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私法学会

⑴ 杜涛两字什么意思

1.早期中共党员

杜涛(1901-1929)
云南蒙自人。原名杜友菊，又名杜陶，字陶村。1919年发起组织蒙自中学学生爱国会，参加“五四”运动，1924年赴北京求学。次年考入南满医科大学。1926年到广州农民讲习所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任中共滇南区委委员兼蒙自县委书记，云南省临委委员，省临时工委委员，滇南区委书记。后被捕，在昆明就义。
2.复旦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基本信息
姓名：杜涛
性别：男
出生年月：1971年6月
籍贯：湖北省襄樊市
学习经历
1990年9月进入武汉大学外文系学习，2002年6月获武汉大学法学博士学位；曾获中德联合培养博士奖学金和洪堡奖学金在德国特里尔大学法学院和马普外国私法与国际私法研究所从事研究； 现为复旦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中国国际私法学会理事。
研究方向
国际私法、国际公法、国际经济法以及比较法。
代表性专著
《国际私法》，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版（上海市高校优秀教材奖）、《德国国际私法－理论、方法和立法的变迁》，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国际私法的现代化进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国际经济贸易中的国际私法问题》，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等多部；发表论文、译文多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司法部法学研究项目等多项；
中共云南省大理州委常委 纪委书记
云南省大理州纪委书记 杜涛[1] 杜涛，男，汉族，1972年11月生，中共党员，1994年7月参加工作，研究生学历。
历任云南财贸学院学生处副处长，云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党总支副书记，云南财经大学国际工商学院党委书记，云南财经大学东盟学院院长等职。2009年2月任云南省政法干部学校校长（副厅级，公选，2009.02.11宣布省委决定）。现任大理州委常委 纪委书记
4.原省委视察研究室研究员杜涛
生平简介
杜涛同志系河北省深泽县人，1938年7月参加革命工作，同年同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新乐县文建会副主任、组织部长，安国县文建会主任，冀中党校、延安党校学员，鹤岗市市长、市委副书记，鸡西县县长，东宁县土改工作团团长、县委书记，鹤岗市委副书记，省委政法部办公室主任，省水利设计研究院副院长等职。1983年5月离休。
原省委视察研究室研究员、享受副省级医疗待遇的离休干部杜涛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0年5月1日在哈尔滨逝世，享年90岁。
5月5日上午，杜涛同志遗体送别活动在东华苑举行。
杜涛烈士
四川省阆中县人，35206部队64分队战士，1983年1月入伍，1984年7月19日牺牲，荣立三等功。

⑵ 韩德培先生的著作有哪些

韩德培先生
出生日期：1911年2月
去世日期：2009年5月29日21时
出生地 ：江苏如皋
研究方向：国际私法
工作单位：武汉大学法学院
职称：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顾问
荣誉：著名法学家、法学教育家，国际法研所名誉所长，系中国国际法学会名誉会长、中国国际私法学会名誉会长、“新中国国际私法学的一代宗师”、“中国法学界的镇山之石”、获美国密苏里州首府堪萨斯市市长授予的“荣誉市民”称号、《中国大网络全书》“当代中国的法学人物”专条之一。
其代表性的学术论文有：《国际私法中的实质与程序问题》、《国际私法中的反致问题》、《应该重视对冲突法的研究》、《国际私法的晚近发展趋势》、《论我国的区际法律冲突问题》等。主编的著作主要有：《国际私法》、《环境保护法教程》、《现代国际法》、《中国冲突法研究》、《中国环境法的理论与实践》、《国际私法教学参考资料选编》等。其中，《国际私法》。 韩德培先生（青年时期）
近年来，由他撰写的《美国国际私法（冲突法）导论》和《韩德培文选》又相继出版，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好评。
主编的统编教材：《国际私法》先后获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奖一等奖、首届中国图书提名奖； 任总主编的《人权的理论与实践》曾获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2000年主编的新的法学核心课程教材《国际私法》获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奖一等奖； 主编的《环境保护法教程》是建国后第一部有关环境法的教材；还主编有：《中国环境法的理论与实践》、《环境法知识大会》等，发表过：《环境保护与经济建设当统筹兼顾协调发展》等论文。 现代意义上的法学在中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末年，那时的中国方始引进西方现代法律科学。在《中国大网络全书·法学卷》（上），可以找到名列其上的10位中国当代最著名的法学家，韩德培先生是最后一位离开人世的——2009年5月29日晚9时，一代法学泰斗与世长辞。

⑶ 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的研究方向

国际公法
国际私法
国际经济法 研究特色
本研究方向以研究现代国际法理论与实践、国际组织法、联合国法、欧盟法、世界贸易组织法、条约法、国际人权法、国际刑法见长。其研究水平在全国同类学科中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在国际上也有相当影响。主要的代表性研究成果有梁西教授的《国际组织法》（获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一等奖）、《国际法》；万鄂湘教授的《国际强行法与国际公共秩序》（获湖北省优秀社科成果二等奖）、《国际人权法》；曾令良教授的《欧洲共同体与现代国际法》（获湖北省优秀社科成果三等奖）、《世界贸易组织法》（获教育部第二届全国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邵沙平教授的《国际刑法》、《跨国洗钱的法律控制》（获湖北省首届优秀博士论文奖）；余敏友教授的《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法律与实践》（获湖北省首届优秀博士论文奖）。
学术地位
本专业是全国法学学科中最先设立硕士点和博士点的单位之一，1988年被国家教委确定为国家级重点学科，1992年被人事部确定为全国文科首批博士后流动站，1993年获得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1996年被国家教委批准为211工程重点建设学科。
本专业作为我国重要的国际法教学与科研基地，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高层次的国际法专门人才，出版和发表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形成了独特的学术风格，先后承担了数十项国际合作项目、国家级项目和省部级以上项目，这些研究成果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
本专业对外学术交流频繁，已经与国外数十个学术机构建立了密切的学术交流和合作关系。
作用和意义
在过去的20年中，国际法学有了长足的发展，造就了一批国际法理论和实践高级人才，出版和发表了大量填补国内空白的成果，形成了显著特色的国际法学体系。随着世界经济、科技的迅猛发展，国家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国际交往越来越广泛，高级格局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和平和发展成为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在这种形势下，各国都十分注重运用政治、经济、法律手段调整对外关系和处理国际事务，与此同时，各国在贸易、环境保护、海洋开发、科学技术、外层空间、军事和司法等方面的合作日益频繁，因此，武汉大学国际公法专业的发展对中国在21世纪的法治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国际交往与合作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与意义。 研究特色
武汉大学的国际私法研究人员从有利于更好地调整国际民商事法律关系的目的出发，主张大国际私法观点，认为国际私法既包括冲突规范、实体规范，又包括程序规范，并涵纳了国际民商事法律关系的直接调整方法和间接调整方法。为使国际私法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本学科点非常注重国际私法的本土化，扩大其适应性，加强中国国际私法立法问题的研究。本学科点既注重宏观问题的研究，又强调具体问题的探讨，如在国际私法的法理研究、国际民商新秩序的重构、比较国际私法、国别国际私法、国际民事程序法、国际商事仲裁法、区际冲突法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形成了颇具影响的珞珈学派。为我国国际私法的立法、司法实践以及国际商贸实务提供了很好的导引性作用。
学术地位
国际私法的教学和研究在武汉大学经历了较长的发展史，并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研究活力。在人才培养方面，本学科点除了在本科阶段注重国际私法课程以外，自1981年开始招收研究生，至今仍是全国唯一能够培养国际私法方向博士生的博士点，造就了许多优秀人才，他们成为我国国际私法领域从事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的主导力量。在教材建设方面，本学科点主持编著了国家级的国际私法统编教材，并获得过国家级奖励。在理论研究方面，本学科点始终保持着国内领先地位，并和国际上国际私法的发展趋势基本保持同步，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促进了我国国际私法学的发展，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韩德培教授的《国际私法》、《中国冲突法研究》、《国际私法新论》，李双元教授的《国际私法（冲突法编）》、《国际民商新秩序的理论构建》，黄进教授的《区际冲突法研究》、《国际私法》，肖永平教授的《冲突法专论》、《中国冲突法立法问题研究》等，上述成果代表了我国国际私法研究的最高成就，并在国外产生了广泛影响。海牙国际私法会议秘书长汉斯·范·鲁访华时曾专程前来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对我所的研究工作作了高度评价，将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成为中国国际私法学家的摇篮。此外，中国国际私法学会自成立以来一直设在武汉大学，本学科点的研究人员分别担任了学会的会长、副会长和秘书长，在领导和协调全国国际私法研究工作方面发挥了中心作用。
作用和意义
在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中国正在积极地推进现代化进程，这就需要在各国法律歧异和文化冲突的情况下谋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并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而国际私法在其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因为国际私法能够为我国在各种利益冲突的背景下确定保障跨国民商事法律关系正常运转的制度性架构，形成一个与中国社会发展向适应的国际环境。我国国际私法法制的完善有利于促进我国当事人更好地进入国际市场，维护自身利益，为我国当事人在跨国民商事交往中提供引导和保障。而武汉大学的国际私法研究在完善我国国际私法法制方面将起着重要的作用。 研究特色
武汉大学的国际经济法学科是我国最早从事国际经济法研究的学科点之一，并以国际经济法的基本理论、国际投资法学、国际金融法学为其特色。已故教授姚梅镇先生是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会的首任会长，他提出并创建了中国国际经济法的学科体系，其关于国际经济法的理论已为我国国际法学界普遍接受，成为该领域的代表性学说。同时，他又是我国国际投资法的奠基人。在多年的发展建设过程中，本学科点的研究在全国始终处于领先地位，先后出版和发表了一批具有国内和国际影响的优秀教材、专著和论文，还为我国的经济和法制建设输送了一大批具有硕士、博士学位的高层次专门人才，并形成了重点突出、方向明确的学科特色：在国际投资法领域，余劲松教授在姚梅镇教授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予以拓展和深化，其关于跨国公司法的研究更具开拓性而有独到建树；在国际金融法领域，刘丰名教授的研究一直居于国内前沿，他关于国际金融法学的体系富有创见，独树一帜。
学术地位
本学科点是国家教委确定的国家级重点学科，也是我国最早设置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的学科之一，在国际经济法学的教学和科研方面取得了突出成果，处于全国领先地位。在教材建设方面，姚梅镇教授的《国际经济法概论》、《国际投资法》曾获得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一等奖；余劲松教授的《国际经济法学》获国家教委中青年优秀教材奖、《国际投资法》获司法部优秀教材一等奖。在科学研究方面，姚梅镇教授主编的《比较外资法》和余劲松教授的《跨国公司法律问题研究》分别获国家教委首届人文社科优秀研究成果一等奖和二等奖。这些成果形成了独特的学术风格，堪称我国国际经济法学的一个流派，在我国国际经济法学的教学和研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国内外产生了重要影响，
作用与意义
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加强对国际经济法的研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1． 可以使我国更好地借鉴和吸收国际上的成功经验和通行做法，完善中国的涉外经济立法，扩大对外经济交往，培育和发展符合国际惯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中国更有效地参与国际经济立法，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作出应有的贡献。
2． 能够为涉外实务部门的工作提供理论指导。这些部门在对外经济交往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许多法律问题。加强对国际经济法的研究，能更好地为它们正确处理涉外经济事务提供法律依据和可行的对策、建议，从而更好地维护我国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障我国对外经济交往的顺利进行。
3． 能够大力促进人才培养。我国的经济建设和法制建设需要大量懂法律、懂经济、懂外语、能力强的高素质专门人才，只有加强国际经济法的研究和教学，才能满足这种客观需要。
武汉大学的国际经济法研究和教学已经具备很好的基础，进一步加强本学科点的建设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中国所必须的。

⑷ 刘想树的详情

现任西南政法大学副校长 ，西南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曾任西南政法大学教务处处长。
兼任中国国际私法学会副会长 、重庆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学术旨趣及学术造诣主要体现在国际私法学、国际商事仲裁等领域，学术著述主要包括： 1．“国际私法中的识别问题比较研究”，载《现代法学》1999年6期，中文核心期刊。
2．“国际私法的融通性与民族性论纲”，载《云南法学》2000年1期（为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为人大复印资料《国际法学》2004年第4期全文转载。
3．“从国际私法评法理学的两个问题”，载《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年3期，中文核心期刊。
4．“美国总统弹劾制度与法治”，载《广东社会科学》2000年第6期，核心期刊。
5．“宪法框架、法律程序及其法治理念——对美国总统弹劾制度的介绍和分析”，载《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专刊，核心期刊。
6．“中国国际私法重构的几个问题”，载《云南法学》2001年1期。
7．“论国际商事仲裁协议的法律适用”，载《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中文核心期刊。 8．“‘法亦为国际社会主流意志的体现’吗？”，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9．“西部开发中利用外资的几个问题之宏观透析——以WTO的相关法律制度为基准”，载《法学家》2001年第3期，中文核心期刊。
10．“涉外仲裁裁决执行制度之评析”，载《现代法学》2001年第4期，中文核心期刊。
11．“关于仲裁条款独立性的两个问题”，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
12．“仲裁条款的独立性问题”，载《现代法学》2002年第3期，中文核心期刊，为人大复印资料《诉讼法学、司法制度》2002年第10期全文转载。
13．“仲裁程序法的适用及中国实践”，载《广东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核心期刊。
14．“国际私法行为方式上的‘有效原则’及其法理分析”，载《云南法学》2002年第3期。
15．“学说与判例的法渊源地位研究”，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中文核心期刊。
16．“错误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识别与补救”，载《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第8期，中文核心期刊。
17．“21世纪与中国法治”，载《现代法学》1999年第1期，中文核心期刊。
18．“构建有扩张力的知识结构，形成可持续发展人才培养模式”，2004年西南政法大学项目，获该年度校教学科研成果奖。
19．“从立命馆大学的教学管理看我校教学管理的改革”，于2004年赴日交流后，向学校提交的教改论文。 20．“高校法学专业教学目标与课程设置变革论”，教育部法学专业指导委员会2004年会（海南）提交的论文，获校2005年教学考研成果二等奖。 1．《国际私法基本问题研究》（独著），法律出版社2001年8月出版，清华大学法学院指定国际法学研究生必读书目。
2．《中国涉外仲裁裁决制度与学理研究》（独著），法律出版社2001年6月出版。
3．、《法理宪法若干理论问题研究》（合著），科技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版。 1．《国际私法》（参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出版。
2．《国际私法学》（副主编），法律出版社1999年6月版。
3．《国际私法》（副主编），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7年6月版。
4．《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团体管理实用全书》（工具书，参编），中国工人出版社2001年3月出版。
5．《国际私法》（参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10月版。 1．1999．1月——2003.9月，独立承担西南政法大学校级研究项目《中国国际商事仲裁制度研究》。
2．2001年5月——2004年4月，参与国家社科项目《海峡两岸商事仲裁制度比较研究》，为课题组核心成员之一。
3．2004年1月——2004年10月，参与国家立法机关委托项目《民法典》草案“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部分起草、立法论证、专家草案。
4.2005年3月——2005年10月，参与外交部委托项目“海牙国际私法会议《关于管辖权排他性选择条款的公约》”的论证和提供专家意见。
5.2005年6月——2006年5月，主持重庆市教委人文社科项目《入世过渡期后重庆农业发展策略研究》。
6.2006年1月——2008年12月，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国际体育仲裁研究》。 1．载于核心期刊《现代法学》1999年6期的“国际私法中的识别问题比较研究”，于2000年10月24日获得第九届优秀科研成果论文类优秀奖。
2．2004年12月的项目“构建有扩张力的知识结构，形成可持续发展人才培养模式”获得西南政法大学2004年优秀教学成果三等奖。
3、教研论文“高校法学教育与目标与课程设置变革论——对西南政法大学与日本立命馆大学之比较考察”获西南政法大学2005年教学科研成果二等奖。

⑸ 武汉大学出过哪些名人

1、吴倩

吴倩，1992年9月26日出生于湖北武汉，毕业于武汉大学艺术系2010级本科班，中国内地影视女演员内。2012年，容凭借在饶雪漫的长篇小说《雀斑》中担任书模而受到关注。2013年，签约浙华策影视。2014年，因出演传奇剧《隋唐英雄4》而崭露头角，随后，凭借金庸剧《鹿鼎记》被观众熟知。

2、雷军

雷军，男，汉族，1969年12月16日出生，湖北仙桃人，无党派，大学学历，理学学士学位，高级工程师。中国大陆著名天使投资人。

雷军作为中国互联网代表人物及全球年度电子商务创新领袖人物，曾获中国经济年度人物及十大财智领袖人物、中国互联网年度人物等多项国内外荣誉，并当选《福布斯》（亚洲版）2014年度商业人物。

⑹ 国际私法中试述法律选择的方法

试析涉外民商事审判中的法律选择方法

实证分析或案例分析应当成为研究我国国际私法的一项重要方法。这是因为法学首先是一门实践科学，它只能来源于实践，并且进一步去指导实践。就法律的发展史来看，任何一项行为规则都不是从某种先验的理性或纯逻辑学中产生出来的，而只能是在各种社会力量的折冲和社会生活的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国际私法的各项规则和原则的产生和发展也是如此。因此，以国际私法为研究对象的国际私法学就不能离开对各国特别是对本国的实践即判例材料的研究与分析。 通过实证分析或案例分析，通过实证分析或案例分析，能够把握有关国际私法案件处理的实际运作情况，从而为理论研究提供更多的土壤，反过来，这样的理论研究因其尽可能满足实际需要，从而对国际私法的司法实践起到推动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把握实践的方向，解决实践的问题，回应实践的挑战，是我们对未来的理论创新所能作出的期望。因此，本文主要从实证的角度，分析中国法院在涉外民商事审判中的法律选择方法问题，特别是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最密切联系原则和法律关系分割方法的具体运用。

一、法律选择方法的统计

从涉外民商事案件的法律选择方法来看，据统计数据显示，中国法院在2001年处理的47起涉外民商事案件中，运用得最多的是最密切联系原则（特征性履行方法），有14件，占31.7%；其次为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有9件，占19.1%；并用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和最密切联系原则的，有1件，占2.1%；援引一般冲突规范的，有6件，占12.8%；但尚有占34.3%的17起案件没有说明适用法律（主要是中国法律）的理由。 在2002年处理的36起涉外民商事案件中，中国法院运用最多的是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有14件，占42.42%；其次为最密切联系原则，有10件，占30.3%；采用“分割”方法和直接适用中国法的各1件，分别占3.06%；但尚有1件适用法律可能错误，占3.06%，尚有占18.1%的6起案件没有说明适用法律（主要是中国法律）的理由。 在2003年处理的50起涉外民商事案件中，中国法院运用得最多的是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有23件，占46%；其次为最密切联系原则（特征性履行方法），有11件，占22%；援引一般冲突规范的，有6件，占12%；采用“分割”方法的，有3件，占6%；但尚有7件占14%的案件没有说明适用法律（中国法律）的理由。 在2004年处理的50起涉外民商事案件中，中国法院运用得最多的是最密切联系原则，有17件，占34%；其次为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有11件，占22%；援引一般冲突规范的，有4件，占8%；重叠适用意思自治原则与最密切联系原则的，有2件，占4%；直接适用国际公约或国际惯例的，有2件，占4%；以外国法无法查明为由适用中国法的，有2件，占4%；默示推定当事人意思的，有1件，占2%；没有说明适用法律（中国法律）理由的，有11件，占22%。 这表明在总体上，中国法院能够比较灵活地运用不同的法律选择方法来处理涉外民商事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但也存在适用法律可能错误，特别是不少案件的法律适用理由不明等情形。

二、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

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是中国法院处理涉外民商事案件的主要法律选择方法。大部分法院能够尊重当事人合意选择的法律，包括争议发生前在合同条款或提单条款中书面约定适用法律，以及争议发生后在法院审理过程中当事人之间口头同意适用某国法（主要是中国法）。只要这种选择是出于自愿并没有违反我国强制性或禁止性规定，而且我国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另有规定的，均应认为有效，法院处理案件时就应首先适用当事人合意选择的法律。

从我国现行有效的《民法通则》第145条、《合同法》第126条和《海商法》第269条以及正在起草的《民法典》（草案）第九编“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法”第50条的规定来看，都没有对当事人合意选择法律的意思表示方式作出限定。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涉外经济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答》第2条第2款和由中国国际私法学会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私法示范法》第100条的规定则只承认当事人之间协商一致并以明示方式选择的法律，但也没有明确要求必须是以书面协议作出合意选择。因此，我们认为，口头协议作出的选择也应是一种合意选择。因为充分实现意思自治的决定性因素是当事人对法律选择的明确表示，而不是这种表示的方式。 这与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协议选择管辖法院是有所不同的，《民事诉讼法》第244条明确要求这种协议选择必须是书面形式，而否定了当事人之间以口头协议选择管辖法院。

在实际案件中，当事人之间虽然没有以书面协议或口头协议的形式作出合意选择，但从整体看合同订立的情况、合同内容以及争议发生后当事人的行为等方面来看，可以清楚地显示当事人所要选择的法律。如在德国胜利航运公司与骏业（天津）国际货物贸易有限公司无正本提单放货损失赔偿纠纷案 中，二审法院认为：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作为索赔、抗辩的依据，应视为双方当事人合意选择本案争议适用中国法律。因此，根据《民法通则》第145条的规定，本案应适用中国法律。可以说这是一种特殊的合意选择，是对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本意的尊重。1985年《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法律适用公约》就对此作了规定，其第7条规定：“当事人选择协议必须是明示的，或者从整体看合同规定和当事人的行为清楚地显示了这种选择。”

但在实践中，也要注意把当事人的这种特殊的合意选择与法院推定当事人选择相区分。前者是当事人对法律选择的一种暗示，反映了当事人的选法意图，而后者是法院根据各种因素推定当事人选择适用的法律，并不一定真正代表当事人的意图。因此，要谨慎地对待当事人的这种特殊的合意选择，保证案件在当事人合意的基础上得到公正处理。

三、最密切联系原则的运用

最密切联系原则也是中国法院处理涉外民商事案件的重要法律选择方法。在当事人没有合意选择法律的情况下，法院一般是运用最密切联系原则来解决争议的法律适用，这是符合立法规定和立法精神的。 但在司法实践中，如何运用最密切联系原则，如何分析最密切联系因素以确定最密切联系地（国）法，不同的案件有不同的作法。

有的案件采用特征性履行方法，法院通过场所性因素，诸如合同签订地、合同履行地、货物运输目的地等来确定最密切联系地（国）法。如在晋西机械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诉德国瑞克麦斯轮船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货损纠纷案 中，法院认为：关于本案所适用的法律，原、被告双方在所签订的《运输协议》中没有约定。但《运输协议》的签订地在中国北京，合同的实际履行地在中国天津新港，依据国际私法的最密切联系原则，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处理本案的纠纷。这实际上是将最密切联系原则具体化，将特征性履行方所在地（国）视为与争议有最密切联系，从而以该特征性履行方所在地（国）法作为争议的准据法。这种方法是实践中最常用的。

有的通过当事人及其起诉情况来确定最密切联系地（国）法。如在南京日信油脂化工有限公司与京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青岛腾伟经济发展公司购销合同纠纷案 中，法院认为：京泰公司、腾伟公司和日信公司在三方协议中，未约定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在本案的审理中，三方当事人亦未就选择法律适用形成共识，因而本案的审理应当适用与三方协议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京泰公司是香港法人，其选择中国内地法院提起诉讼，腾伟公司及日信公司均是中国法人，应确定中国是与本案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根据《民法通则》第145条第2款的规定，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有的案件虽然适用了最密切联系原则，但法院没有具体说明理由。如在山东省威海船厂与被告DS-Rendite-Fonds Nr.52 MS Cape Charles GmbH ＆ Co Containe rschiff KG无船舶买卖合同关系确认之诉纠纷案 中，法院认为：涉外合同当事人可以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应当是指双方当事人共同明确选定的合同发生争议时所应适用的实体法。本案争议的本身就是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合同法律关系。虽然被告与案外人湖北机械公司签署的合同中将原告列为合同一方并有‘适用英国法律’的条款，但原告认为其没有签字盖章，并非合同一方当事人。此种情形下，应视为原、被告双方对适用法律没有选择，根据《民法通则》第145条的规定，应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即中国法律。该法院虽然在确定中国法院管辖权时对争议涉及中国的管辖因素作了分析，但在法律适用阶段，又是如何得出“中国法律”是“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这个结论的？从判决书来看，法院对此并没有作出说明。

因此，对于最密切联系原则的运用，法院应该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在客观分析和评价与争议有关的各种联系因素的基础上，来确定与争议有最密切联系的地方（国家）的法律。同时也要防止法官的主观随意性，借自由裁量权来扩大法院地法的适用。

四、“分割（Dépeçage）”方法的运用

所谓“分割（Dépeçage）”方法，也就是对同一案件中的不同争议规定不同的连结点，适用不同的法律，或者说是区分不同法律关系或同一法律关系的不同方面分别适用不同法律的方法。它是对客观性冲突规范进行“软化”处理的方式之一，已为许多国家的国际私法立法和司法实践所接受。 因为它能使准据法的选择更符合日趋复杂的法律关系的各种具体情况，从而使案件得到更公正、更合理的解决。例如，在黑龙江省东宁县华埠经济贸易公司与中国外运山东威海公司等船舶进口代理合同、废钢船买卖合同纠纷再审案 中，法院认为：当事人和合同事实均在中国境内，应适用中国法，但涉案船舶系从俄罗斯进口，部分证据源于俄国，故有关船舶所有权的转移及源于俄国的证据的效力，应适用中俄双边条约。

总的来说，该案法院较好地采用了“分割”方法，在区分合同、证据、所有权等不同法律关系的基础上适用了不同法律。这种司法实践与晚近国际私法的立法趋势也相一致，体现了追求法律适用“明确性”与“灵活性”的最大平衡的精神。但是对该案件的上述法律适用认定，通过分析判决书，还需要作以下三点说明：

第一，对于上述两个合同的法律适用。法院分析了与合同有关的联系因素，根据当事人和合同事实均在中国境内的事实，认为应适用中国法，但没有指出法律选择的方法和依据。从案件事实来看，中国法是作为最密切联系地（国）法而得以适用的，也就是采用了最密切联系原则。在司法审判实践中，要使判决书更有说服力，法律选择和法律适用的说理过程及法律依据是必不可少的。

第二，对于证据的法律适用。该涉案船舶系从俄罗斯进口，登记文件和公证文件都是在俄罗斯联邦境内制作的，这些文件究竟能否为我国法院所认定而作为证据使用？这就涉及到其法律适用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民事和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第29条的规定，在俄国境内制作的官方文件、经俄国法院或者主管机关制作或证明的文书，只要经过签署和正式盖章即为有效。因此，法院根据条约优先适用原则，对俄罗斯航海船舶登记局签署的文件和公证人签署证明的文件予以了认定，将之作为证据使用。

第三，对于船舶所有权转移的法律适用。我国1995年《海商法》第270条对“船舶所有权的取得、转让和消灭”，规定适用“船旗国法”，但该涉案“尼古拉”号船舶离开俄罗斯港口开往中国大连港交船时，已向俄罗斯船舶登记局注销了船舶所有权，因此其船旗国法无法确定也无法适用。法院认为：“依据中俄双边贸易协定的规定，该船舶所有权已经转移给华埠公司。”也就是说，该涉案船舶所有权是否转移的问题，因我国与俄罗斯缔结有双边贸易协定，法院根据条约优先适用原则予以了适用。

五、结语

为指导各级法院正确地适用法律，2003年7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专门发布了《关于我国法院审理涉外商事案件适用法律情况的通报》（法[2003]121号）。通报中指出：“……不少人民法院对适用法律问题意识不强，甚至在裁判文书中没有对适用法律问题进行任何分析和论述。涉外案件相对于国内案件而言，有其特殊性和复杂性，法律适用即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要搞好涉外商事审判工作，就必须提高法律适用方面的意识。正确地适用法律是公正裁判的基础。人民法院应当在涉外商事案件裁判文书的论理部分首先对于该案应适用的法律作出分析和判断，并具体说明理由。绝不能无视法律适用问题而想当然地适用本国法，也不能只得出关于适用法律的结论而对原因不予阐述。对于上述问题，各级人民法院应该在今后的审判实践中予以高度重视，并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以进一步提高涉外商事裁判文书的水平，维护我国人民法院公正司法的形象。”

因此，能否正确运用国际私法，能否正确适用法律，已经提高到中国法院是否公正司法的高度，显示出中国最高司法层对法律选择方法在司法实践中的作用的日益重视。尽管中国涉外司法审判改革的道路还很长，任务还很重，但是，加快涉外民商事法律适用立法的进程，树立正确适用法律的理念，应是解决问题和减少甚至避免问题发生的不同进路，从而真正推进中国涉外司法审判改革的建设，树立中国涉外司法审判的国际形象。

⑺ 韩德培的生平经历

韩德培先生生于1911年，江苏省如皋人，他的祖父韩大兴是曾多年跟随翼王石达开南征北战的一名副将。
韩德培幼时常在祖父膝下听他讲述当年驰骋马背的军旅生涯，继承了祖父刚正不阿的浩然正气。
来到人世间的韩德培却是个苦孩子——那时韩家已逐渐败落，更惨的是韩德培8岁便失去慈母，小小年纪便尝到了家庭贫寒、幼年失母带来的世事炎凉。
1917年，韩德培进入私塾，期间读了《大学》、《论语》、《孟子》、《幼学》等，接受了严格的书法训练，因此打下了扎实的旧学基础。10岁时，韩德培转入京江小学读书，京江小学是旅居如皋经营钱庄和银行业的镇江人开办的，对语文、算术、英语课程特别重视——熟悉韩德培的人都知道，他不但懂英文，还懂法文、德文、日文和俄文，出色的语言能力与他小时候所受到的良好外语训练有关。1928年，韩德培师范毕业。
1930年，他又赴杭州赶考，一举考中浙江大学史政系。半年之后，当时的教育部决定将浙大史政系合并到中央大学，韩德培也随之转入中央大学。
初到中央大学，一次旁听课却改变了韩德培的志向与爱好。当时，讲课的教授是后来当过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长、时任中大法律系主任的谢冠生，他主讲的是“法律就是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纠纷”。
韩德培还清晰记得，“谢教授讲话不带讲稿，只拿粉笔一支，他教法理学，引经据典，侃侃而谈，不仅条理分明，而且把一般人心目中枯燥无味的法学课程讲得趣味无穷”。后来，韩德培还旁听了谢教授主讲的“法理学”、“中国法制史”和“罗马法”，教室里坐不下，他就站在窗子外面听。

由此，韩德培对法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同时也知道了法学是一门解决人与人之间纠纷的一门学问，对社会非常有用。因此，他找去谢教授谈了自己想学法律的想法，在谢教授的帮助下，他如愿以偿从史政系转到了法律系。当时，中央大学法律系开设课程非常齐全，比如，刑法、民法总论、物权法、亲属法、程序法等，有许多来自于司法实务部门的人前来授课，包括最高法院的审判员、司法行政部的官员等。“从史政系转到了法律系，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但我无愧于我的选择”，如今已是一代法学大家的韩德培如此评价当年自己的选择。 1934年，韩德培从中央大学法律系毕业。
旧中国贫穷落后，备受列强欺凌，韩德培深感要提高民族素质，实现国家富强，教育十分重要。求知若渴的他希望能到国外去深造，然而出身贫寒的他只能等待时机考取公费留学。
时值中大需要一位主编学报和校刊的编辑人员，韩德培毛遂自荐，承担起了这项工作。
机遇在5年后才终于降临，中英庚款董事会在中国招留英公费生，然而24个名额中，攻读国际私法的名额只有1个。
经过激烈竞争，28岁的韩德培夺得留学剑桥大学的机会。可正当韩德培等准备出发之际，欧战突然爆发——韩德培只得回到中央大学一面等待消息，一面继续从事教学工作。
可是，欧战愈演愈烈，到英国去留学已经非常困难。
1年后，中英庚款董事会决定所有考取的24名公费留学生一律改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学习。1941年7月底，韩德培和一道考取中英庚款公费留学生的钱伟长、张龙翔等人前往加拿大多伦多大学。韩德培没有想到，自己这一去便是5年。
在多伦多大学学习的第二年，韩德培在著名国际私法学者莫法特·汉考克教授指导下写作论文，他选择的论文题目是《国际私法中的实质与程序问题》。他搜集和引用了大量的英美和加拿大的判例，结合英、美、加一些学者的观点进行了分析，并且提出自己的见解。汉考克教授审阅过这篇论文后，很高兴地评价道：“你写的论文很好，我不用改任何一个字。”这样，韩德培很顺利地通过硕士论文答辩，获得硕士学位。这是当时该法学院所能授予的最高学位。
1942年，韩德培以特别研究生的身份来到当时世界上声望最高的哈佛大学法学院，利用那里世界上最好的一个法学图书馆所收藏的极为丰富的书刊，进一步进行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的研究。在哈佛的3年，韩德培把主要精力集中于阅读国际私法、国际公法和法理学三方面的书刊，并尽量搜集有关的资料。特别是在国际私法方面，他花了较多的时间，做了大量的详细的笔记。此外，他还选听了当时几位有史学者的课，如格里斯沃尔德的“国际私法”、赫德森的“国际公法”和庞德的“法理学”，受益颇深。在哈佛，韩德培还撰写了一些国际私法新著的书评和评介庞德的社会法学派学说以及凯尔森的纯粹法学说等文章，发表于浙江大学发行的学术刊物《思想与时代》及其他刊物上。
1945年应著名法学家周鲠生校长之聘回武汉大学任法律系教授，后兼任法律系主任、校务委员会常委兼副秘书长、副教务长兼法律系主任。1980年、1981年分别创建了全国高校中第一个国际法研究所和全国唯一的环境法研究所。先后任武大法学院名誉院长，国际法研究所所长，环境法研究所所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法学评议组第一、二届成员和第三届特约成员，国务院经济法规研究中心顾问，国家环保局顾问，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顾问等。现仍任职于武大法学院并兼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国际法研究所和环境法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国际法学会、中国国际私法学会、中国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研究会等学会名誉会长。在国外，还曾兼任国际自然和自然资源保护同盟理事，环境法研究中心理事，世界城市与区域规划学会理事等。
1945年秋，建立联合国的筹备会议在美国旧金山召开，董必武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加了会议。会议结束后，董老应邀到纽约演讲。在演讲过程中，一些亲国民党的留美学生别有用心，提了一些无理取闹的问题。当地的华文报纸还进行了歪曲报道。韩德培感到非常气愤，提笔给董老写了一封信。信中说，那些无理取闹的人根本不能代表留美的中国学生。韩德培知道董老曾经在日本研修过法律，本身也是个法学家，所以还在信中向董老请教：未来的新中国是否需要法制建设？应该怎样进行法学研究？
新中国成立初期，韩德培任武大法律系主任，但怎么从事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才能适应建设新的国家的需要，他心里没谱。于是他又请教主持全国政法工作的董老。
1955年前后，董老到武汉视察，专门把韩德培叫到他身边聊天。韩德培还向董老谈了谈武大法律系的改革情况。 他拒绝了刚刚成立的联合国的工作邀请，于1946年，应周鲠生“有约在先”之聘，回国到武大任教。
1945年底，韩德培怀着渴望和激动的心情，乘美国第一艘开往远东的运输船，从美国西雅图出发，回到了中国。当多年不见的祖国再次呈现在眼前时，韩德培禁不住热泪盈眶，视线渐渐地模糊了……刚从抗战中走出来的中国，内战不断升级，物价飞涨，官僚腐败，民不聊生，社会秩序一片混乱，这与“海归”韩德培理想中的民主法治社会有着天壤之别。那时，韩培德曾在著名的《观察》杂志上发表了“我们所需要的法治”一文，提出民众所需要的法治应该是建立在民主政治上的法治。
韩德培在武汉大学历任武大法律系主任、武大教授会主席以及武大校务委员会副秘书长。由于他的努力和取得的卓越成效，使得武大法律系成为院系调整中全国仅有的三个被破例保留的综合性大学法律系之一
在当时韩德培和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经济系教授张培刚及世界史学家、历史系教授吴于廑，被哈佛的中国同学戏称周鲠生校长邀请的“哈佛三剑客”。
1957年，他被扣上了“山中宰相”的右派帽子，密藏的大量笔记资料被白蚁蛀食一空。1960年摘帽后返回武大，法律系已不复存在，他被安排到外文系。文革开始，他因在教英语时用教室黑板上方“马恩列斯毛”的画像中各人的胡子来区别英语中表示“胡子”的几个词，而被学生告发，后抄家游街，甚至第二次戴上了右派的帽子。
1970年代初，韩德培以“右派分子”和“劳教人员”之身，奉命从事了大量联合国文件的翻译工作，得到外交部的高度评价。文革结束后得到平反，经刘道玉校长再三邀请（同时北京大学也多次抛来了橄榄枝，希望韩老去北大任教），韩老出山重建武大法律系，网罗了姚梅镇、马克昌、张泉林、何华辉等大量优秀人才。并与1980年建立起全国综合性大学中第一个国际法研究所，1981年又建立起中国乃至亚洲唯一的、同时也是整个亚太地区最大的环境法研究所。武汉大学法学院的重建过程是以韩老为核心而经行的，对武汉大学来说韩老对武汉大学的贡献真的太多太多了！ 在武大法律系任教两年之后，年仅36岁的韩德培被任命为法律系主任。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全国综合性大学的法律系几乎都被取消，只有3所大学保留了法律系，武大是其中之一。
1957年，“反右”开始后，作为法学家的韩德培成为武汉大学最大的两个右派之一。第一次被划成右派的时候，韩德培还曾辩解，结果他被要求面向全校师生作检查，但他还在将自己的“罪状”一条一条地加以反驳。因为非常有理，揭穿了“反右”办公室的许多谎言，下面的人哄堂大笑。韩德培的罪名又多了一项:态度极度恶劣。
在被整整批斗了一个星期之后，“反右”办公室宣布了对他的处罚:撤销一切职务，送沙洋农场劳动。韩德培1960年被摘掉“右派”帽子回校时，法律系已经被撤销，并到了湖北大学。当时湖北大学只接受武汉大学法律系非右派教师，右派们留在了武大，他只好改行在外文系教授英语。
“文革”开始后，韩德培1969年再次被戴上“右派”帽子。韩德培教英语的权利也被剥夺了，原因是“在教英语时放毒”。他再次被下放到沙洋农场劳动，一去就是8年。1978年“右派”问题彻底平反，他才回到武汉大学工作。
“文革”结束后，如何重铸法律系这枚金牌，成了新上任不久的武汉大学副校长刘道玉思考的首要问题。
但一个被一锅端掉了的系，恢复起来谈何容易？刘道玉想到了韩德培。
“如果说法律系是武汉大学的一块水晶，那么它在反右、文革中已经被打破了。所幸晶体虽破，但晶核尚存。这晶核就是德高望重的著名国际法学家韩德培教授，他是法学大师，是我们恢复法律系的信心之所在。我们坚信，只要他登高一呼，人才就会从四面八方聚集到他的旗帜下。用不了多久的时间，就会在他这个晶核的周围生长出一块美丽的巨大的晶体来。”多年后，刘道玉在他的自传《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里如是评价韩德培在武大的影响力。
果然，在韩德培的号召下，武大恢复法律系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各地，在法学界得到广泛的支持。多年流失或埋没在各地各界的法学人才，纷纷主动来函应聘，其中不少是武大法律系早年毕业的校友，他们不约而同地发出一个声音:“重铸昔日的辉煌!” 在法学界和教育界，韩德培的众多具有开创意义的贡献几乎人人皆知:他的学术活动范围涉及国际私法、国际公法、环境法、法理学以及法学教育等诸多领域。在国际私法方面，他创造性地提出了“一机两翼”的大国际私法理论，构建了新中国国际私法的理论体系和立法体系;他更是中国环境法理论的开拓者，环境法学研究和教育的奠基人。
这些杰出成就的取得，靠的是什么?很多熟悉韩德培的人都提到了两个字:眼光。
1979年，武汉大学决定恢复法学教育，请韩德培教授主持法律系重建工作。那时，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韩老就敏锐地意识到，国际法将在中国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在重建法律系的同时，他于1980年组建了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这是中国高校建立的第一个国际法研究所。
上世纪80年代，没有多少人知道“环境法”，那时的“环境法”也不是独立学科。1981年，韩德培推动武汉大学与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合作组建了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这个环境法研究所不仅在中国是第一个，在亚洲也是第一个。同时，身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法学学科评议组成员的韩德培奔走呼吁，终于得到教育部的批准，环境法在我国的法学教育体系中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
“20多年后的今天，这两个研究所都发展得很好，不仅都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而且其涵盖的学科都是国家级重点学科，在国内外已有广泛的学术影响。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由衷佩服韩老的非凡眼光。”从先生的身上，中国政法大学校长、中国国际私法学会会长黄进体会到了学术眼光对于学术成就的重要性。
除了独到的学术眼光，韩德培的宽广胸怀也令后辈们佩服不已。
黄进回忆说:“韩老一贯反对在评职称时论资排辈、互相倾轧，团结、凝聚了大批知识分子。他的识人之明、用人之量令人折服。在他的支持下，著名宪法学家何华辉教授1980年时还是讲师，到1982年，他就成为了教授，创下那个年代高校职称晋升的奇迹。”
“对于后辈，先生不仅大力培养提携，更重要的是让他们担当重任，让他们站在更高的平台上。而对于荣誉，先生总是唯恐避让不及。这是后辈难以超越的地方。”在黄进看来，韩德培宽广的胸怀为当时乃至现今有些浮躁的法学界带来了一阵清风，“在先生的影响下，中国国际私法界非常融洽和谐。”
以学术成就和影响力而论，韩德培完全称得上是法学大师，但是韩德培不愿意别人称他为大师，他最喜欢的还是别人叫他先生。
“先生一生最推崇的就是奥本海、庞德和狄骥这样的法学大师，他生前的心愿就是有朝一日他的学生或学生的学生中会有这样的大师。”黄进告诉记者，“以先生在中国法学界的成就和影响，是完全可以和上述几位学者在本国的贡献和影响相提并论的。”
“为什么我们后辈的学问难以超越像韩老这样的法学精英?因为他们有大师的品格和胸怀。”黄进感慨地说。 从1946年在武汉大学讲第一堂课到去世，韩德培终其一生，没有离开过武大，甚至没离开过讲台———直到去世前，他还挂念着5名即将毕业的博士生的论文答辩。
64年，弹指一挥间。韩德培从最年轻的教授变成了最年长的教授。直至去世，也没有正式退休。64年间，韩德培到底培养了多少学子，已经没有人能说清楚:武汉大学资深教授马克昌是中国著名的刑法大家;85岁高龄的梁西教授是我国国际组织法的奠基者和创始人;中国政法大学校长、中国法学会副会长黄进教授、澳门大学法学院院长曾令良是第一届、第二届杰出中青年法学家;西北政法大学副校长王瀚和武汉大学法学院院长肖永平是国际私法领域的知名学者……有学者统计，在国内著名法学院校中，几乎都有“韩门”学子。
在政法系统和行政系统，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万鄂湘是韩德培的学生、外交部条法司约有三分之一的官员受过韩德培的教诲。在国际机构中，国际民航组织行政局局长柳芳是他的学生，她也是我国自1974年恢复国际民航组织合法席位以来，在该组织中担任职务级别最高的中国籍官员。
64年间，韩德培最关心的，是他的学生。对于学生的关爱，并不只是停留在学业上。
“他对我们每个学生都非常关心，我们生活上的小事他都记得。”韩德培指导的2006级博士生、山东政法学院副教授王立武回忆说。
2007年，王立武找到先生想请假回家一趟，因为他儿子那年高考。一个月后，王立武回武汉，先生还特意问他孩子高考顺不顺利。
韩老去世的前一天，王立武还到医院看过先生。“当时他已不能说话，当陪护告诉他，我是他的学生时，他睁开了眼睛，眼里只有泪水”。
王立武说:“在那种时刻，他只有用泪水来表达关爱。”
就在王立武这批博士入学时，韩德培发表了“演讲”:“我不会退休，也不想退休，我还得带博士生，我已经96岁了，纵然如此，我十分乐意背负这些责任，并对自己有三个要求:思想不僵化，知识不老化，文章不套化。”
2009年5月12日，韩德培最后一次清晰地说话。他问了他人生中最后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他的几个博士生的论文准备得怎么样了。第二个问题是博士招生面试准备得怎么样了。“既然招他们为学生，就要对他们负责。”韩德培对身边的陪护人员说。
按计划，王立武等五位博士生论文答辩的日子，韩老将亲自参加。但这一天，学生们等来的，却是先生辞世的噩耗。
韩德培的告别仪式上，遗像上的老先生依旧笑容可掬。尽管大家都知道老先生生前乐观，爱笑不爱哭，但上至80岁的老教授，下至年轻一代的学子，许多人还是忍不住哭出了声。这一刻，学生们也只能用泪水来回报先生的关爱。

⑻ 李双元的介绍

李双元，湖南省新宁县人，武汉大学教授，湖南师范大学终身教授。1927年9月出生，1955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法律系。曾先后在中共武汉市委宣传部及华中农学院马列室任教员。1957年受到不公正待遇，仍坚持学习，博览群书，20年不间断。1980年初到武汉大学刚恢复的法律系任教，即为国际法研究生主讲国际私法专题研究课程。曾任该校国际法研究所副所长多年。在任期间，为武汉大学成立中国国际私法学会和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会，作了很大努力。

⑼ 谢石松的谢石松

谢石松教授、法学博士，1963年10月出生于湖南省桃江县，男，汉族。1981-1991年就读于武汉大学法学院国际法学系，师承于韩德培教授门下，先后获得了国际法学专业的法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198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93年晋升为副教授，1996年晋升为教授。现任中山大学法律学系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国际法教研室主任。兼任武汉大学法学院兼职教授、国际私法专业博士生指导小组成员，中国国际法学会理事，中国国际私法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国际私法与比较法年刊》编委，广东岭南律师事务所律师，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广州、深圳、珠海、佛山、肇庆、惠州等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及专家咨询小组成员。
谢石松教授，是我国第一位国际法专业的学士，硕士，博士三阶学位获得者。
谢石松原创名句：
1.作为一个名牌大学法学院三年级学生，……
2.从事法律职业经常会涉及一些有油水的地方；有油水的地方很容易滑倒；一旦滑倒就很难再爬起来。
3.是金子就一定会发光，发光了就一定会有人看见，有人看见了就一定会喜欢。
4.如果谁都请得你吃饭，你很快就没有身份地位。 1981-1991年就读于武汉大学法学院国际法学专业，师承于韩德培教授门下，获得国际法学专业学士、硕士、博士学位。
1991年到中山大学法学院任讲师，1993年晋升为副教授，1996年晋升为教授。 武汉大学法学院、西北政法学院兼职教授
中国国际私法学会副会长
中国国际法学会理事
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会理事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
上海、广州、深圳、厦门、珠海、佛山、肇庆、惠州等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及其中部分仲裁委员会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第一、二、三、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及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广东九州阳光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第六、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及战略、提名、审计委员会委员
广州阳普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及战略、审计、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和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 主要从事国际民商法、国际经济法、国际民事诉讼法、国际商事仲裁法的教学、研究与实务工作。

⑽ 国际私法的主要渊源有

国际私法的渊源可以表现国内立法、国内判例、国际条约、国际惯例。

国际私法的渊源是指用以表现国际私法规范的各种具体形式，除了国内成文法和判例这两个主要渊源外，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也可能成为国际私法的渊源。此外，一般法理、国际私法之原则及学说也可成为国际私法的渊源。

国际私法的渊源指国际私法借以产生的一些形式，即形式渊源。因为国际私法是国内法，它的渊源是国内立法和习惯法。为了使各国的抵触规则趋于一致，以期各国在适用法律和判决上的一致，国际间也缔结了一些多边的和双边的统一抵触规则的条约，这些条约也形成国际私法的渊源。

至于国际私法学说，是对国际私法的发展具有很大影响的因素，与国际私法的形式渊源相对照，它是实质渊源。

(10)中国国际私法学会扩展阅读

在中国国际私法发展之初的20世纪0年代中期，产生了若干散在各个部门法中的若干零星的国际私法规则，中国国际私法法规处于不系统、不独立、不完善的状态，国际私法学界对此进行了持续和深入的研究，从立法体系、理念到具体条文设置都有涉及。

提出了建立和完善中国国际私法法规的大量建议，在此方面，中国国际私法学会在学界丰硕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历时6年，于2000年完成并出版了《中国国际私法示范法》，这是中国国际私法学科在中国国际私法立法研究方面最重要的成果，对推促中国国际私法立法起到了重要作用。

直到2009年，国家立法机关决定制定国际私法法规，中国国际私法学会又提供了立法建议稿，为2010年《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最终制定完成并颁布作出了重要贡献。

2010年《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颁布实施后，中国国际私法学界对中国国际私法立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该法规的内容的评析和法规实施情况。

法规实施6年多来，实施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又成为国际私法学界研究的重点，这些研究对法规条文的不足和实施中的问题提出了很多完善建议，并希望通过制定司法解释的方式能够细化规则内容和修正规则的缺陷。

综上所述，中国国际私法学科在近40年间获得了迅速发展，已达到先进和成熟，成为法学领域的一个重要学科，今后仍将继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