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道德风险
① 什么是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逆向选择，指的是这样一种情况，市场交易的一方如果能够利用多于另一方的信息使自己受益而对方受损时，信息劣势的一方便难以顺利地做出买卖决策，于是价格便随之扭曲，并失去了平衡供求、促成交易的作用，进而导致市场效率的降低。
道德风险也称道德危机，是指参与合同的一方所面临的对方可能改变行为而损害到本方利益的风险。从受损主体来划分，“道德风险”可分社会(包括他人)道德风险与个体道德风险。经济学意义上的“道德风险”应该是指社会道德风险。具有潜在性、长期性、破坏性和控制的艰巨性等特点。
② 如何解决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
对于逆来向选择 ，可以源通过
1.发送信号 （比如可以签订合约，如果商品质量有问题实行赔偿，生活中有很多例子，“假一罚十”，在劳动市场上，比如说学历证书 那就是你的能力信号）
2.建立信誉
3.在保险市场上，可以将保险当作一种附带利益，也可以政府规定每个人强加保险。
对于道德风险：
1.激励 （企业的激励制度，职工持股等等）
2.提升机会成本（比如高水平工资，使被发现不好好工作的丢掉工作的机会成本上升，等等）
这两个问题都是由于市场信息的不对称导致的 ，想象能使信息完全的其他方法
③ 什么叫道德风险
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假定市场交易过程是瞬时完成的，不存在履约问题。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履约是一个过程，交易的双方往往具有不对称信息。通常将拥有私人信息的参与人称为“代理人”（Agent），不拥有私人信息的参与人称为“委托人”（Principal）。在交易双方签约后，如果委托人的利益还要取决于代理人的行动，委托人的利益实现就可能面临着“道德风险”（Moral hazard）。道德风险之所在存在，是因为无法在契约中明确限定代理人的行为选择，而且，由于监督成本太高，以致于代理人的行为具有隐藏性。我们的目的在于探讨道德风险下的经济效率。
道德风险容易发生在保险市场。我们考虑一辆自行车所有者的行为。如果自行车没有被保险，那么为了防窃，所有者会自觉采取一些防范措施，如给自行车配安全锁，及时上锁等，这样虽可有效降低失窃概率，但仍有可能失窃。如果所有者购买保险的话，自行车失窃的损失将会被保险公司赔偿。假定保险公司根据现有自行车失窃概率确定保费，那么，它实际上已经假定自行车所有者已采取了相应的防窃措施，包括上锁等。但是，一旦给自行车保了险，自行车所有者就没有动力再采取积极的防窃行为，而保险公司又不可能监督每一客户的行为。这样，自行车失窃概率将提高，从而迫使保险公司提高保费，自行车保险市场就萎缩了。
在上面的例子中，保险公司与自行车所有者的保险合同要能完全履行，取决于代理人——自行车所有者的防窃行为。但后者的行为具有隐蔽性，这样，就出现了典型的“道德风险”问题。理想的市场均衡应该是：每个消费者都愿意购买更多的保险，而如果消费者连续采取相同量的防窃行为，保险公司就会愿意提供更多的保险。然而，真实的市场均衡将是：如果消费者能够购买到更多保险的话，他们的合理选择就是较少采取防窃行动。
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是不对称信息条件下两种低效率的形式，而不对称信息的存在，是由于信息的获取需要太大的成本。然而，真正的问题是：政府对于市场的某种干预是否能够改进效率？
如果政府拥有的信息跟经济活动中的委托人一样，那么，很显然，在道德风险情形中，政府的干预不可能更好，因为政府同样不能察知代理人的隐藏行为。而且，政府干预也有成本，政府获取信息同样要支付代价。考虑到这些因素，信息经济学理论并不极力主张政府的干预，相反，而是寻找市场自行的解决方法。其中通过市场信号显示来解决“逆向选择”问题，通过激励机制的设计来解决委托——代理问题，是两个最基本的方法
④ 道德风险如何化解
道德风险是指这样一种现象，即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在最大限度地增进自身效用的同内时做出不利于容他人的行动。
造成道德风险的根本原因是信息不充分和信息不对称，因此化解道德风险的根本途径是加强信息沟通。信息沟通的加强可以通过市场方式来实现，例如广告、信誉、商标等，也可以通过政府强制的方式来实现，例如强制性产品责任、信息披露义务等等。道德风险还可以通过制度的方式来解决，例如构建双边预防机制。因为伤害成本的最终承担者会内部化他行为所产生的任何收益，所以构建一个当事人各方都承担一定伤害成本的制度，可以激励当事人调整自己的行为，以较多的预防和较少的行为来降低事故发生的概率或强度。
⑤ 如何消除市场中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
解决方法之一是通过政府介入，比如保险市场中，保险公司都不太或不敢为老年人提供保险，不是因为患病的概率太高，因为那样可以通过提升保费来解决，而是因为信息不对称。
那么政府可以对超过某一年龄阀值的老年人，统一提供保险。除了政府介入，也有其他的办法。而且，逆向选择的问题也并不都方便由政府出面解决。
声誉、标准化制度、市场引导等，都有助于解决问题。市场引导。在商店、饭店等第三产业，商品和劳务的提供方，往往比消费者拥有更多的信息，所以销售方往往会选择尽力地向消费者提供足够多的有关他们商品和劳务的信息。
尽力消除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例如广告），甚至建立声誉等“无形资产”，俗称“回头客”来传达有关其产品的信息。另一方面，劳务的提供方也是，诸如找工作时，一份详细的简历，往往会比白纸一张，更有说服力和竞争力。就是因为不同程度上消除了雇主心中的信息不对称。
标准化制度的常见例子之一是加盟和连锁，当消费者去到一个陌生的环境（比如从未去过的城市），其在住宿和饮食的选择上，如果选择了连锁和加盟的店铺，则其对将要享受到的商品和劳务所掌握的信息，一定会比一家从未见过的店要多。
而作为商家，加盟和连锁的“金字招牌”就是一个很好的提供信息的媒介，给予消费者一个自己“这是消费过的品牌”，对商品和劳务的质量有较为形象的预期，尽力消除信息不对称的影响。
市场信号通过市场中，和消费者交流的特定渠道，对消费者传达厂商强烈的，愿意尽力消除信息不对称的意图。比如电器市场，很多厂商在商品中，都附有质量保证书，各种“3年内，若有故障，不修直接换新”，或者“1年包退，3年包还”，或种种保修服务，都是很典型的市场信号。
⑥ 银行监管的政府安全网会引发什么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
银行业安全网是涉及多个团体职责和义务的合约网，引发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一般都是比较小的几率。因为为了网络各利益团体激励相容，网络的设计必须周密而精确，必须随着市场、法律、政府、伦理或者文化等方面的演进而不断变化。在安全网的结构中，资本管制要求作为一项国际行业管制标准，其潜在功能和作用也正在得到理论研究和监管实践的不断挖掘。审慎资本管制要求的理论内涵及潜在政策效应，审慎管制政策之间的理论关联及相互效应反馈应该成为银行安全网政策设计的关键。银行业安全网的框架结构和审慎管制的理念，以及在安全网结构中，资本管制要求政策与其他管制政策组合设计的必要性是需要注意的。希望我的回答对你有帮助，欢迎采纳我的回答，谢谢。
⑦ 道德风险的产生原因
1、根源：自20世纪80年代，我国实行“拨改贷”以来，许多企业还没有从财政拨款、“伸手要钱”的惯性中转变过来，而政府因为种种原因，没有考虑到企业法人 这个经济实体的客观要求，也没有注重培育银企之间“契约”关系、法制规则，结果只是形式上的转变，并基金业道德风险没有真正建立银企之间的债务约束关系。尤其在我国转轨 过程中，许多企业还不适应这种以“契约”为中心的规则，结果在巨大资金的需求下，企业仍然把银行当做靠山，“企业是国家的、银行也是国家的”，这就是企业 用来逃废银行债务的冠冕堂皇的理由。
2、法制观念淡薄。企业法人法制观念淡薄，认为企业变相逃废银行债务的行为不是可耻的，反而振振有词。 经济规则的中心——“契约”，在他们的眼里只是一纸空文。2001年银广厦事件从侧面告诉我们，法制观念淡薄已成为中国市场经济改革前进道路上的一块绊脚 石，亟待提高已是当务之急。
3、经济过剩产生的道德风险。当前，国内消费需求不振，购买力下降，企业开工不足，资源配置、生产能力相对过 剩，企业为争夺市场份额不得不低成本倾销，抢占市场，竞争的结果则优胜劣汰，分化加剧。而与此同时，为抢占优质客户，出现几家银行同争一家客户的现象，一 方面使银行的信贷风险集中增大，另一方面劣质企业告贷无门，因此逃废银行债务动机日渐增强，产生了滋生道德风险的温床。
4、日益严峻的金融从业环境。金融从业环境对银行有诸多不利，翻开近几年我国颁布的有关法规，其内容大多是针对银行的约束。如1994年国家体制改革取消企业税前还贷，直接影响企业还贷能力。目前国企举步维艰，经营困难，在当地政府部门的怂恿下，部分企业全无“借债还钱”的信用观念。
⑧ 政府失灵的现象有哪些
概括地讲，“政府失灵”包括以下几种情况：
（1）由于行为能力和其他客观因素制约，政府干预经济活动达不到预期目标；
（2）政府干预经济活动达到了预期目标，但效率低下，或者说成本昂贵，导致资源并未得到充分有效地利用；
（3）政府干预经济活动达到了预期目标，也有较高的效率，但都带来不利的事先未曾预料到的副作用；
（4）某些外部性问题或国际性经济贸易问题，一国政府无能为力加以解决，如核利用中的污染问题，国际贸易纠纷问题等。
原因分析
人类的行为受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诸多因素影响，如果仅局限在经济领域内对政府失灵进行思考，很难得出正确的结论和解决办法。公共政策牵涉面广、制约因素多，政府在制定、实施公共政策过程中可能偏离公众目标，造成政府失灵。
政治
（一）公共决策过程中的缺陷导致公共政策的低效甚至偏离公共目标
第一，民众与政府的委托代理中存在道德风险。现代民族国家宪法一般都规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并规定人民行使权力的方式和途径，并按照一定的程序将权力授予政府，所以政府只是全体社会成员——人民的代理者。国家是全体人民的组织，政府只是立宪意义上的代理人，立宪性制度赋予政府机构决策权——组织中最重要的权能。在现实政治体制中，民众直接选举或间接选举议员或政府首长，通过议会或政府首长向具体的行政机构授权，是民众授权模式。不论直接民主制，还是代议制政府，民众与政府之间是一种委托与代理的关系。凯恩斯经济学中隐含着政府是“道德人”假设，即政府永远是大公无私的，市场失灵时，政府代表公众利益恢复市场功能，使社会福利最大化。“政治人和经济人能够是同一人吗？在公共选择领域中，假设他们就是同一人”。
但是实际上假定政治家和官员是毫无私利的社会利益的代表是靠不住的，存在道德风险。如同消费者和生产者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一样，政府部门及官员也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例如，获取更大的权利和更高的威望，争取本部门预算和规模的最大化，减轻工作负担，获得更多的报酬，争取更长的任期，等等。
第二，民众的“搭便车”行为和利益集团的操纵使公共政策偏离社会利益，导致政府失灵。委托代理理论假定选民以投票的形式参与政治决策过程，强调了选民对政府行为制约的必要性与制约的方法。政府的公共政策即使并非全体公民直接投票选择的，也是由民众选出的代表投票决定的，这些代表为了能再次当选，在很大程度上受选民意愿的约束。但在现实中，选民的“搭便车”行为导致公共政策偏离社会利益。
第三，多重委托代理制约失效。民众与政府的委托代理关系是多重的。一重是公民及其代理机构（立法机关）作为委托人与政府行政系统作为公民及其代理机构的代理人之间的委托代理；二重是政府行政系统作为委托人与具体的各级政府组织作为代理人之间的委托代理；三重是具体的各级政府组织作为委托人与政府组织工作人员作为代理人的委托代理关系。根据组织管理的权责对等原则，立宪性制度一般同时规定了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各级政府（代理人）都是以维护公共利益即民众的利益（委托人的利益）为目标，但是“多重委托代理”缺点造成对代理人制约失效。
其原因在于：一是政府作为公共产品惟一的提供者处于垄断地位，缺乏竞争压力，民众对公共政策制定、执行无决定权；二是委托代理模式的民意传递，经过代理人的过滤会发生民意损失，因为代理人的价值取向、偏好与民意可能存在偏差；三是在代理活动中代理人都在寻求最有利于自己的行为方式和规则，如故意把决策程序复杂化、模糊和减轻责任，降低职业风险；四是有理性、不知情的选民对特殊利益没有制约。对代理人监督乏力和成本过高，加上监督信息的不对称，使民众难以获取政府及官员真实的信息，选民对政府及官员的监督是无效的，这些因素使得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缺乏有效的良性的互动，使监督流于形式，导致政府失灵。
第四，现有民主决策制度的缺陷。直接民主制中存在的问题有循环投票或投票悖论和偏好显示是否真实等问题；间接民主制中固有的问题主要是被选出的代表由于其“经济人”特性而往往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不是选民或公共利益的最大化，选民却难以对其实施有效的监督。现有的投票规则或表决方式主要有一致通过和过半数等，然而一致同意原则的决策成本太高，且容易贻误决策时机，更严重的是，“一致同意的选票制度将盛行于讨价还价和敲诈以及达不成任何实质性决议的拖延”。多数原则不可能是完全民主的，它可能出现多数人对少数人的强制。当代经济学家德姆塞茨指出，企图用一个完善的政府取代一个不完善市场的想法是荒谬的。政府失效至少和市场失效一样严重。
（二）公共政策执行的低效率引起了政策失灵
政府机构制定的公共政策对经济的调控行为，没有使社会资源配置状况变得更好，或者相对资源配置状况的改善而付出的实际代价过高造成资源浪费，引起效率和社会福利的损失。
第一，从成本收益角度来看，只有政府干预收益超过其干预成本时才有干预必要，否则公共政策是低效的或无效的。任何一项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需要相当的行政成本，都需与此项政策相关的运行费用，社会或社会的某一阶层、某一部分人必然要为此付出成本或代价。
由于政府处于垄断地位，其收益源于企业、居民提供的税收，支出属公共开支，运行的成本和收益是分离的，没有企业那样的硬预算约束，使得政府没有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的激励。政府干预活动大多不计成本，倾向于使用过多的资源，即使计算成本，也很难做到精确。在干预收益方面，政府作为垄断组织提供的服务往往是垄断的、惟一的，而确定评价政府机构的绩效标准十分困难，对一些政府产品的质量和数量的度量很难，难以对政府进行有效监督。而且当政府活动不成功时，缺乏一种可靠的终止这种活动的机制。政府干预的垄断性和排他性，往往造成干预活动的低效，甚至无效。
第二，公共产品市场是完全垄断市场，缺乏竞争导致的低效率，常常使政府的干预、调控行为滞后，丧失时机，导致政府失灵。在无竞争的市场条件下，不可能有两个政府或政府中两相同职能部门同时活动，政府部门存在任意扩大自己的职能范围，滥用政府权力，过度干预的倾向，导致政府的行为效率低下。同样，不同的政府部门所提供的公共服务是单一的、垄断的，因而部门之间也不存在竞争压力，一个部门效率的提高不会对其它部门形成激励。明哲保身的官员为避免犯错，故意把决策程序复杂化，只要符合程序，一旦错误发生，责任不是个人承担，表面上看是官员集体承担，实质是由社会承担，这样就没必要追求高效率。
第三，从公共政策的供求来看，干预供给超过干预的需求，造成公共政策效率低下或无效。一方面在市场机制下，经济主体要想获得一定的收益，必须付出一定的成本，利益与负担是结合在一起的。但政府干预下，收益者和负担者产生分离，获益者可能是全社会或者特定的集体，它们无需考虑谁是支付者，这样受益者就有很大积极性，进行政治上有效的努力，去发起、支持和扩大一个特定的低效的项目或政策。这种积极性要比支付者反对这一项目或政策的动力大得多，其结果可能造成政府过度、持久的干预。
另一方面，政府官员及政府本身的利益使政府自身具有不断扩张和膨胀的本性。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官僚机构和立法部门都追求预算的最大化，他们与利益集团结成“铁三角”，导致政府预算有不断扩大的趋势。庞大的不断膨胀的政府机构，层次繁多，冗员太多，人浮于事，导致公共产品供给的低效率。随着社会对公共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极易导致政府干预职能扩展和强化及其机构和人员的增长。由于缺乏竞争对手，就可能导致政府部门过分投资，由此而造成越来越大的预算规模和财政赤字，成为政府干预的昂贵成本。当政策运行的直接成本和政策运行的机会成本大于政策实施所带给企业的收益时，就会导致政策失效。此外，政府干预越多，官员就越有机会追求自身利益。这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政府部门对公共物品的供给超出社会资源最优配置所需数量，结果造成政府的过度干预，导致资源浪费呈上升趋势。
第四，缺乏对政府、官员严格和科学的制约、监督和考核机制。从理论上讲，政府、官员必须服从民众的监督以保证政府部门运行的效率，切实为民众服务。但在现实中，这种监督因为多重委托代理制度的缺陷和信息的不完备而效力有限甚至无效。因为选民所了解的信息是由被监督者提供的，监督者对被监督者的工作知之甚少，结果监督者可能受被监督者操纵，从而使被监督者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政策得以实施。例如，国政府官员的升降实行上级任命制，造成了极少数官员只对上级（往往是上级个人而非上级集体）负责而不对下级负责。政府官员的工作缺乏责任制的约束，对其工作状况和实绩缺乏公平合理的考核和评价标准，造成一小部分官员欺上瞒下，做表面文章，搞形式主义。在政府的组织制度存在种种缺陷和问题的情况下，势必导致政府做出不合理的和错误的决策，或者即使做出了正确决策也不能得到有效贯彻和实施，这又必然导致社会经济资源配置低效，社会福利减少，经济发展失衡。
（三）公共政策自身的不确定性引起的干预失灵
第一，政策的时滞引起的市场失灵。从公共政策制定到政府采取行动有一个认识、决策和行动的时间，受政府预见能力、行动的决心和制定政策效率的影响，政策出台后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影响政策目标，受客观环境和条件的影响有一个传导时滞；而从经济个体行为的变化到整个社会宏观经济变量的变化又需要一个过程，即生效时滞。同时，根据执行状况调整政策需要一定的信息资料，而与此有关的统计资料需要一定时间才能被提供，这有了资料时滞；政策需要一定时间对资料进行整理、分析、判断，如此就产生了识别时滞。市场经济的运行有其内在的规律性和周期性，政府政策的滞后性增加了市场运作中的不确定性，导致经济无规则的波动，加剧经济动荡，带来资源浪费。政策时滞的存在导致政策极易在不适当的时候发挥不适当的作用，甚至有人认为政策时滞的存在导致政策的不可信赖。
第二，不完全信息和有限理性造成的公共政策失灵。正确的决策必须以充分可靠的信息为依据，现代市场经济活动复杂多变，增加了政府对信息的掌握和处理的难度。而且，获取决策信息总是需要支付一定甚至很高的成本的，不管是选民还是政治家所获得的信息都不可能是完全的，同时，信息不对称还来自于信息优势方对信息的垄断。在交易中拥有的信息越多对自己越有利，信息的优势方为了得到最大的经济利益就会隐藏信息或提供虚假信息。而政府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干预，是一个涉及面极广、错综复杂的决策过程。一方面有限理性导致政府的干预、调控能力有限，政府官员并非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同样有人类共有的一些弱点，如知识经验不足、计算能力和决策能力的有限；另一方面大部分公共政策是在信息不完全甚至扭曲的情况下做出的，决策不可能是最优的甚至是错误的，因此导致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的存在一定的盲目性、滞后性，使经济资源的配置达不到最优，导致政府失灵出现。
第三，政府的公信力不强致使公共政策执行效率降低。公信力是公共政策的基础和灵魂，政府公信力在复杂多变和充满风险的市场环境中是一种确定性的力量，有助于降低风险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效率。政府公信力受到置疑有客观方面原因，许多政府行动的后果极为复杂、难以预测和控制，弥补市场缺陷的措施本身可能产生无法预料的副作用，使公共政策受到怀疑，如理性预期导致的干预政策失效，甚至帮倒忙。政策的制定、实施和发生效果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博弈的过程。市场主体会对政策进行理性预期，并对可能损害自身利益的政策采取防范措施，即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使公共政策效率降低或落空。但政府公信力降低更主要的是主观因素造成的，如朝令夕改、寻租、与民争利、缺乏民主、不依法行政，以及为民众提供公共物品能力和效率低下，使得公共政策得不到民众信任，妨碍公众与政府的合作效率，增加整个社会的交易成本，导致政府公共政策效率低下。
（四）寻租造成的政府失灵
垄断导致寻租，寻租导致腐败。政府利用垄断性行政权力和法律手段干预市场，获利的人乐意用较低的贿赂成本获得较高的收益和超额利润。在寻租活动中，政府并非一个被动的被利用的角色，麦克切斯内就提出“政治创租”和“抽租”问题。前者指政府官员利用行政干预的办法来增加私人企业的利润，人为创造租，诱使私人企业向他们行贿作为得到这种租的条件。后者指政府官员故意提出某项会使私人企业利益受损的政策作为威胁，迫使私人企业割舍一部分既得利益与政府官员分享。在垄断的角逐中，一些活动家致力于实施某种限制——寻租，也有一些活动家致力于反对实施这种限制——避租。寻租、设租、避租活动中不仅耗尽人们的才智，而且把费用强加给社会的其他人群，从而阻碍了经济发展。垄断造成一重损失，角逐垄断权又造成另一重损失。非生产性的寻租使个人收益最大化，但却是社会资源的浪费，导致政府官员的行为扭曲。政府官员为了特殊利益争夺权力，破坏公平的竞争秩序，导致整个经济效率、政府效率和全社会福利损失，最终导致政府失败。
总之，由于政府自身的局限性和外部因素对政府约束无效，政府在纠正市场失灵时引起了效率和福利损失。用沃尔夫的话说，在市场“看不见的手”无法使私人的不良行为变为符合公共利益行为的地方，可能也很难构造“看得见的手”去实现这一任务。
经济
政府在调控经济的过程中所固有的缺陷导致“政府失灵”。
第一，政府的组织结构不利于信息的传导，造成“政府失灵”。政府的机构设置是“金字塔”式结构，以适应“政出一门”和领导负责制的组织原则。然而正是这种结构，严重阻碍了经济运行中各种信息的及时传输和政令的及时下达。市场运行中，各种资讯瞬息万变，政府在对市场进行宏观调控的过程中，必须掌握及时准确的信息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然而，市场中的各种信息通过各级机关层层审批最后递交到决策者手里，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而这时信息的准确度，在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中已经大打折扣；同时，政府决策者，通过各级机构把自己的决策落实到经济运行的问题环节，中间也需要一个复杂的程序。“从上至下的决策信息传输途径使得一项政策并不能及时地发挥作用。
第二，政府的“超然”地位，使其丧失了经济调控的有效性，导致了“政府失灵”。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过程，是站在市场之上的，他并没有直接深入市场中对出现混乱的环节进行调控，而是通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福利政策和再分配政策等手段对整个国民经济肌体进行间接调控。通过政策的持久效果和扫除各种外部障碍来诱导国民经济走向正规。然而，政府对于调控的力度和幅度，以及调控的时间的把握却是非常困难的。往往出现调控力度过大或过小的问题而影响经济的发展。同时，由于政府独立于市场之外，并没有直接参加到经济运行之中，它对于经济运行状况的敏感程度就会相应减弱，不利于政府及时发现其中的问题，这就从一个方面决定了政府很难提出有效的具有前瞻性的指导意见，因此政府的调控多是事后调控，造成了资源的极大浪费，也给调控增加了难度，同时，也增加了政府公共政策失败的可能性。“决策规则的自身缺陷，加上信息的不完全，导致政府活动在干预市场经济时存在的无效性是必然的。
第三，政府行政属性成为“政府失灵”的固有原因。政府属于行政机构，而并非纯粹的经济组织，它的活动原则和机构构成必然要适应处理大量行政事务的需要，而并非仅仅为了适应经济调控的职能。这种行政化作风也必然会渗透到政府管理经济的活动中，例如，行政审批的低效率，日常工作的程式化缺少灵活性，以及处理问题时层层请示的制度等。这些工作方式是在日常行政事务的处理中逐步形成的，然而却与经济活动高效、及时的要求相背离。
在经济管理工作中，政府机构的这种工作方式，易导致低效率和滞后性等一系列问题，使政府调控行为丧失时效性。此外，虽然各国都把管理经济作为政府的重要职能，且其重要性在不断的提升，然而政府不可能把全部精力与财力都集中于经济管理上。与经济运行的持续性相比，其每次的调控行为必然是短期的和间接的，因此，政府首要关心的是调控的眼前效果，而对于调控行为长期的以及隐性的影响，政府却没有精力去评估。直到某项政策的负面影响集中发挥作用，政府才会反思其最初的正确性。这也成为“政府失灵”的一个重要原因。
⑨ 政府在解决道德风险上可以做什么
可以从幼儿园抓起道德
⑩ 中国的政治风险状况的初步评价
一、转向政治暴力风险
传统意义上的战争风险 (政治暴力风险) 指战争、内战、恐怖行为等 , 如目前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承保的战争险就指投资所在国发生的战争、内战、恐怖行为以及其他类似战争的行为。目前 , 中国企业在跨国经营中面临的主要政治暴力风险已经不是传统的战争与内乱风险 , 而是和平环境中贸易保护主义驱动的政治暴力风险 , 由于劳工权益问题引起的政治暴力风险也呈方兴未艾之势。在这些政治暴力风险的酝酿和爆发过程中 , 东道国某些政客和公众人士的道德风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 , 自由市场经济和普选民主的结合也提高了政治性风险。
(一) 贸易保护主义驱动的政治暴力风险有增无减
传统的战争、内乱、恐怖行为风险主要存在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 , 如西亚的伊拉克等国 , 南美洲的委内瑞拉 , 非洲的刚果等国 , 欧洲的前南斯拉夫国家、塞浦路斯 , 以及独联体的高加索地区 , 等等。无论是按照出口额还是按照投资额衡量 , 这些国家和地区目前都远远算不上是我国企业跨国经营的重点。在 14 个存在较高上述传统战争、内乱、恐怖行为风险的国家中 (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拉克、以色列、朝鲜、尼泊尔、塞浦路斯、民主刚果、塞尔维亚－黑山、克罗地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马其顿、格鲁吉亚、委内瑞拉),2003 年 , 我国对其进出口贸易总额为 69.0648 亿美元 , 仅占当年我国货物贸易总额 (8512.0729 亿美元) 的 0.8%；2004 年 1 月－7 月为 52.0480 亿美元 , 仅占同期我国货物贸易总额 (6231.1227 亿美元)的 0.8%。在可预见的未来 , 这些存在较高传统战争风险的国家和地区也不太可能成为我国企业跨国经营的重点 , 因为我国企业跨国经营的主要目标可以概括为拓展出口市场、获取国内短缺资源、获取先进技术 3 项 , 而现实乃至潜在的战乱风险本身就降低了这些国家和地区居民的收入 ,削弱了他们吸收中国商品和服务的能力 , 最多只能满足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的第二项目标。因此 ,在目前和可预见的未来 , 我国企业跨国经营的重点只能是不存在战争和内乱的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化经济体 , 以及部分发展中国家。从西班牙埃尔切事件来看 ,这些国家并非不可能发生政治性暴力事件 , 从而导致我国企业、国民的资产和收入蒙受损失 , 但政治性暴力不太可能来自战争、内乱 , 恐怖主义行为归根结底也只是极少数 , 主要可能来自国际化商业竞争中的失利者 (东道国厂商、工人和其他利益相关者) 采取的过激行为 , 而这种暴力行为从潜在风险转化为现实 , 往往又离不开极右势力的煽动组织。
以欧盟为例。扩大后的欧盟已成为我国最大单一贸易伙伴 , 但近年来欧洲各地反对外来移民、反对欧洲一体化和单一货币的极右政党日益猖獗 , 德国的共和党、意大利的社会运动和民族联盟等政党都继承了法西斯衣钵 , 德国人民联盟、法国国民阵线、意大利北方联盟、比利时弗拉芒集团等极右政党还取得了执政机会。在 2004 年 9 月 19 日揭晓的德国东部萨克森、勃兰登堡两州地方议会选举中 , 国家民主党、德国人民联盟等极右政党得票率显著增长 , 赢得了左右地方政治的影响力。仅就极右政党取得执政机会的德国、法国、意大利和比利时 4 国而言 ,2003 年其对华贸易总额为 737.0359 亿美元 , 相当于同年我国对上述 14 个存在传统战争与内乱风险国家贸易总额的 10.7 倍 , 占当年我国货物贸易总额 (8512.0729 亿美元) 的 8.7%；2004 年 1月－7月为 529.6576 亿美元 , 相当于同期我国对 14 个存在传统战争与内乱风险国家贸易总额的 10.2 倍 , 占同期我国货物贸易总额 (6231.1227 亿美元) 的 8.5%。显然 , 与传统的战争与内乱风险相比 , 和平环境中贸易保护主义驱动的政治暴力风险对我国企业跨国经营的影响要大得多。
不仅部分欧盟国家 , 其它一些国家也存在类似的政治暴力风险。澳大利亚是我国第九大贸易伙伴 , 中国－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正在酝酿之中。然而 , 澳大利亚居民福利水平较高 , 其制造业竞争力远远低于中国同行 , 制造业利益集团正在极力阻止中国－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协定谈判 , 且白人种族主义政党及其政见一度在该国政坛产生较大影响 , 在贸易自由化背景下不无痛苦的产业调整过程中 , 爆发针对中国和其他东亚经济体的政治暴力行为几率不可低估。
(二) 由于劳工权益问题引起的政治暴力风险方兴未艾
劳工权益问题对我国社会稳定和企业经营管理有着潜在的至关重要的影响 ,但由于以下原因 , 这种潜在影响迄今尚未完全显现：我国国民性情温和；国内劳动力市场总体供过于求；现行干部考核体制激励政府官员在劳资纠纷中更加倾向于资方 ,且政府行动能力强大；……所有这些因素导致目前我国国内资方力量占有较大优势。也正因为如此 , 我国企业管理层缺乏在不同环境下处理劳工权益问题的经验。但上述因素在许多国家并不具备 , 中国企业在跨国经营过程中 , 由于劳工权益问题引起政治暴力行为的风险较高 , 其中又以以下两类项目的风险最为突出：
在一些法制不甚健全的发展中国家投资的资源开发型项目。目前和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 , 我国在海外的大型投资项目主要是采掘业项目 , 员工较多的企业发生工潮的几率本来就相对较高 , 采掘业从业人员普遍性情剽悍 , 发生工潮的概率更高。首钢秘鲁铁矿股份有限公司自建立不久便陷入劳资纠纷困扰 , 仅从 2004 年 6 月 1 日开始的罢工就令该公司直接损失 351 万美元 , 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
在一些平均收入水平高于中国并实现了民主化的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制造业投资项目 , 尤其是并购投资项目。之所以如此 , 首先是因为这类经济体与中国的竞争关系比较明显 , 工人更担心生产向中国转移而减少他们的就业机会。其次 ,工人担心他们的收入水平降低。第三 , 这类国家实行民主体制不久 ,尚未形成类似欧美的成熟的社会各阶层相互制衡机制 , 其国民行使民主权利的热情高涨而履行义务的意识相对淡漠 , 容易形成极端的群体性行为。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计划收购韩国双龙汽车公司 , 双龙工会就是最大障碍之一。
(三) 东道国某些政客、公众人士和集团的道德风险日益突出
在贸易保护主义驱动的政治暴力风险酝酿和爆发过程中 , 东道国中央和地方政府某些机构、某些政客、公众人士、集团的道德风险相当突出 , 恶性事件通常离不开他们的纵容乃至怂恿。在埃尔切事件中 , 最令人惊心的并非暴徒们的纵火行为 , 而是当地警察对这种严重犯罪行为袖手旁观 , 埃尔切市一些头面人物甚至公然为暴徒和渎职的警察开脱。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没有暴徒 , 治理良好的社会与治理不善的社会根本区别并不在于有无破坏秩序的行为和人 , 而是在于社会秩序维护者能否忠于职守 , 在于破坏秩序的行为能否在事前受到充分的预防 , 事后及时受到足够力度的惩处。而在埃尔切事件中 , 埃尔切市当地警察、市长和西班牙制鞋业协会等人的道德风险令当地社会秩序荡然。上述人士之所以存在这样的道德风险 , 除了心理和感情因素之外 , 更主要是出于政治和经济利益动机。
政治利益动机 , 即某些政客希望通过纵容乃至怂恿排斥外国商品、企业、劳工 , 或是索取过份的劳工待遇而捞取选票。这种道德风险随政府层次和东道国政制而异。着眼于中央政府权位的全国性政客必须较多地考虑国家外交利益 , 地方性政客则无需顾及国家外交利益 , 因此 , 中央政府的道德风险低于地方政府。东道国地方政府这种道德风险水平的高低 , 在相当程度上又取决于东道国政制。其它条件相同 , 在实行地方自治的国家或地区 , 中央政府约束地方性政客的手段相对较少也往往不够强硬 , 地方性政客更重视当地民意 (无论这种民意是否理性或失之狭隘), 地方政府的道德风险水平较高；在地方政府首脑实行任命制的国家 , 中央政府约束地方性政客的“乌纱帽效应”相对强硬 , 地方性政客盲目迎合当地民意的内在动机也相对较弱 , 地方政府的这种道德风险水平相应较低。俄罗斯剧变之后至今实行地方自治制度 , 地方领导人由当地居民选举产生 , 地方领导人由此常常自恃民意基础而与联邦中央政府分庭抗礼。鉴于俄罗斯在别斯兰人质惨案之后可望推行政治体制改革 , 地方领导人从选举改为任命 , 这类地方政客与中央唱反调的政治性风险可望降低。
经济利益动机。某些行业协会、商会组织和企业的头面人物企图借助非正常手段狙击中国商品和企业 , 维持乃至扩大其成员企业的销售额、市场份额 , 或是取得某项资产。把持俄罗斯经济命脉的寡头多数依靠非正常手段发家 , 在俄罗斯政治和经济秩序并未完全走上正轨的情况下 , 他们天然更倾向于继续通过非正常手段低成本攫取经济资源。在 2002 年 12 月斯拉夫石油公司拍卖案中 , 西伯利亚石油公司老板阿布拉莫维奇、阿尔法集团 (控制秋明石油公司) 老板弗里德曼两大寡头操纵舆论和国家杜马立法迫使中石油退出 , 从而以 18.6 亿美元获得了这个估价逾 30 亿美元的公司。
有志于跨国经营的中国企业应当注意的是 , 自上世纪 90 年代初以来 , 以苏东剧变为标志 , 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和普选民主政治体制在西方国家的大力输出下席卷众多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 , 一时蔚为大观。在一些学者笔下 , 自由市场和普选民主是私有产权和经济繁荣的保障 , 但在实践中 , 即使不考虑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引进多党制过程中的全面内战 , 对于跨国经营的企业 (尤其是依靠定居海外的商人开展跨国经营的企业) 而言 , 这一转变的最大副作用便是提高了政治暴力风险。
二、蚕食式征用风险日益突出
征收风险即东道国政府对外资企业实行征用、没收或国有化的风险。在上世纪 60 - 70 年代 , 发展中国家一度掀起国有化高潮 , 当时征收风险较为突出。80 年代以来 , 征收风险大大降低 , 目前各国政府竞相吸引国际投资 , 在大多数建立了正常政治秩序的国家 , 公开、直接的征收风险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
尽管如此 , 在中国企业跨国经营中 ,“蚕食式征用”(creeping expropriation,又称“间接征用”) 风险依然存在 , 甚至有所上升。“蚕食式征用”本意指东道国政府和外国投资者在投资合同中事先约定 , 外国投资者在一定年限内 , 按一定比例分期将其股份逐步转让给东道国政府或国民 , 使东道国方所持股份达到 51% 以上 , 甚至 100%。后来其内涵逐步丰富、发展 , 按经合组织开发援助委员会投资保证专门委员会《关于保护外国人财产的条约》第三条的注释 , 蚕食式征用具体指不适当的独断性征税、限制汇款、禁止解雇、拒绝批准进出口原材料 , 等等。美国众议院有关材料则将蚕食式征用定性为对外国投资者的歧视性待遇、外资政策的改变、强制国有化、借贷限制、雇佣外国人的限制、强制出口、价格统制 , 等等。总结蚕食式征用各类具体行为 , 可以将其定义为东道国中央、地方政府并未公开宣布直接征用企业的有形财产 , 而是以种种措施阻碍外国投资者有效控制、使用和处置本企业的财产 , 使得外国投资者作为股东的权利受到很大程度的限制 , 或实际上被取消 , 从而构成事实上的征用行为。我国企业、海外华商面临的蚕食式征用风险主要有三种情况 , 即作为贸易保护主义工具的蚕食式征用、与腐败动机结合的蚕食式征用 , 以及东道国政策法规变动导致的蚕食式征用。
(一) 作为贸易保护主义工具的蚕食式征用
这种蚕食式征用通常是由东道国政府有关部门以检查偷漏税、走私、卫生、安全条件为名 , 频繁搜查外资企业 , 动辄处以高额罚款、额外课税 , 干扰其正常生产经营 , 甚至以上述借口没收外资企业货物。俄罗斯政府有关部门动辄以华商对俄出口“灰色清关”问题为由没收大批华商货物 ,就是典型范例。在此次埃尔切事件之前 , 西班牙警察也曾突然搜查埃尔切华商的商店和仓库 , 并用枪顶着华商的脑袋 , 颇有滥用暴力之嫌。由于东道国商业环境不规范、法制不健全 , 也由于某些海外华商贪图小利 , 或过分倚重价格竞争策略 , 一些海外华商确实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 , 也给某些东道国政府部门提供了蚕食式征用的借口。
(二) 与腐败动机结合的蚕食式征用
在一些法制不健全、官僚体系腐败的国家 , 腐败政府机构或腐败官僚与私人资本结成的利益共同体惯于侵占政府与社会公众的资产借以自肥 , 外国投资者同样难以幸免。一旦与腐败动机结合 , 蚕食式征用风险就更加难以避免。如果东道国主流财团普遍依靠在国有企业私有化过程中廉价掠夺国有资产发家 , 与腐败动机结合的蚕食式征用风险就比较高。
蚕食式征用风险常常是贸易保护主义和腐败动机结合的产物。政治剧变后的俄罗斯在透明度国际等组织的腐败排行榜上“名列前茅”, 当华商、中国商品在俄罗斯社会占据了一定地位之后 , 在前苏联解体的废墟上逐渐恢复的俄罗斯轻工业希望排挤中国同行 , 警察部门则垂涎华商的财产 , 眼红海关人员从中国货物“灰色清关”中攫取的丰厚油水 , 贸易保护主义和腐败合流 , 从上世纪 90 年代末起 , 俄罗斯警方查抄华商货物的恶性事件屡屡发生：l998 年 , 莫斯科市扩东、兵营两楼的中国货物全部被查抄；2000 年－2001 年 , 俄罗斯发生查抄华商货物事件上百起 , 被查抄货物总值上亿美元；在 2004 年 2 月 10 日的“埃米拉事件”中 ,俄罗斯警方劫走华商货物总值高达 3000 万美元。
(三) 东道国政策法规变动导致的蚕食式征用
有时 , 由于东道国政策法规变动 , 外商不得不退出部分乃至全部投资股权。一来外商退出股权通常违背其本意；二来由于政策变动导致外商被迫集中在短时间内脱手股权 , 即使其资产能够找到买主 , 在这种人为造成的买方市场上 , 卖主资产的市场价格也要大打折扣；因此 , 这也是一种蚕食式征用风险。典型如卡塔尔政府 2004 年调整对“睡眠担保人”政策。卡塔尔本国法律规定 , 除农业、制造业、卫生、教育、旅游、当地矿产开发等行业外 , 所有盈利性活动都必须由卡塔尔本国人参与或代理 , 欲从事盈利性活动的外籍人必须与卡塔尔本国人按照 49% (外籍人) 对 51% (卡塔尔人) 的股权比例成立合营公司。在实践中 , 卡塔尔政府、法院和居民多年来接受了一种变通做法 , 即企业帐面股权比例符合上述法律规定 , 实际上双方达成私下协议 , 由外籍人士提供全部资金并独立经营 , 充当名义多数股东的卡塔尔人，公司仅作为担保人收取固定的担保费 , 号称“睡眠担保人”(sleeping sponsor)。2004 年 7 月 , 卡塔尔政府颁布新法令 , 明文禁止这种做法 , 违规者可处以没收财物、吊销执照、罚款直至 1 年以内监禁 , 包括我国企业在内的大批外资企业由此面临蚕食式征用风险。
我国企业常常不能简单地用撤离有关国家和地区的方式来规避上述各类蚕食式征用风险 , 因为不少蚕食式征用风险较高的国家对于我国保证资源供给具有重要意义 , 或者属于我国企业西方竞争对手的空白区 , 我国企业往往有必要承受上述风险开拓这些国家的市场。
三、金融危机高发国转移风险较高
汇兑限制风险 (转移风险) 即东道国国际收支困难而实行外汇管制 , 禁止或限制外商、外国投资者将本金、利润和其它合法收入转移到东道国境外。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 , 在世界性金融自由化浪潮的冲击下 , 大多数国家逐步开放了外汇管制 , 转移风险相应大幅度降低。但由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国际货币/金融危机频繁爆发 , 发展中国家和某些转轨国家的转移风险仍然不可低估。近几年中 , 新兴市场就先后爆发了 1998 年俄罗斯危机、1999 年巴西雷亚尔危机、2001 年土耳其危机和 2002 年年初的阿根廷危机。假如东道国不是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 , 资本帐户和国内资产市场开放较快、较彻底 , 且国内资产市场过热 , 或外债负担较重 , 这样的国家爆发货币/金融危机的几率就较高 , 转移风险亦较大。
四、违约风险集中于发展中国家
即东道国政府违约 , 投资者无法或无法及时求助于司法或仲裁机关；或虽有裁决 , 但无法申请执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承保的政府违约指投资所在国政府非法地或者不合理地取消、违反、不履行或者拒绝承认其出具、签订的与投资相关的特定担保、保证或特许权协议等。这类风险通常出现在一些法制不健全的发展中国家和前苏联东欧转轨国家。
五、延迟支付风险不可忽视
通常指主权债务违约风险 , 即由于东道国政府停止支付或延期支付 , 致使外商无法按时、足额收回到期债权本息和投资利润。目前存在这一风险的主要是一些重债发展中国家 , 主要发达国家的货币是国际广泛接受的清偿手段 , 其政府在理论上可以开动印钞机无限偿还债务 , 所以外商在与主要发达国家中央政府的交易中通常不存在延迟支付风险 , 但外商与发达国家地方政府交易时则未必能够高枕无忧 , 因为地方政府没有货币发行权 , 完全有可能陷入财政破产 , 这方面实例并不少见 , 甚至纽约、慕尼黑等世界闻名的富庶城市政府也未能幸免。
六、第三国干预风险上升
第三国干预风险可以划分为两类 , 一类是第三国政府直接采取制裁措施的风险 , 这种风险目前主要来自美国 , 企业如果与伊朗、苏丹、朝鲜等美国列举的所谓“无赖国家”开展经贸往来 , 就有可能面临这项风险 , 其潜在损失包括无法进入美国市场、不能在美国融资、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不得进入美国 , 等等。当初中石油筹备海外上市赴纽约路演时 , 美国一些政治势力致函各大投资基金 , 以中石油在“邪恶国家”苏丹开发石油为由要求基金经理们抵制中石油 , 并在美国国会提出了正式的议案。2004 年年初中石化集团参与竞标伊朗油田时 , 也受到了美国的阻挠。企业如果在美国资本市场上市融资 , 或是对美国出口业务规模较大 , 或是从事战略性资源开发业务 , 或是从事敏感产业 , 面临的这项风险就较高。尽管美国的《赫尔姆斯－伯顿法》和《伯德法》受到了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抵制 , 但只要美国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不变 , 美国的这种行为就不会停止。未来欧盟也有可能借口“人权高于主权”而对别国企业实施这种威胁。
另一类第三国干预风险并非由第三国直接采取制裁行动 , 而是在第三国干预行为的压力或引诱下 ,东道国政府违约的风险。由于日本参与 , 中俄石油管道工程方案多次反复 , 中石油在安大线上的前期投入全部落空 , 且损害了我国的能源战略 , 就是这一风险的典型案例。
七、结束语
随着我国对外贸易和海外投资的增长 , 我国企业面临的政治性风险也与日俱增 ,2004 年 9 月－10 月不到一个月时间内便爆发了埃尔切事件和巴基斯坦匪徒绑架中国工程师两起恶性案件 , 就充分显示了这一点。尽管我国已经建立了包括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多边投资保护体系、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与海外投资保证的跨国经营政治性风险应对体系 , 但这个体系在争端解决与赔付效率等方面仍然存在许多不如人意之处 , 未能有效覆盖新的政治性风险更是其突出缺陷。因此 , 发展、完善我国政治性风险应对体系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