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立法

A. 文化立法工作已经取得丰硕的成果

不知道个人很难理解文化立法的一种形式吧。

B. 法律文化对我国立法的影响

我国是大陆法系国家,所以大陆法系的文化对我国的立法影响巨大.
在解放前,清朝末年,我国版的立法主要受日本和法权国法律文化的影响,其中很多法律的制定都是参考日本的法律.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的立法是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因此主要吸收的是德国的法律.
大陆法系又称罗马法系,民法法系是继承古罗马法的传统仿照<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的样式建立起来的各国法律制度的总称.

C. 在地方立法中历史文化保护事项包括什么内容

没地方立法中，历史文化保护思想包括什么内容历史文化保护思想，包括了很多内容，包括历史文化的推进发展。

D. 十八以来,文化立法先后颁布

十八大以来，各地和有关部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着眼供给侧用劲发力，积极构建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和文化产业体系，提高文化产业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努力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

——完善文化产品创作生产扶持引导机制。出台《电影产业促进法》《关于支持电影发展若干经济政策的通知》《关于支持戏曲传承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等法律及政策性文件，改进国家艺术基金、国家出版基金、电影精品专项资金、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等运行机制，加大对优秀产品的引导扶持力度。制定《关于全国性文艺评奖制度改革的意见》，将全国性节庆活动中文艺评奖压缩87.5%、常设全国性文艺评奖压缩75.4%，文艺评奖的权威性和引导力大大提高。

改革释放创新活力，优秀作品不断涌现，《筑梦路上》《海棠依旧》《焦裕禄》《长征》《湄公河行动》《三八线》等影视作品叫好叫座。2016年，全国电影票房492.83亿元、比2012年增长137%，其中国产片票房287.47亿元、占总票房的58.33%，票房过亿元的影片86部、国产影片有45部。

——发展壮大文化市场主体。推动国有文化企业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兼并重组，加快培育实力、竞争力强的骨干文化企业。从2017年第九届“文化企业30强”整体情况看，规模实力、市场竞争力和盈利能力不断增强，主营收入3515亿元、净资产4318亿元、净利润381亿元，与2012年的相比，分别增长了120%、155%、69%。

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专、精、特、新的小微文化企业“铺天盖地”。根据工商总局数据，截至2017年6月底，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数量超过322万户，同比增长22.4%，比全国企业数量平均增速高出3.1个百分点。

——深化文化投融资体制改革。推动文化资源与多层次资本市场有效对接，更好发挥资本平台促进文化企业发展的乘数效应。截至2017年4月底，沪深两市文化上市公司达103家，约占A股上市公司总数的3.21%，形成特色鲜明的“文化板块”。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启动以来，挂牌的文化企业有690家，约占新三板挂牌企业总数的6.2%。

——培育文化产业发展新动能。对接“互联网+”战略，实施“文化+”行动，推动文化与科技、教育、信息、旅游、体育、建筑设计及相关制造业等深度融合。2016年，以“互联网+”为主要形式的文化信息传输服务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超过30%，全国备案上线的网络电影5556部，40家主要网络文学网站推出作品1454.8万种。

扩大和引导文化消费，支持大中城市建设文化娱乐综合体，支持艺术街区、特色书店和小剧场等建设，鼓励有条件的地方适当补贴居民文化消费。截至今年6月份，全国银幕总数达到4.5万块，已经超过美国和加拿大总和，跃居世界第一。

E. 建立健全文化法律制度的意义有哪些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强调，建立健全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遵循文化发展规律、有利于激发文化创造活力、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文化法律制度，并对制定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文化产业促进法、互联网领域立法等提出明确要求。这一部署明确了我国文化法制建设的性质方向和重点任务，为加强文化立法、完善文化法律制度提供了基本遵循。

（一）

文化法律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在宣传文化领域依法执政的具体体现。加强文化立法、完善文化法律制度，不仅是推进文化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对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建立健全文化法律制度是全面落实依法治国方略的必然要求。依法治国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法律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没有完善的文化法律法规，就不可能形成完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也不可能得到全面贯彻落实。目前，文化领域立法相对滞后，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不相适应，与国家不断推进法治建设的整体进程不相适应。必须进一步加快文化领域立法步伐，推动文化领域的建设和管理走上制度化、规范化轨道。

2.建立健全文化法律制度是提高文化工作科学化水平的重要途径。提高文化工作科学化水平，需要从多方面努力。其中，加强立法工作，充分发挥法律法规的规范和引领作用，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文化法律法规是对文化建设规律的概括和总结，相对于文化政策而言更具有稳定性、规范性和强制性。通过法定程序把党在文化领域的政策主张上升为国家法律，就使党的政策主张获得了国家强制力的保障；把文化建设实践中形成的新成果、新经验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就为文化改革发展提供了更为科学、更为具体的遵循。这不仅有利于保证文化建设沿着正确方向发展，而且有利于推动文化工作不断从经验型向科学化转变。

3.建立健全文化法律制度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保障。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既需要政策指引、改革推动，也需要法治保驾护航。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需要通过立法来确认和保障；国家鼓励扶持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需要通过立法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各级政府在文化建设中的责任，需要通过立法加以明确和强化；文化体制改革的成功经验和做法，需要以立法的形式加以固定化。加强文化领域立法、完善文化法律制度，不仅有利于加快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发展，而且有利于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化和文化体制改革成果的巩固。

4.建立健全文化法律制度是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有效手段。对我实行“西化”“分化”，是境外敌对势力的一贯战略。近年来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利用国际惯例和世贸组织规则，大量输出文化资本和文化产品。从近年来我国对外文化贸易争端及世贸组织裁决来看，我们同发达国家在文化领域的竞争经常表现为法律层面的较量，掌握和运用法律武器的能力，已经成为成败得失的关键。面对激烈的国际文化竞争和严峻的意识形态挑战，特别是我国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后文化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如果不尽快做好立法方面的准备，建立健全相关法律制度，就难以有效抵御境内外敌对势力的文化渗透，难以在文化软实力竞争中赢得主动。

（二）

近年来，文化战线适应改革发展的需要，加快立法步伐，先后出台了一批法律法规，初步形成了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相互衔接、相互配套的文化法律体系框架。与此同时，大力加强文化执法工作，建立综合执法机构，加强执法队伍建设，积极推进依法行政、依法管理，有力推动了文化的繁荣发展。

同时，也要清醒看到，文化领域立法工作总体上比较滞后。一是立法数量少。在我国240多部现行法律中，文化类法律只有5部。与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相比，文化立法在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所占比重偏小，低于教育、科技、卫生等方面的立法。不少方面还存在立法空白，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重要领域只有一些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公共文化服务、文化产业发展、新兴媒体管理方面的立法也比较欠缺。二是立法层级低。称得上法律的，只有《文物保护法》《著作权法》《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这“三法两决定”，其余均为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由于法律效力低，处罚权限、处罚力度有限，执行难度非常大，对违法违规者往往起不到约束和震慑作用。三是立法质量有待提高。少数法规规章调研不够，内容脱离现实，在实际工作中难以贯彻执行；部分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之间存在相互抵触的问题，在实际工作中经常出现“依法打架”的现象；一些部门规章更像政策性文件，只有原则性要求，没有具体的行为规范，没有违反规定应承担的责任和处罚性条款，在实际工作中往往无所适从。

造成文化领域立法相对滞后，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从客观上讲，宣传文化领域立法具有特殊性，不同于经济、政治、社会领域立法，意识形态属性强，许多问题十分敏感，不仅要处理好发展与管理的关系，还要考虑国内管理规定与国际通行规则的关系，需要反复调研、反复论证。从主观上讲，长期以来我们强调文化工作的特殊性，重政策、轻法律，习惯于行政手段，对文化领域立法的紧迫感不强，对文化领域立法的总体需求、共同特点和应当把握的共性问题研究不够，对重要法律法规合力攻关不够。加之文化领域既懂文化又懂法律的人才非常少，立法力量严重不足。虽然各级宣传文化部门相继建立或恢复了政策法规部门，但人员很少且忙于日常事务，处于“小马拉大车”的状态，难以适应繁重的立法工作需要。

（三）

总结近年来文化领域立法工作，针对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建立健全文化法律制度要着重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提高思想认识，进一步增强紧迫感。必须看到，随着改革的深入和事业的拓展，文化领域自身的管理与过去已经有很大不同。不但要管事业，还要管产业；工作对象不仅有体制内的，还有体制外的；系统内部不仅有党政机关、事业单位，还有大量刚刚转制的企业；而文化企业中既有国有的，也有民营的，还有股份制的。做好面向全社会的文化管理工作，仅靠红头文件、行政手段、传统管理方式已远远不够，必须学会运用包括法律手段在内的多种手段进行综合管理。

2.健全工作机制，提高文化领域立法的科学化水平。立法是十分严肃的事情，必须建立完善科学的工作机制，不断提高立法质量。一是调研机制。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是立法的第一道工序，任何一部法律法规的起草、修改、出台都应当建立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二是征求意见机制。这是立法工作必经的民主程序，有的法律法规要在全系统反复讨论，有的则需要面向全社会征求意见。三是沟通协调机制。应当充分发挥文化立法协调机制的作用，加强与全国人大、国务院相关部门的沟通联系，加强中央宣传文化单位之间的沟通协调，及时研究有关重大和敏感问题，及时解决法律规范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问题，确保各项法律法规从精神到原则、从形式到内容、从概念到规范相互衔接、彼此协调。四是专家论证机制。要组建文化立法专家库，联系一批法律专家学者，每一项法律法规的制定都要向专家咨询、请专家论证。

3.加强总体谋划，形成文化领域立法总体战略和中长期规划。立法是长线工作，一部法律法规出台往往需要几年甚至十几年时间，需要总体把握、超前谋划。一方面，要组织主管部门、立法机关、执法单位的研究力量和社科研究机构、高校的专家学者，对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文化领域立法工作进行全面总结和评估，对国外相关情况和成功经验进行系统考察和了解，对文化立法工作的原则、思路、总体取向进行研究论证，提出对策建议。另一方面，要结合编制“十三五”规划，制定新的文化立法中长期规划，明确今后五到十年文化领域立法的重点项目和时间进度。要加大对文化立法相关研究工作的支持，把文化领域立法总体战略研究纳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把相关重点课题、重要立法调研纳入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加大资助力度，组织力量合力攻关。

4.按照循序渐进原则，积极推进文化领域立法进程。对当前文化改革发展急需的法律法规，如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文化产业促进法、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等，要抓紧提出立法建议，组织、协调各方面力量抓紧研究起草。要加快互联网领域立法步伐，完善网络信息服务、网络安全保护、网络社会管理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依法规范网络行为。对目前讨论、制定中的法律法规，要抓紧工作，争取尽快出台。对列入国务院近期立法规划的法律法规，要抓紧组织修改完善，争取按计划完成任务。对那些难度较大又事关重大的法律法规，要适时启动调研工作，进行必要的研讨和论证。

5.充实机构队伍，为加强文化领域立法工作提供组织保障。无论是立法滞后，还是立法质量不高，归根到底是人才队伍问题。现在文化领域立法任务越来越重，立法机构不健全、工作人员少的矛盾非常突出。必须进一步健全各部门法规机构，适当调配编制、充实力量，特别是要吸收一批法律专业的大学毕业生、研究生。同时，要抓好后备人才培养，把文化法律人才培养纳入“四个一批”人才培养工程，参照新闻传播能力建设的做法，选择部分高校培养硕士研究生，不断壮大文化法律专家队伍，为推动立法工作提供智力、学理支持。

F. 中国的立法机构是什么

中国的立法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

立法机关是国家机关的内重要组成部分。容行使国家立法权的机关，即有权制定、修改和废除法律的机关。

在古代，奴隶制国家和封建制国家大多数实行君主专制制度，国家的立法、行政、司法等最高权力都集中在君主一人手中，君主的意志就是法律，没有独立的立法机关，即使有修订、编纂法律的机关也是从属于君主的。

现代立法机关是代议政治的产物，其性质的最明显的特征，在于它的代议性，即由人民选举代表或议员，组成立法机关，以统一制定法律和监督行政。立法机关的性质的特征是代议性，但它具体地、直接地代表谁，以及代表与被代表的关系应当如何理解，各国学者在理论上是颇有争议的。

(6)文化立法扩展阅读：

在我国，享有立法权的国家机关包括：

1、国家权力机关系统（人大和人大常委会）的：全国、省、自治区、直辖市、较大的市的人大及常委会，自治州、自治县的人大。

2、国家行政机关系统（政府及政府下设机构）的：国务院、国务院各部委、央行、审计署、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国务院直属机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

除此之外，其他国家机关都不享有立法权。

参考资料：网络-立法机关

G. 谈谈对文化立法的看法

现阶段，文化已成为我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影响、改变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影响国家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通过立法方式管理文化领域的事务，是十分必要的。这是因为：

经济方面的原因：

（1）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需要以立法的方式确认文化主体的地位和权利义务，维护文化市场秩序。

（2）文化现今已成为国家的一个产业，通过立法的方式确立文化主体灵活的所有制形式，吸引民间、外国资金，在资金、税收等方面予以扶持，以壮大文化产业，已是许多国家，特别是一些后进国家的成功经验。

（3）就我国情况而言，加入WTO后，一方面应通过立法与WTO的规则相协调，另一方面，尤为重要的是，我国与发达国家的文化事业相比，在资金、技术、经验等方面处于明显的劣势，因而面临“文化侵略”的危险。在不违反WTO规则的前提下，以立法的方式保护我国的文化事业发展，抵御外国资本的冲击，显得十分重要。

技术方面的原因：

以立法方式管理文化事业，还有技术方面的原因。如电台、电视台频道的分配，互联网的出现对传统法律的冲击，单单依靠市场，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

国家治理方式转变方面的原因：

我国已实行法治。而在文化领域，过去部分靠政策调整，这种状况显然与我国国家治理方式的转变不相适应。文化立法势在必行。

我国现在已有一些文化方面的法律，还有大量的与文化有关的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这说明我国文化立法的任务已基本完成。这种看法是严重错误的。在民主社会，由立法机关立法，行政机关执法，是民主最基本的要求和体现。虽然现代社会出现了大量的行政立法和授权立法，但其范围主要限于对法律的具体化和部门管理方面。文化领域内的事务大多与公民的宪法权利和组织机构建设密切相关。

这些都属于传统的立法机关调整的事项。目前我国国家权力机关在文化方面的立法屈指可数，绝大多数文化领域还缺少法律规范，这些缺项主要是由行政机关的行政法规、规章甚至规范性文件来填补的。这种状况与民主政治的要求相悖。而且，行政机关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简略，缺乏公开性、民主性，某些带有部门利益色彩，致使规章之间存在矛盾和冲突。通过全国人大立法，填补我国公民文化权利和文化组织机构建设方面的立法空白，是一项十分紧迫而重要的任务。

H. 有无 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全国性立法

我国现代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活动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1928年成立古物保存委员会。古物保存委员会是中国历史上由中央政府设立的第一个国家级文物保护管理机构，蔡元培任主任委员。这一机构的设立与随后《中国古物存法》及其施行细则的颁布，开启了国家对文物实施保护与管理的历史。
1929年在北京成立民间学术研究机构，中国营造学社，朱启钤任社长，梁思成、刘敦桢分别担任法式、文献组的主任。学社从事古代建筑实例的调查、研究和测绘，以及文献资料搜集、整理和研究，编辑出版《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开始系统的运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古建筑。1946年学社停止活动。中国营造学社为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作出重大贡献。
1930年，当时的国民政府公布《古物保存法》共17条，对文物的含义、保存要求、文物的发掘等做了规定，1931年公布《施行细则》，共19条，增加了保护古建筑的内容。
1948年清华大学梁思成先生主持编写了《全国重要文物建筑简目》，共收入 22 个省、市的重要古建筑和石窟、雕塑等文物465处。《全国重要文物建筑简目》是中国现代最早记载全国重要古建筑目录的专书，成为以后公布全国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的基础。编此简目的主要目的是供中国人民解放军作战及接管时，保护文物建筑之用。
以上为第一阶段，中国现代文物保护的开启与初步的探索阶段。
1950年建国之初，正是百废待兴之时，中央人民政府（国务院）即发布了保护文物古迹的政令。包括颁布《禁止珍贵图书出口暂行办法》、《古文化遗址及古墓葬之调查发掘暂行办法》、《关于地方文物名胜古迹保护管理办法》、《关于征集革命文物的命令》、《关于保护古建筑的批示》等。
1956年国务院开展第一次全国文物普查,此后1981进行了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登记不可移动文物近40万处，为发展我国文物事业奠定了基础。2004年4月,国务院又启动了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
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规定："国家保护名胜古迹、珍贵文物和其他重要历史文化遗产"。
1961年3月，国务院颁布了《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奠定了我国文物保护法律体系的基础。同时，公布了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80处，实施了以命名"文物保护单位"，来保护文物古迹的制度。2006年5月公布了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080处，现在共有全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351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约7000余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约6万余处。
以上为第二阶段，新中国的文物保护的探索与初步发展阶段。
1977年10月,国家文物局颁发《对外国人、华侨、港澳同胞携带邮寄文物出口境定、管理办法》，我国开始实施文物出境鉴定制度。1989年2月，文化部发布了《文物出境鉴定管理办法》，2007年文化部又发布了《文物进出境审核管理办法》和《文物出境审核标准》。
1982年2月，国务院公布首次24个历史文化名城，标志着历史古城保护制度的创立。截止2007年9月，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已达110座
1982年11月颁布《文物保护法》,是我国第一部关于文物保护的法律。该部法律分别于1992年、1997年进行了部分条款的修改。
1984年1月国务院颁布《城市规划条例》，规定城市规划应当切实保护文物古迹，保护和发扬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此后我国一些相关法规中也都相应的规定的文物保护的内容。1989年12月颁布《城市规划法》，其中规定编制城市规划应当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城市传统风貌、地方特色和自然景观。城市新区开发应当避开地下文物古迹。
1985年1月，中国政府加入《保护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公约》。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开始与国际接轨。2006年11月，文化部公布了《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法》，开始对世界遗产实施监测巡视制度。
1986年国务院确定将文物古迹比较集中，或较完整地保存某一历史时期的传统风貌与民族地方特色的街区、建筑群、小镇、村落，划定为历史文化保护区加以保护。现北京已公布历史文化保护区40处，浙江省历史文化保护区43处，上海市历史文化风貌区12处等。
1987年，中国有了首批"世界文化遗产"长城、故宫等，1987年和1990年泰山、黄山首批列入"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1992年，九寨沟、黄龙、武陵源首批列入"世界自然遗产"，1997年，我国首次有古城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分别是平遥和丽江。2000年首次有村落"皖南古村落"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现在中国共有世界遗产33处，居世界第三位。
1989年10月，国务院公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条例》，明确了水下文物内涵和外延，对水下文物考古和文物保护做出了规定。
1997年3月，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加强和改善文物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方政府、各有关部门将文物保护"纳入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纳入城乡建设规划、纳入财政预算、纳入体制改革，纳入各级领导责任制"，即文物保护"五纳入"。
1997年3月，全国人大公布的新《刑法》，专节规定了妨害文物管理罪。新刑法规定了走私文物罪、盗窃文物罪、故意损毁文物罪，故意损毁名胜古迹罪、过失损毁文物罪、倒卖文物罪、国有博物馆、图书馆私出售或者私赠文物藏品罪、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失职造成珍贵文物损毁流失罪等。
2002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修订后的《文物保护法》，针对新期文物保护存在的问题，对文物保护管理做了全面规定，是我国文物法制建设的重要里程碑。2003年5月，国务院公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2007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文物保护法部分条款进行了修改。
2003年11月及2005年9月建设部、国家文物局分两批公布中国历史文化名镇44个，中国历史文化名村36个。
2005年12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通知确定自2006年起每年6月份的第二个星期六为"全国文化遗产日"。
2006年9月国务院公布《长城保护条例》，2006年12月1日起施行，这是我国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第一个单项行政法规。
2007年4月,国家在北京、内蒙古、河北、甘肃、陕西、山西、山东、宁夏等全国13个省、市、自治区全面展开长城资源调查。这是落实国家《长城保护工程（2005-2014年）总体工作方案》十年计划的第一步。
以上为第三个时期：改革开放之后的法制化保护与保护开改、综合治理的全面发展时期。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四项基本内容是：旧城的整体保护、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具有保护价值的建筑的保护等四项内容。

I. ．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文化特色。

(一） 1、促进城市的出现 2、发展市民文化 3、打破小农经济视野，促进城市的发展。 （二）第一、以儒家伦理学说作为立法的指导思想。 从政治文化的角度讲，传统中国的主导思想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在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中居于核心地位。中国的法律制度之所以不同于西方，固然有其具体的历史条件，但儒家文化的影响起着重要的作用。 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以儒家伦理学说作为立法的指导思想，具体表现为： 其一，以“三纲”为核心的封建礼教作为指导立法、司法活动的基本原则。汉儒董仲舒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说成是合乎天道的伦理规范，用“天尊地卑，阳贵阴贱”的“天象”说明君臣父子夫妇的关系，从而把君权、父权、夫权神化为不可侵犯的神圣权力。古代法律制度的宗旨就是维护社会伦理秩序，自汉以后，维护“三纲”的封建伦理道德规范纷纷演变为律令。历代封建法律制度尤其是作为古代法律典范的《唐律》，即被概括为：“一准乎礼”。直到清代末期，统治者仍然宣称三纲五常，“实为数千年相传之国粹，立法之大本”。 其二，贯穿“德主刑辅”、“明刑弼教”的精神，以德为主，德刑并用是统治者所倡导的统治方法。在立法与司法实践中，人们注意德、刑的关系与各自适用的范围。正如《唐律疏议》所宣称：“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二者不可偏废。 其三，通过引经断狱、引经注律等方式使儒家经典法典化。在儒家思想上升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后，不仅“三纲”成为立法、司法的根本原则，就是阐释儒家学说的儒家经典也不断地被人们引为法律适用的依据。西汉中期以降，无论立法与司法都要求“应经合义”。儒家经义既是立法、司法的指导，又是审判的准绳。从董仲舒开始，就不断有人以“春秋决狱”，即以《春秋》的精神与事例附会法律，《春秋》经义不但成为法律的补充，其权威性甚至还高于法律。董仲舒曾录《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作为示范，其弟子吕步舒在受命处理淮南王谋反案中，“以处春秋之义正之，天子皆以为是”（《史记·儒林传》）。东汉应劭也作有《春秋断狱》一书。春秋断狱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重视心理动机的判定，论心定罪。依据《春秋》的经义原则，根据犯罪动机的善恶定罪量刑。后来的儒士对此作了进一步的发挥，“春秋之治狱，论心定罪，意善而违于法者免，意恶而合于法者诛”。以善恶动机论罪，为人们的主观臆断打开了方便之门。引经断狱的做法在中国古代史延续了六七百年之久，直到隋唐封建法制完善。望采纳

J. 党章规定党必须保证国家的立法司法行政什么机关经济文化组织和人民团体积极主

党章规定党必须保证国家的立法、司法、行政、监察机关、经济、文化组织和人民团体积极主动地、独立负责地、协调一致地工作。

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党必须保证国家的立法、司法、行政、监察机关，经济、文化组织和人民团体积极主动地、独立负责地、协调一致地工作。

党必须加强对工会、共产主义青年团、妇女联合会等群团组织的领导，使它们保持和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充分发挥作用。

党必须适应形势的发展和情况的变化，完善领导体制，改进领导方式，增强执政能力。共产党员必须同党外群众亲密合作，共同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奋斗。

(10)文化立法扩展阅读：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

马克思列宁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它的基本原理是正确的，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中国共产党人追求的共产主义最高理想，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充分发展和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走中国人民自愿选择的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必将取得最终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