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法治消弱

A. 推行法治会不会削弱党的领导强调法治会不会损坏党的权威帮帮忙 谢啦

楼上几位，说实话，中国问题毁就毁在你们这些人的身上。不懂还在这瞎嚷嚷！
这是道法理学的论述题。建议楼主去买本张文显的《法理学》看看。里面有专门的论述。

下面是一篇论述，你可以看看。
一、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人民实现法治的核心力量
法治是与民一密不可分的，而我国的人民民主或社会主义民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得来的；可以说，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今天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也就没有今天谈论社会主义的法治问题的前提。

进一步说，要解决法治问题，离不开共产党的领导。有人认为，要搞法治就不能强调共产党的领导，不能只搞一党执政。这是套用西方多党制或两党制模式来评价我国走向法治的一种看法。

我们说，法治离不开民主，而民主是统一或集中社会（群体）意志的一种途径和方式，不管民主的模式有多种多样，在国家政治领域它离不开阶级性和一定历史规定性。建立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成分构成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社会，要求它的国家善于把人民的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全局利益和局部利益或个利益结合起来，形成统一的意志和全民族的合力，排除一切外来的干涉的内部的分裂现象，稳步推进现代化建设。为此，社会主义国家必须由具有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的富有远见卓识和坚持战斗力的共产党来执政，共产党也必须成为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强有力的领导核心，这是任何其他性质的政党所不可替代的。根据原苏联、东欧的历史教训和对一些经济不发达国家的政局动荡现象的考察（参阅塞缪尔.P.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如果认为发燕尾服政治多元化或多党制注定成任何法治国家《不分社会制度和国情差异》的一个要素，那就大错而特错了。它可以成为特定的（不是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政体的一种（不是唯一）形式，但绝然不适宜用于社会主义制度。

现代国家的政治，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政治政治。但政党领导和法治的关系，西方国家和我们很不相同。如果说，在西方，法治社会形成于政党政治产生之前，西方政党政治对法治生活的形成和发燕尾服没有显著影响的话；那么，在我国，人民历史地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带领自己争得民主，走社会主义道路，从而走向法治走向现代化，这是无可替代的。在我们这样一个摆脱了长期受封建专制统治和帝国主义列强殖民、半殖民统治的后发达国家里，只有依靠共产党的领导，才能保持国家的独立，保持社会的长期稳定，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最大限度地集中使用人力物力资源迅速发展生产力；同时，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精神文明的建设。但是，我们党对法治的认识离不开历史，也不能超越于时代的条件。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和法治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中留待后人填补的一个领域。由于历史原因所形成的过于集中的僵化的计划经济模式和相应的政治体制，阻碍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和民主政治的进一步完善。中国共产党总结了历史经验，根据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情况，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坚持改革开放，确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式，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政治法律观点和法律体系作了相应的调整，从而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使我国生产力得到进一步解放，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优越性和活力也正在更好地发挥出来。这也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发展完善的源泉所在。

社会主义民主制的完善不能没有一个渐进的过程，这个过程中的关键一步，就是使民主上升为法治。用厉行法治保障民主的发展，用发展民主促进法治的强化，实现民主法治化。只有这样社会主义制度在现代化建设和经受各种考验的新形势面前，才能够真正具备长期稳定的自我巩固和自我完善的调适能力。要实现这关键一步，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也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早已提出“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法治方向，十多年来党一直沿着这个方向领导人民和政府为实现民主法治化，正在积极创造健全的法制条件和良好的法治环境。最近党和国家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方针，为迈向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跨出了历史性的一步。总之，中国共产党始终是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核心力量，当然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的决定性力量。

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和建国初期倡导

的民主法治精神，以及建立的政治制度

和政治原则、方针，为建设有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法治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基础。

有人认为，我们共产党过去不主张搞法治而搞的是人治。这是一种误解，是对党还缺乏历史的、本质的认识。诚然，党在反右派斗争以后一段时间里，指导思想出了偏差，最后发展错误发动“文化大革命”，党内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破坏。这个付出了巨大代价的教训应当永远记取。可是，这毕竟是我们党领导革命和建设途程中的一个插曲。老实说，在我们这样一个封建专制主义和人治传统影响根深蒂固的国家里，建设民主法治社会谈何容易！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沉痛的教训，也就不可能很快出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走向法治的大转折。我们应当辩证地历史地评价党的领导与民主法治精神相一致的关系。

首先，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奋斗目标和理想信念，是与争取人民的解放、人民的幸福和人民的主人翁地位的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根本上说，党的领导同民主法治精神是完全吻合的。

我们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尤其是在革命根据地人民政权建设中，就一贯重视建设民主制度和传播民主精神。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几个不同时期，都制定了革命提根据地宪法性文件以及有关法律制度。毛泽东同志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就强调把红色政权建立在“工农兵代表会”的民主制度基础上。如果说，井冈山红色政权是民主制的雏形；那么，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建立“三三制”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民主政权同时，人民共和国的宏伟蓝图和“由全国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民主集中制的政府”组织形式，也早在延安时期由毛泽东同志精心设计出来了。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人民政权的建设，不仅保证了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而且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创立法治作了准备。

自觉接受人民监督，是我们党一贯倡导的思想。毛泽东同志回答黄炎培养等人所提如何跳出“人亡政息”周期率问题，说找到了一条民主的新路：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是表达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基本思想。这是法治精神的一个基本着眼点，与人治是不相容的。当然，它的有效程度还取决于用法律制度规范和约束政府权力的机制是否完善。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长期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不仅造就的民主精神、民主作风和民主的工作方法等已经形成了优良传统，而且创造了适合中国国情的一整套治国行之有效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原则、方针，主要的如：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最高原则，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主集中制，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民族区域自治原则与制度，民主管理、群众监督和基层自治原则与制度，发展生产力为中心的根本方针，等等，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法治创造了良好的政治基础。

三、法治是执政党领导者方式转变的必由途径

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领导方式也必须相应地转变。对“执政”，首先应明确它的主从关系，才能理解如何“更好支持和领导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内涵。从这个根本点而言，应毫不含糊地确认党的一切成员都是人民的“公仆”。那种“打江山、坐天下”的封建思想与人民公仆的意识是格格不入的。早在全国胜利前夕，毛泽东同志就谆谆告诫全党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本色和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作风，警惕“糖衣炮弹”的攻击。为了教育大家不要重蹈李闯王的覆辙，在他提议下，还新编了历史剧演给干部看。解放初期，共产党政治民主，作风清廉，受到人民的爱戴。然而，在以后的一段时期里，历史事实表明，革命时期积累的民主制度、民主精神，以及建国后一系列民主改革、民主建设，终究没有阻挡住传统人治影响的冲击，使社会主义发展遭到了严重挫折。从这段历史教训发现：党的领导方式与执政地位不相适应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没有切实地把人民民主上升到法治的高度。

转变执政党的领导方式，首先涉及到一个颇具影响的重要思想因素，即对“民主”概念的理解上，存在着一个“脱胎”的问题。

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的时期，民主，在宏观上，主要强调阶级民主，以团结人民推翻反动阶级夺取政权为目的，其内容包括动员工农群众，组织革命队伍，扩大统一战线，发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开展阶级斗争和武装斗争等等；在微观上，是指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的民主，如提倡密切联系群众，走群众路线，发扬民主，开展批语与自我批评，等等，这方面，我们党创立了一整套制度，有着极为丰富的经验。由于革命战争环境所决定的军事化高度集中体制的要求，革命时期的民主特征基本上是向上型的，党的领导者处于主体地位和支配地位，但险恶的战争环境和瞬息万变的形势变化，驱使领导机关和领导者又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人心向背，是决定革命成败的根本因素。而民主作风的状况，又是人民群众对党的抉择与认识的重要标识。这一类的民主对权力的作用，主要通过理想、伦理、政策、纪律引导，建立在高度自我约束和实践效果检验的基础上；但领导权力实际行使中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和自由度。

到了建国以后，党处于执政地位，人民当了国家主人，特别是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进入建设时期，民主的概念发生了新的演变。在新时期，宏观上的民主是指以人民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人民共和国就是民主的象征；在微观方面，民主，主要指公民民主，体现为公民权利得到切实的、有效的保障。而作为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的民主，仍然十分重要，但相对处于从属的地位。因而建设时期的民主，亦即现代民主，是属于向下型的民主。这一类型的民主仍具有阶级性。

考察上述两类不同时期的民主概念，可以引出这样一个认识：只有现代民主才是建立现代法治的基础；也只有上升为现代法治，才能够确保和促进现代民主的发展。而革命时期的民主，适应于高度集中的体制；它对建立现代法治虽在初创阶段可以起到一定的促成作用，但当现代法治初具雏形后，就会因某些客观因素和主观上的传统习惯势力的掣肘而踯躅不前，如果不能坚决有力地排除种种阻力，加快民主法制建设步伐，共和大厦的法治建筑在骨架隆起后会成为旷日持久的“胡予工程”。在革命时期的民主概念支配下，不仅维护着向上型的统治格局，而且把“群众运动”也作为民主的一种重要形式沿袭下来。事实证明，它容易破坏民主和破坏生产力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至于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的民主，表现为：一种是属于组织制度和工作制度，是权力运行的一些基本原则；另一种是属于伦理性质的民主，对权力握有者具有一定的自我思想的约束力。这些都是我国的优良传统，对做好领导工作都是不可或缺的。但由于这类民主仍属于向上型的，比较侧重于为统一集中的领导工作所操作，基本上适用于管理领域的需要。它只有与现代民主结合才能上升为法治或纳入法治轨道，也才能保障它不被人治所冲击、所扭曲。

为适应现代化建设，转变执政党的领导方式，我们应当首先充分理解“民主”概念演变的时代内涵。用现代民主的概念，去理解现代法治对规范和制约公共权力的重大意义。执政党领导方式，应当也必须从过去领导革命和坚持阶级斗争为主导的时期发展起来的传统方式，转变到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现代方式，也就是引向民主法治化的领导方式，在党领导下，建立一个良好的、稳定的法治秩序。

执政党领导方式转变的关键一环，在于正确处理好党和国家的关系。建国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体制中，相当长一段时间存在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邓小平同志指出，这种现象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形成的，而且“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这种“个人领导”，无疑是一种人治现象，它首先损害民主集中制和党委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制等政治原则；同时又使党的工作与政府工作和各项社会工作混为一体，以党代政，包揽一切，在党和政权机构内部形成家长制作风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导致严重妨碍了政府依法行使职权，严重地疏离了人民群众，也严重地消弱了党的领导和党自身的建设，这与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向法治方向逐步发展完善是背道而驰的。

处理好党和国家的关系问题，也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经历痉的逆境中苦苦求索、殷切期望的意向。谨举二例：彭德怀同志在1959年庐山会议后批驳陈伯达错误言论的文章中，写了这样一段话：“党是领导而不是代替，是通过而不是直接……如果是代替（包办）而不是通过，即是党直接代替或包办国家一切行政事务，这必然会失去党的领导和监督作用，也将失去先锋队同一切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的战斗作用。党政不分的混乱概念，不仅降低共产党的领导作用，而且将推动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对党的监督作用。”张闻天同志在“文革”中失去人身自由的逆境下，还在潜心研究“正确建立党同国家的关系”问题。他认为，“党领导国家，但它本身不是国家，”“党不能超过国家，高踞于国家之上”。这些话真是字字千金。对于我们今天探讨执政党领导方式转变与改善问题，仍具有十分重要的启迪作用和指导意义。他们认为，党领导国家而不应本身成为国家，否则就解决不好国家与社会的矛盾。如果形成党高踞于国家之上，或者等同于国家，而国家又高踞于人民之上，这样，党的领导就会受到削弱，就不可能保证国家接受人民的监督，使国家“变成完全服从这个社会的机关”（马克思语），与社会一致起来。

由此可见，党对国家的领导和监督，必须通过和运用法律制度这个中介；这样，党和人民就息息相通了。党的意志和人民的意志融于一体，上升为国家意志（即法律），来规范和约束政府权力的运行。而政府执行国家意志，具有了合法性的权威，不仅是受人民监督约束下的责任政府，而且由宪法、法律授予它相对集权和相对独立的职能和权利（权力），以适应现代化建设发展的需要。主张党政分开和党不能高踞于国家之上，实质上是为了保证把国家的权力交给人民。这是实行法治的先决条件。

党章所载“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的规定，是一条极其重要的法治原则，也是把执政党领导方式纳入法治轨道的基本依据。党和国家具有不同的性质和功能。党的体育场主要是政治领导，即在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和集中全国人民经验与智慧的基础上，制定和完善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通过国家权力机关按法定程序使之上升为国家意志（法律）；向国家机关就重大政策问题和主要领导的人选提出建议；教育和监督全体党员模范地贯彻党的政策和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党不能凌驾于国家之上发号施令，只能通过立法机关和政府进行领导。执政党的领导权不能大于“法”。维护宪法、法律的尊严与权威，是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原则，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体现了党领导，由此党的领导方式必然要实现由过去主要和直接依靠政策治理国家向主要和直接依靠嫠治理国家的转变。

根据“权力约束权力”的法治原则，执政党领导方式的转变，应着眼于如何把我们党和政府一贯奉行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向人民负责的宗旨，具体化、规范化为以法律为制约机制的新型的权力关系。要完善民主型的法律制度和法治机制，合理地规范党政关系、党群关系和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等关系，尤其要着眼于建立健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及其政府（包括立法、司法、行政、监察和法律监督等部门）各种权力的合理配置结构和相互配合、相互约束的制衡关系，设立科学的决策程序和人珞选拔、荐举、弹劾与更替等程序，以及加强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基层自治和人民政治协商制度的法律化、规范化等等，从而保证正确地运用和有效地控制权力，克服人治弊端，防止权力失控与权力腐败。

总之，要在党的领导下，为确保人民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主体地位，切实完善我国社会主义性质的向下型权力结构，包括法治型的政治体制，实现规范权力运行的法治化，保证贯彻依法治国的方针，使严格的法治秩序建立起来，逐步把我国建设成一个新型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再给你一个文库http://wenku..com/view/5f00ce62caaedd3383c4d382.html

B. 国家为什么要削弱检察院

难道大家习惯了一个弱势的检察院，见不得了你有一点好么？或者一个弱势的检察院对法治的成长真的有利么？这是一个需要严肃思考的问题。

不批捕、不起诉多了公安机关不高兴，我能理解；抗诉多了，确定刑量刑建议搞多了，法院不高兴，我也能理解。为什么有些学者也不高兴呢？为什么检察机关受到削弱的时候，没人吭声，而当你找回一点自信的时候，别人却接受不了呢。

难道大家习惯了一个弱势的检察院，见不得了你有一点好么？或者一个弱势的检察院对法治的成长真的有利么？

这是一个需要严肃思考的问题。

01

比如，有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小例子，有人说现在搞认罪认罚，检察官很强势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很弱势，很容易就被签城下之盟，就是不得才屈从于检察官的量刑建议。

我说这完全是想当然。实践中几乎是完全相反的，你问问一线的检察官，到底谁求谁，往往是我们要签订城下之盟。

这里边有真实的逻辑。

检察机关自上而下推认罪认罚这个事，不光检察官知道，嫌疑人也知道。所以他知道你需要这个数，他会拿着你，有的甚至要求只能判缓刑，甚至只能做不起诉，你说这是谁强势？

嫌疑人之所以这么强势，他还知道一个道理，那就是检察官在量刑上说话不算，检察官的量刑经常不被法官采纳，所以对量刑建议有什么可在意的。不管你签不签具结书在法官那里都没的所谓，该从宽从宽该不从宽还是不从宽，总之法官通过不采纳检察官的量刑建议也释放了一个明确的信号，那就是量刑还是法官说话算。这个信号，嫌疑人已经收到了。

而且即使签了具结书，也可以上诉啊，检察院一般也不敢抗诉，因为人家法官说了，这是滥抗诉，要保证我们的上诉权，抗诉也改判不了，你就说为了留所服刑，法官就信你，所以上诉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好的还能减轻，最次最次也能让你真的留所服刑了。

所以，嫌疑人对检察官有什么可怕的，不让他满意了，他根本不会签具结书。他知道检法在认罪认罚的不同态度，他也知道检察官硬气不起来。一名女检察官在做认罪认罚工作的时候，都被嫌疑人给训哭了，嫌疑人呵斥道：你以为这是菜市场啊，左一趟右一趟的，下回要是还是这事，就别来了。这就是检察官真实的工作场景。

这个情况你说学者完全不了解吧，也不可能，他们只是不习惯于检察机关强势起来。

就像一个习惯于够罪即捕即诉的侦查人员，也不习惯于不批捕、不起诉的强势，他会抱怨检察机关不打击犯罪，因为他是前手，从法律程序上很难制衡，但因为他有政治优势，他可以从政治上施加压力。

而法院就不同了，他掌握着法律优势，你的量刑建议他想采纳就不采纳，他可以说只要不采纳的就是量刑建议不当。你抗诉也没用，就是不改。认罪认罚的被告人上诉可以，你抗诉就是滥抗诉，而且肯定是不改。有的法官甚至认为可以通过上诉后发回重审的方式，也就是违反上诉不加刑原则的方式纠正恶意上诉的问题，即使这样也不希望检察机关抗诉。

总之就是检察机关的作用地位刚起来一点，就给你按压下去。即使是立法给予了检察机关更多的量刑话语权也没用。

而一旦有些学者为检察机关发声，就很容易遭到同行抵制，好像是在给坏人辩护。长久以来，部分学者也以批评检察机关作为重要的学术成就，以为借此可以实现法治进步。但是在真正的强势权力崛起的时候，又集体噤声。

当然必须承认通过批评以往检察机关所代表旧的刑事诉讼格局，可以一定程度上促进刑事诉讼结构的优化完善，促进一些法治理念的提升，不能说完全没有作用。

但并不意味着理想化的刑事诉讼权力结构中检察机关只能一直处于一个弱势地位，或者说只有弱势地位的检察机关才能确保以审判为中心的实现。事实上，这也是一种想当然的逻辑。

C. 如何发挥"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作用

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实际和全局出发，借鉴世界法治经验，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法治发展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它既是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我们党对中国法治经验的理论升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包括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五个方面的内容。这五个方面的内容，揭示了社会主义法治的精髓和灵魂，诠释了法治与人民、法治与正义、法治与社会、法治与政党的关系，体现了内容与形式、手段与目的、价值与效果的辩证统一。广大党员和领导干部树立牢固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有利于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坚持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依法决策，并不断提高推动科学发展的能力和水平。
要善于运用法治方式解决问题。美国著名启蒙思想家潘恩指出：“在此专制政府中，国王便是法律。同样地，在自由国家中，法律便应该成为国王。”依法治国，简单地说就是依照法律治理国家。一切社会主体的一切行为都要以法律为最高权威。它不但要求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严格依法办事，更要求执政党行为必须根据法律。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领导人民执行宪法和法律，党自身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一切国家机关都要依照法定权限和法定程序行使职权、履行职责，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必追究，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一切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都要严格依照法律开展活动、规范行为、承担责任。每一位公民都要自觉学法、遵法、守法、用法，学会运用法律武器维护合法权益，通过合法途径表达利益诉求，依照法律赋予的权利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进行监督。
要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一是加强立法，这是用法治维护公平正义的起点。现在，我国已制定现行有效法律200多件，行政法规近千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但一些与群众切身利益关系密切事务缺少法律支撑，必须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坚持法制统一，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使法律更好地体现人民群众的意志。二是严格执法，这是法治维护公平正义的重要环节。要坚持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做到合法行政、合理行政、高效便民、权责统一、政务公开，特别是要对执法对象一视同仁，不畏强权所迫，不为利益所动，划清公私界限，不偏不倚，防止因权力滥用而加剧社会不公和群众不满。三是维护司法公正，这是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坚决杜绝“同案不同判，同罪不同罚”，将量刑纳入法庭审判程序，使法官量刑从“估推”到“精确计算”，通过扩大公开的事项和内容，法庭审判网络直播，晒判决书等形式，让司法过程更加开放地公开在老百姓的视野中。四是加强权力制约与监督，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严格追究机制，防止权力的滥用和扩张。
要切实加强党的领导。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坚持党的领导是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根本保证。苏联、东欧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在执政过程中，由于没有能够处理好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之间的关系，导致以党代政、以党代法，践踏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或者削弱直至取消共产党领导，最后都丧失了政权。可以说是自酿一杯苦酒，落得一败涂地。中国共产党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民族区域自治、基层民主自治等政治制度，将来自人民群众的各种愿望、诉求，综合概括为人民的整体利益和共同意志，并进一步将其转化为国家的法律和政策。离开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就会落空，法治和各项制度也就无法真正实现和落实。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通过法律形式体现出来。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个人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不仅要带头守法，而且要监督执法。无论是党组织还是党员，同其他组织、其他公民一样，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由此可见，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是一致的，不是矛盾的，不存在比高低的问题。各级党组织和党员不但要遵守宪法和法律，而且要积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带头维护社会主义法治，从而保证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得以顺利实现。
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不能指望“一锹挖口井”、毕其功于一役。既要增强使命感、紧迫感，又不能无视国情、急躁冒进。方向必须坚定，但是方法、步骤必须稳妥；既要大胆，又要慎重，真正形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D. 大学生提高法治素养的途径

坚持法德同宣同讲，深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法治宣传教育主题实践活动。下面由我为大家整理的大学生提高法治素养的途径，希望大家喜欢。

大学生提高法治素养的途径篇一

一、大学生创业者法治素养培育及研究现状

1.大学生创业者法治素养培育现状。虽然现阶段各高校普遍加强了对大学生的创业教育，比如高校广泛开设了大学生《创业基础》课及相关课程。但是，高校创业教育教学活动对于大学生创业者关注更多的是创业意识激发、创业能力和创业品质的培育，很少向学生讲授与创业相关的法律常识和专业法律程序，就算有所涉及也只是浅尝辄止。由此，导致大学生创业者普遍缺失基本的创业法治素养，更有部分创业者挺而走险，迈上违法犯罪的不归路。此外，为数不少的大学生创业者缺乏基本的法律维权意识，导致大学生在创业过程中不能很好地运用现行法律保护自身合法权益，大大挫伤了大学生的创业热情。从国家层面来看，现阶段关于大学生创业问题的规范多集中在政策规定层面，令出多门、杂乱、层次低且实操性有限，缺失立法位阶高、系统化的有关大学生创业的法律法规，不利于大学生创业者法治素养的培育和养成，同时也间接地削弱了大学生创业者创业动机的形成和创业能力的塑造。

2.“大学生创业者法治素养培育”研究状况。目前，我国对大学生创业者法治素养培育的系统、专项研究较少。在中国知网期刊数据库进行文献检索后发现，以“创业者”为篇名关键词的论文有2558篇，以“大学生创业者”为篇名关键词的论文只有41篇，占所有创业教育论文的1.6%，检索到的在核心期刊发表的论文仅有6篇;而以“大学生创业者”和“法治素养”为篇名关键词的论文为0篇。由此不难看出，大学生创业者法治素养培育理论研究严重滞后于社会现实发展需要。我国在现阶段对大学生创业者的研究偏重于对创业者的创业策略分析，对创业者思想道德素质、知识素质、能力素质和身心素质等基本创业素质的研究，对创业者管理能力的研究和创业者部分个体特征的探索等。比如，李幼平(2011年)指出，“影响大学生创业的主要个体因素为自身能力、性格及学识……大学生创业特征直接对创业绩效发生作用。”[1]李海东(2013年)指出，“大学生创业者素质不仅是书本知识、间接经验和熟练的专门技能，更重要的是指有关的社会知识、经验以及处理社会关系、问题的技能和技巧……大学生创业者应当克服自己的弱点，将其转变为优势。”[2]此外，部分课题组也对大学生创业相关问题开展了专项研究，但研究层面大多停留在创业机制、创业路径和创业者个体创业素质的探索上，对大学生创业者法治素养现状及培育问题较少涉及，课题研究的片面性可见一斑。故此，系统研究“创客”时代大学生创业者法治素养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大学生创业者法治素养培育的必要性

1.大学生创业者法治素养培育是“法治中国梦”的应有之意。2014年11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了我国未来法治建设的总目标和基本方向，勾画出了法治中国的美好蓝图。高校大学生肩负着实现“法治中国梦”的伟大历史使命，是社会主义国家法治建设的中流砥柱;大学生创业者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关键力量，其法治素养的高低必将对我国经济建设和法治建设的进程产生影响。因此，大学生创业者法治素养培育是推动“法治中国梦”实现的重要环节之一。

2.利于推动社会经济转型发展。高等学校具有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四大基本功能。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产业转型升级、各领域倡导创新驱动发展。作为专业技术人才和创业人才培育主要阵地的高校，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是目前我国地方普通本科高校的重要功能之一。高校主动探索大学生创业者法治素养现状及培育路径，以改革创新精神大刀阔斧地推进创业教育，有利于高校主动适应和引领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主动融入产业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发展。

3.利于推动应用型高校专业人才培养改革、全面深化高等教育改革。2015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指出“创新创业教育理念滞后，与专业教育结合不紧……实践平台短缺，指导帮扶不到位，创新创业教育体系亟待健全。”[3]2015年11月，教育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联合印发了《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指导意见》明确指出高校办学思路应“转到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上来，转到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上来，转到培养应用型技术技能型人才上来，转到增强学生就业创业能力上来。”[4]当前，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唯有积极将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改革和课程体系改革紧密衔接融合，将专业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有机结合，努力探索大学生创业者法治素养培育的科学路径并付诸实践，才能有效提升大学生就业创业能力、超前实现自身转型发展的改革目标。

4.利于提高大学生创业绩效、实现以创业促就业。面对当前日益严峻的就业形势，针对如何解除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党和政府开出的一剂良方是鼓励和支持大学生创业、形成以创业带动就业的良性互动局面。但是，长期以来，大学生创业的现实情况异常严酷，大学生创业意愿高、践行少、成功率低。在此背景下，系统研究大学生创业者法治素养培育问题，凝练大学生创业者法治素养的内涵与外延、明确培育大学生创业者法治素养的科学路径、培育大学生创业者法治思维，从而避免出现因不懂法、不守法或过失违法犯罪最终导致创业失败，对于有效提高大学生创业者的创业热情和成功率具有重要意义。

三、大学生创业者法治素养培育的基本路径

1.将创业法治素养培育纳入本科人才培养方案、打造全新育人体系。第一，统筹全局、将创业法治素养培育纳入各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方案。从高校层面出发，对创业者法治素养的培育并非某个院系一家之事，大学生创业者法治素养培育应当有全局性的顶层设计。高校应将创业法治素养培育纳入本科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之中、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将专业教育与创业法治教育有机结合。在具体设计人才培养方案时，应注重淡化专业界限，加强专业、学科之间的交叉与融合，强化实践运用能力的培养。以此实现促进教师和学生协同创新创业，这也是人才培养与社会实践紧密联结的需要。此外，创业法治教育还应具有针对性，与创业相关的部分核心法律课程应考虑作为必修课程开设;对与创业相关的次要法律课程可考虑作为任选课程或公共选修课程开设;对有实际创业需求的学生，可考虑设置专题选修课或开设双学位课程。在高校日常教育教学过程中，可考虑在现有的通识课程中，适当进行课程改革，有针对性地加强大学生创业法治意识的教育，比如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中适度通过课程改革加强对大学生创业法治意识的教育，在就业指导课程中强调大学生劳动法律知识教育等，从而保证教育的连续性、覆盖学生从入校到毕业的整个时间段。

第二，深入开展课程改革、合力打造全新就业创业育人体系。对创业者法治素养的培育并非某一教学单位或某一职能部门单独作战就能完成的，应形成在学校统一协调下的教学单位与团委、学生处、教务处等职能部门协同配合、携手推进的育人体系。首先从课程体系设计层面来看，大学生创业者法治素养的培育应关注创业法律基本理论知识的学习和法律基本实践运用能力的培育。在课程内容的设计上，可依据企业创办、经营、管理的时间轴线将创业者需要具备的基本法律知识划分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与市场主体相关的法律，如公司法、合伙企业法、独资企业法、破产法等;二是与市场主体经营行为相关的法律，如民法、侵权责任法、合同法、产品质量法、担保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知识产权法、物权法、财税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知识;三是与市场主体管理行为相关的法律，如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社会保障法等;四是与市场主体维权相关的法律，如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仲裁法、调解法等。其次在具体教育教学实施层面来看，应打造以提升学生就业创业能力为目标的课程设计方案，应彻底改变过去“填鸭式”“灌输式”的教学模式，全面推行案例式教学、项目式教学、体验式教学和讨论式教学等新型教学方式，逐步扩大学生自主选择课程的权利，形成学生主动参与课堂内外教育教学实践活动的良好氛围，实现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有效提高。

2.将创业法治素养纳入创业竞赛评价体系。目前，在国内外影响力较大的大学生创业竞赛活动，有“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国际大学生物联网创新创业大赛、牛津国际青年创业大赛(YBD)、哈佛大学“中国大智慧”(HSEC)、AWS全球创业大赛等赛事。统观以上赛事，国内竞赛多由政府主导，重点关注的是育人目标，旨在营造创业氛围、倡导创业文化，竞赛性和展示性明显多于创业实操性。而国外赛事则多由学会、企业、高校主办，政府参与极少，重点关注项目的后续转化和项目的经济效益。如何兼顾创业竞赛的教育性和实操性，提高创业竞赛的专业性和仿真性，实现由教育导向至实战导向的转型是当前我国创业竞赛及创业教育体系急需解决的问题。为避免创业者因缺失基本的法治素养而承担不利法律后果或遭受他人非法侵害，应在改良创业竞赛评价体系时，将基本的创业法治素养凝练成具体的考核内容，科学合理地纳入创业竞赛评价体系。比如，可通过构建创业法律实训测试系统，来测试竞赛参与者处理创业相关法律事务的能力，主要包括模拟企业创办登记文件的填写、模拟经营性法律文书的签定、模拟法务事件的处理流程等等。

3.构建“国家、高校、行业协会”三位一体的创业法治培育机制。尽管大学生创业者在主观上具备法治思维、法律意识对提高创业绩效影响深远，但若只有主观意识而无具体实践行动，法治就只能是空中楼阁、可望而不可及。为使大学生创业者法治实践和谐健康运行，应积极构建“国家、高校、行业协会”三位一体的创业法治培育机制。在此机制的运行过程中，国家主要负责优化创业法治环境，在立法、执法和司法层面有针对性地为大学生创业者提供良好的法治实践环境，包括可考虑有针对性地制定大学生就业创业相关法律法规、提供专项法律援助等;高校应承担起大学生创业法治意识培养、创业法治常识教育普及和创业法治文化宣传的责任;行业协会则应积极为大学生创业者提供相关行业法治实践的培训、咨询和指导服务。
大学生提高法治素养的途径篇二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必须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增强全社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意识。大学生是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其法律素养如何直接影响法治中国建设的成效。当前，高校法制课堂教学效果还不够理想，需要采取多种举措进行优化，以更有效地提升大学生法律素养。

加大资源投入。一些高校对法制课堂教学不够重视，资源投入不足，直接影响了法制课堂教学质量和大学生法律素养的提升。改变这种状况，一方面应加强法制课堂教师队伍建设。目前，高校法制教育与思想道德教育在同一门课程中讲授，任课教师的专业学科背景绝大部分是思想政治教育，难以完全胜任法制教学任务。应在加强对现有法制课堂教师法律专业培训的同时，引进具有法律专业背景的教师，并吸纳具有丰富法律实践经验的检察官、法官等担任兼职教师。另一方面应加大法制课堂教学经费投入。除了加大法制课堂日常教学所需经费投入，还应加大传统“小课堂”之外系列校园法制教育活动经费投入，如学生法律知识竞赛、法制校园文化建设、法制教育网站建设与维护等。

丰富教学内容。教学内容教条僵化、现实针对性差、缺少实践环节，是高校法制课堂教学在内容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也是优化法制课堂教学需要下大力气解决的问题。在丰富教学内容上必须有与时俱进的精神，使高校法制课堂教学内容与法治中国建设的生动实践相适应。首先，应树立从法律知识传授、法律意识塑造和法律能力培养三个方面设计每一堂课教学内容的理念。其次，应从现实生活中挑选典型案例作为教学素材嵌入法制课堂，丰富课堂教学内容。再次，应关注我国立法与司法动态，及时选择一些合适的材料补充进课堂教学内容。

改进教学方法。根据相关调查分析，教学方法是影响高校法制课堂教学效果的第一大因素。以教师为中心的传统理论讲授式教学方法，已不适应新时代法制课堂教学要求。高校法制课教师应坚持以学生为中心、以提升学生法律素养为导向的教学理念，根据学校和学生实际情况，以现代信息技术为基础，综合运用问题式、案例式、探究式、讨论式等教学方法。比如，可以通过设置问题引发学生思考，通过生活中的现象(案例)激发学生学习法律条文和法律理论的积极性，通过讨论、探究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判断问题的能力，通过社会实践提高学生应用法律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有效提升大学生法律素养。与此相适应，可以将法制课大班教学改成小班教学，并适当增加法制课的课时。

完善评价方式。“平时成绩+期末考试”是当前高校法制课堂教学采用的主要评价方式。从实际运行效果看，这种教学评价方式对法制课堂教学质量的监测和提升作用十分有限，导致一些学生根据期末考试“过关”需要来学习法律，功利色彩浓重，体会不到学习法律的乐趣，偏离了提升大学生法律素养这一教学目标。应引入现代教学评价方式，充分发挥其对法制课堂教学活动引导、调节、反馈和改进的作用。具体来说，应以提升大学生法律素养为目标综合设计各主要教学环节的评价方法，特别是加强对学生平时学习的考核，提高学生参加法律实践的评价比重，以引导学生不仅重视掌握法律知识，而且重视增强法律意识和法律能力。
大学生提高法治素养的途径篇三
法律修养也称法律素养，是指一个人认识和运用法律知识的能力。近年来，大学生法律修养在整体上并没有明显的提高，许多大学生对法律认识不足，马加爵案、刘海洋案、药家鑫案、李刚案等频发的大学生犯罪彰显出当代部分大学生法律知识贫乏，法制观念淡薄，漠视法律的尊严。据有关统计近几年青少年犯罪占到了社会刑事犯罪的70%到80%，其中大学生犯罪占到其中的17%。另据有关统计资料表明，我国高等院校学生犯罪的人数占高校总人数的1.26%，在校大学生犯罪率呈上升趋势。因此，新时期提高大学生的法律修养，培养大学生的法律思维方式更加具有现实意义。

1 大学生要养成法律思维方式

社会主义法律思维能否深入人心是依法治国的方略的顺利实施的重要保证。我们的高校法制教育不仅肩负着给学生宣传并普及法律知识的任务，还志在提高大学生的法律思维水平。培养大学生的法律思维水平的方法有很多，诸如学习法律知识、积极参与法律实践等，大学生可以在实践中养成法律思维习惯。

1.1 大学生要学习掌握法律知识

进入新世纪以来发生在大学校园和大学生身上的一些违法犯罪案件，呈现出逐年增加的态势。据调查，南方某城市校园犯罪的大学生中，有31%的人员来自重点院校，其中甚至还有博士生、硕士生。这不禁给了我们重要的启示，我们的大学教育不应仅注重学生的成绩，还需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而法制教育对全面提高大学生的价值观、道德修养、思维方式及精神状态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能有效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促进大学生法律思维方式的形成。因此，现今的大学生应当掌握相应的法律知识，理解社会主义法律原理、法律原则，只有这样才能领会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培养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1.2 大学生必须掌握一定的法律方法，积极投身于法律实践

什么是法律方法呢?简单说法律方法就是人们站在法律的立场去思考解决现实具体问题的一种方法。大学生要培养法律思维方式，就必须了解和掌握基本的法律方法。法律思维方式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实践来形成的，可以说，法律方法离不开法律实践，因此，大学生要积极投身于社会法律实践，在实践中养成法律思维的习惯，运用法律方法，在法律实践活动中树立法律信仰。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组织学生参加法律实践：

(1)让学生直观地了解法律的运用过程。引导大学生关注社会热点，从法的角度剖析热点的成因以及尝试思考如何用法律武器来解决热点中的问题，让学生感受法律在社会实践中的巨大作用。

(2)学校在制定各种与学生利益密切相关的规章制度时，充分尊重学生的权利，积极听取学生的意见和建议，加强学校制度建设的同时，增强学生的法律意识，引导学生参加法律实践。

(3)积极组织学生深入社会，开展社会实践，坚持校内与校外教育相结合，充分发挥校外活动场所和各类法制教育基地的作用。大学生的法制教育不能局限于校园，而应该开展社会实践活动，走向社会去了解法律的社会影响力。

2 增强大学生的法律信仰

党的十七大强调，政治体制的改革需要继续深化民主法制建设，以适应扩大人民民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由于民主的法治思维方式不可能自然而然地产生于人们的头脑当中，因此只有不断进行教育，才能改变人们的固定思维模式。我国要实现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其最重要的前提条件，同时也是必要条件，就是在大学生中树立起社会主义法律信仰。借用伯尔曼的名言“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可以说，所有尊重法治的人们都应当树立起对法律的信仰。法律信仰是人们对法律的理性推崇，也寄托着公民对法律的终极关切。大学生法律信仰，即大学生在现代社会环境下对法及法律现象反应过程中所形成的法律理想信念。当代大学生的法律意识已经有了很大程度的觉醒和提高。他们认同正义、民主、平等、自由等现代化法律观念，但大多数仍停留在感性认知水平上，只有使大学生在情感上认同法律，对法律产生崇敬、依恋和尊重的情感，从而在潜移默化中形成并树立起法律信仰。而正确树立和培养大学生法律信仰的前提是形成法律的情感，以社会、国家、学校在改善法治环境、加强法制教育为途径，逐步建立起整个国家的法律信仰的良好氛围当代，当代大学生肩负着祖国伟大复兴的重任，应当通过认真学习法律知识，深入理解法律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作用，深刻把握我国社会主义法律的精神，从而树立起对我国社会主义法律的信仰。

3 变革高校法制教育的认识定位

当今各个高等院校对大学生的法制教育都缺乏系统性和长远规划，没有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中法律知识作为一门课程来对待，也没有将其作为一种大学生个人素质的培养纳入学校素质教育的整体规划中。

大学生掌握法律知识是高校法制教育的前提。而当前高校教育的实践忽视了法制教育，甚至将其同法律知识教学相互混淆，法律知识的教学又缺乏系统性、整体性、连贯性。现行高校的《法律基础》课已经成了各部门法的大杂烩，内容庞杂，教材越编越厚，由于教学课时少，内容多，很多高校教师授课要么蜻蜓点水，要么疲于应付，师生之间又缺乏必要的交流，讨论课、典型案例、社会现象分析等也因课时限制而不能很好地开展。这种情况直接导致了大学生法律知识不少，但只是停留在笔记里，划在书本上，缺乏对大学生法律意识的真正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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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关于法治的诗句和句子

1.关于法治的句子‘

关于法治的句子

1、弘扬宪法精神，树立宪法权威，彰显法治力量，建设法治中国。

2、德行天下，法治社会，人人用法，和谐中华。

3、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让法治精神成为全民的信仰。

4、学法辨是非，守法践于行，宪法广宣传，社会更安宁！

5、以宪为纲，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以人为本，共同构建法治社会。

6、大力弘扬宪法精神，坚决实施依法治国，让宪法走进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遍及我们生活的点点滴滴！

7、学法爱法维护法，知法用法行天下。

8、依宪治国，处处政通人和；依法兴邦，人人安居乐业。

9、古语云：“法不阿贵，绳不绕曲”。只有法律才能保障我们每一位公民的权利和只有！宪法是我们国家的母法，也是根本大法。大学生更是要主动知法、学法，带头做宪法的“代言人”！

10、学法以正，普法以诚，明法以精，尚法以恒。

11、积极学宪，懂法明理，规行矩步，一生受益；人人守法，处处和谐，更好明天，同心协力。

12、普法人甘愿用自己的青春与汗水做法治中国的奠基石，致敬！我们和你们一起奔跑在实现法治梦、中国梦的路上。

13、法律知识很重要，学法懂法不可少！学法入心底，不触高压线！首发过生活，幸福有保障！用法维权益，说话有底气！知法守法做表率，家邻和睦安宁在，人人欢乐笑开怀。

14、忠于宪法，服务社会。

15、发挥宪法作用，树立宪法权威，普及宪法知识与价值，让宪法权威深入民心，人民才有法的保障，国家才能更加富强！

16、为官者依法，国泰民安；为名者依法，和谐发展；为商者依法，商机无限；为友者依法，高朋满座。

17、知法分清荣辱，学法明辨是非，用法处理纷争，懂法不会吃亏。手法从我做起，护法人人有责，宣法社会更美。

18、普法的核心在于普宪，依宪治国，发挥宪法作用，树立宪法权威，塑造宪法信仰。宪法作为最重要之法律，一定要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

19、国泰于法正，民安于律清。

20、如果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一棵大树，宪法就是这棵大树的根基。宪法是法之统帅，从宪法出发，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21、学习宪法，就是要弘扬宪法精神，增强宪法观念，培养宪法意识，普及宪法知识，塑造宪法文化，使宪法更加贴近我们生活，成为生活中的规则与习惯。

22、新时期的宪法经历了几次修正以来，更具有独特的中国特色，依法治国，保障人权写入宪法，使我们每个人都成为最终的受益者，宪法保障无处不在，宪法精神无处不在！

23、宪法让我感受到国家对人民的尊重和保护，守法学法，从你我做起。

24、宪法，乃国之根本，民之倚仗。

25、宪法是根亦是魂，立国之本此为准，护法守法不在口，依法行事在走心。

26、感受宪法价值，扩大宪法基础，注重宪法形象，维护宪法尊严，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保驾，为人民幸福生活护航！

27、法由民出，权依法使，学法辨是非，守法践于行，弘扬宪法，遵纪守法，办事依法，最好办法。

28、学法，知法，立身守法；用法，护法，办事依法。

29、坚守努力，接力前行，法治的力量就会生生不息，法治中国的梦想也定会实现。

30、莫道行路难，守法路自宽。

2.有关法治的诗句、名言警句

1、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

——孟子2、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孟子3、法不阿贵，绳不绕曲。

——韩非子4、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管子5、国不可无法，有法而不善与无法等。

——沈家本6、宪法，就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 ——列宁7、法律是显露的道德，道德是隐藏的法律。

——林肯8、我们成为法律的奴隶，是为了能够保有自由。 ——西塞罗9、你所说的话不一定正确，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伏尔泰10、法律就是秩序，有好的法律才有好的秩序。——亚里士多德11、法律的基本原则是：为人诚实，不损害他人，给予每个人他应得的部分。

——查士丁尼12、人无信不立， 国无法不安。13、普法是国家安康的基石 守法是为人处事的根本。

14、诚信塑造美丽人生 法治铸就平安中国。15、法律的保护比个人的保护更有力。

16、好的习惯比好的法律更有价值。17、任何权力都不得位于法律之上。

18、保护恶就是侵害善。19、法律不会强迫一个人去做他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20、好人因为爱好美德而憎恨犯罪，坏人因为恐惧刑罚而憎恨犯罪。21、以身试法者愚 ，以法维权者智。

22、绊人的桩不在高，违法的事不在小。23、在民法慈母般的眼神中，每个人就是整个国家。

——孟德斯鸠25、人一出生就口含一枚金币，一面写着平等，一面写着自由，这枚金币叫人权。——卢梭26、法无授权不得为，法无禁止不得罚。

27、与其责骂罪恶，不如伸张正义。——英国作家丁尼生28、不知事实可以作为借口，但不知法却不能开脱（罪责）。

29、法律决非一成不变的，相反地，正如天空和海面因风浪而起变化一样，法律也因情况和时运而变化。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7页30、有损害即有赔偿。

31、天平的一边放上自由，另一边放上守法，它才能平衡。32、法律不能使人人平等，但是在法律面前人人是平等的。

——[英]波洛克33、法律就是法律，它是一座雄伟的大夏，庇护着我们大家；它的每一块砖石都垒在另一块砖石上。高尔斯华绥34、迟来的正义即非正义。

35、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者也。36、法，治国安邦之利器。

3.关于法制教育的诗与句子.

法官是法律世界的国王，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

法律不能使人人平等，但是在法律面前人人是平等的。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象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

法律的真理知识，来自于立法者的教养。

法律解释者都希望在法律中寻获其时代问题的答案。

法律就是秩序，有好的法律才有好的秩序。

法律是人类为了共同利益，由人类智慧遵循人类经验所做出的最后成果。

法律提供保护以对抗专断，它给人们以一种安全感和可靠感，并使人们不致在未来处于不祥的黑暗之中。

法律显示了国家几个世纪以来发展的故事，它不能被视为仅仅是数学课本中的定律及推算方式。

法律应该是稳定的，但不能停止不前。

法律职业的社会地位是一个民族文明的标志。

法治概念的最高层次是一种信念，相信一切法律的基础，应该是对于人的价值的尊重。

法治意味着，政府除非实施众所周知的规则，否则不得对个人实施强制。

付给律师的费用不应据其在法庭上陈述时间的长短，而应据其辩护质量的优劣。

婚姻的结合要求夫妻双方都要忠实，忠实是一切权利中最神圣的权利。

解释法律系法律学之开端，并为其基础，系一项科学性工作，但又为一种艺术。

尽量大可能把关于他们的意志的知识散布在人民中间，这就是立法机关的义务。

举证之所在，败诉之所在。

立法者三句修改的话，全部藏书就会变成废纸。

没有信仰的法律将退化成为僵死的教条，而没有法律的信仰将蜕变成为狂信。

民众对权利和审判的漠不关心的态度对法律来说，是一个坏兆头。

让我们维护公平，那么我们将会得到更多的自由。

如果法律没有恐惧支撑，它绝不能生效。

世界上唯有两样东西能让我们的内心受到深深的震撼，一是我们头顶上灿烂的星空，一是我们内心崇高的道德法则。

倘若世上没有坏人，也就不会有好的律师。

宪法创制者给我们的是一个罗盘，而不是一张蓝图。

刑罚的威慑力不在于刑罚的严酷性，而在于其不可避免性。

刑为盛世所不能废，而亦盛世所不尚。

一项法律越是在它的接受者那里以恶行为前提，那么它本身就越好。

在世界各主要文明中，中国是距离法治最为遥远的一种，甚至与欧洲形成了两极相对的反差。

在一个法治的政府之下，善良公民的座右铭是什么？那就是“严格地服从，自由地批判”。

4.有关“法治”的诗词有哪些

1.政理讼平法治天

作者：荣三金

原文：

执法严明善且贤，为民审案慎用权。

公私市物皆有度，政理讼平法治天。

2.法治进万家

作者：邹 宁

原文：

依法治国出奇葩，尚德崇仪遍中华。

黄钟大吕风雅颂，春风伴我进万家。

3.建设法治无锡

作者：曾寿松

原文：

尘事纷繁凭法治，洁身勤政法为先。

法规严峻齐遵守，社会和谐法治篇。

4.法治谣

作者：徐素娥

原文：

权言代法一帚销，方略为纲看今朝。

法正民安神州乐，律清国治万民昭。

5.依法治国万年春 三首

作者：蔡棣华

原文：

改革开创新局面，国富民强巨龙腾。

建功立业须依法，无限前程旭日升。

社会和谐万象新，城乡锦绣四时春。

龙腾虎跃千帆疾，法制护航功业存。

创业艰辛守业难，红旗不倒国方安。

遵循法度金汤固，华夏腾飞日可攀。

6.咏法治

作者：毛明强

原文：

常观古与今，秩序法中寻。

国治商鞅令，家和琴瑟音。

时时依律则，处处得民心。

法治新城市，和谐胜万金。

7.沁园春·吟无锡赞法治

作者：吴彩虹

无锡风光，千顷烟波，万户厂商。望波涛浩渺，连通皖浙；产销畅旺，跨越洲洋。汽艇游湖，灵山礼佛，品茗泉边兴味长。清宁夜，看市容璀璨，满目琳琅。 城乡如此辉煌，幸法治英雄日夜忙。有人民法院，公平正义；公安民警，守岗巡防。检察司法，纠纷化解，天网恢恢狐鼠慌。吟无锡，正千帆竞发，追向朝阳。

8.记《无锡普法》杂志

作者：冯荣兴

原文：清明盛世究原因，法治领先由此生。

铜表始终规天地，恩威到底不由人。

从来治国凭圭臬，毕竟安邦靠经纶。

法海迷航谁指引？当代韦陀点迷津。

5.关于法治的 诗句

西周 亲亲尊尊行五礼，（亲其所亲，尊其所尊；五礼：吉凶礼宾嘉） 质牛剂器贷傅别。

（买卖：牛、奴隶称为质，器具等称为剂；借贷关系：傅别） 六礼七出三不去，（婚姻六礼；休妻制度） 立嫡以长不以贤。（嫡长子继承制） 听讼断狱表刑礼，（民刑区分；德主刑辅，出礼入刑，相为表里） 辞色气耳目真伪。

（五听） 官来伙反内惟过，（五过） 群臣官吏刺国人。（司法三刺） 春秋战国 郑铸刑书晋铸鼎，（名称不同，也有先后，但都在鼎上铸） 邓析私杀用竹刑。

（邓析私写竹刑，被王杀之，但用其竹刑，讽刺） 盗贼网捕魏杂具，（魏国李悝做法经六章） 商鞅律改法治秦。（秦改法为律，有内涵） 轻罪重刑法经论，（重刑原则） 六禁杂典具总则。

（六禁规定在“杂”章；“具”为总则，具其加减） 强秦励耕军功奖，（井田制、军功等制度强国） 废卿郡县奸诬连。（削弱地方权力，建立县亭制，诬告反坐，株连制度） 汉 上请恤刑相首匿，（上请制度；亲亲得相首匿：汉宣帝） 缇萦上文废肉刑。

（文：指汉文帝；废肉刑是“虽有减刑之名，却有杀戮之实”） 春秋决狱心定罪，（春秋决狱的宗旨是：以心定罪） 秋冬行刑应天人。（秋东时节，天地肃杀，好日子，以后就有了“秋审”等） 三国两晋南北朝 魏八议，（曹魏） 南陈北魏官当始。

（官当在两个地方开始：南朝陈国和北朝魏国，不是三国的曹魏） 齐重罪，（重罪十条） 晋齐五服以制罪。（晋律北齐，五服，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相犯者远近高低各不同） 北魏死刑需复奏，（死刑复核） 南北宣布废宫刑。

（法律宣布废，但后世还有） 北魏胡刑鞭与杖，（胡人之刑：鞭与杖） 齐律启后又承前。（齐律地位很高，但说隋律有承前启后也是正确的） 隋 隋文炀帝开皇律，莫要十罪要十恶。

商周黥劓剕宫辟，（旧五刑） 更得笞杖徒流死。（新五刑） 唐 高祖建唐显武德，（唐高祖夺天下，作《武德律》） 贞观作律加役流。

（贞观之治） 永徽高宗唐疏议，（高宗年代作永微疏议，史称唐疏议，） 刑统汇编政六典。（刑法汇编；行政法典） 公罪私罪吏忧喜，（公罪轻私罪重，官吏两为难） 未举自首揭自新。

（自首和自新的界限） 类推以明举轻重，（诸断罪而无正条，其应出罪者则举重以明轻，其应入罪者则举轻以明重） 赃杀保辜化外人。（六赃；六杀；保辜；化外人） 宋 编敕破律宋刑统，（皇权当道，一人说了算） 折杖配役常凌迟。

（但《宋刑统》没有正式规定“凌迟”） 契约细分买典借，（商事发达） 室女分承准妻离。（女人地位提高：在室女可以继承；妻子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提出离婚） 翻异别勘另审诉，（注意操作方式） 证据勘验原被举。

（讲究证据调查；举证责任明确） 南宋庆元凌迟定，（凌迟源于五代西辽） 立命继子与绝女。（夫亡而妻在，立继从妻，称立继，夫妻俱亡，立继从其尊长，称命继；女子和继子有继承权，但分在室女和出嫁女时候各人继承比例不同） 明 明刑弼教朱大诰，（大诰只在朱元璋时代用，明刑弼教是对刑罚理学角度另一种解释） 大明会典学六唐。

（行政法） 重轻两极卫廷杖，（标榜新意，重其所重，轻其所轻；“卫”是间谍；廷杖让老臣颜面何存？借口奸党充军刑。（奸党：是为皇帝任意杀戮功臣提供法律依据；充军是流刑以外增加） 清 大清律例集大成，（封建法律的大成者） 事成条则例统称。

（法律形式：事例、成例、条例、则例） 大清会典仿明政，（行政法） 文字无狱类大逆。（虽无“文字罪”，但将其视为“大逆”） 晚清 现行刑律渡新律，（清楚哪个是过度性的） 首创商律和民草。

司法行政始离异，钦定宪纲挽残局。民国 临时约法史宪件，（第一个宪法性文件） 天坛宪草限袁贼。

（孙文限制袁世凯的法律手段：共和制） 奈何约法复辟帝，（袁世凯也作约法扫除障碍） 贿选宪法正式行。（曹琨贿赂当选，正式实行宪法） 明清会审制度 （明） 重案朝审五大宦，九卿圆审翻供皇 （清） 京师热，笞杖快决好空牢，（笞杖等轻刑集中复核，能放则放） 清秋爽，斩绞监侯死复审，（地方上报死刑（斩绞监侯）的复审） 霜降朝，刑部嫌重附京侯。

（1、刑部判决重的；2京师附近斩绞监侯的复审）。

6.关于法律的诗句有哪些

1、

《送傅宏著作归觐待观城阙》

年代： 宋 作者： 苏辙

胶西前辈郑康成，千载遗风及后生。

旧学诗书儒术富，兼通法律吏能精。

还家彩服频为寿，得邑河壖喜有兵。

民事近来多迫促，弦歌聊试武城声。

2、

《送师道弟守德庆》

年代： 宋 作者： 陈宓

乃父高皇侍从臣，汝今潜邸牧疲民。

天低日近偏临照，士旷人稀费抚循。

得暇诗书休释手，先公法律自治身。

舟来勿寄南方物，只寄平反惬老亲。

3、

《咏史上·宣帝》

年代： 宋 作者： 陈普

不将法律作春秋，安得河南数国囚。

4、

《和郑闳中仙居十一首》

年代： 宋 作者： 陈襄

我爱仙居好，公馀日在房。

忧民极反覆，责已未周详。

法律行随手，诗书坐满箱。

老来须向学，多病喜平康。

5、

《次韵黄簿》

年代： 宋 作者： 陈造

先生不著惠文冠，须信论才当价难。

法律剡章真未尽，盍言粹学辈豪韩。

6、

《新作南门》

年代： 宋 作者： 苏辙

于公决狱多阴功，自知有子当三公，

高作里门车马通。定国精明有父风，

饮酒一石耳目聪。汉家宰相仍侯封，

左右中兴始且终。我家读书自我翁，

耻言法律羞丘戎。中年出入黄门中，

智巧不足称愚忠，虽云寡过亦无功。

不忮不求心粗空，举世知我惟天工。

恃此知不累儿童，作门不庳亦不隆。

陋巷正与颜生同，势家笑唾傥见容。

7.关于法制的古诗句

歌诗谣》之一百八十六 遵纪守法三句半

姒传双

引言

1.旧有《莫争打》一诗

时闲愤怒便引拳，

招引官方在眼前。

下狱戴枷遭责罚，

更须枉费几文钱。

2.旧有《莫应对》一诗

人来骂我逞无明，

我若还他便斗争。

听似不闻休应对，

一支莲在火中生。

3.旧有《戒争地诗》

他侵我界是无良，

我与他争未是长。

布施与他三尺地，

休夸谁弱又谁强。

8.有关法制的古诗词

自从四方多法律宋并叙 《次韵子瞻见寄》 8、不将法律作春秋宋陈普 《咏史上·宣帝》 10、扫除诗书诵法律宋苏轼 《石鼓》 4、法律渗商君宋何梦桂 《和夹谷书隐先生寄题蛟峰石峡书院三十韵》 14、司马八法律以规宋毛直方 《赠督师曹将军》 15 1、法律忌脱遗宋张镃 《次韵傅景夏见赠兼简徐季益》 20、法律行随手宋陈襄 《和郑闳中仙居十一首》 11、前人唯法律宋梅尧臣 《送何济川学士知汉州》 17、兼通法律吏能精宋苏辙 《送傅宏著作归觐待观城阙》 7、富贵拘法律宋梅尧臣 《长歌行》 16、耻言法律羞丘戎宋苏辙 《新作南门》 19、先公法律自治身宋陈宓 《送师道弟守德庆》 9、惟用法律自绳己唐韩愈 《寄卢仝》 2、自従四方多法律宋苏辙 《次韵子瞻见寄》 6、此虽法律所无奈宋苏洵 《自尤》 18、法律存 *** 《唐受命谶》 3、始读法律亲笞榜宋陆游 《秋怀》 5、法律剡章真未尽宋陈造 《次韵黄簿》 12、法律森严信殊绝宋高斯得 《孤愤吟上十韵》 13、且说高王宽法律宋郑刚中 《楼枢蜜过华山浩然有念古慕希夷之心谨用韵作》 21。

F. 急急急！辩论赛 ：中国社会更需要德治还是法治 我们是反方法治 ，希望得到高手指点！

我来告诉你中国社会需要德治，也需要法治，法治是根本，德治是辅助，但是无论德治还是法治都缺乏足够的群众基础。
首先，有人说德治是根本，只是屁话，荒诞的话，他的本质是认为德治是我国的根本政策，难道德治高于宪法，你说是不是荒诞
其次，中国法治不健全，政府说健全，我可以以一名法律研究者的尊严告诉你，中国法治有法无治，最基本的是人民已经缺乏对法律的信仰，是我们的错，也是政府的错，不是政府有意犯错，而是很多无奈，不合你主题，少说。
说中国更需要德治的，你问问他：1.中国的基本国情是什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用法治护航还是德治。2难道我们可爱的中国人就那么缺德吗？3.现实社会，民工讨薪，但是政府不能解决，检察不能解决，法院不能解决，谁给人民公平和安全，难道是让老板们良心大发现，德治显然解决不了，这正是我国法治不健全的表现4.德治要求太高，人得自觉性事第一位，显示社会i坑能吗？

G. 法治中国建设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及对策的认识

（一）法治理论指引的滞后现象
在权威理论建构的层面，以往的法治理论在内容上还不够完善，在地位上还没有得到充分确定。 虽然依法治国的权威理论在社会领域得以广泛传播，但是法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具体位置、法和其他社会规范的应然关系、贯彻法治的具体途径等重要法治理论问题还没有得到充分澄清。亚里士多德说：“法治是最优良的统治者。”我们对于依法治国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则一直存在模糊认识。 在学术理论研究的层面，法学界关于法治理论的论述要么是直接引入西方主流法治理论，要么针对中国的法治现象进行简单的解析或一对一地进行功利性对策研究。 学术成果普遍遵循“现状揭示———西方经验———中国对策”的三段论式的、过于简单的理论逻辑。 对于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的导向坚持与深入研究始终缺乏强劲动力。
至今，中国法学界始终没有形成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性的、能够切实地解决既存法治问题的内生性理论，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理论与实践的严重脱节。在这个意义上，我国法治的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带有盲目性的特征。
（二）法治道路选择的自信不足
法治中国建设推行至今，取得了诸多成绩，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其中，道路的选择就是一个重大问题。 经过冷静反思，我们不难发现，不论是前苏联的法治意识形态还是西方传统法治理论，生搬硬套到中国来，实际上都会成为一种理想化的假想，并不符合中国法治运行的实际逻辑。 事实证明，未经当代中国社会实践检验的、假想的法治模式，根本无法评价乃至指导中国的法治实践。 自信才能自爱，自爱才有自省。 法治中国建设首先要对中华文明持有文明自信，对中华民族持有民族自信。
其实西方法治理论早已注意到亚洲国家的“儒释道”宪政理念和政治智慧在治理国家中的精妙作用，我们自己却丢失了这份本该有的选择法治道路上的自信。 当前在法治道路上，既要防止“左”的僵化教条，又要警惕和反对右的倾向。 法学学术上的“西化”、崇洋媚外、浮华赶时髦，都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
（三）法治实践运行的失衡失序
中国法治建设历经数十载，在法治实践领域获得了较大的发展。 应接不暇的新型社会现象与法律现象使得我国立法者不得不采取“运动式”的法律移植方式来健全法律体系，尽量做到有法可依。 我们却不可能像西方社会那样用近百年甚至几百年的时间进行理论磨合和信仰构建，这必然会造成我国法治实践在精神和行动上的“消化不良”现象，主要表现为立法不良、司法不公、执法不严、守法不诚、监督不力的失衡、失调、失序现象。 立法在内容上缺乏科学性、实用性、操作性；司法在过程中缺乏公开性、公正性、公平性；执法在实践中缺乏严肃性、严格性、文明性；守法在行动中缺乏诚信性、主动性、自觉性；监督在落实中缺乏实效性、实质性、具体性。 “政府权力越位、错位、缺位导致微观经济活动受干预过多；导致权力寻租、行政效率低下，投资消费失衡、重复建设、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严重的社会问题。
（四）法治建设的根基不牢不实
法治建设总体目标的实现不可能一蹴而就，中国法治建设一贯采取“自上而下”的建构主义模式。 学术型、精英型的立法模式与广大中国法治实践者存在着不同的话语体系，欠缺话语沟通平台的基层法治实践者只能绕过成本高昂的法治解决途径，运用老百姓自己的“智慧”寻求一套有利于法治体系外的法律规避式的潜规则。 法律规则与法治现实的脱节导致了中国法治建设在不同领域、不同行业、不同区域、不同群体、不同层级中的发展不平衡。 尤其是在基层领域，法治状况存在着大量的严重问题，法律制度的贯彻程度较为有限，民众的法律意识普遍淡薄，法治建设的基础不牢不实，发展很不平衡。基层正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重点与难点。
这种发展不平衡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一些领导机关、领导干部思想深处的认识基础不牢不实。 上级机关与领导人员对于法治建设的认识模糊以及重视不足，直接导致法治理念的贯彻与法治实践的推行缺乏足够的动力与支撑。二是群众基础不牢不实。法律法规虽然明存于纸上，但是无法得到广大群众的广泛认同与深入理解，许多群众不信任法律，不尊重法律，不遵守法律。 三是基层基础不牢不实。 就总体而言，越是接近于行政级别顶端的领域和地域，法治效果越好，越是贴近基层的领域和地域，法治的贯彻就越不充分。四是行业基础不牢不实。许多行业的实际运行更加依赖行业内部的各种“潜规则”，而偏离法治的轨道，甚至排斥法治力量的介入，大搞“独立王国”。 五是法治队伍基础不牢不实。 法治的顺利推进应以高素质的人才队伍、专业队伍为基础，而当前立法机关、司法机关、执法机关、法律监督机关的工作人员在整体上还远未达到应有的水准。
（五）法治的权威信仰亟待提升
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源自西方，而西方世界也经历了从对法治的美化甚至神化，转而跌入法治神化破灭、“礼崩乐坏”的社会阵痛过程。 法律应该被信仰，法治应该成为社会机制中的权威力量。 中国真正的法治信仰构建的图景应当是，民众的个人价值与法治的核心价值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与统一性。 民众的法治信仰应该是民众内心洋溢出来的，法治权威应该是民众自愿崇拜并推崇的。
反观现实，中国法治力量在民众心目中的权威远未树立起来，人们在遇到社会纠纷与社会矛盾时往往寄希望于“托熟人”、“找关系”、“走后门儿”等非法治途径的“潜规则”，而对司法、执法等法治力量缺乏起码的信任与依赖。 在司法领域，公信力缺失的情况尤为严重。 正如澳大利亚大法官马丁所言：“在一个秩序良好的国家中，司法部门应得到人们的信任和支持。 从这个意义出发，公信力的丧失就意味着司法权的丧失。 ”长此以往，理应成为基本社会治理方式的法治就会逐渐因失去社会民众基础而被边缘化、空洞化，这无疑对法治中国建设构成了巨大的威胁。
（六）法治“硬的一手”运用不够
法治作为一种国家治理方式与社会治理机制，在途径和手段上既要有“软的一手”，也要有“硬的一手”，既要有柔性的一面，也要有刚性的一面，二者都要灵活掌握、适时运用，不可偏废，共同服务于法治目标的最终实现。 忽视软和柔而片面强调硬和刚，抑或忽视硬和刚而片面强调软和柔，都是错误的。 就当前法治中国建设的现状来看，尤其要注意，法治理不可失之于软，失之于柔，失之于弱。 对人民应爱之又爱，对敌人要恨之又恨。 对于践踏法律、破坏稳定、危及整体利益和全局利益的行为，法治力量不能毫无声息、视而不见，要充满自信，该出手时即出手，并正确运用有利策略，分化敌对阵营力量。 要始终牢记，对不法分子和不法现象的姑息，就是对损害社会利益和人民利益的纵容。 要坚决克服模糊认识，要有执法的底气，要充满自信、理直气壮地把专政的一手用起来，把刀把子的一手用起来。 刚性严明、严格执法与野蛮的粗暴执法泾渭分明，与现代文明并不矛盾。
三、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建议与对策
（一）把法治中国建设提升到应有的重要地位
在以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法治中国虽然受到了很大程度的重视，但是没有将其上升到一个应有的重要地位。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蓝图中，法治中国所应扮演的重要角色，有待进一步加以明确。 只有将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地位明确下来，向权力机关与社会公众宣示其极端重要性，才可能真正将法治的理念与精神贯穿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事实上，法治中国建设与“五位一体”建设联系紧密。
在具体的理论建构中，可以考虑将法治中国建设与“五位一体”建设相并列，以使其获得全局性、根本性、长远性、基础性的重要地位。 我们也可以进行充分的论述，在充分强调法治中国建设高度重要性的同时，倡导将其渗透、贯穿于“五位一体”建设的各个环节之中，明确提出：没有法治中国建设的顺利推进，“五位一体”建设就不可能获得保障和成功。 具体来说，第一，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性应进一步得到提升，引起全党、全国、全社会、全体人民的高度重视；第二，要对法治中国建设进行权威的理论定位，使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获得重要地位；第三，应通过各种途径，使法治活动成为每个公民工作、学习、生活不可缺少的内容。
（二）坚定不移、充满自信地走中国特色法治道路
中国的法治道路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必须具有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属性与要求。 在学术氛围日益“西化”与部分学者盲目崇拜西方社会法治理论与经验的背景下，我们更要着重强调法治中国建设所秉持的“中国特色”。 西方社会的法治建设确有可资借鉴之处，但其成功也是根植于西方社会的历史传统、基本特点和固有属性而来的，并非依靠某种学说观点就能即刻点石成金。 “凡是法治搞得比较成功的国家，无一不是较好地坚持了法治规律与本国国情的创造性结合。 ”
对于中国法治道路的选择，一方面，我们要拥有兼包并蓄的宽广胸怀，只要是有益的文明成果，我们都可以加以吸收与借鉴；另一方面，我们更要坚守“中国特色”的基本思维路径，始终追随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指引，紧紧围绕中国的社会性质、民族传统与现实状况，切实着眼于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扎根客观现实，把握时代规律，不管风吹浪打，不怕说三道四，决不时髦献媚，坚定不移、充满自信地将中国特色法治道路坚持下去。 法学教育的课堂，学术理论的阵地，各级各类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的课题确定，立法、司法、执法、法律监督、法学教育等职能部门，都要切实纠正在法治道路问题上存在的偏差。
（三）全面加强符合国情的法理论建设
理论是实践的先导，是对未来的理性谋划。 任何社会实践活动，没有科学的理论来加以指引，都不可能获得预想的效果。 经过长期努力，法治中国建设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存在着不少问题。 这些问题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法的理论建设还不完备，还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间。 从整体上看，当前法理论的最大问题在于很多学说观点与现实存在较大的脱节，使得看似科学的法学理论及法律规定在实践中无法收到良好效果。 因此，在全面加强法的理论建设的过程中，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倡导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基本导向。 反思当前法理论研究现状，不难发现，“表面繁荣、实际贫困”。 空泛、繁复、玄奥、花俏、重复、媚外，缺少适合国情、自主原创、能够解决实际问题、有实际意义和价值的研究成果。 因此，我们在法学研究中应充分强调实证研究的重要意义，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坚持“实践出真知”的基本原则，注重法治调研与对策研究，以客观效果为归宿考量相关法律理论，全面纠正“书斋里面出学问”与盲目崇拜西方学说的理论建设思路。 法治中国建设真正需要的是内生性理论，它是从中国本土自生自发的法治现象中抽象出来，经过理论提升后形成的规律性结论。 对此，一要加大投入力度，对于具有强烈现实意义与实证效果的研究活动应给予充分的资源投入；二要加大导向力度，在学术界与实务界充分树立注重国情和立足现实的基本导向；三要加强实证研究，鼓励现实研究与国情探索，摒弃坐而论道和崇洋媚外；四要加强基层实践调研，充分重视法治在基层的运行和影响；五要突出法治经验的提炼，及时总结与推广有益的成形机制与实际做法；六要重视理论与实践结合型人才的培养、使用，充分发挥这些人才的作用，建构复合型法治人才库。
（四）重建符合中国国情、基于平衡的法学理论大厦
对于当前的法治中国建设， 我们应在法治运行的各个环节大力倡导和体现权利与义务、权利与权利、权利与权力、权力与义务、权力与权力、义务与义务平衡的法理观，切实解决社会各领域严重失衡的问题。
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领域的严重失衡，都有赖于法的平衡治理。我们还应深刻地认识到，从义务法、权利法到平衡法是法的发展规律，社会主义法是平衡法，平衡理论是对传统法学理论的新发展，平衡是法的总特征，平衡是法的内在力量，平衡是法的核心价值，平衡是良法的灵魂，平衡是法的最高境界，平衡是法的本质体现，法是平衡之法，法治是平衡之治，法学是平衡之学。 只有在平衡法理观的理念统御下的法治中国建设，才会被纳入有序发展和健康发展的轨道上。
（五）注重立法的系统性、统一性、适用性、操作性
法治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法律监督、法学教育，任何必要环节都不可或缺。
立法的科学与完备，是良性法治过程的起点与前提。法律规定与法律制度本身就存在问题，立法后的司法、执法、守法、法律监督环节就不可能正常运转下去。 中国法治的诸多问题，均与立法缺乏科学性、操作性密切相关。 注重立法的系统性，就是要求立法者在立法时将法律视为一个系统，统筹兼顾地考虑其中的每一个要素与问题。 不论是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而言，还是对于某一部具体法律而言，都要仔细考量其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协调关系，要通过设计使其内部的各要素协调一致，共同服务于整体目标的实现。 注重立法的统一性，就是要求同级的法律法规之间以及不同层级的法律法规不能在内容上相冲突，不能在指向上相矛盾，否则就会使执法者、司法者及守法者陷入不知所措的尴尬境地。 注重立法的适用性、操作性，主要是指不论法律规定本身多么符合逻辑、多么完整和严谨，如果在实践中不接地气，不能被有效适用、操作甚至根本落实不到社会生活中去，也都是徒劳无功的。 因此，密切着眼于法实践的环节，是立法工作的重要前提。 《劳动合同法》、《新刑诉法》、《婚姻法》等法律都或多或少存在脱离实际、不接地气的遗憾。 我们必须明确反对立法上脱离实际的“精英路线”，积极倡导符合实际的“群众路线”。 对于立法主体，要设定严格标准，要求其具有实际的法治理工作经验或生活经验。 例如，简单的经验告诉我们，没有接触过婚姻的未婚者，怎么有能力参与到《婚姻法》的制定、修改与实施中呢？
（六）充分调动全民参与法治建设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法治中国建设的推进在效果上是顺利而卓有成效的，在方式上主要是“自上而下”的，依靠权力机关自上而下地“推行”来实现法律制度与法律治理的运行。 但事实上，更为科学与更为合理的法治模式应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模式的密切结合，没有权力机关的主导，科学的立法无以产生，而缺失了民意的基础与民众的反馈，法治也无法得以有效推行。 因此，我们应采取各种措施，充分调动全民参与法治建设的积极性与主动性，要将法治事业、法律活动与广大民众的切身利益紧密结合起来，要让广大民众充分理解到与切身体会到，法治事业需要他们的深度参与，法治活动需要他们的意愿来加以支持和推动，法治过程不仅仅由立法机关、司法机关与执法机关来加以主导，更要由每一位社会成员来加以主导。 “要使每一项立法都得到人民群众的普遍拥护。”“维稳的前提必须是维权。 ”
如此，法治中国建设的民众基础才会不断地得以扩大，法治中国建设的进程才会更加顺利。
（七）大力营造敬畏、信仰、遵从法律的社会氛围和环境
法作为一种社会治理机制与国家治理方式，并不是独立地在社会领域与国家层面发挥作用的。 我们研究与推行法治中国建设，不能将法治作为一种孤立的现象与独立的体制来进行考量，而要充分考虑到法治中国建设的社会氛围与具体环境，处理好涉法工作部门与其他部门、法规范与其他社会规范的关系。 法治中国建设若想在社会领域得以顺利推行，其前提在于社会公众对法律拥有普遍的敬畏和坚定的信仰，进而在全社会范围内营建敬法、信法、用法的有利氛围，将法治、政策、习俗、信仰以及道德等充分加以融合，共同指引和规范人们的行为。 正如伯尔曼所说：“没有信仰的法律将退化成为僵死的教条，而没有法律的信仰将蜕变成为狂信。 ”在以往的法治建设中，我们更多地将思路局限于法律制度建构本身，更多地争论于某项规定是否科学和合理，往往忽略了法作为一种基本的社会规范总体上在社会实践中被人们认可、接受与应用的程度。 因此，非常有必要将“大力营造敬畏、信仰、遵从法律的社会氛围和环境”纳入今后的法治中国建设的各项工作当中，并认真对待法治文化建设，“法治文化应是贯穿法治中国建设的一个重要的软实力和润滑剂”。
（八）切实提高法治队伍建设的专业水准
没有一支忠诚、敬业、专业的法治队伍来践行法治，没有千千万万具有高素质和高水平的法律从业人员来操作法律，再科学、再完备的法律制度也只能止步于各种规定之中，再宏大、再高远的法治理想也不过是纸上谈兵。 因此，我们必须采取各项措施，加大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切实提高立法、司法、执法、法监督法教育主体的职业意识、专业素质和业务能力，严格准入标准，精心进行培育，将培养、使用法律人才的目标落到实处。 同时，要全面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保障司法独立性，完善司法工作人员任用制度。
当法治中国建设事业在拥有了一支具有很高专业水准的建设队伍时，其不断进步与发展即获得了源源不断的动力与坚强有力的支撑。
（九）真正加强法定程序制度设计，合理确定自由裁量空间
法治中国建设的有效推进，要靠良法的有效实行，良法的有效实行，要依赖法治主体的具体操作。 法作为一种行为规范，不可能穷尽规定社会主体可实施的所有行为，不可能覆盖社会领域中出现的所有现象。 这就为法治主体的自由裁量空间提供了现实依据，也为权力寻租腐败空间的存在提供了各种可能。 如果运用得当，自由裁量权能够很好地沟通形式正义和实体正义。 但是，如果自由裁量权赖以存在的制度基础并未巩固，那么这种权力反而会削弱法治的力量。
对此，我们必须真正加强法定程序制度设计，合理确定立法者、司法者、执法者、法律监督者等法治主体进行自由裁量的空间，在基本层面和技术层面想方设法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牢笼。
（十）充分认识法治中国建设的系统性、复杂性、长期性、艰巨性

在以往的法治中国建设中，我们往往依赖“运动式”的建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法治中国建设的复杂性、长期性、艰巨性。 事实上，法治中国建设涵盖的领域十分宽广，涉及的矛盾十分复杂，面临的任务十分艰巨，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也不可能有一用百灵的灵丹妙药，只能依靠我们下定决心、脚踏实地、逐步积累、立足长远地渐进推行。 事实证明，“运动式”的法治中国建设无法实现其最终目标，而只会为形式主义、犬儒主义提供大行其道的空间。 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法治中国建设不是一时的“运动”，而是一项长期坚持的系统工程。 法治中国建设的复杂性与全面性，要求我们开展的法治事业必须涵盖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阶层、各个群体，既要拥有高瞻远瞩的视野，又要秉持时不我待的作风，坚持法治建设要“从娃娃抓起、从现在抓起、从全民抓起、从领导机关、领导干部抓起”。
同时，要深入研究法治建设的特殊规律和特点，有针对性地研究、确定法治建设的具体措施和方式方法，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研究和解决，真正在取得实效上下真功夫，日积月累，长期坚持，必见成效。 具体来说，一要系统谋划法治方案，明确法治建设的战略目标、重点任务、保障措施、主要途径、破解难题、注意的问题，不能就事论事，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要运用系统思维统筹兼顾地考量法治建设；二要下真决心与大气力，在社会舆论导向上充分强调法治中国建设的高度重要性，在资源上舍得投入成本，光说不练只会空谈误国；三要持之以恒、常抓不懈，充分做好打持久战的思想准备；四要上下联动、全员发动，同时获得上层领导和基层支持的法治事业才是法治中国建设的正确指向；五要深入探索内在规律，注重策略方法，只有准确把握规律才能全面推进法治全局，只有灵活运用策略方法才能有效解决法治问题，最终在动态平衡中引导法治中国建设事业不断前行。

H. 论述西周的世轻世重的刑事政策

“刑罚世轻世重”析
马克思说：“刑罚不外是社会对付违犯它的生存条件（不管这是些什么样的条件）的行为的一种自卫手段。” 刑罚的轻、重，缓、急，最终决定于犯罪行为对统治关系的威胁程度。这个道理早在我国奴隶制鼎盛时期的西周初年，已被当时统治者阶级所觉察，清楚地反映在他们制定的礼律条令中。

奴隶主阶级的圣人周公旦，为巩固和加强奴隶主阶级对广大奴隶的阶级专政，总结历史经验，主持制定了内容十分广泛的《周礼》。他在其《秋官司寇》中，首先阐明了“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国，诘四方。一日刑新国用轻典，二日刑平国用中典，三日刑乱国用重典”的刑法思想。这就说明了统治者阶级在适用刑罚上的宽、严，轻、重，是依照当时、当地的阶级斗争形势的缓和或者激烈等不同情况，而由他们审时度势予以决定的。当然，这些记载只是他们对其国家社会所处时代的盛衰，治乱形势的直观认定而确立的刑政方针。逮及周穆王时代所制定的《吕刑》中，他们就把它看作是适应形势适用刑罚的一种常规了，并从刑法理论上作了高度的概括论证和说明。《吕刑》规定“刑罚世轻世重，惟齐非齐，有伦有要。”其大意是说，对于刑罚的适用，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其轻重程度是各不相同的。就是讲根据不同时期犯罪的不同情况，应当依照客观形势的需要，制定出不同轻重的刑罚，使其符合于各个不同时期同犯罪作斗争的实际需要；正确执行轻重不同的刑罚，才能有区别有分析地去适当用刑，以求得安定社会秩序的一致需要。这种思想和制度，既是对刑罚适用的历史总结，又反映出适用刑罚的客观规律性。自其形成以后，即受到历代统治者和思想家的普遍重视。

“刑罚世轻世重”，最早见之于《尚书》中的《吕刑》。《尚书》也称《书经》，它系中国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该书据传是由春秋时儒家创始人孔子编选而成。可见这一刑罚思想无疑首先为儒家所肯定和继承。孔子在进一步阐发这种思想时，就明确点出了时代的形势条件。他说：“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 把这一刑法思想说得有因有果，变化有律，同时，孔子还以“有张有驰”的道理说明了随时应变的客观需要。他讲：“张而不驰，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这里所讲的“道”，自然也包括上述适时用刑的基本原则。

战国时法家代表商鞅据此就直接而明白地提出：“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 并以历史事实论证了应时变法的道理。他讲：“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汤、武之王也，不修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

苟况则提出：“治则刑重，乱则刑轻。犯治之罪固重，犯乱之罪固轻也。书曰‘刑罚世轻世重’，此之谓也。”他甚至还提出了：“征暴诛悍，治之盛也。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未有知其所由来者也。刑称罪则治，不称罪则乱”的罪刑相适应的主张。故而他认为：“凡刑人之本，禁暴恶恶，且征其未也。杀人者不死，而伤人者不刑，是谓惠暴而宽贼也，非恶恶也。” 至于在什么形势下用轻刑，在什么形势下用重刑，荀卿有其独特见解。但对“刑罚世轻世重”的规律，在认识上同他人却是一致的，而且还指出了刑杀犯罪者的目的，不限于只对本人的惩治，要重在惩“其未也”，以预防犯罪，不能忽视对他人心理影响的一般预防。

法家集大成者韩非更全面地阐发了这一刑法思想。他讲：“圣人之治民，度于本，不从其欲，期于利民而已。故其与之刑，非所以恶民，爱之本也。” “严刑则民亲法”，“亲法则奸无所萌。”“故治民无常，唯治为法。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禁之以名则治，世知、维之以刑则从。”反之，“时移而治不易者乱，能治众而禁不变者削”。“故圣人之治民也，法与时移而禁与能变”。这就是说，明智的统治者，要考虑到根本，不要随心所欲，目的在给人民以利益。统治者制定刑法，不是为了厌恶人民，而是爱民的根本。刑罚严厉了，人民都会尊重法律，人人守法，犯罪就无从产生了。所以治理老百姓并无什么常规，为了治理好社会而定法设刑。法律要能随时代的需要而变化，才能有效地治理；刑措所施要同当时犯罪情况相适应，才能取得成功。假如时代变了治理国家的法律不变，那就会出乱子，即使善于治理众人的人，如果不能随着形势的变化而设禁惩罪，那也是会受挫折，使法治受到削弱的。故而明智的统治者，一定要做到法随时代的需要而制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以能够治理好国家而适时采用。可见，韩非把“刑罚世轻世重”的思想明确阐发为：一方面立法要适应形势，做到“法与时转则治”；另一方面司法也要适应形势，达到“治与世宜则有功”。

道家老、庄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里的“自然”自然也包括形势的发展，有随时应变的思想。他们主张本“天理”定刑法，规范人群，顺其自然。

经过春秋战国法学鼎盛时期“百家争鸣”和秦王朝“专任狱吏”、“严刑苛法”二世而亡的历史教训，中国历史上各代统治者都把“刑罚世轻世重”思想，作为其“法治”精神的经典加以运用，大多收到一定的效果；不能随时应变者，又都受到这一规律的惩罚。

汉朝统治者有鉴于周初采用“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国”的刑政方针，取得了“成康之治”的历史经验，同时又根据汉初百姓久苦秦时严刑苛法的客观现实，遂即实行简法轻罚和“省约烦苛”的刑政策略，也获得了载诸史册的“文景之治”。在这中间，刑罚适时，无疑是他们巩固统治的重要原因之一。西汉政治家贾谊及时作出了“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以人事，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的历史总结。就是偏安中国一隅的蜀汉，由于其丞相诸葛亮能审时度势，实行“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恩荣并齐，上下有节，为治之要，于斯而著”， 终于也得到了“刑政虽峻，而无怨者”的治理效果，实现了“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的安定局面。

汉儒董仲舒认为“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建议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使儒家轻视刑法的思想影响了历代封建统治者，大都以 “王道仁政”相标榜。晋朝葛洪尖锐地予以批驳：“仁者，为政之脂粉”，“刑者，御世之辔策”，“莫不贵仁而无能致纯仁以治也；莫不贱刑而无能废刑以整民也。” 在阶级斗争为主要矛盾的阶级社会里，单凭讲“仁”劝善，不可能解决你死我活的反对统治关系斗争的犯罪问题。历史事实表明：“治乱之理，宜务分刑赏为急。治国者莫不有法，然而有存有亡。亡者，其制刑赏不分也。治国者，其刑赏莫不有分。” 可见，治与乱的关节，以赏罚分明为急。治理国家的人没有不用法律的，但是法律却有亡国的法律和治国的法律之分，其区别就在于刑赏“有分”或者“不分”。这里的“分”字，主要是讲，当刑则刑，当赏则赏；反之，即为“不分”。然而就治乱急务之一的刑罚来讲，还有个世轻世重之分，重刑地与非重刑地之分，某种罪重与某种罪轻之分一这就是说，处刑的轻重都是以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的。唐朝白居易说得好：“圣人之用刑也，轻重适时变，用舍顺人情。” 所以宋朝变法人王安石在阐明其变法主张时指出：“夏之法至商而更之，商之法至周而更之，皆因世就民而为之节，然其所以法，意不相师乎？” 他还说：“徒法不足以自行”，“得其人而行之，则为大利；非其人而行之，则为大害。”这就是说，国家的治理，有赖适应时代要求的法律；法律的执行，又有赖于善于审时度势的执法人。只有全面实现了这两个条件，才能收到实际的治理效果。

纵观中国古代刑法史，“刑罚世轻世重”的思想，是厉代王朝大都遵行的，背离的也不乏其例。凡立法、司法能“变化因时”，在治理国家上都或长或短地出现过所谓太平盛世。同历史上“成康之治”和“文景之治”一样，唐太宗李世民认识到在立法设刑上有“论轻重之序，慎测深浅之量，言用刑轻重失其序，则系民命之存亡的重要意义，他们”删烦除细，改重就轻“，刑”罚所及，则思无以怒而滥刑“。这对于盛唐之初的”贞观之治“实不无促成作用。与此相反，秦王朝一味严刑苛法，二世而亡；新莽一味”法令苛细“，又一世而终。南北朝时南宋梁武帝萧衍锐意儒雅，专精佛教戒律，标榜”仁政“，轻薄法威，王子叛逆，哭教训免，王侯人家横行不法而不为罪，结果法纪废弛；自食其果。

历代统治者有鉴于历史上这些经验教训，在巩固其阶级统治的过程中，在立法设刑和审判活动中，大都不同程度地坚持了“刑罚世轻世重”的刑法原则，并结合其当时当地阶级斗争的特定形势，推行了一套相应的刑事政策，建立了反映“刑罚世轻世重”思想的刑罚制度。同时，又由于阶级斗争形势具有时起时伏、此起彼伏和某个时候或某个地区某种犯罪比较突出的复杂情况和种种特点，决定了刑罚措施和刑政制度上的多种形式。有直接反映刑罚世轻世重思想的，有折射反映刑罚世轻世重思想的，但都是在立法和司法上因时而变化的。此外还有法不变而刑政变的特殊形式等。

一、直接反映“刑罚世轻世重”思想的刑事立法

其最突出的有：西汉初年，高祖刘邦在相国萧何的赞助下，鉴于当时百姓久苦秦朝苛法，明定“约法三章”，“省约烦苛”，简法省刑，取悦民心，文、景时代达到了史称的大治。到了汉武帝时，刘彻外事四夷之功，内盛耳目之好，又推行法密刑重、酷吏击断的刑制。隋文帝杨坚初得天下，有鉴于北周“刑政苛酷，群心崩骇”的历史教训，实行改革，删除酷刑，“轻刑慎罚，”“疏而不失”，以轻代重，“取适于时”。隋炀帝杨广继位，他基于农民起义对其暴政的反抗，遂 “更立严刑”，又实行“天下盗贼巳① 上，罪无轻重，不待闻奏，皆斩”的重刑政策。唐朝初年既有“虑囚”之制，贞观时代又有“纵囚”之举，可谓宽缓轻刑。但到武则天统治时期，却文重用酷吏，滥施刑罚，不问罪行轻重，一律苦打成招，可称严苛重刑。

宋、明两代，则与上述情况不尽相同。他们在建国之初，即实行重刑政策；但刑罚世轻世重，仍然是一致的。宋朝是在五代、十国长期割据之后建立起来的一个统一封建王朝。边境未靖，斗争激烈，它“颇用重典，以绳奸慝”，刑“用重典，以救时弊”。宋徽宗赵倍统治时期，在刑罚适用上又“改重从轻者至多”，片面推行“以赃论罪”的刑事政策，造成了“被害之家，以盗无必死之理，不敢告官”的结果。明太祖朱元璋借口“惩元纵弛”，一开始就刑用重典，“先正纲纪”，“惩创奸顽”，严惩朋党和贪污犯罪。但后来他又告诫其太孙朱允炆说：“吾治乱世，刑不得不重，汝治平世，刑自当轻，所谓刑罚世轻世重也。”明惠帝朱允炆继位后即谕告刑官“《大明律》皇祖所规定，命朕细阅，较前代往往加重。盖行乱国之典，非百世通行之道也”，专“务宗礼教，赦疑狱，称朕嘉与万方之意。”

清朝初主中原，定律修例，以求时宜，律、例并重，创一代之新制，“律例繁简，因时制宜”，一个少数民族的统治者，在“禁暴止奸，安全良善”的原则指导下，也取得了康（熙）、雍（正）、乾（隆）时代的有效治理。及至清朝末年，又滥用重典，如“就地正法”，就是突出的表现。有法不用，群情激愤；民不畏死，革命兴起，结束了清朝的一代统治。

二、折射反映“刑罚世轻世重”思想的刑事立法

这有两种形式：

其一，借鉴西周刑用“三典”的历史经验，北宋统治者基于“祸起于辇毂之下”和包拯《请速除京东盗贼》的奏折，遂确立了“重法地”的刑罚制度。据此，凡在“重法地”犯罪的都要比在非重法地犯罪的加重处罚。宋仁宗开始只规定以京城开封诸县为限，后来把“重法地”逐步扩大到几乎半个中国。清王朝基于民族岐视和压迫的基本国策，公开推行汉、满异制的刑罚制度。满人犯罪，照例折罚，日满开释，或赔偿了事；汉人犯罪，则不分情节，重刑惩治，甚至按照姓氏灭族，株连无辜。逮及其末年，他们又以“地方不靖”为名，在人民革命兴起的地方，授命督抚大吏，先斩后奏，“明正典刑”。

其二，历代封建统治者，从战国时魏国李悝首制封建法典《法经》六篇开始，就“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刑罚重点打击的对象，一直是盗贼犯罪。及至南北朝时北齐在其刑律中，总结出危害封建统洽最严重的犯罪十种，名曰“重罪十条”，作为他们刑罚打击的重点。在历史进入隋、唐以后，封建统治者更把这“重罪十条”明定为“十恶大罪”，虽遇赦犹除名，故称“十恶不赦”。除此“谋危社稷”的“十恶”之外，历朝各代还有各自不同的重罪法或轻罪法。秦朝有“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的重刑罪。汉朝有《轻侮法》，宋朝有《盗贼重法》。史称唐、明合制，但其刑罚轻重，却也不尽相同：“大抵事关典礼及风俗教化等事，唐律均较明律为重；盗贼及有关帑项钱粮等事，则明律又较唐律为重。” 明初还严惩贪官，“诏犯赃者无贷”；清末为镇压革命，凡“沿及国变，而就地正法”。

这都是“刑罚世轻世重”思想，在我国封建立法和司法中的折射反映。

三、法律不变而刑政即政策变的“刑罚世轻世重”制度

一部中国刑法发展史充分证明，“法因时变”是绝对的，它通行于古今和各地，不仅各国（指诸侯国）有各国的法，而且各代有各代韵律，就是每一个朝代的法律也是极少始终不变的。而且变则盛，不变则衰。唐初及时制定了三部法典，即《武德律》、《贞观律》和《永徽律》，不以一朝而不改法制，随之而进入盛唐。“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当是盛唐之盛的重要原因之一。清世祖入关定《清律》，希其永垂千古，“其世世守之”，使之成为一部死法，终致成了清朝统治由盛变衰，由衰而亡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同时，法律乃是治国安民的章程，统一人们言行举止的行为规范，又不宜更改、变动过于频繁，而应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否则，朝令暮改，春定秋变，人们将无从措手足，也不利于巩固对社会的统治。所以“不变”，只能是相对的，有条件的。这个条件不是别的，就是“适于时”。对此，历代统治者和法律家都采用过一些办法，以解决这对变与“不变”的矛盾。其具体办法归纳起来，也有两种。

其一是法律保持相对的稳定性，以皇帝的诏、诰、敕、令和谕旨等法律形式去解决法律对形势的应变问题。这在中国历史上，自从有了成文法以后，是历代统治者所最常用的一种办法，并收到了一定的治理效果。比如，依照法律，诏、谕大赦等作法，许多朝代都曾采用过。但也有法外从诏的，例如，宋朝的“御笔手诏，”就是一种突出的表现。不过以“其所自断，则轻重取舍，有法外之意焉”，又招致了“变乱旧章”的恶果。

其二是法律保持绝对的稳定，则以例文来弥补律文不能应变的不足或缺陷。查“例”，最早见之于《尚书??吕刑》：“上下比罪”和《礼记??王制》： “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但都未形成例文。而清朝则定例修文，附于律文之后。这是清朝立法上的一个创举，制定了一部不同于往古的法例：《大清律集解附例》。它规定：“凡律令该载不尽事理，若断罪无正条者，引律比附，应加应减，议定罪名，议定奏闻。”他们在办案中“引律比附”，形成案例，根据案例，制定例文，形成《见（现）行则例》。以后，又把《则例》并入《清律》，成为《大清律例》。

清朝刑法制度中的律和例的区别是：“律一成不变，例则逐年增删。五年一小修，又五年一大修”。其理由是：“律犹日星然，县（悬）诸天壤，而不易。例则如踌躔度次舍之运行。或日易焉，或岁改焉。故天道五岁而一旋，星家于是有置闰之法；律例亦五岁而一辑，法家于是有增修之文”。其审判机关在具体办案中，就可以遵照 “盖法者一成不易之矩，而情则有曲折轻重，非可以概论者也。是故断法有律，而准情有例；律守一定，而例则因时而变通” 的精神，结合当时当地具体情况的需要，对具体案犯论罪科刑。

律和例区别既定，例文随时应变以适合同犯罪作斗争的实际需要，执行的结果则势必出现：有例文不用律文，律就渐成空文，而例则越来越繁杂、紊乱。其中有前后抵牾的，有律外加重的；也有因例破律的，甚至还有因此例而生彼例的。这样就不是“刑罚世轻世重”，而成时轻时重和忽轻忽重了。结果是：一片混乱，法制荡然。正如恩格斯所说，“法令与条例彼此矛盾，结果让完全不法的状态代替了‘法制状态’”。 这是清朝统治者所未能逆料到的一颗苦果。

总上史实说明，“刑罚世轻世重”是符合同犯罪作斗争的客观要求的。只有根据当时当地的具体历史条件，有区别地制定和适用轻重不同的刑罚，才能有效地发挥刑罚作为社会自卫手段的积极作用，推动社会前进，保障国家和社会安宁。如果刑罚不能随时应变，以过时之法治新形势下之世，不仅无效，往往适得其反，这在我国历史上是不乏其例的。晋朝明法掾张斐就曾说：“夫奉圣典者，若操刀执绳。刀妄加则伤物，绳妄弹则侵直。”故在办案中必依“律者，幽理之奥，不可以一体守也。或计过以配罪，或化略不循常，或随事以尽情，或趣舍以从时，或推重以立防，或引轻而就下。公私废避之宜，除削重轻之便……然后乃可以理直刑正” .这些历史经验的总结，都是值得重视的。但同时也要注意，象宋朝王安石所正确指出的那样，“刑法有三十年一变者，‘刑罚世轻世重’是也”，不能把它理解为 “时轻时重”，朝令夕改，那也于治理不利。可见，刑罚世轻世重，古今历来如此。其规律是：法随时变，刑与势宜。其方式：或以地别，或以罪异。其方法：或时移法变，用敕令、谕旨以节制刑罚；或律守一定，而例则随时变通，使刑罚的适用，同犯罪情况和形势需要相适宜。就是说，刑罚的轻重要适应同犯罪作斗争的形势需要，从时代的差异上表现出轻重不同的刑罚。这是斗争的需要，用刑的规律。运用得好，国家则治；运用不当，社会则乱。它是我们从中国四千多年的阶级斗争史中可以看到的一个治与乱的变化脉络。此乃“自古有天下者，是圣明王，不能去刑法以为治” 这是阶级社会的历史规律所决定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I. 法家的法治与当今社会的法治是否相同

1、理论前提不同

法家推行“法治”的理论是基于他们对人性和历史演进的看法。法家主张“好利恶害”的人性论。

现代法治的基本内涵是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统治阶级以法对国家权力的制约，以有效地制约和合理运用公共权力，使已经制定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基本原则是依法治国，有法可依。

2、本质不同

法家的“法治”维护的是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其本质还是为了维护建立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法家的“法”实质是维护新兴统治集团的法，并不能代表整个社会成员的利益。

现代的法治要求是人民是“法”的制定主体，法的作用是维护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3、推行法治的方法不同

法家“法治”的方法概括为以法为本，法令必须成为判断人们言行和行赏施罚的唯一标准。同时主张严刑峻法。在法家看来，重刑是达到法治的一个重要手段。

现在法治的法是惩罚犯罪分子，一切危害人民利益的犯罪活动都将受到惩罚。

(9)借法治消弱扩展阅读：

依法治国（现在法治）的必要性：

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不动摇，紧紧围绕建设法治中国的总目标，以构建公正高效权威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为重点，切实将加强法治建设贯穿于政法工作全过程，带头严格依法履行职责、行使职权，肩负起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者、实践者的重任。

要把严格执法、公正司法作为基本要求，严格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履行职责、行使权力，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切实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尊严和权威。要把以人为本、公平正义作为灵魂，紧紧抓住影响司法公正和制约司法能力的关键环节，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完善诉讼法律制度，规范执法司法行为，进一步提升执法司法公信力。

要把促进全社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作为重要目标，深化法制宣传教育，弘扬法治精神、塑造法治文化，努力形成尊重法律、崇尚法治的良好氛围。

J.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关系的实例

法治之法必须是符合最基本道德规范的普遍善良之法，而不是脱离道德以外的法律；以德治国（德治）的道德必须是以现代的道德观为基础的，而不是我国传统的道德为基础。在法治的原则之下以现代的道德观念为基础的德治是统一的，二者具有互补性和不可替代性。

1、依法治国需以以德治国为基础。

这首先是因为道德是立法的基础，重要和基本的道德规范是法律规范的主要来源之一，先进的道德规范是法律规范的主要价值目标之一，良好的道德规范是评价法律规范善恶的主要标准之一。

其次是因为道德是执法的基础，法律规范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模糊性，能否公正地、准确地把握立法宗旨，取决于执法者的素质；执法者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能否恰当地运用这一权力，则取决于执法者的素质。

2、以德治国需以依法治国为补充与保障。

以德治国着力于通过提高人的内心觉悟和建设人的动机文明，来端正人的文明行为；依法治国则着力于通过约束人的外部行为和建设人的行为文明，来开掘人的内心文明。

以德治国着力于建设个体文明，通过榜样的力量促进社会主义群体文明水平的提高；依法治国则着力于建设群体文明，通过群体文明的提高，防范、震慑个体的越轨行为。

(10)借法治消弱扩展阅读：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重要意义

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不断探索和总结历史经验基础上做出的重大理论创新，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性认识的升华，是我党在新形势下对执政治国经验的最新总结。

认真学习领会和贯彻落实江总书记的这一重要思想，对 于开创让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