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治社会
1. 中国真的是法治社会吗
法治社会是人类的一种理想，也就是法天下，法律大于权利，理想是好的，现实却很残酷，试问，你没权怎么来维护法律的公平呢？你权大就掌握法律，所以要实现法治社会，全世界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2. 中国现在是法治社会吗
有法不依,执法不严
庶民不为官,刑不上大夫
3. 为什么中国是法治社会
通过唯一尺度规范制约公民行为，维护社会最基本的安定。
4. 中国有哪些法制栏目
1、《今日说法》是由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推出的日播法制栏目。节目以“点滴记录中国法治进程”的理念，以“重在普法，监督执法，促进立法、服务百姓”为宗旨，全力打造“中国人的法律午餐”。
节目于1999年1月2日起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35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首播，由李晓东、路一鸣、元元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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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说法》以群众身边的真实案例为切入点进行普法宣传，作为社会大背景下法制故事的讲述者，这个讲述者根据一定的叙述方式给观众“讲法律故事”，并且穿插情景再现和采访目击者或知情人的画面来把观众牢牢吸引住。
从“讲故事”的方式来看它采用不同的叙事方法，多为倒叙或是作铺垫，在节目开头设置悬念，抛出疑问等，使电视叙事文本具有可看性，也让观众不再被动地接受法律知识。节目最后的专家点评也是亮点，从法理情等不同角度对案情条分缕析，往往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网络-今日说法
网络-普法栏目剧
5. 中国法制社会
你好，中国是一个依法治国的国家是一个法治社会。
希望能够帮到你。
6.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法治社会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通过了大大小小的一千多种立法，但迄今为止，公认的市场经济所必需的一些要素却仍付诸阙如。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目前的“法治”缺乏成熟的法治社会中的一个基本假设：可预测性（或“稳定性”）。最典型的例子可能是“信用”这一概念。
如何看待这个问题？一个人守信用和一个市场共同体的所有参与者广泛地守信用，均基于一个共识，即长期来看，信用对大家都有利。如果只看短期利益，守信用的一方常常吃亏，不守信用的一方则常常获益。解决的办法就是用自律或者法治的手段来迫使不守信用的一方付出代价。问题是法律无法定得过细，留下的空子只好靠自律来填补，但自律机制在中国没有基础。不守信用者受到惩罚的几率不高，于是守信用者的长期利益自然得不到保证。
这正类似于股市的一个常见现象。在稳定的股市里，大家都愿意入市，不管是打基本面还是打时间差。但是，在一个难以捉摸、预测的股市里，人们投资的策略就会调整为 “现金为王，落袋为安”。在当前的经济社会里，大批市场参与者的看法大概也是如此。
在中国目前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很难用法律的方式建立信用。中国市场经济开始以来，所建立的法律不可谓少；具备绝大多数西方社会已有的法律框架，大部分法律已经制定好，但人们的信用水平却没有提高。我们呼吁用道德的方式而不是（仅仅）用法律的方式来解决信用问题，也从另一侧面表现了法律在此问题上的无奈。
用法治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包含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即我们已经具备西方法治中一些基本假设。问题这些假设在中国的“市场经济”社会里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够建立起来。在中国用自律的方式，用商会、行会、仲裁的方式解决问题非常困难，这种困难最终反映在法律机制上，无论是立法还是法院至今都不承认自律方式的终局性。
我所理解的政府是一个广义的政府，包含司法裁决机制和它的强制执行机制。中国已经有了这两种机制，但这个机制远远不够，不仅有其经验、专业人员的素质问题，而且有其程序缺乏、可预测性差的问题。但中国还缺乏一个支持其司法机制的更为广泛的强制性/半强制性自律机制。行会、惯例等以所谓自律的方式逐渐使人们形成习惯机制，自觉地遵守法律的内涵，而非仅是条文。中世纪的行会成员将不遵守规则的人逐出行业、近百年的股票交易所将非会员扔出交易所大门，都是用一种根本不与之打交道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这种结果是完全经济意义上的结果，极为有效且完全不必有政府插手。此时信用已经成为效率方程式中的一个因素，而不是道德观念一类难以计量的东西。
中国的商品经济在经历了宋、明两次大的繁荣期之后最终被压了下去，并不能说政府不强大，法令不严苛，而主要的还是因为政府以行政力量来取代自律的方式，用自上而下（公法）的方式而不是自下而上（私法）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还正是“人治”和“法治”的区别所在。延续几千年的传统，不是我们马上可以解决的。我们的司法体制不是建立在真空之中，行会真正自律的机制也不是一天可以建成的。
实行市场经济已是人们所广泛接受的共识之一。市场经济需要法治，也是不争的共识。在此之上，我们还需要达成更多的共识，方可建立起一个真正的法治社会。要找到一个社会中各种利益团体的共同点，多赢点，只能去发现其最大公约数。这个最大公约数就是本文开头所讲的基本正义问题。否则只能在最后剩下的纯经济利益上作出考量，结果往往是不同利益团体间无休无止的斗争，无法建立一个可预测的法治社会。
最大公约数应该是已经在历史上被反复证明至少在几个比较大的文明里得到共同尊重的东西。
如基督教里的摩西十诫，这不仅是全世界基督徒的共识，而且是在其它各民族、文化中都得到认可的戒律。比如说人身权（Habias Corpus），这是罗马法时期的法律概念，现在在英美法和大陆法中都深入人心。就是说不经过基本合法的、相对公开的程序，不可以随意地把人扣起来。这么一种所谓基本人身权的概念，是大家都承认的。
再比如隐私权（Privacy），这本来是从美国宪法中引申出来的概念，并无成文法的根据，但现在得到了各国法律的尊重。绝大多数国家包括我国的法院都认为人应该有基本的隐私权。再比如法不溯及既往（Retroactivity），一个法律不管它在当时社会里是多么需要，也不管它得到了多么广泛的民意支持，都不应该有追溯性，而只能够从被认可成为法律的那一刻起实施。
罗马法时期确立的契约自由原则如今已深入人心；但与其同时的“买者自行小心”的原则却在大量的领域里被变为卖者负责产品质量的规定；在更多的涉及公众的领域里，还被演变为强制性信息披露、媒体对公众公司、公众人物的报导权的规定。
如果我们能够达到一些特定的为数不必过多的共识，如果我们的政府致力于建立这样一些共识，如果我们大家都致力于把这些共识变成全民教育式的目标，变成一种大多数人都自觉去遵守的原则的话，我们市场经济中所需要为之付出代价的所谓信用的缺失等等就可以减少到最低限度。
当前中国社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一个是效率问题，一个是利益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效率问题当然非常重要，但利益问题的表述应该是社会公平即基本正义的问题。效率和公平之间常常是矛盾的，我们只能设法在其中取得平衡。一个法治社会所能够达到的，就是尽量在发现最大公约数的过程中，想办法逐步地用特定的程序来取得各方面多赢的局面。每家都做出一定的让步，然后使全社会的正义得到一定程度的实现。任何使某一集团利益得到最大满足的企图从长远来说都是站不住的。
在市场经济中，政府的作用正是他应该站在市场各种经济利益之上来做效率和公平之间的平衡，而不是将自己也作为利益的一方放在其中。如果政府已经成为利益的一方，如中国已经形成的那样（政府自己是最大的股东，最大的资产持有者，最大的房地产持有者），则应该设法使自己从这个角色中解脱出来，尽可能站在中立的立场来解决各种利益集团间的冲突以求达到最大的效率和最大的公平之间的平衡。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依法治国”的目标。■
作者是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
7. 中国现在是法治社会
中国历来是封建社会，因为中国搞封建主义搞了2000多年，搞上了瘾，所以封建制度才更符回合中国答国情。面法治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故我国还是人治为主，等再过几百年或几千年不想搞封建主义了，那时就有法治社会了。
8. 中国是法治社会吗
中国当然是法治国家，只是法治还不够健全，很多法律都有待完善，但是中国人口太多，要想法律符合所有人的利益，不现实，希望国家为人民服务的决心依旧，加强农村的法治建设，很多农村的法治建设太落后。
9. 中国是不是法治社会请解释
不是法制，我们的口号是法治。法制，是说法律是制度，是国家和社会的行为基石。
10. 中国是不是法治社会
衡量一个国家是不是法治社会，不能以某领导讲话为标准，更不能以某法学家的著书立说为指针，也不能用一个国家的历史背景、风俗人情、文化差异来人为地披上某种颜色，以区别一般性法治国家所固有的根本特征。
就法治社会概念而言，它属于上层建筑领域，不同政体与国体的国家，法治社会的标准是一样的，并无特色与非特色之分。
当代中国，那种动辄就强调社会主义特色的一些伪法学家，充其量不过是道貌岸然为专制政客所豢养的门客，是新时代的封建腐朽思想的辩护神和卫道士，在真理面前永远不堪一击。历史的垃圾箱便是他们最终归宿。
就当代中国而言，本人认为，目前没有法治社会赖以生存的土壤和气候。因此说，我们目前法律的历史车轮所处的位置并非法治的轨道。究其原因如下：
一、当代中国的治理不符合法治社会的一般标准。
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治理结构，虽然他们意识形态各异，社会制度千差万别，但就法治社会来说，其衡量标准就像我们给一个人下定义一样，有其一般性和普遍性，法治社会的标准，应该至少包含以下几个层次：
第一、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正如美国宪政之父潘恩所说：“在民主的国家，法律就是国王，在专制的国家，国王就是法律”，尽管我们对美国这个在国际社会经常扮演不光彩的角色有诸多看法，但不可否认的是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法律至高无上，这从克林顿与与莱温斯基的桃色事件中可以看得出。总统虽然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根据美国宪法规定，他仍然逃脱不了被弹劾的命运。这件事如果发生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在中国，法律从其创制到法律实施都没有遵循一般法律所应当经过的程序，法律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是一种摆设。法律并不具有权威性。
第二、政府及政权更迭依法进行。政府的职能应该是为大众服务。正如罗伯斯皮尔所说“政府是人民的创造物和所有物”，这种阐述在美国独立宣言中第一段有很好的诠释。政府是保障人民权利的，人民有权根据自己的意志选择或建立自己的政府。一位法学教授到法国参观巴黎市政厅，惊讶的发现市政厅没有门卫，于是好奇地问：为什么你们的政府机关没有站岗的？讲解对他好奇地反问：这里为什么要有人站岗？难道市政厅不是让市民自由出入表达民意或寻求帮助么？这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即便在基层，政府机构和政权的产生也过多地披上政治色彩，政府和民意往往很难一致统一，甚至不能代表最广泛的民意。在民主国家一般是法律创设政府，在中国，自古以来要么是专制政府没有法律，要么改朝换代创设法律。政府及政权的更迭不是法律作用的结果，恰恰相反，法律是政府或政权更迭的结果。
第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英国法学家洛克在《政府论》中提到：“法律应当不论权贵贫富，更不应以特殊情况而有所出入”。通俗的讲，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最主要的是法律实施人人平等。但就当代中国，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十分奢侈的事情。一部法律对于不同的人不同的地域发生不同的效力，地分南北，人分贵贱，同样一个犯罪构成，不同的人被科以不同的刑罚，同样一起交通事故，受害人还要分农民市民，就连最基本的受教育权，北京上海的学生竟然和同一个祖国其他地方学生考分不一样，如此等等，大家对此已经麻木的习以为常了。
第四、政府缺乏权力制衡机制。凡是法制国家都建立了权力约束机制，这是因为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正像我们每个人不能为自己做手术一样，腐败如果没有预防制衡机制，那么政府的运转就无法做到公开透明运行，腐败就会永远不能铲除其赖以生存的土壤。这一点，孟德斯鸠在他的论法的精神里是这样说的：从事物的性质来看，要防止腐败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
综上，法治社会的标准可能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就其通常所说的基本标准，就是上述几条。以上述几条衡量我们的社会及其治理，我们会发现其并不具备上述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