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化机制
⑴ 父母对孩子道德社会化影响的心理机制
潜移默化的成了孩子的模板。
⑵ 和谐社会是道德化的社会哪三个角度可以说明
1，和谐社会是以人为本的社会。与会专家从不同角度对和谐社会提出定义和解释，但是，所有的专家都认为：和谐社会是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是一个大多数人能够分享改革发展成果的社会。
2，和谐社会的提出适应了时代的需要。专家们普遍认为，中央提出“和谐社会”这个理念，适应了时代的需要，人民的需要。
3，关于和谐社会的要素。尽管专家们分析和谐社会组成要素的角度不尽相同，但是，他们都一致认为，和谐社会必须以人为基本要素，实行机会均等，形成自动解决冲突的机制。
⑶ 如何实现高校教师职业道德的内化
实现高校教师职业道德内化机制：
(一)提高教师职业道德认识
教师职业道德认识，是指教师对教育劳动中客观存在的道德关系以及处理这些关系的原则、规范的认识。它包括职业道德观念的形成，职业道德知识和概念的掌握，职业道德判断能力的提高和职业道德信念的形成等。教育活动要求教师必须掌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深刻体会它的实质内容和要求，了解确定这些内容要求的客观依据，明确它对教育活动的特殊意义，这是教师履行职责，调整教育活动过程中各种人际关系、个人和事业的关系以及自身品德修养等方面行为的基础。
与人类普遍的认识过程一样，教师职业道德认识一般要经过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再从理性认识到道德实践这两个阶段。职业道德认识的感性阶段是职业道德观念的积累和形成。掌握道德要领是教师职业道德认识的理性阶段，是道德认识概括化过程。
提高教师职业道德认识，不仅要掌握职业道德的基本知识，从道德上懂得是非善恶美丑的区别，而且还要在实际生活中分清上述各种界限，培养道德评价判断能力。
（二）培养教师职业道德情感
教师职业道德情感是伴随着教师的职业活动而产生的，是以职业道德认识为基础的。
教师的道德情感是极为丰富的，概括来讲，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它表现在对教育事业的热爱、眷恋和对学生的关怀、爱护方面。这是教师道德情感的核心。
其次，教师的职业道德情感表现在教师的自尊心、责任感、荣誉感等方面。
再次，教师的道德情感表现在对同志的尊重、友谊、热情。
总之，教师的职业道德情感是一个多侧面、多层次和表现水平不同的品德因素。它是职业道德认识的基础上形成的，并对职业道德认识和道德行为有着稳定的调节作用。教师职业道德情感是教师积极工作、勇于开拓进取的内部动力，是教师培养优秀的道德品质，保持高尚的道德行为的重要精神力量。
（三）坚定教师职业道德信念
所谓道德信念，就是人们对某种人生观、道德理想和行为准则的正确性和正义性深刻信念。
⑷ 《当尼采哭泣》主角人格分析2——尼采
文｜丹思心舞
小说中尼采是莎乐美为之向布雷尔求助的病人，却因为过强的阻抗在布雷尔医生设计的特殊的反转交换方案中才进入治疗关系。尼采的表面症状比布雷尔严重和复杂：他有长期的偏头痛和多种躯体疾病、长期孤独中和遭遇友人离弃后的躁狂和抑郁间歇发作，但他是个多思多产的哲学家，他在孤独中为人类贡献了伟大的思想，最终也在治疗中突破了自己的防御，暴露、认识和升华了自己。尼采的人格特征比较复杂，伴随多种症状表现，深层的主基调却是操控型自恋，虽然在某些时候的躁狂症状让尼采表现出精神病性的特征，会被人当成疯子，但是他仍然具有理性的思维能力和现实检验力，以及一定的自省力和对自我与社会的冲突的感知，人格发展水平介于神经症性和边缘性之间。
1、人格特征：操控型自恋
尼采明显呈现出自恋型人格，而且属于操控这个亚型。“假使有神，我怎能忍受我不是那神，所以没有神！”这句名言就是他自恋的极致彰显。他无法忍受被人控制，所以才接受了布雷尔角色反转的治疗方案。
尼采自恋人格的形成
据此来看布雷尔和尼采人格中表现出来的自尊自恋，尼采显然是更具有“长期性、自动化和非境遇性”的，虽然尼采在小说中是在被莎乐美拒绝而自尊受损的境遇背景下登场的，但是其一贯的自恋表现却已经通过社会传言和莎乐美的叙述，给布雷尔、也给我们读者形成了印象：
从一贯的情绪和认知来看，尼采对权力和控制近乎偏执，一旦失去自尊和控制就会暴怒，这就不难理解他在莎乐美小姐拒绝他的求婚的反应了。
尼采的自恋人格的形成，跟其在家庭中受到的关注和溺爱以及所受的教育有关，他幼年丧父，但是处在家族里一群女性的呵护当中，受的是贵族教育，一方面习惯于处于中心和居高的位置，一方面又隐含着摆脱温柔枷锁的潜意识。控制和被控制往往是一体两面，他被家里的女人当成中心，同时也会受到女人的超界限的关心，是一种隐形的控制，妹妹干预了他和莎乐美的关系就是一个例证。
尼采的自恋还表现在他平时注意保持外表的引人注目、气质的温文尔雅，在公众场合的发言慷慨激昂、作品也激情张扬，这些在尼采身上更自发地表现出来，形成了一种自然的习惯。
比较之下，布雷尔的自尊自恋表现，比如通过诊疗室的椅子摆放格局让病人由下往上仰望他，比如对专业观点的自信挥洒等等，更多是角色和场景框定的，是有意识的“端着”。
尼采带着自恋人格，在自体体验上，有着强烈的攻击驱力，当自尊受损和权力丧失的时候，会充满挫败和愤怒，但是又用向内攻击的躯体化反应表现出来。
2、 防御机制
尼采的防御机制同样包括两个层面
初级防御机制
否认和全能控制： 尼采的全能控制很典型，充分渗透在他的情感和认知当中，并形成了在失去控制时的原始反应模式——否认，他对自己身上任何不好的症状和抑郁、绝望的心理状态从持续性上加以否定，认为这些自己都有过，但是并不永远属于自己，在治疗中形成阻抗。
极端理想化和贬低： 尼采有着自恋型人格通常在关系模式上的表现，在理想化和贬低的极端上变换，尼采对于莎乐美的态度就充分体现了这点。当他接受莎乐美的欣赏和崇拜的时候，将莎乐美当成了最完美契合自己价值观的身心伴侣，当他求婚遭到拒绝后则转向愤怒的贬低和攻击。
躯体化： 正是因为尼采的自恋导致了自体与现实的冲突，尼采表现出很多的躯体症状以释放内在的攻击和愤怒：“剧烈的头痛、部分失明、反胃、失眠、呕吐、严重的消化不良、平衡的问题、虚弱”，等等。
次级防御机制
压抑： 尼采在很长一段时间，压抑了跟自己的自尊和价值观背离的个人欲望和渴求，有用自己塑造的超我来压抑本我的部分。他需要友谊、情爱，却深陷孤寂，正是因为他在跟人相处时“羞愧并逃避”，极少向人袒露内心，耻于“卸下自己的负担”，同时，“我也不曾容许他人向我卸下他们的负担——我不愿意招惹礼尚往来的人情债。”直到跟布雷尔达成这个“奇特的约定”。尼采有着强烈的内在情绪，其情感与认知并不截然分开（因此不是情感隔离的防御机制），他可以用音乐、作品中的文字等形式表达激情，但是选择了在人际上的疏离去尽量压抑情感，不表达，因为暴露自己威胁了他的控制感。
道德化： 同时，尼采会用道德化的防御机制，将跟人的疏离归咎为别人的背叛：
“有三次（*注：这三次是保罗.雷、莎乐美和他的妹妹）我伸手出去尝试建立一座通往其他人的桥梁，而我屡次都遭到背叛。”这是他不再信任人的原因。
尼采还会用追求灵魂的高尚去否定单纯的情欲，而不愿意承认自己也有这部分的原始欲求，也是因为要把握关系中的控制点。
反转： 故事中布雷尔与尼采在心理治疗中角色的反转，是布雷尔抓住了尼采本身的防御心理，即潜意识里先发制人、用相反的角色去防止被控制。
升华： 升华是“有价值地释放生物冲动”、是“个体能创造性地应用有价值的方式来应对问题”。尼采最终采用了最高级的生存策略或防御机制渡过余生，将自己压抑的孤独、痛苦，转化成了有创造力的哲学思想、诗作。
这个升华的过程经历了对上述较低级防御机制的升级和转化，在小说中，跟布雷尔医生的这段陪伴和相互治疗成为关键的转折：他更加“全面了解自己，包括接纳自我中最为原始和痛苦的部分，逐渐理解自己（或同情他人——通过将先前被自己否定的自我部分的投射和置换）”，而不是否认冲突或欲望；同时也充分释放了自己最大的潜能，将其人格中的光辉面发扬到了极致。
相关链接： 《当尼采哭泣》主角人格分析1——布雷尔
⑸ 政府道德责任是怎样实现的
1.政治制度的道德化。现代政府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谋求和维持政治合法性。政治合法性不仅需要形式合法性，还需要实质的合法性，即包含着对伦理道德价值的诉求。因此，政府要避免其合法性危机，应将法律制度、官僚制度等和道德相结合，实现依法行政和依德行政的有机统一。所以，政府不仅需要实现法制化，还要实现道德化，而政治制度的道德化是实现政府道德化的重要方面。
政治制度的道德化，就是政府的法律制度、权力体制、组织结构、公共政策及典章制度等都必须贯彻公平、正义、平等的原则和具有充分的道德合理性。这种道德的合理性能够协调好政府与民众的关系，使整个公共行政体系进入良好的运行状态。
制度对于个人的道德选择和道德生活来说，是一种预设的前提，具有先决意义。在大多数情况下，有关职责和义务的原则应当在对于社会基本结构的原则确定之后再确定。
政治制度的道德化其强制性可以不为个体的偏爱所左右，而且对个体的偏爱、价值追求还起矫正作用，把个体的行为纳入到统一的社会道德秩序中来。此外，其强制性实现对行政行为的调控。我们要通过自身所蕴含的伦理精神，能够鼓励公务员的道德自觉性，起到激励的作用，而对于道德觉悟低的公务员，则可以表现为惩处和制裁的作用。
2.道德责任的制度化。公务员是公共利益的维护者，在他运用其手中掌握的公共权力行驶职责时如无任何限制，就极易产生权力腐败，从而损害公共利益。为了维护公共利益，就必须以制度化的道德及道德责任追究机制对公务员进行约束和监管，对违规者予以惩罚，从而达到强迫行政主体和公务员遵守行政道德的目的。
首先，建立和完善道德责任规范体系。这有助于将公务员应遵循的道德责任明确化、具体化，为行政行为提供正确的导向，也为调控其行为模式提供准则，从而使公务员避免错误行为，寻求正确完美的行为。只有把公务员的道德责任和工作规范、要求以及相应的评价、奖惩措施等以制度的形式固定并贯彻执行，才能从根本上提高其思想道德素质和道德责任意识。此外，公务员的道德培养是一个从他律到自律的过程，而制度化的道德责任规范作为一种外在约束制度，对个体具有价值导向作用。公务员通过制度性的道德能预期到自己行为的现实性后果，被制度肯定的行为受到鼓励或奖励，而被否定的行为将受到惩罚和遏制，如此反复出现，使得作为外在理性和善恶标准的道德规范在公务员的内心扎根并得到巩固，最后形成道德行为选择的习惯，最终实现由他律向自律的转化。
其次，建立道德责任监督机制。建立相对独立的道德责任监督系统，比如不断完善广大公民和全社会对行政不道德行为的控告、检举、投诉制度，加强行政机构内部的科层监督和监察、专门的审计监督，强化各级检察院、法院的司法监督权，充分发挥新闻传媒的舆论监督作用等。通过完善道德责任监督机制可使公务员逐渐把各类外在监督转化为自身的道德习惯和道德心理，形成真正的自我监督机制。
再次，建立道德责任奖惩机制。对公务员在道德责任上的奉献行为，国家和社会有义务使他们拥有获得物质和精神上相应回报的权利。这样，才能在社会中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成为激发行政主体践行道德的内在动力。与此同时，严厉惩治不良行政道德行为者，加大惩治腐败行为的力度，减少不良行政道德，增大腐败行为的成本，抑制违法乱纪行为。
3.公务员的道德化。基于假设基础上作出的对公务员进行规范和限制的制度设计和安排，不能全部解决制度运行中的问题，它只有通过政府的日常工作，通过公务员对公共权力的行使才能使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获得实现的可能，所以公务员的素质和道德状况是制度得以落实和实现的关键因素。
制度化的道德责任只是一种低限度的一般性的道德要求，但是公务员在行使权力时面临的环境因素是很复杂的，要使公务员不陷入不道德的境地，仅满足于此是不够的，公务员还应当有着至善的道德愿望和道德理想追求。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加强对公务员加强道德责任的教育。首先，要使公务员树立正确的道德价值取向。在现代社会，政治权力日益成为公共权力，而公共权力是附属于公共利益的，它只有为公共利益服务，才能体现它的公共性。公务员只有利用公共权力服务于公共利益时，才不会改变公共权力的性质和作用方向。这就决定了公务员必须以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共利益作为自己的道德价值取向。其次，要使公务员成为践履个人美德的榜样。公务员不仅承担着社会政治职能，而且是公共道德规范的践履者，一个社会的伦理秩序的良性运行首先需要公务员的支持和维护。没有公务员对个人美德的践履，社会很难走上美德供给之路，这不仅是由于公务员的示范性作用决定的，而且是由于公务员可能的对美德社会供给的破坏性决定的。
一切存在着社会秩序危机的时代都是与道德的失范同时出现的，而且首先是由于掌握公共权力的人们破坏社会共同体的道德原则和规范，败坏社会风气，进而引发了整个社会的道德价值的丧失。因此，公务员应该成为践行个人美德的榜样，而不应该成为践踏个人美德的典型。
⑹ 社会用来进行道德调控的机制(或手段)有哪些
道德调节方式的多样性。道德并不像法律那样，直接诉诸国家机器和惩罚手段，而是对人们关系和活动采取协调和调节的方式，因而就显得灵活多样。
从道德调节的强制程度上看，可分为自律调节和他律调节。所谓自律调节，是指社会个体诉诸理性自觉，将外在道德规范内化为内心的道德准则，自觉按照社会道德要求行事。所谓他律调节，是指一定社会通过指定严格的道德准则和规范，并依靠社会舆论和风俗习惯强迫社会成员履行道德义务。
从道德调节具体手段来看，可分为社会舆论调节、传统习惯调节、内心信念调节等。所谓社会舆论调节，是指一定社会依靠大多数成员的评价性看法和倾向性态度，对社会道德现象进行褒贬评价，用来调节人们的行为。所谓传统习惯调节是指一定社会或阶级依靠人们在长期社会生活过程中积累起来的道德经验和所形成的社会风尚，用来对人们的行为进行约束和规范。所谓内心信念调节，是指一定社会诉诸人们的道德信念和良心作用对人们行为进行调整。
⑺ 社会道德体系的基本内容是什么 详细的,谢了啊
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要高度重视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社会主义道德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主体内容. 社会主义道德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主体内容,是由道德建设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决定的. 其一,道德自身具有善的属性.人类的核心价值追求就是“真善美”,而真是善的基础,善则是真的目的.一般而言,只有“真”才能成为“善”,而人类追求“真”,其根本价值目的在于追求“善”.美是善的升华,而善则是美的规定.也就是说,人类追求最高的境界是“美”,而就“美”的核心价值内涵来说则是“善”.不是“善”的,就不是“美”的.因此,“善”在“真善美”中处于主体地位. 其二,道德具有治国功能.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最基本的治理手段一是法治,二是德治.法治与德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法治以法律的权威性和强制性来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德治则以道德的说服力、感召力和自觉性来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因此,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既要坚持不懈地加强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又要坚持不懈地加强道德建设,以德治国.要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统一起来. 社会主义道德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主体内容,是由道德建设的基本功能决定的. 第一,道德具有调节社会关系的功能.道德最基本的功能就是“调节”,它具有广泛性、层次性、导向性、内在性.广泛性,是指道德从现实利益关系的角度,调节人们的各种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人们的各种社会关系在本质上是一种利益关系.这就使得道德调节具有其特有的广泛性,能够在建构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发挥更广泛的作用.层次性,是指道德要求的递进性所表现出来的多层次性.对于人们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的调节,法是以“必须怎样”为尺度,而道德则是以“应当怎样”为尺度的.因此,法律调节面前只有一个要求——“合法”,而道德调节则从底线道德到道德理想之间有许多递进性的不同层次,从而使其具有多层次性,能够在调节人们的各种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中发挥更加灵活的作用.导向性,是指道德的要求是现实与理想的统一,它从现实的社会道德水平出发,又指向更高的道德理想,能够将人们的行为不断引导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从而不断提升和谐社会的质量.内在性,是指道德调节的主要力量来自于人们的心灵.道德主要诉诸舆论褒贬、沟通疏导、教育感化等手段,尤其注重唤起人们的良知,培养人们的道义责任感和善恶判断能力.这些优势,一方面决定了道德调节在调整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矛盾中具有独特的作用；另一方面,也体现了道德调节的目的就在于追求社会和谐. 第二,道德具有情感功能.道德情感是人类道德发生的直接心理基础,又是道德运行的润滑剂,它既依赖于实践理性,又依赖于人伦情感,是理性与情感的有机统一.道德可以弥补政治、法律、科学等情感的缺失与不足,也可以纠正宗教情感的偏迷,成为人类情感中最能发挥作用的一种特殊情感.特别是道德情感中的责任感、是非感、荣誉感、羞耻感等,对于调整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矛盾有着重要的现实价值. 第三,道德具有激励功能.道德对于社会生活的认识,主要着重于个人和社会、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特别是个人对社会整体利益和他人利益的态度这一角度,提供现实社会状况的信息,显示现实社会的生命力和历史趋势,展望或预测社会发展的未来图景.虽然其他社会要素也能从不同方面、不同视角提供现实社会状况的信息,显示社会的生命力和历史趋势,展望或预测社会发展的未来图景,但其自身的“合理性”本身还需要道德价值的说明与支持.而道德的认识,既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又有自身的价值说明,因此,能够为人们的行为直接提供一种“正当”性、“正义”性、“应当”性的支撑.而这种合理性的精神支撑,在现实生活中会转化为一种激励性的强大精神力量,鼓舞人们敢于冲破各种艰难险阻,去追求理想的目标.建构和谐社会,这种激励性的强大精神力量,既有利于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激发社会活力,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又有利于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化解各种社会利益矛盾,从而促进社会全体成员之间和谐相处. 基于以上认识,当前加强道德建设应该着力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深入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道德的根本特性是自律性,其根据最基本的是道德个体的内心信念和内化的规范.道德个体的内心信念和内化的规范凝聚为道德良心.良心是道德自律的最高体现,是道德存亡的根据.没有良心就没有道德；道德之所以会发生作用,完全在于人有良心.良心同时又是道德自律的根据,是道德自律的运作机制.从良心的机制来看,良心包含着理性,是人的理性的一种积淀；良心又包含着意志,是人的意志力最强劲的表现；良心还包含着种种非理性的东西：直觉、本能、信念等.因而,良心的心理机制不是单纯的理智、情感、理性或非理性,而是这一切在道德主体内心的综合统一.荣辱观作为最基本的伦理价值观,是良心中最基础的内在要素.它既是理性、意志和情感的统一,又是理性与非理性的综合.它不仅是一种价值认识,而且是一种道德意志,还是一种伦理情感.作为一种价值认识,它以其特有的“荣辱”范畴来判别道德行为的善恶；作为一种道德意志,它以其特有的“荣辱”信念来保障道德行为的实施；作为一种伦理情感,它以其特有的“光荣与耻辱”情感来调节道德行为.荣辱观作为最基本的伦理价值观,其内在心理机制是人的羞耻之心.它是道德自律的心理依据,也是道德良心能够发生作用的运行机制.良心可以使道德主体对于合乎良心的行为感到光荣与快慰,对违背良心的行为感到耻辱与羞愧.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使人人都有羞耻之心,无论是对于道德良心的生成还是对于整个道德建设,都是一项基础性工程. 二是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实现现代化,必须走法治之路,这是所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选择.然而,社会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建设是相互制约、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如果文化建设被边缘化、道德建设被忽视,那么,最终会影响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社会建设.因此,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既关系到社会的全局发展,又关系到长久性的社会和谐.（
⑻ 道德有什么作用是如何发生作用的
法律与道德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不可分离，二者的关系是一个历史与现实中永恒的话题。人类的法律发展史告诉我们，从法律的产生到法治的实现就是一个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交互演进的过程。道德法律化强调人类的道德理念铸化为法律，即善法之形成过程；法律道德化强调法律内化为人们的品质、道德。中国古代礼法结合、德主刑辅的思想为我们今天采用德法并治之治国模式提供了一种可行性的历史考证。笔者试图通过对礼与法关系之历史考察，寻求道德与法律协调之合理内核，进而就当今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道德与法律之间的矛盾略陈解决之管见。
关 键 词：礼；道德法律化；法律道德化；法治；德治
不管法治这张天网如何恢恢，总有漏网之鱼；不管法治调整的范围多么广阔，总有鞭长莫及的地方。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凡是法治不及之处，皆是德治用武之地，法治不可能完全取代德治。〔1〕 德治是指在社会治理中对道德自律、道德教育、道德建设的重视和适用。法治与德治在社会治理中应是相辅相成、相互呼应的，即法律与道德双管齐下、“综合治理”。中国古代的法律实际上是一种二元体制，就是两种体系或渊源、形态的法律并存。一种是国家制定法，一种是“礼法”、“德法”。这两种社会调节手段相互配合，把各种社会现象纳入其调整范围。而我国当代社会法律是唯一的社会调节手段，道德作为另一种调节手段存在严重缺位。这样的一元法体制亟待调整。因此，有必要考察我国古代“礼”与“法”的关系，吸收其合理内核，建立起德法并治的二元法体制。
一、中国古代道德与法律关系之考察
“德”，在西周时是一个融道德、政治、信仰、策略为一体的综合概念。它要求统治者敬天孝亲，对己严格，与人为善，只能在不得已时才使用刑罚，而使用时必须慎重。儒家对“德”加以继承和发展，一方面突出了“德”的政治意义，主要包括宽惠使民和实行仁政，认为“德”是治理国家、取得民心的主要方法；一方面抬高了“德”的地位，认为“德”高于君权与法律，是行政、司法的指导方针，即主张“德主刑辅”。〔2〕 儒家的这种德治是以“礼”做为根本内容的。 “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3〕 礼的起源与宗教、祭祀、宗法有关，它体现了社会中的宗法身份等级，同时作为身份社会的古代中国也促成了礼的繁衍，两者互为支架。但礼的范围很难界定，它包罗万象，无所不在，既可以是个人生活的基本信仰，又可以是治理家、国的根本纲领；它是对他人做道德评判和法律裁断的最后依据，又是社会所有制中所包含的基本精神；它一方面细腻地对人的行为做出准则式规定，另一方面又对社会的方方面面作理论上的抽象。再论及“法”，“灋，刑也，平之如水；灋，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4〕“平之如水”，有公平、正义之义。因此要正确理解礼与法的关系，就必须将其放入中国古代这片土壤中，以中国传统的视角来审视。
（一）道德的法律化
所谓道德的法律化，主要侧重于立法过程，指的是立法者将一定的道德理念和道德规范或道德规则借助于立法程序以法律的、国家意志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使之规范化、制度化。
1、周公制礼，引礼入法
周公制礼就是对夏殷之礼进行整理补充、厘订，使礼的规范进一步系统化，礼的原则趋于法律化。“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5〕“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涖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6〕 “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7〕
周礼所确定的基本原则是“亲亲”、“尊尊”。亲亲与尊尊的一致性，表现了族权与王权的统一。“事无礼则不成，国无礼则不宁”。〔8〕 礼与刑在性质上是相通的，在适用上是互补的，违礼即是违法，违法即是违礼，出礼入刑。但是礼与刑的适用对象各有所侧重。正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2、独尊儒术，德主刑辅
汉儒董仲舒以天人感应说为德主刑辅的哲学基础，以阴阳五行相辅相成之理，来论证德主刑辅符合天道运行的规律。“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而不任刑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故先王莫之肯也”，“圣人多其爱而少其严，厚其德而减其刑”，〔9〕即“德主刑辅”。
汉朝的道德的法律化一方面表现为把符合儒家原则的通过法律表现出来，另一方面表现为董仲舒的春秋绝狱，即在司法中引经绝狱。董仲舒对春秋绝狱的解释是：“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恶着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由此可见，“春秋绝狱”的要旨是：必须根据案件事实，追究行为人的动机；动机邪恶者即使犯罪未遂也不免刑责；首恶者从重惩治；主观无恶念者从轻处理。此绝狱固然是要解决法律使用过程中的问题，但如果从一个更大的层面上看，就是他同时在重建古代法的伦理结构。
案例一：甲有子乙以乞丙，乙后长大，而丙所成育。甲因酒色谓乙曰：汝是吾子。甲以乙本是其子，不胜其忿，自告县官。仲舒断之曰：甲生乙，不能长育，以乞丙，于义已绝矣。虽杖甲，不应坐。〔10〕
案例二：甲夫乙将船，会海风盛，船没溺流死亡，不得葬。四月，甲母丙即嫁甲，欲皆何论？或曰：甲夫死未葬，法无许嫁，以私为人妻，当弃市。议曰：臣愚以为，《春秋》之义，言夫人归于齐，言夫死无男，有更嫁之道也。妇人无专制擅恣之行，听从为顺，嫁之者归也，甲又尊者所嫁，无淫行之心，非私为人妻也。明于决事，皆无罪名，不当坐。〔11〕
通过春秋绝狱中的案例可看出，它在亲亲、尊尊等总的原则上与汉律是相同而且互补的，也就是说经义与律令绝不可能水火不容。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汉朝法律即使体现了完全意义上的法家思想，但内中也有许多基本合乎儒家信条的内容。这表明了儒、法两种思想实际所具有的共同文化背景，也表明了他们在早期法律实践中的融会贯通。
3、德礼为本，刑罚为用
唐朝继续并发展了汉魏晋以来的法律儒家化的潮流，使体现宗法伦理关系的礼，基本上法律化了，以至“一准乎礼”成为对唐律的主要评价。具体说来，第一，礼指导着法律的制订。如贞观修律时根据“为臣贵于尽忠，亏之者有罪，为子在于行孝，违之者必诛，大则肆诸市朝，小则终贻黜辱”〔12〕儒家教条，调整了谋反大罪应诛连父子、祖孙、兄弟的血亲范围。第二，礼的基本规范直接入律。如祖父母、父母在，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子孙违反教令，供养有缺者，徒二年。第三，定罪量刑于礼以为出入。第四，礼法由互补，发展为统一的体用关系。《永徽律疏》序言中明确宣布：“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
（二）法律的道德化
以上考察反映的是中国古代传统道德法律化的过程。下面再谈另一主题——法律的道德化。法律与道德是两种性质不同而有关系密切的社会现象，中国古代社会的“出礼入刑”产生了双重结果：一方面，道德训诫具有了法律的威势，另一方面，法律规范同时要行道德的职能。所谓法律的道德化，主要侧重于守法的过程，指的是法律主体把守法内化为一种道德义务，以道德义务对待法律义务。请看下面两个案例：
案例三：吴重五家贫，妻死之时，偶不在家。同姓吴千乙兄弟与之折合，并挈其幼女以往。吴重五归来，亦幸其女有所归，置而不问。未几，吴千乙、吴千二将阿吴卖与翁七七为媳妇，吴重五亦自知之。其事实在嘉定十三年十一月。去年八月，取其女归家，至十一月，复嫁给李三九为妻，……阿吴既已嫁李三九，已自怀孕，他时生子合要归着。万一生产时，或有不测，则吴重五、李三九必兴词讼，不惟翁七七之家不得安迹，官司亦多事矣。当厅引上翁七七，喻以此意，亦欣然退厅，不愿理取，但乞监还财产，别行婚娶。阿吴责还李三九交领。吴千乙、吴千二、吴重五犯，在赦前且免于断引，监三名备元受钱会，交还翁七七。〔13〕
这篇判词绝妙之处不仅在于它解决了一起纠纷，更在于它注重当事人之间关系的调停，以避免日后再因此事起纠纷。执法者着意由道德上立论，使案件的判决合情、合理、合法。从这样的意义上，可以认为中国古代法律受道德原则支配，为道德精神浸染。
案例四：谢登科控戚徐有才往来其家，与女约为婚姻，并请杖杀其女。余曰：“尔女已字人乎？”曰：“未”。乃召徐至，一翩翩少年也。断令出财礼若干劝放，谢以女归之。判曰：城北徐公素有美誉江南，谢女久擅其才名，既两美之相当，亦三生之凑合，况律虽明设大法，礼尤贵顺人情，嫁伯比以为妻，云夫人权衡允当，记钟建之大负我楚季革，从一而终，始乱终成，还思补救，人取我与，毕竟圆通，蠲尔嫌疑，成兹姻好。本县亦冰人也耳，其诹吉待之。〔14〕
此案为儿女自由恋爱引起，谢登科以女儿私订终身，违反了礼法“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戒律，而执法官却对传统礼法重新释义，“律虽明设大法，礼尤贵顺人情”，促成一段美好姻缘。这二则判例说明一个问题：当时的执法者已将法律内化为道德，追求一种超法律的境界。
（三）中国古代礼与法关系嬗变的特点
纵观中国古代的“礼”与“法”的关系，道德法律化与法律道德化的嬗变过程表现出如下特点：1、儒家的“仁、义”思想是“礼”与“法”嬗变的基础。儒家的思想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一直居于统治地位，其对当时中国的法律发挥着重要影响。“三纲五常”等儒家礼教是中国古代正统道德的一般原则。法律与道德发生冲突时，自汉唐始便以法律的让步来解决：法律公然规定了“亲亲得相首匿”的制度，公然破坏了自己的尊严而开方便之门。这就是中国古代人的选择。2、社会经济状况的发展是“礼”与“法”嬗变的条件。经济的发达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人类向更高文明迈进的前提。中国古代的法律史表明，经济的兴衰与法律的道德性直接相关。经济发达时期，人们对社会的道德要求较高，同时自身也表现出较高的道德水准，因此这时的法律体现着更广泛的道德。与此相反，经济萧条时期，人们的道德表现较之以前欠缺，社会总体道德水平也下降，这时的法律就缺少道德的教化。3、维护封建皇权是“礼”与“法”嬗变的核心。不管法律与道德谁主沉浮，二者都要以维护封建皇权为其首要考虑，这也是阶级社会道德与法律所不可逃脱的命运。4、权力阶层的态度是“礼”与“法”嬗变的关键。申言之，“出礼入刑”即道德的法律化，要求道德须是符合权力阶层意志的道德；重“礼”守“法”即法律的道德化，要求法律须是权力阶层内化为其自身道德的法律。
二、道德与法律关系的法理探析
（一）道德与法律的辩证关系
道德与法律是社会规范最主要的两种存在形式，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范畴。二者的区别至少可归结为：
1、产生的条件不同。原始社会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法律，只有道德规范或宗教禁忌，或者说氏族习惯。法律是在原始社会末期，随着氏族制度的解体以及私有制、阶级的出现，与国家同时产生的而道德的产生则与人类社会的形成同步，道德是维系一个社会的最基本的规范体系，没有道德规范，整个社会就会分崩离析。
2、表现形式不同。法律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一种行为规范，它具有明确的内容，通常要以各种法律渊源的形式表现出来，如国家制定法、习惯法、判例法等。而道德规范的内容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之中，并通过人们的言行表现出来。它一般不诉诸文字，内容比较原则、抽象、模糊。
3、调整范围不尽相同。从深度上看，道德不仅调整人们的外部行为，还调整人们的动机和内心活动，它要求人们根据高尚的意图而行为，要求人们为了善而去追求善。法律尽管也考虑人们的主观过错，但如果没有违法行为存在，法律并不惩罚主观过错本身，即不存在“思想犯”；从广度上看，由法律调整的，一般也由道德调整。当然，也有些由法律调整的领域几乎不包括任何道德判断，如专门的程序规则、票据的流通规则、政府的组织规则等。在这些领域，法律的指导观念是便利与效率，而非道德。
4、作用机制不同。法律是靠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而道德主要靠社会舆论和传统的力量以及人们的自律来维持。
5、内容不同。法律是以权利义务为内容的，一般要求权利义务对等，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而道德一般只规定了义务，并不要求对等的权利。比如说，面对一个落水者，道德要求你有救人的义务，却未赋予你向其索要报酬的权利。向被救起的落水者索要报酬往往被视为不道德。
道德与法律又是相互联系的。它们都属于上层建筑，都是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它们是两种重要的社会调控手段，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任何社会在建立与维持秩序时，都不能不同时借助于这两种手段，只不过有所偏重罢了。两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益、相互推动的。其关系具体表现在：
1、法律是传播道德的有效手段。道德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社会有序化要求的道德，即一社会要维系下去所必不可少的“最低限度的道德”，如不得暴力伤害他人、不得用欺诈手段谋取权益、不得危害公共安全等；第二类包括那些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增进人与人之间紧密关系的原则，如博爱、无私等。其中，第一类道德通常上升为法律，通过制裁或奖励的方法得以推行。而第二类道德是较高要求的道德，一般不宜转化为法律，否则就会混淆法律与道德，结果是“法将不法，德将不德”。〔15〕法律的实施，本身就是一个惩恶扬善的过程，不但有助于人们法律意识的形成，还有助于人们道德的培养。因为法律作为一种国家评价，对于提倡什么、反对什么，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而法律所包含的评价标准与大多数公民最基本的道德信念是一致或接近的，故法的实施对社会道德的形成和普及起了重大作用。
2、道德是法律的评价标准和推动力量，是法律的有益补充。第一，法律应包含最低限度的道德。没有道德基础的法律，是一种“恶法”，是无法获得人们的尊重和自觉遵守的。第二，道德对法的实施有保障作用。“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执法者的职业道德的提高，守法者的法律意识、道德观念的加强，都对法的实施起着积极的作用。第三，道德对法有补充作用。有些不宜由法律调整的，或本应由法律调整但因立法的滞后而尚“无法可依”的，道德调整就起了补充作用。
3、道德和法律在某些情况下会相互转化。一些道德，随社会的发展，逐渐凸现出来，被认为对社会是非常重要的并有被经常违反的危险，立法者就有可能将之纳入法律的范畴。反之，某些过去曾被视为不道德的因而需用法律加以禁止的行为，则有可能退出法律领域而转为道德调整。
总之，法律与道德是相互区别的，不能相互替代、混为一谈，也不可偏废，所以单一的法治模式或单一的德治模式不免有缺陷；同时，法律与道德又是相互联系的，在功能上是互补的，都是社会调控的重要手段，这就使得德法并治模式有了可能。
（二）道德与法律的嬗变
法律与道德因存在差别而有不可调合之矛盾，同时又因二者之间的联系使矛盾之协调成为可能。
道德法律化使社会规范系统中道德与法律的结构趋于合理，以实现系统本身的功能优化。首先，通过立法确认某些道德标准为法律标准。我国宪法规定了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要求，合同法确认交易活动中的诚实信用原则，尊师重教、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在《教师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青少年权益保障法》中得以反映，以及若干职业道德、市民行为规范被赋予行规、民规的法律意义，等等，无一不是道德法律化的表现。第二，使某些道德升格为习惯法。法可分为国家法和民间法。国家法，即典型意义上的法，指一国立法机关通过一定的程序制定的，并由国家的强制力保障实施的法。民间法指民众在生产、生活过程中自行创制和遵守的，在特定地域、社会关系网络内发挥作用的地方性规范。民间法一般不见诸文字，而且是零散的。在一定意义上讲，民间法是一定地区道德的泛化、规范化，是一定的道德加强了其强制力并更经常地得到遵守的产物。至少，民间法与道德传统、社区习俗有更强的依附力、亲合力，并往往交织在一起而难以区分。所以，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关系，也能折射出法律与道德的关系。第三，通过监督保障机制保护文明道德行为，禁止不文明不道德行为。总之，道德法律化是进行法制改革的基础，是实现法治的桥梁。
法律道德化表达了社会规范系统的最佳结构及各要素之间的协调配合状态。法治社会形成的最基本条件是亚里士多德早就勾勒出的“良法+普遍守法”的框架。普遍守法即法律道德化后的守法精神；良法即善法、符合人类良知与正义道德的法律。称之为良法的法，也即法律道德化后的法律，至少应包含人权性、利益性、救济性三种内在的品格。其中人权性是法律的道德基础，失去人权性的法律即使形式合理但实际价值不合理，最终会被人类所唾弃。〔16〕法律道德化正是通过立法者、执法者、守法者三方将自身的道德修养、人格魅力反映到法治活动中来。“越文明发达、法制完善健全的国家，其法律中体现的道德规范便越多。可以说，一个国家的法制是否完善和健全，主要取决于道德规则被纳入法律规则的数量。从某种意义上讲，在一个法制完善和健全的国家中，法律几乎已成了一部道德规则的汇编”。〔17〕使法律与道德的精神一致起来，使法律得到道德的有力支撑，让法律精神深入到人们的心灵，成为人们的信念，同道德精神一道成为全社会共同的价值观念。只有造就这种法律，才能使法律获得普遍性和权威性，建立法治才有可能。
（三）道德法律化的局限性
违反道德的并不能当然就是违反法律的。原因在于并非所有的违反道德的行为都能上升为法律或确立为法律。能够上升和确认为法律的道德要求，只是公认的社会道德的一部分。有相当一部分道德要求仍然需要停留在道德领域，由道德规范来加以约束和调整。如果将全部道德问题变为法律问题，那就等于由道德取代了法律，这是不符合人类创设法律的目的和其理想目标的。道德规范不可能全部法律化，另一原因是任何国家的财力都不能支撑道德全部法律化之后所需要的执法成本。但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国家必须尽可能地把更多的基本和重要的道德规范上升为法律。〔18〕但法律并非万能，其设定的“中人”标准不同于道德倡导的“圣人”标准，因此对虽“缺德”而不犯法的行为往往无能为力。在现代社会中，法律的他律约束作用与道德的自律教化作用只有相互补充和密切配合，才能达到建设社会文明的良好效果。〔19〕在把道德规则、道德观念法律化的过程中，要注意道德与法律在本质和内涵上的一致性，否则会给法治带来灾害。〔20〕不论法律中的道德原则实际上能够被贯彻到什么程度，只要是全面地以法律去执行道德，其结果不但是道德的外在化、而且是道德的法律化，这种外在化、法律化的道德，按我们的界说，其不但不是道德，而且是反道德的了。〔21〕
三、历史与现实之间
（一）现实中的矛盾
在现实社会中，道德与法律存在着不和谐之处。中国的道德至上思潮盛行只是表明人们企图摆脱法律的拘束以求更随心所欲地实践道德、弘扬道德。人们并不是以崇尚道德来追求一种更趋于合理、科学。德国大哲人黑格尔曾有过如下论断：在中国人心目中，他们的道德法律简直是自然法律——外界的、积极的命令——强迫规定的要求——相互间礼貌上的强迫的义务或者规则。“理性”的各种重要决定要成为道德情操，本来就非有“自由”不可。然而他们并没有“自由”。在中国道德是一桩政治事务，而它的若干法则都由政府官吏和法律机关来主持。〔22〕为了说明这一问题请先看下面一则案例：
案例五：一对农村老年夫妻闹离婚，按照法律判决，离婚后的一间住房应判归男方。但如果这样下判，女方离婚后就将无所居住，显然与情不合。于是，法院综合考虑后判决将一间房隔为两半，一人一半，解决了女方离婚后的住所问题。这样的判决并未引起男方的“闹事”，双方相安无事。〔23〕
这是来自执法第一线很具体的案例，问题随即而提出：在司法实践中要不要考虑道德评价标准？如果要，那么法律评价与道德评价该怎样取舍？
美国法学家德沃金在其著作《法律帝国》中也曾举过一则案例：
案例六：埃尔默用毒药杀害了自己的祖父，他知道他祖父在现有的遗嘱中给他留了一大笔遗产，他怀疑这位新近再婚的老人可能会更改遗嘱而使他一无所获，因此他杀害了他的祖父。〔24〕
纽约州法院针对该案例确立了一条法律原则，即：任何人都不得从其错误行为中获得利益。问题是：法官以自己的信仰取代法律条文是否冲击了法治原则？
（二）让历史告诉未来
古人云：“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通过以上对中国古代道德与法律关系的历史考察及对二者关系的法理分析，针对前面的问题可得到如下几点启示：
1、情法冲突——法治的尴尬。
法治社会要求人们在处理问题时，首先考虑行为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法官判案时，只能以现行法律为依据，不能靠法官的自由裁量。这样势必导致法律无法适应新出现的情况，而道德等非强制性社会规范则可以其主观性调解新生的行为现象。这就是前面谈及的一元法体制的弊端之所在。即在国家制定法与道德之间缺乏过渡、缓冲机制上，造成了法律的僵硬、无力及冷酷，造成了法律与大众心理、社会风习之间的脱离与隔阂，也造成了道德的无力感和被蔑视，甚至鼓励了对道德的违犯，加速了道德的衰落。〔25〕 但是，如果以情理断案，就违背了法治的原则。因此，只有在法的体制上作出调整，才能实现情与法的协调、德与法的并治。
2、儒家伦理——道德化的法律。
良法表明法要包含某种道德价值，故法治的概念本身就体现了法治与道德的深刻关系。失去了道德基础的法为恶法，恶法之治与法治精神是根本背离的。我国古代的儒家伦理法体现了道德与法律的一种结合模式，即把社会普遍承认的道德规范上升为法律，纳入国家强制实施的行为规范。解决现实社会中的人们道德缺位、法律的尴尬，是否可以吸取儒家伦理法的合理内核，灵活适用法律，把法治中注入道德的血液，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法治国家。申言之，即道德化的法律要行道德的职能，从而使司法过程成了宣教活动，法庭成了教化的场所。
3、中庸之道——法追求的品质。
法的品质在于公平、正义通过法而得到实现。中国古代的“中庸”思想追求的是一种和谐、平衡、稳定。中庸主义在法律上的意义就是审判案件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包括法律以外的情和理，旨在彻底解决纠纷，平息诉讼。现代法同样面临着效率与正义的挑战。一方面，法律要体现其威严，不可侵犯，人们必须遵守；另一方面，法律还要有其缓和的一面，比如法要体现人道，法要尊重私权等。
4、礼法结合——德法并治的模式。
法治的理念来自西方，德治则来自中国传统法文化，两者的结合顺应了寻根意识与全球意识相结合、民族性与时代性相结合的潮流。当我们执着于法律的继承于移植、法律的本土化与国际化的探求、迷惘、思索的时候，请让我们把视角拉到社会调控这个高度上来。我们会顿时眼前一亮，耳目一新，发现西方的法治精神对我们进行征服的时候，传统的德治精神正在历史深处遥遥呼唤。应该指出的是，西方的法治，尽管并不排斥道德，但无疑在宣扬法律至上的同时有意无意地忽略了道德，西方社会普遍存在的情感危机与道德沦丧就是明证；传统的德治却是主张德主刑辅，法是德的附庸，贬抑了法的作用，也与时代的发展不相适应。所以，对二者都要加以扬弃和改造，抽取各自的合理内核，进行结构重组，建立全新的德法并治的二元制法体制。
⑼ 道德责任与法律责任的关系
道德和法律都是人类社会特定时代经济关系的产物，道德属于意识形态范畴版，法律权属于社会制度范畴。两者都是调控社会关系和人们日常行为的重要依据。法律是由国家制定并且强制实施的来规范人们的行为，而道德是依靠人们的传统习惯和思想教育调整行为的规范。
两者既要相互区别，又需相互渗透、互相支持、互相转化、相辅相成。法律与道德的
有机结合、协同发展，才能更好地建设和平安康的国家。
⑽ 如何构建新的道德体系
近代以来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随着传统社会的解体和整个封建文化衰落,传统道德文化渐见式微和衰败,而新道德的建构尚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现代中国人生活在新旧道德的历史嬗变期,陷入无法避免的道德困境。各种不道德不文明的行为及现象比比皆是，21世纪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离不开具有内在活力的完整的文明主体。他们不仅要有现代知识技能,而且要有现代生活方式,现代道德心态和人格理想。这就需要走出自相矛盾的道德困境,建设与现代文化目标相一致的道德文明，从而构建出和谐文明的社会主义新社会。经常乘坐公交车的市民会发现，公交车占座现象比比皆是，尤其是在终点站。公交车一开过来，等候的市民就成了“一窝蜂”，谁也不顾地往车上挤。先挤上车的市民，往往一个人霸占好几个座位，菜篮子、方便袋、雨伞等都成了占座的好东西。公交车上占座，不能当做一桩小事看待，而是一种陋习，而且占座很容易引发乘车秩序混乱，带来诸多安全隐患，让小偷趁机钻空子。其实，在日常生活中，某些我们不曾在乎的小事恰恰反映的是我们中华民族整体道德的不足之处。一、造成现有道德体系缺失的原因中国是一个有着深厚道德基础的国家,在近代以前,是举世公认的礼仪之邦。道德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重要且最成熟的部分。古代经济、政治、教育、文学、艺术、哲学乃至宗教,无不打上道德文明的印记。就连在八国联军叩开国门的时候，整个民族依然陶醉在厚德文明的气息里。直至近代西方文化逐步的冲击，我们传统的道德文明体系支离破碎，而新的、适应我们新时期发展现状的道德文明体系还没有建立。以至于生活中的某些陋习便被见诸报端，口诛笔伐，为有识之士所不耻，成外国友人所鄙夷。一、造成现有道德体系缺失的原因(一)道德价值上的困境。道德价值即道德主体对自身行为合理性、正义性、崇高性的理解,是人们对高尚的道德行为、优秀的道德品质、崇高的道德理想所产生的“敬意”,对卑下的行为、庸俗的品质、低级的趣味所产生的“耻感”。在道德价值整合度较高的社会中,人们对何者为荣,何者为辱;何者为善,何者为恶;何者为洁,何者为污;何者为美,何者为丑;何者为高尚,何者为鄙俗等等,是不言而喻的,或者是约定俗成的。人们能不假思索地作出符合多数人普遍接受和认可的道德原则的判断。而在道德转型的过渡时代,人们受双重标准或多元标准的影响,似乎无论哪一种标准都有一定的“合法性”。这种情境使当今道德评价变得模棱两可,流荡失据。人们在道德评价上不再相信有一个普遍有效的恒定的标准,常常陷入自相矛盾的困境。(二)道德选择上的困境。在双重或多元价值标准的社会评价系统下,任何一种活动,一种现象,都会因价值标准不同而得到不同的评价。而评价失范必然导致道德选择迷惘。任何一种选择,都可获得一种价值观的文化支撑,受到一种价值标准的肯定或赞扬,同时又会受到另一种价值标准的否定和讥评。这种选择矛盾冲突在今天渗透到社会结构的各个层面,人们常常感到它的存在。例如,人们的职业选择、婚姻选择、人际关系选择、行为方式选择、理想人格选择,总难以找到一种最具有充足理由的方向。选择失衡使人们普遍对自己所承担的社会角色丧失信心和诚心。文化和道德选择仿佛成为钱钟书笔下的那座“围城”,里面的人想爬出来,外面的人想挤进去。(三)各式各样的非道德主义泛滥。非道德主义是这样一种倾向,即反对任何道德约束,主张放任自流,用虚无主义来对待社会提倡的道德理想和行为规范。非道德主义的实质是一种极端的个人主义和颓废主义的结合体。在现代变迁中,中国人的伦理精神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嬗变,人们的传统道德意识相对松弛,非道德主义在一定范围内开始抬头和泛滥。社会越轨和失范现象时有发生,这种情况表现在道德生活的许多方面。例如职业道德松驰和行业不正之风泛滥,以权谋私、以职谋利;商业活动中的见利忘义和以坑、蒙、拐、骗获取暴利的现象时有发生;家庭婚烟方面的“第三者现象”、“性自由”、“形式夫妻”往往受到某种程度的宽容。甚至许多在新中国本来已经绝迹的罪恶现象又死灰复燃，沉渣泛起，给社会生活、个人生活带来严重危害。(四)社会道德控制机制低效,道德评价和舆论监督弱化。一个社会要形成稳定的道德秩序,创造良好的社会风尚,保持精神文明的健康发展,就必须建立有效的道德控制机制。社会道德的控制,一是要有社会舆论监督,二是要有每个社会成员的良知自律。舆论监督是指通过大众传媒做好道德导向,宣扬具有时代精神文明价值的新人、新事、新观念、新生活方式,批评和谴责不利于社会稳定与发展,阻碍现代化建设的非道德行为,批判与时代精神和现代文明价值相悖反的封建道德遗毒,批判腐朽颓废的道德虚无主义。良知自律是道德主体的自我监督，它能通过自我反省、自我评价来净化人格心灵,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和理想境界,从而调节和控制自己的行为,使之符合社会需要。然而,由于我们面临着道德价值观上的新旧交替,执行着双重的价值标准,缺乏统一的、权威性的道德理想,必然造成舆论监督的混乱和道德良心的淡化,使社会道德控制系统无法发挥其职能。人们做了正义牺牲和奉献,却得不到社会赞美,而做了道德上有歉的事,又不感到羞辱和惭愧。(五)道德教育扭曲变形。道德品质是后天培养的结果,而不是人的先验本质。要使人类养成高尚优美的人格,离不开有效的道德教育。道德教育是根据社会的道德价值对社会成员进行的关于道德观念、道德规范、道德理想等方面的教育,以培养和形成人们高尚的道德品质,影响人们的道德活动。在道德价值整合度极高的传统社会中,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学校教育以及个人自我教育在道德目标上是高度一致的,这保证了传统道德教育的成功。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由于双重价值标准并存,道德教育的内容往往缺乏一致性和稳定性,有时出现把相互对立的东西一起向受教育者灌输的现象。道德教育的理想性与现实生活中的非道德性之间的巨大反差,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往往使道德教育流于形式,甚至助长受教育者的逆反心理,对道德教育产生排拒和抵触。道德教育缺乏一致性,道德理想与现实生活的矛盾,严重降低了道德教育的水准和影响力。二、建立新道德体系的注意事项现代中国人的道德困境,妨碍着21世纪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有序发展。那么，在建立新的道德文明体系方面我们该注意哪些东西呢？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来说，归纳为“集地域之情，采众家之长”。(一)分清我国幅员辽阔，各个地区的现状都有差别，多民族在大融合的基础上又有差别，故而需分清中华民族道德文明的内部体系，只需制定一个总体的道德纲要，而非大一统的建立严格细化的具体内容。(二)我国的现状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立的道德文明体系必然要求有其独特性，虽然目前我国经济水平平均不高，远没有世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居民生活水平高，但我们制定的内容必须要有指导性和优越性。(三)在对待“众家之长”方面，也需要有所区别。1、对待传统文化，我们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例如，早在原始社会末期，我国就已有了“以父为义，以母为慈，以兄为友，以弟为恭，以子为孝”的较为系统的伦常道德。至于日臻完备的道德体系，全于孔孟：孔子有“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之语；孟子有“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之言；清代思想家颜元曾有“国尚礼则国昌，家尚礼则家大，身尚礼则身修，心尚礼则心泰”的话。字字珠玉，铭记在心。这些完全可以成为我们新的道德文明体系的一部分。对待少数民族的一些优秀传统上，我们也完全可以吸收借鉴。例如，伊斯兰教义中对妇孺老人的尊重；南方一些少数民族对客人的热情等等。2、对待西方成熟的道德文化体系，我们要有选择的吸收。并不是说不吸收的部分是糟粕，而是不适应我们的国情，不符合我们的特点。例如西方人个性张扬，崇尚个人英雄主义，在我们现实社会中是否要提倡，值得商榷。当然，西方社会中依然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东西。重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道德文化体系和体现时代精神的伦理精神,是每一个现代中国人面临的道德选择的必然趋向。这种选择的根本出发点应是对现代中国所处的社会历史阶段的性质和时代主题的把握。因此,我们的道德选择,我们的道德文化和伦理精神的重建,就必须始终把握住这一时代主题和历史发展趋势,确立现代化的价值目标。三、建立新道德体系的基础原则(一)人本原则。一切道德规范的构建都必须从人的特性出发，从人类社会的需要出发。是否满足个人的需求，是否满足社会的需求，是否促进人类社会的进步是检验道德的唯一标准，是构建道德体系的出发点也是归宿点。(二)有利于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快速发展原则。人类的一切活动都应是最大限度地丰富社会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满足人类不断增长的物质和精神欲望，否则这一切活动就失去意义。因此，我们在构建新道德体系时必须坚持有利于社会物质和精神文明的快速发展原则，在落实这一原则时必须透彻地认识人的本质特性和新世纪社会特点，充分发挥人的主体性、能动性和创造性。(三)有利于人类社会持续发展原则。人们作为共生性存在的社会的一员，生存于人类社会突变的新世纪。工业现代化的迅猛发展，为人类社会提供了更加丰富的物质，同时人们的观念也发生了一些变异，极端个人主义、绝对自由观等，危害着人类的持续发展。这些变异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因此，作为人类社会的道德构建必须肩负起维护和促进人类持续发展的重任。(四)鼓励人们极大地追求物质和精神享受原则。世界人类历史就是一部人类追求物质和精神享受的历史，但由于人类社会初始阶段生产力水平很低，物质不丰富、统治阶级为人类整体的生存和社会的稳定而向人们贯施禁欲的愚民道德，这种愚民道德对社会稳定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阻碍着人类社会的进步，束缚了人们的主动性、创造性以及人类社会的发展。因此，必须鼓励人们极大地追求物质和精神享受，这是社会发展的源动力。(五)个人主体追求与社会追求相统一原则。个人主体追求与社会追求相统一是新道德体系确立的重点亮点，个人主体追求与社会追求相统一是人类社会的必然要求，是人类的整体意志，只有遵守这个原则人类社会才能长治久安，才能持续发展，个人主体的理想追求才能得到实现。地球是整个生物世界所共同拥有，任何一个人甚至任何一种物类妄图独占都会受到报复，任何一个人都不应该损害社会的整体利益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应该在不损害社会利益为前提下通过个人的主观努力最大限度满足自己的需求。(六)道德体系的层次性原则。道德体系的层次性，认为不同行业的从业人员应有不同的道德内容和水准，对不同年龄阶段的人应有不同的水准，随着年龄的增长，其道德水准应随之提高。从事社会管理和社会导向的职业的人员的道德水准要比其它行业人员的道德水准要高，高层管理人员道德水准要比低层次管理人员的道德水准高，尤其是官德应是最高尚的，是无私奉献的。(七)道德与法律相沟通原则。在人类社会里，人的主体性得到充分的体现、个性得到很大张扬，道德仅仅依靠社会舆论来维护已显得无奈，特别是公共利益的维护绝难于建立在个人操守之上。现如今，道德需要用法律来保护和强化。违反道德的多次叠加就必然受到法律的制裁，以至倾家荡产、生不如死、欲生不得、欲死不能，这样才显得社会的公正。受到法律制裁是常违道德的必然报应，人们才相信恶有恶报是真理。这样道德才成为盛德，人们才去奉行道德。(八)个人利益与人类利益并列，国家利益服从人类利益原则。这一原则认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动力在于竞争，个人利益得到充分的保护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动力才能持续。同时个人利益不能损害人类利益，否则个人利益就得不到保护。国家利益服从人类利益，否则国家的利益就得不到保障，久之国家也要灭亡。同时国家利益也要照顾个人利益，只有照顾个人利益的国家才有活力，这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四、建立新的道德体系举措的思考(一)理论研究。新的道德建设必须依托道德理论科学研究，探索道德的科学体系，不断创新道德观念，认识陈旧的道德内容，废除束缚人类发展的陈旧道德，提出满足人类发展要求的新道德观念，创新道德检验标准。通过理论研究推进新道德体系和道德教育的建设。(二)机制完善。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构筑起强国的堤岸。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部门都要将这项事业行之有效地统领起来，曾经有人提出设“道德法庭”，这种提法虽说不够准确和妥善，但起码反映出一种社会伦理、心理上的需求和趋向。政府应该有这样一种职能机构，这样的机构应发挥作用，来调整、规范、监督、检查整个社会的伦理、道德，淳化民风，净化社会风气。要有一系列措施，比如设置机构、开设学校，办学习班，制订道德规范，考核评价标准，精神及物质褒奖制度等。(三)重视教育。成人的公德教育刻不容缓，全社会要有紧迫感和使命感，拉响公德教育的警钟——救救社会公德，教育者绝不能坐等自己被别人教育，而要主动学习，主动修养。我们不能等待先有一批达到理想人格的教育者，再由他们去培养被教育者的人格。孔子说过：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而不从。教育者的身教的重要性要引起高度重视。公德教育者同时又必须是示范者。一言一行可资效法，具有较高公德评论价值。成人要与学校中的学生一起补上公德教育课，让每个社会成员都成为净化社会风气的“活性碳”，留给子孙后代一个没有污染的社会。(四)法律保障。封建道德的保障靠的是神的思想束缚和国家的暴力推行，在现在社会里人们的世界观得到很大的改进，在他们中再不存在神和上帝，如今只能依靠法律来作为道德的保障，要对违反道德操守的人给予惩罚的标准作出明确规定，否则道德对人的约束就显得苍白无力，没有保障的道德最终不成为道德。(五)社会管理。社会管理的主要任务是使法律保障得到有效的实施，是道德建设的关键性环节。社会管理不力，世风日下，理论研究成就就成了一纸空文，学校教育的结果就化为乌有。近年来出现的“学校一年功不抵社会一阵风”就是社会管理不善的恶果，社会管理不善将导致道德沦丧、社会无序，所以要建立社会评审体系和制度，整个社会对每个公民进行道德评价。一是定性评估道德操守；二是量化评价道德表现；三是自评、自省，倡导“三省吾身”，提倡长善救失和修养践履，促进每个公民的公德意识的强化。(六)社会舆论。社会舆论是道德约束的重要途径，在新时期里仍然可以发挥它的重要作用，所以要认真利用好广播、电视、互联网、出版等宣传媒体建设正确的道德舆论。要加强对影视、音像、网络、图书、报刊等文化产品的管理，要以健康向上的文化教育人鼓舞人塑造人，严防不道德文化的传播。教化必先去其敌，这是古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