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政法学院陈宝

① 客家人的著名人物

参考词条：客家
客家历史源远流长，培育了大批对中华民族的文明与进步作出重要贡献的出类拔萃的人物，如： 江西客家人物代表性人物：魏禧、陈宝箴、陈三立、陈衡恪、肖华
（宋）郑獬；张鸣冈；郭声琨；中共第十六届、十七届中央委员王太华
井冈山英烈：袁文才、王佐
中国科学院院士：赖远明
中国国民革命军将官：陈大庆、赖名汤、沈发藻、黄埔军校首任教育长胡谦、原台湾“总统府”国策顾问王升
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官：
上将：陈奇涵、萧华、赖传珠、吴昌德
中将：邝任农、朱明、刘浩天、邱会作、康志强、黄志勇、温玉成、谢有法、曾思玉（信丰籍）、廖容标、张国华（永新籍）、吴法宪（永丰籍）、黄新
少将：曹德连、丁盛、丁荣昌、马泽迎、方槐、王屏、毛会义、邓经伟、叶荫庭、叶运高、曹光琳、巫金锋、袁渊、刘涌、刘玉堂、刘世洪、刘耀宗、江学彬、吕黎平、李士才、李呈瑞、李佐玉、李良汉、杨卓、杨汉林、邱先通、邱会魁、邹衍、张英辉、陈熙、陈坊仁、陈远波、陈美福、欧阳平、周彬、钟人仿、钟文法、钟生溢、钟发宗、钟国楚、钟炳昌、黄文明、黄玉昆、黄有凤、黄朝天、龚兴贵、曾美、曾克林、曾昭墟、曾新泮、谢良、谢立全、谢国仪、雷永通、魏洪亮、谢彬、蔡世民、谢名苞、朱耀华、刘锦平、江拥辉、孙文采、严庆堤、杨力、杨俊生、钟发生、张雄、郑旭煜、钟辉、谢家祥、梁达三、卢文新、刘友光、黄萍、刘大煜、许诚、伍生荣、兴中、宋玉琳、李致远、张耀祠、张光华、杨思禄、陈力、陈士法、吴保山、何家产、余光茂、郑三生、罗有荣、罗亦经、钟贤文、钟辉琨、钟元辉、段德彰、徐光华、黄经耀、黄作珍、黄径琛、黄思沛、黄振棠、曹丹辉、曹传赞、康林、梁玉振、彭寿生、童国贵、温先星、游好扬、曾征、曾凡有、曾庆良、曾保堂、曾雍雅、谢明、谢正浩、谢振华、谢镗忠、赖达元、廖昌金、廖冠贤、廖鼎琳
文学艺术：李汉阳、罗晋（铜鼓籍）、吴德钰、危敬姮 福建代表性客家人物：伊秉绶、胡文虎、杨成武、朱大可
姓名加粗者为入选《福建省志·人物传》的客家人物。 彭孙 （生卒年不详）连城人。宋神宗朝官至莱州防御使，封陇西郡侯，食邑1600户。 张显宗（1363-1408）宁化人。明成祖朝交趾左布政使，追赠工部尚书。 黎士宏（1618-1697）长汀人。清康熙朝因功进布政使参议，仍管巡道事。 刘国轩（1628-1693）长汀人。清康熙朝天津卫左都督总兵，赠光禄大夫、太子少保。 蓝理（1649-1720）漳浦县赤卫乡人。畲族。接授宜化府总兵官、浙江定海总兵，升福建陆路提 督。 蓝廷珍（1663-1729），漳浦县湖西人。澎湖水师协副将。 上官周（1665-不详）长汀人。清朝著名民间画家。尤以《晚笑堂画传》为传世之作。 蓝鼎元（1680-1733）漳浦县赤岭人。 华喦 （1682-1756）上杭人。清朝画家。花鸟画尤为突出。 蓝元枚（？—1787）漳浦人。提督蓝廷珍孙，清朝将领。 黄慎 （1687-1770）宁化人。清朝画家。以人物画成就最大。诗与书也独具风格。 伊秉绶（1754-1815）宁化人。其绘画、篆刻、诗文均为世人所重，尤长于书法，有“南伊北邓”之誉。 钟宝三（1834-） 上杭人。 丁锦堂（1846-1902）上杭县人。有“过江武状元”的美誉。 张起南（1878-1925）永定人。一生制谜万则以上，被誉为现代“谜圣”、“谜语大师”。 胡文虎（1882-1954）永定人。南洋著名华侨企业家、报业家和慈善家，被称为南洋华侨传奇人物。 卢衍豪（1913-2000）永定县人。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地层学家。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林默涵（1913-2008）武平人。中国文艺理论家、艺术教育家、原中国文联党组书记，执行副主席。 江一真（1915-1994）连城县人。第四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部长。 杨宪益 郑小瑛：1929年生，永定人。中国著名女指挥家，建国后第一位女指挥家。 游宁丰：1945年生，上杭人。原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杨东明：1949年生于北京，长汀县人。杨振武之子。2005年12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司令员。 姜成康：1950年生，永定县人。高级经济师。原国家烟草专卖局党组书记、局长。 苏增添：1954年生，永定县抚市镇人，原福州市人民政府市长。 朱大可：1957年生于上海，祖籍武平县。在中国文化界享有盛名，被认为是中国最优秀的批评家之一。 谢颖颖：1978年生，长汀县人。中央电视台主持人。 林丹：1983年生，上杭人。羽毛球运动员。 何雯娜：1989年生于龙岩。祖籍广东梅州大埔。 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官： 上将：刘亚楼、杨成武 中将：刘忠、张南生、罗舜初、袁子钦、傅连暲、丁甘如、 少将：张廷发、王直、卢仁灿、刘永生、刘禄长、吴岱、何廷一、张云龙、张元培、陈茂辉、涂通今、黄鹄显、熊奎、王贵德、孔瑞云、刘彬、苏启胜、李平、林伟、林接标、罗斌、涂则生、黄炜华、彭胜标、熊兆仁、王胜、王奇才、王香雄、王集成、邱子明、邱相田、杨尚儒、陈海涵、范阳春、罗洪标、阙中一、王全珍、叶青山、张新华、张雍耿、陈忠梅、翁祥初、王平水、孔俊彪、卢克、刘昌、刘振球、张力雄、张日清、张水发、张宜步、邱国光、钟池、赖光勋、蓝文兆、廖步云、廖成美、杨俊生 注：以上为1955-1965年间授衔的闽西籍将军 广东代表性客家人物：李光耀、李显龙、何子渊、黄遵宪、叶剑英、叶挺、张发奎、薛岳、廖仲恺、林风眠、王佛松 古成之（947-1007）原籍河源县回龙古岭。后迁居增城县。“力学不怠，淹贯群籍”，文誉传四方。 蓝奎，生卒不祥，蕉岭县人，宋元祐三年（1088），蓝奎赴京会试，中进士，官文林郎郡博士。 古凤仪，宋朝梅州人。 罗孟郊（1092－1153年）循州府兴宁县人。宣和六年（1124年）探花，累官至翰林院学士、掌制诰。 蔡蒙吉（1245—1276）梅州明贤、抗元民族英雄、社会活动家、爱国诗人。 古革（生卒年不详），祖籍江西省，后迁梅州。岭南文风首创者古成之的曾孙。 明清时期：洪秀全、丁日昌、洪仁玕、冯云山、叶梦熊、叶高标、张慎、张天赋、盛端明、陈璘、李士淳、张琏、林朝曦、刘公显、何南凤、杨缵绪、蓝钦奎、杨黼时、杨演时、李威光、赖鹏翀、颜容端、颜检、颜伯焘、颜希深、颜以燠、颜鸣汉、罗芳伯、吴元盛、吴六奇、黄香铁、刘起龙、赖信扬、赖恩爵、江童茂、魏大斌、李南馨、凌十八、温生才、何如璋、胡曦、潘祥初、温仲和、黄遵宪、宋湘、徐华清、张弼士、张鸿南、叶亚来，等等。
党政军界、将军：薛岳、叶挺、叶剑英、廖仲恺、谢非、何子渊、肖扬、刁作谦、姚雨平、谢良牧、丘哲、罗福星、邓仲元、张文、何天炯、何贯中、罗翼群、罗策群、李振球、邓演达、缪培南、张发奎、吴奇伟、赵公武、罗卓英、范汉杰、阮啸仙、黄梅兴、黄慕松、黄琪翔、黄百韬、黄镇球、黄延桢、黄涛、黄国梁、黄任寰、赵公武、钟彬、李振、李洁之、陈郁、罗明、肖隽英、郭翘然、杨士达、罗雄才、王越、李伯球、李铁军、谢晋元、刁沼芬、连贯、曾天节、朱云卿、温鸣剑、林初耀、廖慷、张中、廖承志、邓文钊、黄友谋、肖向荣、曾生、曾国华、谭甫仁、陈坦、伍晋南、何宝松、廖似光、李伟、张伟烈、邓逸凡、饶彰风、陈伊林、陈明绍、徐明、袁庚、吕志先、刘复之、罗范群、彭光涵、邓秀芳、王维、钟明、曾定石、曾近义、兰天民、刘兆伦、郑群、杨应彬、杨奎章、黄甘英、叶选平、叶选宁、杨泰芳、杨资元、张汉青、张展霞、肖耀堂、何访拔、李世济、田华贵、黄浩、邬梦兆、曾庆申、杨伟光、邓浦东、张伟超、肖扬、钟启权、汤维英、罗又伦、廖晖、黄华华、钟阳胜、李容根、谢强华、郑德涛、黄龙云、何立峰、潘逸阳、万庆良、张立群，等等。
科教文、社会经济界知名教授：热带医学奠基人钟惠澜、肿瘤学和放射疗学先驱吴恒兴、桥梁大师李国豪、数学皇帝丘成桐及黄旭华、潘毓刚、梁伯强、黄子卿、李国平、张如心、杨遵仪、杨简、黄秉维、黎尚豪、张作梅、钟世镇、曾毅、汪懋华、王佛松、张楚汉、饶芳权、郑度、古德生、江欢成、廖万青、梁春广、刘焕彬、杨文采、邱冠周、陈志杰、蒲慕明等院士；邹鲁、凌道扬、李善邦、林士谔、徐华清、张资平、罗九香、钟敬文、罗清桢、冯宪章、谢发、蒲风、杜埃、黄石华、詹伯慧、何子渊、杨之光、张其彬、陈烟桥、黄药眠、何其莘、吴兰修、林风眠、罗香林，等等。
艺术表演界：刘惜君、何杜娟、谭杰希、林好、“棋圣”杨官璘、钟彩媚、饶威、吴亚春、谭杰希，等等。
工商实业界：李河君、林立、郭东林、朱孟依、叶澄海、缪寿良、姚德胜、张鸿南、张榕轩、赖霖枫，加拿大华人首富李秦等等。 广西代表性客家人物：冯子才、刘永福、李天佑、王力。
广西客家人物列表 冯子材（1818-1903）钦州沙尾村人。祖籍玉林市博白县。 萧朝贵（约1820-1852）来宾武宣县人。 杨秀清（1821或1823-1856）贵港桂平市人。祖籍梅州。太平天国左辅正军师东王。 秦日纲（1821-1856）贵县（今贵港市）人。 韦昌辉（1823-1856）贵港桂平市人。太平天国前期领导人之一。 李秀成（1823-1864）藤县大黎里新旺村人。太平天国著名将领。封忠王。 林凤祥（1825-1855）贵港桂平平沙人。太平军将领。封天官副丞相。 赖文鸿（？──1864）贵港桂平金田村人。赖文光的胞兄。封匡王。 赖文光（1827-1868）原籍广东嘉应州（今梅州）。太平天国将领，封遵王。 石达开（1831-1863）贵县（今贵港市）人。祖籍广东和平县。太平天国圣神电通军主将翼王。 黄文金（1832-1864）玉林博白文地人。太平天国将领。1862年封为堵王。 陈玉成（1837-1862）藤县（一说桂平）人。祖籍广东翁源县。封英王。 刘永福（1837-1917）钦州人。清朝民族英雄。 黄文英（1839-1864） 玉林博白人。太平天国将领。堂兄为黄文金。 徐启祥（1865-1936）贵港桂平市人。 李德山（1868-1911）中国早期资产阶级革命家。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 沈鸿英（1870-1938）柳州鹿寨县人。旧桂系将领。 刘古香（1873-1913）柳州柳江县人。广西辛亥革命领导人之一，革命烈士。 卢殿林（1879-1948）贵港平南县安怀乡谷塘村人。 林虎 （1887-1960）玉林陆川县人。同盟会会员，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原副主席。 朱锡昂（1887-1929）玉林博白县人。原广西省临委书记。 林翼中（1887-1984）北海合浦县人。国民党政要，曾任香港崇正总会理事长。 陈铭枢（1889-1965）北海合浦县公馆镇人，民主革命家、北伐将领。 吕焕炎（1890-1930）玉林陆川县人。新桂系将领。 陈济棠（1890-1954）防城港市防城区人。国民党高级将领 香翰屏（1890-1978）北海合浦县人（今属广西浦北县石埇镇坡子坪村）。 廖磊 （1891-1939）玉林陆川县人。原籍广东化州。新桂系高级将领，国民党陆军上将。 李明瑞（1896-1931）玉林北流市人。民主革命家、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革命烈士。 黄士韬（1899-1927）贺州莲塘乡新莲村人。 邓无畏（1900-1931）柳州三江侗族自治县人。祖籍今广东梅州市梅县区。 李运华（1900-1971）贵港东龙镇冠志塘村人。1944年秋，任广西大学校长。 王力 （1900-1986）玉林博白县岐山坡村人。语言学家兼诗人。 徐松石（1900-1999）玉林容县浪水乡人。世居广东梅州蕉岭县。明末清初，迁居于广东肇庆府新兴县。 宁培英（1901-1928）陆川县第一个中国共产党员，广西农民运动先驱。 江应梁（1901-1988）贺州市人，教授。 罗尔纲（1901-1997）贵县（今贵港市）人。著名历史学家、训诂学家、晚清兵志学家。 黄一平（1903-1980）贺县（今贺州市）人。原广西区委常委、区政府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朱光 （1906-1969）玉林博白县人。原安徽省副省长。 周钢鸣（1909-1981）河池罗城仫佬族自治县人。作家。 钟夫翔（1911-1992）玉林北流市人。原中国邮电部原党组书记、部长。 梁威林（1911-2008）玉林博白县人。广东省第五届政协主席、原副省长、新华社香港分社原社长。 邹仑 （1912-1997）玉林博白大坝乡久福村人。原中共中央调查部副局长、国家安全部咨询委员。 叶馥荪（1913-）广西壮族自治区五至六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李天佑（1914-1970）桂林临桂县人。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原副总参谋长。上将军衔。 秦似 （1917-1986）玉林博白县人。作家、语言学家。 叶浩 （1917-1995）柳州融水苗族自治县融水镇桥头街人。 刘毅生：1917年生，玉林市陆川县沙坡人。广西区原党委常委、秘书长、区党委党校原校长。 邹瑜：1920年生，陆川县人。中国司法部原部长兼中国政法大学校长。 李光前：（1889-1945）原名李培先，汉族客家人，籍贯广西博白县，印尼中华会馆原董事长。 丘文懿：1927年生，陆川县人。广西壮族自治区七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钟家佐：1930年生，贺县（今贺州市）。广西区原党委常委、区政协原副主席。 李京文：1933年生，陆川县人。 技术经济学家及数量经济学家。2001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庞为强：1938年生，博白县人。1990年6月任湖南省委常委、省军区司令员。1988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陈辉光：1938年生，玉林市人。广西区原党委书记、区政协原主席 ，广西客家海外联谊会会长。 刘庆贵：1943年生，博白县人。高级工程师，少将。1997年4月擢升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副司令员。 陈仁：广西区人民政府原副主席 （1986~1993）、广西客家海外联谊会名誉会长。 陈咏：省部级领导。 黄继济：广西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原主任、广西客家海外联谊会常务副会长。 吕梁：广西人民出版社原社长、广西客家海外联谊会常务副会长。 陈仕金：广西师范学院原党委书记、广西客家海外联谊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丘栋霖：1929年生，钟山县人。原地下党工作者、广西区检察院原检察长 丘小雄：1952年生，陆川县人。国家税务总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温卡华：1955年生，陆川县人。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综治委主任。 邱小琪：1956年生，陆川县人。 黄道伟：1957年生，博白县人。广西区党委常委、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党组副书记。 李达球：1953年生，昭平县人。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原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区总工会原主席。 叶乔波：1964年生于吉林长春，祖籍贺州。中国女子速滑运动员。1992年获第十六届冬奥会两枚银牌 备注：姓名后所列军衔者，均为1955年授予。 陈奇、张诚忠、钟怡雯、黄健翔（重庆），等等。
注：括号信息为人物籍贯。
客商代表人物：张弼士、胡文虎、张煜南、张鸿南、谢枢泗、姚德胜、徐锦荣、叶亚来、彭云鹏、姚美良，侯芳伯、伍淼源、伍竹林、伍班超、丁家骏、郑明如、李金松、温惠仁、魏应州、魏应交、魏应充、魏应行、熊德龙、古润金、张旋龙、罗田安、朱孟依、朱拉伊、叶澄海、叶焕荣、缪寿良、温纯青、曾宪梓、田家炳、梁亮胜、何侨生、何冬青、余国春、余鹏春、叶春荣、叶联礼、叶树林、叶新民、叶桂材、黄华、邹锡昌、罗桂祥，汤锡霖、罗焕昌、刘宇新、刘皇发、杨钊、黄泽兰、李新炎、林立，叶远西、叶华能、郭东林、李东生、陈景河、林光如、蓝铧缨、黎次珊、叶钢书、张鑫善、姚良松、连锋、吴惠权、曾震宇、杨钦欢、罗活活，曾智明，杨汉军、庄兆祥、钟奇可、钟伟良、李有权、吴德芳、黄德新、梁世桢、刘金华、陈彩银、陈梅冰、黄明智、李东浩、蓝瑞明、陈志明、李彬兰、刘伟、张新辉、卓定华、杨荣义、廖晓霞、林苑如、蔡鸿文、冯小华、刘年新、涂辉龙、周国辉、李建华、梁俊丰、杨祥波、朱世瑞

② 历史上最早的公安成立在哪一年

有事找派出所，对于派出所的称谓，许多人只知道是行政执法机关派出的基层组织机构，其实它的由来有着深远的历史背景。近日，笔者在采访中碰巧得知，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在南京六合竹镇组建了第一个派出所，成为有资料可追溯的中国最早的派出所。
十多年前时任南京六合区公安分局竹镇派出所第十六任所长米正才告诉笔者，解放后建立的公安基层组织都叫做“派出所”，就源于竹镇派出所。最早的竹镇派出所组建之时，正处于抗日战争时期，派出所人员同时又都是新四军战士，既受新四军领导，又要协助地方政府维持社会治安，因此称为“派出所”，意为新四军的“派出机构”。
相关资料
派出所是我国公安部门的基层机构，管理户口和基层治安等工作。公开资料显示，我国1946年公安机关成立公所，1948年改称公安分驻所，1950年改称派出所。派出所名称延续至今。
派出所属于一个外来词，来源于日语。本意是派出的分支机构的意思，在日语中并不是特指警察的派出机构，任何机构都可以有“派出所”。在我国这个词演变的今天，变成了专指公安机关的派出机构。
什么时候诞生?
日寇疯狂轰炸中的“小上海”
冒出中国最早派出所
但凡在南京六合公安分局竹镇派出所工作过的同志，说起这个所，总要提到她的“偏”：地处六合西北山区，北邻安徽天长，西接安徽来安；忘不掉她的“远”：距六合城区40余公里
但由于地处苏皖二省三县(江苏六合县及安徽来安、天长县)交界，三县民众往来频繁，早在抗日战争前，竹镇就形成了繁华的集市，并享有“小上海”之美誉。
1939年8月，新四军第五支队司令员罗炳辉率部进驻竹镇镇，开辟了津浦路东抗日根据地，引起日本侵略者的极端仇视，于是，对这个鞭长莫及的边远集镇进行狂轰滥炸。
竹镇先后被炸九次，繁华的集市顿成一片废墟。然而，让日军始料不及的是：在这块土地上，抗日军民的活动非但没有停止，新四军还在这儿建立起第一个公安派出所。
据《六合县志》记载，竹镇当时隶属六合县抗日民主政府。1942年8月经淮南行署批准，“竹镇市(乡级)抗日民主政府”在竹镇仇庄成立。
从现有资料看，竹镇派出所是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第一次组建公安派出所。
笔者从竹镇派出所了解到，第一任所长由当年的竹镇抗日民主政府警卫排排长黄经农兼任。
现任六合区公安分局政工办主任戚厚春回忆，2004年，他们曾到公安部档案馆查阅过资料，没有比竹镇这个“新四军第一所”更早的派出所了，因此断定竹镇派出所是可追溯的中国最早的派出所。
四次长沙会战：薛岳上演“天炉战法”重创日寇
据说如果按照抗战中歼敌的数量来排座次的话，众多抗日名将当中，薛岳应当名列第一。因为仅他指挥的四次长沙会战，就消灭日军十万人。1946年10月10日，美国总统杜鲁门授予薛岳一枚自由勋章，以表彰他在抗日战争中的功绩。张治中将军称其为“百战名将”。曾经与薛岳既是老战友也是死对头的新四军军长叶挺，则盛赞薛岳指挥的万家岭大捷，“与平型关、台儿庄三足鼎立，盛名当垂不朽。”
薛岳(1896～1998)，字伯陵，广东省乐昌县人，1896年12月27日生。出生时父亲给他起名叫薛仰岳，意思是仰慕岳飞。成年以后，他认为只是仰慕岳飞还不够，干脆把“仰”字去掉，改名薛岳，直接以岳飞自比。薛岳11岁便考入广东黄浦陆军小学，开始接受军事教育。14岁，他加入了孙中山的同盟会，1921年，薛岳任大总统警卫团第一营营长。次年6月，陈炯明叛变革命，炮轰越秀楼，围攻总统府，薛岳率官兵曾冒着枪林弹雨掩护孙夫人宋庆龄安全撤离，深得孙中山嘉许。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薛岳三次向蒋介石发电报，请缨出征。在请求获准的当天他就领兵出发。从此，薛岳为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奋战八年，他的军事生涯也走向了巅峰。

1950年5月去往台湾。1998年5月3日，薛岳去逝，享年103岁。
第一次长沙会战：jīng心部署，全面胜利
1939年，随着国民政府西迁重庆，日本军部的主要进攻目标也确定于重庆。但自薛岳主持湖南及第九战区以来，政绩斐然，抗日声浪日益高涨。日军称：“第九战区方面集中了以中央直系主力部队为核心的约50个师，宣称开展夏季攻势，其活动日趋活跃。”鉴此，随枣会战一结束，日军本部便决定在夏秋之交歼灭第九战区，一则解除对武汉、南昌之威胁，二则打击国民政府抗日决心，使之归顺“大东亚共荣圈”。
9月中旬，在冈村宁次的指挥下，第一○一师团、第一○六师团由南昌附近、赣江东西岸及武宁、张公渡方向，逐次向靖安、安义、奉新集结后，向铜鼓、浏阳日夜蚕食。几乎同时，鄂南、赣北的日军配合第一○一师团、第一○六师团的进攻，积极向当面的守军攻击，造成全面开花，达到迷惑中国军队的目的。9月15日，日军第一○一师团从司公山至大路王一线，疯狂向守军第三十二军、第五十八军攻击；第一○六师团在桥下向守军攻击，第一次长沙会战首先在赣北打响了。
为更有效歼灭日军有生力量，薛岳命令主力部队转移至汨罗江南岸第二线阵地。第五十一军、第七十军各一部分布在汨罗江南岸各处设立防线。日军乘第五十二军转移江南之机，以其一部伪装成难民，偷渡过江，占领平江、永安等地，直抵捞刀河；其主力部队则企图在江面架设三座浮桥，因我军顽强抵抗而失败。攻打第七十军阵地的日军亦毫无进展。至26日，敌军以飞机大炮为掩护，倾全部主力猛攻汨罗江南岸阵地，我军顽强抵抗使敌不能得逞，保住了主阵地。
从18日到26日在汨罗江至新墙河之间的激战，日军遭受惨重伤亡，后援不继，无力再发起大规模进攻。薛岳在此消耗敌军的目标基本实现。在战况最紧张时，敌夺取长沙目的已经明显，蒋告知薛岳，在适当时机可以放弃长沙。被薛岳拒绝。军委会曾一夜之间九次电令薛岳退出长沙，薛岳坚决反对，迫使军委会同意其在长沙附近决战的主张。湘北各地民众则按照薛岳原来的布置，伏击敌军后勤供应队伍，破坏各地交通设施，致敌军补给和援军难以前行。
日军虽然装备良好，但数量有限，尤其是兵力补充受限，人员伤亡后越战越少。10月5日，日军下令全线撤退，日军慌张后退。这一切，被手持望远镜的薛岳看得清清楚楚。他立即下达了全线追击的命令，首先采用大炮袭击撤退的日军。一阵阵撕破天宇的炮击，给日军致命的打击。日军后尾的部队被打得死伤大片，幸存的东逃西散，一片狼藉。中国军队奋勇直追，越战越勇，他们扫荡了长寿街、龙门厂一带残敌后，又攻占了平江县城，还渡过湘江，攻克了夏营田、湘阴、新墙、杨林街、荣家湾等地。10月9日，薛岳才鸣锣收兵，停止追击。至此，第一次长沙会战以我军全胜而结束。是役歼敌万余人，时称第一次湘南北大捷。
第二次长沙会战：准备不及，仓促应战
第一次长沙会战之后，湖南战场沉寂了大约两年。第九战区在薛岳的主张下，逐步袭击日军，阵地前推几公里到数十公里不等。为预防日军可能的进攻，不仅整训、补充了各部队，还加强了防御阵地。薛岳重视民众支援战争的能力，动员并训练了湘北民众破坏敌军交通线的能力。在军力安排方面，基本上把第一次长沙会战时敌进攻路线作为己方重点防御方向，此外，鉴于第二次南岳军事会议确定了反攻方针，薛岳安排拟定了反攻作战计划。反攻与御敌均注重鄂南、赣北、湘北三面。
1941年，日军第六师团于9月7日开始扫荡大云山地区，第九战区始料未及，命令第二十七集团军反击，经过交火，双方伤亡惨重。
8日晨、日军发动全面攻势，以强大火力打击新墙河，整个第二十七集团军部署全被打乱，昌水以北各部不得不撤离大云山阵地，转入新墙河战场，但已贻误战机。如此，日军以大云山扫荡掩护主力进攻的企图基本得逞，以一个师团牵制了我军五个主力师，我军虽英勇苦战，牺牲惨重，但终于不敌日军强大攻势，逐次撤退。薛岳打算在汨水两岸歼灭敌军，命第二十七集团军之第四、第二十军全部渡过汨水南下，但日军已在汨水南岸击溃了第二十六、第三十七、第十、第七十四军主力，进抵长沙城下。

③ 康有为没有那么重要

康有为
出生 1858年3月19日 广东南海
逝世 1927年3月31日 山东青岛
康有为，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1858年3月19日－1927年3月31日），中国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广东佛山市的南海丹灶苏村人，人称康南海。他信奉孔子的儒家学说，并致力于将儒家学说改造为可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国教，曾担任孔教会会长。
康有为最早的教师是他的祖父康赞修。他十九岁时拜广州有名的学者朱次琦为师。康赞修、朱次琦都崇信宋明理学，因此，康有为在宋明理学的影响下，鄙弃所谓汉学家的烦琐考据，企图开辟新的治学道路。学习一段理学之后，他对理学也不赞成了。因为理学“仅言孔子修已之学，不明孔子救世之学。”他二十二岁那年离开朱次琦，一个人到西樵山白云洞读书，读了不少经世致用的书，如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等。同年他游了一次香港，使他大开眼界。以后他又阅读《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书，“购地球图，渐收西学之书，为讲西学之基矣”。这一年是康有为从中学转为西学的重要开端。1882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会试，回归时经过上海，进一步接触到了资本主义的事物，并收集了不少介绍资本主义各国政治制度和自然科学的书刊。经过学习，康有为逐步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比中国的封建制度先进。帝国主义的侵略，清朝的腐败，使年轻的康有为胸中燃起了救国之火；西方的强盛，使他立志要向西方学习，借以挽救正在危亡中的祖国。

1888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没有考取。当年9月，他上书光绪帝，痛陈祖国的危亡，批判因循守旧，要求变法维新，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条纲领性的主张。1891年，康有为回到广东，开办万木草堂学馆，聚徒讲学，并为变法运动创造理论。先后写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两部著作，这两部书都是在尊孔名义下写成的。前一部书把封建主义者历来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某些经典宣布为伪造的文献；后一部书把本来偏于保守的孔子打扮成满怀进取精神，提倡尽可能思想、平等观念的人。康有为的这些看法，虽都不科学，但他的改革精神却在知识界产生了强烈的震动和反响，而对封建顽固守旧分子构成了很大的威胁，因而这两部书被他们视为异端邪说。1894年，康有为开始编《人类公理》一书，这本书经多次修补，后来定名为《大同书》发表。《大同书》描绘了人世间的种种苦难，提出大同社会将是无私产、无阶级、人人相亲、人人平等的人间乐园。这当然是荒廖的，因为“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

在为戊戍变法奠定了理论基础之后，从容不迫895-1898年，康有为积极地进行了变法实践。1895年4月，正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各省举人，听说清政府要与日本订立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极为愤慨。康有为连夜起草了一份一万四千多字的上皇帝书。各省举人一千三百多人集会，通过了这个万言书。5月2日，这份万言书送交都察院。这就是有名的“公车上书”。在上书中，康有为从爱国的立场出发，强烈主张“拒和、迁都、变法”，建议皇帝“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在这次会试中，康有为中了进士，被任命为工部主事。以后，康有为又连续给皇帝上了几次书。光绪皇帝对康有为提出的问题，很受感动。在这些上书中，康有为系统地发挥了自己的变法思想，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几个方面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政治方面，康有为提出了变君专制为君主立宪的要求。他指出：“东西国之强，皆以立宪法，开国会之故。国会者，君与国民共议一国之政法也”。经济方面，康有为提出了发展工业，振兴商业，保护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主张。文化教育方面，康有为提出了“开民智”、“兴学校”、“废八股”的主张。这几个方面构成了康有为变法维新的基本纲领。

为了组织和发展维新派力量，1895年8月，康有为在北京组织了强学会。强学会成立之后，每三天举行一次例会，相互讨论“中国自强之学”，批判顽固派的投降卖国。这就惹怒了李鸿章等人，他们下令封闭了这个学会。在这个学会被封闭之前，康有为已感到形势紧张，于同年11月离京南下在上海组织了强学分会，不久也被封闭。1897年11月，德国出兵占胶州湾，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激烈反对。1898年3月，康有为在北京又组织了保国会。在成立大会上，康有为慷慨陈词，说：“二月以来，失地失权之事已二十见，来日方长，何以卒岁？”康有为的话深深地打动了听众的心，保国会员很快发展到数百人。这就引起了顽固派的恐惧和诽谤。有人上书大骂保国会是“名为保国，势必乱国。”有的人还上书弹劾，准备对康等进行查究。只是光绪皇帝说了“会为保国，岂不甚善”才算作罢。不过从此以后，保国会的活动也就很少了。康有为和他的同事们通过组织学会，宣传了爱国主义思想，进一步动员了群众，扩大了变法维新的影响。

改良派还通过发行报刊进行舆论宣传。1898年强学会成立时，康有为就在北京创办《中外纪闻》，开始印一千份，后来加印三千份。当时许多官员都能看到，一时在朝廷内外影响甚大。同年，康有为又在上海组织发行了《强学报》。改良派通过报纸，动员力量，扩大了自己的阵地。

康有为通过一系列的政治实践，在社会上名声很大。光绪皇帝准备召见康有为。但是，由于顽固大臣从中设置障碍未能成功。光绪皇帝下令说，以后康有为如有奏折，即日呈递，不得阻拦。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发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实行新政，“变法自强”。五天以后，光绪皇帝正式接见康有为，并赏给六品衔，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同时给他以专折奏事的权力。不久，梁启超、谭嗣同也都在政府中任了职。这样康有为和他的同事们总算参与了变法维新的机要。在三个来月的时间里，他们根据皇帝的授意，发布了不少实行新政的诏书，如设立学堂、提倡一定的言论自由、奖励发明创造、保护和奖励农工商业、改革财政等。康有为等人以为，只要抓住了皇帝好象就能无事不成，其实，光绪皇帝只不过是个空架子，实权完全掌握在顽固派那拉氏等人手里。正当康有为等踌躇满志的时候，顽固派一个反扑，就把改良派打了下去。光绪皇帝被囚禁，谭嗣同等人被杀，康有为、染启超逃亡国外。戊戍变法运动，前后不过百天，就这样失败了。

康有为领导的变法运动固然有其进步意义，但其失败也带有一定的必然性。因为他们害怕群众甚至敌视群众。他们主张变法，但却反对革命。康有为认为“凡君主专制、立宪、民主三法，必当一一循序行之，若紊其序，则必大乱。”他在《进呈法国革命记序》中，把革命描写得十分残暴吓人；“臣读各国史，至法国革命之际，君民争祸之剧，未尝不掩卷而流涕也。流血遍全国，巴黎百日而伏尸百二十九万变革三次，君主再复，而绵祸八十年。”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康有为在戊戍变法以后还死抱住保皇的主张不放，坚决反对革命，最后成了阻碍历史前进的绊脚石。

生平
康有为出生于封建官僚家庭，祖父康赞修是道光年间的举人，父亲康达初做过江西补用知县。康有为自幼学习儒家思想，1879年开始接触西方文化。1882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没有考取。南归时途经上海，购买了大量西方书籍，吸取了西方传来的进化论和政治观点，初步形成了维新变法的思想体系。
1888年，康有为再一次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借机第一次上书光绪帝，请求变法，受阻未上达。1891年后，他在广州设立万木草堂，收徒讲学，弟子有梁启超、陈千秋等人。
1895年，他到北京参加会试，得知《马关条约》签订，联合1300多名举人，上万言书，即“公车上书”，又未上达。当年5月底，他第三次上书，得到了光绪帝的赞许。7月，他和梁启超创办《中外纪闻》，不久又在北京组织强学会。
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康有为再次上书请求变法。次年1月，光绪皇帝下令康有为条陈变法意见，他呈上《应诏统筹全局折》，又进呈所著《日本明治变政考》、《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二书。4月，他和梁启超组织保国会，号召救国图强。6月16日，光绪帝在颐和园勤政殿召见康有为，任命他为总理衙门章京，准其专折奏事，筹备变法事宜，史称戊戌变法。后因慈禧太后的干预，维新运动失败，其具体细节目前尚有较大争议。
变法失败后，光绪皇帝被软禁，康有为之弟康广仁被杀，康有为逃往日本，自称持有皇帝的衣带诏，组织保皇会，鼓吹开明专制，反对革命。为获得国际支持，他曾游历列国，会见欧洲各国君主。
辛亥革命后，康有为于1913年回国，主编“不忍”杂志，宣扬尊孔复辟。作为保皇党领袖，他反对共和制，一直谋划清废帝溥仪复位。1917年，康有为和效忠前清的北洋军阀张勋发动复辟，拥离溥仪登基，不久即在当时北洋政府总理段祺瑞的讨伐下宣告失败。
康有为晚年始终宣称忠于清朝，溥仪被冯玉祥逐出紫禁城后，他曾亲往天津，到溥仪居住的张园觐见探望。1927年，康有为病死于青岛。
思想
康有为的理想和政治主张主要在他撰写的《大同书》中得到体现。
近年对于康有为的历史地位存在着较大争议。由于维新变法后各派人士的自述常常出于政治宣传目的而颇多不实，使得这一历史时期的研究存在很大困难。

④ 风语|| 寒夜风声，围炉听红色信使遇险记

这是一段真实的红色历史故事。

1927年8月1日，周恩来等共产党人发动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起义后几天，周恩来领导的起义部队挥师南下,部队于9月上旬到达福建西部汀州。

考虑到战场损耗实际情况，周恩来等前委同志及重要成员同志决定写给党中央一封军事绝密信函，可以说，这封信事关起义军存亡，必须尽快安全送到党中央。

但之前，周恩来以前委的名义派人向当时还在武汉的中央送了一份报告，一直杳无音信。

这封信能否到达，可能性非常低，况且党中央组织已迁往上海，外围不知道具体地址及联络方式，而且沿途经过关卡重重的国统区，国民党的特务、宪兵、民团、警察等明哨暗岗可不是吃干饭的。因此送信的人，必须身怀绝技，不仅要求党性强、意志坚定，而且要灵活机警、有勇有谋。

是的，我党从成立初期的成员们就是一群充满革命理想，斗志昂扬的大侠！

南昌起义部队中，有一个宣传委员叫陈宝符，广西人，个子高大，会讲白话、客家话和普通话，还熟悉上海的情况。起义军前委会经过深思熟虑，决定派遣陈宝符装扮成商人给党中央送信。

汀州古城，从东而西成弧形，整座城池，后有卧龙山为屏，前有汀江天堑，成为能攻能守的“高城固壁”。来自广西的南昌起义军宣传委员陈宝符、黄日葵在汀州找了一家丝竹店住下。

子夜，黄日葵郑重地对革命同志兼好朋友陈宝符说：“明天，有一位重要领导找你单独谈话，你有个思想准备。”陈宝符激动万分，一夜都想着：无论党交给什么任务，都要完美达成！

是的，穿越战火送达密件的背后，是考验一个共产党员的机智和忠诚的光荣时刻。

第二天，前委书记周恩来到陈宝符的住所，侦查员确定周边无眼线后，周恩来和陈宝符密室详谈。

周恩来说：“宝符同志，照目前形势看，我们打到汕头是不成问题的。现在让你去完成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送一个密件到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文件内容是请中央与共产国际商议，让苏联运一些武器到汕头来支援我们。相信你一定能完成这一任务。”

陈宝符郑重地点了点头。

接着，周恩来向陈宝符交代了接头地点和方法，周恩来把信件交给他，让他将用药水写在普通的毛边纸的密件装在上衣的口袋里，为安全起见，与草纸混在一起。

周恩来又给他200大洋作为旅费，说：“你一路也许会碰到很多困难，要会巧妙应对，这些钱可以灵活运用，以达成目标。”

作为经验丰富的秘密工作者，周恩来又端详了一下陈宝符，说：“你是个胖子，可以化装成商人前往。”

周恩来回去后，陈宝符一晚上都在想怎样很好地完成任务考虑每一个细节，最后，他觉得经过陆路，肯定有很多盘查关卡，他就决定一路上要走水路，方可降低送信风险。

陈宝符次日换好商人装出发。他在长汀坐上小竹筏，顺江而下。沿江滩多水急，乱石满布，陈宝符看着江面，知道此次的行程会像这江滩一样，十分危险。

乘船过了一天，安然无恙，陈宝符换乘小船，到达国民党占据的上杭县城，因为水路是有可能从苏区过来的人，他一上岸就遭到国民党特工搜查。

很不幸，一个特务从陈宝符口袋里搜出了一支进口派克钢笔，钢笔放到了特务头子的办公室桌面上，特务头子拿起钢笔端详了一下，边下令将陈宝符逮捕，逼问他是不是共产党的侦探。

陈宝符神色不慌，坚持说自己是一名商人，在店里当店员兼会计，笔是记账用的。国民党特务可不是傻瓜，他们对陈宝符严刑拷打，一晚上都在逼问他，但终究没有问出个所以然。

陈宝符丝毫没有流出一点破绽，而且他见特务私下讲客家话，便也时不时用客家话主动跟他们套近乎。

国民党特务关了他拷打一晚上也没有问出个所以然，特务头子气急败坏，第二天一早没收了他的钢笔，并声称要拉他出去枪毙。此时，特务们也在看他的反应，如果陈宝符反应有点点不对就遭殃了。

但陈宝符依然神态自若，没有给敌人一丝机会。

后来负责押送的士兵拉他走出了大门后，陈宝符摸了摸口袋掏出点东西，说：“两位官爷，我就是个做会计的账房先生啊，二位爷辛苦了，这几块大洋给您二位喝点茶？”

负责押送的两个士兵互相看了一眼，接过几块大洋，就打了他几巴掌，喊道“滚滚滚！”就把他放走了。

逃出生天的陈宝符一刻都不敢停留，立刻坐船到汕头，乘英国太古公司的小轮船前往上海。

又是经过一个星期的乘船跋涉，陈宝符来到上海，在广东人开的太安客栈住下。

次日，陈宝符向接头地点——黄浦江边的上海报关行走去。进门后，他用暗语询问报关行里的柜员，那人张嘴就回骂了一句上海粗口话。通过原来设计的暗语内容，陈宝符情知不妙，不动声色转身便走了。

陈宝符成功脱险后，苦于任务没有完成，陈宝符心急如焚。没有办法，只好先在上海住了下来，再另寻方法联系党组织。

在苦苦寻找中，他偶然碰到了本县人陈英，一个在上海群治大学读政法的学生，经试探，知道陈英也是共产党员。他们双手紧紧握在了一起。

后经陈英联系，陈宝符与中共沪南区委书记陈公栩见面。其实陈宝符在北大读书时就认识陈公栩，两个人互对了暗号，确认无误。到了第二天，陈宝符才放心地把周恩来的亲笔信交给陈公栩，请他转交党中央。

在那个艰苦的年代，再经过大约半个月的周折，信函终于送达到了党中央。

以上就是红色信使广西人陈宝符的故事，积极弘扬传播广西红色党史正能量，感谢广西自治区组织部韦英思同志提供素材资料！

⑤ 北京市第三十一中学的校史长廊

北京市第三十一中学，位于举世闻名的人民大会堂西侧约1000米的西城区西绒线胡同33号，其前身是由英国中华圣公会创办于1874年的崇德学堂。学堂于1897年一度停办。1903年在虎坊桥中华圣公会内复校，1908年迁入绒线胡同筹建崇德中学堂，并于1911年10月28日正式开学，是西城区乃至北京市建校最早的普通中学。当时除校长外仅有教员六七人，学生（包括小学）不过三四十人。首任校长为英国传教士鄂方智，其后由史多玛继任。1920年,校长由新西兰传教士纪多甫担任。1927年，学校在北平市教育局立案，由凌贤杨（英国剑桥大学毕业）接任校长职务，结束了由外国人对学校的完全控制。
北京三十一中学有着光荣的爱国传统。五四运动时，当时的崇德学生成立了自治会。学生们不顾当时代理校长鄂方智的极力阻挠，在市学联的领导下参加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
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崇德中学反英气氛特别高涨。为表示反英，大部分学生纷纷退学或转学，使当时一个200来人的学校，在九月开学时剩下不到百人。
在1935年一二.九运动中，崇德部分学生在12月16日一早不顾校长凌贤杨的劝阻，走出校门参加游行。在中山公园举行的一次演讲会上，杨振宁代表崇德中学参加了中学生演讲竞赛，演讲的题目是《中学生的责任》。一二·九的震动下，高中学生力易周、朱迈先、孙以亮（孙道临）、陶声垂、徐树仁、刘忠渊等人，领导同学们开始了救亡运动。1936年的10月至12月，力易周、孙道临、徐树仁、朱迈先（朱自清之子）、刘忠渊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成立了崇德中学党支部，第一任支部书记是力易周。1936年11月，绥远的中国军队抵抗日军侵犯，崇德住校学生曾节约部分伙食费加以支援。
日伪统治时期(1937-1945年)，北京中等教育受到严重摧残。1939年，崇德中学被迫停办。1940年春，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与凌贤杨密谈协商，在燕大掩护下将崇德的旧底搬到海淀蔚秀园，成立燕大高中部。同年八月招收高一、高二两个年级学生共150余人，九月开学，由凌贤杨任高中部主任。1941年12月8日，日美太平洋战争爆发，燕京大学与高中部同时被日本关闭。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崇德校友和教师倡议赞助下，崇德中学于同年九月复校。仍由凌贤杨任校长。
1947年春，国民党发动的内战愈演愈烈。4月，地下党学委在北平筹建一个爱国青年学生的政治组织--民主青年联盟。不久，崇德中学建立了民联组织，李友滨、郑甲登、庄守经等同志是第一批盟员。1947年11月初，正式建立崇德中学的中共地下党支部，由李友滨任书记，顾昂然任组织委员，郑甲登任宣传委员。地下党支部建立后，带领同学积极参加爱国民主运动，组织不断壮大，在迎接北平解放时，学校已先后有中共党员17人，民联盟员40多人。1948年底解放军包围北平，国民党军节节败退，学校曾一度变成国民党伤兵收容所，无法上课。凌贤杨在教会某人的怂恿下，解聘了全校教职员。这时学校地下党支部组织起教工学生护校队，日夜值班巡逻，迎来了北平解放，胜利地组织师生参加了解放军入城式。
1949年1月31日，解放军入城，崇德中学的师生们在前门五牌楼，万分激动地欢呼北平解放。1949年2月学校如期开学。校董事会进行了改组，教职员中成立了人民教育工作者联盟，使学校大权掌握在人民手中。1950年凌贤杨辞职，校董事会决议请李瑞启担任校长职务。
1952年10月，北京市的全部私立中学由政府接办。崇德中学从此改名为北京市第三十一中学，全部教职员继续留用。李瑞启是公办学校的第一任校长。党和政府派陶棨同志为党支部书记兼副校长，学校从此在党和市教育局的直接领导下，不断发展。
崇德中学一般下层社会子弟的自费生很少。学生中大约一半来源于中小资产阶级及其上层官僚子弟；约五分之一的学生是教会神职人员和教徒的子弟。神职人员的子弟可不经考试，优先入学，免交学杂费；教徒子弟要经过考试，家庭经济宽裕的自费，困难的享受免费或学金待遇；还有百分之五六的学生从河北省农村教会小学选拔。从1913至1927年，每年暑假在分布于永清、安国、河间、献县、肃宁等地的教区设立崇德高小招生点，报名时由家长自报能交多少学费；被录取的学生每年缴纳学费由5元至20元不等，入学后免交其他学杂膳宿等费，享受教会学金待遇，寒暑假回家发给路费。他们的学习成绩一般较好。自费生毕业后不受任何约束。免费和学金生若想升学，只能报考教会同意的学校--燕京大学、协和医学院、北京税务专科学校、山东齐鲁大学医科、武昌文华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或南京金陵神学院。解放前全国各地的海关差不多都有崇德的毕业生。
学校英语教学比较突出。从小学五年级起，都是用直接教学法。教师多由英籍教员担任。课本从英国直接定购或应本校英籍女教员芮德兰编写，高中也选用林语堂等编写由开明书店印制的课本。这种做法的好处是发音准确，符合学生的英语程度。许多毕业生反映，他们能顺利从事和英语有关的工作，其基础就是在本校打下的。
中文教学比较重视古典文学，最初尽量聘请一些老学究上课，如左沛（榜眼）、吴雷川（翰林，后任燕京大学校长）、王鹤樵（拔贡）等。这也吸引了一些清末文人送其子弟投考该校，如梁启超之子梁思永、梁思成，陈宝琛（溥仪的老师）之子陈懋赓，刘春霖（清末最后一个状元）之子刘海云等。
数学课本小学和初中都由本校编译，其突出特点是从小学五年级就开始设平面几何课，初中一年级开始讲代数。自编的几何课本由几何画开始，从直观引起学生的感性认识和兴趣。代数课本用自译印刷的英国数学家高福来与西顿思合编的《普通代数学》，特点是从形象引入概念，有很多直观性的插图。从中学三年级开始用英语讲课，使学生在学数学的同时加强了英语的训练。
学校对国文、数学，特别是英文等重点课程的教学抓得比较紧。对学生学习、自修的管理和督促比较严格，促使学生养成好的读书风气。
崇德中学热爱体育成风。学校特别注重足球、网球和墙球活动，有一个足球场，三个网球场和几个墙球场。崇德足球队曾在本市颇有声誉。学校代表队常和英国驻华使馆英国兵足球队进行比赛。此外，也常和通州潞河中学、北京汇文中学比赛，并得胜而归。足球一直是崇德中学的传统体育项目。也培养了不少比较出色的足球队员。五十年代还多次举行过足球义赛，为抗美援朝做出了微薄的贡献。足球成为全校同学最热爱的一项体育活动。
1961年北京三十一中学被市教育局定为西城区重点中学，学校从此得到了更大的发展。
文化大革命后是全市第一个正式恢复上课的学校,学校教学秩序稳定，教学质量稳步提高，成为当时全市乃至全国开放的唯一一所中学。 北京三十一中学建校以来培养了2万余名学生。其中不乏后来蜚声中外的杰出科学家、著名的艺术家。1933年夏末初秋，崇德中学迎来了新一批学生，其中就有后来的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杨振宁。杨振宁，1922年农历8月11日出生于安徽省合肥县。1929年秋，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应清华大学之聘任数学系教授。全家到了北平。在崇德中学，杨振宁接受了正规的中学教育。他聪敏好学，兴趣广泛，不仅数、理、化课成绩优异，国语和英语也念得不错。1938年，杨振宁考入当时中国最大的教育中心--北大、清华、南开大学合并而成的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的生活为杨振宁提供了学习和成长的机会。1945年夏，杨振宁前往美国求学。1957年，杨振宁和李政道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奖。1971年，杨振宁教授作为美籍华人科学家第一个回来访问新中国，与毛泽东主席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访问期间，以及1994年、1998年他曾到母校北京三十一中学参观。杨振宁为中美建交、为中国学者到美国深造以及在中国教育、科技的发展等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他的思想、言行已远远超越了一个物理学家所做的一切，特别是他对中华民族的挚热的关怀之情和崇高的爱国主义情怀使我们深为感动。在他第一次访问中国时，列出他要见的人员名单，名单上第一个人是他的挚友，崇德中学的同学邓稼先。
邓稼先，1924年6月25日出生在安徽省怀宁县白麟坂。他和杨振宁是同乡，父亲邓以蜇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与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是多年深交的老友。邓稼先和杨振宁从小就有着深厚的情谊。1936年，邓稼先由志成中学转到崇德中学读初二。读中学的邓稼先，学习成绩提高很快，一半因为他已经长大，开始懂事；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生活在那种沉重的民族压迫的环境里，觉得要救我们的国家，必须有知识、有本领。这也许在当时是他脑海里一种比较朦胧的意识，但它毕竟存在。他已由一个不懂事的顽童，变成一个有抱负的青年人了。1941年秋，邓稼先考入西南联大物理系。1948年秋，邓稼先受父亲的好友杨武之教授之托，与杨振宁的弟弟杨振平结伴到美国读书。1950年8月20日，邓稼先顺利通过普渡大学物理学博士论文答辩。在获得博士学位后的第九天，他毅然踏上回国的旅程。回国后，邓稼先在中科院大约工作了八年。1958年8月，邓稼先服从组织调动，主持原子弹、氢弹的理论设计工作。邓稼先是我国核武器理论研究工作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他将自己的智慧、个人幸福以至生命，无偿地献给了我国的国防事业。他兢兢业业、呕心沥血、孜孜不倦的奋斗了28年。继突破原子弹、氢弹的原理后，为中国研制成功原子弹、氢弹，并进一步达到武器化；随后又研制成功新型加强氢弹，对第二代新的核武器做出重大理论突破并试验成功。他曾四次获得国家级科技进步特等奖。我们中国的国威大振，中国人民扬眉吐气，有他一份极为重要的、不可磨灭的功勋。他被誉为中国的两弹元勋。1986年7月29日，受辐射严重伤害、饱受直肠癌折磨的邓稼先终因全身大出血而与世长辞。他的遗言是：死而无憾。
崇德中学培养的学生中还有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我国大地测量和地球形状学的创始人方俊、世界结构工程大师林同炎、有机化学家高振衡、地球物理学家秦馨菱、著名材料科学家严东生、数学家关肇直等七位中科院院士。连同杨振宁、邓稼先，崇德中学共培养了九位中科院院士。
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孙道临、话剧表演艺术家林连昆、词作家凯传、画家丁午，体育活动家、原北京体育学院院长、国际排联规则委员会主席马启伟，全国第一个横渡琼州海峡的游泳运动员、第一个成功横渡渤海海峡、创造世界纪录的北京体育大学教师张健，原国家足球队队员张坤岳、体育播音员宋世雄、骨科专家冯传汉、特型演员刘锡田等，驻芬兰大使王廉，原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英国大网络全书翻译庄守经、北大出版社美编室主任林胜利、在德国分别获得工程和医学博士的赵政康、赵政川兄弟，曾任人民医院院长的冯传汉、黄萃庭，著名摄影家廖增益、国际知名电机专家廖增武，以及廖增琪兄弟三人，原中国政法大学校长、著名法学家江平、书法家林信成、漫画家孙以增、围棋选手张文东、著名电影演员张光北、丛珊等都曾在该校就读。
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少老一辈革命家和社会名人，如蔡延锴、王震、安子文、李井泉、杨成武、童小鹏、廖汉生、吴烈等的子女都曾就读于北京三十一中学。不少校友的祖孙三代的中学时代都是在这个校园度过的。
不管是崇德中学，还是现在的北京三十一中学，都为在这里学习的学生奠定了良好的人生基础。正如严东生院士1985年8月重返母校时所说：北京三十一中学为中国培养了大批人才，教书育人是母校一贯的宗旨。我在这里度过了整个中学时代，感谢母校为我的人生打下一个好的基础。
这是北京三十一中学的宝贵财富。为了更好地激励在校学生，在48届校友，东北工业大学秦皇岛分校汪振武教授的大力支持下，1995年10月，北京三十一中学荣誉室落成，室内展出了杰出校友代表九位中科院院士的事迹。从此，这里成为学校的爱国主义教育、爱校教育、德育教育的基地。
北京三十一中学不仅培养了众多的杰出人才，也有许多教师在各自的工作中创造了突出的业绩。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后，学校成立了由毛浦森老师负责的地震小组。他们把观测到的数据及时通报国家地震局和有关单位，为上级及时进行地震预报提供了重要证据。他连续三年用接受震前电磁（波）辐射监测地震的方法，多次接收到震前信息，并目测出大致方位。此成果他写成论文，发表在1986年第一期《地震学报》上。在全国震前电磁波会议上，他的观点被大会采纳。他还引进计算机技术，设计接受震前电磁辐射智能化纪录仪。1990年10月国家专利局通过了此项专利申请。毛浦森的名字被选入1992年5月出版的《中国现代发明家大辞典》。 北京三十一中学，这所有这辉煌历史的学校在教育改革的今天焕发出勃勃生机。校园环境更加整洁优美，是北京市绿化美化花园式单位。整个校园占地1.7万平方米，建有设备齐全的物理、化学、生物实验室、语音教室、电化教室、计算机网络教室、多媒体备课机房及音乐、美术等专用教室。图书馆藏书5万册，阅览室可同时容纳150名学生阅览，130种报刊供师生选阅。200米跑道的操场和占地900平方米游泳池为师生锻炼身体提供了条件。
北京三十一中学治学严谨，校风正，是西城区文明校园。现有教职工143人，其中高级教师40人，西城区学科带头人8名。学校的历届领导都十分重视发扬崇德的优良传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诚实、文明、团结的校训，提倡勤奋、多思、坚韧的学风。坚持以教学为中心，以德育为核心，加大教育科研力度，实行层次管理，完善不同学龄段的德育目标，加强心理教育，倡导、探索启发式、讨论式等更有效的课堂教学模式。提高课堂教学效益，加快教育技术现代化，努力探索教育改革的新途径，全面提高教育质量。
在全面发展的基础上，学校注重培养学生的能力和特长，特别是京剧、钢琴、手风琴、电子琴、排球、游泳特长的培养。三十一中学是北京市体育项目--排球传统学校，校排球代表队曾代表北京市参加全国中学生排球比赛。是北京市软式排球培训基地。足球、游泳在西城区比赛中也均有出色表现。新建的形体教室更加丰富了学生的文体活动，特长生在三十一中学有更大的发展。2000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会、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被命名为中国青少年素质教育研究实践基地
学校重视现代教育技术的应用，1985年在《人体心脏》生物教学中运用复合式幻灯片、自制录像片、教学电影短片等手段，取得了极好的效果。之后，三十一中在电教的硬件、软件上有了较大的发展。自行研制成电化教室控制平台和一批教育现代化所需要的电教设备、教学软件，并在课堂教学中广泛应用。在推进教育现代化过程中，涌现出一批优秀的青年教师。1990年被评为北京市首批电教优类校，1997年被教育部命名为全国现代教育技术实验学校。学校承担了市级科研课题现代教育技术在学科教学中的应用。
健康第一是学校工作的指导思想，学校注重基础设施建设，满足学生健康成长的需要，密切社区关系，注意教师间、师生间建立健康、和谐的人际关系，1997年，全校师生为一位患骨癌的同学捐款4万余元，使这位同学深受鼓舞，最终战胜病魔，并于2000年高中毕业后到瑞典读书。1999年，学校通过了健康促进学校铜牌验收。
从1997年开始，三十一中学主动承担了教育扶贫任务。每年为云南省绿春县培养10名品学兼优的少数民族高中生，首批10名学生已于2000年全部升入大学。
北京三十一中学是对外开放单位，多年来，接待了近百个国家（地区）的一万二千余人，其中有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斯诺及美籍华裔科学家李政道夫妇等。荷兰著名电影导演伊文思和法国电影工作者玛斯林1972年、1974年两次来校访问，并以三十一中教师教育学生的内容为题材拍摄了电影《球的故事》，该片在1974年4月巴黎电影节200余部电影中一举夺魁。
1992年，三十一中与日本福冈县立玄界高等学校结成姊妹学校。通过两校的交流，增强了师生的自豪感和责任感，培养了学生参加国际交往的能力，促进了学生的全面发展。
北京三十一中学，历尽百余年的风雨沧桑，建校初期的小楼似乎在向人们诉说着那些久远的故事和曾经的辉煌，在教育改革不断深入的今天，北京三十一中学正在不断前进！

⑥ 陈宝的介绍

陈宝，1974年12月生，安徽巢湖人。1992年就读于安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政教系，1996年获学士学位；1999年于安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获马克思主义哲学硕士学位，同年留校任教：2007年于复旦大学哲学学院获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学位。1999年7月在安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任教。现为上海政法学院社会科学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经济哲学。

⑦ 中日甲午战争后，严复提出的救亡思想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严复的“三民思想”是在维新运动兴起之前就产生的。
早在1877—1879年留学英国期间，严复就广泛研读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术理论，并考察了英、法的社会实际，为其维新思想的产生奠定了基础。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清军接连失利，在民族危亡的时势刺激下，严复接连发表政论，提出变法救国理论。1895年3月上旬， 清军在辽宁前线一败涂地。严复于天津《直报》（一家由德国人汉纳根所办的中文报纸）发表《原强》；3月中旬， 日本逼迫清廷派遣李鸿章赴日谈判，严复发表《辟韩》；5—6月间，清廷被迫签约，举国哗然，严复又陆续发表《救亡决论》。在这几篇文章中，严复首次提出了要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作为自强之本。严复说：“生民之大要三：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虑之强，三曰德行仁义之强。”西方政治学家“莫不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定民种之高下，未有三者备而民生不优，亦未有三者备而国威不奋者也。”（注：严复：《原强修订稿》，载王轼主编：《严复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8页。）
由是严复考察了中国“民力、民智、民德”的状况，得出一个基本的评价：“民智既不足以与之，而民力民德又弗足以举其事。”（注：严复：《原强》，《严复集》第1册，第15页。 ）进而大声疾呼：“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夫为一弱于群强之间，政之所施，固常有标本缓急之可论，唯是使三者诚进，则具治标则标立；三者不进，则其标虽治，终亦无功。”（注：同④，第27页。）“民智之何以开，民力之何以厚，民德之何以明，三者皆今日至切之务。”（注：同⑤，第15页。）
严复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提到极端重要的地位，并做了具体的阐发。首先，严复认为，衡量一个国家强富的标准在于“三民”：“国之强富贫弱治乱者，其民力、民智、民德三者之征验也，必三者既上而后政法从之。”（注：同④，第25页。）反之，如果“民力已恭、民智已卑、民德已薄”，（注：同④，第26页。）则富强难行，甚至导向亡国亡种的境地。严复说：“使吾之民智无由以增，民力无由以奋”，被外族“奴使而虏用”、“彼常为君而我常为臣，彼常为雄而我常为雌，我耕而彼食其实，我劳而彼享其逸……”。（注：同⑤，第12页。）那么，距“无以自存、无以遗种”的境地也就相差无几了。其次，就中国的情势而言，谋国救时的根本在于“三民”。严复指出，“民力、民智、民德”是“自强之本也”，（注：同④，第32页。）图强必须标本并治，“其本，则亦于民智、民力、民德三者加之意而已。果使民智日开，民力日奋，民德日和，则上虽不治其表，而表将自立。”（注：同⑤，第14页。）“表者，在夫理财、经武、择交、善邻之间；本者，存夫立政、养才、风俗、人心之际。”“表必不能徒立也。使其本大坏，则表非所附，虽力治表，亦终无功。”（注：严复：《拟上皇帝书》，《严复集》第1册，第65页。）
那么，“三民思想”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严复提出了三方面的具体主张：
所谓鼓民力，主要是禁止鸦片、缠足，使人民体质增强，有强健的体魄，作为提高民智和民德的基础；
所谓开民智，主要是废除八股，提倡西学，使人民打开眼界，扫除蔽障，启迪新知；
所谓新民德，主要是创立议院，各级官吏由公民选举，以改变封建专制，使人民养成爱国公德，“合天下之私以为公”。（注：同④，第31页。）
由此可见，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志趣不同，严复从一开始就将着眼点放在“民力、民智、民德”这些国民主体的革新上面，深刻认识到中国的救亡问题，其根本在于国民主体的程度的提高。从这一点出发，严复提出的“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救国主张，是一种貌似缓进、实则坚实的独到之见。这一思想，同时也决定了严复在戊戌变法时期的具体表现，呈现出独特的特点，当其他维新志士致力于政治活动和制度变革时，严复却以发表政论、提供思想为己任，并且他的思想比康、梁等人的政治活动具有更为持久的影响力。
二
引起人们关注的，是戊戌变法失败后严复思想所经历的巨大变化，包括他对戊戌变法的反思和对辛亥革命的态度。从表面上看，严复在各方面都趋于保守，从批判封建专制转向反对共和，从提倡资产阶级新学回到封建主义旧学。但是，在这种表象的背后，被人们所忽视的，是其对“三民”思想的坚持和发展。
戊戌变法过程中。严复并未参加比较重要的政治活动，仅蒙光绪帝召见一次，略陈变法对策。事后应光绪帝之命，缮抄《拟上皇帝书》准备呈进，但尚未完成而政变已经发生。变法失败后，严复感慨“临河鸣犊叹，莫谴寸心灰”，（注：严复：《戊戌八月感事》，《严复集》第2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14页。）幸而与康梁关系不甚密切，免于株连。但严复自此更为远离政治旋涡，潜心于教书、译书、著书，继续为实现中国的富强做奠基的工作。1900年义和团之役后，严复避居上海，脱离水师学堂和海军界，专心译书。在清末的最后几年，严复先后翻译出版了亚当·斯密的《原富》、约翰·穆勒的《群已权界说》和《名学》、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甑克思的《社会通诠》、孟德斯鸠的《法意》等西方社会政治学术著作，并写下了许多精辟按语。1906年，自著《政治讲义》。在这些著作中，严复进一步表述了他的“三民”思想。严复继续强调，要使国家得到真正的治理，仍要从“三民”入手：“所恃以救国者民，而民之智、德、力皆窳，即有一二，而少数之不足以胜多数，又昭昭也。”（注：严复：《〈法意〉按语》，《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958页。）“夫民德不丞，虽有尧舜为之君， 其治亦苟且而已，何则？一治之余，犹可以乱也。”（注：同①⑥，第969页。）严复还深入阐明了“三民”与民主的关系。严复承认，民主是“治制之极盛也”，（注：同①⑥， 第957页。）但民主却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而是“民智最深民德最优时事”。（注：严复：《〈原富〉按语》，《严复集》第4册，第891页。）因为“斯民之智德力，常不逮此制也”。民主的第一要求是平等，而“平等必有所以为平者，非可强而平之也。必其力平，必其智平，必其德平”，如果做到了这三点，那末，“郅治之民主至矣”。（注：同①⑥，第957页。）“未见民智既开、民德既蒸之国，其治犹可为专制者也。”（注：同①⑥，第986页。）
为了提高中国民力、民智、民德的程度，严复将眼光投向了教育。1902年，在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中，严复提出中国三大患在愚、贫、弱，三者之中，“尤以愈愚为最急”。（注：严复：《与〈外交报〉主人书》，《严复集》第3册，第560页。）1905年，严复因开平矿务局讼事赴伦敦，孙中山此时也恰好在英国，特意前来拜访。这是两种救国方案的一次颇具象征意义的会面，严复不能赞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正在为之不懈努力的革命救国方案，而坚持自己的“三民思想”，坚持教育救国。严复告以孙中山说：“以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于丁。为今之计，惟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乎！”（注：严璩：《侯官严先生年谱》，《严复集》第5册，第1550页。 ）严复自己也投身于教育救国的事业之中，大量西方政治学术著作的翻译和介绍，其根本目的，就是要使后辈青年洞识中西实情者日多一日。
然而历史的发展正如严复所预料的两难：“民智未开，则不免于外侮，民智既开，则旧制有不可行，行则内乱将作。此不易之道也。”（注：同①⑥，第979页。）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推翻清室， 建立了民国。对于这一场惊天动地的社会变革严复是怎样看待的呢？
耐人寻味的是，严复对辛亥革命和共和制度均不以为然。严复很早就“以革命为深忧”。（注：严复：《与熊纯如书》，《严复集》第3册，第610页。）在严复看来，所谓革命风潮， 导致各种魔怪“悖然放肆，求以自快其意而不可御”，（注：严复：《〈古文辞类纂〉评语》，《严复集》第4册，第1218页。）只会破坏秩序，带来灾难。 严复是反对这种暴风骤雨式的革命的，认为“中国立基四千余年，含育四五百兆，是故天下重器，不可妄动，动则积尸成山，流血为渠。”（注：严复：《与熊纯如书》，《严复集》第3册，第632—633页。 ）武昌起义一爆发，严复就警觉到“吾国于今已陷危地”，在给张元济的信中说：“东南诸公欲吾国一变而为民主治制，此诚鄙陋所期期以为不可者。”（注：严复：《与张元济书》，《严复集》第3册，第556页。）他还致书英国记者莫理循，指出如果革命党人“轻举妄动并且做得过分的话，中国从此将进入一个糟糕的时期，并成为整个世界动乱的起因。”（注：络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姆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上卷，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 784页。）
严复认为共和国体不适合于中国。严复对世界政治进行了比较，结论是：共和政体在欧美诸邦也是不得已之制度，从效果来看，“乱弱其常，治强其偶”，（注：严复：《与熊纯如书》，《严复集》第3 册，第662页。）就中国来说，地大民众，尤其不适宜采共和政体。 他坚决不相信“以中国之地形民质，可以共和存立”。（注：严复：《与熊纯如书》，《严复集》第3册，第644页。）武昌起义爆发后，严复曾“直接了当地说，按目前状况，中国是不适宜于有一个象美利坚合众国那样完全不同的新形式的政府的”。（注：同②⑨。）甚至在共和告成已久，他还设想，“现在一线生机，存于复辟”。（注：同③⑩。）
正因为如此，严复在后期的著述里，对辛亥革命颇多微词，反复强调辛亥革命是一场错误，对革命党人也屡屡表示了切齿之痛，斥之为“乳臭夷奴”（注：严复：《与熊纯如书》，《严复集》第3册，第708页。）、“四万万众之罪人”，（注：严复：《与熊纯如书》，《严复集》第3册，第711页。）是“以什百狂少年，掀腾鼓吹革命之变”。（注：同③⑤。）在他眼里，辛亥革命带来的决非福祉，而是灾难。革命使“世事江河日下”，“恐后之视今，有不及今此视昔也”。（注：同③⑤。）一言蔽之，“革命共和其大效今日可见，群然苦之”。（注：严复：《与熊纯如书》，《严复集》第3册，第713页。）当然，令严复更伤感的是，他孜孜以求的强国根本——教育，在革命以后，“不特弹无，听亦无矣”。（注：严复：《与熊纯如书》，《严复集》第3册，第624页。）
三
这便形成了近代史上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现象。严复年轻时留学英国，广泛接触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致力于西学救国，曾是中国思想界最先进的一分子。他的牛马体用之喻对打破中体西用论起到了振聋发愦的作用，甚至被认定为全盘西化论者。他的思想曾经一度超前于中国现实社会发展的可能，有论者指出，当严复提倡民主立宪的民治主义时，“似乎除了少数人以外，得不到大多数人的拥护”（注：周振甫：《严复思想述评》，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3页。）然而时过境迁， 当历史的潮流已经选择了共和革命时，严复却成了反对革命、反对共和制度的保守人物。但是，严复晚年政治观念趋于保守，包括反对辛亥革命和共和制度，和封建顽固派是截然不同的。严复不是从祖宗之义、圣贤之训来反对革命和共和，其政治态度变迁的思想根源，就是他的“三民”思想。
严复对戊戌变法做了深刻的反思。诚然，他对于变法的夭折深以为痛，但同时也认识到，没有民力、民智、民德的进步，这种缺乏基础的变法是难以奏效的。严复说：“民智未开，则守旧维新，两无一可”，中国的前途，必须寄托在培养一批了解中西社会情形的智慧之士之上。如果洞识中西实情的人士日益增多，则中国“亦将有复苏之一日也”，（注：严复：《与张元济书》，《严复集》第3册，第525页。）“民智不开，不变亡，即变亦亡”。（注：严复：《与张元济书》，《严复集》第3册，第539页。）
辛亥革命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变化自然远远超越了维新运动，但这一切并没有影响到严复对其“三民思想”的坚持。辛亥革命发生后，严复把社会的进步仍然首先归结为“国民程度”的进步。这个国民程度，就是他反复强调的“民力、民智、民德”。严复说，国家和社会的命运，“以民德为之因”，“其因未变，则得果又乌从殊乎？”（注：严复：《与熊纯如书》，《严复集》第3册，第611页。）即使在形式上实现了共和，也只会是民主其表，专制其真，“民智卑卑，号为民主，而专职之政不得不阴行其中。”（注：同②③，第1551页。）
那么，辛亥革命后中国的国民程度有没有真正的提高呢？在严复看来，没有。他痛感中国人的程度是“真不足”，（注：严复：《与张元济书》，《严复集》第3册，第556页。）“真无足言也”。（注：严复：《与熊纯如书》，《严复集》第3册，第666页。）或是“一旦窃柄自雄，则舍声色货利别无所营，平日爱国主义不知何往”（注：严复：《与熊纯如书》，《严复集》第3册，第620页。）或是“看事最为肤浅，且处处不是感情之奴隶，即是金钱之傀儡。”（注：同④⑥。）这种程度的人民，是不适宜于民主共和的。严复以革命为深忧的道理即在于此，所以，武昌起义一爆发，他还亲赴武昌，以国民程度不合于共和民主来劝说革命党人。严复早就认为，使中国真正走向富强，只能渐变，不能骤变，在一切外缘内因皆不具备的条件下，“骤用新制，无异驱电车以行于蚕丛ｄｉé＠①ｎｉè＠②之区”。（注：严复：《说党》，《严复集》第2册，第299页。）他在致莫理循的一封长信中明确表示，“中国人民的气质和环境将需要至少三十年的变异和同化，才能使他们适合于建立共和国。”（注：同②⑨，第785页。）所以严复所追求的， 是要创造一个安定的秩序，切实提高国民程度，继续“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但愿自今以往，稍得宁谧，俾以休养苏醒，渐企高等程度之民，则如天之福也。”（注：同④③。）
不过，反对共和，与拥护封建专制应当明确地区分开来。确实，严复也说过“天下仍须定于专制”（注：严复：《与熊纯如书》，《严复集》第3册，第603页。）的话，（注：严复：《与熊纯如书》，《严复集》第3册，第603页。）但这仅仅是从专制有“恢复秩序”的功能而言，不是政治学意义上的“专制”。严复希望渐变，却不是不变，而是在不引起社会动荡的前提下，把封建专制渐渐引导向立宪政体。在武昌起义后大局未定的情况下，严复曾根据文明进化论的规律，提出“最好的情况是建立一个比目前高一等的政府，即：保留帝制，但受适当的宪法约束。应尽量使这种结构比过去更灵活，使之能适应环境，发展进步。”（注：同②⑨，第785页。）1915年袁世凯称帝，严复不以为然， 虽被列名“筹安会”中，却没有多少实际的赞助。1917年张勋复辟时，严复曾抱有一丝希望，指出复辟后“刻不容缓者，实立宪而已”，“首改宪法，次集国会”，除了皇位统于一尊之外，其余“则于共和国体等耳”。（注：严复：《与陈宝琛书》，《严复集》第3册，第504页。）。可见，对于共和的一些本质内容，他是赞成的，只是考虑到国民程度，于避免引起破坏性的社会动荡，严复不赞成采取激烈的革命手段，也不赞成废除帝制。从这些可以看出，严复反对辛亥革命，与封建顽固遗老是存在本质的不同的。
严复的“三民思想”，是其救国主张的一个基点。为挽救民族危亡，近代各个阶级的代表、各个政治派别的人士都提出了各自的救国主张，与康梁、孙黄等政治活动家不同，严复的“三民思想”代表了近代救国主张的另一路径。
晚年严复政治上趋于保守，以“三民思想”来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是一种明显的失策。这反映了他对于近代中国社会矛盾发展的判断已经远远落在了时代潮流的后面。清末民初，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矛盾已经提出了革命的要求，使得以激进方式展开的革命救国方案具备了历史必然性，这已不是任何力量所能回避、放弃、遏制或告别得了的了。在这种形势下，严复株守“缓进”之见，以“民力、民智、民德”的不足作为反对革命、反对社会进步潮流的理由，因此，作为中国近代进步思想的启蒙者，在晚年被自己所参与启蒙的进步潮流所抛弃，就严复而言，是一场个人的悲剧；就整个时代而言，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索的历史现象，尽管这一现象不仅仅表现在严复一人身上。
然而另一方面，严复的“三民思想”同样也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它提出了各种革命救国方案所未能解决的一个问题：国民程度的提高，或者说正是严复主张的“民力、民智、民德”的提高。资产阶级革命派通过长期斗争，最终以激进的方式推翻了帝制、建立了民国。但“重武轻文”一直是革命派救国方案中的致命弱点，也严重影响了革命成果的巩固。严复的“三民思想”，正是革命派所忽视的方面，反映了严复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比革命派要更为深刻。遗憾的是，在近代中国历史上，这两种救国路径始终没有能够得到有机的结合。出现在历史前台的纵然是革命潮流，接连取得了政治上的不断进步，但却缺乏国民程度提高的基础性支撑。而“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及其以后出现的教育救国、科学救国思潮，只能处于历史潜流的地位，没有充分发挥为中国现代化奠基的作用。
严复的“三民思想”所产生的影响仍然是十分巨大的。它对于21世纪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的走向，具有开启性的意义。有论者列举现代中国思想与严复思想变动相合之处，有五四以后的全盘西化、国民党的训政思想、30年代本位文化建设、专制政治主张，等等，（注：同④⑩，第2－7页。）虽未为至论，确也是有的放矢。目前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制度方面取得种种成就的同时，我们也必须高度重视现阶段“民力、民智、民德”的提高，重视教育和科技，为21世纪的发展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这就是今天我们深入研究严复思想的现实意义。

⑧ 上海一本学校有哪些

上海的高校众多，有相当数量的全国著名大学，其他地方的学弟学妹在报考时难免会有一些迷茫。前一段时间我发过一个指导报考的帖子，当时因为时间仓促，有一些遗漏，现在补上，并且增加一些我个人对这些高校未来10年走向的判断，希望能给大家一些帮助。
综合性大学：
第一档：
1.复旦（文理科实力很强，经济很强（理论），工科一般，医科很强）
走向：复旦总有一种皇帝的女儿不愁嫁的味道，在上海无论是找工作还是社会声誉，复旦都与清华北大处于一个级别甚至更好。复旦再往上走的可能性已经很小了，因为按目前的状况来看，前两位是不能撼动的。
2.交大（工科很强，理科强，经济很强（应用），文科一般，医科很强（合并了二医大））
走向：曾经的工科第一名校，被拆分的只剩下了机械和船舶，但交大用自己不断的努力，赢得了尊重。交大总是被复旦压制，所以使得交大明白了一点，什么事都要靠自己去争取才能得到，而交大也是这么做的。
有望赶超复旦，坐上上海高校的第一把交椅。
3.同济（工科强（以建筑，土木，机械见长），理科较强，经济一般，文科一般（科技德语很好），医科一般）
走向：同济给人的印象总是建筑和土木，但经过了两位在瑞士和德国名校获得博士的校长的率领下，同济的学科已经得到了极大的丰富，汽车学科更是成为了王牌学科，其他的学科质量也都非常的高。
难以撼动前两位，谁叫咱不叫复旦也不叫交大呢！
第二档：
1.华师大（文科很强，理科强（数学很好），经济一般）
走向：华师大给人一种风度翩翩的绅士的感觉，也许正因为这样一种感觉，她吸引了一大批优秀的学子来这里深造，但也是因为这种气质使得师大显得非常保守，有点不思进取，仿佛还沉浸在当年把同济甩在身后的快意当中。不会有太大的波动，稳居第二集团。
2.华理大（工科强（以化工，制药，环境，生物工程见长）理科较强，经济一般）
走向：自从从当年上海众人皆知的华东化工学院改名为华东理工大学后，她就好像消失了一样，华理大给人的感觉就是低调，非常的低调，但去掉浮躁后，你会发现华理却是上海各校中进步最快的一所，不但将自己原来的优势学科发挥到了极致，其他的学科也得到了很快的发展。有望进入第一集团。
第三档：
1.上海大学（各科的实力很一般）
说明：之所以将上大排在三档第一，是因为它受到了特殊的照顾，潜力很大，报考这样的学校可能会比较合算。
走向：投入的这么多的资金都用到那去了？上海大学给人的印象就是暴发户，本来只是一帮平民，忽然有一天变的很有钱了，却不知道该怎么用了。不过有钱总比没钱好。成为第三集团的老大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2.东华大学（各科的实力一般，但服装设计和面料研究方面很强）
走向：东华的研究有点默默无闻，到是经常看到几个穿衣特别节省的模特出现在电视上，所以给人的印象不是太好，不过据说中国宇航员的服装就是出自东华之手，看来她在本领域的实力还是非常强的。第三集团老二。
以上学校专业门类一般比较全，可根据各专业的强弱报考。
专门性院校：
1.财大（经济很强，建议想学经济，分数又不够复旦交大的，可以考虑财大）
走向：在向多科性的大学发展，有望成为上海的人大。
2.二医大（医科很强，已并入交大，不过招生应该是分开的，各专业分数差距很大，考上不难，但想要进7年的就要谨慎一些了）
走向：以后和交大就是一条船上的了。
3.华政（法律很强，不过不建议报考）
走向：得不到更多的支持，学校就难以发展。很有可能被合并（华师大的可能比较大）。
4.上外（外语类的院校，很热门，不建议报考外语类的专业，可以选择一些经济或对外汉语之类的专业）
走向：随着中国自身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汉语的地位会不断提高，语言类高校的是否应该存在成为了一个可能被讨论的问题，或许应该转型，或许被合并（和财大合并的可能性比较大）。
第一档：
1.上海对外贸易学院（财经类院校总是最热门的，虽然实力一般，但只要将来就业好，其它什么都是假的了）
2.上海海事大学（有一定的实力的一所高校，而且有一部分的专业很热门，因此也成了考生们追捧的高校之一）
3.上海理工大学（二本当中最有实力的高校，在很多地方都是在一本招生的，制冷专业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只是它不够热门。可以这么说上海理工是一所拥有一本实力的二本院校）
4.上海师范大学（实力仅次于上海理工，上海的高中的教师几乎都出自此校，在师范领域有着很高的声誉）
5.上海中医药大学（上海仅存的医学院独苗，校如其名，在中医药领域很强，不过被合并估计是迟早的事）
第二档：
1.上海电力学院(实力上真没有能拿的出手的，但仅凭电力两子就能吸引大量考生)
2.上海水产大学(实力不错，但专业太冷，强势专业招不到优秀的考生)
3. 立信会计学院(虽然是刚从大专升格为本科的学校，但她在会计领域是很有名的)
第三档：
1.上海工程技术大学（老牌二本院校，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目标的学校）
2.上海应用技术学院（实力一般，但考虑到她已经升格为本科多年，因此将其排在第三档）
3.杉达学院（民办大学，实力一般）
第四档：
刚从大专升格为本科的学校。有上海电机学院，上海金融学院，上海第二工业大学，上海商学院，上海政法学院等（排名不分先后）。

⑨ 康有为的主张及目的。。。

主张：依靠政治改良的方法在中国建立君主立宪制，发展工商业，走资本主义道路。
目的：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走资本主义道路。
康有为的理想和政治主张主要在他撰写的《大同书》中得到体现。康有为是19世纪末向西方寻求真理的著名代表人物，1898年戊戌变法运动的领导者。康有为主张变法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他认为赋税政策方面的改革主要是”蠲厘金之害以慰民心，减出口之税以扩商务。他猛烈抨击了厘金税，认为它既不利商，又不利农，也不利于国，必须予以裁撤。他说“内地害商之政，莫甚于厘金一事，天下商人久困苦之”。指出“厘金内之务农工之源，外之损富商之实。既以筹款计，亦徒中饱吏役，而国不受其大益”。他主张通过征收印花税等开辟财源，同时举办银行、邮政等国有事业，用以代替厘金税。康有为认为商兴才能国富，统治者必须“保商”，而保商的关键在于轻税。指出“中国向者误于抑末之说，乃惟重租税以困辱之。至于吾商出口之税，重于外商人口之税，此与各国保商之道相反，商务安得不困？”康有为的轻税思想在后期发展为无税论，在《大同书》里他主张“公中更未尝向一人而收赋税，扫万国亘古重征厚敛之苦。”这种观点实际上是超越现实的空想。
宪法贡献
1. 依宪治国观念的引入
到戊戌变法以前，中国的封建制度存留长达4000余年，不可谓没有法，也不可谓没有“依法治国”，但是法自君出，权尊于法，法律作为一种统治工具，拘束臣民而不拘束君主，引礼入法，以家族为本位而维护封建等级制。当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相继建立，自由、平等、博爱等人权概念在19世纪末传入中国之时，中国仍然是一个皇帝“口含天宪”，君权至上的社会。康有为第一次提出了包含限制君权意义的法律概念，即宪法。他认为国家的政体可以分为专制、立宪和共和三种。在专制政体下，“一君”与“大臣数人共治其国”，而立宪政体则是“人君与千百万国民和为一体”。因此，“宪法”就是“维新之路”。早期出国留学或出使海外的中国人，也曾经提出应当改革内政、学习西方的政治体制，但往往是简单的制度引介，没有意识到宪法限制君权、对抗封建专制的作用。自康有为提倡君主立宪以来，直至清末立宪，虽然历经共和制、帝制以及民主、专制政体之反复，历任政府无不以立宪为立国之开端，无不以宪法记载一国政治的基本原则，这未尝不应归功于第一代倡导依宪治国者。
2. 主张君主立宪
康有为反对君主专制政体，主张君主立宪。他认为君主权威无限“大背几何公理”，主张“立一议院以行政，并民主亦不立。”又说，“君臣一伦，亦全从人立之法而出，有人立之法，然后有君臣。今此立法权归于众，所谓以平等之意用人立之法者也，最有益于人道矣。”由此，康有为在中国明确提出了作为资产阶级民主立宪理论基础的身份平等观。
康有为对立宪模式的选择在戊戌变法前后有所变化。戊戌变法以前，他提倡集权制的君主立宪，类似于日本和德国。但是戊戌变法之后，他提倡虚位君主，类似于英国。戊戌变法时期，他认为“变法”应“以俄国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前者意在强调其自上而下的改革方式，后者则指日本明治维新后所确立的君主立宪制。直到1906年《法国创兴沿革》中，康有为还分析说，（法国与日耳曼）两国之创同时，而强弱异形于后，这主要是看君权是否能够集中而决定的。
3. 提倡权力制衡
合议与分权是在传统方面或理性方面对于集权统治进行限制的特别手段。它们共同促成了现代行政管理和立宪政治。作为世界宪政史最为恢宏的一幕的法国大革命，就曾经明确提出：“凡分权未确立、权利无保障的国家就没有宪法”。康有为很早就从理论上肯定了三权分立、权力制衡理论的合理性。在戊戌变法之前所撰写的《实理公法全书》（1888年前）当中，康有为从几何原理出发，认为“以互相逆制立法，凡地球古今之人，无一人不在互相逆制之内。”他认为：“以一顺一逆立法，凡使地球古今之人，有彼能逆制人，而人不能逆制彼者。则必有擅权势而作威福者，居于其下，为其所逆制之人必苦矣”。在代御史宋伯鲁草拟的《变法先后有序，乞速奋乾断以救艰危折》中，他又具体指出了三权分立的主要内容：“泰西论政，有三权鼎立之义。三权者，有议政之官，有行政之官，有司法之官也。夫国之政体，犹人之身体也。议政者譬若心思，行政者譬为手足，司法者譬如耳目，各守其官，而后体立事成。”同时，他反对机构设置重叠，认为中国之弊“在治地太大，小官太疏也。”
4. 民权思想与政治观
在康有为之前，中国虽然有“民本”思想，但是却没有民权思想。康有为吸收了西方自由主义的民权观，强调公民自治。
在《万身公法书籍目录提要及实理公法全书》中，康有为较为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民权观。他认为，人生来平等，同时又充满差异性，这些充满差异性的人是独立的，有自主权，应当“以平等之意，用人立之法”，对此进行规范。他不但主张长幼平等、朋友平等（治事门、论人公法），甚至认为君民之间也是平等的。在该书的君臣门实理中，他论述道：“民之立君者，以为己之保卫者也。盖又如两人有相交之事，而另觅一人以作中保也。故凡民皆臣，而一命之士以上，皆可统称为君”。把君主比作契约关系中的见证人，而不是以往以君主为一切社会关系的合法性来源，这在当时是一大思想进步。
5. 主张实行地方自治
以公民自治理论为基础，主张实行地方自治
他认为：“中国地方之大病在于官代民治，而不听民自治”，“立法之意但以为国，非以为民，但求不乱，非以求治。有大官而无小官，有国官而无乡官，有国政而无民政，有代治而无自治”。康有为所主张的地方自治，类似于“古者之封建也”，“但古者，乱世封建其一人，则有世及自私争战之患，此所以不可行也。今者升平封建其众人，听民自治，听众公议，人人自谋其公益，则地利大辟，人工大进”。他还提出了具体的参照系，即“因乡邑之旧俗而采英德法日之制”，以“万人以上地十里者为一局，或名曰邑，l等具体设计。在当时，地方自治的提出是与中国传统的大一统国家结构形式相对立的。地方自治有利于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减轻中央负担，并且在促进地方政治清明的同时形成对中央行政的牵制力量。不但如此，地方自治的基础是民治，这与中国历代的割据式自治或绅权和族权维持下的地方自治具有质的区别。从中国的法律和行政管理的传统看，维持国家秩序的规范当中不乏“治官之法”和地方规范，然而其出发点乃是“治民”而非“民治”。以“民治”为目标的地方自治始自康有为为代表的戊戌变法派的启蒙。[20]
立宪思想
康有为早年思想的演变经历了一个由儒家学说到佛学、道学，再由佛、道之学到西学的曲折过程。由于家庭环境的影响，康有为自幼即开始接受正统的儒家教育。
由于坚持儒教正统，康有为有意识地摒弃了盛行于近代西方国家的某些民主观念。例如，他从中西文化渊源的不同出发，指出：“中西之本末绝异有二焉：一曰势，一曰俗。二者既异，不能以中国之是非绳之也”。虽然他当时主要是为了批评“中国秉礼而日弱。泰西尊贤而能强”，但终究认为“幸先圣之学，深入于人心，故时清议能维持之朝居矣”。
康有为保守主义立宪思想的第二个来源是其“同治情结”，这是中国的王党主义。在《七十赐寿谢恩折》（1927年）中，康有为称：“臣海滨鄙人，文质无底，虽十三世为士，而门非华腴，既四十岁而无闻先帝择臣于侧陋冗散之中，咨臣以变法自强之业，谕臣专折奏事，由是感激，竭尽愚忠。”此后，当梁启超企图与革命党合作时，康有为强烈反对，指责梁启超辜负圣恩。康有为所主张的变法，仍然是一种统治阶级内部的纠纷解决机制，是一种自我“革政”，并未上升到革命。如果说“制度局也罢，懋勤殿也罢，都是百日维新时康有为借以寄身，借以参与到清中央政权中去指导变法的机构”，那么在辛亥革命之后，帝制既已被推翻，他仍然坚持维护君主的利益，直至策动复辟，则充分表现出其保守的一面。
书学思想
后人了解康有为，大多基于“戊戌变法”。康有为在书法艺术方面所作的贡献，绝不比他在政治舞台上的作为逊色。他不仅是位杰出的政治家，也是继阮元、包世臣后又一大书论家。他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所著的《广艺舟双楫》从理论上全面地系统地总结碑学的一部著作，提出“尊碑”之说，大力推崇汉魏六朝碑学，对碑派书法的兴盛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康有为的事业成就涉及多方面，皆有惊人建树，仅著述就有700多万字，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特色，辑成《南海先生诗集》。代表诗篇即《出都留别诸公》5首，其中对国家危亡命运十分关切，意气豪迈。其政论文打破传统古文程式，汪洋恣肆，骈散不拘，开梁启超“新文体”先河。主要著作有《康子篇》、《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日本变政考》、《大同书》和《欧洲十一国游记》等。然而多年来，很少能见到康有为著作的全貌。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如曾国藩、左宗棠和李鸿章等不仅出版了全集，而且还出版了奏议、家书、政论、未刊遗稿等，身后备极哀荣，而学贯中西、放眼世界的康南海则受到很冷遇。
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开始周游列国。当今在瑞典惊现“康有为岛”，足以见证他游历之广，康有为由此成为中国近代史中伟大的旅行家之一。吴昌硕曾给他刻一枚印章：“维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他周游列国的经历，拓展了他的胸襟与学识，这在近代知识分子当中是屈指可数。而在他的学生中，梁启超、王国维、徐悲鸿、刘海粟和萧娴等，在文艺领域内都有建树，说明康有为也是伟大的教育家。
康有为以晚清书法巨子身份，对帖学一系作全面否定，大肆鼓吹“尚碑”意识，造就一代新风，提出“卑唐”，将有唐数百年来书家创作一笔抹杀，终觉太过偏激。大凡有成就的理论家很难成为创作大家，因为理论和实践之间既有相辅相成的一面，也有相矛盾对立的一面。理论需要冷静的逻辑分析，创作需要发自心胸的激情，理论强调公正，创作必须“偏激”，才能显现个性的建立。自古以来，像孙过庭、苏轼和米芾这样的理论实践均有极高造诣的双栖人物极为少见。康有为振聋发聩的理论是为自身创作服务立言。以他在政坛上曾经叱咤风云而最终遭惨败流亡的情况看，以胸中郁勃不平之气作书，不会倾心于柔媚一路的赵董一流，也是情理中的事。况且在他出生之前，碑学的发展已是风起云涌。康有为不能容忍帖学的存在，即使象赵之谦这样以帖写碑的人都逃脱不了频频讥讽，而他却对张裕钊则大加称赞，不惜抬举到“国朝第一”的高度，他的偏激之处由此可见，同时也说明，他的偏激也造成了很多的失察之处，但必须辨证地看，正是他的偏激使碑学发展达到了崭新的历史高度。
就康有为的创作而言，对《石门铭》和《爨龙颜》用功尤深，同时参以《经石峪》和云峰山诸石刻。书写上以平长弧线为基调，转折以圆转为主，长锋羊毫所发挥出的特有的粗茁、浑重和厚实效果在他书作中有很好的体现，迥然异于赵之谦的顿方挫折、节奏流动，也不同于何绍基的单一圆劲而少见枯笔，这是他的别开生面处。至于线条张扬带出结构的动荡，否定四平八稳的创作，也是清代碑学的总体特征表现。就创作形式上来说，以对联最为精彩，见气势开张、浑穆大气的阳刚之美。逆笔藏锋，迟送涩进，运笔时迅起急收，腕下功夫精深，从中也可以看出康有为的运笔轻视帖法，全从碑出。转折之处常提笔暗过，圆浑苍厚。结体不似晋、唐欹侧绮丽，而是长撇大捺，气势开展，饶有汉人古意。也有人认为这是表面上虚张声势的火气，潘伯鹰先生评说康有为的字“象一条翻滚的烂草绳。”认为康有为线条没有质感，滥用飞白，显得很虚浮。康有为在笔法上力倡圆笔，反对方笔，这是造成他笔法单调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常常起笔无尖锋，收笔无缺锋，也无挫锋，提按不是很明显，线条单一，缺少变化。粗笔时见松散虚空，不够凝敛紧迫，当是一病。用墨上缺少变化，表现形式不足，起笔饱蘸浓墨，行笔中见飞白，仅此而已。从他的中堂作品来看，章法方面落款常有局促之意，这是对帖学否定所致，实质上他早年日课，还是以欧虞为主的。
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发动了近代书法领域内的一场深刻的“变法”运动。相比较而言，他的书法创作胜过阮元和包世臣，但就他自身而言，创作和理论成就相比，还是有段差距，他并不是最杰出的碑学实践者。

⑩ 550分能上什么大学

550分能上的大学

1、福建师范大学

福建师范大学坐落于素有海滨邹鲁之誉的历史文化名城福州，是一所历史悠久、声誉斐然的百年省属高等学府。学校肇始于1907年清朝帝师陈宝琛先生创办的福建优级师范学堂，后由华南女子文理学院、福建协和大学、福建省立师范专科学校等单位几经调整合并，于1953年成立福建师范学院，1972年易名为福建师范大学并沿用至今。

2、南昌大学

南昌大学学校办学始于1921年创办的江西公立医学专门学校和1940年创建的国立中正大学。1993年，江西大学与江西工业大学合并组建南昌大学，开创了全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先河。2005年，南昌大学与江西医学院合并组建新南昌大学，揭开了学校改革发展的崭新一页。党和国家领导人、教育部和江西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学校的建设与发展。

3、海南大学

学校秉承海纳百川大道致远的校训，弘扬自强敬业厚德弘毅的校风迎头赶超、创新发展。2008年12月，经国家批准成为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2012年，跻身国家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建设行列，先后获得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中西部高校综合实力提升工程等建设支持；2017年，入选国家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

4、贵州大学

贵州大学创建于1902年，历经贵州大学堂、省立贵州大学、国立贵州农工学院、国立贵州大学等时期，1950年10月定名为贵州大学。1951年11月，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贵州大学校名。1997年8月，与贵州农学院等院校合并。2004年8月，与贵州工业大学合并。2004年12月，成为教育部与贵州省人民政府共建高校。2005年9月，成为国家211工程大学。

5、新疆大学

新疆大学前身是创办于1924年的新疆俄文法政专门学校。1935年1月改建为新疆学院，1960年10月1日，正式成立新疆大学，1978年被国务院确定为新疆唯一的全国重点大学，1997年被列入国家211工程，2000年被确定为国家西部大开发重点建设高校。2000年12月30日，新疆大学与原新疆工学院合并组建新的新疆大学。2004年，学校成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教育部区部共建高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