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立法程序图

㈠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八条的具体内容

第八条 下列事项只能复制定制法律：
（一）国家主权的事项；
（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产生、组织和职权；
（三）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特别行政区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四）犯罪和刑罚；
（五）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
（六）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
（七）民事基本制度；
（八）基本经济制度以及财政、税收、海关、金融和外贸的基本制度；
（九）诉讼和仲裁制度；
（十）必须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法律的其他事项。

㈡ 什么是立法原则

立法原则是创立法律的指导思想、基本方针和出发点。是统治阶级的立法意图和法律意识的概括。法律只有以正确体现统治阶级意志的立法原则作指导来制定，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中国立法的总的原则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原则。一般原则是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原则性与灵活性正确结合的原则，维护法律的严肃性、稳定性和连续性的原则，民主立法的原则，制定具有创建性、纲领性法律规范的原则等。这些原则反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客观要求，体现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精神。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
第三条立法应当遵循宪法的基本原则，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坚持改革开放。
第四条立法应当依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
第五条立法应当体现人民的意志，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坚持立法公开，保障人民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
第六条立法应当从实际出发，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科学合理地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与义务、国家机关的权力与责任。法律规范应当明确、具体，具有针对性和可执行性。

㈢ 立法原则包括哪些

法律分析：立法原则是创立法律的指导思想、基本方针和出发点。是统治阶级的立法意图和法律意识的概括。中国立法总的基本原则，可以从性质和内容的结合上区分为多种。其中，宪法原则、法治原则、民主原则、科学原则尤为重要。 在坚持中国立法总的基一原则的前提下，中国各方面立法应注意坚持各自的具体原则。就国家或中央立法而论。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

第三条 立法应当遵循宪法的基本原则，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坚持改革开放。

第四条 立法应当依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

第五条 立法应当体现人民的意志，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坚持立法公开，保障人民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

第六条 立法应当从实际出发，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科学合理地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与义务、国家机关的权力与责任。

法律规范应当明确、具体，具有针对性和可执行性。

㈣ 古代中国如何立法 君主命令就是法律吗

中国历代立法指导思想和立法活动的演变陈建华（一）夏商朝的立法思想是神权法思想。神权法思想是从原始社会的宗教信仰发展而来的，人类进入第一个阶级社会以后，原始社会的宗教信仰被加上了阶级属性，成为神权法思想。夏朝统治者把自己的统治说成是“受天命”，代表上天对人间进行统治；把他们对奴隶和平民的镇压和惩罚说成是“恭行天罚”。从夏朝开始，奴隶主就利用“天命”、“天罚”的神法权思想对奴隶进行欺骗，给他们的统治披上一层神秘的合法的外衣。商朝全部继承了夏朝的神权法思想，并且较夏朝更进一步，发展为一种典型的神权法思想。立法活动：1、禹刑。《左传》记载，“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它是指夏朝法律的总称，并不是指一部成文法典，大多是启及其后继者根据氏族晚期习俗陆续积累的习惯法，具体内容无可详考。2、汤刑。《左传》记载，“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它是商代法律的总称，包括不成文的习惯法和国王发布的“誓”“诰”“命”等。誓侧重于出兵打仗前的盟誓，主要是发布军事命令或宣布军事纪律，大体相当于后来的军法。诰侧重于国王或者权臣对大臣、诸侯或者下属官吏发出的命令、指示或训诰。命是君主针对具体事情发布的命令。三者均具有很高的法律效力。（二）西周的立法指导思想是明德慎罚与以德配天以及亲亲与尊尊，具体到刑事立法指导思想就是“义行义杀”和“明德慎罚”。西周法律思想反映西周统治者立法思想的成熟与丰富，有利于政权和社会的稳定发展。所谓“义行义杀”，就是针对国内不同地区、不同的情势，选择最适宜的刑罚手段来对付社会犯罪，反对不分青红皂白，一味刑杀的方法。所谓“明德慎罚”，就是在对付社会犯罪问题上，要提倡德治，提倡伦理道德的强行灌输，以期在人们头脑中构筑预防犯罪的精神堤坝，有效地预防可能发生的犯罪。同时在镇压时，采取审慎的方针，即区分严重犯罪与一般犯罪的界限，对一般犯罪采取宽缓的原则；对严重犯罪才施以重刑。立法活动1、吕刑。周穆王为了革新政治，命司寇吕侯作“吕刑”。后因吕国改称甫，所以又称甫刑。它是西周中期很有代表性的法典，内容不可考，《尚书•吕刑》有所记载。吕刑论证了敬德于刑，以刑德教的重要性，反映了奴隶制法制的成熟状态，是在总结商和周前期法制建设经验基础上的重大发展，影响深远。2、九刑。两种含义，一为周朝初年制定的刑书；一为西周的刑罚，即墨、劓、剕、宫、大辟五刑加上赎、鞭、扑、流等刑罚，合起来称九刑。3、周公制礼。将夏、商两代礼制加以折中损益，加上周族自己的礼制，制定了通行全国的较为全面、系统化的周礼，即所谓礼典，规范调整西周时期政治、经济、军事、司法、教育、婚姻、家庭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周礼是西周时期法律规范的重要形式之一。（三）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纷纷建立了封建性的国家，为了巩固从奴隶主手中夺取的政权，封建地主阶级采用法家思想作为他们的立法指导思想。具体内容包括以下三方面：1．“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意思是说，取消按照血缘关系而规定的法律特权，取消按照爵位的有无和高低享有不同的待遇，除国君之外，不论是谁，只要违法犯罪，都要按法律论罪处罚。这样，开始打破奴隶制“刑不上大夫”的壁垒。2．“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意思是说，要制定成文法，并向百姓公布，是人人皆知法而有法可依。从而否定“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秘密法。3．行刑，“重其轻者”。是指在定罪量刑时，加重对轻罪的刑罚。这样，轻罪就不致产生，重罪也就无从出现了。立法活动1、郑国“制刑书于鼎”。公元前536年郑国执政子产鉴于当时社会关系得变化和旧礼制的破坏，率先制刑书于鼎，以为国之常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公布成文法的活动。这是打破奴隶主垄断法律的一种手段，打破了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局面。2、邓析“竹刑”。公元前502年，郑国大夫邓析自行修订郑国的法律，书于竹简之上，称为“竹刑”。它虽属私人作品，但是影响很大。邓析后因“私造刑法”有违“国家法制”，被执政驷歂处死，但他的竹刑仍在郑国流传并为国家所承认，从而成为官方的法律。3、、晋国铸刑鼎。公元前513年，晋国赵鞅把前任执政范宣子所编刑书正式铸于鼎之上，公之于众。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公布成文法的活动。4、《法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比较完整的封建成文法典，在中国封建立法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共有6篇，《盗法》、《贼法》、《囚法》（又称《网法》）、《捕法》、《杂法》、《具法》。其中，将《盗法》和《贼法》放于法典之首，体现了“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它是战国时期法律改革的重要成果，也是战国时期封建立法的典型代表和全面总结；它的体例和内容为后世封建成文法典的进一步完善奠定了重要基础。从体例上看，它的六篇为秦汉所直接继承，成为秦律、汉律的主要篇目，魏晋以后最终形成了以《名例》为统率，以各篇为分则的完善的法典体例。5、商鞅变法。战国时期一次最为重要的社会改革。，在变法过程中，将《法经》改编为秦律，史称“改法为律”。法是指春秋中后期对法律规范的总称，由夏商西周时期的法律“刑”发展而来。要求把法律的普遍性和必行性提到更高的位置上来，改法为律即突出强调法律规范的普遍性、稳定性、必行性，使法律观念的又一进步，对秦朝法制统一有重要的意义。此后，中国古代的法典基本以律为名。（四）秦朝的法律指导思想仍然采用法家的思想，主要表现为：1．法令由一统。这一思想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全国实行统一的法律；第二层含义就是最高立法权属于皇帝。2．事皆决于法。秦朝专任刑罚，规定了各种法律来规范人们的行为。3．以刑杀为威。这一思想有三层含义：第一，法网严密；第二，严刑重罚；第三，滥施刑罚。立法活动秦朝法律制度的许多内容直接来源于商鞅变法期间以及商鞅变法以后秦国所确立的制度。秦统一后主要是颁布各种单行的法律法令，立法活动频繁，但没有制定一部大而全的统一法典。（五）汉朝的法律思想经历了两个发展时期，汉初到文景帝时期采用黄老的无为而治作为统治思想，到了汉武帝之后确立了封建正统的儒家法律思想。后世封建王朝基本沿袭封建正统法律思想。1．汉初至文景时期汉初至文景时期以黄老思想为主，并辅以法家思想为法治的指导思想。汉初，由于秦朝的苛政和连年战争，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统治者需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局面，使人民得以休息生养，恢复和发展生产，以巩固刚刚建立的封建政权。这时，刘邦总结秦亡的教训，作为借鉴。刘邦手下陆贾根据黄老思想，结合当时的社会情况，提出“道莫大于无为”。当时统治阶级从皇帝到丞相无不尊崇黄老思想。文景时期尤为显著。无为而治的思想反映在立法指导思想上就是“轻徭薄赋”、“约法省刑”。结果，出现了生产发展、人民生活改善的繁荣景象。2．汉武帝以后汉武帝以后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并辅以法家思想为法制指导思想。其核心是“德主刑辅”。汉初社会政治经济经过七十年的恢复和发展，国家积累了大量物质财富。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得到巩固，但汉初分封的诸侯王室力量也逐渐强大起来，同中央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土地兼并严重，加上匈奴不断入侵，最高统治者就亟需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寻求新的法制指导思想。汉武帝招贤纳士，董仲舒以“春秋大一统”思想应对。他指出，要建立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首先要统一思想。进而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的儒术，是将儒家思想与阴阳家思想结合起来，使之神秘化。他指出，事件万物都分为阴和阳，德为阳，刑为阴，德主则刑辅。这也是总结秦朝“转任刑罚”的教训，提倡先用德礼进行教化，教化无效再辅以刑罚。这种刚柔并济的治国之道，是汉武帝行之有效的统治方法。这一思想对后世历代王朝的立法影响很大，是以纲常名教为核心的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开端。立法活动1、“约法三章”与《九章律》。刘邦入咸阳后，宣布废秦苛法，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汉朝建立后，高祖命萧何参照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在《法经》的基础上，增加《户律》《兴律》《厩律》。它是汉朝的基本法律。2、汉律60篇。惠帝时，叔孙通为补充《九章律》所未涉及的官秩、仪品之制，编订《傍章律》18篇；武帝时张汤制定《越宫律》27篇，规范宫廷警卫等事项；赵禹制定《朝律》6篇，明定朝贺制度。以上四部分共60篇，汉律的框架基本形成。（六）唐朝初年立法指导思想同当时“安民立策”的总方针政策密切相关，大体可以归纳为三点：1．德本刑用。唐太宗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积极推行以教化为宗，刑罚为辅的政策。把“德礼”作为推行政治教化的根本，刑罚只是为保障推行“德礼”而设，二者相辅而行。2．法令简约。所谓简约，就是条文简明，使人易知。3．宽仁慎刑。所谓宽仁就是提倡用轻刑。所谓慎刑，就是对犯罪者处刑采取慎重的态度。立法活动1、《武德律》。为唐高祖武德年间制定颁布，是唐朝立法的开始，以隋朝《开皇律》为基础，没有太多变化。2、《贞观律》。唐太宗命长孙无忌、房玄龄等全面修订法律，经过11年的时间，完成并正式颁布，共12篇，500条。构筑了唐律的基本框架，标志着唐代基本法典即告定型。3、《永徽律疏》。唐高宗以《武德律》和《贞观律》为蓝本，制定颁布《永徽律》，共12篇，500条。后长孙无忌又奉命制定律疏，对律文进行逐字逐句的解释，与律文具有同等的效力，附于律后合编一起，称为“永徽律疏”。它总结了汉魏晋以来立法和注律的经验，不但对主要原则和制度从历史上寻根溯源，说明其沿革，引用儒家经典，作为律文的理论依据。《永徽律疏》在元代以后被称为《唐律疏议》，它是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封建法典，也是中国封建时代最具社会影响的代表性法典，集中体现了唐朝法律空前发达的盛况。（七）宋代立法指导思想宋王朝统治时期社会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部曲转化为佃农，摆脱地主的私属地位，跻身为国家编户。宋初统治者为适应这一变化，总结了唐末五代“君弱臣强”导致变乱的教训，确立中央集权的基本国策，加强对社会的全面控制和统治。宋代统治者针对国内阶级矛盾激化，农民起义不断，确立了重惩“贼盗”的法制指导思想。主张采用重法，使用酷刑严厉镇压“贼盗”犯罪，所谓“太祖、太宗颇用重典，以绳奸慝”，就说明了这一点。立法活动1、《宋刑统》的制定。在内容上沿袭《唐律疏议》，但在各篇下分214们，并且律后附有唐中期以后到宋初到敕、令、格、式。2、编敕活动。宋代自太祖制定四卷本《建隆新编敕》后，凡新帝即位或每次改元都有编敕。3、编例活动。宋代也很重视编纂条例和断例工作，以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形势。神宗变法期间首颁《熙宁法寺断例》，南宋时期高宗颁布《绍兴刑名断例》等。北宋哲宗首颁“权宜指挥”，至南宋中期指挥已达数万件之多，其法律地位也日趋重要。（八）元代立法指导思想一是“参照唐宋之制”，“附会汉法”；二是沿用本民族习惯法。立法活动1、《至元新格》的制定，成为元代立国后第一部成文法典汇编。2、《风宪宏纲》与《元典章》。分别制定与元仁宗时期与元英宗时期。3、《大元通制》。以《风宪宏纲》为基础，修订了元代较为完备的成文法典《大元通制》，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元代法制状况。（九）明朝处于我国封建社会的后期，为了维持政治、经济不遭受严重的破坏，君主专制统治更加强化，并发展到极端化的程序。这一时期的立法指导思想是开国皇帝朱元璋确立的，对整个明朝的立法活动都有深刻的影响。1．重典治乱世。具体体现在重典治吏和重典治民两方面。朱元璋认为，国家的稳定，首先取决于封建国家能否实行对于各级官吏的有效管理。他试图通过重典治吏，来达到更好的治民、治国，强化中央集权。2．礼刑并用。朱元璋也从历史中意识到，一味强调镇压，仅靠严刑峻法，虽可以取得一时之效，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主张礼法并用，将礼的预防犯罪的职能同法的镇压的职能有机地结合起来。既坚持严刑酷法，又强调德礼教化，儒法结合，礼刑并用。3．加强法制宣传。朱元璋将立法与法制宣传结合起来，要求老百姓知晓法律是如何规定的，用实际案例来教育老百姓。立法活动1、《大明律》。《大明律》是明太祖朱元璋在建国初年开始编修，洪武30年完成并颁布于天下的法典，共七篇30卷，460条，一改传统的刑律体系，更为名例、吏、户、礼、兵、刑、工七篇格局。《大明律》是有明一代大法，也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具有代表性的法典，不仅本朝终世奉守不变，历代也无敢轻改。2、《明大诰》。朱元璋在修订《大明律》的同时，为防止“法外遗奸”，亲自督导编制了《大诰》四编。主要内容是为惩治臣民各种典型犯罪的案例及朱元璋发布的训词诫令，是明朝具有特别法性质的重刑法令汇编，充分体现了“重典治世”的思想。3、《问刑条例》。条例是明律以外的单行法规，一般简称“例”。通常来自于司法审判的典型案例，司法机关根据该案例拟定条文，经皇帝批准颁布，成为可以普遍适用的法律形式。明孝宗弘治年间，刑部删订《问刑条例》，使之成为正式法律，还将律例合编，例为附注，称《大明律集解附例》，影响了清朝。（十）清初“详译明律，参以国制”的立法思想。清朝统治者从关外时期起，就重视借鉴明代法制的得失，尤其到皇太极时，已从实践中认识到吸收明代法律文化的重要性，因而形成了“参汉酌金”的立法原则。“参汉”，就是吸收明代的法制；“酌金”，则是有条件地援用女真族的习惯法。在这一原则指导下，开始将明律为代表的汉族封建法律意识与原则吸收到有关的法律、法令中。在汉官的建议下，清代法制建设将“详译明律，参以国制”作为基本的立法指导思想。立法活动1、《大清律例》。中国历史上最后一部封建法典，是清朝较为完整、严密的定型大法，它与《大明律》的体系结构基本相同。2、则例。则例是清代最重要的法律形式，分为条例、则例、事例、成例等。则例指清朝针对中央各部门的职责、事规程而制定的基本规则，是规范各部院政务活动、保障其正常运转的行政规则。可以视为清政府的行政法规，自康熙朝开始制定，分为一般则例和特别则例。

㈤ 立法程序如何体现社会主义原则

摘要 在立法工作中贯彻和体现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核 心就是要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主要精神和基本要求 转化为相应的法律规范，形成一个充分体现社会主义 法治理念精神和要求的法律制度框架。

㈥ 中国从清末到现在的法律的主要变化过程是什么

从无系统到有系抄统，由人袭治缓慢向法治转变。
清末以沈家本、杨廷芳为主的法治派和礼学派有争论。
临时宪法大纲只作用了很短一段时间，被袁世凯改了两次。
后来军阀割据，也立了几个法。
革命根据地主要以土地立法为主。
建国前以人民政协宣言代替宪法。

㈦ 行政执法的一般程序包括哪些

（1)调查取证。依据《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规定,除本法规定的可以当场作出的行政处罚外，行政机关发现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依法应该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的，必须全面、客观、公正地调查，收集有关证据；必要时，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可以进行检查。

行政机关在调查或者进行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并应该向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出示证件。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应该如实回答询问，并协助调查或者检查，不得阻挠。询问或者检查应该制作笔录。

行政机关在收集证据时，可以采取抽样取证的方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该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决定，在此期间，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不得销毁或者转移证据。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该回避。

(2)告知处罚事实、理由、依据和有关权利。依据《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第四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必须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3)听取陈述、申辩或举行听证。依据《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规定，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必须充分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若该案符合听证条件，并且当事人要求听证的，应该组织听证。

(4)作出处罚决定。依据《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规定，调查终结,行政机关负责人应该对调查结果进行审查，依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如下决定:确有应受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的，依据情节轻重及具体情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违法行为轻微，依法可以不予行政处罚的，不予行政处罚；

违法事实不能成立的，不得给予行政处罚;违法行为已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对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该集体讨论决定。

(7)中国立法程序图扩展阅读：

行政执法的含义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行政执法是执法的一种。行政执法的主体是国家行政机关，它是行政主体执行、适用法律处理国家内政外交事务，对社会、经济、文化等各种事项及个人组织实施行政管理，遵循的是具有迅速、简便、以效率为优先特征的行政程序。

（2）行政执法是行政行为的一种。行政执法则无论是直接执行法律。还是直接执行法规、规章，都是将法的规范直接用于解决社会问题，调整现实社会关系，并最终实现法对社会的调节。

（3） 行政执法属于具体行政行为范畴。具体行政行为的对象是特定的，其行为效力仅限于特定人、特定事。

㈧ 立法的三个基本原则

1、宪法原则
宪法是万法之法，是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等级的法律，是综合性地规定诸如国家性质、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国家政权的总任务、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机构这些带根本性、全局性的关系或事项的根本大法。其他所有法律、法规，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以宪法作为立法依据或基础，或是不得同宪法或宪法的基本原则相抵触。离开了甚至背离了宪法的原则或精神，立法乃至整个法律制度和法律秩序就必然会紊乱。因此，各国立法都非常强调正确处理立法与宪法的关系，强调立法应当以宪法为根据或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中国立法自然也如此。1982年宪法明确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第五条)又规定行政法规应当根据宪法和法律制定。(第八十九条)民族自治地方可以根据自治权限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而规定自治权限的民族区域自治法是根据宪法制定的。部门规章和政府规章同样不得同宪法相抵触。
2、法治原则
经济上实行市场化，政治上实行法治化，是现代社会不同于以往社会的显著标志。而这两化都需要有法治来推动来保障。因而现代社会更为显著的标志，就在于要求建设法治国家，实现国家生活的法治化和法治生活的现代化。像中国这样的有着长久的人治传统的国家，要实现现代化，更需要丢弃人治而实现法治。立法作为建设法治国家的前提和基础，也因此需要实行法治化，需要坚持法治原则。这一原则的基本要求和主要内容突出地体现为:一切立法权的存在和行使都应当有法的根据，立法活动的绝大多数环节都依法运行，社会组织或成员以立法主体的身份进行活动，其行为应当以法为规范，行使法定职权，履行法定职责。在立法需要遵循的法的根据中，宪法是最高规格的根据。坚持立法的法治原则，就要有一套较为完善的立法制度，为立法权的存在和行使，为立法活动的进行，提供法的根据。特别要有关于立法权限划分、立法主体设置、立法运作程序、立法与政党、与政府、与司法的关系和中央立法与地方立法的关系等方面的健全而具体的法律制度。这方面的制度一般在宪法和宪法性法律中加以规定。这是各国立法的法治原则的共性方面。
3、民主原则
在现代国家和现代社会，立法应当坚持民主原则，是各国立法的共同之处，而绝不是一个新主题。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应当实现民主化，经过二百多年的历史发展，不仅是人们久已普遍认同的常识，并且也作为制度的形式，在这个世界的越来越广大的空间范围内得以呈现，尽管民主作为一种国家制度在不同性质的国家和社会，事实上有很大的不同。然而在另一方面，各国立法遵循民主原则的理由、含义、内容和方式，又总是与本国的国情密切相联，表现出与这种国情相关联的特色。人们应当从现代民主原则的普遍性和本国民主原则的特色相结合的角度，把握中国立法的民主原则。
立法原则是创立法律的指导思想、基本方针和出发点。是统治阶级的立法意图和法律意识的概括。法律只有以正确体现统治阶级意志的立法原则作指导来制定，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拓展资料】
中国立法的总的原则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原则。一般原则是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原则性与灵活性正确结合的原则，维护法律的严肃性、稳定性和连续性的原则，民主立法的原则，制定具有创建性、纲领性法律规范的原则等。这些原则反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客观要求，体现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精神。
立法活动非常需要讲原则，因为立法活动作为国家政权活动中尤为重要的活动，不能没有准绳以为遵循，不能没有内在精神品格以为支撑。立法基本原则同立法指导思想一样，对立法的功能或作用十分突出。立法遵循一定的原则，便有助于立法者采取有效的方式把一定的意志升为国家政权意志，使所立的法有效地实现立法者的目的。立法遵循一定的原则，便有助于立法者站在一定的思想理论高度来认识和把握立法，使立法能在经过选择的思想理论指导下，沿着有利于执政者或立法者的方向发展。立法遵循一定的原则，便有助于立法者从大局上把握立法，集中地、突出地、强调地体现立法者的某些重要意志;有助于立法者协调立法活动自身的种种关系，统一立法的主旨和精神，使各种立法活动以及立法同它所调整的对象之间，有一种一以贯之的精神品格在发挥作用。

㈨ 如何评价中国政治中的非正式会议传统

在西方的政治传统中，立法始终是政治剧场中最尖刻、最有份量和挑战性的角色。而此种意义上的立法对中国社会几乎完全是异质的东西，近代以来、特别是清末新政以来的立法实践尤添了诸多混乱。所有企图模仿西方或另起炉灶的立法努力都无一例外地打上了当时统治者的各种烙印，并屈从于统治势力的权威之下。1949年之后西方的现代法治理念和制度在大陆遭到拒斥[1]，同时依靠政党的政治影响力和意识形态重建了一个“社会主义立法制度”。在这个制度下，习用的表达是“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也领导人民遵守宪法和法律”，这种把党说成法律乃至法制体系缔造者的话语表明，在中共统治下立法不得不依赖执政党的扶持、必然主动或被动地服从党的权威。但在现实中，执政党对立法的影响并不完全是由法律规定的，而是更大程度上依照长期形成的惯例以及党的内部规则发生作用。换言之，党对立法的影响一直处于正式的法律典章之外，因此当代中国的立法机制就具有一种特性——“非正式性”。从实证的角度考察党与立法机构之间这种“非正式性”关系，有很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剖析中国立法过程的非正式性

伍德罗.威尔逊很早就考察过政府体制和立法过程在实际运作中形成的规则。他不是局限在宪法和《联邦党人文集》对美国政治原则的描述，而是具体关注美国的政体如何在实践中背离了宪法所确立的精致的平衡结构而演变为一个国会至上、乃至“国会常设委员会主席的政府”[2]。威尔逊指出，在检视任何政府制度时应着力查清那些真正掌握政权的人和基本的权力结构，若仅仅依据权威性的宪法指南来解说政府制度是无法令人满意的[3]。他开创了以实证方法研究现实政治中政府活动的过程与功能（或决策过程）的先河，这是对传统政治学强调法定的政治制度和正式的政府结构的一种挑战。[4]正是在对行政行为和决策过程的研究中产生了“正式”范畴与“非正式”范畴的区分。前者意指政治组织的法定制度或法定结构，而后者则表示政治组织在实际运作和决策过程中的真实行为者及其所遵循的“游戏规则”。[5]对“正式性”的研究主要采取规范分析，而对“非正式性”的考察则偏重经或实证研究。

在当代中国政治的研究中“非正式因素”始终占有一席之地。[6]尽管对其涵义有不同的理解[7]，但一般都承认“非正式性”的确是中国政治的一个重要特色。中国的政治体系距离制度化还很远，其统治也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法律制度的约束，而且由于多数决策是秘密进行的，很难实施公众监督。[8]即使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某些正式化（formalization）、制度化的做法，但也仅触及到中下层官僚体制，而上层决策、尤其是最高层的决策仍是高度非正式的。[9]

立法不仅是政治过程的关键环节，并且是上层乃至最高层的决策，立法的非正式性对真实政治的折射是颇具典型性的。然而，迄今为止有关中国立法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宪法》、《立法法》等规定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国务院等机构，囿于各级《组织法》和各种《议事规则》等成文法确立的正式规则，而忽视了法外的非正式规则对立法过程及法律内容的影响。这种法律——制度层面的规范式研究过于偏重对宪法文本和制度规定的考察，多半是从指导原则和法律文献的规定性角度解释和说明中国的立法过程“应当是怎样的”。这就留下了一大块空白：立法过程的非正式性实际上究竟有那些表现及特点，它倒底是如何影响立法结果的？通过搜集分析现实政治的经验材料，可以总结、归纳出中国立法活动的权力结构及其配置，从而解答下列问题：谁是立法的真正参与者？谁在事实上掌握了最终的立法决策权？立法权是如何在这些参与者或行为主体之间分配的？他们又是如何分工和协调的？

在中国的立法过程中，事实上存在着背离宪法性规定的法定权力的移转，这不仅发生在专门的立法主体内部（如全国人大的立法权向其常委会或常设的专门委员会转移，或国务院的立法权向下属部委或国务院法制办公室转移），更可能发生在立法主体与其他政治、社会势力之间，特别是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大）与行政机关、执政党之间立法权的实际分布。因此本文所讨论的立法过程是广义的，不仅包括立法机构（议会或人大）内的作业和程序，而且涵盖立法机构决策过程中内外诸势力之间的正式与非正式的相互作用。

立法过程中的非正式性表现为两种方式：一种立法机构立法活动过程中“内部”的非正式性，如议会对法案的非正式讨论或重要的委员会主席对立法决策的影响，这可能影响到立法决策权在立法机关内各不同机构之间的分布，如所谓的“委员会办公室支配立法会议厅”[10]；另一种与之相对应的是“外部”的非正式性，即在立法过程中立法机关与政党、行政机关、利益集团之间发生的非法定联系和非正式规则。威尔逊对美国政体的考察表明，外部的非正式性往往会对政治权力的实际分配产生巨大的、甚至远远背离宪法“书面原理”的影响。

在中国这个以成文法为主而立法过程又充斥“党政法一体化”[11]等非正式因素的国家，外部的非正式性往往具有决定性意义。过去50年里立法体系经历了2次摧毁和重建：中共革命成功后宣布废除旧法制，而后立法通过了《共同纲领》；但不久又通过一次次违反宪法、践踏公民权的政治运动再次摧毁了法制，直到1978年《宪法》通过后才第2次重建立法体系。在中国的立法过程中真正的权力中心是执政党，而不是《宪法》或《立法法》所确立的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大。如要考察立法过程中的外部非正式性，其要点就是分析中共、国务院与人大三者之间在立法过程中形成的非正式关系。这种关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中共对立法的超宪法的领导地位；领导人的个人因素对实际立法权在执政党、人大和国务院之间的分布产生影响[12]。

执政党的直接介入使中国的立法过程大大复杂化，宪法所规定的以全国人大为最高权威的立法体制被以党中央为核心的立法格局所取代，并且由于执政党一贯偏重行政机关，连依据宪法应受全国人大监督的国务院在立法中的地位也超过人大。这种立法权向执政党的实际转移是“超宪法”或“非宪法”的。宪法中提到要坚持中共的领导，但这种“领导”在法律层面却很难立足，它的贯彻与实施只能依靠宣传、动员和组织等非法律的政治手段。自80年代初彭真主持人大工作以来历届人大领导人都强调中共对立法的领导，其实质是什么，通过何种途径实现，与立法权的分布及现存立法格局有何关系，本文第二部份讨论这些问题。

本文的第三部份主要分析领导人的个人因素对立法过程的影响。在领导人个人因素起决定性作用的政治中，权力主要依附于人际关系，而不是取决于握有权力者在政治结构中的法定地位。[13]结果真实权力可能与法定权力脱节：有正式职务的人不一定具有充份行使其法定权力的地位；没有正式职务的人未必没有实际权力（如退休后的邓小平名义上只是“全国桥牌协会”的名誉主席，实际上仍处于重大决策的中心）。改革开放以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过程中的影响力不断增长，党组织逐步放松了对具体立法事项的控制，这一结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与领导人的个人因素而不是体制化因素。此外，最高领导人或党内元老个人的“立法观”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立法决策乃至某一项具体法案的内容。

本文的第四部份将分析中国立法中非正式性的成因。笔者认为，80年代以来立法在中共决策体系中地位的上升，意味着执政党力图通过立法这一具高度正式化意义的政治行为，使其政策“合法化”(legalization）甚至取得“合法性”（legitimacy）；但立法过程中无处不在的非正式性却损害了这一努力。在中国的法定立法体系（人大及其常委会）缺乏充份自主性的情况下，立法的制度化和法律化是无法实现的，因为任何与此相关的改革都势必触及党、政、立法三大部门之间的关系，而这决非人大本身可左右。近20年来中国立法所经历的制度化、法律化改革仍是现存体制内由执政党领导的施为；这条路究竟能走多远、走到什么程度，同样也取决于执政党的意图和选择。

二、非正式性之一：中共的超宪法领导

党与全国人大：谁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

中国的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如果按照这一规定来理解，全国人大就是一切政府权力的唯一来源和归宿，国家主席、国务院、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中央军委等一切政府机构的权力，都只能由人大派生出来并必须服从于人大的领导与监督；据此可以认为，全国人大除了拥有最高立法权和建立立法制度的权力之外，还可通过立法活动建立其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制度并制定一切它认为必要的公共政策，同时具有监督上述所有行政部门及其负责人的权力。然而，宪法同时还规定了中共对整个国家的领导地位，并由此生发出领导各级人大和国务院的“默示权力”。在现实政治中当局用文字上的巧妙解释掩盖了宪法规定上的这个逻辑矛盾：在法律上人大是最高权力机关，党必须遵循人大制定的宪法和法律，人大有权追究政党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14]而在实际政治体制中人大必须接受党的领导[15]。

虽然依照宪法的文字表达来看，表面上存在着“双重”的立法最高权威，但现实中上述关于人大与党的关系的辩说之前半部份不具实际意义；并不存在任何能有效监督和约束执政党的法律或政治机制，所谓的执政党“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之“必须”也无法体现为一种实实在在的宪法性义务。在现实中只有执政党才是真正的最高权威；从宪法法理的角度看，党对立法的领导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宪法外的”或“超宪法的”。近年来人大领导人在谈到党和人大或立法的关系时总是强调要“自觉地接受党的领导”。[16]“自觉”一词一方面体现了人大在现实中的弱势地位，如果没有党的“领导、重视与支持”，人大就很难开展工作；另一方面又显现出在法理上难以将宪法明确赋予最高权威地位的全国人大必须“自觉地服从”党的领导之现状自圆其说的微妙处境。

长期以来中国政治生活中对法律与政策的关系是这样解释的：“法律是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定型化的表现，是把实践证明比较成熟的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17]由于事实上所有“国家”的政策都是由党来决定的，不存在非党决策的政策，所以这种说法实际上揭示了党的政策与国家法律之间的关系：法律服从于、跟随于政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成为政策的“影子”，党拥有对立法的最高权威。但“文革”后党的文件、指示、决定和命令形式上不再是政策的唯一形式，“党的政策要经过国家的形式而成为国家的政策”[18]，即通过立法这种公共决策的最高形式来表现，这就使立法和法律的地位逐渐得到提升。1980年代中期以后党的“决策”（policy making）与国家的“立法”（law making）之间的界限已经模糊：“立法”成为“政策”的不可或缺的一部份[19]；而越来越多的重要法律或法规的内容实际上是在党和国家的政策形成过程中才得以明确。正因为立法与决策在形式和内容上交织在一起，所以必须进一步研究立法的决策过程。[20]

党中央、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在立法过程中的权力分布与角色分工

过去十几年来中国的立法过程已形成一套十分复杂的程序，它是一个“多阶段、多舞台”的过程。每一部法律都要经过大约5个不同的阶段：议程确定；部门间审查；最高领导人同意；全国人大辩论与通过；对作为政策的法律之说明、实施或裁断。这些阶段又分别在3个不同的“舞台”——中共中央、国务院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21]上实现。[22]整个立法过程包括政策建议的提出、从政策到法律草案的拟订和法律的通过以及一系列相关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部门规章的出台；而在此背景下的法律制定只是立法过程中一个并不重要的部份[23]。重大立法始于党中央，终于国务院或其下属部委；多数立法始于国务院或其下属部委，经过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又由国务院负责提出实施细节；真正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单独决策的立法为数很少。

以1985年司法部部长邹瑜在第6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3次会议上对“关于在公民中基本普及法律常识的决议（草案）”所做说明为例，可以清楚地描绘出这个政策及其推动的第一个5年全民普法运动的出台经过：首先是提出建议，“几年来，胡耀邦、邓小平、彭真等中央领导同志多次讲话强调这个问题”；其次是设定议程，“今年初，中共中央书记处批转了陈丕显同志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明确提出争取用5年左右的时间，在公民中普及法律常识”；然后是各部门协调（邹瑜的表述是“提高认识”、“统一思想”），“今年6月，根据彭真委员长的倡议，中央宣传部和司法部联合召开了全国法制宣传教育工作会议”；接着是政策执行，“11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中央宣传部和司法部拟定的《关于向全体公民基本普及法律常识的5年规划》并要求各地各部门结合实际，具体安排，认真组织实施党中央这一重要号召”；下一步才是国务院正式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议案。[24]其实，还有司法部长未曾提及的最后一环，即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国务院的议案作出“关于在公民中基本普及法律常识的决议”。

上述过程充份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和人大在立法中错综复杂的关系和各自的功能。党的作用贯彻始终：党的领导人（可能以个人身份、也可能代表党中央）先提出建议；再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确定决策过程的议程；党中央的有关部门（在此案中是宣传部）再参与部门间的协调和政策（《5年规划》）的拟订。国务院则在决策提出后负责部门间协调、《规划》的拟订、组织实施以及向人大常委会提出议案。人大常委会既非决策的提出单位，也非政策的拟定、实施单位，它只是到决策的最后阶段才介入，对结果的影响也最小。这幅图景虽有其特殊之处，但与一般的实际立法过程相去不远。它表明现实的立法过程与宪法的规定相反：居于立法过程权力中心的并非《宪法》与《立法法》所确立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而是中共中央；行政部门——国务院掌握次要的立法权；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整个立法过程中处于决策圈子的最外缘。

如果说执政党在立法中位居人大之上尚可被理解为“超宪法”，那么国务院在立法中的优先地位则几乎完全是“非宪法”的。国务院立法功能的膨胀不仅源于管理国家的需要，更发端于长期以来执政党对行政系统的偏重和对立法机构的轻忽，只有行政系统才拥有大批能拟定法律法规、掌握实际情况的工作机构和人员。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的法律中绝大多数仍由国务院提出立法建议、起草立法法案；由国务院提出、批准的行政性法规也远多于人大通过的法律数量[25]；人大通过的法律颁布后往往还需要由国务院或其下属部委制定一系列实施细则；这些机构出于部门主义的考虑，拟定实施细则时常僭越其职能权限，甚至直接修改乃至违背已颁布法律的规定[26]，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即使颁布了一项法律也并不意味着立法过程的结束，该法律的内容很可能在实施和解释过程中遇到实质性修改[27]。看起来国务院或其下属部门更象事实上真正的“立法者”。

党对立法的介入和领导

中共直接介入立法过程并承担立法功能，大大改变了立法过程中的权力分布格局，使原本就权限划分不清、关系界定不明的立法系统更为复杂。由于宪法对立法机构最高权威的规定与现实运作状况不一致，中共在立法过程中的实际地位是暧昧的，这暴露出中国政治制度的缺陷所在。这里至少有3个问题值得探讨：执政党的领导如何突破“原则性领导”的约束而成为一种实质性权力？这种非正式的实质性权力通过什么方式或途径行使？如何维系这一方式或途径的合法性？

1.从“原则性领导”转变为实质性介入

中共“十三大”明确提出，中共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决策的领导和向国家政权机关推荐重要干部。这一规定比宪法当然具体得多了，但仍缺乏可操作性。新近制定的专门规范立法活动的《立法法》也未对党领导立法的范围和方式作任何具体规定。其实并不存在正式的规范中共对立法过程主导方式的法规，党对立法的领导实际上主要是依照非正式惯例。党中央并没有专门领导和协调立法的实体机构，中央政法委员会对立法的干预也在减弱[28]。长期以来党直接或间接领导立法的唯一根据就是这样一个“基本原则”：凡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审议带有重大原则性质的法律时事先需报党中央批准；党中央就法案的指导思想和重大原则问题把关，不具体过问每一条文。

㈩ 我国法律体系包括哪些组成部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构成包括三部分：第一，立法体制。立法体制是指国家关于立法主体的组织系统、立法权限的划分和行使制度。有的认为立法体制就是立法体系，有的还认为立法体制即就是规范性法律文件体系。我认为立法体系这样的概念不够准确。“体系”一词与“体制”一词不同。汉语中的“体系”是指若干有关事物或某些意识互相联系而构成的一个整体（系统）。而“体制”是指国家机构、企事业单位的组织制度。所以使用立法体制概念比较适合。至于把立法体制等同于规范性法律文件体系更是不合适，应把二者区分开来使用。我国的立法体制就是“一元两级多层次”，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国家立法权的主体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务委员会。根据宪法62条和67条规定，全国人大的职权15项，其中立法权4项；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21项，其中立法权8项。这就是一元的含义。两级包括中央一级立法和地方一级立法。在国家行政结构上，分中央与地方，中央领导地方，地方服从中央，这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这一关系在立法体制上的表现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作为中央国家机关比地方人大及其常委和政府的政治地位高，处于领导地位。中央国家机关制定（立、改、废）的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效力高于地方国家机关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地方性法规和规章不得同中央国家机关制定的宪法、法律（基本法和基本法以外的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立法体制的多层次表现是制定规范性法律文件的主体从中央到地方宝塔式的设置，层次清楚，权限明确，相应它们制定的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效力地位也是成为梯级的。第二，规范性法律文件体系。这里讲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体系，是指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各类规范性法律文件依其地位和效力不同而构成的体系。如，制定法中宪法、法律、行政法规、条约等就是民法法系国家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体系。中国从古到今都是制定法的传统，规范性法律文件在当代的形式体系是以宪法（含修正案）为根本大法，相配有法律、行政法规和军事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包括部门规章、地方政府规章、军事规章）、国际条约等。“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在范围上应包括一切立法机关、授权立法机关或行政立法机关所制定的阶位不同、效力不同的具有法律形式渊源的一切规范性文件”。第三，部门法体系。部门法体系又称法律部门体系，是指一国的全部现行法律规范按照一定的标准和原则划分的本国同类法律规范即部门法形成的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我以为不能把部门法体系等同于法律体系，这样从概念上到内涵上都会给人们造成思想混乱。因为人们对法律概念的认识不统一，多元复杂，法律的分门别类派流众多，于是把一国部门法体系等同于含义广泛复杂的法律体系，或是用难于统一的法律体系概念取代部门法体系，都是不合适的。当然部门法体系是法律体系基本的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