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的形成

⑴ 名词解释 法学体系

法学体系是由法学分支学科构成的具有内在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 法学体系是回一个由互不相同，但又有联系答的分支学科构成的知识系统。法律调整的社会关系是多种多样的，因而研究社会的各种法律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法学所研究的范围也就十分广泛，从而形成若干分支学科。这些分支学科构成一个有机联系的知识系统就是法学体系。

⑵ 古典自然法学的产生发展

西方的自然法学思想是怎样兴起的？

在西方数千年法律思想长河中，“自然法”这一名称被不同的人在不同时期、为不同目的而运用，它的命运也极尽曲折：既曾经被奉上神坛，当作绝对的真理，判断现存法律（实在法）是非的终极标准，受到热情的捍卫，或作为革命的旗号，这是从古希腊哲学、古罗马法学、中世纪神学到启蒙运动一段很长的故事；又曾被视为无稽之谈，给与无情的嘲讽和猛烈的攻击，被边沁（J．Benthan,1748--1832）讥为“高烧时的胡说八道”，这主要是19世纪法律分析实证主义、功利主义甚嚣尘上之事。时间进入到20世纪，一度衰落的自然法学又开始了复兴进程，特别在二战以后达到高潮，自然法和自然权利的观念重新进入人心，占据了法学理论的重要地位，并极大地影响了法律实践。

自然法学的历史命运说明，只要人类还有自我反省的能力，还需要追问现存法律制度的合理性，还试图改革现状以创造更美好的社会，就避不开自然法的问题。正如梅因（Henry Maine，1822—1888）所指出的：“如果没有自然法，…很难说思想的历史，因此也就是人类的历史，究竟会朝哪一个方向发展了”[①]。或者用祁克（O．F．von Gierke,1841—1921）的话来说，就是“不朽的自然法精神永远不能被熄灭。如果它被拒绝进入实在法的机体，它会象一个幽灵飘荡在房间的周围，并威胁要变成一个吸血鬼吸取法律机体的血液。”[②]

纵观从古到今自然法概念的含义变迁，有一点始终不变的是：它与实在法相对，是高于实在法并对其进行约束的一些基本原则。因此本文将承认有高于实在法的基本原则（来源于神意、道德或人权等等）存在的法学思想，都称为自然法学，以此作为讨论自然法学思想兴起的基础。

一、古代的自然法学

当代自然法学的传统基础，主要是17、18世纪近代启蒙思想家所宣扬的自然法的观念（被称为古典自然法），而古典自然法又来自于古代和中世纪的自然法思想。

古代的自然法，最初含义显然来自于古希腊人对大自然的理解，认为大自然是不可侵犯的，自然法就是反映自然存在的秩序的法，是法律和正义的基础。这是古希腊人对西方法律思想的杰出贡献，代表人物为前期的智者、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年—公元前322年）和后期的斯多葛主义者。古罗马人的自然法观念从斯多葛主义发展而来，强调自然法就是正义，是人定法（万民法、市民法）之前发生的、由自然理性指定给全人类的法律，它是最根本的法，是衡量一切人定法的唯一标准，人定法应以自然法为根据。前期代表为西塞罗（Cicero，公元前106—公元前43年）等古典罗马时期的著名法学家，后期为塞涅卡（Seneca，公元前4—公元65年）。

古希腊思想家的“自然法”概念，首先来自于智者学派对“自然”的分析。几乎所有的早期哲学家都以“论自然”作为他们著作的标题，用自然事物或自然规律来解释人类所处的环境和社会生活，这里的“自然”意思是“永远象它自己”。智者中的一派认为，人人皆为圆颅方趾，自然要求人人平等，人与人的差异只在于制度，是人为的法律造成这样的后果。因此，现存的种族歧视、奴隶制及其法律均违反自然人性。阿尔基达马（Alcidamas）断言的：“大神令人类全部自由，自然从来不曾强迫谁当奴隶。”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约公元前540年—公元前470年）把法律看作“神的法则”，要求人类制定的法律服从神的法则。还有些智者相对比较消极，认为人不应被法律引向歧途，只应顺应自己的本性冲动（自然）而行动，也就是不依人为的法律而行动，而是按更高的自然律行动。可见，智者的这些批判现存法律制度，要求服从超越于既有法律制度之上的更高原则的思想，是后世自然法的宝贵渊源。

之后，苏格拉底（Socrates，公元前470年—公元前399年）、柏拉图（Plato，约公元前427年—公元前347年）和亚里士多德等人，都确信存在着某些不变的标准支配着实在法，并断言通过理性的运作，可以发现这些标准。特别是亚里士多德明确将法律分为自然法和人定法，认为自然法是反映自然秩序的法，是普遍的、永久不变的法，高于内容变化不定的人定法，是人定法制定的依据。

晚期希腊自然法思想的代表主要是斯多葛学派，他们把人之自然规定为理性，认为理性是遍及宇宙的力量，不同国别或种族的人所具有的神圣理性是一样的（平等主义和世界主义的思想源头）。因此他们认为存在一种基于理性的自然法，在整个宇宙中都有效。自然法是理性的法律，不是任何特定国家的法律，也不是个别立法者所制定或编撰的，相反，它是城市的条例和习俗应遵循的准则。斯多葛派学者大多倾向于疏离于现存政治，追求顺应自然，依理性和道德，过禁欲主义的生活。

通过斯多葛学派的后期人物与罗马法学家的交流，自然法思想传入了罗马，促进了罗马法观念的形成，并导致罗马道德哲学的兴起。西塞罗是古罗马自然法思想的前期代表人物，他是政治家、法律改革家，对自然法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使自然法理论发生了根本的变革，变哲学的自然法为法学的自然法，将法哲学世界观，发展为法学世界观”[③]。西塞罗认为自然法是真正的法律，是不可废除的、永恒不变的，他说：“真正的法律乃是一种与自然相符合的正当理性；它具有普遍的实用性并且是不变而永恒的……力图变更这一法律的做法是一种恶，试图废止其中一部分的做法也是不能容许的，而要想完全废除它的做法是不可能的……有的只是一种永恒不变的法律，任何时候任何民族都必须尊守它；人类只有一个共同的主人和统治者，这就是上帝，因为它是这一法律的制定者、颁布者和执行法官。”[④] 在西塞罗看来，最愚蠢的想法是相信一个国家的法律或习惯中的内容都是正义的，完全非正义的法律不具有法律的性质。因此，自然法高于一切国家制定的法律，是最高法律，是衡量一切人定法（市民法、万民法）的唯一标准，人定法应以自然法为根据。

塞涅卡是罗马后期的自然法学代表者，他对与政治制度有关的问题不感兴趣，这是与西塞罗不同的。在自然法中，塞涅卡看到的不是对政治改革和法律创制有用的标准，而是一套道德律令，要用道德的、宗教的关系而非政治的法律的关系来协调社会。在塞涅卡看来，国家至多是一种必要的祸害，本身并不为善，人类应该寻求的是自然赋予的高尚道德和应有的勇气，并借助它安静地忍受命运给予的一切。在这里，塞涅卡的自然法成了一种解脱哲学和拯救哲学，并汇入到当时宗教运动的洪流中去，促成了基督教思想的兴起和传播。而基督教，几乎成了中世纪一切思想的基础。

二、中世纪自然法

中世纪自然法的代表人物是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1227—1274），他融合了奥古斯丁（Augustine,354—430）神学法律思想与亚里士多德的自然主义自然法思想，提出了神学自然法学说，认为自然法是有理性的人对上帝永恒法（神的理性的表现）的理解和参与，高于实在法，是实在法通向永恒法的桥梁。

中世纪的自然法思想，基础是奥古斯丁从原始基督教义发展而来的教会哲学。奥古斯丁区分了两种价值共同体，即天上之城与地上之城，前者追求神圣价值，后者追求世俗价值，后者是人性败坏的产物。他认为，教会是上帝指派拯救人类的工具，国家和法律是为了对付人类堕落、依神意而产生的惩治罪犯和救济罪犯的手段，因此国家必须服从教会，世俗法律必须服从上帝的永恒法。显然，奥古斯丁用永恒法取代了自然法，用上帝取代了斯多葛学派的“理性”。

托马斯·阿奎那融合了奥古斯丁的神学法律思想和亚里士多德的自然主义自然法思想，提出了经典的神学自然法学。阿奎那将法律按属于神还是人，是理性还是具体文字表现分成如下表所示的四类：

阿奎那的法律四分法

上帝（神）
人类

理性
永恒法
自然法

文字表现
神法（圣经）
人法（实在法）

资料来源：阿奎那著：《阿奎那政治著作选》，马清槐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06页至108页

在阿奎那看来，永恒法是上帝的理性，是统治宇宙的最高法，一切法的源泉，文字表现出来就是《圣经》，在地位上高于人间法；自然法是人的理性对上帝永恒法的理解，是“理性动物对永恒法的参与”，表现出来就是国家机关（君主）制定的成文法律。因此国家机关制定的法律（实在法）必须服从自然法，并最终服从永恒法。自然法通过对人的理性的肯定，也肯定了人的独立存在地位，肯定了人趋利避害的生存要求。阿奎那还第一次宣布，自然法的内容可以随着时间而有所变化，引发了相对自然法的萌芽，这是对以往自然法学思想的一种突破。

三、古典自然法学

17、18世纪流行的古典自然法学，是对中世纪神学自然法学的决裂，意味着中世纪神学（神权）世界观的终结和近代法学（法权）世界观的诞生。古典自然法学家即启蒙思想家们不再以神性作为自然法的基础，而认为自然法是适用于自然状态[⑤]的、可以从人的理性中推导出法律原则，在效力上这些原则高于实在法。17—18世纪启蒙思想家主要包括荷兰的格劳秀斯（Grotius，1583—1645），英国的霍布斯（Hobbes，1588—1679）和洛克（Locke，1632—1704），德国的普芬道夫（Pufendorf ，1632—1694）以及法国的孟德斯鸠（Montesquieu，1689—1755）、卢梭（Rousseau，1712—1778）等。虽然他们对于自然法的论述并不完全一致，但就普遍的观点而言，认为自然法是与自然状态、社会契约联系在一起的，是人类社会形成之前的自然状态中通行的法则。人类能够运用理性引伸出来这些符合人的根本利益的原则，其核心是人的自由和平等。在自然法的适用上，启蒙思想家是最为坚定的改革家，要求任何不符合自然法的实在法都要无情地加以废除和改革。17、18世纪的革命和法律改革，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自然法理论推动的。

古典自然法学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后至英国清教革命前） 这一阶段是欧洲从中世纪神学和封建主义中求解放的时期，重要标志是新教的兴起、政治开明专制主义和经济重商主义的出现。格劳修斯、霍布斯、斯宾诺莎（Spinoza，1632年—1677年）、普芬道夫的理论，都属于这一阶段的自然法学。他们的理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认为自然法得以实施的最终保障应从统治者的智慧和自律中去寻找。如普芬道夫，同霍布斯一样，他认为人受自爱和自私的强烈推动，在人性中天生有某种程度的恶意和侵略性；同时，又与格劳修斯一致，相信人身上也有寻求与别人联合并在社会中过一种安静、友善生活的倾向。从人性的二重性出发，普芬道夫认为，自然法就具有两个基本原则：保护自己的生命、财产和不去扰乱社会秩序。两个原则结合在一起，就是“每个人都应当积极地维护自己以使人类社会不受纷扰”[⑥]。普芬道夫认为，自然法是真正的法律，而不只是一种道德指南，主权者必须服从。只有上帝才是“自然法的复仇者”，但当君主成了国家的真正敌人并使国家面临实际危险时，个人和人民有权为了保卫自己和国家的安全而反抗君主。

第二阶段（17世纪40年代英国的清教革命至18世纪初） 这一阶段的经济、政治和哲学都以自由主义为标志，洛克和孟德斯鸠是这一时期自然法学的代表。洛克认为，在人类法律产生以前的自然状态中，适用的是自然法，“理性，也就是自然法，教导着有意遵从理性的全人类：人们既然都是平等和独立的，任何人就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和财产。”[⑦] 自然法要求，不得侵犯他人的财产，应当归还不属于自己的财物，履行诺言，赔偿因过错造成的损害，惩罚应予惩罚的人。但是，按照洛克的说法，在自然状态下，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没有公正的裁判者、缺少执行判决的权力，因此人类以社会契约的形式，创立社会，建立国家权力机构，颁布明确的法律，以保障人们的生命、财产和自由。显然，国家颁布的法律，“只有以自然法为根据时才是公正的，它们的规定和解释必须以自然法为根据”[⑧]。而且，他们赞成一种权力分立的方法来保护个人的自然权利，并反对政府对这些权利的不正当侵犯。这一阶段的自然法思想，后来在美国思想界占据了优势。

第三阶段是（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时期） 这一时期是人民主权和民主的坚决信奉阶段，最杰出的代表显然是卢梭。在卢梭看来，自然法完全出自人的理性，是普遍正义和人民的公意，所有的法律必须由公意指导下的主权者（立法者）制定，也由人民来加以修改，“人民永远可以做主改变自己的法律”[⑨]。卢梭坚信存在着个人的“自然权利”，根据这一点人们把他划入古典自然法代表。但是卢梭崇尚至高无上的集体“公意”，又不主张采取预防主权者滥用权力的措施，容易被人恶意滥用而导向专制。这种思想，使他区别于洛克等人。这一阶段的自然法理论主要流行于法国，并成为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基础。

尽管近代启蒙思想家们在自然法的观点上并不完全一致，但占上风的意见是，由人类理性建构出来的自然法，具有不证自明的、一贯和必然的，即使是上帝也不能改变的特性，是实在法的基础，是衡量一切行为善恶的标准。这一思想，在那个时代特别具有颠覆性和革命性。正如登特列夫所作的评论：“如果没有自然法，恐怕不会有美国或法国的大革命，而且自由与平等的伟大理想，恐怕也无理由进入人们的心灵，再从而进入法律的典籍。” [⑩] 由自然法引伸出来的许多主张，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常识，如：（1）个人主义 即以个人为中心，崇尚个人优先于集体、个人是集体和社会存在的前提和基础的理念。（2）人权 即个人具有一些生而有之、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包括自由、平等、财产、安全、反抗压迫等等。（3）法治主义 指的是合法的政府和权力，源自法律，未经人民许可，不得行使强制权力，政府权力必须受到约束，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些观念，由此产生民主制度、立宪制度和三权分立等思想和制度建设。

四、自然法的衰落与复兴

19世纪是古典自然法学衰落的时代，衰落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以颠覆性、革命性面目出现的古典自然法，已完成了清除人类的迷信和偏见、推翻旧的不合理的制度的历史使命，它所提倡的许多主张已成为现实的制度，因而一度失去了大多数动力和必要性。

另一方面，古典自然法学在逻辑上存在一些含糊的、不宜证明的难题，如自然法确切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怎样证明自然权利的存在？分析实证主义和历史学派在这些问题上向自然法理论发难，摧毁了它的先验的哲学基础，削弱了自然法理论的影响。

但正如前所述，自然法是对不正义法的反抗，只要人心中还存在对现实政治法律制度的不满，要求改革和进步，自然法就不会死去。或者，如梅因所说，“时代越黑暗，则诉诸自然法和自然状态便越加频繁”[11]。19世纪末20世纪的初期，关于自然法的学说开始复兴，被称为“新自然法学”[12]，二战后因学术界对二战期间的法西斯主义的反思而得到进一步增强，并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因美国的民权运动和反越战的影响而达到高潮。因此，大致上可以将自然法的复兴，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1、第一阶段 19世纪末20世纪初至二战

经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和历史法学等流派打击而衰落的自然法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了复兴的迹象，其标志是新托马斯主义法学[13]的出现和1910年法国法学家夏蒙（J．Charmont，1859—1922）发表的论文《自然法的复兴》。

自然法在这一时期的复兴，至少有以下几方面的因素：

（1）时代改革的需要 在古典自然法影响下建立起来的西方法律和政治制度，成为正统已经一个世纪，随着时代的发展，许多方面已暴露出弊端，需要进行改革。而分析实证主义强调对现有法律制度的进行逻辑分析，不作价值判断，不能为改革法律制度提供足够的指导，它所标榜的确定性和科学性令渴望改革的人们感到不满足，并怀疑它的权力崇拜欲。

（2）法官的需要 法官在审判时，并不单纯是运用纯粹逻辑推理将规则或判例适用于特定案件或情况，而是遇到了越来越多的没有解决的问题，需要以高于实在法的原则为指导，对现成法条作灵活解释或用道德原则和抽象理性来补充。因此，法官需要自然法来辅助实际法律的不足，给予法院判决的自由权。

（3）法学学科的需要 自然法虽然在逻辑上有些困难，但是它对于法和道德的关系、法的价值、法的正义性等法学基础问题的讨论，能引导人们对法律问题作进一步思考并得到深刻的认识。没有这一部分内容，法学作为一门学科是不完整的。

这一阶段的新自然法学，主要代表人物有法国的惹尼（Geny，1861—1944）、夏蒙，意大利的韦基奥（Vechio，1878—1970），德国的施塔姆勒（Stammler，1856—1938）等人。这时候的新自然法学，力量上和影响力上都不够，法学中的主导学说仍是分析实证主义和社会学法学。

2、第二阶段 二战后至20世纪50年代末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西斯主义横行，德国纳粹在立法中，严重践踏西方传统的人权观念和权力制约的要求。法西斯的暴行与实证主义法学之间的联系，引起人们的深深思考。强调法律应该具有绝对的价值准则、正义高于实在法的自然法学观点，重新引起多数人的关注，这促进了新自然法学的发展。

在反思过程中，有两件事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1）纽伦堡审判 对德国战犯在纽伦堡进行的审判过程中，提出了军事领导人在执行政治领导人的命令去杀人时，应不应该承担责任的问题。审判结果表明，法官们认为在面对着明显的谋杀和野蛮的犯罪时，执行命令的那些军事领导人，必须服从更高的道德义务，上级命令不得作为免除被告责任的理由。这次审判被公认为是自然法理论的胜利，实证主义法学的失败。

（2）拉德勃鲁赫（Gustav Radbruch，1878—1949）的转向 有时候，某个人的行动能对历史发展起相当大的作用，拉德勃鲁赫正是这样的人。二战后，他从实证主义法学（新康德主义）转向自然法，震动了西方法学界，并引起广泛的争论，大大促进了新自然法学的发展。在二战前，拉德勃鲁赫坚信“实然”和“应然”的区分和价值的相对论，认为宁可要不公正的秩序，也不容忍混乱。战后，他指责实证主义鼓励德国法学家站到了纳粹暴行的一边，承认在实在法之上有神法或超实在法（即自然法）的存在，两者发生冲突达到不可容忍时，实在法就完全失去了法的本性和效力，这时人应该服从正义的自然法。

这一阶段的代表人物除了德国的拉德勃鲁赫外，还有法国的马里旦（Jacques Maritain，1882—1973），比利时的达班（Jean Dabin，1889—？），以及美国的富勒（Lon Fuller，1902—1978）。其中马里旦、达班持有的都是神学主义的新自然法学，神学主义的新自然法学在这一时期占据着主导地位，反映了二战后人们在法西斯法律制度下所受的心灵创伤和对世俗实证主义法学的失望，以及对超越和制约现实法律制度的神学法学的向往。

3、第三阶段 20世纪60年代以后

20世纪60年代，是美国民权运动的时代，黑人反对种族歧视、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风起云涌，并得到其他少数民族和有正义感的人们的支持。1968年法国学生的示威活动和知识分子的抗议，美国60年代末开始的学生反越战行动，以及妇女解放运动，这些运动使人对西方法律制度所据以建立的哲学基础和价值观念产生怀疑，激起学者们重新思考和探讨法律制度的价值基础。这一切，促进了新自然法学进入高潮，运动中心也从西欧大陆转移到美国。

这一阶段的新自然法学家，以美国学者为主，他们以富勒为领袖，以罗尔斯（John Rawls,1921— ）和德沃金(Ronald Dworkin，1931— )[14]为骨干。英国的菲尼斯（John Finnis），也是这一阶段重要的新自然法学家。

五、新自然法学对古典自然法学的改造

在坚持存在着某些基本原则高于实在法这一点上，新自然法学继承了古典自然法学，但也与古典自然法学存在以下的不同。

1、不再寻求先验和永恒的绝对基础 古典自然法学自信理性能为自然法寻求某种永恒不变的（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先验价值基础，从某些绝对原则出发可以演绎出所有的法律制度。新自然法学不再相信绝对的先验价值基础，认为正义、平等、自由、效率等等都可以成为自然法的基础，自然法的内容可变。显然，新自然法学的价值多元化和相对主义的色彩比较浓。在很大程度上，新自然法学已不再具有本体论的意义，而只具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意义，是用以判断个人伦理或实在法的原则时的一种方法。

2、不再具有颠覆性和革命性 古典自然法学是启蒙思想家反对黑暗的专制制度和不合时宜的法律制度的有力武器，具有重估和颠覆一切现有法律制度的愿望和能力。新自然法学不具有这样的愿望和能力，只是探寻现已比较成熟和完善的法律制度和法律传统的价值基础，以及改良一些具体的法律制度的原则。

3、具有融合和综合的倾向 新自然法学与社会法学、实证主义法学之间，不再处于严重的对立状态，而出现了向另一方靠近、愿意接受另一方提出的某些学说的修正形式的现象。实际上，新自然法学吸收了社会法学和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许多成果和观点，因而具有融合和综合的倾向。如马里旦持有的新自然法学被称为社会自然法学，达班的理论被称为分析自然法学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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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英]梅因著：《古代法》，沈景一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43页，。

[②] 转引自张文显著：《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49页，。

[③] 转引自何勤华著：《西方法学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7页。

[④] 转引自[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页。

[⑤]对自然状态的看法，霍布斯、洛克、卢梭等人显然是不一致的。霍布斯将自然状态看得很坏，认为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洛克认为自然状态有好有坏，人与人是平等自由的，虽然有自然法但没有明确的法律和权力来维护秩序；卢梭则将自然状态看得比较好，认为从自然状态进入社会是人堕落的开始。

[⑥] 转引自前引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与法律方法》第44页

[⑦] [英]洛克著：《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6页

[⑧] 同上洛克：《政府论》下篇，第10页

[⑨] [法]卢梭著：《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73页。

[⑩] 转引自前引张文显著：《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第48页。

[11] 前引梅因著：《古代法》第53页

[12] “新自然法”学分为神学的（新托马斯主义）和世俗的（非神学的）两大类，前者在二战刚结束一段时期占了主导地位，后者在60年代以后成为新自然法学中的主流。

[13] 托马斯指托马斯·阿奎那，新托马斯主义法学是指阿奎那神学基础上的自然法理论的复兴。

[14] 对于德沃金是否该归属于新自然法学派，理论界意见不一，德沃金本人也表示否认。这里将他归为新自然法学派，是按照本文对自然法的定义和遵从我国多数学者的分类习惯。

注：原文为《西方法学流派撮要》中的一章。曾有朋友向我提过西方怎么会产生自然法学思想这样的问题，因此我贴出该章节的一部分内容，虽然写得比较浅薄，但可稍稍回答这个问题，并供有兴趣的朋友参考。

⑶ 刑法学（2）形成性考核册答案

王某,男,44岁,某医院职工.王某得知其妻刘某有了婚外情后即怀恨在心,欲致其于死内地.2001年12月19日,王某制了容一个定时爆炸装置.12冃21日上午,王某将爆炸装置定好时间后谎称要去登山游玩,带着刘某一起爬上了一座游人云集的山头.中午12点左右.王某将用报纸包好放在塑料袋中伪装成午餐的爆炸装置让刘某拿着,然应以上厕所为名离开刘某.12点30分左右,定吋爆炸装置发生爆炸,刘某被炸身亡,刘某周围的游人一死三伤.王某被抓获后主动交代,2000年2月因与吴某发生争执而将吴某扎伤,经查属实.吴某的伤为轻微伤.伤.

⑷ 西方法理学的形成与发展

法理学(Jurisprudence)是以整个法律现象的共同发展规律和共同性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它的研究范围十分广泛，主要包括法律的起源、发展和消亡、法律的本质和作用、法律和其他社会现象的关系、法律的创制和实现、法律的价值等。

法理学不可简单地被界定为“法律是什么”这一问题回答的大全。如果法理学只有这一个核心任务，那么2500年前的古希腊就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
广义上讲，法理学可以被界定为法律的智慧，或者对“法律事业”的性质和语境的理解。法理学的词根应该是源于“juris”，意指法律或权利。另一个词根“prudence”则指智慧。因而法理学可能是寻求法律的智慧，或者寻求对法律的明智理解的学问。根据富勒“使人们的行为服从归制治理的事业”的法律格言和Beyleveled、Brownsword的用法，我们可以得出“法律事业”这一用语。
这种对于法理学任务的界定把问题的中心转向了这里：我们不仅探求“这一事业是什么”，以及“人们如何回答法律是什么”，而且我们也在试图弄清这些回答本身的含义。法律是一种争议的态度？或形式?正统性（合法性）是一种思维方式？广义的法理学理论不应仅仅局限于一个或者另一个法律观念，而应该探求这种多样性是如何形成的。
我们不能再局限于20年前中国法理学学者从前苏联学习而来的刻板的法理学教材的内容，法理学不是由：定义、特点、性质等等八股的条款构成的，她是一种法学的艺术，一种精巧的思维形式。
法理可以补充法律的不足，所以有些国家把法理作为最后适用的法源，即：法律无规定者，依习惯；无习惯者，依法理。有的西方国家法学者认为，当前法理有作为主要渊源的趋向；但也有的学者认为，法理本身并不具有法源的性质，只有依据法理所作的判决成为审理案件可以援引的判例时，才能成为法源。在社会主义法中，法理一般不作为法的渊源。苏联建国初期，由于社会主义法律还不完备，列宁曾宣布“在这种法令没有或不完备时，应以社会主义的法律意识为指针”（《列宁全集》第29卷，第106页）。中国司法实践中，当遇有案件在法律上无明文规定时，一般以中国共产党和国家制定的政策作为审判的依据。

⑸ 法律产生原因是什么

法最早是一种习惯，当习惯久而久之深入人心，便成了习惯法，习惯法又版逐渐的为立法所确认权，成为制定法，也就是我们今天的法律。

法是伴随着阶级分化而逐渐形成的，生产力进步、阶级分化等因素促进了国家的产生，而国家产生之后，就伴随一系列的管理、统治的问题产生了，法就是在国家形成的过程中，伴随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法，在过去，起的作用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在当下，其作用是定纷止争。

(5)法学的形成扩展阅读

法律的历史和文明的发展之间有着很密切的关连。古埃及的法律——可回溯至西元前3000年，有一部约可被分成十二篇的民法典。这部民法典是基于玛特的概念，传统、修辞语法、社会公平为其特色。

西元前约1760年时，在汉谟拉比的统治下，古巴比伦法成文法了，并将写上法典的石碑放在市场上供众人观看；此一法典现被称为汉谟拉比法典。

但和埃及法律是由历史学家从争讼纪录中拼揍出来一样，汉谟拉比法典也只有少许的文献残留下来，且大部份都已经随着时间而流逝掉了。这些早期的法律对后世文明的影响力是很小的。

⑹ 马克思主义法学是如何让形成与发展的

在研究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之前，有必要就西欧社会的法学理论发展史作一个简要的回溯。一般认为，19世纪以前的西方法学理论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即古希腊－罗马的法学理论、中世纪法学理论和17－18世纪的法学理论。 贯穿这些理论的基本观念则是自然法观念。

古希腊是自然法观念的源头。在许多古希腊思想家看来，万事万物都是有规则秩序的，社会之间、民族之间、个人之间的关系如同自然界一样存在着先前已经确立的、不能违背的整合秩序。这个整合秩序或者叫做“自然法”，或者叫做“理性”。自然法是一切法律的来源，是判断法律好坏的唯一标准。此后，这种自然法观念为罗马政治家、法学家所继承，并把它用作法律发展及变革的工具，创造了前所未有、高度发达的罗马法制度、概念和原则。古罗马法学不仅为西方法律实践活动提供了许多基本法律概念、法律原则、立法和司法的技术，而且还为西方法学奠定了基础观念：即法的终极目标是实现公平正义；世界上存在着一个理想的和绝对的完美法律，它是一切法律的基础。

在中世纪，尽管自然法的内容由“神学世界观”进行了改造，但是自然法的基本观点仍然延续了下来。 在神学自然法的影响下，人们倾向于把法律看作是信仰的精髓。一个典型的例证是：在大约1220年出现的德意志第一部法律著作《萨克森明镜》中，其作者曾写下了这样的句子：“上帝即法律本身，故他珍爱法律。” 人们不仅在思想观念上将法与正义视同一物，而且，在最初的法学教育中也仅仅研究欧洲普遍适用的“共同法”——即罗马法与教会法的混合体。尽管当时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地方法，但是这种罗马法－教会法的混合体被视为是超越地方特殊利益、能够作为正义典范的法律，学者们对其进行的研究持续了几百年之久。

经历了15世纪末发现新大陆、16世纪以来的宗教战争，17世纪的巴罗克时期是一个激荡的时代。在这一时期，科学的发展帮助人们摆脱了神学的束缚，激发了人对自身的信心，同时，在自然科学界占统治地位的理论思维——形而上学的自然观——又巩固了人们对永恒正义的自然法的信念。人们相信，即使不依赖信仰，仅仅依靠人的理性，也可以发现并理解自然法。“上帝不存在，自然法仍将存在。”宗教自然法逐渐被一种世俗的自然法理论所代替。根据这一自然法理论，自然法被认为是代表人类理性的、普遍合理的法。 因而，它又被称作“理性主义自然法”或“古典自然法”。在古典自然法思想的引导下，学者们以探求“人类与生俱来的法”为业，提出“不要忘记，所有法的课程都是讲授我们的天赋理性之课程”，“理性就是法的灵魂”等口号。他们仍然仅仅研究具有自然性、普遍性的法（如罗马法），当时的各种形形色色的实在法制度仍然不是大学以及学者研究的对象。

自19世纪始，随着西欧各民族国家的形成，自然法学说才开始遇到了两大劲敌：一个是德国历史法学派，另一个是英国分析法学派。前者一反自然法强调法的自然性、普遍性的传统，转而强调法的国民性、特殊性。后者则反对自然法的主张，认为实在法之外没有超越性的理想法存在。这两大法学流派的共同特征在于强调经验观察，反对理性预设。其中，分析法学派的学者更是真诚地相信：法律就像物理学所研究的一个对象一样，可以用度量、权衡和精确计算的方式来研究和分析。因此，必须放弃法的价值评析，也无需追问法的本质。法学的研究就应当从当下出发，来观察本国实际存在的法。对于法学家而言，他们的任务就在于建立一门具有统一性、连贯性和一致性的自足的概念体系。除此之外，不仅法律的终极目标——公平正义不是法学家分内的研究课题，而且诸如社会科学的理论、观点、材料等也都因为没有“法”的意义而被排斥于法学之外。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甚至历史法学也遭到了被排斥的厄运。因为历史只是历史学家（包括法制史学家）所感兴趣的学科，法学家对此不加过问。最后，法学研究终于成为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孤家寡人”。

无论是自然法学务虚而非务实、道理有余而物理不足的研究传统，还是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所坚持的法学理论“纯粹性”的研究倾向，都渐渐难以适应19世纪后期的社会现实。在这一时期，西方社会的经济、科技都得到了飞速发展，造就了资本集中、工业生产社会化的新形势，也引发了各种激烈的社会问题。为适应形势的需要，立法、司法活动开始走向广泛、多样，严格的概念法学以及法典式的法律体制都受到了极大的冲击，社会学法学则在欧美国家应运而生。从整体上看，这一学派的突出特点是：它主张法律应被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看待，在研究方法上不能从“法应该是什么”出发进行法学研究，而应从“法实际是什么”出发，采用观察、调查和试验等社会学研究方法来研究现实中各种法律现象与社会生活的必不可少的内在联系。在研究对象上，法社会学中主要围绕“非国家的法”和“行动中的法”两种“法”现象而展开。 其中，“非国家的法”是指，作为一种社会规范，法律并不限于国家制定或认可的行为规范，社会生活中实际通行的行为规范都具有法的属性。“行动中的法”有两种含义，一方面它指社会生活中的各种规则，即在现实生活中一切起着法的作用、执行着法的功能的“活法”，这一含义实际上与“非国家的法”的含义相同；另一方面它又指现实中的各种法律行为，用以区别于国家颁布的法律规则，即“书本中的法”，从而将法的概念的中心从“规则”转移为“行为”，转移为实际法律活动。总之，根据法社会学的理论，法律不是一整套封闭的、固定的规则或命令体系，而是开放的、运动的体制。

尽管西方社会的法社会学运动为适应其法律制度发生的变化而提出了许多学说，但是，它并没有触及资本主义国家法律实践的深层问题。直到马克思主义法学出现，法学研究的主题和思维方法才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在19世纪中叶这一历史时代，英国工业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现代化运动已经开始启动；法国则通过政治大革命于1830年推翻了复辟王朝，确立并巩固了资本主义制度。资产阶级在取得巨大胜利的同时，也给自己带来了巨大的社会问题：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存在着无法解决的矛盾。人类社会向何处去，成为了19世纪中叶的时代课题。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开创了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大量著述中，法律始终是他们所关注的一个焦点。在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形成的早期，马克思、恩格斯在对卢梭、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人的法律思想的研究基础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新理性批判主义法律思想。此后，在社会生活实践的推动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又逐渐摒弃了新理性批判主义法律观，而形成、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法律思想体系。一般认为，1844－1848年马克思或他与恩格斯合著的一系列著作，如《神圣家族》（1845年）、《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哲学的贫困》（1847年）、《共产党宣言》（1848年），是历史唯物主义法学理论产生的标志，《共产党宣言》的发表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法学体系的公开问世。1848－1870年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验证、运用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法律思想的时期。其中，马克思、恩格斯参加1848年群众革命斗争的时期，是他们平生事业的突出的中心点。他们在这一阶段所撰写的论著，系统地对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原理加以检验和补充，从而使它更为完善、更有生机。1852年下半年到1864年上半年，则是马克思创作伟大科学巨著《资本论》的辉煌时期。1864年上半年至1870年初，马克思、恩格斯作为第一国际的精神领袖，为该组织起草了许多文件，这些文件直接武装了无产阶级的政党和群众；同时，他们又在批判普鲁东主义等几种典型的、具有很大影响的反马克思主义法律观的过程中确立了一系列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原理。1871－1883年，在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新经验和抨击机会主义思潮中，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深化了历史唯物主义法学。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是马克思于1871年撰写的《法兰西内战》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回应普鲁东主义、巴枯宁主义、拉萨尔主义挑战的一系列论著。在马克思生平的最后几年里，恩格斯作为主要执笔人，撰写了《反杜林论》（1876－1878年）这部马克思主义的网络全书，系统地回答了法、自由与客观规律的相互关系等一些基本的法哲学问题。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着手考察了国家和法的历史规律，并撰写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以及其他一系列谈论国家和法的问题的著作。1891年到1895年，恩格斯借助书信的形式，全面地论述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辨证关系，尤其着重阐明政治上层建筑诸因素的反作用，从而对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作了极其重要的补充和发展。 通过这些极为丰富的论著，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在法学领域引起了一场伟大革命。它对整个世界法学格局的变化和发展的影响，是任何一个法学派别都不可比拟的。

根据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法律不仅仅是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所主张的反映主权者意志的行为规范，也不仅仅是社会实证主义法学所主张的某种社会事实，当然也不仅仅是反映人们价值追求的文化现象。毋宁说，法律本身是一个复杂的机制：它是国家制定和认可，并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其实施的社会行为规范的总和；作为“社会—法律”网络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它服务于经济基础；同时它又是一个“新的独立的部门”，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把握这一论断：首先，从表面上看，作为一种行为规范，法是人们有意识地创造的；但是，它并不是“个人意志”的反映，也不是社会所有成员意志的反映。由于法只有通过一定的国家机关才能得以形成，因而它必然反映着掌握国家权力的阶级即统治阶级“被奉为法律”的意志。其次，就这种意志的内容而言，它总是渗透了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要求。因为，“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始终是人类社会的深层结构，它从根本上决定着社会结构、政治结构、观念结构等等。” 如果忽视了法对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依赖性，仅仅看到“一切的规章都是以国家为中介的，都带有政治形式”，就会产生一种“错觉”，即“好象法律是以意志为基础的，而且是以脱离现实基础的自由意志为基础的。” 那种把法看作是“主权者大笔一挥就可以任意改变”的观点只是一种一遇到现实世界就会彻底破灭的“幻想”。第三，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在根本上决定着人的意向，这并不意味着人在历史活动中仅仅是无所作为的傀儡。与只能消极适应环境的动物不同，人能够通过实践活动来创造所需的生活条件而获得与自然的统一。因而人类进化不仅仅是生物学意义上的遗传与变异，还是历史学意义上的延续和创新。 法律规范的形成与发展也不仅反映着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要求，还凝聚着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类的独立意志与主动精神，积累着人类社会世代连续中形成的思想资料。因此，法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具有不容抹煞的继承性。 另一方面，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作为人类实践的创造物，法还具有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特殊能力”。它不仅能够巩固并再生产构成法与政治以及其他意识形态形式的经济形态，而且是生产力本身借以继续发展的机制。

从上述法的定义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具有极其独特的内容。它的出现促使法学研究的主题走向更为深刻、更为广阔的新层面：此时，法学研究已不能仅仅囿于形而上学的抽象思辨或者概念法学的规范分析，相反，它要求研究者必须从现实的生活经验出发，“把法学的每一个概念、范畴和原理，都建立在丰富的实证材料之上。” 而且，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还不同于一般的、局限于经验知识以及“可证实”范围的社会实证主义法学理论，它不仅将法律现象放置到整个社会大系统中来加以考察，并且还通过法与社会经济生活条件之间的相互关系、法与统治阶级意志之间的内在关联以及法的相对独立性等方面来“统摄”法的本质属性。在研究方法上，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的基本方法是历史的、辨证的唯物主义，在具体方法上则强调多样化。具有上述特征的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对法学研究的一个新的分支——比较法学的研究同样有着重要的影响。

⑺ 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的形成及其意义

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的产生，开辟了法理学发展的新纪元。

2、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阐专述的法学原理既划清了属马克思主义法理学与剥削阶级法律学的本质区别，也构成了不断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的基础，使人类的法理学从此在科学的基点上不断向前推进。

3、马克思主义法理学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第一次科学的题回答了法的本体论问题，深刻的揭示了法的本质属性。集中体现为：①揭示了法与阶级的内在关系。在阶级对立社会，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②揭示了法与国家的必然联系。法是以国家意志形式表现出来的统治阶级意志。③揭示了法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因果联系，以及法与上层建筑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

4、马克思主义法理学战法的价值论问题上作出了两大贡献：①重新确立了法的价值评价标准。马克思主义法理学所确立的法律价值评价标准，包括人本主义标准、生产力标准、现实主义原则、历史主义原则等。②重新诠释了法律的目的价值。马克思主义法理学对自由、秩序、正义③人权等法律的目的价值作出了科学的解释，从而为这些目的价值的实现提供了理论基础。

⑻ 西方历史第一次形成独立发的职业法学者阶层是什么时期

西方历史第一次形成独立发的职业法学者阶层是在古罗马时期。

衍生知识点——古罗马法
古罗马法是法学作为一门独立学问的开始，法学繁荣，盛极一时。主要表现为：
1.第一次形成职业法学家集团。
2.拥有全面的成文法体系，如《国法大全》，包括：《查士丁尼法典》、《学说汇纂》、《法学阶梯》、《查士丁尼新律》。
3.高超的法的分类技术：公法与私法的理论划分首度出现，私法理论体系得到极大发展。
4.西塞罗：古希腊哲学的罗马传人，自然法思想得以系统化。

⑼ 马克思主义法学是如何形成与发展的

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革命，它第一次确立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仅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指明正确的道路，而且为各门科学的发展提供锐利的武器。
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一百多年来，它指导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取得重大胜利，随着社会实践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进行深刻的科学研究工作的同时，亲身参加和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建立无产阶级的革命组织，指导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总结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在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基础上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运用中必须同各个时代、各个国家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列宁在世界历史进入帝国主义的时代向前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时期，各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在结合本国的革命与建设实践不断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补充说明
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辨证唯物论、唯物辩证法、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唯物史观。任何学科的发展都应当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思想，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任何活动中都应当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相关原理。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才能更好更快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的关系
一 代表团的问题和斯大林同志的回答
第一个问题：列宁和共产党实际上给马克思主义补充了哪些新原则？说列宁相信“创造性的革命”，而马克思则比较倾向于等待经济力最高度的发展，这样说是否正确？
答：我认为列宁没有给马克思主义“补充”任何“新原则”，同样列宁也没有取消马克思主义的任何一个“旧”原则。列宁始终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忠实最彻底的学生，他是完完全全以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为依据的。
但是列宁不仅仅是马克思恩格斯学说的实行者，同时还是马克思恩格斯学说的继承者。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说，他适应发展的新条件，适应资本主义的新阶段，适应帝国主义时代，向前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这就是说，列宁在阶级斗争的新条件下向前发展了马克思的学说，他给马克思主义总宝库加进了某种比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供的、比帝国主义以前的资本主义时期内所能提供的更新的东西，而且列宁对马克◎第610页◎思主义宝库的这种新贡献是完完全全以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供的原则为基础的。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在下面几个问题上列宁作了某种新贡献，向前发展了马克思的学说。
第一，关于垄断资本主义问题，关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新阶段的问题。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资本论》中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基础。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是生活在垄断前的资本主义统治时期，即资本主义平稳进化并向全球“和平”扩展的时期。
这个旧阶段是到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完结的，那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逝世了。显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条件，即由于资本主义新阶段代替了旧阶段、由于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即垄断阶段而产生的新条件，只能作一种推测。在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的平稳进化已经为资本主义的跳跃式的、剧变式的发展所代替，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和矛盾已经表现得特别厉害，在发展极不平衡的条件下，争夺销售市场和资本输出市场的斗争已经使周期性的重新瓜分世界和势力范围的周期性的帝国主义战争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列宁的功绩即列宁在这方面的新贡献，就在于他依据《资本论》的基本原理，对帝国主义作了一个有根据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指出它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揭露了它的溃疡以及它必然灭亡的条件。在这个分析的基础上产生了列宁的著名原理：在帝国主义条件下，社会主义可能在个别的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
第二，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第611页◎
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是用暴力推翻资本政权的方法，——这个基本思想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出的。
列宁在这方面的新贡献在于：
（一）他利用巴黎公社和俄国革命的经验，发现了苏维埃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最好的国家形式；
（二）他从无产阶级同盟者问题着眼，阐明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公式，规定了无产阶级专政是领导者无产阶级和被领导者非无产阶级被剥削群众（农民等等）的阶级联盟的特殊形式；
（三）他特别着重指出这个事实：无产阶级专政是阶级社会中民主的最高类型，是代表多数人（被剥削者）利益的无产阶级民主的形式，它和代表少数人（剥削者）利益的资本主义民主是完全相反的。
第三，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时期，在一个被资本主义国家所包围的国家里顺利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式和方法问题。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看作相当长的并充满革命搏斗和国内战争的时期，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在这个时期内采取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和组织上的种种必要措施，以便建立社会主义的新社会、没有阶级的社会、没有国家的社会，来代替资本主义的旧社会。列宁是完完全全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些基本原理为根据的。
列宁在这方面的新贡献在于：
（一）他论证了在一个被帝国主义国家包围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可能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只要这个国家不被周围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所扼杀；
（二）他拟定了经济政策的具体办法（“新经济政策”），使握有◎第612页◎经济命脉（工业、土地、运输业、银行等等）的无产阶级能运用这些具体办法把社会主义的工业同农业结合起来（“工业和农民经济的结合”），从而把整个国民经济引向社会主义；
（三）他拟定了通过合作社把基本农民群众逐渐引上并纳入社会主义建设轨道的具体办法，而合作社是无产阶级专政用来改造小农经济并以社会主义精神改造基本农民群众的最强有力的手段。
第四，关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在任何人民革命中，在反对沙皇制度的革命中以及在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
马克思和恩格斯提供了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的基本要点。列宁在这方面的新贡献，就在于他向前发展了这些要点，把它们扩展为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严整体系，扩展为无产阶级不仅在推翻沙皇制度和推翻资本主义的事业中，并且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都对城乡劳动群众实行领导的严整体系。
大家知道，由于有列宁和列宁的党，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才在俄国得到了巧妙的运用。这也是俄国革命产生了无产阶级政权的原因。
从前的情况通常是这样：在革命时期，工人在街垒里进行搏斗，他们流了血，推翻了旧制度，而政权却落到资产者的手里，然后资产者又来压迫和剥削工人。英国和法国的情形就是这样。德国的情形就是这样。我们俄国的情形却不同了。在我们这里，工人不仅仅是革命的突击力量。俄国无产阶级一方面是革命的突击力量，同时还力求成为领导者，成为城乡所有被剥削群众的政治领导者，把他们团结在自己周围，使他们脱离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把资产阶级孤立起来。俄国无产阶级既然是被剥削群众的领导者，它进行斗争就是为了夺取政权并利用这个政权来谋取自身的利益，◎第613页◎来反对资产阶级，来反对资本主义。正因为如此，俄国革命每一次强有力的发动，无论是在1905年10月或在1917年2月，都把工人代表苏维埃这个负有镇压资产阶级使命的新政权机构的萌芽搬上舞台，来对抗资产阶级议会这个负有镇压无产阶级使命的旧政权机构。
在我们这里，资产阶级曾经两次企图恢复资产阶级议会，消灭苏维埃：一次是在1917年9月，即在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以前的预备议会（注：民主会议 于1917年9月14—22日（公历9月27日—10月5日）在彼得格勒举行。会议是由工兵代表苏维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中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领袖们召集的。参加会议的有各社会主义政党、苏维埃、工会、地方自治局、工商业界和军队中的妥协派代表。会上产生了临时政府的谘议机关——预备议会（共和国临时议会）。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想利用它来制止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使俄国从苏维埃革命的道路转到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的道路上去。关于民主会议，参看列宁《论进行伪造的英雄和布尔什维克的错误》和《政论家札记》（《列宁全集》第26卷第26—34页和第35—41页）。——第252、614页。）开会期间；一次是在1918年1月，即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的立宪会议（注：立宪会议于1917年11—12月选举，1918年1月5日（公历18日）在彼得格勒召开。召开立宪会议是在反对沙皇专制的斗争中得到广泛传播的口号，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的纲领包括了这项要求。1917年二月革命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发展，但布尔什维克党并没有简单地抛弃这个口号。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形式上把召开立宪会议作为它的主要任务，实际上却百般拖延，始终没有兑现。十月革命后，人民委员会于10月27日（公历11月9日）批准立宪会议选举日期。立宪会议选举是按照临时政府原来制定的条例进行的，其结果并没有反映当时真正的政治力量对比。但为了揭穿立宪会议的反革命实质，布尔什维克党仍决定召开立宪会议。会上，在立宪会议中占多数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立宪民主党人拒绝承认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和平法令、土地法令以及关于政权转归苏维埃的决议，并拒绝讨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布尔什维克党团当即退出了立宪会议，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也随之退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918年1月6日（公历19日）通过法令，解散了立宪会议。——第135、137、301、614页。）开会期间，——而每一次都遭到了失败。为什么呢？因为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已经陷于孤立，千百万劳动群众已经认定无产阶级是革命的唯一领袖，而苏维埃已经经受过群众的检验和考验，被群众看作是自己的工人政权了；对无产阶级来说，拿这个政权去换资产阶级议会就等于自杀。所以无怪乎资产阶级议会制度在我们这里行不通。正因为如此，革命在俄国就产生了无产阶级政权。
这就是实行列宁关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思想的结果。
第五，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

⑽ 法学产生的前提包括（多选题）

不一样。

法学体系是法学作为一门学科，由法学的全部分支学科构成的统一整体。法律体系也称法的体系或部门法律体系，通常指由一个国家现行的各个部门法构成的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法学课程体系在理论上目前尚缺比较明确的概括性的表述，一般是指以普高法学本科教学计划中各法学课程组成的整体。
从法律发展史上说，是先有法律、而后才有法学，因此，法律体系应先于法学体系，法学课程体系是伴随着法学体系的建立而产生的。

法律体系与法学体系：
首先，法学体系是学科体系，其范围比法律体系大得多，如法学体系中有法理学、法哲学、法史学、法律心理学等内容，法律体系则没有相应的部门法。其次，法学体系的学科以全世界为范围，不受国别限制，如民法学必须以中外各民法为研究对象，具有跨国性。
法律体系是法学体系形成的前提和基础。反过来，法学体系又可以推动法律的产生，补充和调整原有法律体系的内容和结构，法学对“法律体系”的研究，也会打乱原有的法律体系布局和结构。

法学课程体系与法律体系、法学体系：
法律体系的十个部门法，都应为法学课程体系所包含，但课程体系范围更广，如法理学、法史学法律体系就不能包括。法律体系限于一国，法学课程体系不限于一国，应设置国际法课程，其它应用法学课程如刑法学也兼顾外国刑法等。法学课程体系不同于法学体系。法学体系以学科为分支，法学课程体系以课程为分支，法学课程以课程为分支，法学课程体系以法学体系为前提和基础，但是并非有多少门课程，学科数量远远多于课程数量，并且，课程名称与学科的名称也不完全一致。
参考资料：张 帆：《法学体系·法律体系·法学课程体系》，中国大学生网。