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竞争政策与中国反垄断立法

1. 王先林的代表性著作

《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知识产权滥用的反垄断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年初版、2008年修订版。
《竞争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一版、2015年第二版。
《WTO竞争政策与中国反垄断立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知识产权滥用及其法律规制》（合著），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
《中国反垄断法实施热点问题研究》（主编），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
《经济法教程》（主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经济法学专题研究》（合著），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
《试论诚实信用原则与反不正当竞争法——兼论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封闭性之克服》，《政法论坛》1996年第1期。
《合同自由与国家干预》，《安徽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
《论我国反垄断立法的两个基本理论问题》，《中外法学》1997年第6期。
《论市场管理法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中国法学》1998年第2期。
《试论知识经济与知识产权》，《法学杂志》2000年第1期。
《建立我国中小企业法论纲》，《中国法学》2000年第1期及其英文版“The Compendium on the Formulation of China's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 Law”（ China Legal Science 2001。
《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的冲突与协调》，《法制日报》2000年12月17日。
《从微软垄断案看知识产权滥用的反垄断控制》，《法学家》2001年第3期。
《反垄断法基本实体制度论纲》，《经济法论丛》第3卷。
《产业政策法初论》，《中国法学》2003年第3期及其英文版The Instrial Policy Law in China, China Legal Science 2004。
《在“入世”背景下制定我国反垄断法的两个基本问题》，《法学评论》2003年第5期。
《知识产权滥用及其法律规制》，《法学》2004年第3期。
《论联合限制竞争行为的法律规制》，《法商研究》2004年第5期。
《在华跨国公司知识产权滥用的反垄断法分析》，《知识产权》2005年第6期。
《论反垄断法中的控制企业结合制度》，《法商研究》2006年第1期。
《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竞争政策和竞争法的国际协调》，《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草案）>的若干意见》，《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反垄断法视野的反倾销》，《法学家》2007年第2期。
《论中国反垄断法的平等适用》，《法治研究》2007年第5期。
《中国反垄断法应如何对待知识产权问题》，《科技与法律》2007年第3期。
《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法律规制》，《法商研究》2007年第4期。
《反垄断执法与知识产权保护之间的平衡》，《知识产权》2007年第6期。
《反垄断法适用于知识产权领域的基本政策主张》，《电子知识产权》2008年第1期。
《知识产权行使行为的反垄断法规制——<反垄断法>第55条的理解与适用》，《法学家》2008年第1期。
《论反垄断法实施中的相关市场界定》，《法律科学》2008年第1期。(全文被译成英文刊登在Volume 3 Number 4 of Frontiers of Law in China 上)
《<反垄断法>的出台与我国竞争法体系的协调完善》，《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
《从个体权利、竞争工具到国家战略——关于知识产权的三维视角》，《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
《竞争法视野的知识产权问题论纲》，《中国法学》2009年第4期。
《论我国反垄断法在知识产权领域的实施》，《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
《反垄断法实施中对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协调》，《法学》2010年第9期。
《论反不正当竞争法调整范围的扩展——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条的完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0年第6期。
《知的财产権分野における中国独占禁止法の执行》，《公正取引》2011年第9期。
《我国反垄断法实施的基本机制及其效果——兼论以垄断行业作为我国反垄断法实施的突破口》，《法学评论》2012年第5期。
《我国反垄断法适用于知识产权领域的再思考》，《南京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
《理想与现实中的中国反垄断法——写在<反垄断法>实施五年之际》，《交大法学》2013年第2期。
The Application of the Anti-Monopoly Law in the Contex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China’s Anti-Monopoly Law: The First Five Years, Edited by Adrian Emch & David Stallibrass, Wolters Kluwer Law & Business, 2013.
《超高定价反垄断规制的难点与经营者承诺制度的适用》，《价格理论与实践》2014年第1期。
《垄断行业的监管与反垄断执法之协调》，《法学》2014年第2期。
《涉及专利的标准制定和实施中的反垄断问题》，《法学家》2015年第4期。
《关于制定我国滥用知识产权反垄断指南的若干思考》，《价格理论与实践》2015年第10期。

2. 简述反垄断的法理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 第一条 为了预防和制止垄断行为，保护市场公平竞争，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维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制定本法。
反垄断的法律基础是自由、效率和公共利益的平衡。反垄断法的价值目标是维护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充分发挥其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社会整体福利、保护公共利益的功能。提高效率和消费者福利是保持市场机制有效运行的手段。
反垄断是禁止垄断和贸易限制的行为。它是国家政府或国际组织在公司营销呈现垄断或有垄断趋势时采取的一种干预手段。 19世纪末，世界经济发展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反垄断已经成为各国监管的对象。所有国家都通过严格的立法来规范反垄断。自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也积极承担了反垄断的责任。
拓展资料：
一、2011年11月，国家发改委就宽带接入问题对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发起反垄断调查。如果属实，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可能会被处以数亿至数十亿元的罚款。 2021年4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规划(2021-2025年)》，明确了“十四五”期间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重点措施，将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案件审理，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适时制定相关司法解释，明确规范各类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消除市场封锁，促进公平竞争。妥善处理互联网领域垄断纠纷，完善平台经济反垄断裁判规则，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二、中国政府在国内外对反垄断也有不同的态度。对内提倡竞争的概念，很少对其利弊进行实证分析；对外，我们根据国家利益调整平衡竞争和垄断的规模。 对垄断的判断有两个视角:全球和局部。比如，中国的电信运营商在中国处于绝对垄断地位，但在国际市场占比不足5%；美国占全球份额的20%以上，但在一个地方市场上并没有实现绝对控制。从整体来看，中国电信还远未实现垄断，其规模需要持续增长才能与国际巨头竞争；从本土来看，中国电信明显处于垄断地位，需要分离。发达国家往往从自身利益出发，强调局部，忽视全局；中国政府从国家利益出发，兼并大型国有企业组建航母，这是全局的视角。

3. 简论我国反垄断法的任务

随着中国进一步开放其国内市场从而最终成为世贸组织的成员方，许多中国企业可能被外国的竞争者挤跨。有鉴于此，市场经济完善的国家都规定，外国企业的活动必须遵守东道国的反垄断法。而我国至今尚无一部适应市场发展的《反垄断法》来限制和阻止外国企业在华的垄断行为。长此以往，外资控股的企业凭借其资金和技术优势，可以迅速成长，取得市场支配地位，使民族经济面临生存危机。事实上，我国目前已形成某些行业为外资垄断的局面。如电脑、通讯、医药、飞机制造等行业由美资垄断，汽车行业由德资和法资垄断。因此出台一部《反垄断法》迫在眉睫。

我国的反垄断法，针对外国企业的垄断行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加以规定：首先，对发生在我国市场上的垄断行为，无论其行为主体是中国企业还是外国企业，都一视同仁的适用反垄断法。其次，世界上多数国家，尤其是我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国已规定了反垄断法域外效力的情况下，我国的反垄断法立法中也应规定适当的域外效力条款，以限制国际市场垄断行为对我国市场的影响，更好的维护我国的主权和经济利益。

中国入世后，中国与其他世贸组织成员的经贸关系将从双边扩展到在世贸组织多边贸易体制的基础上。对中国而言，经贸环境将发生重大变化。第一，中国将与世贸组织其他成员展开“开放、公开和无扭曲的竞争”。这种竞争是全面、整体而激烈。第二，入世后，中国初步形成的市场经济将与世界范围内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进行协调和接轨，使中国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其影响将是全局、整体和深远的。因此，中国应以整体的而不是局部的，分散的形象迎接入世。也就是说，入世对中国的影响，首当其冲的是政府，其次才是企业。

对于政府而言，它的行政管理方式不再单纯只是受国内法的管辖，许多方面还要受世贸组织规则的制约。因此，政府和政府部门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的行政垄断必须根除，因为它与世贸组织的规则格格不入。表现在：第一，世界贸易组织的许多协议都有贸易政策透明度条款，要求在成员的全国水平上实行贸易管制规则和实际管理做法的公开化，在官方出版物上发布或者公开征求公众意见，或者在多边水平上通知贸易组织，以便于世界贸易组织有关缔约方政府和贸易商了解和监督。1994年建立的世界贸易组织贸易政策审查机制，是世界贸易组织对成员的国内贸易政策进行经常性监督的制度，用于鼓励、支持和维持在国内和多边水平上的贸易政策的透明度。我国目前存在的行政垄断或者是所实施的行为无法可依；或者是依据的决定，文件与法律法规相抵触；或者是披着合法的外衣，实质违法。因此，超越法定权限，滥用行政权力的行政垄断将在世贸组织规则面前不堪一击。第二是成员国政府有义务采取一切可能的“合理措施”对世贸组织规则进行统一实施，而不管成员国的国家结构制度的类型。这一要求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成员方实施歧视性的措施。受此冲击最大的是我国普遍存在的地方保护主义部门贸易壁垒，如果不及早打破，就无法保证对世贸组织规则的一体化遵循。

在这次中美就中过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中，美国人追问最多的问题就是“中国的企业是如何运作的？是政府说了算还是企业家说了算？”可见政府对企业的干预早已引起了世贸组织的关注。如果中国政府违反了世贸组织的规则，将引起其他成员方不满与抗议，受到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制约。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基本原则是通过非强制性手段达到成员履行协议的目的。当通过非强制性手段不能在双方达成满意的结果时，则允许成员之间进行交叉报复这种强制性自助手段。27与其被动受世贸组织规则的制约，不如争取主动及早出台我国的反垄断法。

如上述，我们当前正处于新旧两种体制的转轨时期，我们既需消除旧体制遗留下来的隐患，又要遏止初露端倪的新问题。同时，我们在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必须发展壮大自身实力，时时抵制来自国外的冲击。这些都无形中为中国反垄断法的制定提出了紧迫性的要求。只有一部全面，统一规范经济垄断，行政性垄断的反垄断法才能担当起“经济宪法”的重任。

4. 反垄断法是什么意思 反垄断法介绍

1、反垄断是禁止垄断和贸易限制的行为。是当一个公司的营销呈现垄断或有垄断趋势的时候，国家政府或国际组织所采取的一种干预手段。

2、在19世纪末期世界经济的发展进入了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反垄断就成为了各国规制的对象，各国均采取严厉的立法来进行反垄断的法律规制。中国自加入WTO以后也积极担负反垄断的责任，2011年11月，国家发改委就宽带接入的问题，对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展开反垄断调查。如果事实成立，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可能被处以数亿至数十亿元的巨额罚款。

3、2021年4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规划（2021-2025年）》，明确了“十四五”时期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重点工作举措，将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案件审理工作，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适时制定有关司法解释，明确规制各类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消除市场封锁，促进公平竞争。妥善处理互联网领域垄断纠纷，完善平台经济反垄断裁判规则，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

5. 请教高手！西方和中国的法律在反垄断上有何不同！

一、西方反垄断法律制度形成的基本前提及该制度的质的规定性
反垄断法律制度顾名思义就是以反对垄断为主要目标的法律制度。如在反垄断法产生的母国——美国，大公司、大企业是以托拉斯的形式垄断和统治市场的，所以美国的反垄断法就在习惯上被称为反托拉斯法。早期的反托拉斯法、日本的禁止垄断法都是既反垄断行为，又反垄断状态，并以企业分拆为重要的法律规制手段。但是，随着竞争理论和产业经济学的发展，人们对垄断现象的认识得到提高，发现有“有效率的垄断”的存在，反垄断法调整对象开始转变为仅针对垄断和限制竞争行为。但是，任何垄断和限制竞争行为的存在都是以一定程度的垄断状态（或称经济力的集中）的存在为前提，否则，按照经济学的完全竞争理论，作为价格接受者的厂商的任何抬高价格的举动都会使他丧失全部市场。所以，反垄断法产生的第一个前提就是经济力的集中。因为，如果没有经济力的集中，垄断行为就不可能存在，反垄断法也就丧失了存在的基础了。
但是，经济力集中和垄断行为出现是否就一定遭到国家反对从而导致国家的干预性立法呢？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曾经作出了完全不同的回答。如社会主义国家最初实行的都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这种经济体制下，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企业，企业的生产计划靠国家直接下达，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由国家统定，生产出来的产品由国家包销，政府事无巨细，直接管理着各个企业的供应、生产和销售。行政手段、指令性计划和其他强制力量建立起并维持着每个国有企业事实上的垄断地位。国有企业垄断地位的获得不仅是合法的，而且是国家组织经济的必要手段。在这种经济体制下，以维护市场机制为着眼点的反垄断法完全没有存在的空间。而在资本主义国家所实行的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力的集中主要指私人经济力的集中，即出于个人利益最大化的逐利冲动对市场进行垄断，从而背离社会利益和公共利益。在这种背景下，导致了代表社会利益和公共利益的一方——政府对垄断行为进行反垄断法规制。由此可见，经济体制的选择是反垄断法产生的第二个前提。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没有反垄断法存在的余地。
从美国、欧洲的反垄断法的产生过程看，其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和处于主导地位的价值取向在反垄断法的产生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如美国学者盖威尔认为，美国整个历史上都同时展现了对经济发展的热情和对政治、经济领域的庞大的机构性力量威胁个人政治、社会、经济自由的担忧；谢尔曼法是被设计用来约束过于膨胀的商业机构。作为企业合作立场和利己立场的混合的这些机构已经威胁到美国传统的、体现个人主义和小规模的意义上的社区色彩的社会、经济关系。美国学者格伯尔则认为，欧洲竞争法来自于自由主义传统，后者提供了现代欧洲的思想、经验和认同的许多核心结构；同时，欧洲竞争法也反映着欧洲社会对社会平等、摆脱剥削和消费者福利的关切，保护竞争的目标经常与取得社会公正的思想交织在一起。可以认为，自由主义传统和平等、社会公平理念决定了西方社会在面临私人经济集中所带来的经济、社会弊害时，最终选择以通过维护市场机制运作为主要目标的反垄断法来规制垄断和限制竞争行为，而不是通过扶持一个政治上的庞大势力（全能政府）来控制、消除经济上出现庞大的私人势力（私人经济集中）。所以，自由主义传统和平等、社会公平等理念是西方反垄断法产生的第三个前提。
在上述三个前提下形成的反垄断法体现了什么样的质的规定性呢？笔者认为，反垄断法质的规定性表现在：反垄断法是一种国家干预，这种国家干预是以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为前提，仅在市场失灵即发生了垄断和限制竞争行为时才作为市场机制的纠偏力量而出现。正如经济学者所认为的，就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手段和程度而言，“在最低的干预层次上，国家可以通过价格机制，比如通过税收和补贴，来改变企业的成本收益结构。在中等层次上，国家可以通过行政和法律手段，鼓励、禁止和规范产业和企业的行为。在最高层次上，国家可以拥有并直接管理和操作企业，将企业资源直接用于实现政府的就业、居民收入和其他经济或非经济目标。”反垄断法以维护市场的价格机制、竞争机制和供求机制良性运作为目标，主要表现为最低层次的政府干预。�

二、中国反垄断法律制度产生所依赖的基本路径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反垄断法的产生有其特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背景，中国反垄断法律制度的产生也存在着其特定的依赖路径。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思所说的，我们现在比较清楚的是，什么样的制度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不太清楚的是，怎样才能从一个不利于经济发展的传统制度，过渡到一个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好制度。新制度不是凭空产生的，制度变迁有着其必然的依赖路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脱胎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国有产权居于主导地位和政府对经济生活的行政管理特征是中国反垄断立法所依赖的基本路径。具体而言：
首先是反垄断立法与国有企业的关系问题。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从人、财、物、产、供、销各个方面对企业实行了全面控制，中国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企业。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产权清晰、权责明晰、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是实现这一总体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只有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主体才会按照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的原则安排生产，并以市场价格作为投资和其他经济活动的指南，从而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目前，随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确立，中国从根本上扫除了进行反垄断立法的体制障碍。但是，国有企业目前仍面临着产权和政府直接干预企业两大困扰，并进而影响其作为完全意义上市场主体的定位。国有企业和国有产权在中国经济生活中仍占据了很大的比重，特别是在一些关键性的产业中。这与资本主义国家反垄断法赖以产生的以私人产权和营业自由为基础的经济现实大相径庭。以国有产权为主体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否孕育出有效的反垄断法律制度就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最新的经济学研究成果表明，所有权在大型组织中并不十分重要，因为在这样的大型组织中，几乎所有的成员本身都不是所有者，以所有权姓“公”还是姓“私”为基础的委托代理的性质只存在极少的差异。所以私人产权并不是反垄断法产生的必要条件，在中国公有制经济占有较大比重的情况下也可以进行反垄断立法。但是，公有制无疑强化了国有企业与政府之间的联系。在当前的现实背景下，关键在于如何确保国有企业独立的市场主体地位。如政府对国有企业实行预算硬约束，仅按照公司法等法律要求行使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不得干预企业正常的经营活动，不得干预国有企业特别是竞争行业中的国有企业的定位与制定经济目标，同时改革国有企业的人事任免制度等。
其次是反垄断立法与政府在经济中的行政管理惯性的关系问题。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不仅全面控制微观经济主体的日常经营活动，也从中观和宏观层面全面干预经济生活。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虽然政府逐步退出一部分经济生活领域，但由于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一直主要是政府推行的自上而下的单方面的制度安排，这势必造成如下结果：第一，政府在经济生活中一直扮演着非常能动的角色，政府成为组织经济的主导力量。第二，政府对经济生活仍保持着较大程度的直接干预。如政府通过国有企业控制着关键性产业，政府为不同类型的企业设置的政策性壁垒如进入、经营范围、经营区域限制等。这两点都与反垄断法所要求的政府的间接干预市场经济的要求相悖。第三，行政管理的惯性和政府本身的“经济人”的角色特征还会使政府作出不同程度的越权干预经济生活的行为。如出于地方利益保护的需要，地方政府实施的地区间市场封锁行为等。这些行为阻碍了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的形成，恶化了企业公平竞争的环境。由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一种强制性的制度变迁过程，保持一个强大而权威的政府对于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实施是非常必要的，同时，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国家干预主义的现代发展都表明现代市场经济是市场之手和国家之手共同作用下的结果，这无疑为政府干预市场提供了理论基础。但是，政府在经济生活中过于能动的角色也会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市场的发育和市场机制作用的充分发挥。当前，中国政府按照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在逐步退出一部分经济领域并变直接干预经济为间接干预经济的同时，如何确立好对经济生活干预的适当的范围和程度，并协调、统一好竞争政策、产业政策、贸易政策、技术政策等公共政策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

三、中国反垄断立法主要障碍分析
中国反垄断立法虽然一方面受到“入世”等有利因素的推动，但同时也受到不少的阻力。如认为中国目前尚不存在需要运用反垄断法进行调整的经济集中度问题的认识上的阻力，认为反垄断法并不能解决中国行政垄断现象的行政垄断规制问题上的阻力，以及自然垄断行业维护既得利益和政府部门在执法权上的分歧所造成的立法上的阻力等。笔者认为，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看，出于制度演变中的路径依赖因素，中国政府优先适用产业政策而不是竞争政策是导致中国反垄断立法滞后的主要原因。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的主要区别体现在：首先，政府在不同政策中对经济生活的干预程度是不同的。如前文学者所认为的，反垄断法（竞争政策）主要表现为最低层次的政府干预，而产业政策表现为中等层次的干预，计划经济体制表现为最高层次的政府干预。反垄断法仅要求政府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如出现垄断和限制竞争行为时才介入经济生活。产业政策既可以通过间接干预的方式而成为青木昌彦所说的增进市场机制的工具，也可以通过项目审批、价格管制等方式强制性地体现政府的意志。其次，产业政策的实施对竞争政策的实施和反垄断立法会产生重要影响。虽然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在一些领域可以表现为平行关系、协调关系甚至分享共同的知识基础，如产业经济学理论，但是在竞争性行业实施产业政策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竞争政策的实施。如政府无论是通过一系列政策工具来支持它所认定的支柱产业的发展，还是人为促成产业重组和经济联合，都可能诱发企业通过寻租而不是市场竞争获得优势地位，这势必在客观上消解了竞争政策的要求。
但是，中国政府在从最高层次的政府干预的计划经济体制向较低层次的政府干预的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行政管理的治理惯性和中国推动改革维持强势政府的客观需要很容易使得更高干预程度的产业政策而不是竞争政策成为政府的优先选择。特别是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建成，中国市场开放程度提高，在既需要发展经济，又面临国际竞争压力的背景下，缔造并扶持一些大企业以提高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似乎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其结果是产业政策思路的优先得到考虑和政府对经济生活的行政管理惯性进一步延缓了中国反垄断法的诞生。目前，政府行为中产业政策优先考虑的实际做法是影响中国反垄断立法进程的最大障碍。这解释了为什么中国政府早在1980年10月就颁布《关于开展和保护社会主义竞争的暂行规定》，提出了反垄断的要求，而反垄断法法典却迟迟不能通过的原因。
如何协调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的关系是目前中国政府面临的重大课题。这不仅关系到中国反垄断法是否能顺利出台，还关系到反垄断法是否会在将来的经济管理中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

四、中国反垄断立法的发展前瞻
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是市场经济国家中政府组织经济的两种不同手段。由于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关系的处理不仅直接影响到中国反垄断法能否顺利出台，还关系到该法在未来的经济管理中所占据的地位。所以，对中国反垄断立法的发展前瞻必须在把握好两者的相互关系中加以分析。
目前，关于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的关系的一种典型看法是：从总体和长远看，反垄断与产业政策不矛盾，但这要看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一般来讲，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更需要实施有效的产业政策。当经济发展到垄断矛盾突出并阻碍了产业政策的有效实施和竞争的充分开展时，实施反垄断政策就显得相对重要。这种观点是以后发展国家的比较优势理论和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的产业政策现实为认识论基础的。如后发展国家的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后发展国家可以从发达国家直接取得现成的经济技术，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汲取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通过制定产业发展的扶持政策和确定优先发展的产业，在短时期内赶超发达国家。而日本则被普遍认为通过实施产业政策，而成功实施赶超战略的国家。进而，有很多观点认为，中国的产业政策很大程度上仿效了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的产业政策。
但是，也有很多证据对上述产业政策的赶超作用提出了质疑。如波特等人对20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日本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变化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日本产业政策不是解释了其产业成功，而是解释了其产业失败：政府产业政策没有参与或参与程度很少的产业多数最终成了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而产业政策大量参与的产业多数最终没有形成有效的国际竞争力。同样，有学者认为，中国产业政策实施结果表明，除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以外，并非所有受政府重点支持的竞争性产业都得到了迅速发展，如在汽车等诸多行业，政府确定的定点生产企业绝大部分不知所终。市场竞争的结果是一大批非国有、非定点的企业逐渐壮大并取得市场优势地位，如家电、洗涤用品等产业。
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的各自地位和作用的争论可能仍会继续，但是，即使是在产业政策被视为后发展国家的典范的日本、韩国等国，产业政策作用也在趋于下降，竞争政策地位趋于上升。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中国也到了重新评估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作用及相互关系的关口。同时，反垄断立法中的适用除外等制度也会给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协调提供重要的平台。�
参考资料：http://www.sls.org.cn/all_show_detail.jsp?main_id=8&id=0080000227

6. 【核心论文观点选登】关键词：反垄断

本期的关键词是 反垄断

反垄断是禁止垄断和贸易限制的行为。是当一个公司的营销呈现垄断或有垄断趋势的时候，国家政府或国际组织所采取的一种干预手段。

在19世纪末期世界经济的发展进入了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反垄断就成为了各国规制的对象，各国均采取严厉的立法来进行反垄断的法律规制。

中国自加入WTO以后也积极担负反垄断的责任。近日推出的互联网反垄断政策就是中国政府防止资本垄断互联网行业的有效举措。

本期分别从法律、行政、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体育等多个领域，遴选代表性选题若干篇。让大家通过大家、名家的选题，对“反垄断”这一选题方向有明确的了解，供自己开展学术研究作参考。

1.经济方向

消费者隐私管理与垄断平台个人化定价福利效应

摘 要

消费者隐私管理对算法个人化定价的福利效应具有重要影响。通过动态博弈模型分析表明,在消费者具有隐私管理能力且隐私管理成本适度的情况下,个人化定价会实现消费者福利和社会总福利的提高。

因此,对垄断平台个人化定价不应一刀切地加以禁止,而应采用合理推定原则进行个案分析。政府需谨慎直接介入平台个人化定价,赋能消费者的隐私管理能力是最佳的反垄断政策。

同时,应通过立法强化消费者隐私权保护,赋予消费者充分的知情权和自主决策权,并鼓励增强消费者隐私管理的技术开发和应用。

[1]唐要家.浙江财经大学经济学院[J].消费者隐私管理与垄断平台个人化定价福利效应，产经评论. 2021,12(04)：5-21

2.新闻传播学方向

基于反垄断规制视角的互联网闭合生态发展与路径研究

摘 要

随着互联网的迭代发展和平台垄断广度和深度上的持续演进,互联网生态逐渐从开放转向闭合,并最终形塑为当下互联网的一种生产方式和文化形态。

闭合生态与互联网"双轮垄断"的这种耦合共轭在提升经济效率和促进资源有效配置的同时,也带来了互联网治理和产业发展的双重挑战。

本研究基于互联网反垄断规制的理论建构需求,通过对闭合概念、互联网"双轮垄断"与闭合生态的耦合轨迹、动力的分析和研究,展现了互联网底层闭合形态和应用闭环形态的当下面貌及其逻辑体系,并揭示了该生态轻微化、协同化和竞合化的发展路径。

[2]许俊义.河南工业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J].基于反垄断规制视角的互联网闭合生态发展与路径研究，编辑之友. 2021,(10)：56-62

3.法律方向

平台反垄断的法律标准

——美国“运通案”的反思与互联网市场界定

摘 要

美国"运通案"是近年来美国和全球作出的关于平台反垄断的最重要案件之一。对美国"运通案"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案件的争议集中在合理规则的适用、双边市场的界定以及反转向规则的竞争效应。美国"运通案"给我们带来若干启示:首先,应注重反垄断中的举证责任与诉讼程序设置,以提高反垄断执法的准确性,降低认知错误成本。

其次,平台反垄断应引入双边市场理论,将双边市场视为同一市场对待,但应降低原告证明存在平台垄断或危害竞争的责任,要求平台承担更高的反证与说明责任。

再次,对于双边市场理论在互联网市场中的界定,应当结合具体商业场景进行分析。最后,平台与互联网企业不仅具有市场主体的性质,而且具有组织市场与重构市场的性质,而传统反垄断法则假设了企业的市场主体身份与市场本身的完善性。简单套用传统反垄断法进行执法,可能会产生平台的反垄断悖论。

[3]丁晓东.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J].平台反垄断的法律标准——美国“运通案”的反思与互联网市场界定.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 2021,39(04)：77-92

4.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企业竞争理论与数字经济时代的企业竞争

摘 要

马克思的企业竞争理论是我们理解数字经济时代企业竞争的基础和前提。马克思对企业竞争策略的考察和市场竞争趋势的判断揭示了企业竞争的一般规律,但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变化也凸显了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企业竞争理论发展的必要性。

在数字经济时代,产品创新竞争和注意力时间竞争成为企业间争夺剩余价值最重要的两种方式,而"多重竞争结构"的出现也改变了市场从竞争趋于垄断的发生机制。

为了解决当下面临的一些关键性的竞争与垄断问题,必须立足于市场竞争结构的新变化,为企业竞争与市场运行提出更具针对性的应对策略。

[4]刘皓琰.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J].马克思企业竞争理论与数字经济时代的企业竞争.马克思主义研究. 2021,(10)：83-92

5.管理学

数字平台垄断趋势的博弈分析及应对

摘 要

针对大型数字平台的反垄断已成为当下急需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本文通过构建博弈论模型,模拟数字平台垄断形成的特征,揭示出数字平台自我发展有走向垄断、实现资本无序扩张的趋势;同时,与传统工业时代的垄断相比,数字经济时代的垄断的危害除了损害消费者福利外,还包括抑制创新、侵犯个人隐私甚至威胁国家政治安全,因此数字平台领域反垄断具有必要性和迫切性。

数字平台反垄断的重点并不在于遏制平台发展,而在于引导其回归推动创新、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本原。数字经济时代的反垄断需要兼顾多元价值目标及各个主体之间的利益,综合协调各部门从多维度对数字平台的运营进行规范,同时对反垄断法、个人信息保护法进行进一步修订完善并构建数据产权制度,实现对数字平台的反垄断规制。

[5]胡继晔、杜牧真.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J].数字平台垄断趋势的博弈分析及应对，管理学刊. 2021,34(02)：38-54

6.出版方向

数字时代文化遗产机构资源保存版权例外规则:困境与解决

摘 要

由于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我国文化遗产机构资源保存版权例外的法律法规和相关制度出现了适用上的困境,有必要予以完善。

许多国家已经明确地将文化遗产机构的保存行为纳入其版权例外的范畴,并应数字时代的要求而对受益主体和使用对象、使用的目的和方式、合同条款和技术措施等方面进行了修改,值得借鉴。

为了使我国文化遗产机构的资源保存活动能够顺利进行,应扩大目前著作权法中文化遗产保存例外各要件的范围,并完善文化遗产机构保存例外的其他相关制度。

[6]王文敏.华南师范大学法学院[J].数字时代文化遗产机构资源保存版权例外规则:困境与解决，国家图书馆学刊. 2021,30(04)：39-48

7.行政学方向

基于加强国有经济视阈的我国政府反垄断监管改革研究

摘 要

企业的垄断行为一直为西方经济理论所诟病,但纵观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反垄断监管的阶段性特征可以发现,政府监管并没有完全按照经济理论进行实践,而是依据不同的经济环境、经济主体展开"双重标准"。

伴随经济的发展与国际化水平的提高,国际资本与跨国公司占据我国的市场份额日益增多,对我国反垄断监管机制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而要保证中国企业守住阵地,实现"走出去"的政策目标,必须辩证地认识反垄断监管的"双重标准",以实现经济效率为反垄断监管的目标,通过相机抉择保证我国政府反垄断监管的适度性与灵活性。

[7]唐永军.吉林大学经济学院[J].基于加强国有经济视阈的我国政府反垄断监管改革研究，当代经济研究. 2017,(07)：90-96

8.体育方向

我国体育赛事转播权垄断问题及应对策略

摘 要

通过文献资料、专家访谈、比较分析等研究方法,探讨我国体育赛事转播权垄断问题。研究发现我国体育赛事转播过程中主要存在使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集中销售与联合购买,使用市场支配地位等垄断行为;主要原因为我国特殊国情、体育赛事转播的经济性、赛事媒体转播机制以及反垄断法律法规的缺失等;提出健全中国体育赛事转播权反垄断法律法规,重构中国体育赛事转播权收益分配制度,规范中国体育赛事转播相关市场行为等应对策略。

[8]刘亚云.湖南工业大学体育学院[J].我国体育赛事转播权垄断问题及应对策略，体育学刊. 2021,28(02)：54-59

7. 反垄断法

一、 制定《反垄断法》的意义及紧迫性

第一，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

一般来说，自由竟争状态下，各厂商均未具有控制价格及产量的垄断力量，为了获得利润，各厂商必须采取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价格、提高产品及服务质量的方式，来扩大市场份额获得更大利润，在这个过程中，由于优胜劣汰机制，资源将得以自由流动，从而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而在垄断，尤其是完全垄断状态下，由于供给的唯一性，使垄断者可以自由定价，找到生产数量和价格的最佳结合点，实现垄断利润的最大化。同时，为维护自己的超额垄断利益，垄断者必定采取措施阻碍新的竞争者进入市场。这样，将不利于整个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不利于科技进步，不利于生产效率的提高 ，不利于居民生活的改善。所以说，竞争带来效率。

第二， 从入世对我国各行业的冲击来看。

为加入WTO，中国在与美国及欧盟的谈判中，承诺对关税进行大幅度减让,并取消了大量进口商品的进口许可证或配额限制，同时对服务贸易市场的准入也作了较大让步。这样，进口关税的降低和非关税壁垒的削减、服务贸易的放开，将使外国产品更多的进入国内市场或者外国直接投资的更多涌入。这必将对我国相对脆弱的工业、服务业造成很大的冲击。与工艺落后、效率低下、资金匮乏的一些国内产业相比，外国厂商或外资厂商更容易在我国占据垄断地位，甚至成为寡头。仅就目前，在若干行业中，外商直接投资的生产和销售的集中就已达到相当高的程度。譬如，轿车行业，外商投资企业占68%；电梯行业占70%；程控交换机占90%；移动电话通讯设备占90%......可见，在我国某些行业，外资（实质是少数几家大型跨国公司）已经占有支配性的市场份额。并且，随着我国加入WTO，至少在相当时期内，这种现象将会加剧。在追求利润的本质驱使下，占有垄断地位的企业必将会有意无意滥用或利用其支配权，争取高额利润，压制国内投资者。这不仅不利于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阻碍国内生产效率提高，损害消费者的长远利益，更为严重的是，它将不利于我国民族产业的建立强大，严重阻碍入世后我国各行业对冲击作出反应，迎接挑战。从而使弱者更弱、强者更强。这将会抵消入世给我国带来的利益与机遇。

综上所述，我国有必要制定我国的《反垄断法》，以与WTO的自由贸易规则相适应，并更好的维护WTO的自由竟争秩序，充分发挥WTO给我国带来的长远利益，使入世真正成为我国产业腾飞的一个契机。

二、 我国的竞争法现状

1994年，我国制定了我国的第一部竞争法法律《反不正当竞争法》，该法有力的规范了国内的竞争行为，但该法内容过于简单。1997年，我国又制定了《反倾销与反补贴条例》，成为我国第一部规范国际贸易竞争行为的法规，并依此开展了对新闻纸、冷轧钢等数宗倾销案的调查及处理，有效的打击了外国厂商对我国的低价倾销行为，保护了我国的国内产业。除此之外，我国尚存在许多规范竞争行为的法规规章。但是，我国的竞争法并没有形成体系。随着我国的市场经济发展以及在入世后我国经济领域的重大变化，我国的竞争法已开始相形见绌。这其中很关键的一点便是我国的竞争法缺少《反垄断法》这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反垄断方面，我国的法律还是一片空白，这种状况已严重滞后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

8. 全球性权威反垄断法律WTO

有啊
英特尔 微软什么的 还有索尼
曾经被对手控告行业产品垄断 收到巨额罚款
都是上千万 还数亿美元的 参考消息上报道过
不过那必须双方都承认对方完全市场经济市场地位才可以依据这条法律保护
你们看见世界各国老控告中国倾销啊
虽然中国加入了WTO 货物的税率低了（廉价，低科技产品，大众化的 高科技的对方不卖你 必须有上方那条准则 称为科技封锁 与武器封锁禁令） 品种多了
但是对方都会为了保护己方的利益不择手段的 最常用控告对方货物倾销
(就是他国货物占有本国市场大部分空间 挤压本国产商市场空间 产生的规则）
（低价值产品对方就这样打压你 因为这都不是专利产品范围 不受保护的）
但是欧美于日韩 之间 不受限制 所以这些国家之间可以高度通商 也相对较平等 贸易半自由
所以中国在反垄断法之外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进口商品 如此昂贵的原因了 也称之为贸易壁垒 贸易半自由
为了保护本国工业
牺牲了 俺们大众 国企有不争气 垄断不了外面 压榨我们太厉害了
中国石化都世界500强前10了 利润最高的 但是脱离国家 走出国门 他就是一废物

9. 请问有谁知道上海交大法学院王先林教授电话谢谢！！！

找了半天只有这些 学院网站上没有公布他的联系方式 汗

王先林，男，1965年生，安徽霍山人。1987年、1990年和2001年分别获得安徽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1996年下半年赴美国巴尔的摩大学（University of Baltimore）法学院学习交流知识产权法。1998年被破格晋升为教授。2002年5月至2004年5月在武汉大学法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2003年被选聘为安徽省“皖江学者计划”首批讲席教授。曾任安徽大学法学院教授、副院长。现为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法研究所所长，上海市“曙光学者”。兼任国家商务部WTO贸易与竞争政策专家咨询组成员，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反垄断法审查专家顾问委员会成员，国家知识产权战略专家，中国法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上海市法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副总干事，淮南市人民政府法律顾问组成员，安徽大学、华侨大学兼职教授，兼职律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竞争法和知识产权法。主要著作有：《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知识产权滥用的反垄断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WTO竞争政策与中国反垄断立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概论》（主编）、《大学法律教程》（主编）、《经济效率与社会正义》（合著）、《香港知识产权法》（合著）等。先后在《中国法学》（中、英文版）、《中外法学》、《法学家》、《政法论坛》、《法学评论》、《法学》、《法商研究》、《武汉大学学报》、《知识产权》、《中国版权》、《法学杂志》、《中国改革》、《中国软科学》、《中国行政管理》、《中国工商管理研究》以及《光明日报》、《经济日报》、《法制日报》、《社会科学报》等报刊上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并有多篇论文被有关报刊转载。 有十多项成果在省级和全国性评奖中获奖，包括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次（2003年和2005年）、二等奖（2001年），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经济法学研究会青年优秀论文一等奖（1997年）、二等奖（1999年），中国法学会知识产权法研究会首届(1999-2004年)“红棉杯”知识产权优秀著作奖，安徽省科技进步三等奖（1994年），安徽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2次（1998年和2000年）和“纪念《反不正当竞争法》实施十周年”有奖征文专家学者特别奖（2003年）等。曾获安徽大学青年教师教学成果奖和建国奖教金。2000年被授予“安徽大学十大杰出青年”称号，2002年获第三届全国“杰出中青年法学家提名奖”，2004年被国家教育部、人事部授予“全国模范教师”称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近期主持完成和在研的科研项目主要有国家社科规划项目“中国反垄断立法研究”（2000年）、司法部法治建设与法学理论研究部级科研项目“WTO竞争规则与我国反垄断立法研究”（2002年）、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在入世背景下中国反垄断立法问题研究”（2003）、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公平交易与竞争立法完善中的难点问题研究”（200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知识产权战略中规制知识产权滥用行为研究”（2004）、国家软科学计划重点委托项目“在华跨国公司知识产权滥用情况及其对策”（2005）等。

10. 我国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

垄断法的立法目
《反垄断法》第1条的规定，即为了预防和制止垄断行为， 保护市场公平竞争，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维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制定本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