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人方法学创始人

Ⅰ 法家，墨家，儒家，道家，兵家的创始人分别是谁

1、法家创始人：李悝。

李悝，魏国安邑人。中国战国时期的政治改革家。法家重要代表人物。曾任魏文侯相，主持变法。经济上推行“尽地力”和“善平籴”的政策，鼓励农民精耕细作，增强产量。

国家在丰年以平价购买余粮，荒年以平价售出，以平粮价；主张同时播种多种粮食作物，以防灾荒。政治上实行法治，废除维护贵族特权的世卿世禄制度，奖励有功国家的人，使魏国成为战国初期强国。

他汇集当时各国法律编成《法经》，是我国古代第一部比较完整的法典，现已失传。其“重农”与“法治”结合的思想对商鞅、韩非影响极大

2、 墨家创始人：墨子。

墨子，名翟，东周春秋末期战国初期宋国人，一说鲁阳人，一说滕国人。墨子是宋国贵族目夷的后代，生前担任宋国大夫。他是墨家学派的创始人，也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科学家、军事家。

墨子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农民出身的哲学家，墨子创立了墨家学说，墨家在先秦时期影响很大，与儒家并称“显学”。他提出了“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天志”、“明鬼”、“非命”、“非乐”、“节葬”、“节用”等观点。

以兼爱为核心，以节用、尚贤为支点。墨子在战国时期创立了以几何学、物理学、光学为突出成就的一整套科学理论。在当时的百家争鸣，有“非儒即墨”之称。墨子死后，墨家分为相里氏之墨、相夫氏之墨、邓陵氏之墨三个学派。其弟子根据墨子生平事迹的史料，收集其语录，完成了《墨子》一书传世。

3、儒家创始人：孔子。

孔子（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子姓， 孔氏，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祖籍宋国栗邑（今河南夏邑），中国古代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他开创了私人讲学的风气，倡导仁、义、礼、智、信。

孔子曾带领部分弟子周游列国前后达十三年，晚年修订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相传孔子曾问礼于老子，有弟子三千，其中贤人七十二。孔子去世后，其弟子及其再传弟子把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语录和思想记录下来，整理编成儒家经典《论语》。

4、道家创始人：老子。

老子，姓李名耳，字聃，一字或曰谥伯阳。春秋末期人，生卒年不详（胡适曾推测老子生于周灵王初年，当公元前570年），出生于周朝春秋时期陈国苦县（苦县，古县名，史学界普遍认为在今河南省鹿邑县）。中国古代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和史学家，道家学派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

老子被唐朝帝王追认为李姓始祖，乃世界文化名人，世界百位历史名人之一，今存世有《道德经》（又称《老子》），其作品的核心精华是朴素的辩证法，主张无为而治。

老子思想对中国哲学发展具有深刻影响，《道德经》是全球文字出版发行量最大的著作之一。20世纪80年代，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在世界文化名著中，译成外国文字出版发行量最大的是《圣经》，其次就是《道德经》。

在政治上，老子主张无为而治、不言之教。在权术上，老子讲究物极必反之理。在修身方面，老子是道家性命双修的始祖，讲究虚心实腹、不与人争的修持。

老子与后世的庄子并称老庄。在道教中，老子被尊为道教始祖，并称之为“太上老君”。

5、兵家创始人：孙武。

孙武（约公元前545年—约公元前470年），字长卿，春秋末期齐国乐安（今山东省北部）人。中国春秋时期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尊称兵圣或孙子（孙武子），又称“兵家至圣”，被誉为“百世兵家之师”、“东方兵学的鼻祖”。

孙武大约活动于公元前六世纪末至前五世纪初，由齐至吴，经吴国重臣伍员（伍子胥）举荐，向吴王阖闾进呈所著兵法十三篇，受到重用为将。他曾率领吴国军队大败楚国军队，占领楚国都城郢城，几近覆亡楚国。

其著有巨作《孙子兵法》十三篇，为后世兵法家所推崇，被誉为“兵学圣典”，置于《武经七书》之首。他撰著的《孙子兵法》在中国乃至世界军事史、军事学术史和哲学思想史上都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并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哲学等领域被广泛运用。被译为英文、法文、德文、日文，该书成为国际间最著名的兵学典范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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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

法家是战国时期的重要学派之一，因主张以法治国，“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故称之为法家。春秋时期，管仲、子产即是法家的先驱。战国初期，李悝、商鞅、申不害、慎到等开创了法家学派。至战国末期，韩非综合商鞅的“法”、慎到的“势”和申不害的“术”，以及法家思想学说之大成。

在中国传统法治文化中，齐国的法治思想独树一帜，被称为东方法家或齐法家。齐国是“功冠群公”的西周王朝。

开国功臣姜太公的封国，姜太公的祖先伯夷辅佐虞舜，制礼作教，立法设刑，创立始礼法并用的制度。太公封齐，简礼从俗，法立令行，礼法并用成为齐国传承不废的治国之道。

管仲辅佐齐桓公治齐，一方面将礼义廉耻作为维系国家的擎天之柱，张扬礼义廉耻道德教化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强调以法治国，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以法治国的人。

至战国时期，齐国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和百家争鸣的策源地，继承弘扬管仲思想的一批稷下先生形成了管仲学派。管仲学派兼重法教的法治思想成为先秦法家学派的最高成就。在稷下学宫“三为祭酒”、深受齐文化熏陶的荀子，还培养出韩非和李斯两位法家代表人物。

先秦法家主要分为齐法家和秦晋法家两大阵营。秦晋法家主张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齐法家主张以法治国，法教兼重；秦晋法家奉法、术、势为至尊与圭臬，齐法家既重术、势，又重法、教。

春秋战国时期，法家思想作为一种主要派系，他们提出了至今仍然影响深远的以法治国的主张和观念，这就足以见得他们对法制的高度重视，以及把法律视为一种有利于社会统治的强制性工具，这些体现法制建设的思想，一直被沿用至今，成为中央集权者稳定社会动荡的主要统治手段。

当代中国法律的诞生就是受到法家思想的影响，法家思想对于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道德方面的约束还是很强的，对现代法制的影响也很深远

这一学派，经济上主张废井田，重农抑商、奖励耕战；政治上主张废分封，设郡县，君主专制，仗势用术，以严刑峻法进行统治；思想和教育方面，则主张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其学说为君主专制的大一统王朝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根据和行动方略。法家主张“以法治国”，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

这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成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

法家重视法律，反对儒家的“礼”，反对贵族垄断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世袭特权，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劳与才干授予官职。法律的作用就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件的所有权。“兴功惧暴”，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兴功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富国强兵，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

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提出“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张。韩非则集法家大乘，提出“时移而治不易者乱”，把守旧的儒家讽刺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

墨家

这一学派以“兼相爱，交相利”作为学说的基础：兼，视人如己；兼爱，即爱人如己。“天下兼相爱”，就可达到“交相利”的目的。政治上主张尚贤、尚同和非攻；经济上主张强本节用；思想上提出尊天事鬼。同时，又提出“非命”的主张，强调靠自身的强力从事。

墨家有严密的组织，成员多来自社会下层，相传皆能赴火蹈刀，以自苦励志。其徒属从事谈辩者，称“墨辩”；从事武侠者，称“墨侠”；领袖称“巨（钜）子”。其纪律严明，相传“墨者之法，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吕氏春秋·去私》）。

墨翟死后，分裂为三派。至战国后期，汇合成二支：一支注重认识论、逻辑学、数学、光学、力学等学科的研究，是谓“墨家后学”（亦称“后期墨家”），另一支则转化为秦汉社会的游侠。

尚贤尚同是墨家的基本政治纲领。墨家与儒家并称“显学”。以下是墨家的观念。

伦理观∶提出“兼爱”，主张爱不应有亲疏、上下、贵贱、等级的分别。他认为天下之所以大乱，是由于人不相爱。

政治观∶主张“尚贤”、“尚同”，提倡选任贤才，消除阶级观念，使天下大治，主张“非攻”，反对一切侵略战争。

经济观∶反对奢侈的生活，主张节俭，提出“节用”、“节葬”、“非乐”的思想。

宇宙观∶提出“非命”，认为命运不能主宰人的富贵贫贱，强调只要通过后天的努力就可以改变。为了求福避祸，他又主张“尊天”、“事鬼”。

由于墨家从创始人墨子到主要的代表人物，都是社会中底层的学者，所以墨家更能体会到战乱时期社会中劳动人民的凄惨生活，所以相对于儒家的过分讲求“礼”，墨家更注重刻苦、节俭的生活习惯，而且不吝于做低层的劳动工作，被儒生辱为“淫巧之技”，生活上的偏差，立场上的对立，和思想上比“仁爱”更难遵从的“兼爱”，使得墨家并未得到统治者的支持，日后发展不大。

儒家

儒家是战国时期重要的学派之一，它以春秋时孔子为师，以六艺为法，崇尚“礼乐”和“仁义”，提倡“忠恕”和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主张“德治”和“仁政”，重视道德伦理教育和人的自身修养的一个学术派别。

儒家强调教育的功能，认为重教化、轻刑罚是国家安定、人民富裕幸福的必由之路。主张“有教无类”，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应该进行教育，使全国上下都成为道德高尚的人。

在政治上，还主张以礼治国，以德服人，呼吁恢复“周礼”，并认为“周礼”是实现理想政治的理想大道。至战国时，儒家分有八派，重要的有孟子和荀子两派。

孟子的思想主要是“民贵君轻”，提倡统治者实行“仁政”，在对人性的论述上，他认为人性本善，提出“性善论”，与荀子的“性恶论”截然不同，荀子之所以提出人性本恶，也是战国时期社会矛盾更加尖锐的表现。

道家

道家以“道”为核心理念而得名，最早见于西汉历史学家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当初也叫道德家。从广义上来说，主要分为老庄派、黄老派、杨朱派三派，其中老庄派以大道为根、以自然为伍、以天地为师、以天性为尊，以无为为本，主张清虚自守、无为自化、万物齐同、道法自然、远离政治、逍遥自在。

政治理想是桃花源和至德之世，体现了“离用为体”的特点，因此成为了历代文人雅士远离残酷现实的精神家园。其代表人物是老子、庄子、列子等；黄老派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主张因俗简礼、兼容并包、与时迁移、应物变化、依道生法，依法治国、删繁就简、休养生息，政治理想是大一统。

体现了“离体为用”的特点，成为了历次大乱之后政府治世的急救包。其代表人物是慎到、田骈、环渊等；杨朱派主张全生避害、为我贵己、重视个人生命的保存，反对他人对自己的侵夺，也反对自己对他人的侵夺，属于道家的别支，代表人物杨朱、子华子。春秋战国后，因不容于世，后湮灭不存。但其全生保性的思想被道教全盘继承。

道家哲学不同于儒家社会哲学的进路，直接从天道运行的原理侧面切入，开展了以自然义、中性义为主的"道"的哲学。天道运行有其自然而然的原理在，道的哲学即是解释此原理的内涵，从而得以提出一个活泼自在的世界空间。

透过对此一世界运行秩序之无定限、无执着的认识，道家哲学发展出迥然不同于儒家的社会哲学，社会只是一方存在的客体，在其中生存的人们，应有其独立自存的自由性，而不受任何意识形态的束缚。所以对于社会责任的态度并不先存立场，而能有更尊重人类自主性的态度与存在定位。

由此道家黄老派积极参与社会政治活动，并提出了因循天性、顺势而为、宽刑简政、休养生息等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主张，而老庄派认为现实中充满了束缚和限制，大至鲲鹏，小至蜩鸠，都需要凭借一定的外部条件才能活动，即它们都是“有所恃”的。

为了摆脱所有的束缚，达到完全“无所恃”的精神自由， 就需要“齐物”“逍遥”的生活态度。另外，老庄派还提出了“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认识原理，以实现人的知识能力的解放；提出了“谦”、“弱”、“柔”、“心斋”、“坐忘”、“化蝶”等的生活功夫来面对世界，以实现人的生活心境的解放。

同时，老庄派还讲究“人天合一”、“人天相应”、“ 为而不争、利而不害”、“修之于身，其德乃真”、“虚心实腹”、“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法于阴阳，以朴应冗，以简应繁。” 等等；而杨朱派认为所有的人都一毛不拔，同时互不侵害，就可天下大治。

政治观∶老庄派追求桃花源和至德之世，主张无为自化清静自正；黄老道家追求大一统，主张因俗简礼、宽刑简政，依道生法，依法治国。两者都主张无为而治。

人生观∶黄老道家主张因循万物，身国同治，老庄派主张万物都有对立面，物极必反。因此，人们必须“知足寡欲”、“柔弱不争”、“顺应自然”，抛弃一切礼教的枷锁，才能避免灾祸。

兵家

兵家重点在于指导战争，在不得不运用武力达到目的时，怎么样去使用武力。创始人是孙武，兵家又分为兵权谋家、兵形势家、兵阴阳家和兵技巧家四类。

兵家主要代表人物，春秋末有孙武、司马穣苴；战国有孙膑、吴起、尉缭、魏无忌、白起等。今存兵家著作有《黄帝阴符经》、《六韬》、《三略》、《孙子兵法》、《司马法》、《孙膑兵法》、《吴子》、《尉缭子》等。各家学说虽有异同，然其中包含丰富的朴素唯物论与辩证法因素。兵家的实践活动与理论，影响当时及后世甚大，为我国古代宝贵的军事思想遗产。【出自】西汉·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贾生年少，颇通诸子百家之书。文帝召以为博士。”

兵家是中国古代对战略家与军事家的通称，又特指先秦对战略与战争研究的派别。兵家的重要著作有《孙子兵法》、《吴子》、《孙膑兵法》、《司马法》、《六韬》、《三略》和《尉缭子》等。

兵家集大成者是孙武的《孙子兵法》。中国自古以来兵家一直是受到重视的。 兵书在中国的发展源远流长，兵书产生于西周，成熟于春秋。

如何从宏观上把握战争，是兵法的关键。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关系到一国或一民族的生死存亡或被人奴役的大事。兵法也可以将它看成既是一部如何统治国家，制定国家战略的指引；又是一部如何领兵打仗，制定战争战略与策略的书本。

Ⅱ 常人方法论的特征

⑴反身性：传统社会学太过缺少自我批判。
⑵传统社会学未能真正从日常现实生活中建构知识，背叛社会事实。
⑶传统社会学把把生活世界当作取材对象，殊不知每一种题材都能单独扮演主题的角色。
⑷在讨论科层制或组织内行动时，常人方法论则研究行动者使用这些因素的实际情形。
⑸常人方法学主张社会化是小孩与成人之间的双向沟通的互动关系。
总的来说，常人方法学反对涂尔干的“社会事实的客观实体论”，否定社会事实的外在性与约制性。认为在日常生活中，每个个体都依照其社会化所习得的规范与价值，作为参考架构。也就是说，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都在参与社会事实的建构。
常人方法学反对功能学派和互动论的“社会事实的既存论”。这两派都忽视了互动过程中个人的自主性与主观意义的存在。常人方法学特别重视个人的情境释义及其结果。

Ⅲ 西方社会学创立于形成时期的主要代表和学术观点

西方社会学史上的几个标志性时代

一、创始初期的社会学: 原创体系大师辈出的时代
社会学的产生, 是特定时代精神的一种表现形式, 是特定社会意识的一种反思结果。作为一门学科的社会学诞生于西方,具体而言, 是19 世纪初期的欧洲。对于社会学的产生, 启蒙运动确立了基本的思想源泉和知识动力, 法国大革命成为主要的政治动因, 而工业革命则提供了深厚的社会基础。
社会学诞生于一个激剧变迁的时代,从问世的那天起, ①它就是在参与现代社会的设计与建构的过程中逐步成长起来的,因此, 社会秩序如何成为可能, 是社会学从其开始就思考的一个根本性问题。作为社会学创始人的孔德(A. Comte) 把他心目中具有最高学科地位的社会学划分为社
会静力学和社会动力学两大部分, 这种划分其实不仅只是表达了纯学理上的意义,而且似乎也蕴含了作为社会学创始人对这门学科所赋予的使命: 将社会稳定与社会发展作为关注的核心。
这一时代产生了一大批(也是第一批)著名的社会学大师及其经典的社会学理论:孔德的社会发展三阶段理论, 马克思( K.Marx) 的资本主义理论, 韦伯(M. Weber)的合理化理论, 迪尔凯姆( E. Durkheim)的社会团结理论, 斯宾塞(H. Spencer) 的社会类型理论, 托克维尔(A. Tocqueville)
的民主社会理论, 帕累托(V. Pareto) 的精英循环理论, 滕尼斯( F. Tǒnnies) 的社区与社会理论, 齐美尔( G. Simmel) 的形式社会学说① 等等。他们富于原创性和体系性的学说具有三个较鲜明的特征: 一是宏观取向, 重点考察社会结构的广泛领域与面貌, 而非细小的社会现象与过程。二是变迁关怀, 关注人类社会在历时维度上的演替轨迹与发展规律。从实质内容上看,这一时代社会学大师们集中关注的主题就是现代性的发生学。三是问题意识, 他们均不同程度地预见到了现代性进程中所可能隐含的各种阴暗面相, 然而, 从总体上看, 他们所充满的乐观精神使他们相信现代时期开创的机会面相将会超过它的消极特征。
这个时代的社会学大师们所提出的学说, 在很大程度上处于社会理论② 层次,这一情形无疑与两个因素有关: 一是, 他们处在人类知识发展从总体性哲学向具体化学科的演变阶段; 二是, 他们对现代性这个宏伟目标的构想需要涉及极其广泛的知识层面。
由于原创型、体系型社会学大师的辈出, 尤其是这个时代所存在的“价值领域的诸神斗争”, 因此, 导致了社会学自诞生之日起一直就是一门存在着多重范式的学科。
值得特别提及的是, 作为社会学发源地的欧洲, 产生出了后来一直影响着整个社会学发展进程的三大经典性作家———马克思、迪尔凯姆、韦伯, 从而形成了社会学的三大传统: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学、迪尔凯姆的实证主义社会学和韦伯的理解社会学。与此相关, 社会学中形成了三种
基本的方法论: 唯物史观方法论、实证主义方法论和反实证主义方法论。
总之, 这个时代的确为后来的社会学发展创下了雄厚的基业, 为后继者们不断地开发、加工和创新提供了一种取之不尽的思想资源。
二、帕森斯范式主导的社会学: 第一次综合的时代
就西方社会学发展在地理布局上的表现而言,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是以学科发源地之欧洲的社会学传统的发展为主导地位的。到两次大战之间, 社会学传入美国,随即在美国完成了社会学的本土化。此后,西方社会学发展的中心区域便由欧洲转移到了美国。随着芝加哥学派和制度学派的兴起, 人际互动、邻里关系、社区发展和越轨犯罪等等一时成为研究重点, 库利(C. H. Cooley) 、米德(G. H. Mead) 、帕克(R. E. Park) 、凡勃伦(T. B. Veblen)等成为了代表人物。
在从经典社会学向当代社会学转折的过程中, 帕森斯(T. Parsons) 是一位关键性人物。帕森斯的贡献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 他完成了对经典社会学理论的一次综合和创新。在20 世纪30～50 年代, 他努力将相对隔离的欧洲经典社会学理论———主要包括韦伯、迪尔凯姆、帕累托、马歇尔(A. Marshall) 等人的思想进行了系统分析, 对功利主义、历史主义和实证主义方法论进行了重审, 在综合的基础上,提出了具有社会学意义的社会行动理论(以取代心理学主义的行为理论) 。他致力于回答现代社会秩序何以形成这一问题。在社会系统理论中, 他强调共享价值的一致是社会秩序形成的基本因素。将社会系统视为以制度化价值体系为标志, 认为其核心是规范化的角色关系。在帕森斯看来,社会系统又是更加一般的行动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 后者包括四个基本亚系统: 有
机行为系统、人格系统、社会系统和文化系统。这些亚系统分别满足他提出的著名的AGIL 四个功能必要条件。他认为任何系统必须执行适应、目标达成、整合、模式维持的功能。AGIL 模式可用来分析小至两人之间、大至两个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在帕森斯看来, 社会系统受文化模式和人
格系统的渗透, 他在致力于说明所有行动系统的性质时, 提出了一套度量这些系统特征的概念, 即“模式变量”, 表明了行动者在互动情境中必须明确地或隐含地采取的选择。情感涉入与情感中立、自我取向与集体取向、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先赋性与自致性、专一性与扩散性。尽管这些
模式变量的直接作用主要在于分析人际层面的互动, 以说明互动情境中行动者的主观取向。但帕森斯认为, 它们还可用于分析社会结构层面和文化层面, 也就是说,每一种模式变量都能运用到人格(需求意向的选择) 、社会系统(角色期待的选择)和文化(价值取向的选择) 三个层面的分析上。帕森斯系统性地提出了结构功能主义的宏大理论, ① 成为一种完整的社会学理论与方法。
帕森斯的理论核心就是关注社会的稳定、整合与均衡。在他的工作中, 人们似乎又可在某种程度上看到了孔德赋予社会学的使命。帕森斯不仅通过他的模式变量将现代性的量度具体化了, 而且他还以乐观态度描绘了一种似乎具有普适性② 的现代性的理想模式。
由于帕森斯的强劲影响力, 结构功能主义很快成为了社会学的“正统共识”, 变为占据引领地位的理论和学派。结构功能主义进一步在西方社会学界得到普遍传播,当时广泛开展的社会结构、社会分层、社会变迁和现代化研究, 基本上都是按照结构功能分析模式进行的, 以至于“结构功
能分析”几乎成了“社会学研究”的同义语。这是社会学开始具有一种主导范式的时代。
帕森斯另一方面的贡献就是促进了社会学一些具体研究领域的定型。如果说经典社会学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理论的话, 那么, 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理论表现出了从社会理论向社会学理论转变的特征。不仅如此, 除了帕森斯本人的开拓性努力之外, 他在哈佛大学培养出的一批著名社
会学家, 也做出了非同寻常的贡献, 墨顿(R. K. Merton) 、斯梅尔瑟(N. Smelser) 、戴维斯( K. Davis) 、莫尔(W. E. Moore)等等, 对现代社会的结构、变迁、分层、组织和家庭等诸多领域进行的探讨, 不仅进一步丰富了结构功能主义理论流派, 而且促进了社会学学科一些专门研究领域的
逐渐成形。
三、后帕森斯社会学: 第一次分裂而多元并存的时代
帕森斯学说对于当代社会学发展的推动作用还从相反的方面表现出来, 即他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成了战后西方社会学界论战的靶子, 不同学派的许多社会学家都以帕森斯学说作为挑战对象, 力图在批判结构功能主义的过程中发展自己的理论体系。广泛地说, 对于战后西方社会学的
“危机”意识, 逐渐引发出了后帕森斯社会学的诸种流派。
古尔德纳(A. W. Gouldner ) 1970 年出版的《西方社会学危机的来临》, 与米尔斯(C. W. Mills) 1959 年出版的《社会学的想象力》共有的基本思想取向就在于,代表着社会学激进主义思潮, 他们都以敏锐的问题意识, 对传统社会学奉为指导性方法论的实证主义展开了批判。在他们看
来, 西方社会学危机的最主要表现就在于:以实证主义为原则和方法指导下发展的社会学必然出现想象力的枯竭, 因为把一切研究对象都定量化的结果, 无疑将忽视对于作为社会行动主体的人的生命价值和主观意义的理解及其阐释。
从20 世纪60 年代起到70 年代下半期,在对“正统共识”的广泛怀疑与攻击中,
西方社会学的发展进程步入了一个后帕森斯时代, 更准确地说, 是反帕森斯时代, ①这是一个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强势地位丧失, 并随后呈现出理论流派或研究范式多元化的时代。
正是出于反对结构功能主义对均衡论的过分强调, 达伦多夫(R. Dahrendorf ) 、科(L.Coser) 创立了冲突理论, 达伦多夫注重的是权力和权威而不是资本分配在社会冲突中的作用, 而科塞以强调冲突的正功能为基础试图建立一种将冲突与整合进行统一的学说。
旨在重新恢复社会学中人的地位, 霍曼斯( G. Homans) 、布劳( P. Blau) 提出了社会交换理论。霍曼斯试图用心理学原理来解释人类的社会行为, 并用经济学的交换范畴来分析一切人际互动。布劳则力求把交换理论从微观个体层面的运用扩展到宏观社会层面, 尤其是大规模的复杂组
织。
米德(G. H. Mead) 强调心智、符号及其意义对于人际互动的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 布鲁默(H. Blumer) 提出了“符号互动论”这一名称, 并与库恩(M.Kuhn) 进一步把它发展成为强调社会结构是互动中的人们的产物, 并将人视为自我生成的能动者的理论。戈夫曼( E. Goff2man) 则从拟剧的角度并基于理性人假设来阐发符号互动论。
由舒茨(A. Schutz) 创立的现象学社会学, 旨在探讨日常生活世界的建构以及行动者主观意义的形成。另外两个代表人物伯格( P. Berger ) 和卢克曼( T. Luck2mann) 将微观层次的现象学理论与宏观层次的经典社会学理论进行了结合, 并努力运用于经验研究层面。
加芬克尔(H. Garfinkel ) 基于现象学社会学、符号互动论和语言哲学, 所创立的常人方法学着力于反对以往社会学的概念、工具和统计技术等对社会现实真正本质的扭曲, 而旨在探索日常生活环境本身所产生的而非外在所强加给社会世界的意义, 从而把社会行动者视为社会世界的能
动创造者。
在这个后帕森斯社会学时代, 不仅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一统天下的格局得到了改观, 呈现出诸多理论流派的兴起, 而且在方法论上反实证主义的倾向重新受到重视,进一步出现了多元化特征。在社会学各种流派中, 现象学、语言学、符号学、文化学等学科方法得以并存发展。
四、新的综合: 个性并存与相互借鉴的时代
进入20 世纪80 年代, 针对后帕森斯社会学时代诸种学派纷呈林立的局面, 社会学各主要理论传统的代表人物都纷纷指出了现实的分裂局面对社会学发展的不良后果, 而一些权威性的社会学家在重返古典的基础上力图对当代的多元化理论进行综合和创新。
吉登斯(A. Giddens) 所创立的结构化理论, 一方面批评忽视人的自主性、能动性, 将社会结构视为独立于个人行动之外的功能主义理论, 另一方面也批评忽视社会结构对个人及其行动所起的制约作用,并将社会结构还原为个人行动的主观社会学派。他的理论宗旨就在于要清除这两种理论取向之间的二元性质, 而代之以“结构二重性”。
哈贝马斯(J . Habermans) 提出的沟通行动理论指出, 自启蒙运动以来, 人类的技术旨趣一直居于理解旨趣和解放旨趣之上, 相应地, 科学知识始终凌驾于解放知识和批判知识, 其结果是, 导致了以权力和金钱为主要操纵媒介的系统对于生活世界的侵蚀。他以建构行动理论来重塑合理性命题, 认为沟通行动比目的行动、规范调节行动和戏剧行动更具有合理性, 它不仅涉及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而且是依据三种有效断言的言谈活动进行的。具有真正合理性的沟通行动因此内含
着促进生活世界振兴的解放潜力。
亚历山大(J . Alexander) 面对结构功能主义所受到的各种各样的批评, 决心发展“新功能主义”, 他认为帕森斯的分析模式为社会学理论的一种新综合提供了惟一可行的基础。一方面, 他在原来的功能主义内部进行了批判和继承; 另一方面, 他注重向互动论、交换论、冲突论、现象学
社会学、常人方法学等吸取养分, 力求在功能主义中将它们整合起来, 建立起一种新的多维综合性的一般理论。新功能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早先功能主义只见结构、不见能动的性质。
布尔迪厄( P. Bourdieu) 的实践理论,力图解决法国思想传统中两种倾向之间的矛盾: 一是萨特的存在主义, 过分强调人的主观能动作用, 而忽视客观现实的制约性; 二是列维- 施特劳斯的结构主义, 过分强调社会构造和观念形态的影响, 而忽略人的实践的能动性。这两种倾向导致了社会结构与个人能动之间的对立。为了寻找主观论与客观论的结合点, 布尔迪厄从马克思的实践概念中受到启迪, 并通过赋予场域、惯习等基本概念以独特意涵, 从而发展出了自己的实践理论, 使实践成为
社会客观条件与个人能动作用之间的中介。柯林斯(R. Collins) 提出的新冲突理论, 旨在反对结构功能主义仅注重均衡性,以及早期冲突理论在社会变迁动力上强调冲突, 但研究内容却停留在宏观层面的问题。以建构一种以冲突概念为核心的综合性的社会学一般理论为目标, 柯林斯主张吸收其他理论传统, 他将交换论、符号互动论、拟剧论甚至网络理论等微观社会学的思想结合进冲突理论范式之中, 为原来宏观性质的冲突理论构建了一个微观理论的基础, 实现了微观层面与宏观层面的结合。
值得提到的是, 与上述广泛综合性努力有所不同, 卢曼(N. Luhmann) 则进行着一种独特范围内的综合性探索。他致力于发展的系统功能主义理论, 主要受系统论和控制论启发, 并在一定程度吸取着胡塞尔现象学等理论资源。在他看来, 这种理论的第一要旨就是应该提供一种更完善和更复杂的对世界的理解。作为帕森斯的学生以及经典社会学大师的合格继承者,卢曼致力于发展出一种社会学的宏大理论。尽管他的整个工作是以功能主义为基础的,但是, 卢曼进行了创新, 他的许多工作可以看作是对于在不同状态下和社会不同部分中的复杂性的一种分析。
总的看来, 在这个时代, 社会学重大发展的取得不是表现为具体研究领域的突破, 而是表现为综合性的理论体系的建树,它是以一些大师级人物的出现为特征的。其间, 人们又多多少少地看到了社会学重回到社会理论层面的某种身姿。
五、后现代论争: 全面反思与重建的时代
20 世纪80 年代以来, 西方社会学领域的一场重头戏无疑就是后现代论争, 即关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问题的大论战。后现代的概念最早发端于文学艺术领域, 后来(就主要智识动力而言) 在一些哲学思想的影响下逐渐形成一种后现代主义思潮, 其中, 尼采( F. Nietzsche) 、海德格尔(M.Heidegger) 哲学以及后结构主义哲学起了最直接的促进作用。后现代主义崛起于20 世纪70 年代, 并在80 年代达到其顶峰, 它的影响从最初的文艺、哲学领域日益向人文社会科学的其他领域渗透, 社会学也不例外。
由于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力图打破既存学科之间的界线而倡导一种新的超学科话语( supradisciplinary dis2course) , 并且开拓出了一些新的研究题域,因此, 人们很难再以传统的学科分界标准来严格划分或判断后现代主义对社会学领域所带来的影响范围, 比如用原有的社会学学科基本框架来廓清后现代理论中哪些方面属于社会学而非其他学科的内容, 或者哪些方面属于其他学科而非社会学的内容。由此可能引发的一个后果是, 社会学的疆域似乎在扩大的同时又缩小了, 或者在缩小的同时又扩大了。也许这正体现了华勒斯坦等人所谓的“开放社会科学”的实质。
如果从社会哲学、社会理论和社会学理论三者之间的关系来说, 鉴于后现代主义长于哲学、文化层面的研究而疏于结构或制度层面的分析等特征, 似乎可以这样认为: 它对社会学研究的影响更多的是促进了一种较接近社会哲学的社会理论, 而非接近严格学科意义上的社会学理论。
后现代主义所带来的社会学界的反应是不同的。就社会学中后现代论争而言,实际上包括了以下四个方面人物的思想及其立场: 一是竭力主张后现代性的人, 如鲍德里亚(J . Braudrillard) 等; 二是徘徊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的人, 如鲍曼( Z.Bauman) ; 三是坚持反对后现代性的人, 如哈贝马斯; 四是反对后现代性但却欢迎后现代社会某些型构的人, 如吉登斯、贝克(U. Beck) 。
鲍曼是现代性的批判者和后现代性的预言家, 他认为, 当人们不再相信现代意识形态制造的宏大承诺之后并且经由重建现代性的转折, 后现代性这一社会状况就到来了, 它已经登上现代性的舞台并成为了主角。在后现代这个无根的陌生世界中,原有的权威和规则都已经失效, 为新问题提供答案的责任落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鲍曼揭示了这样一种困境: 人类如何才能实现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相互超越。
鲍德里亚的社会理论具有激进迈向后现代的特征。在他看来, 社会学只能描绘社会性的扩展及其变化。它的存在取决于积极、确定的社会性假设。以后现代境况的出现为表征的现代事物的失序、各种界限的崩溃以及整个社会的内爆, 导致了“社会性的终结”, 因而社会学也就成为多
余的了。
被誉为20 世纪最后一位理性主义者的哈贝马斯, 面对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和现代思想的挑战, 以大无畏的气概与后现代主义的大将们展开了论战, 以捍卫启蒙和现代性。哈贝马斯力挽狂澜, 主张“现代性是一项未竟的事业”, 启蒙理性之光尚有潜能亟待开发。现代性内在地具有一种取向于未来的本质特征。在他看来, 现代性或韦伯所说的理性化, 虽然自启蒙起即设定方案, 却在实践中一再出现偏差, 而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未能按照科学、道德、艺术各自不同的范式去发展合理的理性化制度。所以, 解决现代性问题的出路不是彻底否定理性化, 而是应该重建新的理性方案。
吉登斯认为, 当今时代仍处在现代性的范畴之内, 不过, 却是一种与理想型的现代性或者更确切地说早期现代性颇有差异的高度现代性(high - modernity) 或晚期现代性(late - modernity) 状态。同时他指出, 由于现代性极端化带来的诸种高风险后果已使关于“进步”的宏大叙事落空,解决现代性问题的途径已非导致这些问题的规则与资源所能提供, 一些可能超越现代性限制的新社会型构正或多或少地以背离现代性原有基础的方式萌生, 因此, 吉登斯把作为未来发展之一种可能图景的后现代体系称为具有浓厚现实主义成分的乌托邦。然而这种社会型构不是后现代性,而是现代性具有未来取向性质的一种表现。
在贝克看来, 第一次现代化持续到20世纪70 年代, 此后就进入了第二次现代化。由于第一次现代化进程中所形成的基础都已丧失, 人们从此生活在一个全新的时代。他认为, 对此需要完全不同的概念来解释现实, 即需要社会学转换范式才能达成。贝克发展了反身性现代化( reflexive modern2 ization) 的理论。他认为简单现代化或正统现代化意味着由工业社会形态对传统社会形态首先进行抽离、接着进行重新嵌合,反身性现代化意味着由另一种现代性对工业社会形态首先进行抽离、接着进行重新嵌合。
不论是后现代性的反对者还是拥护者,应该说他们的思想在实际上都从不同的角度丰富了对于现代性和社会学的认识, 尤其是促进了现代性病理学的发展。而在社会学界越来越成为共识的是将所谓的后现代化看作现代化的一个特殊阶段, 其中一个突出的事例是: 试图超越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无休止论争, 吉登斯、贝克和拉什(S. Lash) 致力于发展以区别于简单现代化或传统现代化的反身性现代化理论范式。后现代主义从正式登场之日起就引起了一阵20 世纪晚期世界思想领域里的巨大波澜, 尤其是诱发了一场许多世界一流思想家卷入其中的大论战。然而, 随着时间的推移, 后现代主义的一些知识成分正在向许多学科领域渗透, 对这种症候的细心解读也许会让人们觉得将后现代主义视为一种思想泡沫或者转瞬即逝的话语旋风的看法未免过于轻率。人们固然可以不同意后现代主义的某些立场和观点, 但却不能忽视它的问题意识以及它表达问题意识的一些不乏创见的方法。更何况一些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的思想中也内含着建设性的向度, 如晚近时期兴起的建构性后现代主义派别就鲜明地表现了这种性质。后现代理论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对高度现代性或晚期现代性中的问题作出了敏锐反应, 因此,后现代社会理论以及整个后现代理论的研究, 不论是对于社会学学科的发展, 还是对于现代化事业的进展, 都将是大有裨益的。
目光深邃的社会学家看到, 后现代论争并非一种时尚, 它对社会学的影响正在或早或迟、或隐或显地呈现出来, 主要表现在: 一是, 后现代理论对现代性的批判,引起了社会学家对于人类社会未来发展进程的一些维度进行重新思考和定向; 二是,后现代理论对社会学传统的批判, 引起了社会学家重新审视和建构一些最基本的理论预设。这一切都可能使得后现代理论的一些概念和范畴被吸收到社会学主流体系当中。值得注意的是, 后现代论争所提出的问题似乎使社会学理论又重返社会理论、甚至社会哲学。
西方社会学发展至今所经历的几个重大的标志性时代, 主要是知识形态及其特质变化的表征, 当然, 这些变化及其表征形式既是持续回应社会变迁的结果, 也是学科发展的逻辑结果。就其主题而言, 社会学诞生至今实质上就是在回答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什么是现代性? 如果略加细分,可以说, 整个学科演进历程中体现着这样三个重大主题: 一是, 对现代性及其发展方案的构想; 二是, 基于社会变迁结果对现代性的反思; 三是, 对社会学传统的反思、批判与重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现代性与社会学是一种“异面同体”之物,从一个方面看, 现代性是社会学的社会形态, 而从另一方面看, 社会学则是现代性的知识表征。第一个时代的人属于社会理论家; 到了第二、第三个时代出现了学科
意义上的社会学家; 到了第四、第五个时代, 又出现了重返社会理论的某种趋势,产生了一批重要的社会理论家。尤其是晚近时期出现的后现代论争提出了一些与第一个时代相似的问题, 即什么是社会, 什么是现代性以及什么是社会学? 而要对这类问题作出可能的回答, 必须诉诸社会理论和社会哲学层面的探索。

Ⅳ 薛立新教授（3L学习方法创始人）英语单词速记16字口诀是什么

英语单词联想记忆成功的关键在于如何进行义的联想，我们总结出义的联想十六字诀：
“抓住大意，断章取义，创新立意，决不死记。”抓住大意——将义的联想内容最大限度地简化，如上述网络联想记忆的例子，义的联想可简化为“黑暗中，狗吠火花冒、公园里百灵鸟叫，标志黎明到。”又如上述frail一词义的联想可简化为“狐狸把铁轨弄脆啦”。多想可加深印象，简化则便于记忆。

Ⅳ 常人方法论的介绍

常人方法论也称民本土方法论，民族方法学或俗民方法论，是研究人们在日常生活互动中使用方法的理论，其创始人是美国社会学家加芬克尔。

Ⅵ 介绍几位讲社会学的专家。

这位童鞋真是可恶，社会学虽然在国内发展还不足百年，但是在国外却是至少有两百年历史的一门学科，前后出现过的社会学家没有成千上万，却也不是可以列举说明的。而且社会学如今分支流派数不胜数，也不知道这位童鞋到底想了解哪方面的，那我作为一个学了四年社会学并且还要继续学下去的社会学门丁只好泛泛而谈了，但就社会学理论而言，可以根据时代划分为古典社会学，现代社会学，当代社会学。
古典社会学我只想提到四个人，1孔德，实证主义社会学创始人，“社会学之父”，著作有《实证哲学教程》，书中阐发了他的静力学和社会动力学。2斯宾塞，也是实证主义社会学创始人，著有《第一原理》《社会学原理》，主要思想包括社会有机体论和社会进化论。3涂尔干，又译迪尔凯姆，他的社会学被称为“社会学主义”，著作《社会分工论》《社会学方法的准则》（是实证主义社会学的方法论纲领）《自杀论》（是实证研究的典范）《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等，将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引进大学讲堂，是实证主义的真正奠基人。4韦伯，他的社会学被称为“理解的社会学”，著作有《经济与社会》《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其社会行动合理性、合法统治与科层制都是极为重要的理论。后两者与卡尔马克思合称为经典三大家。
现代社会学就更多了，古典社会学思想主要在欧洲，现代社会学中心在美国。如帕森斯的抽象功能主义和莫顿经验功能主义，达伦多夫的辩证冲突论和科塞的冲突论，霍曼斯的行为主义交换论和布劳的结构交换论，米德的符号互动论和戈夫曼的拟剧理论，舒茨的现象学社会学，加芬克尔的常人方法论等等，细说的话实在说不过来。
当代社会学包括亚历山大和卢曼，他们代表着新功能主义，哈贝马斯——沟通行动理论，吉登斯——结构化理论，布迪厄——实践社会学理论，科尔曼——理性选择理论，柯林斯——互动仪式链理论，福柯——后现代主义，
当然，中国也有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当之无愧，代表作《江村经济》《生育制度》《乡土中国》，其多元一体化格局理论极具中国特色，可以说将社会学中国化的代表，可以说除了他，中国再也找不到既有研究又有理论的社会学家了。
以上哪位大师你想着重了解可以网络一下或者HI我！

Ⅶ 什么叫常人方法论

常人方法论（ethnomethodology）是一种研究常人用何种方法建构对于现实世界的感受的学问。它兴起于上世纪60年代，对70年代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一学派在早期认为自己发现了一种新的现实，向功能主义和符号互动主义提出了挑战。这种“新现实”的主张，灵感来自胡塞尔和舒茨——社会群体中的人们是怎样在彼此之间制造和维持社会世界有着真正本质这一假设的。他们认为，一个“更真实”的问题是：人们有意无意地建构、维持、转变他们对于外部社会现实“感受”的复杂方式。将社会凝聚在一起的力量不是价值、规范、共同定义和互通有无，更多的是建构社会秩序预设的明显和不明显的方法。

然而，常人方法论学派的理论并没有对主流社会学理论构成巨大冲击，他们的理论更多地是支持了互动论者的表达，他们关于“新现实”的观点，很快就被淡忘了。常人方法论的一些观点被许多互动理论所采纳，而它自身的研究取向却有些离群索居，它的实践者日渐着重对话分析——一种由萨克开创的探讨模式。

与互动论研究之不同

虽然常人方法论运用了参与和观察的方法以研究互动的个人，但他们与符号互动论者的关注点是不同的。对互动论而言，关注的主要是不同类型的显在和隐在的定义、规范和价值萌发所在的情境，因而解决的问题是：社会组织如何可能。

常人方法论家感兴趣的是，人们是如何得出这样一种印象——即存在机制、规范、定义之类的东西。而其类型如何，则不是常人方法论家感兴趣的焦点。这里存在着一个更基本的问题：人们通过何种途径来看待、界定和确认现存的规则与定义？人们如何利用他们对于现存的定义和规范的信念来彼此描述进而建构社会秩序？

核心概念

常人方法论分析中最重要的，是那些有助于解释人的现实感的被建构、维护和改变的概念和原理的发展。虽然常人方法论从未发展出一个概念和命题的统一体，但是在70年代，常人方法论还是形成了一个概念核心。

反身行为和互动。人类的很多互动都是反身性的，人类用一种特定的现实观来解释彼此之间的暗示、姿态、言辞和其他信息，即使事实看起来跟信念相反，也仍然支持相反的信念，以维护信仰和知识体系。

例如，针对神的仪式支持着这样的现实观：神影响着万事万物。当热切的祈祷和仪式行为并未从神那里带来所愿的干涉时，他们仍然会虔诚，而不是反对这一信念。并宣称，可能是因为自己祈祷的还不够，或者是神另有宏图大略。这就是反身性，它支持和促进某一信念，即使是面对相反的证据时也是如此。

意义的索引性。互动的各方所收发的暗示、姿态、言辞和其他信息，在特定情境下，尤其特定的意义。只有具备了关于索引的知识——互动各方的过往、他们声明的目标、他们的互动经验时，才可能准确地解释互动各方的符号交往。当我们说一种表达有索引性时，就是说这一表达的意义与特定的背景相联系。

索引性的设想把注意力投入到这样的问题上来：在具体情境中，互动者是如何制造现实的。这样，索引性就引导研究者进入特定的互动场景，以观察互动者如何建构索引性表达（言辞、面部和身体姿态以及其他暗示）以建构和维持特定的支配他们行为的现实的假设。

人际互动的一般技巧

寻求正常模式。如果互动双方感到何者为真是模糊的，他们的互动就会十分紧张。这是双方趋于发出提示，告诉彼此回到他们情境的“正常”模式中去。行动者认为具有关于情境正常模式的观念，或具有创造这种观念的动机，所以他们的行为就朝着这一方向发展。

进行视域融合。除非人们受到特殊信息的特别强调，行动者一般会忽略他们独特经历所引起的视角不同，假定个人与他人具有关于社会现实的共同感受。

运用等等原则。在实际互动中，有很多东西是隐而不谈的。行动者总要“等待”和“替代”必要的信息，以使其他的言辞和行为有意义。言辞者同意不因为寻求必要的信息而干扰互动，他们希求的是等待和替换。如在发言之前的套话：“你知道的”，通常表明行动者正在向另一行动者调用等等原则。这样，一个人被告知，不要用相反的词语，如“我不知道”来干扰互动的进行。

这三种世俗的方法是常人方法论发展的方法的几个例子，但是对于常人方法论家来说，理论的最终目的是判定这类技巧能够被用以建构、维护和变革现实感的情境条件，但是在常人方法论中这样的命题很少。

研究种种

加芬克尔的开创性研究。他的《常人方法论研究》（study of Ethnomethodology）为常人方法论作为一种独特的理论视角奠定了基础。他将常人方法论看作一个研究领域，寻求探明人们赋予世界以意义时所使用的方法。强调语言时使现实建构得以完成的媒介。他认为，互动中用言语表达的能力是现实得以建构的首要方法。他高度重视索引性，他认为，一个表达其索引性远远多余实际所说的，它还包含着只有在情境的上下文中才能明白的意义。加芬克尔还和助手们进行了一些有趣的试验，通过“裂变试验”，他企图发现“不怀疑”（对互动得以进行的一些背景特征不予怀疑）这种方法在互动中的运用。他还通过考察陪审团的裁决过程，说明了互动中人们对规则的建构性。加芬克尔的研究策略，体现了早期常人方法论研究的意向：渗入到自然社会情境或创造社会情境，从中发现人们是如何试图确认、建构、维护和变革规则的。

萨克的语言分析。认为之前的社会学家虽然认识到了语言是生成社会世界的理论和方法，但是他们混淆了方法和主题的差别。因此，他着重进行语言形式特征的研究。探索语言以怎样的形式建构现实。这样，就将常人方法论纳入了形式语言学的轨道。

西库雷尔的认知路线。提出互动过程不等于言语过程，一些互动是通过言辞之外的多重形式进行的，因此，他把他的常人方法论的分支更名为认知社会学。

Ⅷ ”本土方法论”是什么

以本地的固有习惯去看待外界事物的态度。

Ⅸ 现在都找不到加芬克尔的书，比如《常人方法学》和其他一些民俗学方面的著作。希望网友可以介绍一些！

这可是非常珍贵的资源哦~ 希望与热爱社会学的同学们一起分享，英文原著，貌似加芬克尔的这本书没有中译本。我觉得看看李猛的文章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