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力量，以扩大共和国的民主基础。他还以“均分”与“选择”原则为基础，提出建立两院制议会的主张，并提出实行议员轮换制的设想。
平等派的政治思想平等派代表小资产阶级的利益，是1647年从独立派中分裂出来的政治派别。J.李尔本是主要代表。他认为生命、财产和信仰、言论自由是人的天赋权利,人人都是平等的，国家权力来自人民,属于人民，革命的目标是要实现政治平等。他将获得没有财产资格限制的普选权看作是实现政治平等的主要途径。但他反对取消私有制，并将实现平等的希望寄托于资产阶级和新贵族把持的议会上。
掘土派的政治思想掘土派是由对革命和新统治者感到失望的城乡贫民于1649年 4月组成的一个更激进的派别。他们要求废除私有制,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实现社会政治平等、财产平均；宣传原始共产主义的平均思想，并企图通过集体开垦公有土地来实现这种主张。代表人物是G.温斯坦利。温斯坦利认为真正的自由来源于土地使用权，人民不仅应有普选权，而且应普遍得到土地。他还用法律的形式制定了以土地公有制为基础的自由共和国的理想方案。
霍布斯和洛克的政治思想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期间还出现了两位杰出的政治思想家T.霍布斯和J.洛克。霍布斯在《论公民》、《利维坦》等著作中，系统地阐述了人性论，社会契约论和自然法等思想，论证了国家的起源、性质和目的，成为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理论的开创者，但霍布斯拥护专制王权。他在政治理论上的矛盾，是英国大资产阶级和上层新贵族既要求一定程度的政治变革，又与封建王权妥协的态度的反映。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建立了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制。资产阶级在理论上既需要为新建立的政治制度提供辩护，又需要对革命时期的各种思想进行廓清和总结，承担这一任务的是洛克。他在《政府论》等著作中，对以斐尔默为代表的保皇派的君权神授理论进行了系统的批判；用“劳动起源论”为私有制的合理性进行辩护；在批评、改造霍布斯政治理论的基础上，运用天赋人权理论、社会契约论和自然法思想，系统地阐述了资产阶级的自由、法治和分权的主张，论证了君主立宪制的合理性。洛克政治思想中鲜明的自由主义观点，使他成为近代西方自由主义的创始人。
影响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政治思想，不仅对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启蒙运动时期政治思想有着重要影响，而且对19世纪乃至现代西方政治思想的发展也有深远的意义，在西方政治思想的历史发展上占有重要地位。
（刘承学高建）
......

⑼ 民主、法治、人权与分权的关系

宪法已对这些问题交待的很清楚了，您到底要问什么呀？

⑽ 怎样理解宪政与民主、法治、人权的关系

法治与人权
狭义的法治认为法治本身并不提供“公正”，但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寻求公正的法律框架和程序；而实质的法治扩展了狭义的概念，包括某些与此相关的个人的实质性权利。这个扩展则在法理上承认天赋人权，也为宪政国家的宪法最终包括了人权法案建立了法理依据。也因此，只有在有法治的国家，人权才能获得保障。就人权保障而言，法治则使普世价值的人权和各国宪法或基本法上的基本权利不受来自他人或政府的非法侵犯。目前，狭义法治比实质法治获得更广泛的认可。
法治与宪政
宪政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上一种主张以宪法体系约束国家权力、规定公民权利的学说、理念和政治实践。这种理念要求政府所有权力的行使都纳入宪法的轨道，并受宪法的制约，使政治运作进入法律化理想状态。宪政是民主制度的基础和保障，同时也是对民主政治的制衡，在宪政国家，政府和公民的行为都是有边界的，不能互相僭越，政府所代表的行为世界是公共部门，相对来说公民的行为世界称作公民社会。宪政的根本作用在于防止政府（包括民主政府）权力的滥用（即有限政府），维护公民普遍的自由和权利；传统上，宪政本身并不直接涉及到政府是否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但现代宪政理论往往与民主的概念密不可分。
宪法强调法律具有凌驾于包括政府在内的一切的法治的必要性。没有法治也就没有宪政。
法治与民主
法治原则要求法律对政府权力与对人民具有普遍拘束力，要求政府权力与人民共同尊重和遵守法律。因为如果不是透过民主机制所制定的法律，往往沦为政府权力对人民的统治工具，不能有效拘束政府权力，这并不符合完整、正确的法治。因此民主也可说是法治的必要前提和实质内涵之一。
民主制度的具体表现之一是在人民能直接或间接(透过民选的议员、代表)制定各种法律，如果法律不被尊重或遵守(特别是不被政府所尊重或遵守)，民主制度也形同虚设。因此民主制度的内涵也包含了落实法治原则。
法治对民主的保障与人权一样是通过实质法治体现的。狭义法治并不包括民主内涵。
就民主制度而言，法治是使民主制度能发生实际效力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