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税收立法现状

㈠ 我国新一轮税制改革的运行现状如何,请举例说明

摘要 您好，很高兴回答你的问题。2016年5月1日零点，温州商人陈生在北京民族饭店开具了中国餐饮住宿业首张增值税专用发票。这一天，征收了66年的营业税告别中国税收舞台。

㈡ 我国18种税种立法情况

中国现行的税种共18种，分别是： 增值税、消费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印花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车船使用税、船舶吨税、车辆购置税、关税、耕地占用税、契税、烟叶税、环保税。 只有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车船税、环保税、烟叶税和船舶吨位税，这6个税种通过全国人大立法，其他绝大多数税收事项都是依靠行政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来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法》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截至8月初，我国18个税种中已有11个立法，除了最新通过的这两部税法外，还包括车辆购置税法、车船税法、船舶吨税法、个人所得税法、耕地占用税法、环境保护税法、企业所得税法、烟叶税法、资源税法。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 第一百四十五条 税种的设立、税率的确定和税收征收管理等税收基本制度只能制定法律。

㈢ 我国税收立法现状 我国现行税种有哪些

中国现行的税种共18种，分别是：
增值税、消费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资源税、城市版维护建权设税、房产税、印花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车船使用税、船舶吨税、车辆购置税、关税、耕地占用税、契税、烟叶税、环保税。
只有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车船税、环保税、烟叶税和船舶吨位税，这6个税种通过全国人大立法，其他绝大多数税收事项都是依靠行政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来规定。

㈣ 我国18种税种立法情况

法律分析：中国现行的税种共18种，分别是： 增值税、消费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印花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车船使用税、船舶吨税、车辆购置税、关税、耕地占用税、契税、烟叶税、环保税。 只有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车船税、环保税、烟叶税和船舶吨位税，这6个税种通过全国人大立法，其他绝大多数税收事项都是依靠行政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来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法》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截至8月初，我国18个税种中已有11个立法，除了最新通过的这两部税法外，还包括车辆购置税法、车船税法、船舶吨税法、个人所得税法、耕地占用税法、环境保护税法、企业所得税法、烟叶税法、资源税法。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 第一百四十五条 税种的设立、税率的确定和税收征收管理等税收基本制度只能制定法律。

㈤ 我国税收立法的现状

对于我国税法立法现状的评价，有不少专家持如下的看法：我国已经初步建立起基本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税法体系或体系框架。笔者对这种评价不敢苟同。

法的体系是否建立，是有一定的衡量标准的。根据法律体系构成的一般原理，从总体上说，一个国家只有一个法律体系，它由三个次级体系构成。一是法律部门体系。这是法律体系的横向构成，也是法律体系最基本的构成。二是法律效力体系。这是法律体系的纵向构成。依据不同的法的形式的效力层次，依次由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和地方规章等构成法律的效力体系。三是实体法与程序法体系。有实体法就必须有程序法与之相适应，否则，实体法就不能得到有效实施。反之，有程序法就必须有实体法与之相适应，程序法的设定以实现实体法为目的，其相互关系具有目的和手段、内容和形式的性质。有程序法而无实体法，程序法便是无所适从的虚设形式。法的体系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第一，内容完备，要求法律门类齐全，方方面面都有法可依。如果法规零零星星，支离破碎，一些最基本的法律都没有制定出来，或者虽然制定了，但规定的内容很不完善，与现实不相适应，就不能说法律体系已经初步建立。第二，结构严谨。要求各种法律法规成龙配套，做到上下左右相互配合，构成一个有机整体。我国的法律体系是以宪法为核心，以法律为主干，以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相配套而建立的，各法律部门之间，上位法与下位法之间，其界限分明而又相互衔接。第三，内部和谐。各种法律规范之间，既不能相互重复，也不能相互矛盾。所有的立法都必须以宪法为依据，并且下位法不能与上位法相抵触，要克服从部门利益保护主义和地方利益保护主义的立场出发来立法的倾向。第四，形式科学和统一。从法的不同称谓上就能比较清楚地看出一个法的规范性文件的制定机关、效力层次及适用范围。第五，协调发展。法不是一种孤立现象，在法的体系的发展变化中，要在宏观上和微观上做到与外部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适时地进行法的立、改、废活动。

上述法的体系的构成原理及特征，作为衡量法的体系是否建立的标准，对于法的次级体系，例如税法体系，也是适用的。以此为衡量标准，从我国税法的现实立法上观察，还不能得出我国税法体系或税法体系框架已经初步建立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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㈥ 目前我国的税收立法存在哪些问题

目前税收立法权存在的问题
（一）政府及其部门税收立法权过大
198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关于授权国务院改革工商税制发布有关税收条例（草案）试行的决定》，在我国开了授权立法的先河。从目前情况来看，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法》和《个人所得税法》等三部法律由全国人大立法外，其他有关税收方面的法律、法规等全部授权国务院及其相关主管部门颁布、发布、制定、修订等。为此笔者认为，授权立法虽然顺应了税收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新情况，但同时也生以下问题。
1．大量的立法授权，其透明度不够。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外商投资企业、私营企业等各种性质的企业层出不穷，企业的经济效益不断提高，职工和个人的收入也随之不断增长，税收已涉及到千家万户和每个公民。任何法律、法规或者规章，都要有人来执行和遵守。因此税收立法程序透明、公开、公正显得尤为重要。按照目前我国的立法程序，税收法律是经国务院提议，由代表全国人民意志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具有相当的广泛性、代表性和透明度，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人民的意志。而国务院及其税务主管机关制定的税收法规，尤其是税务主管机关制定的税收法规，其广泛性、代表性、透明度可以说很低。首先立法不讲程序。如我们在日常工作看到的税务机关颁发的文件中，常常用到“经国务院领导同意……”的字眼，或者干脆把某某领导同志的讲话作为文件下发也不乏其有。在行政立法过程中普遍存在“有程序规定不照办，没有程序规定更好办”的情况。其次对税收立法缺少有力的监控机制。在我国现行的立法体制中，对税收立法的监控规定不是很完善，不论是事前的监督，还是事后的监督，具体的监督部门、监督措施甚至监督程序无法落实，从而使得带有部门利益倾向的税收立法纷纷出台。如税收任务作为考核指标后，有的地方把税收收入作为对税务部门主要的考核指标，任务完成有奖，完不成一切免谈，实行一票否决，于是在一些地方税务部门为了本部门利益，出现收取“过头税”、“寅吃卯粮”虚假入库等种种奇怪现象。
2．立法层次较低，缺乏权威性。我国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作为国家经济生活中重要的税收立法，很少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绝大部分由其授权政府部门来制定，如当前我国税收收入中，绝大部分是增、消、营流转税、企业所得税等，而这些税收立法权、解释权、修订权等在国务院及其主管行政部门。诚然，作为国务院及其主管的行政部门制定的法规和规章，是在人大授权的范围之内，也具有相当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但不可否认的，这些并不是法律，不具有与人大所制定的法律有同等的地位。
3．绝大部分税权具有浓厚的行政命令。在任何国家或地区，凡是涉及到国民财富的调整，涉及到企业财产的再分配的税收制度的问题，其税权立法权必须由立法机关制定相关法律，政府和行政部门必须严格执行。然而我们国家恰恰相反，几乎所有涉及到企业和个人的财产和财富的分配，均由政府部门及其行政部门制定相关制度，然后命令下级政府部门及其行政部门遵照执行。如1993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国发[1993]85号）、《批转国家税务总局工商税制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发[1993]90号），这两大牵涉到中央与地方经济利益，牵涉到所有国人和企事业单位财富分配的重大财税体制改革的制度，全部由政府部门制定，时至今日，始终没有超越这种行政行为的局面。
4．立法权与执法权出于同一主体，不能保证执法的公正。这里讲的立法权是指税务机关在其职权范围内制定的法规、规章、决定等具有普遍约束力的税收规范性文件的权力。从法理上讲，税务机关在法律规定的授权范围内制定相关税收政策似乎是合理的，也是合法的，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因为它也是税收执法部门。首先，它是行政立法，不是由民意代表制定，广大纳税人参与的机会少，且程序相对简单，有的根本不按程序，并不能保证依法治税和保护纳税人权利；其次，有些税务法规具有很强的特需性，即税务机关往往根据自身的需要制定一些特定的规定。
（二）政府部门税收立法权部门利益化倾向日趋严重。
1．行政利益和行政自利性非常明显。现代社会利益多元化趋向日趋明显，行政管理领域内除了国家利益、社会利益、个人利益以外，还有不容忽视的行政利益，即行政机关在上述利益之外所独立主张和追求的、纯粹出于行政考虑的利益。就与公共性相对应的行政自利性而言，行政机关是由人组成的，自然不能摆脱人所固有的自利性。行政利益和行政自利性是非法定的，但却是客观存在的。如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统一的问题，主管财税财政部认为，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过渡期以来，内外资企业税负不均，既有悖于税收的国民待遇原则，不利于平等公平竞争，也影响内资企业进一步提高竞争能力，强调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并轨必须进行；而在同一问题上主管外国企业投资管理和吸引外资的商务部对此并不认同，认为给外资企业一定的优惠并不违反世贸组织的国民待遇原则，不同意马上取消这一税收优惠政策。这本来是全国人大立法机构的事，而由于我国目前的税收立法体制造成了国务院两个主管部门出于不同利益考虑，对同一问题得出相反的结论，这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
2．税收法规制定权不符合规定。根据我国目前的税收管理体制，税收法规的制定权应在国务院及其主管全国税务机关的国家税务总局。如《税收征收管理法》规定，凡由税务机关征收的各种税收征收管理，均使用于该法，同时规定，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主管全国税收征收管理工作，这就意味着，国务院对凡涉及《税收征收管理法》所辖的一切涉税事务，能授权的均应授权给国家税务总局负责管理。但就目前情况看并非如此。如全国人大授权给国务院的《增值税条例》、《消费税条例》等，其实施细则均由财政部负责颁布，由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负责对其进行解释 。财政部与国家税务总局的职能和职责范围有很大区别，财政部参与类似上述纯粹税收法规的制定，与全国人大颁布的《税收征收管理法》有关立法精神不符。
3．立法活动与立法过程中的利益驱动现象。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在立法过程中广泛存在，尤其是部门利益、地方利益在立法过程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由于每一件立法的出现，都必然意味着某种国家权力的授予或分配，而权力则意味着某种潜在的利益，因是之故，各种五花八门的立法也就有可能出台。虽然我国《立法法》就关于立法权限的分配问题已经十分明确，但除了客观方面的原因外，在立法过程中对自身利益、部门利益追求现象存在不争的事实。如中央三令五申要维护国家税收法律、法规的统一性、严肃性和权威性，各地方政府和部门不得擅自出台税收优惠政策。但各地政府和部门为了吸引外来投资，以发展地方经济为由，竞相设立所谓的经济开发区、工业园区，大开税收优惠政策口子，今天这个地方出台企业所得税二免三减半政策，明天那个地方马上出台更优惠的税收政策，为了自身利益，滥用《立法法》所赋予的权力，完全把国家税收法律置于脑后。
4．行政“立法”，实质上就是利益分配的产物。所有的立法，都是权力和权利的再分配，涉及税收立法权的争夺也是如此，不客气地借用经济学的术语，是“设租”与“寻租”的产物。通过这些立法，某些政府部门所拥有的审批权、管理权、许可权得到了扩张，其所谓的利益（隐性的、潜在的、不易人们发觉的）得到了维护，因此，有些部门在立法过程中根本不顾社会公正与大众利益，甚至是国家利益，不怕麻烦，想方设法地拼命把所谓的权力揽在怀中，以在社会管理中取得最大权力。这种情况在某些社会性立法及政府对经济的管制性立法中也极为常见。
（三）征纳对象之间的法律地位及不对称。
从目前立法程序和立法精神的情况来看，由于我国的税收立法主要是行政立法，几乎所有涉及到纳税人的法规、规章等，主要强调的国家权力和纳税人的义务，而相对忽视对国家权力的制约和对纳税人权利的保护。这种情况从我国的税收法规中最高法律《税收征管法》中就有体现。如《税收征管法》中规定，对纳税人偷税的，由税务机关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等等。这些行政处罚的幅度过大，会造成税务机关的自由裁量权过大；在《税收征管法》 未明确、全面规定纳税人的权利，税收征管中侵犯纳税人合法权益的现象时有发生。如前几年国家大量赊欠企业出口退税现象十分严重，要知道享受国家出口退税是国家给予出口企业法定的优惠政策，也是国际惯例，纳税人这些权利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

㈦ 目前我国税收法律制度存在哪些不足如何完善

一、我国税收立法存在的问题
（一）缺少宪法对税收立法的限制
我国没有在宪法中规定有关税收立法的原则，也没有明确税收立法的授权权限，更没有像其他国家那样的设立税法通则，保证税收有法可依，同时消除独立的税法之间的不协调，这样一来，我国税收体系中，通过国务院等国家行政机关进行的行政立法数量就远远多于人大立法，这样的结果直接体现是立法的不严谨。
（二）立法层次较低、随意性大、税收行政立法缺少授权限制
我国在税收立法方面的现状是：大量的税收立法是通过国务院及其以下层级的部门立法得来，即在立法中大量使用授权立法。税收法律作为一种正式制度的这种功能却因税收立法权的横向分配是以授权行政立法为主的模式而大打折扣。我国目前只有《个人所得税法》、《企业所得税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管法》等几部法是通过全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通过实施，除此之外，大多税收法律制度还只是以国务院或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国务院制定的“暂行条例”形式出现，如我国收入规模最大的增值税。这使得我国税收法律体系的层级较低，权威性不足。
（三）对纳税人权利方面的立法不足
我国《宪法》在第五十六条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从而奠定了我国公民具有纳税义务这样一个基础。因为《宪法》的这一规定，我国在税后的税收相关立法中，过分强化纳税人义务，而相对忽视对纳税人权利保护，进而引发征税权力失控、税款使用低效，纳税人权益在很多时候受到损害。比如2009年5月1日，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对烟产品消费税政策作了重大调整，甲类香烟的消费税由原来的45%调整至56%，乙类香烟由30%调整至36%，雪茄烟由25%调整至36%。与此同时，原来的甲、乙类香烟划分标准也进行了调整，原来50元的分界线上浮至70元，即每标准条（200支）调拨价格在70元（不含增值税）以上（含70元）的卷烟为甲类卷烟，低于此价格的为乙类卷烟。此外，卷烟批发环节还加征了一道从价税，税率为5%。在这里，国家税务局一个通知，税率就发生了改变。纳税人对税收征收的决定没有任何发言权，纳税人的同意权被忽视了。在政府看来，纳税仅仅是政府施加给民众的义务。至于征哪些税、向谁征、征多少、怎样征，民众根本无权过问。

㈧ 如何看待目前我国地方税的主体税问题

地方税管理体制是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划分地方税立法权和税收管理权的一种制度，它是税收管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税的税收立法权和税收管理权在中央与地方间的不同划分厦组合方式形成了地方税管理体制的不同模式。在我国的分税制改革中，地方税管理体制的改革相对滞后，虽然确定了地方政府的固定收入．但税权仍然高度集中于中央，不利于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地发展地区经济，也不符合分税制对于在中央与地方问合理划分税权的要求。
一、我国地方税管理体制的现状
1．比较彻底的划分税种办法．主要税种归中央，零星税源归地方
建立中央与地方两大税务体系。中央财政的固定收入包括关税、增值税、消费税、中央企业所得税、地方银行和外资银行及非银行金融企业所得税、铁道部门、各银行总行、各保险总公司等集中缴纳的收入(包括营业税、所得税和城市维护建设税)等。地方财政的固定收入包括：营业税、地方企业所得税、城镇土地使用税、个人所得税(不含居民储蓄存款利息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车船使用税、印花税、屠宰税、农业税、对农业特产收入征收的农业税、耕地占用税、契税、遗产税和赠予税、土地增值税、国有土地有偿出让收入等。
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共享收入包括增值税、资源税、证券交易税。增值税中央分享75％，地方分享25％，资源税按不同的资源品种划分，陆地资源税作为地方收入，海洋石油资源税作为中央收入。证券交易税中央与地方各分享5O％。
2．税收高度集中，地方机动权力较小
我国税收立法权比较集中，长期以来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传统的体制在市场经济建立初期也难以完全扭转。中央税、共享税以及地方税的立法权都要集中在中央，以保证中央调整经济的需要。无论是中央返还共享的地方税部分，还是税收法律和主要政策包括开征权、征税范围等，均由中央政府统一规定。具体条例由财政部或国家税务总局制订。地方政府只能按国家的税收政策及法令执行。但地方也有一定机动权，比如车船税、房产税的开征、停征由省人民政府决定。部分地方税种的减免按一定权限报省级税务机关审批。
3．组织机构分设
九四年实行分税制以来，设置了中央税务系统，即省市县设有国家税务局，实行垂直人员及垂直经费的管理，负责中央部分税收收入及共享税的收入；设有地方税务系统，实行人员垂直管理及经费的横向管理，负担地方税的收入。
二、我国地方税管理体制的评价
1．税种划分缺乏科学性和规范性．地方税概念不明确
分税制财政体制虽然将税种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和共享税，但划分标准杂乱无序，有按税种划分的，有按行业划分的，也有按企业经济属性和隶属关系划分的。如将企业所得税分为中央企业所得税、外资企业所得税和地方企业所得税，中央企业和外资企业所得税划为中央固定收入。地方企业所得税划为地方固定收入，但又不包括地方银行和外资银行及非银行金融企业所得税；将城市维护建设税划为地方固定收入，但又不包括铁道部门、各银行总行、各保险总公司集中交纳的部分；个人所得税划为地方固定收入，但对个人储蓄利息恢复征收个人所得税时，又将这部分税收划为中央级收入。这就使得地方税中的营业税、个人所得税、资源税和印花税等都具有共享性质。这种交叉重叠的划分方法，违背了分税制的规范要求，导致中央税与地方税的内涵与外延难以准确界定。
2．目前的地方税管理体制过于集中
首先来看我国的国情：一方面，我国是单一制国家，长期以来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目前我国正在向市场化目标迈进，应努力促进和维护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和发展，这些在客观上要求税权的集中；但另一方面，我国的国土面积广大，地区经济发展极为不平衡，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呈现出明显的梯度差异，且由于自然地理条件及历史传统等因素的影响，各地区的经济内容也各具特色，这些必然造成了我国各地之间税源分布、征税成本以及税收负担能力等诸多方面的差异，客观上又要求适度的分权，使地方政府能够根据本地区的特点灵活掌握地区税收政策，及时解决经济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可见，要求集权与要求分权的因素同时并存，单纯的集权与单纯的分权都无法满足我国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多种需要。对我国来说，建立科学的税收管理体制就是要找到集权与分权的最佳结合点和结合方式。
三、我国地方税管理体制的改革设想 1．地方税的立法权
(1)赋予地方政府部分税收立法权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首先应明确的是，我国地方政府能否拥有税收立法权，这取决于我国的立法体制。我国宪法第100条规定：“省、市、自治区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这为我国地方政府可以拥有地方税立法权提供了法律依据。其次，赋予地方必要的税收立法权是与我国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况相适应的，它将有利于地方政府因地制宜，依据本地区的税源分布、征税成本、经济特色等因素来灵活制定本地区的税收政策，更有效地组织收入和调节经济；同时，通过地方立法将一些具有税收性质的合理性收费转化为地方性税种，对于改变目前收费过多过滥，混乱失控的局面，理顺国家分配秩序也是大有帮助的。可见，从现实的经济状况出发，赋予地方一定的税收立法权也是完全必要的。
(2)地方税立法权在中央与地方间的划分地方税的立法权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如何进行划分，哪些税种的立法权归中央，哪些归地方，则要从政治、经济的角度进行具体分析。笔者认为：(1)为保证全国政令的统一及维护全国统一市场，对于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开征的税种，其立法权归中央，(2)对于地域特征明显，分布不具有全国普遍性的税源，地方可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进行立法，开征地方性税种。需要注意的是，地方在开征新税种时，不能侵占中央的税基，不能影响国家宏观调控和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应有利于地区经济的发展，并充分考虑到当地人民的税收负担能力。因此，在赋予地方权力的同时还要对其进行必要的约束，以保障以上原则的贯彻实施，为此，中央应保留对地方开征新税种的否决权。 2．地方税的税收管理权
由地方立法的税种，其税收管理权自然也应归属地方；对于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开征的地方税税种，其立法权属于中央，但地方可以也应该对某些税种享有一定的税收管理权。立法权与管理权在不同层次之间的交叉和结合会使税权的划分更为灵活和富有弹性。现依据各税类的属性及其调节经济的效应对我国的税收管理权作如下划分：
(1)涉及维护国家权益以及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税种，其全部税收管理权应归中央，以保证全国对外政策的统一及中央政府税收政策的全面彻底贯彻执行。如：个人所得税和资源税。此类税种从其特定的职能上看，本应划归中央税体系，但由于我国的分税制体制尚不完善、征管水平落后以及扶持中西部地区发展等诸多原因使他们目前暂时归属于地方政府。显然，为了保证此类税种特定职能的充分发挥，其税收管理权应完全划归中央。
(2)税源具有流动性的税种，其税收管理权应归属于中央，以维护全国统一市场。如企业所得税、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等直接影响生产要素流向的税种。此类税种若将税收管理权分散给地方政府掌握，则势必影响企业利润及商品价格的形成，对经济运行产生负面效应。因为：(1)在地方政府不存在预算约束的情况下，这必然会导致地区间税收优惠的攀比，以吸引各种生产要素向本地区流入，这不仅会减少税收收入，而且违背了税收中性原则，干扰市场机制的作用，导致地区间、企业间的不平等竞争，降低了经济运行效率，产生税收对经济的超额负担；(2)在地方政府存在预算约束的情况下，由于发达地区经济繁荣，税源充足，在较低的税率、更多的减免的情况下，便可获得较多的税收收入，而贫困地区为平衡本级预算，其减免税和降低税率的余地很小，这必然造成“穷者逾穷，富者逾富”的状况。当然，对于此类税种中的个别税目还应具体分析判断，对于一些适合于本地销售经营的项目的征税，其税收管理权仍可较多地下放给地方，如法国将饮料销售税、娱乐税、通行税划为地方税，地方政府对其拥有税收管理权。 (3)税源不具有流动性，不会影响生产要素在全国范围内的流向，不会干扰资源配置的市场机制的税种，其税收管理权可全部下放给地方。如财产税和某些行为税。财产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其税源都普遍具有不流动性。当然，财产税的课税对象包括法人和自然人，对法人财产的课税，若各地税负高低不同，有可能会影响再投资时资金的流向，但相对于其他影响资金流向的因素，如市场需求、要素价格等等，财产税负略高或略低影响不会太大。 行为税是国家为了实现某种特定的目的，以纳税人的某些特定行为为课税对象的税种。行为税具有较强的时效性，有的还具有因时因地制宜的特点。可见行为税是与国家的调控意图紧密相连的，如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但仍有部分行为税对于国家的经济全局影响不大，更适于因地制宜地由地方来决定税收政策，如屠宰税、筵席税、契税、耕地占用税等。因此，对于财产税和部分行为税，地方可根据本地区的具体情况如税源是否充足、征税成本的高低、本地区贫富差距的大小以及预算是否平衡等各种因素来确定财产税和部分行为税税种的开征与停征、税目税率的调整及减免税。在完善分税制体制下，特别是在具备科学的转移支付制度下，平衡预算约束和发展地区经济两种力量的相互制衡会使地方政府在行使税收管理权时能够充分依据本地区的特点及实际情况慎重行事，以达到高效率、低成本地组织收入并有效调节经济的目的。
当然，由于我国目前事权的划分不很明确，转移支付制度还处于过渡阶段，因此税权的下放宜采用渐进的方式，在各地方税种的立法中对该下放的税权做出规定，待分税制体制完善到一定程度时，再以税收管理体制的形式对税权的划分加以明确和规范。
3．合理确定地方税体系的主体税种，优化地方税制结构
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都以财产税作为地方税的主体税种。笔者认为，在选择主体税种时，我们不能完全照搬国外做法，只能根据我国不同时期的国情分阶段、动态地确定主体税种。第一阶段(近期)，这一阶段主体税种的选择应以现行税制改革为契机，把目前一些收入量较大的地方税种如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和城乡维护建设税作为主体税种；第二阶段(中期)，这一时期地方税主体税种的改革处于过渡期，主要是在第一阶段主体税种功能逐步弱化的基础上培育一些新的主体税种，以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和财产税为主体税种；第三阶段(远期)，这一时期我国经济较发达，各项改革基本与国际惯例接轨，所以可以参照国际做法，建立以财产税为主体税种的地方税种模式。
改革和完善地方税管理体制，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分税制财政体制，对于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调动中央与地方的积极性，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应该借鉴国际经验，根据我国的现实情况，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地方税管理体制。

㈨ 我国现行的税法体系包括

我国现行的税法体系包括：流转税类、所得税类、财产和行为税类、资源税类、特定目的税类。
拓展资料：
我国税法体系的现状
法律体系是指一国现行的全部法律规范按照不同的法律部门分类组合而形成的一个呈体系化的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它应该包括一个国家的全部现行法律，而不应该有所遗漏，否则就不是完整的体系。法律体系的内部构件是法律部门，具有系统化的特点，它要求法律门类齐全，结构严谨，内在协调。一切法律部门都要服从宪法并与其保持一致，各个法律部门内部也要形成由基本法律和一系列法规、实施细则构成的完备结构。鉴于与法律体系的定义保持一致，税法体系应表述为：在税法基本原则的指导下，一国不同的税收法律规范所构成的、各部分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
我国已初步建立了一个适合我国国情的多层次、多税种、多环节的税法体系。但由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复杂多变和不稳定性以及税收立法的滞后性，现行税法体系还存在着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一些问题，还没有最终达到建立一个完善、 科学 的税法体系的目标。
首先，作为税法立法依据的宪法规定过于简单，难以为我国的基本税收立法提供直接的宪法根据。现行《宪法》只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该规定仅仅只是宪法对公民的基本义务方面的规定之一，没有规定纳税人的权利，也未规定征税主体更应依法征税，似有不妥。
其次，税法原则体系尚未确立。在 现代 国家，凡属税收活动必须遵循的一般原则，都应当以法律形式加以肯定，税法基本原则的缺失将全面影响税法体系的建设。
再次，税收立法权限体制不尽合理。我国涉及税收立法权的法律主要有《宪法》、《立法法》和《税收征管法》，但由于规定内容过于原则，缺乏操作性和协调性。由此导致的突出问题是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在行使税收立法权方面存在很大的随意性。
第四，税法体系的内容不完整，相关法律规范缺失。我国没有一部税收基本法，税收实体法和程序法也不完备。这就无法有效消除平行的独立税法之间的不协调等问题，从而对税收立法和税收执法都会产生不利影响。实体税法中主体税种不够完善，同时，被各国税收实践证明了的一些优良税种，如遗产税、环境税和社会保障税等仍然缺位，应当适时开征。税收程序法仍有待改进，需要完善税务责任、纳税人权利救济等法律制度。
最后，税收法律与税收行政法规、规章比例失衡，立法技术不高。除上述极少数税法是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以外，税法中的实体法部分基本上都是由国务院及其主管行政部门制定的。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效力层次低，权威性不高，内容难免重复、交叉。特别是没有效力层次高、具有较大权威性的税收基本法，税收法制的统一难以实现，在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保护主义倾向的驱使下，法出多门，极易产生法律规范相互冲突、矛盾的现象。同样，由于法出多门，极易产生立法上的技术问题。概括起来主要是名称混乱、内容表达不规范以及缺乏系统化。

㈩ 税收法治进入倒计时：多部税法或年底落地，房地产税暂无期限

随着近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契税法》和《城市维护建设税法》，我国税收法治化进程进一步加快，18个税种全面立法的脚步也越来越近。

按照人大常委会此前的立法计划，力争在2020年前完成税收法定任务，将税收暂行条例全部上升为法律或者废止。这意味着，年内或将有7部法律正式落地。

不过，目前看来，年内税收全部立法的可能性不大。在上海交通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桦宇看来，今年疫情导致全国两会延期召开，相关税收立法进程也受到一定影响。

而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则表示，税收法定原则不是简单的将现行条例上升为法律即可，而是要遵循量能课税、保障生存权等原则，实现税收领域的良法善治，这就要求进一步加强合力来完善税收立法体制和立法程序。

11个税种正式立法

8月11日，全国人大通过了《契税法》，该法将于2021年9月1日起实施，同时，从1997年开始施行的《契税暂行条例》废止。契税是不动产（土地、房屋）产权发生转移变动时，就当事人所订契约按产价的一定比例向新业主（产权承受人）征收的一次性税收，对房地产市场有着一定的影响，不过影响并不大。

和契税法同时落地的还有《城市维护建设税法》，本法自2021年9月1日起施行。相较于契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是一个小税种。在此次疫情期间，财税部门出台的四批税费优惠政策中，就有相关的减免：对纳税人提供公共交通运输服务、生活服务及居民必需生活物资快递收派服务取得的收入免征增值税，同时免征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

两部法律同时落地，只是我国税收法定的一个缩影。随着我国税收法定加速，我国多部税收法律先后落地。目前，已经有11个税种立法，2019年总收入约为6.7万亿元，占税收总收入比重约42%。

已落地的法律中，个人所得税法是立法最早的法律，于1980年正式颁布。我国现行个税法于2018年第七次修订。企业所得税法也是立法较早的法律之一，于2007年颁布，2018年修订。车船税法于2011年通过立法，自2012年1月1日起施行。2016年12月25日，走过6年立法之路、历经两次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获表决通过，并于2018年1月1日起施行。烟叶税法、船舶吨税法两部法律均于2017年12月27日立法通过，并于2018年7月1日开始施行。

车辆购置税法于2018年12月29日通过立法并公布；同样在2018年12月29日，我国耕地占用税法通过，并于2019年9月1日起施行，2007年国务院公布的《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同时废止。

2019年8月26日，资源税法立法通过，这部新制定的法律将于2020年9月1日起施行。税务总局财产行为司司长卜祥来对此表示，相比资源税暂行条例，资源税法吸收了近年来税收征管与服务上的有效做法，践行了以纳税人为中心的服务理念。

年内立法将加速

按照税收法治的计划，我国18个税种将全部在今年年底前立法。

此前，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刘昆向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作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时表示，下一步，将加快推进财税体制改革，落实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后调整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改革推进方案，加快推进印花税法、增值税法、消费税法、关税法等立法工作。

除了上述4个税种，我国尚有土地增值税、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三种税收未立法。比如，城镇土地使用税目前仍是1988年的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未立法的税种中，应用于商业地产的房产税也暂未立法，目前的《房产税暂行条例》是依据1986年《税收征收管理暂行条例》制定的配套税税暂行条例。不过，由于房地产税的呼吁极高，有专家认为，房产税和土地使用税或将并入房地产税中，因此，这两个税种的暂行条例还将持续一段时间。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房产税和土地使用税，剩余的未完成的5个税种均已启动了立法。其中增值税、消费税、印花税、土地增值税均已公开了立法征求意见稿，对外公开征求意见。关税还在起草完善中。同时，房地产税也已经在起草中。

专家认为，历经多次改革，我国已经基本建立了现代增值税制度，为增值税立法夯实了制度基础。目前，增值税相关改革措施已全部推出，立法条件成熟。2019年11月27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通知，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法(征求意见稿)》向 社会 公开征求意见。

不过，作为第一大税种，增值税法牵一发而动全身，在施正文看来，增值税的一个小条款变动都将引起极大的影响，而形成法律之后，想要再次修改，需要漫长的时间和多方的工作，因此官方十分谨慎，多方征求意见，修改完善，因此今年落地的可能性较小。

王桦宇也认为，消费税法、关税法这些立法争议不大的税种，立法进度或将加快，但诸如房地产税这种充满争议的税法，将会在更晚时间出台。

事实上，从目前完成税收立法的税种来看，一个基本特点是税种较小、收入不高，且基本都是将现行暂行条例平移上升至法律，改革难度小，容易完成立法。比如，多数立法税种均是百亿级税种，后期涉及一些千亿级税种，但均没有涉及万亿级的大税种。

“今年形势下，房地产税法肯定不会提交人大常委会审议。当前完善税收制度最迫切的任务就是要加快税收立法步伐，有计划地将各税种条例上升为法律，特别是要在一些重要税收立法上取得进展。”施正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